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论文篇（1）

我国渔业总产量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却是逐年下降。捕捞业先是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与微观经济部门自主经营权，提高了经济效率，带来了渔业的大发展。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增速突然减慢，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动力已经趋于衰弱，需要其它因素来推动产量增加。此后，随着渔业产业工业化的发展，捕捞技术的提高，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渔业产量增长的高潮。而且到九十年代末，渔业产量增速明显下降。

渔业产量特别是捕捞产量的下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人口的增长，海上项目的建设，污染物对大海的过量排放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渔业资源缺乏管理所引起的过度捕捞，捕捞区域的扩大和捕捞强度的加大，造成渔业资源的严重破坏。渔业资源虽然是可再生资源，但它的使用不是无限度的。渔业资源的特点是当捕捞量不超过其自我更新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出，一旦超出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产量就会下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会使整个物种丧失再生能力，成为不可再生资源。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地普遍出现对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情况，在中国所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已经有8%的渔业资源达到了耗竭的水平，形不成渔汛；有76%的渔业资源处于完全开发状态，产量已达到极限；只有16%的渔业资源处于适度开发状态。而我国近海海域的情况由于地理特点的原因还要更加严重。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以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资源目前的这种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如《超越极限》中所描述的：指数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不加限制的指数增长将带来对资源的毁灭性后果，引起崩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要有制度的变迁与之适应，而环境经济学所要做的就是要分析这种不符合效率和可持续目标的状况出现的原因，并找出对策。

2引起这种危机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造成目前渔业资源当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引起市场失灵。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括了一些实际变量，这些变量的取值由忽略了对这一经济主体的福利影响的其它主体决定。开放的渔场可以自由进入，渔业资源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由于高额利润驱动,渔民会不断地扩张生产,增加捕捞努力量,直到捕捞收益等于捕捞成本,即利润为零,达到个体的经济均衡点为止。因此最大可持续产量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必然要出现过度捕捞问题。捕捞者的过度捕捞行为对渔业资源具有破坏性，捕捞者只考虑其个人生产成本，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成本。所以渔业资源的需求是过度的；供给由于具有公共物品性，进入者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所以供给是不足的。

对外部性的纠正，就要给损害者一种激励，使其限制其行为对他人的损害，将外部性内部化，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不同的方法。

2.1庇古税

庇古税是指对造成外部性的破坏者要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费用，支付额等于其所造成的损害额。庇古税的思想是引入一个价格，使损害者的破坏行为可以衡量。这样损害者可以把外部性纳入自己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做出对其自身也同时是对社会最有效率的选择。庇古税在环境污染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在渔业问题上，对大型渔业企业收取一定的税费还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对于我国的个体渔民来说，由于数量过多，分布又比较分散，对其征税有一定的困难。

2.2调整产权

产权不明晰是外部效应的一个典型来源，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地界定所有权来消除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扭曲。使用产权调整的方法不同于庇古税，它不是引入一个价格，而是引入一个市场，通过界定清晰的产权，使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谈判，达成交易，从而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

产权是一个权力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决策权，让度权等。产权的安排有多种方式，要使产权安排能够对资源产生有效率的配置，产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所有权的排他性，所有权的可交易性，对所有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在渔业资源的产权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我国对于渔业资源的进入排他权有明确的限定，按照我国《渔业法》的规定，只有持有必需证件的渔船才能从事捕捞作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非法捕捞渔船却大量存在。即使无证捕捞被有效地排除在外，由于大量持证人的存在，渔业资源对他们来说还是事实上的自由准入。

对产权引起的外部性的解决思路，必须要建立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产权制度。依据上面所说的有效率产权安排的原则，各国设计了旨在通过完善产权来消除外部性负面效果的政策和规则。但这些调整产权提高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在我国具体实施的时候也同样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我国在渔业信息的取得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第二，配额的分配方法如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第三，如何加强规则的监督。另外这一制度还会因我国个体渔民所拥有的份额太小而无法实际操作，或者难以实现捕捞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的渔民多资源少的国家。2.3自组织管理

建立在产权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在经过对小规模共有资源问题的案例研究，提出了解决共有资源问题的模型，强调了共有资源参与者有自发解决问题的能力。奥斯特罗姆条件共有八条，这八个条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产权条件，“清晰界定的边界”，落实产权是自组织管理的基础。第二类是组织条件，“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强调各个地区存在资源的占用和供应的独特性，所以在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时候要因地制宜。“集体选择的安排”这一条件，也反映了对不同社区特殊性的考虑，即参与的经济利益体能够对规则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要求上一层级的权威不能干涉占用者集体设计制度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由更上一层级的权威以其宪法的形式确定。“分权制企业”这一条件要求有一个多层次的组织，将分散的群体通过一个个小的团体组织成较高层次的大团体，分别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三类是规则的维护条件，“监督”与“分级制裁”结合起来，一起发挥作用。“冲突解决机制”要求较低成本的公共论坛的存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型式），对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加以及时的协调解决。

奥斯特罗姆条件在相对小范围的共有资源情况下比较适用，参与者少，相互影响比较大，信息获得相对容易一些，比较倾向于由资源的占用者协商达成一致。但在参与者众多，公共资源本身边界并不清晰的渔业资源的情况下，其适用性仍需要研究。

3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几种主要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的论述，我们发现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优越性和相对的局限，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没有哪个单独的经济主体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在设计规则的时候，首先要从产权的角度，制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符合上述三个原则的产权制度，其次，虽然自组织管理在较小范围内适用性比较强，但也不是说奥斯特罗姆的条件在这里就不适用。因为尽管从整体上说整个近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无法清晰地划分边界，但各个社区实际上活动的范围还是相对稳定的，还是能形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

我国《渔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统一管理，地方层层细化的限额制度，但限额并没有具体的分配方法，所以些规定在具体的实施中还要吸取地方的意见，做出明确的规定。配额的分配方法，由各个海区根据当地渔业的历史和现实，在广泛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方式划分成个别市县配额和商业捕捞配额。渔业局可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将其拥有的配额进一步划分成总渔村可捕量和总休闲渔业可捕量，并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采用行政方式将总渔村可捕量划分成个别渔村配额，下达给各个渔村；社区配额分配方法上，政府由于不能获得完全信息，分配不可能符合当地的情况，应该给与一定的指导原则，由参与者自己协商，参考传统规则、地理特点和产品特点自行决定。对于休闲渔业可捕量和商业可捕量，可采用拍卖方式决定其归属，分别形成个别休闲渔业公司配额和个别商业可转让配额。

制度的有效实施首先当然是要靠规则制订的合理可实施性，但如果没有对规则的监督，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难以长期维持下去。应该采纳奥斯特罗姆自组织管理理论中的思想，把政府监督和社区参与者的相互监督结合起来，设计多层次惩罚机制，建立处理冲突的各个级别的论坛。

另外，制度的转变要适应效率和可持续目标，效率和可持续性是随着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而变化的。在渔业问题上，法律法规必须与渔业的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例如随着海洋生物种群的稀缺性的变化，某种数量曾经比较丰富渔业产品被过渡捕捞，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破坏，法律法规应做出及时反应，对此种物种的捕捞加以管理，本来没有限制配额的要及时引入配额制度。

要达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标，不能单靠经济方面的政策，相关政策必须加以配合才能使这些政策有效实施，例如做好信息的搜集，完善渔业统计体系，是建立配额制度的基础。同时，宣传教育也是必要和有效的方法。

论文关键词：渔业可持续发展产权

论文摘要：渔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几年渔业的情况却不容乐观。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和管理的不利，渔业资源面临普遍的过度开发，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本文对我国渔业资源状况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比较了几种纠正这种低效率的理论和政策，指出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提出完善法律制度与健全市场相结合，政府政策规范与微观经济主体自主管理相结合，共同维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奥斯特罗姆等.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2]刘新山.ITQ渔业管理制度与物权理论的关系.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2,11.

[3]梅多斯等.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渔业资源论文篇（2）

从经济观点来看小规模渔业，其特征有：个体经营或家族、小集团（最多为10～20人）经营形态，采用机械化和动力化程度低的渔具和捕鱼法、使用独木舟或5吨级的小型渔船、低资本积累、低产量及低收入等等。

而在捕鱼活动方面，围绕热带沿海小规模渔业中的渔场的利用及鱼获物的分配和利用方法等，存在着各地区特有的种种习惯和规定，如珊瑚礁海域渔场的所有权问题和禁止捕鱼期、禁止捕鱼区等问题。因此有人指出捕鱼活动本身不单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还具有社会和宗教的意义。

此外，利用小规模渔业所获取的各种水产资源还被广泛地用于自给用的食物及在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流通的商品等。资源被利用于生活用具、装饰品、货物等非食用目的，是因为其具有各种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小规模渔业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1、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的传统的资源管理

摩鹿加群岛位于印尼东部，行政上属马鲁古州管辖，16世纪以来作为香料贸易的中心地发达起来。群岛中的安汶、塞兰等各岛均实行着以村落为单位规定沿海资源利用的称为“证人（sasi）”的惯例。

据调查，“证人”制度的对象以海参、浅滩贝、夜光贝、珍珠贝等瑚瑚礁海域中的海底生物资源为多。这些资源是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各村均禁止随意捕获。这称为“证人封闭（sasitutup）”。而每年或几年一次解除“证人”制度，又称为“证人解禁”（sasibuka）”。“证人”的解禁和封闭时期由村会议决定。

但有些地区并不实行这种制度；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则收集解禁后捕获的资源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建设教会、修整道路、改建学校等村落的公用事业；另有些地区规定了个人应得份额和公用部分的比率，分割渔场按日轮流采捕；等等。可见各村的“证人”制度的作用和社会意义显然已多样化。

而“证人”制度的对象也已扩大到回游性鱼类，如安汶岛东部每年一次从沿海区域逆河川而上的一种沙丁鱼也已成为该制度的对象。不仅水产资源，陆地上的椰子树、西谷椰子树等植物及极乐鸟、海燕窝也成为该制度的对象。

如上所述，摩鹿加群岛所实行的“证人”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已经具有多重意义。因此，在论及传统的资源管理时，除了对其对象及适用范围和机能加以探讨之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其整体具有何种作用。

2、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的渔场利用及其变化

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的东北部有一个称为“劳·拉贡”的环礁湖。在环礁湖中用珊瑚石灰岩造的人工岛上，居住着称为“劳”的渔民。渔民们在陆上几乎没有耕地，他们通过向居住在马莱塔岛的居民出售鱼获物换取芋头、甘薯等主食及蔬菜等维持生活。他们以辽阔的环礁湖为中心，合计用96种捕鱼法进行捕鱼活动。重要的一点是环礁湖海域的主要部分归特定的个人和集体所有，其利用受到限制。通常有归属的海域被封闭，只有大量需要鱼获物时才开放。例如举行祭祖仪式和葬礼时、或马莱塔岛农民为举行教会建成仪式和喜筵需向其购鱼时。这种由特定集体拥有环礁湖并限制其利用的习惯在大洋洲地区普遍存在。

这样，“劳”的渔民们利用渔场的习惯在限制不规则的资源利用的同时，也通过物物交换对维持与农民的关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上的作用。

但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无偿提供保冷库及运往城市的鲜鱼流通机构的开发、以及80～90年代商业性渔业的开发，渔民们的渔场利用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平素封闭的渔场有时会开放几天供采集浅滩贝，并将一部分贝送给所有者，其余用于赚取现金；以往禁止的夜间利用电灯捕鱼也开始在自由海域进行，产卵期的蓝子鱼被大量捕获，冷冻后被运往城市；在专属海域利用解禁捕获的珊瑚礁鱼类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以往在与农民交换或举行重要仪式时才开放的渔场已被用于赚取现金，即具有了鲜鱼流通这种经济性目的。

这种变化显然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产生的，这不单对资源利用，对传统习惯所具有的意义的失去和生活时间或集体关系的变质等所产生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并涉及到许多方面。因此围绕渔场利用的新规定和人们的对策今后将受到注目。

3、印尼西部的廖内群岛

廖内群岛位于印尼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的海域，该群岛有着许多鱼村。在较平稳的海域，红树林和泥质地带相当发达，沿海部分盛行钓鱼和撒网捕鱼。

19世纪后，该地区拥有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得到发展的新加坡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廖内群岛捕获的鱼介类除用于当地消费外，还被运往可高价出售的新加坡。

鲜鱼则由周边小岛的渔船利用绳钩、刺网、撒网等捕获，并且开始出现利用鱼塘饲养的活鱼。这些活鱼不仅运往新加坡，而且由新加坡华人运往香港。尤其在7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人与印尼华人达成协议，开始直接运输活鱼。其种类主要是石斑鱼，其中被称为“驼背鲈”和“拿破仑鱼”的波纹唇鱼的价格特贵，是中国菜肴的上等材料。活鱼的收购和运输与华人网络密切相关。其中潮洲人在印尼西部、新加坡及香港的流通机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运往中国的水产品除了海参、鱼翅、燕窝等之外，还有海蜇、海马、干贝等。这些资源均是在珊瑚礁海域通过小规模渔业捕获的。他们通过捕获商品价值高的水产品出售给华商等以维持生计。他们的资源利用战略是否几百年间保持不变？或者从某时开始已产生何种变化？此处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但围绕石斑鱼等的资源利用动向今后仍有必要加以注意。

讨论—水产资源利用及其变化

1、70年代的转换期

从以上叙述可知，珊瑚礁海域的水产资源由诸多种类组成，同时利用该资源的目的和流通网络也是多方面的。70年代后半期以后，3个地区的资源利用情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行“证人”制度的印尼东部海域的浅滩贝需求量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印尼的问题，东南亚至大洋洲各地在这一时期浅滩贝的捕获量也大有增加。

所罗门群岛的独立及其现代化的推行始于70年代末期，而70年代又是自1973年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后提出200海里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的时期，可说是海的问题受到全世界注目的时代。香港和新加坡的活鱼需求量的增大也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可以认为与某种时代背景相关联。

70年代后又过了15年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吁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往从事的渔业是极小规模的，而增加捕获量又会引起滥捕。这一点海底生物资源尤为严重。而且在推行现代化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人们采取何种对策也因地区而异。资源状况或恶化或改善，不尽相同。因此今后也应对各地区所采取的各种对策加以注目。

渔业资源论文篇（3）

 

一 引 言

渔业资源具有公共池塘特性和负的外部性，必然产生“公地悲剧”问题。当渔业资源向所有渔民开放时，由于渔民捕捞收益的私有化以及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每个渔民都想尽可能地多捕鱼以获取直接利益，而捕捞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由所有渔民共同分摊。个人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这种“公地悲剧”的博弈导致了渔民们的“囚徒困境”。对在这个两难处境中的每个博弈者来说，“不合作”的策略压倒“合作”的策略。所以，渔民在使用渔业资源时，博弈的结果只能是竭泽而渔，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无暇顾及渔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文章结合青岛市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农业论文，进行产权制度分析，探讨渔业资源管理制度问题。

二 渔业资源的特性及市场配置

所谓渔业资源是指水产资源是指天然水域中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经济动植物种类和数量的总称[1]论文格式模板。渔业资源状况不仅受其自身生物学特性的影响，而且还随栖息环境条件的变化和人类的开发利用而变动。渔业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产权界定不同于一般的资源，渔业资源的枯竭性、联系性以及排他性使得产权清晰界定存在困难，造成了市场失灵。

渔业资源的可枯竭性，其虽然丰富，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部分具有不可再生性；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其再生能力也是有限的，若不注意保护、合理开发，或超越其再生能力开发都会造成资源枯竭；渔业资源的联系性，渔业资源是相互紧密联系的，通过水体这一传播媒介，外部性作用被放大，传播影响的范围更广；渔业资源的不可排他性，属于典型的共有资源，具有较大的不可排他性，在产权上难以界定。比如，渔业资源具有洄游性，这些资源的产权难以用传统的产权理论加以界定，需要通过一些非传统的途径进行产权的界定。

当渔业资源产权清晰时，作为单一的经济理性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增加捕捞努力直至AC = MC农业论文，这一捕捞活动量Ee是静态有效可持续捕捞量，利润最大为R(Ee) – C(Ee) = AB，如图1所示。其中，TC为总成本，TR为总收益，AR为平均收益，MR为边际收益，MC 为边际成本，AC为平均成本。

捕捞的总成本和总效益

C

D TC

R (Ee)A

TR

 

C (Ee)B

P AR

AC = MC

MR

0 EeEm Ec捕捞努力

图 1 渔业资源衰退的经济分析示意图

另一方面，渔业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特别是海洋渔业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所谓产权是指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一个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2]。在捕鱼开放状态下，有效地捕捞努力水平可以得到利润，吸引更多竞争者进入，使捕鱼竞争趋于激烈，捕鱼努力程度逐渐提高，从而导致成本增加直至消耗了全部利润，总收益TR从 A C D ，到D点时TC = TR，净效益为零。

渔民的作业方式会影响到整个海域渔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由于不能排除他人利用这种资源，而且也不需要为利用这种资源付出成本，不需要为影响他人而付出成本，所以每个捕鱼人都担心自己在未利用这些公共资源之前就被他人占用甚至用光，因而都不愿等到渔业资源利用的最佳时机才去用农业论文，不给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的机会，捕捞强度超过了渔业资源再生能力，从而导致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资源的日益衰竭[3]。

三 青岛渔业发展现状

渔业作为青岛市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是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中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近年来，青岛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改造传统渔业，积极调整渔业经济结构，促进青岛渔业向高科技、高效益、产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利用2004到2008年青岛市的渔业产量、渔业产值等数据，分析青岛渔业近几年的发展状况。

（一）渔业产量

2004年至2009年，青岛市水产品总产量及养殖产量逐年下降，但总体波动不大。青岛市水产品总产量是由水产品养殖产量和捕捞产量两部分构成，作为水产品总产量构成之一的捕捞产量也是逐年下降

的（图2），其趋势相对养殖产量而已，趋势较明显论文格式模板。 图2 2004—2009年青岛市水产品产量

（二） 渔业产值

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和提供工业性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表明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水平，反映的是生产总成果，并不说明经营状况的好坏和经济效益。图3显示，青岛市渔业总产值稳步上升，但是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

图3 2004—2009年青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渔业产值

四 结论

渔业作为青岛市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的产值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近年来，青岛市渔业养殖面积、渔业产量和渔业产值等逐年下降，显然，青岛市渔业从加速增长的发展阶段过渡到过度利用阶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捕捞努力不断增加，总收益逐渐增大，直至TR最大点C时农业论文，边际收益MR逐渐减少为零；超过这一点时，捕捞水平维持在高水平，渔业产量逐渐下降并维持在较低水平，导致渔业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趋于枯竭。青岛要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需推行渔业产权改革，完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

推行产出控制制度，在一些渔业发达的国家如冰岛、加拿大和美国己经引入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ITQS)制度，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削减捕捞能力、提高渔获质量和增加收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ITQS)是一种产出控制管理制度，是指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总可捕量，然后将总可捕量划分成小单元，分配给渔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并允许这种配额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被自由买卖、租出或租用的一种管理制度[4]。这种制度明确的产权归属，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可实现渔业资源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农业大词典编制委员会，《农业大词典》[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2]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著：《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D]，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4页。

[3]徐斌，《渔业资源的产权分析》[J]，渔业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渔业资源论文篇（4）

A Humble opinion on research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fisheriesBAO Teligenbaiyi1， ZHENG Jihui2(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Dalian 116023， China; 2.The Training Centre， Dalian OceanFishery Group of Corporation， Dalian 116113， China)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is a type of theoryand strategy to develop fisheries and to pursue harmony amongaquatic eco-environment， fishery economy and fishing communi-ty. This conception dates back to traditional theory of fisheries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shows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indicator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but reveals lack of re-search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and academic depth and widthis quite limit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concentrateon macro-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concept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results concern-ing micro-research， theory research， positive research， assess-ment system， and actual survey are comparatively fewer andweaker. The further research shall focus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system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renovation ofstrategy and methods，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 and positiveresearch and advanced research.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 indicators; strategy and methods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渔业管理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献中，中译“可持续发展”①，“可”字表示“期望”或有“经过努力能够达到”之意。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起草并经有关国际组织②审定公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80)。

然而，在国际社会中率先提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是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她在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向林业、渔业领域渗透并得到应用，之后很快向农业、开发和生物圈扩展。

其实，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来源于生态学，但是从传统的渔业管理理论中也能探寻到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M. B. Schaefer(1957)在其论文《商业性海洋渔业管理的资源解析学和经济学角度的若干考察》中所提倡的MSY理论就是水产品可持续利用的渔业管理③理论。该理论可由Schaefer的逻辑斯蒂增殖模型(亦称剩余产量模型)所导出:在单位时间(通常以年份为单位)里的资源生物的加入量、个体增重量和自然死亡量统称为自然增加量(亦称剩余产量)，则自然增加量与捕捞努力量呈抛物线的函数关系(见图1)。如果只许捕捞与自然增加量相当的部分资源生物，那么资源量水准将维持原有状态。

每年如此进行下去，可以获得此意义上的持续产量SY(sustainable yield)。当投入增至超过该SY曲线顶点处的最大持续产量MSY(maximum sustainableyield)所对应的捕捞努力量点时，则反而将导致SY的减少，并陷入再生产下降型的滥捕状态。可见，MSY是从生物学角度推算出的最适产量，它只考虑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生产率。从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属性来看，MSY还有一些维度上的缺憾，然而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图1　Schaefer生产曲线

渔业经济管理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孕育和滋养，以及后来对其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渔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要求水域生态环境、渔业经济、渔村社会协调发展的渔业发展理论和战略。传统的观点把渔业经济增长等同于渔村社会发展，这种片面的观点导致在渔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水域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退、渔区人口膨胀、渔民贫富分化、渔村社会动荡。故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现代渔业建设及其管理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二、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及其述评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二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三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均归入渔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分析对象领域。

1.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研究可持续渔业的概念及其发展问题。仓田亨(1997)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与环境和谐且其经营可持续的渔业。[1]此定义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不过，定义项中的“经营可持续”又是何意尚未阐明，或许还应追加揭示“可持续经营”的内涵。片冈千贺之(2000)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认为可持续渔业是“资源管理”加之“社会经济性”的一个概念。[2]此观点具有一定的扩展性，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有路昌彦(2004)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同时满足资源可持续性和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的渔业。[3]18此定义亦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然而，还是有待于揭示“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经营体”的内涵。总之，日本学者对可持续渔业概念的阐释基本上是相近或一致的，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定义方式非常简洁而明确。

在中国早期触及“渔业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是关青(1996)，认为渔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以传统产品为龙头转向以市场商品为龙头、从单纯的资源开采型转向资源增殖保护为“可持续发展”型。[4]此观点可以看成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初步阐释，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及或使用过“持续渔业”或“渔业可持续发展”等词语，然而，不少文章并不是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展开的。

杨宁生(2001)认为，可持续发展渔业就是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水域和渔业生物资源，以及不断调整技术和产业运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确保获得持续满足当代及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而且社会能够接受的一种发展形式。[5]此定义综合性较强，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韩兴勇等(2004)认为，渔业要持续发展，必须使渔业与环境、人类的需求与产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相适应，保持经济与生态、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6]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科技属性。杨林(2007)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技术上应用得当，构成生态环境健康、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生产集约经营、社会稳定的综合发展格局，达到改善渔民的福利事业、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7]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经济属性。再者，因“永续利用”和“持续利用”为同义词，故还有待于揭示定义项中的“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内涵。金世昌(2008)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渔业资源和渔业产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8]杨正勇(2008)认为，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类发展捕捞业过程中，在经济层面上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配置，在生态层面上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殖，在社会层面上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平和社会参与水平的发展。[9]上述两个定义虽然分析对象不同，但是均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总之，中国学者对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的阐释，其语言表述过于烦琐，文字表达过于冗长，其中部分定义引申于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定义。

2.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杨建毅(2004)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管理4个方面提出了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在每一个子系统中设立具体的指标，对浙江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估，其结果表明，过强的捕捞能力、过度的捕捞产量、污染的海洋环境对浙江省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严重影响。[10]此研究具体指标的设置比较合理，但是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规范性，并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张红智(2010)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学理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农业、林业以及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现有研究成果，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治理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概念性框架。同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发展目标等理论问题以及组织建设、程序确定、数据与知识、宣传和沟通、能力建设等实际问题。[11]此研究关于海洋捕捞业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对规范，且具有普适性，但是也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即整个指标体系缺乏科技维度。

3.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 有路昌彦(2004)基于其“可持续渔业”定义，给出日本可持续渔业构建条件:对渔业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源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而资源可持续性意味着要在最大持续产量(MSY)以内进行捕捞作业。

为了资源可持续性，捕捞限制等资源管理、渔场养护、海岸资源的种苗放流等栽培渔业受到重视;对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而言，所必需的是渔民经营所成立的资源水准的维持、利润为正的捕捞限制以及一定的水产品进口限制或价格政策。[3]207-211此研究给出了可持续渔业成立的一般性设想，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刘军(2006)基于辽宁渔业的发展状况，指出近海捕捞过度、远洋捕捞受限、近岸海洋污染、养殖病害严重等影响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对此提出增强危机感、改革管理体制、调整渔业结构、发展渔业二产三产、推进渔业现代化等发展建议。[12]陈生熬等(2007)基于塔里木河流域淡水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养殖业水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无序、品种种质退化、病害暴发流行、科技含量偏低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布局养殖结构、实施良种工程、加强病害防治体系建设、规范养殖生产行为等对策。[13]崔玉阁等(2007)首先从海洋生物资源的丰富性、有利于海水养殖的环境要素两个方面阐释了大连发展海洋渔业的条件;其次，指出大连海洋渔业在辽宁省地位的重要性，分析其动态发展和结构变化;最后，提出调整、优化海水增养殖业结构和布局，继续控制近海捕捞强度，提高公海大洋性渔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渔业产业化，加强渔业支撑体系建设等可持续发展对策。[14]上述研究均从产业经营角度研究了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尚缺乏全局性观点和视角。

王雪(2008)在概述辽宁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部分功能区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并指出近海海域污染严重、渔业资源量减少、养殖技术滞后、远洋渔业受限、渔业发展空间面临转移等问题。进而，提出基于结构调整推进渔业现代化、促进渔业第三产业、实施“科技兴渔”战略、优化海洋产业、加强功能区建设修复渔业资源等方策。[15]此研究视阈比较开阔，但很多方策尚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刘超等(2010)利用SWOT分析方法，从丰富资源、优惠政策、渔业基础、港口资源视阈对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进行评估，从开发混乱、科技薄弱、条件恶劣、频繁纠纷视阈对其劣势进行评估，从政府重视、休闲渔业、水产品畅销视阈指出其机遇，从周边国家、资源衰退、金融危机视阈指出其挑战，并提出了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16]此研究的优势、劣势分析均疏漏了分析对象的客观性，从而出现一些不妥之处。

三、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后续课题“渔业可持续发展”曾经一时在学界和业界备受关注而兴起“研究热”或作为开场白的“枕词”使用，而近年已趋向收敛之势。笔者不禁要问: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是否已经构建好?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从研究述评可以找出其答案均为“否”。况且，基础研究成果甚少，尤其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那么，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在中国总是要回应政界的呼声吗?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要提醒诸位同行的是: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同样为发展学科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此为出发点)，更应该为发展经济服务(此为落脚点)。可见，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一个常青课题。基于此，对于其后续课题提出几点管见，谨供同行参考。

(1)澄清概念本质属性。在先行研究中，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亦有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体形式，其本质属性不尽相同，定义表述多种多样且严谨性有待提升。因而，对现有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进行凝练和界定并使之升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亟待解决的后续课题。笔者认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要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应有治理属性。其中，自然属性应强调环境系统、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经济属性应强调净利益最大化;社会属性应强调生活品质;科技属性应强调更清洁、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接近“零排放”的工艺方法;治理属性应强调政府行为方式、调节机制和法权关系。只有澄清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属性，才可能界定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而才可能演绎出正确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2)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方面的文献却寥寥无几且体系构建不够规范。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理论、耗时费力且政策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其设置应当遵循“持续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精神追求原则、法治原则”[17];指标体系的维度应选取概念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科技属性、治理属性;指标体系的指标类应由表征体系行为的评价指标、分析指标、目的指标构成;指标类中具体指标的选取应考虑可测性、可比性、可得性，对指标类的数量表现、强度表现、速率表现给予直接的度量。

(3)创新战略实施方策。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面的文献颇多，然而不少文献是不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进行展开的，而且战略方策提出的依据基本上是存在的问题。因而，有的战略方策不仅实效性不强，还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才是提出方策的“金钥匙”，而并不是“问题”本身。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勿要只停留于一个层面，否则就不能论透问题。故而，应基于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具有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创新性的方策，同时要兼顾方策的可操作性。

(4)拓展领域推进研究。渔业可持续发展先行研究，在内容和性质上几乎集中于概念研究、宏观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层面，而着眼于评价研究、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面的相对较少且明显薄弱;在方法论上大都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而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相对较少。至今论析极少或明显薄弱的课题将是后续拓展领域，也是完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主攻方向。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向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渗入，将对研究上的突破和创新起到推进作用，也将展示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质”与“量”相兼相容的更高境界。

渔业资源论文篇（5）

1我国渔业资源的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生产国，改革开放以来，渔业产量迅速增长，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渔业产量在1980年代以后就趋于稳定并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渔业的大发展。2003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为4704.6万吨，比上一年增加3%。总产出中捕捞产量为1649.2万吨，约占总产量的35%。渔业对于我国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渔业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合理发展的渔业还对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渔业总产量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却是逐年下降。捕捞业先是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与微观经济部门自主经营权，提高了经济效率，带来了渔业的大发展。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增速突然减慢，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动力已经趋于衰弱，需要其它因素来推动产量增加。此后，随着渔业产业工业化的发展，捕捞技术的提高，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渔业产量增长的高潮。而且到九十年代末，渔业产量增速明显下降。

渔业产量特别是捕捞产量的下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人口的增长，海上项目的建设，污染物对大海的过量排放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渔业资源缺乏管理所引起的过度捕捞，捕捞区域的扩大和捕捞强度的加大，造成渔业资源的严重破坏。渔业资源虽然是可再生资源，但它的使用不是无限度的。渔业资源的特点是当捕捞量不超过其自我更新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出，一旦超出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产量就会下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会使整个物种丧失再生能力，成为不可再生资源。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地普遍出现对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情况，在中国所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已经有8%的渔业资源达到了耗竭的水平，形不成渔汛；有76%的渔业资源处于完全开发状态，产量已达到极限；只有16%的渔业资源处于适度开发状态。而我国近海海域的情况由于地理特点的原因还要更加严重。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以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资源目前的这种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如《超越极限》中所描述的：指数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不加限制的指数增长将带来对资源的毁灭性后果，引起崩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要有制度的变迁与之适应，而环境经济学所要做的就是要分析这种不符合效率和可持续目标的状况出现的原因，并找出对策。

2引起这种危机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造成目前渔业资源当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引起市场失灵。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括了一些实际变量，这些变量的取值由忽略了对这一经济主体的福利影响的其它主体决定。开放的渔场可以自由进入，渔业资源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由于高额利润驱动,渔民会不断地扩张生产,增加捕捞努力量,直到捕捞收益等于捕捞成本,即利润为零,达到个体的经济均衡点为止。因此最大可持续产量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必然要出现过度捕捞问题。捕捞者的过度捕捞行为对渔业资源具有破坏性，捕捞者只考虑其个人生产成本，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成本。所以渔业资源的需求是过度的；供给由于具有公共物品性，进入者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所以供给是不足的。

对外部性的纠正，就要给损害者一种激励，使其限制其行为对他人的损害，将外部性内部化，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不同的方法。

2.1庇古税

庇古税是指对造成外部性的破坏者要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费用，支付额等于其所造成的损害额。庇古税的思想是引入一个价格，使损害者的破坏行为可以衡量。这样损害者可以把外部性纳入自己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做出对其自身也同时是对社会最有效率的选择。庇古税在环境污染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在渔业问题上，对大型渔业企业收取一定的税费还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对于我国的个体渔民来说，由于数量过多，分布又比较分散，对其征税有一定的困难。

2.2调整产权

产权不明晰是外部效应的一个典型来源，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地界定所有权来消除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扭曲。使用产权调整的方法不同于庇古税，它不是引入一个价格，而是引入一个市场，通过界定清晰的产权，使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谈判，达成交易，从而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

产权是一个权力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决策权，让度权等。产权的安排有多种方式，要使产权安排能够对资源产生有效率的配置，产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所有权的排他性，所有权的可交易性，对所有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在渔业资源的产权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我国对于渔业资源的进入排他权有明确的限定，按照我国《渔业法》的规定，只有持有必需证件的渔船才能从事捕捞作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非法捕捞渔船却大量存在。即使无证捕捞被有效地排除在外，由于大量持证人的存在，渔业资源对他们来说还是事实上的自由准入。

对产权引起的外部性的解决思路，必须要建立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产权制度。依据上面所说的有效率产权安排的原则，各国设计了旨在通过完善产权来消除外部性负面效果的政策和规则。但这些调整产权提高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在我国具体实施的时候也同样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我国在渔业信息的取得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第二，配额的分配方法如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第三，如何加强规则的监督。另外这一制度还会因我国个体渔民所拥有的份额太小而无法实际操作，或者难以实现捕捞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的渔民多资源少的国家。

2.3自组织管理

建立在产权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在经过对小规模共有资源问题的案例研究，提出了解决共有资源问题的模型，强调了共有资源参与者有自发解决问题的能力。奥斯特罗姆条件共有八条，这八个条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产权条件，“清晰界定的边界”，落实产权是自组织管理的基础。第二类是组织条件，“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强调各个地区存在资源的占用和供应的独特性，所以在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时候要因地制宜。“集体选择的安排”这一条件，也反映了对不同社区特殊性的考虑，即参与的经济利益体能够对规则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要求上一层级的权威不能干涉占用者集体设计制度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由更上一层级的权威以其宪法的形式确定。“分权制企业”这一条件要求有一个多层次的组织，将分散的群体通过一个个小的团体组织成较高层次的大团体，分别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三类是规则的维护条件，“监督”与“分级制裁”结合起来，一起发挥作用。“冲突解决机制”要求较低成本的公共论坛的存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型式），对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加以及时的协调解决。

奥斯特罗姆条件在相对小范围的共有资源情况下比较适用，参与者少，相互影响比较大，信息获得相对容易一些，比较倾向于由资源的占用者协商达成一致。但在参与者众多，公共资源本身边界并不清晰的渔业资源的情况下，其适用性仍需要研究。

3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几种主要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的论述，我们发现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优越性和相对的局限，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没有哪个单独的经济主体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在设计规则的时候，首先要从产权的角度，制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符合上述三个原则的产权制度，其次，虽然自组织管理在较小范围内适用性比较强，但也不是说奥斯特罗姆的条件在这里就不适用。因为尽管从整体上说整个近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无法清晰地划分边界，但各个社区实际上活动的范围还是相对稳定的，还是能形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

我国《渔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统一管理，地方层层细化的限额制度，但限额并没有具体的分配方法，所以些规定在具体的实施中还要吸取地方的意见，做出明确的规定。配额的分配方法，由各个海区根据当地渔业的历史和现实，在广泛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方式划分成个别市县配额和商业捕捞配额。渔业局可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将其拥有的配额进一步划分成总渔村可捕量和总休闲渔业可捕量，并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采用行政方式将总渔村可捕量划分成个别渔村配额，下达给各个渔村；社区配额分配方法上，政府由于不能获得完全信息，分配不可能符合当地的情况，应该给与一定的指导原则，由参与者自己协商，参考传统规则、地理特点和产品特点自行决定。对于休闲渔业可捕量和商业可捕量，可采用拍卖方式决定其归属，分别形成个别休闲渔业公司配额和个别商业可转让配额。

制度的有效实施首先当然是要靠规则制订的合理可实施性，但如果没有对规则的监督，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难以长期维持下去。应该采纳奥斯特罗姆自组织管理理论中的思想，把政府监督和社区参与者的相互监督结合起来，设计多层次惩罚机制，建立处理冲突的各个级别的论坛。

另外，制度的转变要适应效率和可持续目标，效率和可持续性是随着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而变化的。在渔业问题上，法律法规必须与渔业的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例如随着海洋生物种群的稀缺性的变化，某种数量曾经比较丰富渔业产品被过渡捕捞，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破坏，法律法规应做出及时反应，对此种物种的捕捞加以管理，本来没有限制配额的要及时引入配额制度。

要达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标，不能单靠经济方面的政策，相关政策必须加以配合才能使这些政策有效实施，例如做好信息的搜集，完善渔业统计体系，是建立配额制度的基础。同时，宣传教育也是必要和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奥斯特罗姆等.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2]刘新山.ITQ渔业管理制度与物权理论的关系.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2,11.

[3]梅多斯等.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渔业资源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193-04

引言

红金眼鲷是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静冈县的重要的被捕捞鱼种。静冈县的渔获量为4778吨，占其总渔获量的62％。静冈县的红金眼渔业，主要是由伊豆地域的渔民在进行操作(静冈县水产课，2001)。伊豆半岛的红金眼渔业有在沿岸的立绳渔业和近海的底立延绳渔业。近海的底立延绳渔业的水深是600米～700米。底立延绳是主干绳带有许多分支绳，分支绳的头部挂着带有饵的钓针，将钓针投入到海底，过几小时后再拉上来的渔法。因此，渔船是否能快速探测出鱼群，以及是否增加钓针数目都大大影响着渔获量。根据现有结论，随着渔船引擎的增大，渔船的速度以凹的方式增加。渔船的大小不仅仅是由速度决定，而且钓针数目也是决定渔船大小的重要因素。在近海作业的渔船规模有20吨以下的引擎为190马力以下的7艘，有60～79吨的引擎为310～370马力的7艘，以及80～99吨的引擎为380～470马力的6艘。由此可以得出渔船的规模存在着三个阶层。

这些年，伊豆半岛的红金眼鲷渔业由于渔船规模不适当，导致亏损而退出渔业的情况不少。特别是大型船占的比例比较多。因此，本文以伊豆半岛的红金眼鲷渔业的渔船马力有阶层性作为着眼点，对最佳渔业形式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从非协力动的博弈问题的观点出发，对现状进行了分析，把不同层次的非协力动的均衡渔民人数和纯利润作为研究的目的。博弈论主要是作为能够花费最小费用和得到最大收益的一种手段被应用在经济学领域中。本文为了求得最佳渔业投资规模，把其导入到渔业管理中。

1　材料和方法

本论文把渔船引擎的马力数按顺序从低到高分别称为阶层1、阶层2和阶层3。这里，把相同阶层的渔民之间的渔获能力当做没有差别。三个阶层的渔民人数分别为k1，k2及k3。k1+k2+k320人，这是伊豆半岛近海的红金眼鲷渔业实际的渔民人数。一般情况下，每个渔民都以自己的纯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作业的，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博弈问题进行处理。也就是渔民的渔获量和纯利润能够作为非协力动的均衡解来进行处理。

1．1渔获能率。一般来说，渔获能率是渔船引擎的凹增函数。就近海红金眼渔业而言，使用1995―2002年各渔船每航海的渔获量，得到以下结果。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2　结果

我们把各渔民能够作为战略进行变更的假定只有渔获量。对方案进行模拟实验，结果整个渔期的平均一个渔民的均衡渔获量如图5a所示。由图5a我们知道，随着初期资源尾数的增加，按阶层1、阶层2、阶层3的顺序开始捕获。而且初期资源尾数少的阶段，按阶层1、阶层2、阶层3的顺序平均一个渔民均衡渔获量由大到小，但是，随着初期资源尾数的增加，从阶层1到阶层2，阶层2到阶层3，渔民的均衡渔获量的大小发生了逆转。从图5b可以看出，使得阶层1和阶层2的平均一个渔民的均衡纯利润相等的，初期资源尾数的点为1.25×107，使得阶层1和阶层3，阶层2和阶层3的平均一个渔民的均衡纯利润相等的初期资源尾数的点分别为1.35×107和1.95x107。初期资源尾数少的时候，阶层l的整个渔期的平均一个渔民的均衡纯利润最大，阶层2的平均一个渔民的均衡纯利润居中，阶层3的平均一个渔民的均衡纯利润最小。在推定的1995―2001年的平均初期资源尾数1.91×107处，阶层2的均衡纯利润最多。

渔业资源论文篇（7）

一、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历程简介

楠溪江位于浙江温州永嘉县境内，水域面积3733公顷，可利用渔业水域面积2333公顷，长度250余千米，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从1999开始，楠溪江渔业资源又迎来了整体承包阶段。通过公开招标，4人以518万元获得12年渔业经营权，成立了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但保护已获得的产权非常困难，公司根本无法阻止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村民继续捕捞楠溪江里的鱼，由此和当地居民引发的冲突已经不可计数，村民出于报复导致的毒鱼电鱼等恶性捕鱼事件更是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生态损失。2001年渔业公司以永嘉县农业局没有积极保护其产权为由，拒绝支付应交的渔业资源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整体承包至此基本上宣告失败。

二、楠溪江渔业资源管理30年来的变迁分析

（一）第一阶段：1984年以前的自由捕捞阶段

这是一种对进入没有限制的极端开放状况。由于没有明晰产权，人们在使用渔业资源时不会考虑其行为的全部成本，以致个人生产决策的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发生了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公地的悲剧”极易发生。资源的使用者只有掠夺资源的激励，而没有保护资源的动力。于是，总产出超出了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出，捕鱼手段也日益恶劣化，这严重破坏了鱼类自身的繁衍。

从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公共资源，完全的开放状态必然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从而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可以做的有两种选择：（1）依靠政府严格地限制私人对公共资源的开发，唯一合法的开发者只能是政府；（2）通过政府出面将产权明晰化，把个人的收益和社会收益结合起来，能更有效地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在这两种方法中，第二种选择通过让获得产权的私人参与市场化运作，结合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无疑是更优的选择。

（二）第二阶段：1984-1998年的分段承包 （按自然水域划分，通过招标承包给当地村民）

据统计，实行分段承包使得楠溪江水域面积的一半左右有了明确的“产权主人”。这种方法也许对于森林、草原等一类的可再生公共资源而言是一个优良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楠溪江渔业资源流动性强的特点，这种方法最终也以“竭泽而渔”的后果宣告失败。原因何在？其一，渔业资源流动性所带来的难以隔离各家各户承包区的问题无法解决。渔民如果为了涵养资源，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对自己承包段的鱼暂不捕捞的话，由此增加的鱼也不一定会留在自己的承包段里。一场大水、一次异常的天气变化，都会使非定居的鱼流到他人的承包水域。对各承包者来讲，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承包水域的鱼捕光，以免“便宜”了他人。这样甚至导致了对亲鱼、幼鱼也进行掠夺性捕捞，严重影响了楠溪江渔业的繁殖。其二，在楠溪江里，有一些地段因为资源条件较差而无人承包；还有一些地段由于牵涉多个乡镇而难以承包。这些约占楠溪江一半流域的尚未承包的水域就成为管理的薄弱地段，村民们纷纷强占掠夺，资源破坏严重。在这种资源利用方式下，尽管比自由进入状态稍有改善，但楠溪江的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阻止。

（三）第三阶段：1999开始：整体承包阶段

这一阶段中，产权完全归单一主体所有，预期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现实状况却远远出乎公司领导者的意料之外。虽然公司拥有法律上的产权，拥有事实产权的却是世世代代在楠溪江边生活的村民们。而公司在没有获得任何执法权利的基础上，为捍卫自己的产权权利付出了极度高昂的成本。即便如此，成效依然甚微。因为公司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团结起来的村民集体。集体对抗中，公司的两位高层领导因此获罪，大大打击了公司主要股东对于公司前景的信心。而村民也在这样的集体对抗中萌生出报复的心态，恶性捕鱼便是最佳证明。

整体承包行动的失败，不仅在于投资者没有对产权保护难度和成本做出正确的估计，以致投标时的理性化程度不够，也在于当地的政府、村委会没有为保护楠溪江的生态资源做出应有的配合工作。当地村民的捕鱼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侵权，但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因素，毕竟祖祖辈辈都在楠溪江自由捕鱼的经历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想当然的事情。因此，楠溪江三十年来的渔业资源管理变迁总体上都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仍然是产权问题。

三、楠溪江渔业资源的出路

（一）整体承包依然是最优选择；

基于渔业资源特有的流动性特点决定了只有整体承包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楠溪江渔业资源三个阶段的管理变迁证实了放任自由的方式和分段承包方式是没有质的区别的，而整体承包尽管失败，根源不在于整体承包的缺陷，而在于政府、企业和村民没有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采用整体承包的方式，可以考虑通过重新投标确定产权分配；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采取村民入股的方式筹集新企业运作所需资金。在村民成为股东后，楠溪江就成为企业和全体村民的共同财产。在股金分红的激励下，楠溪江渔业资源会得到更好的保护。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要规定村民的持股上限。最好按照人人均等的方式入股，这样才能避免部分持股量较少的村民依旧存在的私自捕鱼行为。还有一种可以纳入考虑的方法是由企业同意在每年的捕鱼盈利中固定拿出一定比例补偿给沿江村民，这样的话村民也会为了获得更高的补偿金额而减少恶性捕鱼行为。但后一种方法应该没有前一种好。

（三）政府所应该做的：和企业团结起来；

楠溪江渔业资源的开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单纯的商业行为，它关系到本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人民的长久福利。所以政府应当出面积极保护企业产权，而绝不应当完全靠企业付出艰辛的保护成本。企业毕竟没有执法权利，在遇到侵权事件时，若采取合法手段“自卫”无效时，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后再寻求法律庇护吗？因此，在本文的例子中，出现公司和当地村民的粗暴对抗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做却加重了村民的报复心态。最后受到损害的，还是楠溪江，还是当地社会。

参考文献

[1]朱康对，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5年00期

渔业资源论文篇（8）

摘要：休闲渔业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博鳌发展休闲渔业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人文条件和庞大的游客数量等众多优势。发展休闲渔业一定能为博鳌本地渔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渔民收入，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可观。本文运用SWOT方法对博鳌镇发展休闲渔业进行分析，并针对发展休闲渔业过程中面临的形势提出对策。

关键词 ：博鳌；SWOT方法；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运行项目（水产种质资源平台运行服务）。

作者简介：符梁（1984-），男，大学本科，主要从事水产养殖技术服务。E-mail：979034071@qq.com

通讯作者：杨守国，男，工程师，研究方向：海水增养殖及遗传育种。E-mail：yangshouguo82@163.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19

休闲渔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充分利用渔业生产设备、渔业作业空间、水产生物、渔业生态环境及人文历史资源等渔业元素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1]；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一个优美、和谐、舒适的渔村、渔业的体验环境，迎合人们的消费需求。

博鳌位于万泉河入海口处，无论是淡水渔业资源还是海水渔业资源都相当丰富，游客在当地渔民配合下，可体验到下水撒网捕鱼、海上垂钓、收网拣鱼等乐趣。

1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意义

1.1有利于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2012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297.88亿元[2]，已成为我国渔业第五大支柱产业，在第三产业的占用比重中逐年升高。

1.2有利于合理利用本地资源

博鳌有着优越条件的地理位置，具有丰富的淡水渔业资源和海水渔业资源，为开发休闲渔业提供了发展前提。

1.3有利于渔业增产增收

目前博鳌直接从事海洋捕捞业的渔民约2万人，由于渔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自谋出路的能力有限，再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和海洋渔业资源的减少，渔民收入逐步下降。充分利用博鳌的海洋资源优势发展休闲渔业，壮大渔业经济，将渔民从捕捞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过来，实现渔民“出海不捕捞，转产不离船”的转产转业，实现“渔民增收、渔业增效”战略目标。

1.4有利于相关产业发展

休闲渔业的发展同时带动和促进诸如交通、通讯、旅游、餐饮、造船、渔具、水产品加工销售等行业的发展[3]。

2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SWOT分析

2.1优势(Strengths)

2.1.1博鳌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地处东经110.5度、北纬19.3度，位于海南省东海岸，以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为圆心，4小时的空中距离可以覆盖亚洲20亿人口。博鳌，就像亚洲的中心。博鳌距离市府嘉积镇仅19 km，距离博鳌火车站和正在建设中的博鳌机场16 km，从“南海风情小镇”潭门镇经潭门大桥仅有7 km车程。

2.1.2博鳌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博鳌融江、河、海、山麓、沙洲于一体，集椰林、沙滩、奇石、温泉、田园风光于一身。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满足了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

2.1.3博鳌拥有淳朴的人文环境博鳌本地居民大多是移民。博鳌有百家姓，从来没有械斗，从来没有以大欺小，人们世代和睦相处过日子。社会治安常年保持稳定的良好态势。博鳌具有浓厚的海洋特色文化[4]，从“博鳌”两个字就能体会得出来，其含义是鱼类丰硕，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鱼多鱼肥”的意思。

2.1.4博鳌拥有渔业码头和旅游专用码头游客们可从码头乘船到近海、内河进行垂钓观光和水上用餐。博鳌近海水质清晰，海底下游动着各种鱼类。部分区域磊有大量礁石，藏有青斑、老虎斑、金钱斑等名贵鱼类，可供游客海上垂钓、拖网。

2.1.5博鳌水产养殖业发达距离博鳌镇墟中心10 km的东海村委会有近200 hm2水产养殖基地，常年养殖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东风螺、老虎斑等水产品种，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博鳌各餐饮场所提供新鲜的水产品，满足众多游客的口味。

2.2劣势(Weakness)

2.2.1难以避免的自然因素博鳌地处江河出海口，近海海底漩涡错综复杂。海滩上常见竖着的警示牌提醒过往游客“禁止下水游玩”。这对于一个滨海小镇发展海上各类项目非常不利。而三亚市大东海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去游玩是因为大东海是个海湾，湾里常年保持风平浪静。由于博鳌地处出海口，河道经常变动，泥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堵塞码头，妨碍渔民出海捕捞，对发展休闲渔业带来很大影响。

2.2.2种类单一，吸引力不强，服务意识淡薄博鳌虽然是亚洲论坛所在地，但是长期以来以观光、垂钓等形式的休闲渔业项目显现单一特点[5]，未能与相关行业或者产业相结合。博鳌休闲渔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转产转业渔民或社会的闲置人员，文化程度低，也没有受过培训，造成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意识淡薄，应对市场化的能力差，严重影响休闲渔业的服务质量。

2.2.3配套基础设施跟不上一是游船过小，设备太差，不成规模、不够档次、品位不够；二是码头规划与建设缺乏整体性、综合性、多功能性，现有码头配套功能和设施无法适应休闲渔业的发展；三是海区缺乏专业规划设计，难以适应现代化休闲渔业发展的需要，难以对相关产业形成有力的支撑[6]。

2.3机遇(Opportunity)

2.3.1琼海市政府努力构建田园城市，为博鳌休闲渔业发展带来契机琼海正在加紧田园城市建设，博鳌在建的自行车绿道，美雅阿叔农家乐、滨海酒吧一条街等项目，吸引着四方游客。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带来的国际知名度，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博鳌平均每天接待中外游客约2 000人次，年接待60万人次以上，这对发展休闲渔业是机遇。

2.3.2其他方面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我国法定节假日调整为发展海洋休闲渔业提供了大量的客源。海南省政府为发展休闲渔业提供政策支持。

2.4挑战(Threats)

2.4.1三亚发展休闲渔业势头迅猛海南省三亚市将休闲渔业发展策略定位在国内领先。据悉三亚已率先推出了几项新的休闲渔业项目：一种是用仿古游船夜游三亚；一种是推出了包船方式为主的游艇游船，游客可以三五成群出海休闲、垂钓、烧烤、拍婚纱照、做婚庆；第三种是面对散客推出的海上休闲、垂钓、烧烤、娱乐相结合的旅游方式。

2.4.2潭门的崛起势在必行自从习见平主席到潭门渔港参观后，潭门的发展更上了一个新台阶，不管是街道还是码头都焕然一新；潭门大桥通车后，潭门的发展将更加快速，潭门有大型码头，渔船配备齐全。而潭门挨着博鳌必将是博鳌发展休闲渔业最大的挑战。

3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和建议

3.1尽快出台管理办法，规范博鳌休闲渔业发展

依据《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有关海洋或渔业法规、政策和发展规划，借鉴《三亚市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尽快适合博鳌发展需要的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积极推动热带特色农业与旅游相结合[7]，制定实施观光渔业、休闲渔业支持计划，打造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和博鳌人民的幸福家园，实施“绿色博鳌大行动”。

3.2制定积极优惠政策，保障休闲产业发展

一是政府每年从财政中安排一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示范点、休闲渔船改造、政策性扶持补贴、重点项目的投资补助、培育休闲渔业品牌[8]，支持与休闲渔业相关的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是大力扶持具有高品位、高附加值和带动性大的休闲渔业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贴息支持，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或发行企业债券。

三是加强金融机构对休闲渔业项目的资金支持。

四是加大对发展休闲渔业企业的政策性扶持[9]，特别是企业的水电收费定价，应与农业水电价格一样。

五是加强互助担保体系建设，降低渔民转产转业发展休闲渔业的融资成本，引导保险机构加快研究，推出针对休闲渔业发展的险种，促进渔业互保协会把休闲渔业互保纳入渔业互保中[10]。

六是建立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用海的管理制度，制定优惠休闲渔业项目用地与用海政策，简化审批程序，减免相关费用，特别是在用地上建设硬性设施占地比率，要借鉴台湾的相关经验。

3.3产学研相结合，促进休闲渔业发展。

重视先进技术在休闲渔业产业中的应用，建立休闲渔业的科技支撑系统。调动科研力量，利用科技手段，对重大休闲渔业项目的决策进行咨询、评估和可行性研究；运用现代高科技网络技术，建立休闲渔业信息管理系统，提升休闲渔业服务的效率与水平。

3.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休闲渔业服务质量

一是做好人才引进。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吸引国内外的高级休闲管理人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流动与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休闲渔业的创新发展。

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创立渔民从业人员教育基地，重点进行渔业、法律、卫生、旅游、安全防范、服务、风土人情、诚信意识与行业服务规范等知识培训[11]。在加快渔业转产人员知识培训的同时，将休闲渔业技能人才培训纳入阳光培训工程，不断提高休闲渔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提高博鳌休闲渔业的整体素质。

三是开展产业研究。成立休闲渔业学会，与国内外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界携手，借助我省建设国际旅游岛优势和博鳌亚洲发展论坛，开展渔业休闲领域的国际性研讨与交流。

3.5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发展环境友好型休闲渔业是持续发展长久之计。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发展休闲渔业也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3.6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休闲渔业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

加强休闲渔业景点景观的形象宣传，增强休闲旅游区的企业间合作，形成高效率的旅游营销网络，培育和扩大休闲群体，营造全民休闲的优良环境。

总之，休闲渔业对博鳌旅游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在于优美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如今尚有许多人对渔民的生产生活充满好奇，总希望自己能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民生产生活，现在人们用于旅游休闲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休闲渔业必将成为博鳌发展旅游业的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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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论文篇（9）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资源开发是当今人类扩大生存空间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海洋空间资源合理利用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的关键措施。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空间资源一词来自空间资源学。卢嘉瑞认为空间资源包括空间物质资源、空间广度资源和空间布局资源，这三种资源“三位一体”，从而构成空间资源的庞大体系。闵桂荣对空间和空间资源的概念界定为：空间是指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的宇宙空间;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空间资源主要包括高度资源、环境资源和物质资源。本文海洋空间资源一词的涵义显然指海洋物质资源，即：与海洋开发利用有关的岸、海上、海中和海底的地理区域的总称。

一、文献综述

（一）（海洋）空间资源利用文献综述

国外对海洋空间资源的研究，侧重技术突破、综合管理及公众的参与，具有明显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空间规划理念，重视建立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欧盟在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主要集中在海域重叠密集的公海，侧重欧盟各成员国的协调合作。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则集中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侧重生态环境的系统研究。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召开之后，形成了“生态系统海岸带管理”和“海洋空间规划”的理念，各国将开发海洋资源，合理利用海洋空间资源纳入国家战略。欧美国家从用海现状、环境影响、海洋生态价值功能等角度进行区域实证，一方面构建海洋空间规划理论基础，包括多目标规划管理等;另一方面建立海洋空间规划实施框架和方法，将生态系统管理技术、相关利益者识别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价值评估纳入框架内（张云峰，张振克，张静，陈洪渊，2013）。 国内大部分学者着重研究某一特定海洋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针对性管理等问题，对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领域研究较多。对渔场、鱼类、海岸线、浅海、滩涂、岛屿等海洋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进行了初步讨论（金秉福，1998）。以大连为例分析海洋空间资源概况、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连市海洋空间资源利用开发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相应对策（杨大海）。以浙江为例探讨了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提出了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陆海联动、集约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管理机制（周世锋，秦诗立，2006）。根据江苏沿海岛屿、滩涂和沙洲的具体特点和优势提出具体的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路径（张名亮，2009）。在资源利用效益方面，诸多学者对效率测算和资源布局进行了研究。基于生态位态势理论和多边形综合指标法分析了我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利用综合效益的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沿海省市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较低（段晓峰，许学工，2009）。对中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综合情况进行比较，从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能资源以及滨海旅游资源五个方面对中国沿海11个省市的海洋资源情况进行了比较和概述，结果表明广东省海洋资源综合实力最强，山东、浙江、福建、上海和天津的海洋资源优势突出（宁凌，唐静，廖泽芳，2013）。

（二）海洋渔业文献综述

海洋渔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产品产量、鱼类渔获物结构、捕捞投入要素变动及相互关系和渔业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捕捞统计数据说明我国海洋捕捞总量、主要鱼类渔获物结构和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趋于稳定，专业劳动力数量保持下降趋势（唐议，邹伟红，胡振明，2009）。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开发中存在渔业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竭等问题，建议发展生态渔业和海洋高新技术（傅秀梅，宋婷婷，戴桂林等，2007）。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应该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1991--2003年间，我国基于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运用该评价框架对我国社会发展及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价（陈东景，李培英等，2006）。从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指出发展现代海洋渔业的战略意义，提出良种培养、建立海水产品期货市场、建立远洋渔业基地、培育上市企业等发展战略（姚丽娜，2013）。我国海洋渔业管理中还存在管理机构混乱、职能交叉等问题，应构建完善的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张继平，顾湘等，2013）。用相关性实证分析检验了山东渔业与海洋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两者的单向因果关系（邵桂兰，李晨等20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我国1996-2012年省域近海捕捞业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进行测算，指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加速，各省海洋捕捞业技术效率差异明显（梁铄，秦曼，2014）。

二、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海洋渔业增长的灰色关联度研究方法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测度行为因子序列微观或宏观的几何接近以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来判断不同序列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根据折线的几何特征构造测度关联程度的模型。

1.分析序列及序列数据处理。设参考序列为：xi={ xi/i=1，2，…，n};比较序列为：xk={xk/k=n+1，n+2，…}（n为自然数）。由于系统中各因素列中的数据存在计算单位的不同，不便于比较或在比较时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一般都要进行无量纲化的数据处理，本文采用无量纲化形式为：Xi=xi/max（ xi） i=1，2，…，n

2.计算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公式为：

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3.关联度排序。将关联度按大小依次排序，如果r1>r2，则表示比较序列x2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大，其现实意义为比较序列x1代表因素作用于参考序列的影响比x2大。

（二）关联度测算因子选取与数据来源

1.因子选取

参照《山东省海岸带规划》对沿海岸线用地用海分类情况，结合海洋渔业发展所依附的空间资源类型，选取6个关联因子测算比较序列，分别为已利用的不同空间资源类型：海岸线长度（千米）、潮间带（平方千米）、海域面积（平方千米）、滩涂面积（公顷）、海岛面积（平方千米）、人工鱼礁面积（亩），其中海域面积数据采用5-10米等深线海域面积，海岛面积数据采用500平方米以上海岛面积;参考序列选取海洋渔业增加值（万元）、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吨）、海水养殖产量（吨）3个因子。

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山东渔业统计年鉴》、2007年《山东省海岸带规划》、2011年《山东渔情》、2010年《山东海情》以及调研资料等。

三、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海洋渔业增长的关联度实证分析

海洋渔业的发展依附于海洋空间资源，各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海洋渔业生产的贡献程度不同，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可以进一步揭示海洋渔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

（一）海洋渔业增长与海洋空间资源利用的灰色关联度测算

1.确定分析序列。选择山东省2010年相关数据，以山东蓝区各市海洋渔业增加值x0、海洋捕捞产品产量x1、海水养殖产量x2作为参考序列;比较序列为海洋渔业空间资源各因子xi ， 分别为x3海岸线长度、x4潮间带面积、x5海域面积、x6滩涂面积、x7海岛面积、x8人工鱼礁面积。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原始数据见表1。

表1 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排列

2.序列处理。为便于分析，保证各因素具有等效性和同序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初值化处理。再求绝对最大差值与绝对最小差值。即先求参考数列与各比较数列的对应绝对差数列。

3.求关联系数和关联度。求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计算时分辨系数ρ按通常取0.5。得到关联系数之后，按照公式 求得关联度，经计算（略），关联度结果见表2。

表2 关联度结果

（二）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

1.海洋渔业增加值关联度分析

由表2可见，对海洋渔业增加值关联度最大的是海岸带资源0.85，其次为海岛资源0.737、人工鱼礁资源0.709和海域面积资源0.702，说明在2010年山东半岛蓝区渔业经济的增长受上述四种海洋空间资源的影响最大，即上述四种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海洋渔业产值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从而加强和改善此类海洋空间资源的利用情况会对海洋渔业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而滩涂资源和潮间带资源的现有开发利用情况影响作用较小。

2.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关联度分析

对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关联度较大的是海岛资源0.761和海域面积资源0.756，说明海岛资源和海域面积对海洋捕捞产品的影响较大，二者与海洋捕捞业有着密切联系，而潮间带和滩涂资源的关联度明显小于其他海洋空间资源。山东半岛海域面积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良好，海域底质资源丰富，是发展海洋捕捞业的良好场所;海洋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全省已有建成渔港245处（2010年），渔船43000多艘，为海洋捕捞提供了有利保障。

3.海洋养殖产量关联度分析

人工鱼礁面积和海岛面积对海洋养殖产量的关联度较大，均超过了0.7，大于其他因子的影响效果。2005年山东沿海率先实施“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利用人工鱼礁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半岛建成人工鱼礁2865公顷，海藻、贝类大量繁殖，礁区渔获量是非礁区的15倍以上。山东半岛320个海岛（500平方米以上）有248个位于烟台市、威海市和青岛市沿海海域。三市多数海岛属于粉砂淤泥质海岸类型，海水理化因子良好，饵料生物资源丰富，适于海洋生物繁衍生息，尤其是各种贝类及鱼虾等底栖生物的生长发育，适宜发展海产品养殖业;岛屿周围水质肥沃，海藻丰富，为刺参和皱纹盘鲍等海珍品提供有利的栖息繁衍场所，是发展海珍品增养殖的良好场所。

（三）灰色关联度排序结果

各海洋空间资源利用情况对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增加值、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和海水养殖产量的关联度排序不同。经计算，海洋渔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排序为：海岸带>人工鱼礁>海岛>海域>潮间带>滩涂;海洋捕捞产品产量的关联度排序为：海岛>海域>人工鱼礁>海岸带>滩涂>潮间带;海水养殖产量的关联度排序为：人工鱼礁>海岛>潮间带>海岸带>海域>滩涂。在关联度排序中人工鱼礁对海洋渔业的驱动作用显著高于其他海洋空间资源。

四、结语

山东半岛蓝区广阔多样的海洋空间资源为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海洋渔业的发展依附于空间资源，而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海洋渔业的科学可持续增长。山东半岛海岸线资源、海域资源等空间资源丰富;“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山东半岛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和海洋空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环境。在此背景下，凭借丰富的海洋空间资源，明确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海洋渔业增长之间的关联度，有针对性的科学开发海洋空间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经济，打造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优势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域承载力视角下海洋空间布局优化的模型及应用”（71273247）;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海洋空间布局优化技术体系及决策服务系统应用示范”（201205001）;教育部基地培育项目” 海洋产业经济基础理论框架研究”（2012JDP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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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论文篇（10）

1.1国际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概况1．1国际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类型公共渔业资源的保护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渔业资源的保护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世界各国对渔业资源的管理分为投入式管理、产出式管理、技术性管理三种。其中产出式管理是最先进的管理方式，目前西方发达渔业国家普遍采用这种管理方式，产出式管理的实质是渔业资源的产权化管理。

1．2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概念

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是指明确公共渔业资源可捕总量，使渔业资源由公有产权（即可捕总量）以一定合理形式分配，而成为私有产权（即个人可捕配额），通过对私人可捕配额使用及流通的严格管理，以避免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在公共渔业资源的管理中引入产权思想，并建立了TAC、IQ、ITQ，被认为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制度变革之一［1］。

1．3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制度类型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的主要制度有总允许可捕量制度（TAC）、渔获量个别配额制度（IQ）、渔获量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ITQ）。TAC是根据某种鱼的MSY（最大持续产量）水平，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确定一定时间和区域内总允许可捕量，当渔获量累计达到TAC水平时，全面禁止这种鱼的捕捞。当TAC确定后，渔船都想在TAC范围内多捕鱼，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和捕捞竞争。ITQ和IQ则是在TAC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两种制度避免了TAC的过度投资与捕捞恶性竞争，将TAC分成若干份额，分配给企业、渔民和渔船，最高捕捞量以获得的捕捞配额为限，IQ制度下捕捞配额不可自由转让；ITQ制度下捕捞配额可以自由买卖或出租。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已实施总允许可捕量制度（TAC），在TAC基础上实施IQ的国家有加拿大、比利时、挪威、爱尔兰、瑞典，实施ITQ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

2我国渔业资源管理的制度困境

2．1我国渔业资源管理的主要制度目前我国渔业资源管理主要采用投入式管理制度。投入式管理也称间接限制捕捞努力量的管理，即控制捕捞力量的投入，如控制捕捞船只数量或渔船功率等。

2．2投入式管理制度的优点与缺点这种管理制度的优点是容易操作，执行成本低。

但其缺点也十分突出，在捕捞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渔船的捕捞强度愈来愈无法控制，这种管理制度日益受到过度捕捞的挑战，近些年，我国近海常见经济鱼类产量急剧下降，部分鱼类资源濒临灭绝，在我国的总捕捞量中，90％左右的渔获物未达到国家可捕标准，在内陆水域中，过度捕捞造成的后果也不容小觑，如黄河鲤鱼已很难捕捉到了，长江水系三峡库区渔获物小型化趋势明显［2］。

3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在我国遇到的困难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是一种对渔业资源的量化管理，需要较精确的渔业资源数据，并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存有科学性认识。一般来说，TAC作为一种量化的渔业管理措施，是在鱼类种群不复杂、兼捕量少的渔业中比较容易实施。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我国可捕鱼类种类比较复杂，对渔获物种类、数量、规格控制难度将很大、监管成本会很高。渔业可捕配额的确定及交易缺少有效的渔业社会组织化与以渔业资源科研为基础的法制化支持。

4我国渔业资源管理科学发展的路径选择4．1公共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的原因公共渔业资源具有财产公有性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个性质使得其被滥用是必然的，谁都可以开采，没有人会承担资源恶化的全部成本，这就导致“搭便车”和过度开发导致的“公地的悲剧”。在面对公共渔业资源的公众集体中，个人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趋利理性，公众集体则表现出无克制的过度开采公共资源的非理性。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如下现象：国与国之间争夺公共渔业资源，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争夺公共渔业资源，同一地区捕捞单位之间争夺公共渔业资源。为保护我国近海渔业资源，1999年我国农业部首次提出海洋捕捞量“零增长”战略，但近年来我国近海三大海域渔业资源仍然持续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