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制度论文篇（1）

一、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现有法律法规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2）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3）公安部公布实施的《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4）公安部公布实施的《暂住证申领办法》。（5）部分省、市（区）、省辖市、较大市、经济特区的人大及政府制度的暂住（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规定（条例）。这些法规、条例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主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制定的，当时正处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压力巨大、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攀升之际，立法带有浓厚的管理部门痕迹，其核心主要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利益，而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为流动人口服务、确立流动人口权利与义务，特别是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多甚至没有，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法规多是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内容多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与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2003年初以来，国家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先后取消了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收费和租赁房屋的审核登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等，给以初步形成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管理带来了极大冲击，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和一些政策性收费之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又未能及时跟上，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困难。

（二）、缺乏必要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中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居多，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标准。我国现行的涉及流动人口管理主要的法律法规，除对流动人口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的规定有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予以规范外，流动人口的其他管理规定或者是由公安、劳动与计划生育等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如公安部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或者由省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政府据此分别就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住房租赁、务工经商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各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管理规定等，其他各省也大多如此。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对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存在地方性差异，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标准，无法统一起来。

（三）、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的法律规定。

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只制定外地流入本地的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对本地城市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则没有相应的管理的法律规定。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法律规定中，只有2000年的《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中明确界定了流动人口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人口，不过整个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流入人口的。其实，今天的流动人口中虽然大部分来自，但是来自城市的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所以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这部分的法律空缺。

面对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面对传统体制造成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法律地位的差异，只有抓住机遇，重新构造相关法律，才能以缩小与宪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差距，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

二、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构想

依法治国是指导流动人口管理基本方针，是从行政管理转向法治管理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制化管理。流动人口的增加是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会继续增加，因而加强其管理的法制建设也势在必行。对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健全必要的全国性流动人口管理法规。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规繁杂，且不同效力等级的法规在处罚种类、幅度有矛盾之处，不便执行。为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人员有法可依，增强他们的执法信心和决心；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一部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提高立法层次，规范管理行为。对流动人口管理中涉及的社会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加强管理同时突出对流动人口权利的维护，制定《流动人口流管理法》时要结合户籍改革立法，对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子女教育、权益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享有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使流动人口正确行使个人权利，履行个人义务。严禁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出台对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带有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使流动人口能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要对各地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清理，及时废除过时的法规，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人口的管理必须要从形式上实现统一。从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条例规定以后，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出台，导致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纷纷出台。但地方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形成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在流动人口这一问题上，由于各地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目前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还有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开始如何制定全国外来人口管理法律规定，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推出。

（二）加强流动人口的、、文化等及其相关权益的立法。

立法者应从管理的角度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角度，寓服务于管理之中。扩充、完善、保障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采用激励机智引导流动人口自觉到当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申报暂住证，由被动变主动，解决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最根本。如可以规定按时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享有与常住人口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方面同等的权利；凡在暂住地暂住一定期限无违法犯罪现象等可转为当地户口的规定等等，激发流动人口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1、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权利、同等的就医权利、同等的就业权利、同等的事业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动人口到流入地登记，就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过这样制度安排，来促使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申报，积极参与管理。

2、推行公民福利卡制度。在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国家提供的同等公共福利待遇。国家通过银行系统为每个公民设置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同时具备个人身份证号码的作用，具有多种功能和较大容量，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通用，与各地区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相关数据库联网，人口信息资源共享。以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障卡为基础，应对万变的人口信息变化，不管人口流动到哪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会随之移动到哪里，以利于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国家应以二代身份证办理为契机，加强对实有人口的图像采集、指纹录入，开发实有人口管理系统，建设系统强大的、统计、查询等功能，流动人口到流入地办理暂住证时，身份证等信息同时导入暂住IC卡中，这对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3、借助《社会保障条例》、《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的制定和完善来予以保障。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的形式来制定一部《外来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法》来规定流动人口各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权益，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与常住人口同等的权利，具体办法由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另定。在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作出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的规定。流动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对于流动人口，其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被忽视或被剥夺，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待遇的现象相当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差异的惯性作用依然很强；不少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在立法和政府行政行为中还比较严重；出于地方经济水平、政府政绩和优先保障本地居民利益的需要，往往对流动人口就业作出限制性规定，对流动就业者的社会经济福利权益无从顾及。无论是体现法律精神还是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政府都应保护本国公民基本权利。

（三）国家应加强对出租房屋管理的立法。2003年国务院取消“租赁房屋登记核准”的公安行政审批项目后，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难度增大。住宿地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切入点，应作为一个重要阵地严格管控。立法中应本着“谁接纳，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查处违法”和“谁主管说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以及“审批从简、管理从严、处罚从重”的工作要求，加大对违法出租屋和用工单位的处罚力度。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以考核评定为策略，以治安问责为手段，努力夯实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

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无序化和无序状态。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人们依照法律规则来办事，做到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法以文明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不断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法制含量，是促进外来流动人员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化的必然趋势。

1、杨云善时明德著《农民工问题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彭勋等著《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法人制度论文篇（2）

自然人破产是指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其自己与其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从破产制度起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破产”一词最初来源于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是指债权人因为商人不能偿还债务时砸烂其板凳，表示其丧失经营资格的做法，针对的破产主体主要就是自然人。可见，最初的破产法的范围仅适用于自然人，自然人破产才是破产法的最原始形态，法人破产是在自然人破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立法实践中，自然人破产也是世界诸多国家破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各国关于自然人是否具有破产能力大体有三种立法体例，即商人破产主义、一般人破产主义、折衷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非商人不具有破产能力。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般破产主义，是指无论对商人还是对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德国、日本等国家。折衷破产主义是一般破产主义特殊形态，是指商人和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但是两者分别适用不同的破产程序。采取该立法主义的国家则主要有葡萄牙、巴西等国。总的来说，一般破产主义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本质要求，现今一般破产主义已成为国际上破产立法的趋势，关于个人破产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且在具体制度构建上也十分完善。

20O6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第135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92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现行破产法适用的是特殊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即破产法适用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其他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组织，自然人中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虽然现行破产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人的破产制度，但其第135条规定却无疑在法人破产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使我们看到了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些曙光。

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将自然人纳入调整范围。对此，有人认为，自然人破产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目前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还不是超前消费，还没形成个人破产的市场；其次我国还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诚信制度，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银行体制建设也不完备，个人破产的监控难以实施；最后个人破产会给一些人逃避责任提供方便。也有人认为，破产法应当适用于自然人，真正做到自然人与法人在债权债务清理程序上的平等，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自然人破产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为了使债权人债务人充分实现自身权利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

一、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物质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近年来，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启动消费内需的政策，消费者通过按揭分期付款、预期透支的方式购置房屋、汽车等消费品，并提供耐用消费品及办公设备、教育等各种领域的信贷服务，利用信用卡和贷款消费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个人资产不断增加。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营利，营利必然会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个人消费借贷债务日益膨胀，自然人资不抵债、无力还款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破产法不承认自然人破产能力，在个人资不抵债时，往往会出现逃废债行为，损害社会信用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尽快确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以规范自然人破产问题。

（二）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破产强调的是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破产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对债务人的财产概括地、一般地强制执行，使有效成立的破产债权得到共同满足。由于我国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债权人要么通过私力救济自己的权利，要么适用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执行程序来保护债权。当自然人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时，有可能出现转移、隐匿资产等逃债行为，或者有选择地偿还债务，或者恶意拖欠。私力救济会导致非法拘禁或绑架人质等犯罪行为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为法律所不容。就算债权人依靠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破产债务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在先的当事人的债权优先受偿，对于申请在后的当事人而言就失去了公平偿债的机会。此外，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现象长期存在，使得司法尊严和司法秩序受到损害和威胁。这些都影响着全部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的私法原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运用破产手段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维护债权人利益。

（三）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破产制度发展到近代社会，破产法的保障本位开始由传统破产保护债权人利益向债务人利益方向倾斜。破产制度除了强调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还强调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具有破产能力，可以根据破产免责规定来免除自身无力清偿的债务。当自然人陷入债务危机时，却不能适用破产，自然人应对自己的债务永远承担无限责任，不管债务人何时获得财产，都要用这些财产来清偿债务，直到还清全部债务，这对自然人来讲显然缺乏公正性。如果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对自然人适用破产程序清偿债务，给予自然人选择破产的机会，债务人获得对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或全部豁免，使自然人能摆脱债务的困扰，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摆脱出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

（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要求国内法与国际法互相融通。自然人破产法已经成为国际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破产法的重要内容，采取一般人破产主义代表了世界破产法的方向和趋势。随着我国跨国破产以及涉外破产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有关破产法律与国际立法协调一致，相互衔接的需要也日益突显。如果我们仍然排斥自然人破产，势必造成破产司法上的许多冲突，阻碍扩大对外开放。因此，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赋予自然人破产能力，是加强外国国际经贸交往和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二、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现实性

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慎重考察自然人破产现实可行性，必然要结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施该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当缓行。尽管自然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不足以成为否定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充分理由，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充分现实可行性。

首先，物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个人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人们对物权认识的深入和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使得自然人财产状况逐渐清晰，在债务人需要破产清算时，能够明确区分自己的财产和他人的财产，确定破产财产的范围和破产债权的范围。现今，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也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之中，这对掌握自然人的个人资信状况，规范个人信用行为，构建诚信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笔者认为，虽然自然人信用制度是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基础，但是并非一定要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体系体制完全健全完备之后才讨论自然人破产的可行性。

其次，我国已建立了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自然人破产结果使得破产人信誉受损，可能出现生活困难的现象，国家应帮助破产人走出困境，对其基本生活予以保障。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再就业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破产人和社会减轻了负担，帮助破产人重新起步，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再次，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不会导致自然人利用破产逃避债务。允许自然人破产绝不是放任逃债欺诈行为，更不是无原则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只有那些无违法行为的债务人对法律规定可以免除的债务才能获得免责。破产法中的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等制度能有效地解决欺诈行为或损害公平清偿行为。

最后，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国外及其他地区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自然人破产制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这能够为我国自然人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应当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及其他地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有效经验和理论成果，实现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保障我国经济秩序良好运行。

三、对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议

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应当考虑到与法人主体的差异，尽量减少破产带来弊端，构建更为严谨科学的自然人破产体系。为保障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实现其法律价值，笔者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和存款实名制

自然人的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密切联系，自然人破产后容易出现个人财产隐匿和非法转移，这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带来极大的困难。笔者认为，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才能解决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问题。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是指特定层次或特殊行业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由此接受国家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项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可以界定破产人的财产范围，从而使破产人的个人财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严格区别开来，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清晰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并将财产用于破产分配。同时，鉴于我国个人财产相当大的部分是银行存款，因此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十分必要。2000年4月l目起我国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通过存款实名制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有利于查清破产人的个人信用状况，并可以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

(二)建立破产许可免责制度

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免除继续清偿的责任的制度。该制度是避免债务人背负沉重债务包袱，鼓励债务人在破产之后仍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新的财富。纵观世界各国关于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例主要有当然免责制度和许可免责制度。前者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人便自动获得免责，无须提出申请而经法院许可。许可免责制度是指破产人是否获得免责，应由破产人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各国破产法大都规定了许可免责。笔者建议我国构建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采取许可免责制度。严格限制个人破产免责条件，只有那些诚实守信、没有从事欺诈行为的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才能予以免责，规定申请免责的程序、提出免责申请的条件、规定非免责债务等内容。

（三）建立破产失权和复权制度

早期的破产有罪主义将破产视为犯罪，除了对破产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还要对破产人进行严厉的人身惩罚和人格侮辱。在当代，破产虽然已不再被认为是犯罪，但对破产人身份地位的约束，人身自由的限制，财产处分权的丧失，仍然具有惩罚的性质。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破产人的人权的限制，是破产人的失权。而破产法体现为对破产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就要在一定条件下回复破产人的权利，即破产人的复权。自然人破产后，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获得新生的机会，其经济能力在一定时间后可得到恢复，人格破产所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就不会无限延续，因此还有必要设立失权和复权制度，平衡人权与失权之间的矛盾，真正做到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使债务人获得新生机会。

四、结语

我国现行破产法相比1986年的破产法试行实现了许多方面的突破，但仍然将自然人排除在了破产范围之外，不能不说这是一大缺憾。破产法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现代真正意义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都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诚然，立法机构鉴于立法的稳定性，在近期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但社会是发展的，法律不仅应具有稳定性，更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笔者建议我国在今后修改破产法时，注重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实现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将自然人的破产纳入其适用范围，规范债务清偿秩序，使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更加和谐有序。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破产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

[2]耽达明、郑淑君：《比较破产法初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

法人制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 司法制度 构建 论文论文摘要：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当对犯罪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严格适用简易程序等制度，系统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为治理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专门建立的一种司法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对推动各国司法领域树立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尤其是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矫正和预防需要的本身，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目前，在我国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适用同一法律体系，尚未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现状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国14-18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开始大幅度上升， 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总数的8.33%。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陆续开展了数次“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势头一直无法遏制。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仅仅靠“严打”和重刑显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观念?在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当时称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这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且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也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至今，全国共有2400余个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有的则单独设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审判制度。如:审判不公开制度;指定辩护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应该说，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中，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人民法院还专门培养了一支约7000余人的专业法官队伍。与此同时，自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会有所浪费;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意义。从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的探索上，司法实践中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工作还不理想;预防、矫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守所没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容易落实;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对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 定，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国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与现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 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庭前程序性审查与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观原因之间的冲突;二是庭前不接触案件当事人与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间的冲突;三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及普通程序简化与确保未成年人辩护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四是程序简化与庭审教育之间的冲突。产生上述冲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矫治等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虽然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全部纳入。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国外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无系统配套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仅仅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从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适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当然地适用于少年刑事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之间产生冲突。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多层次法律法规，要学习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立法体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规范。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 首先，暂缓起诉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是: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确规定暂缓起诉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应当包括: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四是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程序条件应当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不具有不予起诉的法定条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4)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5)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暂缓起诉;(6)办理取保候审手续;(7)规定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8)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再次，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权，应建立来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最后，应当规定暂缓起诉的考察期及针对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现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适用暂缓起诉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设置适当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长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个月。如被告人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行为或有立功表现等，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便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较低刑罚。它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受审时不满18周岁或犯罪时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为罪行较轻、恶习较浅、认罪态度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政法机关公正处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据。目前选任社会调查员的方法是:由法院、检察机关、未保委、团委从人民陪审员、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门联合进行审查，进而最终确定人选。调查工作围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 长情况、家庭情况、在校表现、交友情况、心理、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使主审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从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决。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经将8名少年犯的判决以及学校的处分材料从其档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从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顾虑，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学习的动力很大，后来他们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有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条件。前科消灭期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具体可分为三种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而消灭。第二，悔改条件。如果前科考验期间内没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灭。第三，消灭程序。消灭程序包括申请主体、管辖、调查和裁定等内容。申请主体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或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管辖权由原判法院行使;调查、取证也由受理前科消灭申请的法院行使。 4.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正在我国部分城市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借鉴了英国的司法实践，并根据中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特点进行了创新。“合适成年人”必须是具备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知识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区青少年专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等担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师、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担任。“合适成年人”在警方讯问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时间便介入，协助沟通和确保侦查审讯依法公正进行，为涉法未成年人维权。另外，在对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矫正过程中，也离不开“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当然“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教育帮助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试点意味着我国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将从一般法律保护走向司法保护，从成年人司法体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将有望建立起来。 5.严格适用简易程序制度 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自认，并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的诸多诉讼权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阅历浅、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们常因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导致辩护不力或辩护不当，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辩解。因此，在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为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而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或者将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应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如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详细告知其简易程序的含义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适用简易程序时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见外，还应征求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实相对复杂，则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从而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 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应加强法庭教育。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简便、快捷、迅速，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程序的简化，导致法庭教育也相应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这样直接影响了寓教于审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简易程序案件更应当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两点:一是简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拟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节较轻、人身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相对较好的被告人，这类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们是帮教的重点，特别是经过法庭教育，会使他们心灵受到震撼，更愿意认罪悔罪，从而达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审教育，则会让他们感觉刑法惩戒功能较弱，从而产生犯罪无所谓的思想，不利于他们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实证据无争议，作为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开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简易程序案件中，审判 人员应发挥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强化庭审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认识犯罪危害性，并唤醒他们的良知，从而改造挽救他们。 注释: 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张小娜.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间以及律师的作用.http://www.join-highlaw.com/system/2006/05/16/000121030.shtml. 蔡鸿铭.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http://lunwen. lawtime. cn/xingfaxflw/2007013061240_3.html. 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 id=126063 2004-08-03. 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3). 李倩，蔡祥荣.“合适成年人参与”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作有益探索.http://www.jcrb.com/zywfiles/ca551178.htm 2006-09-24. 姚建龙.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引入[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4)

法人制度论文篇（4）

摘要论文关键词：老年人 权益 保障法 浅析根据当前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实施情况，笔者试图从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细化老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从而为整个老年人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为保护老年人权益专门制定的一部法律，该法的实行，为我国亿万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因此，笔者针对当前的立法情况和通过该法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重点作以下阐述：“强化立法过程中对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障”（一）充分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精神，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立法中要明确政府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责任。（三）要强调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尊重被赡养人的人格和意愿，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建议：（一）将“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写入法律。（二）将不分性别，年满65岁为老年人的内容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劳动法。（三）确立公民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和健康就业的权利，修改教育法和劳动法。（四）建立老年人才登记、开发、使用和管理制度，大力发掘老年人才资源。（五）制定有关法律，建立农村老年人协会，以促进农村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六）制订和完善与老年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 199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 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初步形成我国对特定人群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从此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本文试图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细化老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整个老年人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建议，以尽绵薄之力。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得与失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该部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初步形成我国对特定人群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从此走上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该法实施10年来，为我国确立依法养老，建设法制社会，增进公民的法律意识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我国亿万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受到了法律的有效保护，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健康和谐发展。但是，由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1996年出台，当时时间仓促,理论准备不足,调查研究不够,致使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包括立法技术的不足和实质内容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nbs p;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构成一定立法的内在精神品格的主体框架。其本质与立法的本质是一致的”。法的制定又是为实现社会公共福利，即“必须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其真正的目标”，这是法必须遵循的原则、追求的终极目标。《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地位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这是在我国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老年人法律制度受到人们普遍重视后所提出的一个新问题。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作为普通公民，其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法律保护。我国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部门法律中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均包括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次，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特殊群体，可以说是弱势群体，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必须要有特殊的规定，尽管在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一些部门法律中，规定了一些对老年人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条款，但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基于上述情况，在规范和界定老年人保护法的时候，应当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界定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老年人的特殊保护法律，使之既具有普遍性的权益保护，又具有特殊性的权益保护，只有这样，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为法之魂，法为德之体”。在实际立法中，有些道德规范直接被赋予法律效力。如《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供养、疾病医护、精神慰藉的义务，保护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家庭其他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第四款又规定:“赡养人不得强行将有配偶的老年人分开赡养。”从法律规定来看，该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因此，要加大惩戒力度的条款，减少指导性条款，把权利义务关系统一起来。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该部法律的实施，对于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制订有关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具本办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老年人维权和处理老年人权益受侵害的事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我国数亿老年人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在当今倡导依法治国的时代，对模棱两可、可有可无的法律应当进行修改。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 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五）老年服务体系不够健全。政府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说得多、做得少”、“唱功好、做功差”的现象，使得老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老年群体的需要,与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很不相适应,致使老年人在继续受教育、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方面的权利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六）有关部门配合不够,没有形成合力,致使有的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现实生活中,有的部门和单位把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虐待、遗弃老年人,看成是一般家庭纠纷,不予处理或从轻处理,甚至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不及时受理,采取推诿、拖延。一些亏损企业老年职工生活保障问题难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必将影响社会稳定的稳定和团结。三、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应注重的问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依据宪法而制定的，是宪法的继续与延伸，同时它又是特别法中维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可以说“是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小宪法，是推动老年人工作和老年事业发展的尚方宝剑”。因此，依笔者之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完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充分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精神，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行老年法的分则部分，体现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保障为辅的精神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从现时代的实际出发，一般的孝道难以用法律强制力来保证，而应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规范存在于人民中间。 （二）立法中要明确政府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责任。各级政府要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编制立足长远的规划，保证足够资金的投入，这些都要以责任的形式在立法中予以体现。没有义务，没有法律责任，法律就如同虚设。只有当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老年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可以据法向司法机关起诉，司法机关也能做到有法可依。 （三）要强调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义务，尊重被赡养人的人格和意愿，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被赡养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家庭特有的天伦之乐。四、立法建议 （一）将“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写入法律。1995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并将其确定为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使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反映和普遍关注。我国于1996年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在第四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这是我国以法律的形式对联合国关于“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倡议的积极快速反映。我国立法将“不分年龄共享的社会”内容概括为“社会发展成果享受权”，这是法制建设中的创新，有积极意义。社会发展成果享受权是一项人权，它的内容十分广泛。这一项权利的提出，其目的在于消除年龄歧视，调整代际关系，保护老年人权益。同时它也是宪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权”有着更为广泛和丰富的内涵。“社会发展成果享受权”只在我国老年法中提出来了，今后还将制订许多法律文件来落实和具体化这一权利，单纯依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其权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在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将老年人单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与“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分开，放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具体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享受社会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权利，有从国家和社会获 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二）关于将不分性别，年满65岁为老年人的内容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劳动法。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应当退休，企业职工退休一般也按照这一标准办理。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有所改变，将人口年龄分为三个阶段:0-14岁，15-64岁(称劳动年龄人1-7 ), 65岁以上(同时又有60岁以上的统计数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划分老年人年龄标准提高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将老年标准规定为65周岁，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等早己将男女退休年龄规定为65周岁”。我国当前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干部职工年老退休问题时，出于就业的压力，有一个片面的认识，一些人认为到了一定年龄退休或提前退休，可以腾出编制、岗位、指标安排青年人上岗就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减轻就业压力，相反的增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加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同时使退下来但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闲置”，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得不偿失。为此建议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规定为“年满65周岁的公民”，修改《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企业职工退休条例》，将男女退休年龄都规定为65周岁。 （三）确立公民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和健康就业的权利，修改教育法和劳动法。“教育是老年人与现代社会融合为一体的先决条件”。在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内容中，接受教育、享受国家教育资源和在身体健康许可的条件下，参与社会劳动就业的权利保障很重要。第五届全球老年大会上提出了“发展终生教育”的问题。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受客观条件及主观因素的影响，在被进一步边缘化和远离社会趋势，因此要发展老年教育，使老年人也能掌握新知识、新技术，通过网络溶入社会。我国的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和发展包括成人教育下的终身教育，并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今年高教招生取消年龄限制，更是对终身教育的突破和创新。教育与就业是人生链条上相互紧扣的两个环节，有终身教育就应该有终身就业。但是人到老年，其就业应当受年龄和健康限制。首先人到老年应当退休，不进入就业人口统计对象之列;其次老年人在健康条件许可，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其参与社会劳动，不能歧视，并给予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为此，建议修改教育法，将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列，健全老年教育机构，扩充老年人教育的内容。建议修改劳动法和公务员、职工退休条件，建立老年人退休后健康登记制度，保障老年人退休从事劳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正当权益。 （四）建立老年人才登记、开发、使用和管理制度，大力发掘老年人才资源。在我国老年人口中，蕴藏着一大批人才资源。离退休的公务员、教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有一技之长专门人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有人估计，我国离退休人才己占我国人口总量的30%，在这一人才群体中，除少数体弱多病者外，能发挥作用的无法继续发挥，能够作的贡献也因离开了岗位无从作出，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于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广大中青年在职工人员任务多，超负荷，各方面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是离退休人员闲置，这一现象必须切实解决。除前述确立终身教育制度外，对老年人才资源也应当引起重视。对此，建议国家和地方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人才市场上专门设立老年人才市场，制订老年人登记、开发、使用和管理办法，建立老龄劳动力的人事档案和老龄劳动力的需求网络，定期老年人才供求信息，以满足老年人才发挥余热的愿望。 （五）制定有关法律，建立农村老年人协会。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60岁以上老人为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3%，在这1.3亿老年人中，约有70%在农村，达9000多万人，这是我国老年工作的重点。但是我国长期两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还停留在家庭养老模式阶段，少部分孤独病残老人，则依靠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民政部门提供一定的补助和救济，至于农村退休问题、医疗保障问题、文化娱乐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养老保障以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必 须得到解决，它既是我国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农村工作的内容之一，农村老龄工作做好了，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老龄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复杂，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但对此事可以统一规范、组织实施，即在农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六)尽快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相应的实施原则或实施办法，使《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一些原则条款具体化，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老年人是过去的劳动者，曾经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及家庭生活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大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力度，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来透视并不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年人的权益。 参考书目：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24页.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页.周旺生:《立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董保华:《社会法原论》，中国大学出版社. 2001年4月第]版，第143页.吴玉麟主编:《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6页. 吴玉麟主编:《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8页.

法人制度论文篇（5）

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必须以良好的社会信用为基础。信用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维护市场秩序，还可以有效预防和遏制犯罪。社会信用环境不好，将极大增加交易成本，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没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不重视对社会信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

2.个人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和核心

社会信用主要由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部分组成。个人是市场中最基本的交易主体，任何经济活动（包括生产、销售和商品价值的最后实现即消费活动）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与控制。个人信用状况整体不佳，企业信用和国家信用就缺乏应有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环境。过去，我国较多地注意到了企业信用状况的好坏和国家的整体信用形象，而忽视了个人信用的核心基础与地位，没有对个人信用状况予以相应的关注，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3.在优化个人信用环境过程中，制度建设比道德约束更重要

应该说，道德约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更清醒地发现，当市场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的时候，道德谴责的力量也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没有制度约束或者制度约束软化会导致谁讲信用谁吃亏的尴尬局面。因此，我国要优化个人信用环境，就必须建立更为有效、科学的个人信用制度法制化建设。

4.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打破制约消费信贷业务拓展和消费结构优化的最大瓶颈——个人信用短缺问题。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将极大地增加公民守约意识，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从而优化银行开展消费信贷的信用环境。其次，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对于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促进社会信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运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法制环境与存在的问题

1.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法制环境

法制环境是制约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总体上来说，由于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个人信用制度的法制环境不容乐观。目前，关于个人信用的法律基本上还是空白，仅在《商业银行法》第36条第2款“经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和《贷款通则》第9条“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对“信用贷款”做了模糊的规定，其他的很少论及。

从立法层面上看，目前，我国仅部分省市出台了有关信用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尚缺乏全国性法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个人信用制度法制化的进程。2000年初，上海市在国内首次颁布施行了《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使上海个人信用和征信业务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征信企业合法经营，保护了个人隐私权。2001年底，深圳市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使银行和其他商业部门可将赖账、行骗者拒于信用大门之外。此后，沈阳市、杭州市也先后出台了地方性相关政策法规。2002年初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着手《征信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目前该条理尚未出台。

从执法层面上看，我国工商、公安、税务等多个部门虽然对涉及个人信用的违法行为享有一定的执法权，但因为缺乏具体的法律支持和专门机构的协调与管理，执法力度和专业水平存在许多问题，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较为严重。

2.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行有关信用法律、法规存在缺陷

一是现有相关信用法律、法规不完善。《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法律，在规范社会信用环境方面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如对惩罚恶意逃废债务者无相关细则可依。同时，对守信、失信行为的概念界定不准确，处罚条款弹性太大，不能够为约束和惩罚失信行为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导致有法难依。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也缺乏体系上的完整性和相融性，法律间配套制度不完善，容易出现立法漏洞，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

二是有关个人信用的地方性法规不健全《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和《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均未在将个人信用信息划分为个人隐私信息和可以公开的信息等一些敏感性问题上作出明确规定，没有对更为关键的个人信息的使用进行规范，无法指导实际业务工作。

（2）我国个人信用立法严重滞后

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个人信用数据的收集、公开、使用、披露，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国家机密的保护等问题都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个人信用征信的法律基础和环境，尚未出台《个人信用管理》等信用法律。如何推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一个怎样的个人信用体系和怎样建立一个个人信用体系，哪些信息可以进入全国征信系统以及征信数据的收集、开放、使用和披露，都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对现有信用中介评估公司等征信企业尚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约束其经营行为，也没有促其发展的制度框架。这些信用立法上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和阻碍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顺利进行。

（3）失信惩罚机制尚未建立

在信用制度较为健全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信用档案中留下失信记录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美国，消费者只要被ChexSystems登录，即使仅仅是一两张支票迟付，都会被自动记录在案并保存5年，使用该数据库的多数大银行将因此而拒绝为此人开立任何支票账户。我国长期以来仅靠道德来约束信用，没有形成对失信者的惩戒机制。在缺乏失信惩戒机制的情况下，信用市场上表现出格雷欣法则，即失信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还能从中获利甚至获取暴利，而守信者却因守信而遭受损失，在市场经济中受到排挤，从而出现失信者驱逐守信者的现象。

（4）个人信用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执行不到位

法律作为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最高维护者，直接规范了社会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具体行为，应该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但我国当前法律信用严重不足，法律约束软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突出和普遍。这主要因为，失信行为可以使违法者获得巨大的“违规收益”，成为最大的收益者，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法纪废弛，失信行为更加泛滥。比如，地方政府过度干预，执法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对失信者以罚代法，使政府信用和法律信用大打折扣。

三、国外个人信用制度的法制现状及借鉴

1.英美法系国家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信用交易法律的国家。

（1）立法方面

美国自1968年颁布《统一销售信贷法》以来，其后的40多年间先后颁布了14部相关法律，如《诚实信贷法》（TruthinLendingAct），要求贷款人明示各项条款，借款人承担对应告知义务，从而防止欺诈及借款决策失误；《平等信贷机会法》（EqualCreditOpportunityAct），规定放贷人仅因种族、、肤色、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国籍、享受社会福利等而拒绝向潜在借款人提供贷款，属于违法歧视行为；《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CreditReportingAct）主要保护消费者免受信息不准确之害；《信用控制法》（CreditControlAct），为了强化法律效力，美联储在法院同意下，可通过永久或临时的禁令和约束性法规处罚违规者。此外，还有《信用卡发行法》（CreditCardIssuranceAct）、《房屋贷款人保护法》（HomeEquityLoanConsumerProtectionAct）、《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RepairOrganizationAct）《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FairCreditandChargeCardDisclosureAct）、《电子资金转账法》（ElectronicFundTransferAct）、《房屋抵押公开法》（HomeMortgageDisclosureAct）。

（2）执法方面

为了规范和管理信用行业发展，美国没有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局，信用管理功能随着市场发展和有关法律的建立被指派或自然分配到各有关部门。美国的信用执法机构分为两类：银行系统执法机构和非银行系统执法机构。银行系统执法机构包括财政部货币管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非银行系统执法机构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国家信用联盟管理办公室、储蓄监督办公室等。银行系统执法机构的主要任务在于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非银行系统执法机构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征信和追账业的规范上。

美国信用管理的主要执法部门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FTC是几个主要信用管理法案的提案单位和指定的执法机构，管辖范围包括全国的零售企业、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不动产经纪商、汽车经销商、信用卡发行公司等。而规范商业银行信用管理相关法律的执法机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

2.大陆法系国家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专门进行信用交易立法的数量则少得多。一方面通过对民法的修改、补充或解释来规范信用活动；另一方面就相关问题制定一些单行法律。例如，1969年1月德国实施了《消费信贷法》；1961年日本颁布实施了《分期付款销售法》，并于1972年予以修改；韩国1986年12月31日颁布了《批货、零售业振兴法》，其中包含了消费信用的若干规定。在执法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也没有组建专门的执法机构。

从各国立法概况不难看出，国外对信用活动的立法呈现出多层次、多点面的特点。其中，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多采用单行法律的形式，或就信用交易活动的某些方面予以立法，如消费信用、借贷信用等；或就信用权行使中的某些环节性问题立法，如公正信用报告法、诚实贷款法等。采用这种立法模式，主要是因为对信用活动的立法涉及面过广，统一立法不够灵活且难度较大。然而，这种立法模式也带来了如何协调统一各部法律的规定以避免彼此间发生冲突的问题，对立法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则更为注重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对信用的规范。在这种模式下，信用虽然具有了更高级别法律确定的效力，但却难以适应不同领域下信用的不同情况，且笼统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信用法又需要具备很强的技术性，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极易使信用权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综上所述，两种立法模式各有优缺点。考虑到我国个人信用法制化道路刚刚起步，我们认为应同时借鉴上述两种立法模式的优点，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综合立法模式。由于对信用缺乏更高级别法律的规定，单行法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因而，借鉴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统一的立法，规定信用的基本概念、内容并确认信用权，而由各单行部门法对各个不同应用领域中信用交易活动予以规范，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四、我国个人信用制度法制化的基本思路

1.法律制度层面

2002年1月，《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深圳市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为个人信用立法的城市。从我国个人信用的法制化程度来看，我国对个人信用制度的立法工作仍停留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样一个较低的效力层面上，尚未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法律。由于缺乏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支持，导致我国信用信息开放程度低，信用机构无法获得信用信息。尤其是存在于政府部门的信用信息，被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纠缠在一起，信用专业机构无法获得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正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用信息。如何建立与完善信用制度，迫切需要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信用制度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规划和调整。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个人信用方面的立法起步早，基本达到了规范化、规模化的程度。相比之下，我国在个人信用的立法环境与立法技术方面都显得不够成熟。我们认为，可以出台一部专门的信用制度管理基本法，同时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个人信用制度的相关规定，使其协调统一，并改革完善与个人信用有关的配套制度。我国个人信用制度法制化的建立和完善可具体表现为三点（见表1）。

第一，制定一部信用制度管理的核心法规，主要内容包括：①对信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方面做出明确界定；②对信用服务这一特殊行业的发展作出规划；③对个人、企业、信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相应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做出规定；④对依据信用原则而发生的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等不同经济行为做出明确规定；⑤确立国家信用管理体制框架的法律规范；⑥对违反信用法律原则的违法行为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

第二，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使现行法律法规中与个人信用制度相冲突的部分得到协调和统一。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涉及《民法通则》、《商业银行法》、《担保法》、《档案法》、《保密法》、《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三，改革和完善与个人信用相关的配套制度。具体表现为：进一步完善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度，实现全国银行间联网，实现个人资料信息共享；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个人基本账户制度，推行个人支票、信用卡等新型结算工具，完善个人债权债务管理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进入破产程序，豁免其剩余债务，保障个人信用制度良好运行。另外，还应该建立个人信用担保、保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这些配套制度的完善是个人信用法制化

2.执法层面

在执法层面上，为了惩罚失信违法、犯罪行为，提高我国信用执法的专业水平和效率。我们必须完善现行的个人信用制度执法体系。

第一，设立常设信用执法机构。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必须尽快建立专门的执法部门，对信用行业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信用法律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以确保信用体系的顺畅运行。

第二，加大个人信用方面的执法力度，提高执法者的专业执法水平，落实执法者的个人法律责任。

第三，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为指导，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使全国在个人信用执法方面协调配合，实现个人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

3.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

个人信用立法应围绕信用信息的征集与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进行，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应在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情况下进行，而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前提下又必须保证个人信息征集的通畅。因此，将个人信用信息征集法定化并限定个人信息的征集范围很有必要。个人信用信息，应限定为能够证明个人信用的信息，如个人收入状况、银行账户往来情况、信用卡透支情况等。而婚姻状况、、政治立场等则不应该属于征集的范围。美国《平等信贷机会法》也做了类似规定，禁止任何贷款机构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家来源、性别、婚姻状况或年龄等原因歧视贷款申请人。

法人制度论文篇（6）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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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法人制度论文篇（7）

【Abstract】WiththedevelopingofChinesemarketeconomyandeconomiclaw,thesystemofexpertwitnesshasitsoriginaldemandanddevelopmentatChina.Theexpertwitnessofforensicaccounting,asaspecialtypeofthesystemofexpertwitness,isalitigationactivitywitchtheforensicaccountantsexplainandrefertoaccountingevidenceatcourtusingtheiraccounting,auditingandlawknowledgeandexperience.ThispaperdiscussesthemeaningoftheexpertwitnessofforensicaccountingandtriestoputforwardthepropositionoftheexpertwitnessofforensicaccountingwhichconformstotheChineseconditionsinordertosolveeconomicdisputeefficientlyandtopromotesocialisticmarketeconomyingoodmotion.

【Keywords】ForensicaccountingExpertwitnessSystemAppraiserEvidence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良好的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法律加以维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分工更为明确，各类复杂的经济诉讼不断涌现，社会迫切需要法务会计这一新的交叉科学来消除会计和法律之间的壁垒，将会计、审计分析与法律判断融为一体。同时从我国的诉讼实践角度来看，庭审方式改革所突出的法庭质证阶段需要法官对诉讼中的各类证据做出分析和认定，但法官不可能精通各类专业知识，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需求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弗兰西斯·威尔曼所说，“我们已经不再可能通晓万物，但是我们需要对世事都略有所知，同时又能专精于某些事物，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证人。在专业分工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专家来帮助陪审团对于一般人不甚了解的事物进行审查。”①本文试从其内涵、必要性和具体制度设计的视角，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进行研究，以期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更好的承担固有的职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内涵分析

专家证人制度作为英美法系原本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指由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就某些专门性问题在法庭上运用专业知识发表意见作出推论或结论的一项法律活动。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确立了专家证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不过当时的专家证人只是以法官助手的身份出现，而且由法庭指定。在十八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专家证人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单纯的法庭指定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诉讼制度效率性和公正性的需要，由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这种方式在英美法系国家产生并不断发展。对专家证人制度的内涵，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在第702条做出规定，“如果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专门知识能够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执的事实，那些由于他的专门知识、技巧、经验、教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得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证”。我国目前民事诉讼中实行的不再是单纯的鉴定人制度，而是将鉴定人制度和专家证人制度的加以融合。其依据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规定。②关于专家证人制度的内涵，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就某些专门性问题在法庭上运用专业知识发表意见，做出某种结论的一项法律活动”③。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作为专家证人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是指具有法律、会计、审计等相关知识的法务会计专业人员在开庭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对所涉法务会计专业问题进行证据咨询和损失计量的诉讼活动。

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与普通证人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其所提供的证言的性质上。普通证人只能基于其目击或者观察所得，对发生的事件做出一种感性的判断，而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可以超越他们的感性来作证，依据其掌握的法务会计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对所涉案件做出理性和科学的判断。其基本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性。专业性是指作为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其在法务会计领域必须具有丰富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能与经验，这种专业水平应达到能够对诉讼中涉及法务会计的特定事项进行科学分析、判断的要求。

第二，非裁判性。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以专家报告的形式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咨询或者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但不能对案件事实直接进行裁决，对法律问题作出决定性的判断。专家报告只是案件证据中的一种，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必须经法庭审理才能确认。

第三，严格限制性。在诉讼过程中，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适用不是无限的，具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性。其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诉讼中只有出现合理必要的情形时才适用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例如，英国专家证人指南第8条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基本目标和相适应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争议的任何阶段，皆有义务限制专家的指定于如下需要专业知识的事项:（1）界定并就当事人之间的系争点达成一致；（2）协助评价案件(法律责任)的是非曲直；3.帮助明确或评估争议(损害赔偿)金额；（4）明确案件可能尽早和解和公平救济的基础。”其次，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不适用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往往情节简单，事实清楚，涉及到的会计专业问题并不复杂，因而不必聘请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最后，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有法定的数量限制。如加拿大证据法第8条规定，“在任何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中，控方或辩方或任何当事人有权依法传唤专家证人提供意见证据，但未经法院或主审法官许可的，各方传唤的专家证人不得超过5名”。

第四，依赖性。在英美法系各国，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一般是由当事人自己聘请的，并由当事人支付其费用。我国也是如此，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由此可见，作为当事人诉讼武器的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其往往根据当事人的指示就案件中的技术性问题提出意见。它与当事人形成某种利害关系，在作证时带有某种倾向性不可避免。

第五，公正性。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使命在于运用法务会计专业知识为法院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服务。虽然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但是公正性却是其本质特点。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对抗性的诉讼体制，要求专家在审判开始前必须公开专家证据，并要接受相关者的质询。因此，法务会计专家证据受到了严密的批判性审查，这至少形成了对不负责任的专家证言的威慑机制。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不像普通证人一般只作证一次，他们的行为具有反复性，对其而言，树立并维持良好的信誉至关重要。虚假的法务会计专家证言极有可能对其职业生涯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其经济收入也无法保障。因此，从现代意义的普通法原理而言，不应该有所谓原告的专家或者被告的专家，法务会计专家是法院的专家，独立于委托当事人，专家应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规律，公正无私。[1]

二、设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必要性

在诉讼机制非常完备、专家证人已适用多年的美国，威尔曼仍有如下的结论，“在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法院里，我敢说在半数的案子里，专家证人所提的证据对陪审团的公正审判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面对这些证人，也益显重要。”[2]具体到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地位也是如此。笔者试从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本身和我国现存鉴定制度的缺陷两个方面着手，分析设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必要性。

（一）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工发展的需求。法务会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其目的是通过法务调查获取有关会计证据资料，并以委托人或法庭能接受和理解的形式给予陈述或解释，以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法务会计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为解决有关法律问题时提供有用的证据信息。在法务会计所涉及的诸多经济诉讼活动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专业性极强的会计与财务问题，但法官和诉讼活动的律师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完备的会计和审计的专业背景。他们迫切需要法务会计专家帮助查明有关事项的因果关系，提供给法官、检察官、当事人等各方所能理解的通俗有效的信息，使法官充分了解争议的专业问题，进而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因此，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建立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鉴定结论是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鉴定人制度一直是我国鉴定制度的主体，但单一的鉴定人制度由于体制上的种种缺憾使其自身存在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使得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目前立法只对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3]缺乏对鉴定人的资格、责任等具体规定。这种立法状况使得整个鉴定制度体系良莠不齐，十分混乱。其次，鉴定机构重叠，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由于我国有关鉴定的许多具体规定是由国家各部门分别制定的，这种内部性使得部门规定难以得到其他部门的承认。就法院本身而言，各级人民法院都设有鉴定部门，负责本法院的有关技术鉴定，但可信性和权威性不足。同时，鉴定市场不发达，有的案件鉴定部门只有一个，业务量大，怠于鉴定；有的案件查找并确定鉴定部门非常困难，鉴定部门缺失。再次，鉴定人员由法官直接选任，往往只有一个，无需出庭质证几成惯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鉴定结论无法经过当事人的充分质证，法官进而无法判断鉴定依据的事实是否可靠以及鉴定手段和方法是否科学，不能有效地发现鉴定中存在的问题。法官片面的采纳鉴定结论，会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形成威胁。最后，鉴定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不同的鉴定机构对同一案件得出的鉴定结论大相径庭的现象非常普遍，使鉴定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故意做出错误鉴定或过失做出明显错误鉴定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几乎不被追究责任，这种只享有权利不承担责任的鉴定机制必然影响这一机制作用得发挥，也容易产生鉴定腐败。正是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我国鉴定人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近年来，不少学者把改革的方向放在专家证人制度上，期望通过借鉴该制度中的精华来改善我国鉴定制度混乱无序的状态。《最高人民法院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专家辅助人地位的确立无疑是上述改革理论的具体体现。希望在不根本改变现有的鉴定体系的情形下，汲取两大法系鉴定制度的优势，趋利弊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只用一条司法解释而非立法的方式对专家辅助人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当事人委托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做出了肯定。但对实行中的细节问题，如专家辅助人资格的认定等等都没有涉及，这种权宜之计的做法会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运用陷入无序状态，阻碍这一制度积极作用的发挥，也无法真正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尽其效用，因而从立法上建立规范完整的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十分必要。它顺应了我国建立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对克服现行鉴定体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弥补法官在法务会计专业知识上的缺陷，帮助法官及时、正确地解决案件审理中遇到的诸如会计账目、虚假陈述损失的计量等专业性问题，实现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立我国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具体构想

（一）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认证制度

所谓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是指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在分析案件事实方面所具有的能够向法官提供权威的意见，为法庭认定事实提供正确依据的能力。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一般由注册法务会计师担任，依据其丰富的财务会计经验，对有关的商业交易以及相应的会计记录进行科学解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了统一规范的认定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建立严格的法务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认证的标准应该包括以下几点：（1）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法务会计专家证人须为高等院校本科毕业，具有学士以上学位。（2）具有注册法务会计师资格证书。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考试系统。我们建议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内设立注册法务会计师专业委员会，并设立“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认证制度，要求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通过参加专门强化培训后通过考试取得“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3）具有从事法务会计领域的实践经验。法务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单纯掌握书本知识无法解决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因而笔者认为应该要求法务会计专家证人至少具有3～5的法务会计工作经验。（4）具有良好的法务会计执业品行，能够公正、独立的履行专家证人的职责。

为了便于当事人能够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合格的专家证人，我国有必要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库。将通过上述资格认证制度的人员的名单和详细信息刊登在专门的法务会计网站上，并且可以将其制定成册，分别置于法院、律师事务所及其它合适的公共场所，以便当事人随时获取。同时为了确保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质量，有必要实行年检制度，每年定期进行审查，将不适格的专家及时从专家库中删除，将新的合格的专家及时补充进来，确保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

在诉讼过程中，主审法官应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资格进行进一步的考核。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先提交该专家的名单和资格认证书，并且对其自身条件做出说明，法官认为该条件确实符合专家证人要求，没有妨碍公正性的情形即可认定其专家证人资格，准许其出庭作证。法官一般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是否具备案件所要求的法务会计专业知识；是否知悉专家证人的法律职责；是否与当事人存在某种利害关系，妨碍作证；是否遵守法院的相关规定，确保充足的时间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及时按照法官的要求完成专家工作的内容等。

（二）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

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应当包括所有需要运用会计与财务知识、审计与调查技术处理涉及的法律问题，外延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律部门。结合法务会计发展的情况，其适用范围可以具体到财务欺诈计算机与网络欺诈、保险索赔欺诈、洗钱、内部雇员舞弊、商业纠纷、破产欺诈、藏匿资产追踪、股东纠纷、婚姻财产纠纷、复杂商业诉讼案中的会计问题、职业过失、税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冲突、银行贷款欺诈、许可证管理、秘密佣金与回扣、抵押品检查、建筑合同纠纷，财务证据调查与分析内部控制制度、个人与公司背景、专利与版权保护、股票商欺诈、股价操纵、环境破坏、特许权纠纷、捐赠与慕款验证、招投标欺诈、投资欺诈、假冒商品、与投资人有关的欺诈等[1]。

（三）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

在该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角色可以分解为庭审前作证和庭审中作证两个部分。为了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能够良好的运行，从立法上需要对专家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进行明确规定。

在庭审前，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给当事人提供专业性的咨询，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的了解对方的情况，发现对方的弱点，弱化对方。在这里有必要赋予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一定的调查权，使之能够揭露一般审计无法发现的涉及会计与财务问题的欺诈与舞弊，查清涉及会计与财务问题的经济犯罪事实。

在庭审过程中，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向法庭作证，应当按照如下程序进行：首先，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向法庭作证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而不是法官的聘请，这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专家证人与鉴定人的区别。鉴定人主要由法院委托，其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法庭上作为独立的证据使用。而专家证人是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向法官证明该方当事人主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或者对方当事人主张的非真实性。其次，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经法官审查合格后，应该出庭作证，不能仅仅提供书面的专家报告。最后，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对其做出的证言应当面接受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质证。一方的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提出专家证据后，准许对方当事人、律师或法务会计专家证人针对专家证据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在安然公司的诉讼中，双方包括法务会计在内的专家证人，围绕是否有做假账的行为和披露虚假信息行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这些事实的认定对于整个案件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我国的诉讼过程中没有实行英美法系国家的交叉询问制度，但是这一程序是必须的，惟此才能使法官对法务会计专家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作出判断，充分发挥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功能。

（四）对法务会计专家证言的基本要求

对法务会计专家证言的基本要求可以细分为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从实质方面，专家证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件中涉及法务会计专业问题的证据材料进行研究并形成专家报告，该报告的作用在于将法官难以理解的证据材料转化为易于使非专业人士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专家意见，从而帮助法官正确的审理案件；二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诉讼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专业性极强的专业术语或者行业规则，而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这些专业术语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提出不同的意见，因此正确认定这些专业术语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对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意义。此时法务会计专家证人需要对这些规则和术语进行解释，以使法官作出正确的判断。从形式方面，法务会计专家证言需要采用书面形式，并具有严格的格式性。其目的在于，限制当事人为了案情需要随意请求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改变其证言，强化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法律责任感。

四、结论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是指具有法律、会计、审计等相关知识的法务会计专业人员在开庭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对所涉法务会计专业问题进行证据咨询和损失计量的诉讼活动。

2.专家证人制度起源于普通法系，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根据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诉讼改革的趋势，在我国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3.我国应该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认证制度，会计专家证人应该在“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中遴选。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内设立注册法务会计师专业委员会，并设立“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认证制度，要求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通过参加专门强化培训后通过考试取得“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

法人制度论文篇（8）

一我国现行破产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适用范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破产法中适用范围调整为企业法人，即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与法人型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新的破产法扩大了破产法程序的适用范围，但仍未提及关于个人破产的相关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人对多个债权人形成的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普遍存在，如果自然人也可能通过破产法律程序来消除这些债权债务关系，那么对于当事人双方权益都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使双方当事人不用陷入不必要的僵局之中。

(二)破产原因不明确且缺乏实际操作性

破产原因是衡量债务人是否陷于破产的界限，也称破产界限，是指认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是就债务人存在的，能够对债务人宣告破产的原因和根据。破产原因的规定，不仅体现出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平衡及保护倾向和力度，而且可能影响到失业人数与社会稳定。新《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能力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这较旧破产法的规定虽有所改善，但是，仅以不能清偿作为破产原因，不能适应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如无法解决债权人申请破产时的举证责任，清算中企业的破产标准等问题，还是没有明确什么是“不能清偿”，以及在破产申请时如何判断等。

(三)对破产欺诈行为缺乏制约措施

在我国，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而利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空隙，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进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新《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无效行为，就存在着对违法行为定性混乱，列举方式规定的违法行为不能穷尽各种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够，缺乏制约措施等问题。对无效行为无论何时发现，均可追回非法转让的财产，而撤销权的行使则有时效的限制。现行立法将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掺杂规定在一起，均按可撤销行为处理，使无效行为在撤销权行使时效(破产程序终结后一年)期满后成为有效行为，这显然违反法律规定。

(四)破产法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重视不够

整个破产程序的过程从破产申请到审理终结，对双方当事人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二者的保护显然还不够。如新((破产法’))中没有说明逾期申请的法律后果，对债权人而言，其合法权利得不到合理保护，对债权人极不公平。法律上的这些不合理规定剥夺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公平原则，因其指导思想本不是为解决债务的公平清偿，它只是要通过行政干预，将法院当作政府解决企业亏损、安置失业职工、调整产业结构的清算结构，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二、我国设立个人破产羽度的理由

(一)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体现破产制度的法律价值

1．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主义

我国是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主义的国家，没有区分民法和商法的传统。有学者建议：“鉴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溶为一体，商人作为特殊阶层及其特殊利益已经消失，原则上一切法人和自然人均可从事商行为，民商合一主义符合发展潮流，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当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主义。’惭以，在破产法中给予商人、非商人同等法律地位，即实行一般人破产主义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2．体现平等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也包括破产法，债权人应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个人破产制度则不同，它始终贯彻债权人平等原则。在提出对债务主体的破产宣告后，法院即应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或公告通知未知债权人，对于依法申报并经破产程序加以确定的破产债权，无论该债权人是否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正当的程序权利，均可依其债权额等比例取得破产财产的分配。这就保证了“全体债权人得到共同满足”目标的实现，体现了民事生活中的平等原则，足以体现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保证债权人的权利义务有着深刻的法律价值。

3．增进社会经济关系稳定性

稳定性是法理学上用以形容社会关系状态的术语。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社会安全的稳定性因素是不一样的。在现代社会中，影响稳定的诸要素与其说是战争、自然灾害，不如说是经济。在基于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关系中，绝大多数与经济要素有关，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因而维持经济稳定及经济安全是社会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前提。事实证明，大量动态中的经济关系实质就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即民法上债的关系，这样债权、债务关系必将透过经济关系对社会的稳定性施以影响，因此债的关系的畅顺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我国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

个人破产法的出现和发展是西方早期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二部分专门规定了个人破产程序，与公司破产程序并列规定；澳大利亚于1966年单独颁布了个人破产法；德国破产法第九编规定为消费者破产程序与其他小型程序；从破产历史看，先有个人破产后有公司破产，公司破产不过是个人破产的放大和延伸。很难设想，在一个连个人债权债务责任意识都不具备的社会里，其企业会具有债权债务的责任意识。因此一部完整的破产法，应当也必须包括个人破产法的内容。

2．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个人商行为普遍化的必然结果

个人商行为的普遍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到目前为止，由个人商行为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由于城乡居民经营行为所建立的经济实体一般有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等特征。所以个体经济的淘汰率十分高，个体企业的出局前和出局后场面险象环生，赖账、逃债、三角债乃至以刑事暴力手段实现债权的情形比比皆是，本文认为这与我国现行破产法适用主体的狭隘主义不无关系。因此，我国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经营失败，受到牵连时得以保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防止用不公平和非法手段实现债权。

3．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实施消费信贷政策的需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国多个地区，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隐藏的问题日益增加，消费者贷款后不还款，以及假借贷、故意骗贷的情况不断发生，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是个人信贷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和最后的重要防线。对此，感受最深的银行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已向全国人大提出了议案，呼吁尽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因此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加大对金融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是减少金融风险、保障个人信贷业务高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手段，也是鼓励消费者诚实信贷，解除其贷款后顾之忧的重要手段。

4．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法律要求世界各国的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融会贯通。在实行破产法的国家，无论是实行商人破产主义、一般破产主义，还是破产折衷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将个人纳入破产法适用范围。如果我国仍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个人或在外国境内的我国个人具备破产条件时，在处理上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例如，外国个人实体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遇到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破产情况，依据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其破产，我国法院无法可施。相反，当中国公民在外国境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遇到同样情况时，外国法院能依其国内法宣告其破产，但在当事人回国后，我国法院没有依据承认其境内效力。所以我国应尽快拓宽破产法适用范围，以缩小国际间的差距。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破产法律体系

(一)个人破产实体制度的构建

1．自由财产制度

自由财产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破产人所拥有的财产，不受破产程序干预和限制，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的那部分财产。自由财产包括两部分，一是专属于破产人的权利；二是法律规定的不得作为破产财产的那部分财产。对个人破产人来讲，自由财产制度不仅可以使其免于立即失去全部生活所需而无法生存，还往往为其重新发展保留基本的物质条件。在美国破产法中称破产人的发展为“new-start”，也即“重新开始”，其实质是“把诚实的债务人从沉重的负债重压下解脱出来，并且免除其因不幸所负的义务和责任，许可其获得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是符合“自由财产制度”的基本精神的，这一点也应当纳入新的破产法中。

2．破产免责制度

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对于债务人已无法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免除其继续清偿的责任就是破产免责。免责制度在自然人破产的救济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其目的是避免使债务人的未来收入偿还以往的债务，以鼓励其在破产之后仍可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新的财富。由于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不承认自然人具有破产能力，而企业的法人资格是随着破产程序的终结而终结的，法人资格一旦结束，就没有能力偿还剩余债务。由此可以看出免责制度在有限责任面前完全无法实施，所以在新的破产法中应根据债务人的清偿范围规定一个最后免责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债务人可以减少债务的压力，以重新规划日后的生活，重新发展。

3．债务清偿计划制度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都规定了相似的债务清偿计划制度，它是对破产免责制度的补充。该制度的好处在于能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破产人未来的消费水平，也保证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可以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都得到保护。在英国的法院中对个人债务破产制定了财产管理命令程序，即法院可以根据债务人的申请，让其制定一个在将来的工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分期付款的计划，债务人可以根据计划在该限度内进行清偿，剩余债务则不需清偿。但有些国家对申请这一程序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只有出于诚信，债务不超过一定的限度，有固定收入的债务人才能援引该程序。

4．复权与人格破产制度

复权制度是指允许破产人在破产后的一段时间内改变其破产人的身份，恢复与其他民事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我国宜采取复权制度中的申请复权主义，因为在我国破产惩戒机制尚处于未成熟阶段，采取申请复权主义更为权威、安全。关于解除人格破产的期限，在香港，以前从未破产的人士可于破产5年后解除破产，曾破产多于一次的人士可于破产3年后解除破产。在加拿大，申请清洗记录由3年改为1年。在我国，此期限不宜太短，否则难以达到惩戒破产人的效果。人格破产源于法国破产法，是指债务人受破产宣告后被限制或丧失某些公民权利和职业权利，有学者认为自然人人格破产表现为其在生活消费、行动自由和社会权利上受到限制。人格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破产惩戒主义。

(二)个人破产制度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

1．全面建构个人信用工程

从整治社会信用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一方面，完善个人破产制度有利于强化信用观念，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个人信用体系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我们要制定并完善关于征信数据开放和规范使用征信数据的法律法规，全面实施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工程。

2．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

通过个人财产登记制度，能够划清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界限，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迅速、清楚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破产人通过非法手段隐匿、转移财产。

通过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同时也可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我国已经于2000年4月1日起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对于实行个人破产来说已经初步完成了制度上的准备工作。

3．营造一个有利破产制度实施的文化心理环境

法人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陪审员 职权 重新定位 陪审价值 实现

实行陪审制度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是社会民主政治在司法领域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反映。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我国的陪审制度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的司法制度。

一、当前在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首先是有利于弘扬司法民主。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享有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员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第三是有利于保障司法廉洁。人民陪审员来自人民群众，他们参与审判，对于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开，在合议庭内部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保障司法廉洁具有重要作用。第四是有利于增强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司法具有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人民陪审员大多在群众中间享有较高威望，他们参与审判，有助于增强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使得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形成确信，进而自觉履行裁判确定的义务；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对法院工作会有全面、深入、客观的了解，通过他们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法院工作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上对法院审判案件中的猜疑和误解，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的问题检索及原因简析

20__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在全国法院实施，它的公布和实施，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无论是人民陪审员的人数还是案件参与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现行人民陪审制度实行中依然存在的陪而不审、参与度不高等一些弊端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思想认识不够到位。一是领导认识不深入。认为审理案件是法官的事情，陪审员参加与否关系不大，难以为陪审员履职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二是基层群众认识不深入。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了解程度还不高。三是法官认识不深入。少数法官认为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庭审水平有限，忽视人民陪审员作用。 2、“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较大程度上存在。一些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敢大胆参与审理，发表个人意见，而仅把出庭作为一项义务。多数情况下，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时缺乏独立见解和审判，而只是附和法官的意见，形成事实上的陪而不审。 3、考核管理机制不健全，责任追究不严格。由于对人民陪审员缺少明确的监督管理措施，没有明确的陪审任务，导致陪审员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不强。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统一的，在赋予人民陪审员的法定权利时，却忽视义务。权利责任的失衡，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给司法公平带来潜在的危险。 4、人民陪审的选任机制还不健全，人民陪审员代表性不够广泛。人民陪审员过于集中在党政、卫生等行政、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领域的人才，尤其是基层群众代表较少。5、随机选任未落实。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参加合议庭，但大部分法院采用将陪审员根据居住区域、技术专长等特点分配到相应的人民法庭和业务庭，也就是说陪审员参加哪个庭审理案件是相对固定的。6、监督管理措施不健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虽有规定，但实际操作较为困难，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往往是流于形式，需进一步科学规范。

导致以上问题的出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是现行的人民陪审员的职权界定不科学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发挥。《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明确地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于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即行使审判权。第十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明确界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不但享有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权利，还享有适用法律的权利。笔者认为，关于陪审员职权的现行规定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法情、民情，陪审员既认定案件事实，又适用法律进行裁判，俨然一名职业法官，职责要求极高，明显超出陪审员的审判能力范围。审判工作无疑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逻辑思维、判断工作。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要想成为一名审判员，首先要具有相应的

法学知识、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还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而对于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来说，在进行短暂的“集训”、“补课”后就要求他们对案件的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是否太过奢求？如此以来，未经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的人民陪审员陪审时，要么一言不发，听从审判人员意见，要么凭风俗习惯发表一些意见，却不能被采纳，陪而不审，陪审员成了陪衬员，其专业知识贫乏，审判能力低下，法律思维不足，法制理念欠缺，必然制约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用的发挥。

三、人民陪审员的应然价值和素质要求

一般认为，陪审制始于英国。最初是由被告的近邻宣誓对被告的罪行进行检举，后来发展到检举人直接参与审判。随着人们认识到检举人审判被检举人有失公正，就又规定了检举人只负责检举，另外再组成陪审团进行审判，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法官的廉洁。该制度意欲通过非职业司法人员参与各类案件的审理，实现人公民对审判工作的民主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舶来品，源于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目标亦是实现民主司法，群众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关于陪审员的任职资格，西方国家有别于我国：西方国家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没有什么要求，更不要求具备法律知识。我国陪审员一般要求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且要经过法律培训。西方陪审员一般是在选民中随机抽取，我国陪审员的任用基本是单位推荐、法院聘用。陪审员的任期不同：西方陪审员实行“一案一选”，而我国人民陪审员每届任期为五年。关于陪审制度，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即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模式和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模式。陪审团模式是由全体陪审员审理案件，但陪审员只就事实问题进行裁判，具体量刑则由法官决断；参审制模式是由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进行裁判。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从形式上讲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陪审。

现在各国对陪审员的遴选主要是从当地选民中，甚至从公民的社会保险号码中随机抽取的。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却有“非平民化”之嫌。据统计，我国每十万人口当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3661人。若按照《决定》的要求遴选陪审员，那么在西部和一些欠发达地区有资格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严重缺乏代表性。因此，应当适当降低陪审员的选任标准，使得更广大的普通群众有机会加入到国家审判活动当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人民陪审员经任命后，还需参加法律培训方可参加案件的审理。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不但要谙熟基本的法律，还要知晓某些专业的法律知识和其他相关的专业知识，这绝非几天的培训就能完成的。如果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文化精英”充当审判员，那就无须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因为法院的专业法官和那些法学院的学生显然比“速成”式的陪审员更能胜任。我们无需浪费过多经费和精力在人民陪审员的专业培训上，对陪审员的要求不必“精英”，只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不要求必备专业知识，只要求有社会责任感、德高望重、丰富社会阅历和经验即可。降低陪审员的遴选标准，等于扩大了陪审员的任用范围，使得人民陪审员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代表性。

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的大众性思维，可以与职业法官的职业思维形成有效互补，矫正法官的职业偏见，督促法官养成公正的职业道德。陪审员大多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他们在陪审过程中，往往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于司法过程之中。陪审员的社会阅历及由此形成的大众性思维能帮助职业法官了解社会公众的思想动态，克服不良的职业习惯和职业偏见，用客观的常人视角和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案情，使案件处理更加合情合理，此乃人民陪审员的应然价值目标。

四、人民陪审员职权重新定位之构建

法人制度论文篇（10）

保险公估人，是指向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收取一定的费用，代为办理保险标的的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及理赔计算等工作，并出具评估报告书的保险中介服务机构。其与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共同构成完整的保险中介市场，是促进保险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估人在国外已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史，而在我国却只是近几年才在局部兴起之事。致使我国保险公估业长期裹足不前的原因有多种，但保险公估人制度之滞后显然是关键一环。目前规范保险公估之法律除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第120条有所涉及外，尚只是立法空白。面对我国日益加快的入世步伐和国际保险业的激烈竞争，建立我国现代保险体系和与国际保险制度接轨已是刻不容缓之事，而构建我国保险公估人之法律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一、严格保险公估人员准入资格

鉴于保险公估强调其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规范性和中介性等特征，

良好的职业声誉和较高的职业水准是其立足之基石，因此，保险公估人员准入资格从严把握已成世界各国立法之通例。当然，具体要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存有差异。在英国，要成为保险公估人，从业人员须经严格的资格考试：首先，完成保险资格考试，这是取得英国特许保险学会学士资格的起码条件；其次，参加英国特许理赔师学士资格考试，需要完成保险概论、保险判例法、理赔报告写作以及一般的财产理赔实务等考试内容[1].在美洲国家，一般要先申请临时证明，申请人在这一阶段（通常是两年）必须在独立的保险公估公司进行实习，并完成国家保险学会学士资格中规定的课程，合格者将发给临时许可证。正式许可证的申领则需要由授权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严格的考核面试，通过的才能授予[2].从各国立法与实践经验来看，也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执业资格要求，才能使保险公估人在以“专家形象出现时，令人倍感信服，并在保险关系人之间充任特定的职业角色。

鉴于我国现行法律机制的不完善，为确保保险公估业健康良序发展，我国法律也应从严把握保险公估人员之执业资格，力争选拔高素质、品行良好之人员。这就要求在立法技术上，一方面应参照国际惯例，尽量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另一方面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并与相关法律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保险法等关于律师、注册会计师、保险人资格取得之规定相协调。具体而言，可将保险公估人员准入资格设置二道程序，即获取《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证书》和《保险公估人员执业证书》。获取《资格证书》可有两种做法：1、普通做法。即必须通过中国保监会或其委托机构统一组织的考试，考试者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并有四年以上工作经历或者研究生以上学历并有二年以上工作经历。考试内容应包括：（1）保险理论、保险实务；（2）保险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公司法、合同法、会计法等；（3）理工方面的某一行业的专业知识。2、变通做法。对现行具有实务经验并具有国家有关部门颁予的高级工程技术职称，申请保险公估执业者，经中国保监会按照规定的条件考核批准，授予《资格证书》。而获取《资格证书》的个人，并不当然能从事保险公估执业，还必须接受保险公估机构的聘用并实习满一定年限，由保险公估机构代其向中国保监会或是其授权机构申领并获取《执业证书》，方可从事保险公估执业。为确保保险公估人员“良好品行”，各国法律一般对申领《执业证书》设置诸多消极要件。如我国台湾《保险人、经纪人、公证人管理规则》，从13个方面对保险公估人员的消极资格作出规定[3]，内容极为详尽，且宽猛相济，极具操作性，确保公估业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大陆法应借鉴之。具体而言，我国法律应作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申领《执业证书》，即（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保监会、保险协会现职人员；（三）曾受刑事处罚，执行完毕、缓刑期满或赦免后尚未逾五年者，过失犯罪的除外；（四）曾因违反金融法律、法规而受处罚，尚未逾五年者；（五）有重大债务尚未了结者；（六）取得《资格证书》已逾三年和未于最近二年内参加有关部门认可的培训课程并取得结业证书者；（七）有事实证明从事或涉及其他不正当之活动，显示其不适合担任保险公估人员者；（八）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宜从事保险公估业务者。

二、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之选择

从我国目前保险公估人的实践来看，主要存有以下三种形式：（1）保险公司

的派生组织；（2）保险公司与商检部门或其他专业机构的联办的组织；（3）商检部门的派生组织（一般由保险公司委任或提供业务）。无论是联办组织还是派生组织，皆非独立的保险公估人，难以充当能让被保险人充分信任之“独立公正”的角色。所以我国保险公估业当务之急的是在保留适量的非独立即雇佣保险公估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可同时受聘于多家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独立保险公估人。在国际上，独立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个人、法人和合伙制。鉴于我国目前商业法律文化欠发达性，以及行业自律的缺乏，在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采取合伙制还是个人制皆不切实际，因为独立保险公估人因自身过错给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时必须独立承担赔偿责任，若其组织形式为个人或合伙制时则难以确保被侵害人利益有效弥补。外则在我国目前保险监管水平较低情况下，个人制或合伙制的独立保险公估人的存在将为主管部门带来监管难题，这就为保险公估业的混乱无序局面埋下伏笔。因此，我国独立保险公估人应选择有限责任公司之组织形式为宜。对于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法律应规定由中国保监会审批之程序。保监会向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颁发《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申请者并据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在向主管部门缴足营业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后方可开业。保险公估公司设立条件应包括：（1）法律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金；（2）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章程；（3）公司员工数不少于法律规定最低数，其中持有《资格证书》的公司员工数不得低于公司员工总数的法律规定比例；（4）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5）具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营业场所。保险公估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应依法报经保监会批准，其经营活动不得超出核准业务范围。另外，为吸收外资和学习外国保险公估业的先进技术、经验及现代化管理方式，法律还应对设立中外合资保险公估公司、外商独资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条件及申请程序作出规定。

三、规范保险公估实践中的竞争行为

所谓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损害其他经营者的权

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本文所探讨的保险公估实践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则有鲜明的特色：（1）主体的限定性，仅保险公估人、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2）侵权方式的复杂性，既有单独侵权，如保险公估人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保险公估人之利益，也有联合侵权，如保险公司用畸高佣金诱使保险公估人偏离“独立、公正”立场，从而侵犯被保险人之合法利益。（3）手段的隐蔽性，往往貌似合法，具有很强的迷感性，损害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甚至可能导致保险公估业盲目竞争，影响保险公估业健康良序发展。因此，法律应对此作出规制。根据各国立法经验和公估业的行业特点，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保险公估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作出如下具体规定：（1）不得做不实、误导的广告或宣传；（2）不得诋毁同行；（3）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支付佣金回扣或给予其他利益；（4）不得向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收取任何与业务无关的费用或其他利益；（5）规定佣金的上、下限，防止保险公估人用畸高或畸低佣金与同行恶性竞争；（6）禁止权利、职务等直接或间接介入保险市场；（7）明文规定保险公估人有承担维护客户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之义务；（8）法律规定必须禁止其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四、建立保险公估业的执业担保机制

保险公估人是基于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方委托，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向委托人收取合理费用的。由此可见，保险公估人存在“从业不固定性、收入不稳定性、管理的非连续性和非周密性”等特点。但是保险公估人从事的业务往往艰巨复杂，专业性强，其稍有过错就可能导致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重大损失。而其地位是超然独立的，并不属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任何一方，对造成之损害必须承担独立责任。这就决定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之必要性。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不仅具有防范、制约、监督等功能，而且可达增强保险公估人执业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等效果。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皆对此作出规定，如我国台湾《保险法》第163条规定：“保险公证人非向主管机关登记并缴存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等不得执行业务。”借鉴我国《保险法》第127条对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执业担保机制之规定，笔者认为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机制也可采取缴存保证金或投责任险等两种方式。考虑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国情，并为避免保险公估人缴存巨额保证金后陷入资金匮乏之危险的需要，我国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方式可以灵活多样：（1）向中国保监会指定的银行缴存营业保证金，未经保监会同意，保险公估人不得动用其保证金。保证金数额由保监会确定。（2）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3）允许交部分营业保证金，部分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交保证金差额部分，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

五、健全对保险公估人监督和管理的机制

为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需要建立起对保险公估人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跟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不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保险公估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将公估人纳入专门保险监管范围，而主要由包括法规在内的普通法规范[4].其重要原因自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具备高度发达的行业自律，保险公估人协会在监管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之角色。而鉴于我国目前整体市场法律机制的不健全和行业自律的虚弱性，在公估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显然应将其纳入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也只有动用国家公权力对保险公估业实施有效监控，才能防止公估业混乱无序状况发生。当然，光有政府监管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完善、科学、高效的保险公估人监管机制皆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上由政府机构对保险公估人监督管理；中观上建立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鉴于其重要性，本文第六部分专门论述）；微观上由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保险公估人进行监督。

1、保监会对保险公估人的监管。中国保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保险市场。其对保险公估人的监管应包括：（1）组织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考试，审查颁发《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2）审批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3）依法对保险公估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管理；（4）依法对保险公估公司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5）依法对境外保险公估机构在境内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执业活动监督管理；（6）法律赋予保监会对保险公估人的其他监管职责。

2、财政部对佣金的监管。佣金是保险公估人主要收入来源，虽然在理论上保险公估人应向委托方收取佣金，而委托方可能是保险公司，也可能是被保险人，但在保险实务中，佣金还是多由保险公司支付，法律亦有对此规定。如我国台湾《保险法》第79条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为证明及估计损失所支出之必要费用，除契约另有订立者外，由保险人负担之”。大陆《保险法》第48条也有类似规定。故此，保险公估人之佣金主要依赖保险关系的一方即保险公司获取，这就产生保险公估人与保险公司私交易的可能。因此，为有效防范这种道德风险，必须加强对公估人的佣金监管。鉴于我国法律规定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之佣金收取由财政部监管，笔者认为保险公估人之佣金监管职责也可由财政部承担。具体而言，财政部对佣金的监管应包括：严格佣金制度；制订合理佣金标准，佣金多寡应与公估业务数量、质量、险种差异挂钩；规定佣金上、下限，实行弹性佣金制度；严禁保险公估人擅自或变相提高佣金标准；实行佣金披露制度，使佣金水平受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3、健全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保险公估人的监管。保险公估人作为中介组织，完全独立于保险双方之外，在从事保险公估业务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中立、公立”之地位，但这种良好的职业素质单凭其自律实现显然易导致道德危险。外则保险公估人是办理保险标的的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及理赔等工作的专家，保险双方在这方面的知识却有所欠缺。这也有导致保险公估人为牟取非法利益而与一方当事人勾结欺诈另一方的可能。所以在加强有关政府机构宏观上对保险公估人监督管理的同时，还应赋予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公估人监督的权利。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公估人的监督方式多种多样，法律应作详细具体规定。应包括：保险公估人员在从事保险公估活动中，应主动出示《执业证书》，以备监督；保险公估公司应将《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放置于营业场所的明显位置，以备监督；保险公估公司应在营业场所明显位置设置业务员登记薄，以供查阅；业务员登记薄应载明业务员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所、身份证号码、《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获取年月及编号、奖罚记录及原因、专于险种等条款。

六、建立保险公估人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

保险公估人的身份不同于保户，也不同保险公司，他们是相当独立的群体。现代保险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完善高效的保险公估人制度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和科学管理指导，以行业自律为依托。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保险公估人协会在对公估人监管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对国家机构监管的有效补充。如在保险公估业发达的英国，在1941年就成立火险公估协会，并于1961年升格为特许公估师学会，主要工作是培训会员和发展保险公估人的职业水平，并有权对违反公估协会章程、道德规范或规章制度的会员，处以罚款、停业整顿甚至取消会员资格等处罚。由于我国保险公估业起步较晚，至今仍没有保险公估人协会，在法律上亦无相关规定。从今后的发展角度看，我国保险公估人行业自律可以选择两种模式：（1）成立保险公估人协会，由它负责保险公估人的自律管理，其优点是了解行业特点，管理具有相当的针对性。缺点是容易从行业利益出发，忽视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的利益。（2）将现有的保险同业公会升格为保险联合会。联合会下设保险公司协会、保险人协会、保险公估人协会、保险精算师协会等。各协会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基础上，自愿接受保险联合会的统一管理。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比较合适。因为它既保持了第一种模式的优点，有效克服其缺点，又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保险公估人协会对保险公估人的管理宗旨是规范行业行为，树立行业形象，维持行业秩序，维护行业利益。管理的内容应包括：（1）制定章程，并根据章程对会员违章行为进行监督。（2）制定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敦促会员共同遵守。（3）协调保险公估人之间的关系，化解因业务竞争而出现的争议，减少行业内部的消耗和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4）接受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或其他委托人的投诉，并代表该投诉人对保险估人侵权行为进行调查、调解、仲裁等。（5）为保险公估人提高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提供场所和条件以及为和保险公估人联谊、交流提供机会。（6）对保险公估人的业务能力进行考核和等级评定，为主管部门的监管提供依据。（7）积极组织国内保险公估人与国外同行交流。

七、制定外国保险公估人的法律规定

改革开放以下，随着我国商业保险业的发展，与国际保险业的交流日渐增多，已有外国保险公估人涉足我国保险市场。而一旦我国加入WTO，更多的外国保险公估人将长驱直入中国市场。未雨绸缪，我国法律应对此作出规定。鉴于外国保险公估人与国内保险公估人在性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笔者认为立法部门可将有关外国保险公估人的内容规定合并制定在有关国内保险公估人的法律之中，而其主要内容包括：1、外国保险公估人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1）该国与我国签订互惠协议；或者在实践中按互惠方式往来的。（2）外国保险公估人在我国设立分公司的经营业务性质应与其在本国经营业务相同。（3）在其本国经营保险公估业务满一定年限以上。（4）所在国有完善的保险监管制度。（5）分公司所雇佣的业务人员应持有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6）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任职资格。（7）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2、外国保险公估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的申请程序：（1）外国保险公估人要向保监会地方一级代表处申请，由该处进行审核、批准，并报保监会备案。（2）申请者应提交下列文件（材料和证明）：在本国经营同类业务满规定年限的书面证明、国籍证书、资格证件、本公司营业执照的影印本、保险公估人员的资格证明、本公司章程、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以及执行业务重要职员的简历。（3）申请人应向我国有关部门缴存保证金或投保职业责任保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