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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文学 2006年第03期杂志 文档列表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理论建设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1-14

摘要：突破语言、突破文学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本文具体分析了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及其当下的必然性和文化转向对当代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冲击”，认为：“文化转向”为比较文学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展现出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

新书架14-14

摘要：现实主义小说家真地是在“写实”吗？司汤达曾将小说定义为沿着公路移动的一面镜子，但在身为历史学家的著者看来，这面镜子是扭曲的。同时，他也承认，“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在本书中．他以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三部经典小说为例，融合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经典的解构与重建

后殖民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法农15-37

摘要：经历了1960年代非洲“法农主义”、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新左派、黑豹党的“暴力法农”，1980年代后的“批判性法农”标志着“法农经典”已经从激进的反殖民政治转变为学院型“后殖民文化研究”。法农因结合了殖民和主体建构问题而受到后殖民研究者的青睐。法农的作品多有歧义。学院型的后殖民研究者们对法农的解读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兴趣，与作为革命者和政治活动家的法农已相去甚远。

“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对1990年代以来“西学想象”的一种描述38-56

摘要：打上引号、作为专有名词的“韦伯翻译”不仅指韦伯著作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而且更强调韦伯思想是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选择、阐释和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的思想资源。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韦伯翻译”的考察，指出与“现代性问题”相关的领域已经日益成为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论点摘编56-56

摘要：有“中国诗人”之称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20世纪初从法国来到中国；几十年后，华人作家程抱一从中国去往法国，2002年入选法兰西学士院，两者形成文化交流的轮回，前者还成为后者的研究对象。两人在创作语言、创作题材和读者接受三方面的异同，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文学与宗教

文学与宗教——另类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57-65

摘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张承志的宗教写作显得极其另类。尽管它采取了宗教写作的形式，却重在表达现实批判性、抗争性，因而张承志的宗教写作洋溢着一种异端的气质和对体制的对抗色彩。在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经由伊斯兰教的异端派别哲合忍耶，他找到了一个表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处境和这一处境中的“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的角度。

从《出发》看穆旦诗歌的宗教意识66-74

摘要：穆旦的《出发》集中体现了诗人的宗教意识。在《约伯记》的影响和启示下，穆旦以神性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生命在社会历史境域中遭遇到的痛苦与混乱，使之变成了信仰领域中的真理，从而超越了现代启蒙思想的桎梏，超越了同时代人，为个体生命拓展出了一片全新的生存空间。《出发》的宗教意识虽然在外在历史境遇的压力之下走向了终结，但诗人的探索却对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体生存真实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从显现到隐藏：许地山的宗教性追求75-84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家中，许地山是有异彩的一位，他的特异主要基于其深厚的宗教底蕴和浓郁的宗教意味。本文着重分析许地山早期的《命命鸟》、《缀网劳蛛》显现的佛教、基督教教义和后期《春桃》隐藏的宗教意味，从而梳理出许地山个体生命中对宗教体悟的演变过程，以及他是如何逐次在作品中溶解宗教教义与本体的。

“十字架”上的李煜——关于李后主悲剧宗教意义的比较研究85-92

摘要：李煜的“罪”是全人类错误的象征，他的痛苦则是担荷这种错误的独特方式。王国维以“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来评价南唐词人李后主，不仅意味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学批评——宗教文学观，更是从“担荷”、“罪恶”等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角度来揭示文学和历史的意味。传统儒家思想、佛教和基督教等关于“罪恶”、“担荷”的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李煜悲剧更深层的意义，也助于理解类似于李煜的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更多命运悲剧的意义。

新书架92-92

摘要：作者将胡适的译诗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旨在描述前后，中国文化环境对翻译的驱动与制约作用；揭示作为翻译主体的胡适在翻译这种社会行为中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揭示诗歌翻译从主题到形式到语言转型、白话诗体最终成为诗歌翻译正宗的演变过程，以及白话译诗与白话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试论北美新华文文学的研究价值93-101

摘要：北美新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中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都很鲜明的文学类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此种价值表现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它包含了比较的多重性；从流散写作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流散的典型性；从华文诗学的角度看，它展示了诗学素材的丰富性。因此，对它展开研究，应该成为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性别叙述的声音及其文化隐喻——关于《扶桑》和《永远的尹雪艳》的对读102-113

摘要：声音构成了人们把握文学作品时的一个直观和透明的层面。《扶桑》和《永远的尹雪艳》正是提供了性别文化声音此消彼长、抑扬顿挫情形的代表性文本，男性的，女性的，双性混响的，众声杂语喧哗的，诸多声响既隐蔽在叙述人的基于生理的社会性别里，同时也弥漫在小说虚构人物的性别文化心理结构中。这两篇小说流动着的性别声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此基础上涵育了一种不无生命伦理规训意义上的女性神圣文化隐喻。

外语之中才有诗——一次有关费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译文的批评及其历史遗留问题114-127

摘要：1923年，闻一多发表文章，批评郭沫若的《鲁拜集》译文不“准确”，从而揭开了历史的一幕：汉语缺席凸显出英语借助于翻译所形成的语言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闻一多及其同道所追求的是，只能在英语文学中才可找到诗的典范。随着汉语的“‘直接的’丧失”，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外语化”，甚至“外语”成了翻译本身；在英语诗成为典范的同时，汉语成为必须被改造的对象。

译者的误读与误导——以欧玛尔·海亚姆诗歌的翻译为例128-141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理论视角，讨论中国译者对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误读。由于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译者误读了欧玛尔。海亚姆和他的诗歌，并误导了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他者的文学时，应从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观点或某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出发。

鲁迅在法国的译介历程与特点142-153

摘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影响广泛。通过翻译，他的思想和文学生命力在异域得以扩展与延伸，但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经历着不同的考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通过简要梳理鲁迅在法国的译介历程，对鲁迅在法国翻译、传播与接受的特点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了在法兰西语境中鲁迅的译介与接受所存在的误解与变形问题。

安徒生在中国154-166

摘要：安徒生童话的阅读和传播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上意义深远的一种文学现象。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意义生成受制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在研究层面上，“安徒生”是被“成人文学”研究群体遗忘的一个角落。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书评

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167-172

摘要：自明万历初年至清康雍年间（约1582—1735），共有1000多位各种修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从欧洲启程由海路赴华。他们大都是经过反复挑选的饱学之士，因此时之教廷认定，凡膺任赴华之志业者，必学富数车方能与彼时欧洲想象中之中华帝国相匹配。在这批人当中，约有一半殁于中途，另一半则从不同口岸先后进入中华帝国的大陆本土。他们脱下黑色道袍，袭华人衣冠，学中国言语，行揖让礼仪，然后以汉语著书立说，引入西方文化与科技，——当然，更阐扬天主教义理。

一部“年逾古稀”的中国比较文学名著——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述评173-179

摘要：陈铨（1905--1969），字涛西，著名作家，翻译家，德语教授。1924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同年起在美国奥柏林大学学习德语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1930年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同年冬季学期起在德国基尔大学注册，主科德语语言文学，副科英语语言文学和哲学（其间，1931年冬季学期注册柏林大学），1933年5月27日在德国基尔大学哲学系通过博士毕业口试，论文获准付印。同年启程回国。自1934年寺己先后仟教干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