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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把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纳入企业微观行为的分析体系,根据《2012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和《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等统计资料,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两种影响机制——企业"主观"投资偏误形成机理和"被动"投资偏误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企业对政府行为的理性预期,减少其对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判断,抑制了企业由于"主观"投资偏误而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低下、产能过剩现象;(2)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增加了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的成本,继而减少了企业因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而产生的"被动"投资偏误,产能利用率提高。
摘要: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摘要:全面而准确地探究社会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提升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传统的内生增长模型忽略了时间配置对社会资本积累与居民效用的影响。文章将社会资本积累过程内生化,构建了纳入社会资本的水平创新增长模型,综合考虑社会资本和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非单调性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发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促进作用;而闲暇时间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适当地增加闲暇时间有利于社会资本积累。文章还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网络嵌入性特征,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以验证社会资本具备生产要素的属性。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促进作用随着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的产出效率高于东部地区,从而间接反映了东部地区社会资本过度集聚的现状;投资水平与技术进步是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两条重要途径。上述结论为明晰社会资本的经济属性、激发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推动城市集群协调发展以及缩小地区差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要:文章讨论了在"银行-企业"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面对的信贷约束为何不同。由于企业的生产率等信息对于银行而言属于内部信息,银行为了保持激励相容,会向企业提供少于企业所需最优数量的贷款。这种贷款的约束构成了企业面对的信贷约束。出口企业的运输时间越长,相比国内企业就会面临更紧的信贷约束。使用中国企业的数据验证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对中国企业而言,出口业务占比越大、运输时间越长、生产率差异越大,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也就越紧。
摘要:文章通过检验券商与公司聘任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券商旗下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信息是否可能来源于会计师事务所。研究发现:(1)分析师更愿意跟踪与所属券商聘任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对其的盈余预测更准确,也更倾向于额外现金流预测。(2)券商与公司从非同聘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同聘会计师事务所,其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提高,反之则降低。分析师对与所属券商聘任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在年报披露前最后一次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有更大幅度的提高。(3)同聘会计师事务所对预测准确性的促进作用集中在分析师跟踪少和收入变化大的公司以及非明星分析师的预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同聘会计师事务所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也有助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更好地利用同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券商旗下分析师的预测报告,拓展了分析师预测信息来源的研究。
摘要:如何科学合理地测算贸易产品质量是研究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的一个关键问题,但目前仍缺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方法,也没有相关研究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和检验。文章基于国家层面的进口质量、企业层面的出口质量和企业层面的进口质量三个视角,将已有研究方法进行归类,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测算和检验,力求找到不同视角下最符合中国现实的测算方法。研究表明:(1)国家层面的进口质量测算使用KHW方法,而企业层面的出口质量测算则使用SHIBZ方法更加符合中国现实;(2)对于企业层面的进口质量测算,通过引入运输成本和汇率作为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对现有方法加以改进,可以克服其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3)对贸易产品质量测算方法在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进口方面和出口方面进行划分,其测算结果能够合理地解释我国近年来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变动趋势,且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的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的变动趋势一致。文章不仅为今后研究中国进出口产品质量问题提供了测算依据,而且有助于我们廓清我国进出口产品质量的现实情况及其变动趋势。
摘要:在"未富先病"以及"健康中国"的背景下,文章从产业结构出发,通过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佩恩表1995-2011年百余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健康投资行业的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期为当下中国转型经济结构的时代诉求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发展健康投资行业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并且私人健康投资对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大于公共健康投资;其次,相对于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挤出效应更有限;第三,发展健康服务业,尤其是公共健康事业将加快经济结构转型速度。综上所述,发展健康产业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但如何在政策效果和可能的阻力之间进行权衡还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慎重考虑。
摘要:在极端收益风险形成机理的现有研究中,交易环节是其逻辑链条中缺失的一环;对于做市转让制度的实施效果,现有实证研究也普遍忽视了其对极端收益风险的影响。文章从交易环节入手,提出了一个解释极端收益风险形成机理的新假说,并以新三板市场引入做市转让制度为契机,实证考察了股票转让方式和极端收益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与实施协议转让的股票相比,实施做市转让的股票极端收益风险显著较低,但更多的做市商并未带来显著更低的极端收益风险;(2)做市转让方式对股价暴涨风险的抑制作用在熊市中较强,对股价暴跌风险的抑制作用则在牛市中较强;(3)股票转让方式对极端收益风险的影响主要通过股票流动性路径起作用,而信息有效性路径会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信息有效性和股票流动性之间的高相关性。使用处理效应模型来控制自选择偏差的影响,使用不同的极端收益风险度量指标,延长极端收益风险的计算窗口,均不改变上述实证结果。这表明,交易环节是影响极端收益风险的重要因素,做市转让方式的引入有助于降低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极端收益风险。文章对于深入理解极端收益风险形成机理、改善新三板市场交易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风险投资的增值职能对创业企业至关重要,是风险投资领域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现有文献侧重于风险投资增值职能与单边选择效应的分离识别。文章提出双边选择效应与风险投资增值职能的区分,研究了风险投资增值职能对企业IPO结果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1999-2009年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国创业企业的1 623个样本,以及截至2016年6月30日被投资企业IPO成功与否的数据,考察了风险投资机构是否发挥了增值职能。文章在充分考虑"好风投"与"好企业"更容易结合的双边选择效应基础上,同时考察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自身在IPO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增值效应"。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好风投"未能充分发挥对创业企业的增值效应,在推动IPO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创业企业的自身优势才是其更容易成功IPO的主要决定因素。文章的研究为理解风险投资机构的增值职能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正确认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行为特征及其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