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篇（1）

1.2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一，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矛盾，表现在个人主义膨胀和拜金享乐主义滋长。这些行为危害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第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受到影响，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也滋长了灰色文化和黑色文化等畸形文化。

1.3社会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累积的矛盾中以下两点较为突出：第一，对于发展与稳定的矛盾，社会中存在少部分人，抱有“仇富、仇官”的不满情绪，往往把最终矛头指向政府，以致不断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损失。第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包括了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安居难、住房难等等方面。

1.4生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令人鼓舞的成就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巨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与生存空间的矛盾：出现了不合理的国土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威胁；还有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河段污染、草根退化、烟囱林立、尘土飞扬、噪音不断、污染泄露等等环境问题比比皆是。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

上述得知，我国呈现出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涉及面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总结和分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找到化解矛盾的途径，推进和谐社会构建。

2.1特点分析从本文总结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向。归纳起来可概括前沿视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二，矛盾更具广泛性，矛盾的程度也较重。

2.2成因分析改革的逐步深入，矛盾也越来激烈。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利益不均的束缚。近年来，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下岗、失业形势严峻，“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由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二，腐败和非法收入的威胁。和腐败行为使政府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受损害，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第三，滞后的现代社会体制。这种滞后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根源，反映在城市化体制、户口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法制的缺位，社会潜规则的形成等等方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化解方略

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们驾驭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总结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化解矛盾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寻求切实可行的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社会论文篇（2）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lantolfjp,thorne sl.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besis of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watson k a,neilsen s.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sla[m]//doughty c j，long m h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blackwell,2003.

[3]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1978.

[4]俞洪亮《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导读[m]//boxer d，cohenad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高一虹，周燕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123-128.

[6]schieffelinb,ochse language socialization[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6(15)：163-169.

[7]bronerm,taronee is it fun?language play in fifth gradespanishimmersion classroom[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85(3)：363-379.

[8]k1nginerc，defin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rnent in us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j].applied linguistics,2002,23(2)：240-261

[9]ellis r.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nity press,2003.

[10]watson—gegeo k a mind,language and.epistemology：towards a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c]//plenary address presentedat pacslrf,honolulu,october,2001.

[11]zuenglerj,cole k language soclalizatio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lm]// hinkel e handbook of research m secondlanguageteachingandlearning.maha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12]chomskyn，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dordrecht：foils,1981.

[13]anderson j.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14]kasper g“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j].themodemlanguagejournm,1997,81(3)：307-312.

社会论文篇（3）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社会论文篇（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美好追求，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举措，值得研究、学习。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将这一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至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它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伟大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发展、不断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创建顺应社会和时展的需要，符合全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理论的创建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这一理论也将成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贡献。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之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更加明确地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决定》采用了许多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一）《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路线的根本依据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因该更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着重解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激励机制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问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和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将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做出行为选择提供基本准则。

（三）《决定》把“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根据对总体布局的新认识，《决定》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四）《决定》明确了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的政策取向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明确提出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五）《决定》提出了“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决定》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了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这是对改革内涵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完善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准确的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地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六）《决定》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政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果断地实行了一系列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重大政策，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决定》把“把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写入党的全会文件，这进一步明确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方向。也意味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城乡管理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七）《决定》提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决定》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项划时代的政策，也是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结束中国数前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

（八）《决定》提出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张

《决定》提出：要发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机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系统阐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意味着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决定》的创新之处很多，它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参考文献

社会论文篇（5）

当前的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1]制度背后凝结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元素。一般认为，文化包含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其中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明确善恶，指引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面对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融与对抗冲突并存的状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现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党的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四中全会也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从而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上的深厚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需要透过理论分析、历史考量与现实依据这几个维度来理解。

一、理论维度

（一）价值系统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理解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式样，比如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怎么样活着才是有意义？认知理解方式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知识系统、审美系统与价值系统。知识是认识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作为知识，这样的认识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并且被人们相信的。审美是人类理解、感知与评判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既有每一个审美主体主观的情感与知识结构，也基于世界与对象的客观存在，表现为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对价值的理解不能把主客体割裂，即单方面考虑客体属性或者主体需求，价值应当是对主客体相互關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2]基于这样的理解，价值系统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起着指引作用，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正确引领，战争贩子掌握的科学知识会成为战争武器，犯罪分子掌握的科学技术会成为犯罪手段。在二者的关系中，价值观对处于基础作用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等作出判断，从而引领正确的行为方向。同样，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积极引导，审美就会变成简单的对于感官的刺激和满足，而缺乏内涵与深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体现出的价值目标与价值追求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面临多元化多样性的思想文化潮流冲击下，由指导理论价值、共同理想价值、精神价值与道德价值等方面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以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共识。其次，二者相互联系。在时间上前后承继、内容上紧密联系、目标上高度一致、功能上相互促进。[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中首次提出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党的十八大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作出了理论上的准备。二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反映，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呈现。其目的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价值支撑，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作出价值引领。

二、历史维度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没有体现自身属性与符合时展潮流的核心价值观将面临真正的社会危机！

（一）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

1.苏联解体——抛弃了核心价值观

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结果，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民族的文化内核与基本思维中去寻求。正如雷日科夫在《大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提到，“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失去了苏维埃价值”“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所以，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所造成的混乱，核心价值观被抛弃，导致一系列历史信仰的丧失等是其根本原因。

2.美国称霸——核心价值观

美国称霸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时美国依靠核心价值观输出所达到的价值渗透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称霸手段。美苏争霸时，美国就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对苏联的打击是致命的，正如尼克松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写到的那样，“开展意识形态竞争”。先是通过养成一种消费方式，再形成文化认同，逐步实现美利坚精神的灌输，最终实现价值渗透，以达到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

3.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在德国兴起，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社会根源，同时也基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政治特性与军事力量等客观条件。《我的奋斗》这本书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所主张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书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制度及对犹太人的仇恨，系统地阐述了希特勒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可见，法西斯主义所强调的民族侵略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反人类的，最终被世界人民所主张的“和平与发展”主流价值所抛弃，全世界掀起反法西斯的浪潮，纳粹德国的灭亡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

4.非州的混乱——核心价值观的分裂

价值观的简单移植，不融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血脉，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非洲原本的价值规范和殖民者输入的强制性价值规范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分裂，这也是导致非洲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非洲土生的价值观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这种社会以大家庭、宗族和部族为管理结构，缺乏国家控制。欧洲殖民者输入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人权、法规制度等，这些价值观念虽然在一些市场交易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原来的不成文规范和习惯准则等在生产生活领域仍占主导地位。所以独立后的非州国家期望形成新的价值观，以助推非州民族国家的崛起。正如同志讲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追求。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的思想、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自然无為”的思想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还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关于信念、劝学、立德、廉政、正风、笃行的修身治国思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历史来源。如“修己安人”“仁爱兼爱”的修身文化；“克己奉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奉献的责任感、使命感；“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意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因素，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价值追求与价值目标，表现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滋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时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才形成了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文化。

三、现实维度

作为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用价值系统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就必须要正视在价值领域存在的困惑。

（一）道德选择的茫然

现实中存在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比如因追逐利益、以营利为目等容易导致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因理想信念丧失、信念动摇等容易导致政治领域的道德失范；因是非观念被颠覆等容易导致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等。同时还面临一些道德两难问题，无论如何选择，都有可能是道德的，也有可能是不道德的，都有利有弊，都无法尽善尽美，都有可能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往往是茫然的，甚至是漠然的。

（二）生命意义的追寻

人生是一段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存在即有意义吗？那么评定生命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每个人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视角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式。有些人想的是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活着，有些人是希望大展宏图、有所作为，有些人是在为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中奋斗。

（三）自我定位上的尴尬

有时候我们有远大的理想，有高尚的追求，志存高远；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非常无助，孤立无援。这实质上是在检验我们的内心是否真正地强大。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内心强大的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不是遇不到困难，而是纵然遇到困难，依旧可以不被打败。因此，人们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能正视各种困难与挫折，成为真正的强者。

（四）人际关系的脆弱

鲁迅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你眼中的世界，有时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很多事，你能看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你无法感同身受，是因为不曾经历过，你所谓的真相也只不过是你以为。简单来说，人际关系的脆弱实质上是来源于同理心的缺失，你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而是习惯以自我想法去猜测事物本身。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才能更友善地对待他人，融入这个社会。

社会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我对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点认识论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文明进步，国家的发展壮大，靠的是经济总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而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更是不可或缺。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和灵魂。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融入和传播，我国民族文化自信受到一定的威胁，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本体渊源

所谓的本体渊源，指的就是为何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自信的根本原因，通过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解答这个问题。在国外的哲学概念里，本体指的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即研究问题背后的机理，它不存在于问题表面，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本质。在我国的哲学概念里，认为本体指的是问题能够存在并继而发展，一定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本体。因此可以说，不论是一件事物，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解决本体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我国不断进行探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经久不衰，不断强大与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有了文化，人类才能够受到熏陶，进而发展为高素质的人才。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都处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受到文化体系的约束与影响，在文化体系的熏陶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人。换句话说，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文化基础和价值理念。文化的缺失将导致个人、国家和社会处在混乱的动态中，进而缺乏系统的发展理念，最终导致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受阻，国家和社会出现落后甚至衰亡。

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定是属于且适合中国的，其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内涵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构建祖国文化的过程中，倘若一味地照搬国外文化，国家文化将失去自己的特色，缺乏独特的文化标识，成为他国文化的复制者。失去灵魂的人就是一个空壳，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失去灵魂的民族，更不会处在时代的前端，甚至还会被时代所抛弃，而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其灵魂所在都是文化。具有反映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文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不少国家都实施了相应的文化改革，文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于一些新兴国家来说，西方文化仍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最近几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传播本国的文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惜采取各种恶劣手段，表面上宣传和平、民主的思想，暗地里宣扬本国文化的优势，“文化侵略”手段更加隐蔽。

其次是西方文化产业的对我们的渗透与扩张。当今西方国家不仅借助文化教育来实施文化传播，还发展出众多产业进行文化传播，例如影视产业。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崇尚外来文化，追韩剧已成为一种潮流。在娱乐圈方面，众多国人追捧韩国男团女团，这些都给中国文化自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不断进行产业扩张，侧面提升了外来文化的竞争力，进而给中国文化造成威胁。

其三是市场机制引发传统道德文明的失范。市场机制追求市场效益，这是市场得以发展的要求。但众所周知，市場的功利色彩往往比较严重，这对长期处于贫困境况的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道德的规范与要求，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扶老人被诬陷、食品安全等各种问题。我们将这种过于追求物质而丢失道德素养的现象称为“物化效应”，该效应使中国文化不再具备权威性，中国文化自信出现危机。

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对策

社会论文篇（6）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讲究方法，正确的方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有法而无定法”中的“有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无法”则是指教学过程中的个性化特征。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须基于教案又不惟教案。然而，从当前“社会保险学”教学实践来看，学制相对固定，教材基本不变，满堂灌现象较为普遍，学生个性遭到忽视。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致使学生缺乏求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个性才能也就不能得以全面展现。

2.教学计划相对固定，教学内容陈旧。

在教学实践中，同一个教师给不同年级学生上同一门课程使用相同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的制定与教学对象相脱离，缺少针对性。同时，不少学校保险学教材多年不变，陈旧的教学内容与变化了的社会保险观念与政策格格不入。使用滞后于时展的教材的后果是学生普遍觉得不能“学以致用”，久而久之将失去学习兴趣和动力。

3.教学过程与实际工作相脱节。

教师教学活动偏重于理论上的抽象说教，使学生学习起来如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要点。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囿于教材、照本宣科，热衷于理论知识的讲解，未能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收集教学素材，致使教学过程与实际工作脱钩，其最终结果是，毕业生缺乏专业基本技能，专业动手能力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低。

4.毕业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忽视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合作与创新精神、专业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心理、社交等综合能力素质的训练与培养，偏重于书本知识的传授，并以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衡量学生水平的唯一标准致使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水土不服”，不能很快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缺乏发展的后劲。

二、案例教学法：“社会保险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

正因为当前“社会保险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那么，教学改革就势在必行。作为教学、培训和研讨的方法之一，参与式教学法目前在国际上被普遍采用。它要求在明确的教学目标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受教育者积极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介入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达到获取知识并发展能力的目的。而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教师须与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引导发挥学生创造力，共同讨论和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参与式教学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共同推进的教学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参与式教学方法归纳为：角色扮演、小组活动、课堂讨论、头脑风暴、游戏和模拟教学、示范和指导练习、讲故事、辩论、案例分析等形式。其中，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中的两种重要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的历史可追溯到1920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的一种很独特的案例型教学，所选案例都是来自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景或实践，通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施之后，成效较为突出。教学案例取材于社会实际生活。在“社会保险学”的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就是要求通过精选案例，并对案例进行深入讨论与分析，将“社会保险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对社会保险学的基本原理、概念与各种社会保险政策理解与掌握，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和分析能力，使学生能够学有所获，为其以后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夯实基础。“社会保险学”教学中强调运用案例教学法要求使用大量的案例，在教学内容的取舍上围绕教学基本知识点安排案例，通过案例讲解传授知识，增强其应用性。其本质是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共同发现和解决问题，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拓展学生自我的“应变”能力。“案例教学”在社会保障专业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教学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具体体现如下：

（1）推进社会保险学教育理念的创新。

“案例教学”模式突出的是创业潜质的培养，所反映的不是被动地适应就业形式，而是主动地创造就业的机会，体现社会保障专业教育从精英式向大众化转变的态势。它突破了精英式、理论化教学模式的约束，不是单纯地以理论灌输的方式开展教育，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育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感悟知识与运用知识，在实践中亲历知识的应用过程并寻求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增强经验的积累，为未来的创业、就业创造空间。

（2）深化社会保险学人才培养的内涵。

“案例教学”模式在培养方案上，突出了教学目标的创新性、教学方式的创新性、教学内容的创新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在教学目标上，该模式着重突出了素质目标的培养，即学生获得实践能力与适应能力，“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模式以提高培养人才的竞争力，赋予学生以“个性化”的教育，进而倡导学生的求实精神和创业意识。在人才培养的内涵上，强调的是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这表现在对每一个学生最大潜能的发掘，使其在未来的成长中获益。

（3）突出社会保险学教学方式的改革。

在教学方式上，运用案例教学、开放与半开放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情境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式，让学生以“主人翁”姿态投入到学习中来，身临其境，发现问题并用所学知识创新性的思考、分析问题，还能亲自领悟到所学专业知识能够直接指导实际的成就感，从而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上，学生所面对的不再是厚重的课本，而是来源于社会保障的新鲜事例，因而内容更具生动性，也提升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三、“社会保险学”案例教学法的步骤

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结合实际制度的运行与事件的发生情况，对照现有的制度和政策规定，寻求现存问题的解决途径和办法。由于案例都是来自于社会保险制度实践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实问题，使得学生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可能。在分析解决问题的时候，鼓励读者就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做出有针对性的分析、大胆的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力求检讨现有制度和政策规定的不妥之处，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具体说来，教师在“社会保险学”课程中的案例教学步骤如下：

第一，案例介绍。案例介绍是指对所选择的典型案例进行介绍。而案例介绍的前提是案例的选择。案例教学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案例的质量。因此，教师应针对不同的课程内容，确定明确的教学目的，在上课之前精选针对性较强的案例，而且要注重案例的代表性和时效性。特别地，案例应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联系紧密的一些案例，以便开展深入讨论。

第二，焦点问题。揭示案例反映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构成案例评析的主线。这一环节涉及到案例问题的设计。问题设计要紧扣案例内容，引导学生用所学书本知识来分析这些问题。同时，问题设计还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第三，案例评析。案例评析是对社会保险案例内容的评论和分析。案例评析要紧紧围绕专业知识点展开，兼顾评析的宽度和深度。

第四，拓展分析。拓展案例评析所讨论问题的范围或深层次分析。拓展分析是帮助学生拓宽分析问题时的视野，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具体做法为：在每一章节的教学中，在学生充分理解和把握每章节知识的基础上，安排1个课时让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结合本章节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师精心搜集的来自实际生活中的经典案例，每个学习小组先在组内就案例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找出案例相关问题的答案；在此基础上，让各小组同学就问题答案发表意见，若意见相左或略有不同，允许他们进行辩论，在此过程中，教师应适时地给予学生以引导和启发，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创新和设想；最后，教师在学生讨论基础上进行点评，点评内容既包括对教材知识点的梳理，又包括对学生答案进行点评，同时还应鼓励学生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对此进行进一步地拓展。对于学生而言，参与案例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自行准备阶段。一般在正式开始集中讨论前一到两周，就应把案例材料交给学生，让他们阅读案例材料的同时并查阅相关资料、收集相关信息，形成关于案例中的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初步解决方案。其次，小组讨论准备阶段。将学生分为有3至5人组成的几个小组，小组成员要多样化，其目的是他们在准备和讨论时表达的不同意见就多一些，学生对案例的理解的视角也更为多样化。第三，小组集中讨论。各小组选出一个代表发言，发表本组对于案例的分析和处理意见。最后，总结阶段。在小组和小组集中讨论之后，教师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和总结。

四、“社会保险学”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注意事项

“社会保险学”教学内容涉及较广，案例也较多，如何选择合适恰当的案例，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效果，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案例与理论相结合，知识与能力并举

案例教学不是孤立存在的，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而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案例教学法尽管优势明显，但仍要以相关理论为基石。没有社会保障学相关基础理论作为指导，就无法顺利开展案例教学。因此，教师应时常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素养，增强科研能力，才能在案例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知识与能力并举，避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感和不适感。

2.案例教学中教师应扮演好总评者角色

教师必须针对学生周密策划，精选案例，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精心设计。选择那些针对性较强、可用于证明观点或反驳谬误的案例，或是那些富有争议性的案例，而不是那些很容易找到答案的案例。因为这类案例更容易引发学生的辩驳，激发不同的观点。同时要组织好学生分析讨论，充当好总评者角色，即要解决案例中的特定问题，引导学生探寻案例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把握全局，发挥穿针引线、抛砖引玉的作用。

3.突出难点和热点，引导学生思考

“社会保险学”课程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教师在进行课堂设计时应紧紧围绕日常生活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案例讲解，使学生学有所获。据了解，当代大学生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比较感兴趣，所以，教师在案例选取时需做到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保障中的热点和难点，比如，养老保险并轨、养老保险在地区间的转移和衔接问题；工伤认定及其赔偿等等。

社会论文篇（7）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道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还进一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主要原则。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按逻辑顺序概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辩证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四个方面逻辑关系：新的思想观点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性与国际社会主义共性的关系；集体智慧与邓小平重大贡献的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封闭、凝固的关系。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工程。

从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至今的十八年中，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内容在内的科学体系，并成功地指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二、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会计界带来了生机。葛家滴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打响了会计学术拨乱反正的第一炮。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会计理论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0年正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提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会计方法体系，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81年和1982年专题学术讨论会提出了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具有我国特点的会计学科体系，建立中国式的责任会计和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形成我国自己的审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副会长谢明在1983年年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希望，经过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关于中国会计学会何时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目标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在1983年5月提出的（杨纪琉，《会计研究》1987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在1980年1月提出的（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笔者考证，应该是前一种观点，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公开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的1983年，才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据初步查考，第一次在会计论文中使用“中国特色”一词，是娄尔行、石成岳在1981年发表的“建立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上海会计》1981年第正期）；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会计”一词为标题的论文，是彭玉书1985年发表的绅国特色会计方程式的理论探讨”《上海会休切35部第9期》。

三、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探索

从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之后，理论界一对有中国特色会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1．中国会计有没有中国特色。

赞成中国会计言中国特色的学者主要从我国的社会环境出发来论证。如：谢明在1990年年会上总结说：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能够回答理论和实践对会计所提出的问题。杨纪瑰则从国外的情况出发，认为西方各国虽然经济、政治制度大体相同，但法律体系。传统习惯及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会计模式，以此来论证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与方法。张佑才在中国会计学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强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已迫在眉睫，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葛家简则从会计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与协调的辩证关系中，分析各国会计理论的特性与各国准则的差异，并指出“极少国家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各国会计理论都具有特色。吴水澎是以会计的本质既有科学技术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作为理论依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这一命题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追求时髦。

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有人主张摘掉这顶帽子，有人对这种提法是否适当表示怀疑，有人则提出强调中国特色仍然是“左”的思想，应当摒弃。刘玉廷整理了持怀疑者的四个观点：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核心准则制定后大为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处理差异、过分强调特色会阻碍国际协调、中国会计改革只要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有的学者把不同观点归结于在理论上、实务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会计特色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似有似无，若明若暗，口头上多数人认为有，实务上又感到很难捕捉。

2．中国特色会计的三种提法。

在1983年年会暨专题学术讨论会上，谢明副会长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是第一种提法。1987年修改中国会计学会章程时，还是这种提法。

以后在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时，都认为1983年年会提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杨纪碗回顾这段历史时透露了消息，“后来大家同意谢明同志的建议，加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也是贯彻党的十二大，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实际体现。1992年修改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依此作了修改。实际上，1983年年会的纪要所确定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总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加上了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却未把“中国特点”上升为“中国特色”。这是第二种提法。

1996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次大会审议了“九五”科研规划，其说明中对这一改动作了解释：原提法仅仅定位于盈利组织，为了容纳对所有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而作了改动。这一改动应该说是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相关联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也在这次大会上相应作了修改。这是第三种提法。

中国特色会计提法的三次变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环境变化的缩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影响会计的集中体现，是会计界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反映。

3.中国特色会计的涵义。

（1）将“特色”公认的解释引申到会计，就是中国会计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和风格。会计的这种独特色彩和风格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会计所呈现的特色。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提到这一点。曲晓辉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由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演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因此，认识我国会计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也应该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刘玉廷认为应站在宏观的社会整体而不是站在微观的具体方法层次上考察，特色主要在于一国会计整体框架、会计运行机制或者重大方面的差别。张俊民提出，会计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否有一套达到共同富裕要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陈建文认为，现在中国会计体系最大的特色是政府的角色无所不在。这些看法统称为一涵义观。

（2）二涵义观。余秉坚提出两重涵义：从长远的理论研究的奋斗方向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会计理论。陆德明和王鹏提出：外国没有只有中国有和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杨雄胜提出，中国特色会计应满足内（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标准体系）外（我国会计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接受并便于他们理解我国会计信息）两种基本需要。

（3）三涵义观。杨纪琼在1985年年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包括三重意思：第一，对中国会计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中国创立的会计理论；第二，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进行改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展需要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第三，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对国外的普遍原理进行分析、鉴别，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谢明则把这三重意思作为实现途径，而把重视宏观利益、重视民主管理、重视数据的真实科学和讲求经济效益作为中国特色会计的四个基本点。

而杨纪碗在一则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涵义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联系、与提高经济效益平行、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借鉴国外会计理论方法。吴水澎概括为当代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中国化的（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立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并应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会计理论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罗飞认为：外国没有的、能解决中国经济实际问题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4）四涵义观。张柱中归纳为四个特点：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特点、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适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杨纪碗简要列举了四条特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真实的会计核算和严格的会计监督为基本职能、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民主理财为一项重要手段。

对中国特色会计的一涵义到四涵义的理解，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特色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4．中国特色会计的表现。

吴水澎提出，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列在最高层次，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并列，以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为中介。许亚湖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研究方法理论，会计本质。职能、作用和地位理论，会计对象理论，会计目标理论，会计人员理论，会计方法理论和会计行为准则理论。阎达五设想的四个方面是：会计与会计管理的本质，会计学的理论，会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会计的发展。杨雄胜认为会计的国家特色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会计本质等基本理论研究的突破。薛祖云等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础和综合运用各种基础方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起点和由一般规律开始的研究路径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规范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内容。

会计的中国特色会在会计基本理论中体现出来，这是众多学者的共同认识。

刘玉廷把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七个方面：财政部门主管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会计制度的制定权限在财政部门，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统一规划和分级管理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从业和任职资格管理，总结我国管理会计的丰富经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会计研究方法。郑泽祖归纳为六个方面：会计法规制度体系，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会计监督，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和提供者，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形式，管理会计模式。谢明认为中国特色体现于所探讨的九个问题：基础会计理论的突破，以《会计法》为中心的法制体系，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相结合的会计管理体制，事前事中事后结合的经营管理型会计实务，责任成本等新的成本核算模式，会计现代化管理，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会计核算办法，会计教育改革，会计发展历史规律的研究。

葛家澎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会计核算规范体系、成本管理等26个新学科、新领域的前沿课题的研究。从1983年以来的论文中，从中国特色角度来论述的分学科较多的有：管理会计、责任会计、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体系。其次是：成本核算与管理体系、企业财务理论与方法体系、审计准则、会计管理学、管理活动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总会计师设置、会计监督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事务管理。还提到比较具体的合并报表、绿色会计、会计行为学、验资、注册会计师理论体系、铁路运输财会管理、邯钢的会计经验等。

总之，中国会计特色的表现应该是全方位、多方面的。

5．中国会计特色的成因——会计环境。

在研究中国会计特色中要研究会计环境问题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八五”时期科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但仅列了中外会计之比较的课题。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把“关于会计与社会发展、经济环境等关系问题的研究列为第一项研究内容，并作为研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并取得共识的重大问题。

中国会计学会1994年提出的重点科研课题，从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体制、文化道德素养、价值观念及生产力水平等的研究来把握中国特色问题，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会计环境的五要素。

关于会计环境问题，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专题研讨。如：郭道扬的《会计环境论》和中国会计学会的许多重点课题，对会计环境有了多角度的分析。进入2000年，集中论述会计环境与中国特色会计关系的论文明显增多，重点突出，主题明确。刘玉廷提出了四要素：政治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教育发展水平和文化环境。曲晓辉论证了三要素：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教育和文化环境。郑泽祖提出了：民主与集中的政治环境，改革和发展中的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潜移默化的文化环境等共同决定着现阶段中国会计的特色。

对于会计环境的研究，就有学者是直接运用政治经济学范畴来分析的。肯连碧就将环境与特色相联系，提出会计环境特色的三个方面：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与前面的划分实质上相同，只是不同的归类而已。

中国的会计环境形成了中国会计的特色，但是对会计环境要素的剖析和表述尚有多种见解。

社会论文篇（8）

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被工具化了的科学技术、金钱、地位成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目的。这种观念使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充斥着人们对于现实的选择，双方互相怀疑，不信任，自我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被过度放大，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被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目的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人格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诱惑和欲望的出现势必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从而诱发一系列不安定因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已经被束缚和压抑所代替。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这种状况，社会将朝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将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生活世界也将被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重要力量。交往的主体是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交往理论的研究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正确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与和谐为核心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相通之处，提倡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用真诚的“对话”方式来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争端和冲突，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并就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就社会、主客观世界中的问题和事物进行沟通和协商的同时，需要始终遵循言语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要求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不应该将对方当作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要在满足各方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自由基础之上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是实现彼此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交流之前个体本身必须具有自由，强迫、禁锢和单方面的控制个体将破坏人类正常的交往。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在构建人际交往方面规范了基本准则和行为指南，也为保障人权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社会化能够加大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加强培养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社会方面的和谐体现在社会分工方面社会能够公正公平的分配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并且也能够给每个个体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意识、个性的机遇和平台。每个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使二者之间能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统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模式。在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方面应遵循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使得公众能够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监督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得以有序、自由地表达。因此，应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交往主体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提供相等的条件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中权利和进入相应的表达场所的资格。惟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制度，才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众的利益，从而扩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和热情度，才能有效减少矛盾和冲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就是人类的需求和自然供给之间的矛盾。纵观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曾多次被破坏，主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衡。在当今的世界上，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口数量的激增，人类亟待解决来自自然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通过全人类的相互交往加强合作，一面关注人类，一面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的平衡发展，从而共度难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

（四）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和谐

国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复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和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国际交往中，要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理论基础，倡导用平等的文化对话方式去解决国家与国家的问题，尊重不同文化传统、政治和，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相互理解，真诚相对，通过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沟通与协作的能力，促进人类社会在交往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社会论文篇（9）

一、会计社会责任披露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

（一）会计社会责任披露产生的理论背景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819年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成本”的观点，他评价了社会以济贫院和医院的形式承担失业成本的情况，提出雇主应保证工人安全、避免就业间断、负担废物流失及其它“不当节约”所造成的个人或社会的成本。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提出了“外部效应”理论，即某一生产者（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消费者）的成本（效用）。1968年，美国会计学者戴维·F·林诺维斯在“社会经济会计”文中首先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会计的社会责任披露，西方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是指站在社会的角度，利用会计核算的形式来计量和披露企业中有关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目的在于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分配，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由此看出，社会会计披露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背景。

（二）社会责任披露产生的现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的重心放在其盈利能力的大小和财务状况的好坏，漠视企业在社会责任（如维护雇员利益、提供就业范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保护资源等）的作用和影响方面。在这种一味追求高额利润的的思想指导下，环境污染事故和职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社会舆论对企业的这些行为十分不满，人们在关注企业财务状况和盈利水平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企业管理当局在决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问题。然而，传统财务报告披露的的服务对象局限于企业，内容多涉及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发生的成本费用，很少涉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人们认识到，一个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消耗的社会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应在会计报表中得到体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企业经营活动给社会、生态、环境和个人权利造成的影响等各项非财务信息是社会责任披露的重点。

二、社会责任披露的现状

（一）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

许多国家组织在确定社会责任披露的内容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而言。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所属的国际会计与报告准则专家小组在《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中，对社会责任披露提出了最广泛的建议，该草案提议跨国公司的财务报告应披露跨国公司组织机构、各主体的经营活动、就业信息、转让价格的政策等非财务信息。另外，还要求披露上述信息时，应充分考虑各公司经营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影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也建议跨国公司对每一地理区域的职工平均人数进行披露。1999年，联合国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该公告成为系统完整的国际环境会计与报告指南。

（二）西方国家的做法

法国在社会责任披露最为突出和完整。1977年7月，法国颁布了社会责任披露的一项正式法规，要求企业必须以货币金额反映职工福利措施的实施情况，其中包括职工福利费、专业技术培训费、改善劳动条件支出等项目，拥有3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均须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并送交公司劳资协议会、工会代表以及法国劳工部的工作检查员。从1984年起，该报表须展示近3年的数据。其报表有7项内容有：职工人数、工资成本、健康和安全保护、其它工作条件、职工培训、行业联系、住房和交通等生活条件。这7项内容又进一步划分为更具体的指标。

1975年，美国会计学会就提出了社会责任披露的建议和应包含的四项内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业绩信息、人力资源信息、企业社会费用信息、企业活动对社会影响的信息。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已建议企业增加披露环境保护政策和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职业安全、就业管理等部门均要求企业提供某一方面的社会责任数据。

1989年，英国政府公布了绿色经济计划，要求企业必须每年披露所耗费的能源数额，以及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污染物数额。日本通过“环境报告书”披露企业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经济效果。德国、意大利等国政府亦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会计数据，主要反映企业消除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措施。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和方式

社会责任披露的内容、程度和方式，各国的政府、企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提供的信息范围和质量方面大相径庭。绝大部分企业披露的最多和最具体的还是职工方面的情况。

（一）社会责任披露内容

从目前各国报告的实务看，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平等就业情况。（2）环境问题。企业改善生态环境所做出的贡献是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重要内容。（3）人事变动情况。包括职工的招聘、培训、工资水平、福利待遇；改善职工的劳动保护条件和工作环境；保证职工职务的稳定性，积极实施提升政策等。（4）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反映企业公益事业活动的参与。（5）反映产品的性能和安全信息。（6）企业经营准则。（7）企业经营道德。企业大多数选择性的披露某些内容，详细重点都不一样。（二）社会责任披露方式

和社会责任披露内容一样，社会责任披露方式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有的企业非常重视，单独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有的使用增值表、人力资源流动报告表来披露。有的企业则放到传统的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披露的地方也不一致，有的放在财务报表中，有的放在报表注释部分，有的放在文字说明部分。

常见的社会责任披露有一些三种方式：（1）以文字定性的方式表述难以用货币计量和会计方法加以反映的社会责任，如：人员状况、产品性能和质量、防治环境污染所取得的效益等，（2）以定量、货币计量的方式。即用会计的术语、程序和形式，采用货币计量的方式，来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3）采取折中的方式，即有的以文字定性的方式表述，有的以定量、货币计量的方式。一般而言，大部分企业采用这种折中形式。

四、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必要性、发展现状和措施

（一）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必要性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和国外的企业所曾经经历过的过程一样，在环保、职工健康安全、客户的利益等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污染、矿难、毒粉丝、毒奶粉、特氟龙、苏丹红、石蜡油等事件屡屡曝光。企业应避免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应该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将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一起担当起来。

（二）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发展现状

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尚属认识与探索阶段，理论界学者的讨论更多聚焦于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领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讨论并不多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在财务报告中一直处于忽视的地位。政府至今并没有出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的规范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没有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基本上没有全面实践社会责任会计，少数企业涉及的有关社会责任问题的介绍与披露，也主要是为了应对外界的审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推行SA8000体系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企业界和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越来越多的认识呼吁企业应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批露。许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方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更能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形象，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

社会论文篇（1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