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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锋”与“先锋性”、“现代”、“后现代”以及时尚等问题是先锋理论中的几个相关联的基本问题,也是几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有些西方学者会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似乎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几个概念术语有其共生性的一面,但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一面。本文从这几个概念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变入手,力求厘清彼此间的关系和界限,为先锋文学理论的研究提出新的理解。
摘要:自未来派艺术理念进入日本之后,数代日本先锋艺术爱好者、先锋文学者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与实践.终于诞生了安部公房等具有广泛国际声誉的作家,展示了日本先锋文学探索的硕果。日本文学史对于日本先锋文学的系统性梳理较为滞后,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各类文献资料中。然而,日本近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与西方文学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征,故而从“先锋文学”角度把握日本近现代文学发展脉络.将开启一扇认识日本近现代文学特征的新视窗。
摘要:英国旋涡主义是一场现代视觉艺术的激进运动.也是20世纪西方先锋文学浪潮中的一股急流。这一先锋文艺运动长期不受重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重新审视旋涡主义,可以对一段被遮蔽的历史起到拨云见日的作用.也有助于重新认识英美现代主义在一战前的发轫过程。本文旨在追溯旋涡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评述旋涡主义的先锋文艺主张与《狂飙》的先锋特征,探析这一先锋文艺运动的文学影响及其局限性。
摘要:“经典先锋”指1910-1930年间的文学和艺术潮流,由此派生出二战之后约30年间的“新先锋”称谓。本文聚焦于20世纪先锋文学这两个鼎盛期,并简述这之前和之后的显著的先锋现象,以便深入探讨德语叙事文学的先锋特征及其来龙去脉、发展流变,勾勒出研究先锋文学的方法路径。
摘要:门罗的早期作品《办公室》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短篇小说。该故事不仅展现了叙述者女性意识萌动、追寻主体身份的艰辛历程,也揭示了其在社会和生活压力下的困惑和焦虑。作品中的人物行为确实彰显了与特定时代相呼应的女性意识.但结局的反转又突出了作者对女性身份和主体性的思考。尽管门罗并没有在写作内容和人物形象上进行新颖或实验性的创作,但她仍借助互文、戏仿等手段,实现了对传统女权主义作品的传承与超越。其先锋意识以润物无声的探索性和开拓性,积极推动了当时仍在摸索发展之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摘要:在《醇酒集》和《图画诗》等诗集中,阿波利奈尔利用对诗歌语言与形式的革新和对绘画艺术与语言艺术之间壁垒的打破.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诗歌形式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诗人对文字自我创造能力与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反映了作为先锋主义者的个人价值观和传统诗歌表达性与叙述性的深刻危机。这导致其诗歌中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意象、断续的语句、混合的形式、多重的声音等等,使诗歌在破坏了自己传统的固定形式之后嬗变成了一种反形式,而这种新形式主义正是20世纪先锋诗歌的主要特征,是诗歌最终走向无形的形式和能指一符号的开端。
摘要:20世纪初,在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先锋文学“应运”而生。具有批判精神的马雅可夫斯基等未来派诗人向理性、秩序等发出挑战,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下去”。诗人以“阶梯诗”“无意义语”等打破诗歌创作的惯性思维和诗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理论和实践共存于同一个美学空间是俄罗斯先锋诗歌的主要特征。他们的一些观点为其后形成的俄国形式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要:马原的《虚构》在1986年发表以后,围绕着该小说构建起来的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迥然不同的叙事手法,敏感的研究者将之冠名为“马原的叙述圈套”。而且自此以后.这个与马原有关的“叙述圈套”成了喻指当代先锋小说艺术形式的专有名词。现在.这个术语已经俨然成为当代先锋小说的一个概念范畴和理论术语,但是研究界迄今为止并未对这个概念予以辨析与总结。本文试图从“虚构”的角度对“马原的叙述圈套”的来龙去脉做出一个梳理和解释。这个阐释和梳理的过程,也就是对当代先锋小说叙述话语体系的阐释和梳理过程。
摘要:香港的《文艺新潮》在1950年代集中翻译大量的存在主义小说、现代诗等,衔接了中国1930-40年代的现代主义和纯文学传统,填补了汉语翻译文学的很多空白。从历史上看,《文艺新潮》冲破了当时香港文坛的美元文化思潮,不过,现代主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形式。
摘要:1906年前周作人的译作一直被认为是从英文直接译出。尤其《玉虫缘》(1905)的译文,由于周作人的反复回忆论说,一直被视作爱伦·坡TheGold-Bug一书英文原本的直接翻译,并被认为是其早期译作中较为贴近“直译”的一部。事实上,《玉虫缘》的底本并非纯粹的英文版本,而是“再译”自日人山县五十雄的英和双语读物“英文学研究”第四册《宝ほ)》(掘宝,1903)。《宝ほ)》的文本顺序一英文本、英和对译的注释、文学性的介绍、译者识、和文译本,可看作把翻译动作拆解细化,对于处于翻译实践初期的周作人有极大的启发。通过分析山县的翻译策略,对比1918年陈蝶仙译77zeGold-Bug的《骷髅虫》。可以发现英和底本所呈现的翻译面貌实则暗中承担了周作人早期翻译的理想状态。
摘要:《春梦琐言》是明代艳情说部还是日本汉文小说?这个问题学界向有争议.且鲜有专文对此展开论证。本文立足于此说部的三个重要版本,从《春梦琐言》“序”提及了中土向无著录之《游仙窟》,《春梦琐言》作者、序者及创作缘由多属“贾雨村言”。小说文本充斥着“和臭”“和式”及“和习”三方面展开阐述,论证《春梦琐言》为日人伪托明人所作之汉文小说。
摘要:江户时期以来。日人翻译中国通俗小说和创作汉文小说时。卷首常附有其以汉文创作的序跋。以时间为序对这些序跋分析可发现,江户时代前期日人写作小说序跋,思想观念和描法仍处在摸索、模仿阶段。江户时代中后期,日人带着学习目的阅读中国通俗小说,能够快速学习中国文人观念,并加以融会贯通,对小说的态度也更为宽容.很早便养成了细读文本、注意版本等习惯。此时日人在创作汉文小说序跋时,虽仍以中国小说为绝对权威。但也逐渐萌生出独立的创作意识。而明治维新之后,日人所撰汉文序跋强调小说创作要与现实生活产生联系,又深刻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小说变革。
摘要:《马可福音》和鲁迅《复仇(其二)》的关系研究成果众多,但在平等对读中对二者进行的深层考察还待开拓。因此,有必要回归官话和合本《圣经》及其翻译蓝本,厘清《马可福音》与《复仇(其二)》事实上的语言文字关系,客观呈现《马可福音》的多重文化价值通过鲁迅的选择性发掘凸显在《复仇(其二)》中的路径。最后探讨鲁迅做出这样的选择性发掘和情感细节补充的诸种原因。通过这样的深层考察.能够发现两个经典文本在文化交互作用中的关联呼应,对回归“人间鲁迅”和发掘“人文圣经”具有现代意义。
摘要:温瑞安早年因创立拥有10个分社的天狼星诗社而名噪马华文坛,1974年他入学台湾大学中文系。建立神州诗社。与当时的“三三集刊”社团同以捍卫中华文化形象特立于台湾文坛。1981年初,温瑞安被台湾情治机构冠上“为匪宣传”的罪名而逐出台湾。一年后,他在金庸先生的帮助下成为《明报》职员,开始深化自己的武侠创作,努力塑造庙堂与民间夹缝中的侠客形象,如诸葛小花、四大名捕、方振眉和李布衣;另一方面。他出色地将马来西亚的热带地景、台湾冤案的经验教训和香港殖民历史背景以及武侠文学的商业需求进行了糅合。本文试图在冷战文化的格局下,讨论这位地跨三个地区、文学风格变化多样的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过程.还原他的创作和跨界行旅的关系。挖掘出温瑞安武侠小说的深层文化意义。
摘要:哈金、李彦是北美世界以第二语言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并获得文名的作家。他们分别代表了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的两种面向、两种写作流脉:李彦所代表的是华人进入北美社会之后,受西方异质语境激发而开启“我手写我口”的经验式写作:这种写作在与西方社会对话中展开,往往以传递真实中国、促进文化交流为其写作出发点;从文学传统上而言,也显示出更多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关系。而哈金所代表的是立足文学本体、超越或者淡化文学族裔属性的尝试和努力.这一类作家往往接受过西方式的文学训练,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更自觉地融入西方文学传统。
摘要:以往对V.s.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研究。主要通过比较他在三段不同时期对印度的写作,分析作家对印度感情、身份认同以及叙述方式的变化,却少有研究者注意奈保尔三部作品与他追求“真实”的关系。本文将重点从传达“真实”的视角,来研究他三次印度写作在体裁选择上,以及在叙事上从“讲述”到“展示”变化的心路历程、对“真实”印度的思考,为研究“印度三部曲”开辟新的思路。
摘要:在对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进行研究时,人们往往会基于直觉将作品中的“异国”当作对现实中异国的真实写照。然而在一些作品中,异国形象很可能是作者虚构出的“空洞”形象,它从作为一个内在自足的符号系统的文学文本中,而不是文学对现实的依附性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凡尔纳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的中国形象.正是作者基于一种以理性主义为本质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虚构。作品中无论是中国人、中国的历史事件或者文化地理景观,都被消解了其真实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而成为传递作品“理性一非理性”深层叙事结构的能指符号。这种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可被视为当代形象学在转向研究形象注视者一方时的一种具体方法支撑。
摘要:聂友军博士的大著《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50年间一批旅日欧美学者组成的“日本亚洲学会”及其编刊的《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ASJ)作为研究对象,检讨了这半个世纪中这一“学者组合”的知识状态,以及他们表述的关于Et本列岛文化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多元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