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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考虑了我国非正规就业普遍存在的现实,构建包含非正规就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不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1)就长期效应而言,以降低正规部门雇佣成本为内容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以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为内容的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均有助于产出的增加以及就业的正规化(即长期收益);(2)就短期效应而言,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在短期中引起产出的显著下降和失业的显著上升(即短期疼痛),而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则并未引起失业的增加。进一步,文章发现货币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就基准政策看,旨在降低雇佣成本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显著的"以短期疼痛换取长期收益"的特征;在Evans规则下,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这一特征则不复存在。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改革方式,Evans规则均可以作为配套性货币政策;并且就改革的效果而言,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可能更为可取。
摘要:未考虑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忽视物价稳定下金融过度繁荣累积的潜在风险。文章在通货膨胀和产出两个目标变量的基础上,将金融稳定以指数的形式加入货币政策目标中,对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所具有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金融稳定和产出在货币政策中可以平稳地传导,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不平稳。(2)央行在高通胀时会增加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关注,高通胀时产出缺口的扩大对利率的影响比低通胀时要大,利率需对通货紧缩做出更大的反应。(3)如果参照未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则调控力度会被低估。(4)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中显著关注了金融稳定目标,逐渐趋于按照含有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进行操作,因此将金融稳定目标加入货币政策规则中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是有效的。
摘要:文章从货币增速剪刀差与资产价格相互作用机制的角度,对我国经济整体出现资金"脱实务虚"、"虚绑架实"现象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流动性风险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经济"脱虚入实"的途径和有效措施。结果表明,货币增速剪刀差与资产价格的相互作用存在区制性特征,在货币政策宽松而经济下行的区制内两者之间的作用增强。虽然当前中国未达到出现流动性陷阱的零利率条件,但是资产价格与货币增速剪刀差之间的作用明显加剧,而货币增速剪刀差又与GDP增速呈逆向变动关系,表明存在低利率下货币政策空间收窄、有效性降低的风险,流动性陷阱风险仍然值得注意。
摘要: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究竟有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能否平等地获益于普惠金融呢?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2 018个县域的数据,分层比较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减贫增收作用的异质性及促进减贫增收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但是,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存在显著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村居民的减贫增收作用要明显小于非贫困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经济机会的缺乏,内生决定了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对于贫困县,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因此,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时,应实施不同的瞄准机制,避免出现"瞄准性偏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的精准性。
摘要:在我国较密集的房地产调控背景之下,定量测算房地产抵押品价值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幅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前沿方法深入考察了房地产抵押品价值变动对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房价调控政策对社会总投资的潜在影响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1)我国存在显著的抵押品效应,公司房地产抵押品价值每上升1元,资本支出随之增加约5.7分;无论是控制公司固定效应,还是使用替代指标或子样本分析,抵押品效应均稳健成立。(2)宏观层面上,房地产抵押品价值1%的上升将引起总投资增加约466.3亿元。(3)对资金来源的探究显示,抵押品升值提高了公司的贷款获得,尤其是短期贷款的获得。(4)抵押品效应与公司的融资约束正相关,但与所在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无明显关系。基于研究结论,建议政府在进行调控时不宜对房价过度打压,而应引导房价保持与居民消费价格相当的增长速度,减少房价过度波动,维持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官员家庭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创业发生概率。第二,教育筛选机制能够解释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现象,即官员家庭子女由于普遍拥有更长的教育年限而往往更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型工作。第三,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主要来源于父亲为官,母亲为官对子女的创业影响不显著。此外,文章进一步甄别了可能与教育筛选并存的两种抑制创业的机制。出于"在位避嫌"的考虑,官员家庭会抑制子女创业,但是教育筛选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现实机制。相关的稳健性分类检验都支持了上述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鼓励创业和保障就业公平的政策思路。
摘要:如何实现生产性服务创新是农业产业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梳理契约农业的演进过程发现,传统农业企业的过度逐利性会导致农业供应链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公司+农户"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利用社会企业兼具扶持弱势群体的社会功效和商业运作可持续性的特质,引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机制,探究了农业社会企业基于传统订单式农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利用"千村调查"样本数据进行了验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业社会企业的加入不仅能够调动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且对提高农户绩效有很大的帮助;第二,高水平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可以将农户利益与社会企业自身利益捆绑,以更好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三,传统的订单式农业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发展需求,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
摘要:文章根据产品出口的空运比重和投入产出表构造了行业的时间敏感度指标,结合中国工业部门1998-2007年的企业数据,从时间敏感度的视角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行业的时间敏感度存在很大差异,越是高新技术行业,其时间敏感度越高。(2)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质量等级更高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对企业的出口参与和出口额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3)从影响渠道来看,本省和邻省的交通基础设施都能促进企业出口,且对时间敏感度高的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本省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强。(4)相比于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反应更敏感,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确实是中国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我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变,从而推动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摘要:2008-2009年国际贸易的急剧衰退究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还是贸易体系在危机前就已积累的内在失衡?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隐藏于贸易体系中的金融危机预警信号。文章利用贸易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贸易网络演化对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作用,以及这一预警作用产生的根源,从而揭示了贸易网络演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深层关系。研究发现:(1)某些贸易网络结构的变化确实是金融危机的早期信号,而且这种变化也是影响危机的重要因素。(2)贸易网络演化对金融危机的预警作用与贸易收益不平衡有关,而失衡风险的不断累积最终会导向金融危机。(3)金融危机周期与重要贸易体之间的收益失衡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并且金融危机对具有劣势收益的贸易体更易造成冲击。上述结论说明,分析贸易网络结构的变化可以成为金融危机预警的新工具,且其变化所反映的贸易失衡也为预判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以及优化贸易政策提供了参考。
摘要: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现有研究对晚清时期政治变革的原因仍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文章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社会流动和辛亥革命的探讨,以晚清捐官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近代政治变革的影响因素和制度变动进行梳理,提出引发辛亥革命的新假说。研究发现,捐纳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捐纳官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取向不仅直接影响其所任职地区的革命响应,而且也通过乡土关系网络影响其籍贯地精英阶层的政治态度。捐官制度作为晚清提升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不仅促进了近代新兴官僚阶层的崛起,而且通过新式教育、民众反抗、革命团体等途径推动了近代政治权利格局的变化,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摘要: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因此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文章考察了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了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基于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策略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得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实现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