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智慧城市建设——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的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升级，而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对于科技创新和智慧城市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文章利用我国2000—2013年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引入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交互项，运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效率提高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对智慧城市信息化发展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平均而言，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信息化水平将上升0．029％，但金融发展规模扩大、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对信息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对较弱。系统GMM估计结果中交互项的系数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总之，金融体系的发展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发挥中介效应，进而促进智慧城市的信息化发展。地区贫困、创新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省内贫困率、创新潜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控制跨地区跨时间异质性及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采用差分GMM方法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省内贫困率对其创新潜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力资本、中央及地方科教财政拨付、市场化程度等创新潜力指标与省内人均GRP正相关。经验证据表明，省内贫困率通过影响创新潜力指标对省内人均GRP产生间接影响，但贫困率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直接的负相关性。从长期来看，在创新潜力指标中，贫困率的变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而且由此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力是最为猛烈的，而对中央及地方财政投入以及由此对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则较小，但彼此之间也还是存在细微的差距。文章研究指出，政府应警惕贫困所造成的地区创新潜力缺失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中国教育财政缺口与基于教育均等化的转移支付模式研究
摘要：我国的教育事业支出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一方面受以GDP为标准的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教育努力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地区间自然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致使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较大。文章利用2012年数据，在确定各地区教育财源比例的基础上估算了我国省级层面的教育财政缺口，结果发现：中西部地区是存在教育财政缺口的集中区域，但我国目前的教育转移支付资金还远不能弥补这些地方的教育财政缺口。在此基础上，文章设计了一套有条件拨款的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模式，把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行为的约束与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相结合，以期能保障教育财源和弥补地方教育财政缺口。财政透明度对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摘要：文章以我国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回归模型，采用FGLS及两阶段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效率的考察显示，财政透明度并没有改善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基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考察结果则显示，财政透明度有利于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但对其他民生类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察，本文认为，目前我国财政透明度对财政资金配置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提升财政透明度，深入贯彻和落实新《预算法》，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一个思想史的梳理和辨析
摘要：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不同类型，而是将所有支出都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甚至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不同，古典经济学将投资支出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从而对奢侈性消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组织，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都以不断积累和投入的资本为基础。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关注当下的个人福利或效用，仅仅关注已经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看不到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支出在本质上的浪费性和损坏性。同时，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依赖于没有消费掉的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而不是从民众中转移而来的税收或从未来转移而来的国债。因此，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推动增长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也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民国时期的信用扩张与经济周期——对奥地利学派德索托学术观点的讨论
摘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德索托的《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一书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出现的经济波动是有启迪的。他认为，银行系统的部分准备金制度扩大了信用媒介，成为经济周期的内因。以这一理论内核来考察民国时期的华资银行业，确实可以发现，银行过分扩张信贷会引发产业的过度投资和随后的经济波动，因为存在着即时价格信号与跨期投资效应的不对称，生产企业和金融业都可能落入这一不对称的陷阱之中。这种经济波动是否具有周期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姑且不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银行信贷并不是多多益善。信用扩张是一把双刃剑，即使手续完备，形式上没有问题，过多的信贷也会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导火索。这一观点不仅可使我们更全面地总结金融史和经济史，还可以供我们在观察现实问题时参考。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难度
摘要：文章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时不能忽略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文章构建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宏观经济系统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在模型参数校准的基础上进行了政策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较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但是对每个变量冲击响应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较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将显著干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需求的调控，人民币汇率升值波动幅度较大时，货币政策对需求变量的调控作用会减弱，但不会影响相关需求变量在不同时点的冲击响应走势特征。较大的汇率波动会减弱利率上行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缓解货币政策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但会导致贸易条件（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的比值）进一步恶化。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再考察
摘要：文章基于经济增长空间传导的非线性趋势，利用最新发展起来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技术，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关系进行了识别，并在社会网络分析框架下揭示了其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严重低估了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而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不仅可以揭示出更多的空间关联关系，而且能够识别出更多可能的空间溢出渠道，这为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协同效应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支持。（2）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从整体上呈现出更紧密的、更稳定的网络结构形态，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最大可能性网络（ML—Network）中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够“孤立”于整体网络。“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必须从全局的、整体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探寻并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溢出渠道，发挥经济增长不同板块的不同功能，实现区域经济空间的协同发展。财政结构性调整如何影响产业结构？
摘要：文章基于产业间关系视角，考察了财政结构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间财政结构性调整显著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并促使产业结构趋向高度化。其主要机制在于财税资源在产业间的差异性配置，及其向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部门倾斜。财政结构性调整的绩效受制于制度和市场化水平的约束而呈现出异质性，表现为：基于所受制度约束的差异，补贴结构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弱于税收结构性调整；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财政结构性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的影响存在西高东低的地区差异，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则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市场风险、契约关系与农户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人感染禽流感（H7N9）风险视角
摘要：文章基于高邮市77个养禽大户的第一手调研数据（包括疫情突发期和风险持续期这两个时期），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禽流感风险持续冲击下，“公司＋农户”的契约关系对养禽户行为的影响，并从禽流感风险引致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了农户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与“独立”养禽户相比，“公司＋农户”的契约关系对农户养殖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市场风险增强时，养禽户行为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就笔者所知，文章采用农户数据所展开的禽流感疫情空间效应研究，应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尝试，研究结果对于禽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活动与潜在绩效
摘要：董事会的履职活动是联通治理结构与治理成效的枢纽，对于公司的有效治理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就此问题，在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活动层面探索性地解释了审慎治理与风险管理绩效的关系，并基于2009—2011年国内A股市场的主板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的实际履职活动及其影响因素与潜在绩效。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履职质量堪忧，仅有不到40％的履职活动既可信又活跃，大多数公司的履职现状亟待改善。（2）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履职质量较差，大公司、成长性低和债务风险高的公司审计委员会表现较为活跃。（3）当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活动既可信又活跃时，所在公司有较低的业绩波动；当可信度较低时，看似勤勉的公司反而有更大的业绩波动；当履职可信而活跃度较低时，与业绩波动的相关性不稳健。文章说明审慎治理有助于降低公司风险，督促审慎履职、做到真实勤勉而非表象勤勉是治理有效的基础。未来研究可以在董事会层面就审慎治理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