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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创新效率的视角考察了微观创新主体民营化前后创新行为的变化。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企业的专利数量显著减少,这种影响在缺乏原国有大股东制衡、无系族的上市公司以及外部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而且相对于创业型企业,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效率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关联交易显著增加、投资显著减少,民营化后非国有大股东更多地表现出掏空动机,减少了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理解民营化企业的效率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兴转轨经济体的民营化行为,而且对于监管层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摘要:文章主要研究了财产保险公司发展"非传统"的投资业务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产险公司的投资功能如何与风险汇聚和损失补偿功能相联系并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然后利用2009-2013年中国44家产险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存在范围经济和交叉补贴效应,发展投资业务显著正向影响了产险公司的成本效率;而由于投资收益率不高且投资比例受限,发展投资业务对利润效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且效应不显著。这些结论在分样本回归中以及控制了规模变量可能的内生性和非线性效应后仍成立。文章建议监管层逐步放弃投资比例等硬性指标,而更多地关注资本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提高监管的灵活性。
摘要:我国投资者会听话听音吗?文章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2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上的管理层语调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投资者对管理层的净正面语调做出了显著的正向反应,尤其是对负面语调做出了显著的负向反应。这表明在我国强调"意会"的语境文化背景下,投资者会听话听音,管理层语调具有信息含量,上市公司的业绩说明会具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文章的研究结果还意味着,"词袋"方法及其构建的管理层语调用词列表在我国儒家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风险投资(VC)与政府、银行、券商和同业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且这些关联关系构成了其重要的社会资本,使其能够发挥增值的作用,而VC与券商的关系值得重点关注。文章对创业板市场上IPO公司背后的风险投资与IPO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之间的合作次数进行统计,将存在2次及以上合作的界定为联盟关系,并将新股首日折价率分解成一级市场的"内在折价率"和二级市场的"市场反应率",进而研究了VC与承销券商之间的联盟关系是否对VC参股公司在IPO定价效率上产生了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有VC持股但与券商无多次合作关系的公司以及无VC持股的公司,存在"VC与券商联盟"关系的公司的IPO发行价格更接近于公司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内在折价率最低;且该类公司在上市首日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表现为市场反应率最高。这说明风险投资兼具认证效应和市场力量,并且这两种作用可能都来自于VC与券商的长期而稳定的联盟关系。文章的结论对创业板市场上的各方参与者都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经济金融化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金融化的本质在于资本积累演变为资本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而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增殖的过程,进而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非金融主体与金融主体之间从普通经济关系到金融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经济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表现为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金融企业则关注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并将普通家庭纳入其体系使之成为新的利润源泉,而普通家庭则被迫接受强势经济主体的二次分利,这些关系的变化将导致一国经济的金融化乃至金融危机。(2)经济发展状态取决于金融主体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非金融主体行为起主导性作用。在既定假设下,当非金融主体仅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既可以促使一国经济走向新的稳定状态也可促使其走向崩溃;当非金融主体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和分利技术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经济可以实现演化稳定状态。(3)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有三个层面的影响:一是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促进经济主体自身在短期内实现高额资本积累;二是金融主体的分利行为与非金融主体的生产行为经常呈现对立的经济关系并容易被激化;三是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矛盾激化而陷入危机。因此,深入理解经济金融化问题的本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对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习俗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司马迁较早注意到了俗与治的内在关联,但学术界忽视了其在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文章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谱系中"俗"与"治"两大重要范畴进行了关联阐述,介绍了司马迁"因俗以治"治道思想的源流和主张,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延伸与扩展,探讨其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司马迁的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不同侧面,而其"善因论"的要义正在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2)因俗以治的核心是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以达至"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3)由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朴素性质,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其在近代以前始终未得到重视和采纳。(4)司马迁"因俗以治"思想给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众多启示:一是要尊重风俗习惯并加以因势利导;二是要注重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兼容;三是要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文章不仅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的丰富和拓展,而且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摘要:文章基于我国落后地区破除经济赶超下城乡"二元"困局的现实背景,在从理论概念上比较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一体化异同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论证并揭示了我国现有模式下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赶超驱动将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陷入困局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以保证在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在既有经济赶超驱动下实现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变"被动扶持"为"主动支持"的破局构想;其次以实际数据分析加以佐证。研究表明:(1)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一体化的本质区别将直接决定地方政府利益的不同侧重点及其由此产生的不同后果。(2)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是将地方政府利益重心从城市转向城乡,重点促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收益提升和支出成本下降,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被动扶持"转化为"主动支持",彻底走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下的"二元"困局,实现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赶超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利益相容。
摘要:何种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提升创新水平?文章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委托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运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2 382家企业2006—2009年共计6 718条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三维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应用倾向值匹配法纠正政府资助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企业规模能够影响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杠杆效应"的发挥程度,规模越大,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激励越强;(3)政府资助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政府资助提升创新水平;(4)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相比之下,政府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摘要:已有文献在研究"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企业活动通过价值链衔接而成,信息技术或产品会渗透到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二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多样性,在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创新形式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文章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所做的营商环境调查,从企业价值链视角,考察了"两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环节与信息化的融合提高了企业产品创新投入的倾向,生产制造环节与信息化的融合提高了企业流程创新投入的倾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两化融合"整体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关于"两化融合"与企业创新的认识,而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严重滞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文章对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的追赶进程进行了分阶段的分析,基于增长核算框架着重分析了服务投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95-2003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效应明显,但服务投入密度提高的贡献相对偏小。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2003-2009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效应更加明显,但服务投入密度相对偏低的贡献反而拖累了追赶进程。服务投入的内部结构分析显示,我国农业服务投入的发展滞后基本上是全方位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差距,需要充分认识到服务投入的重要性。解决我国农业服务投入发展滞后的问题需要在农业金融、农业保险、农业营销、农业物流、农业"互联网+"和农业机械融资租赁服务等方面予以改进。
摘要:以往关于收入差距与房价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兼顾房地产的消费与投资双重属性。文章基于双重属性的角度,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收入差距与房价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房地产的消费属性凸显,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房价上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房地产单一属性不明显,收入差距变化对房价不存在显著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房地产投资属性占优,收入差距扩大会促进房价上涨。进一步对理论结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收入差距与房价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单一属性不明显;但就省际差异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收入差距促进了房价上涨,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收入差距则抑制了房价上涨。随着时间的变化,收入差距由抑制房价上涨转变为促进房价上涨。
摘要: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