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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中国宏观政策现实出发,分析了预期形成机制对宏观政策搭配及通胀预期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学习型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仅能刻画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之间的趋势一致性与持续偏离,还能反映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物价预期指数和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情况。从通胀预期管理角度看,宏观政策搭配不仅受基本面因素制约,还受公众预期形成机制的显著影响,并且应适时地由传统的"一松一紧"模式转变为"双松"或"双紧"模式。在当前形势下,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精确制导式"的定向调控,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完善经济供给面,以配合总需求并锁定政策目标。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塑造和稳定公众对宏观政策的预期,扩大政策调控空间,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摘要: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摘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放权"政策体现了政府的权力分配模式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其本质是一种"行政性分权"。文章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即最大化中央政府效用的视角,以建模方式——建立了一个三层次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给出了集权与分权的边界,揭示"放权"政策的逻辑,从而试图为研究政府最优行政分权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并尝试用这一模型为"放权"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分权能够在不改变社会福利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减少中央政府的信息成本负担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放权"政策的主要目的。同时,权力的下放可能导致下级政府"寻租"的隐患,需要加大对这一行为的惩罚力度。"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通过明确规定中间政府的权力范围,加强了对中间政府行使权力的监督,减弱了其滥用权力的动机。(2)具有以下特征的权力,分权往往比集权更优:下级政府的成本负担轻、连带惩罚力度小;权力实施时底层政府追求的目标差异程度小、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小。与历次国发文中下放的权力做了比对后发现,这些被下放的权力能够用上述的特征进行较好的解释。(3)各因素影响分权最优性的强弱关系是:信息成本和对中间政府滥用权力的惩罚力度这两个因素强于权力本身的若干特征,即带给下级政府的成本负担、连带惩罚程度;政策实施时底层政府追求的目标差异程度、外部性大小。
摘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提高其经济效率,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减税政策是重中之重。文章以西部大开发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减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能够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名义税率每下降1%,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0.38%-0.75%。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减税有利于存续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减税可以刺激更多的创业活动,而新进入企业比存续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小企业比大企业对于减税政策更加敏感,而且减税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先增加后减小,存在长期收敛效应。文章为我国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今后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摘要:产业扶贫旨在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社会产业大循环,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出现了两条新路径:一是GTP路径,即向贫困户送猪崽、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的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二是GSP路径,即将扶贫资金折合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文章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拟探索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其政策支持空间。结果显示:在第3-4年的时间内,GSP路径要优于GTP,但是超过4年,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就会累进性超过GSP。而且,在GTP路径上的时间越长,扶贫效果就越好。在中长期,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是进一步提高GTP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文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摘要: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聚焦2005年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政策,并结合同时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用2002-200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车厂商对零部件厂商的纵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产化政策提升零部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但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短期内市场垄断程度的上升也使零部件企业产生了技术改进的惰性;(2)国产化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内资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从整车厂商的技术溢出中获益,外资企业则更多地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获益,国有企业生产率受该政策影响不显著;(3)国产化政策与同一时期税收减免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两面性。国产化政策下,受税收减免的FDI向本土零部件企业发生了更多的技术转移,受税收减免的企业本身却缺乏效率改进的动力。上述结论带给新一轮中国工业改革的启示是:国产化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为新产业主体建设打下基础;但是产业政策同样不应被过度使用,制定政策应该重视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有机组合,取长补短,使各产业政策形成合力进而保证企业效率的提升。
摘要:"聪明投资者"是根据投资绩效来界定投资者的一种新方法,在最新投资实践中有应用,但学术研究却十分缺乏。其意义在于,不同于"选股",这是一种"选人"的新投资思路,即找出"聪明投资者",并跟随其投资,便可以获取超额收益。文章首次提出了"聪明投资者"概念,并剖析了策略获得盈利的原因。研究发现,按历史投资绩效可以界定出"聪明投资者";"聪明投资者"既不同于理性投资者也不同于机构投资者,说明未来研究应重视这一分类;"聪明的个人"比"聪明的机构"绩效更好,偏好差异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个人聪明投资者"的目标公司主要以资本运作方式来提高收益(因而超额收益更高),而"机构聪明投资者"的目标公司除了资本运作外更多地依靠自身经营来提高绩效。文章拓展了投资者行为研究的思路,揭示了"另类投资者"研究的重要性,且与国际上"聪明钱效应"的研究相衔接,未来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也可从"聪明投资者"角度进行研究。文章的研究结果还可用于制订有效的投资策略。
摘要:民营企业家参政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效应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是否也具有政治关联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文章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的部分国有股权能够为其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机会,因为国有股权可以依靠其与政府的体制关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声誉担保;与此同时,这些融资便利与经济资源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文章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摘要: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风险投资的介入对其国际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文章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风险投资影响创业企业国际化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特质与创业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并以我国300家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1)风险投资介入不仅能够开拓创业企业国际化的广度,而且也能加强创业企业国际化的深度;(2)不同特质的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存在差异,有外资背景的、行业专长高的或采取联合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机构有利于创业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拓展和渗透。文章不仅拓展了现有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而且对创业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审计的作用及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文章利用2009-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角度,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在政府审计实施后,被审计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审计通过促使被审计公司及时披露负面信息,缓解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此外,政府审计越频繁,其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强,而且政府审计还存在溢出效应,未被审计中央企业在审计事件发生后的股价崩盘风险也出现下降。文章对于评估和完善中国政府监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