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台湾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交换 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这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经费)，很难以简单方式购买。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十年前，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文献收藏的规模与质量，初步获得成功。我们进行的资料交换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各自机构保存的唯一原始档案(不包括有特殊规定的档案)完成数字化后，互相交换电子档案，分别在各自研究所内对学术界开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来出版的珍稀报刊文献电子版互换。
第一类情况，我们已经实施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换各自保存的胡适档案。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居所和北大文学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余幅，另有大量胡适手稿、日记和6000余函往来信札以及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和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形成的英文档案500余卷，总数超过11万页。台北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保存有1949年以后胡适的全部档案。北京、台北两所在分别完成电子扫描后，相互交换电子文档，合成统一完整的胡适档案数据库，分别由两所共同向学术界开放。
第二类情况，本所2008年曾花费数百万日元从日本购买了一套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微缩胶卷，直接寄至台北近史所，委托他们完成数字化后转交本所。这不仅能满足两所科研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电子阅览室多人使用(可不限于单独的微缩胶卷阅览器)，同时本所还以该胶卷电子版与台北近史所交换了两套在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且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报纸电子版。根据以上两种不同模式，本所不断尝试与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交换各自收藏但不重复的电子档案。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且大大扩充了本所的资料收藏。
2.制作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录数据库并复制国共关系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文献的宝库，其中藏有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历史文献，且大都是原件，仅目录即达22万多条，中共中央档案馆均无复本。自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由于该馆经费无着，读者仍要依靠翻阅卡片来调阅档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资制作了该馆可供检索的全部档案目录数据库，供国民党党史馆和本所开放检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础上，我们同党史馆探讨复制该馆馆藏涉及国共关系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百万页的档案复制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档汉口档特种档等多个全宗档案以及部分环龙路档吴稚晖档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档的档案。这批文献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学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辑《孙中山年谱》时，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而不必再赴台北查阅。
3.复制严家淦档案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总统副总统文物档案均需入藏台北国史馆。机缘巧合，我们得知曾任台湾总统严家淦的后人保存有大量严氏档案，经友好协商，由本所出资复制了全部14万页档案。严氏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爆发后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负责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后调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筹建财政金融制度，先后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1963年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后任副总统1975年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让位于蒋经国。严家淦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他从政各时期。全部档案复制后，严氏后人承允本所为大陆唯一拥有和开放严氏档案的学术机构。
4.复制民进党影像资料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后，已两次获得台湾执政权。在其30年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许多影像文献。本所为加强台湾史研究，复制了民进党1994-2008年间各类政治活动的影像资料300余部，约500小时左右，主要包括民进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民进党公职人员竞选专辑、政见发表会、记者会、辩论会、立法院问政纪实、个人资料专辑、募款纪实、竞选总部成立纪实、总统就职典礼纪实等影像文献。
二 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复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 据本所初步调研，除台湾地区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最多的机构，当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其中顾维钧档案是最大的一项个人全宗。顾维钧生前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以其保存的档案、日记为线索，完成口述回忆一万余页，并先后两次将其保存的档案捐赠给哥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所所长刘大年与顾维钧协商，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并得到顾氏授权出版13卷本《顾维钧回忆录》。此后本所与顾氏及家属建立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协助，本所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全面复制顾维钧档案。哥大副校长James G.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曾盛赞此举：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珍本手稿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顾维钧捐赠的第一批档案共200余盒，涉及内容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档案目录由Larry N.L.Shyu整理，于1964年正式开放。但真正系统利用这一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现有编目不够准确，内容与标题有较大出入，卷宗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全部内容;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赠的档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编目，从未对外开放。本所于2013年派学者初步整理过第二批档案，内容形成大多集中于20世纪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务外，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联合国档案最具特色：从初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战胜利后，顾维钧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还于1949-1956年任台湾驻美大使，顾氏档案中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事部门)与他往来电文原件、发电底稿等。其中关于战后美台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具体细节，包括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台关系，甚至新中国外交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复制工作，共扫描完成17万余页档案。并与哥大开始协商第二期合作计划。
2.抄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复制中共文献 2006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由蒋氏后人暂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本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人员前往阅览、抄录蒋氏日记，前后近三年陆续十余人次，抄件全部录入打印后，再赴美重新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复制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献。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革命与战争，特别注重收集20世纪中国、苏联及东欧等国的革命文献。早在1948年供职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系费正清学生)在上海滩购买到一批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代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等各类调查报告，总量超过3000余卷。这批文献长期保存于胡佛研究所，虽有详细编目，但基本不对外开放。2013年，本所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对这批文献进行数字扫描，并由本所完成数据库制作，再交由两所对学界开放。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合作复制该校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伍宪子是清末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全部档案20余箱，收藏有伍氏与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来通电的密电码等原始档案。
3.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历史照片 当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有时远远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叙述。影像史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0年前后，大陆民间学者章东磐等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抗战时期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战时照片，特别是中印缅战场的照片2.3万张。此后，由本所资助他们再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3万张照片，并获赠他们此前复制的抗战照片。这批照片不仅清晰度高，且每张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说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2014年，顾维钧外孙钱英英向本所捐赠了400余幅顾维钧保留的个人照片，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签名赠送顾氏的照片。此外，本所还复制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余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战时史迪威与中国战场的照片外，更多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史迪威作为驻华使馆武官，第一次来华拍摄的北洋时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里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类外交活动和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照片。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开展现过。
三 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复制档案
1.复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他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毕业于该市女王大学。赫德从中国返回故乡后，将其个人全部档案包括日记等捐给母校女王大学。赫德档案不仅对了解近代中国海关、邮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了解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所正在与女王大学合作复制、整理、编目这批档案。
2.复制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后任国务总理。1918年，陆征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列强的不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会后，政治失意的陆征祥脱离政界，赴比利时某修道院出家当神父。但他此后仍与中国许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卫等保持联系，形成一批重要档案。本所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已将这批档案20 000余页全部复制完成，现正在编目中。
3.复制俄罗斯各级档案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 2013年本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赴俄罗斯访问，拜会了俄罗斯史学会会长(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担任)，商讨两国史学会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出席会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局长、各相关学术机构首长。双方还就两国共同合作复制前苏联各级档案、学术机构收藏的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达成共识。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 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 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 %)，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 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9-1166-05
A 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HAN Chun-li, CAO Li, SUN Jin-hai, WANG Qiu-hua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In the recent ten years, researches on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have been fruitful. Inter-subject and applied researches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and the field and content of study is extended. Also the base of discipline is formed. However, the basic theory is also in weakness, the development of branch discipline is lack of balance. The research has not been well integrated and stereoscopic and reticula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hasn't been formed.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of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should be enhanced in essence basic and research atmosphere building. Increas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cholars, asking for help from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and achievement, and realizing integral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es with the sports practice are ways to new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China;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置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学正式确立了自己在科学学中的地位。近10 a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状况如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在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促进新时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持续、快速发展。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1.1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成果丰硕1997年至2007年，我国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310项，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 073项。立项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以及资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1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200余部。其中，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体育经济学领域、体育史学领域、体育管理学领域、奥林匹克研究领域、体育新闻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雏形已基本形成一门体育科学新学科的形成，总是有其学科的性质、学科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内容等基本要素所构成［1］。
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有人提出但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它从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丰富的理论素材，又从人文社会诸学科中得到理论支持；它既指导、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实践，又从体育的角度充实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宝库，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2］。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3］。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明确。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应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社会现象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3］。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正在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方法论体系可分为一般方法论、特殊方法论、个别方法论三个层次。一般方法论是指揭示整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所共有的最一般规律、最一般本质、最一般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如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方法论。特殊方法论是指揭示体育研究对象的特殊领域、特殊方法、特殊阶段的特殊规律、特殊本质、特殊性质的方法论。如提示运动训练领域、运动训练规律的方法论体系。个别方法论主要是指适用于某种具体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适用于体育教育学的体育技术教学法等，其特点是适用对象的狭窄专一、普遍性程度低，个体经验性和程序操作性并存［4］。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成熟。社会调查的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当前研究者所构建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二分法”，即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展开的，故把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个不同领域的平面性结构。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已初步确立。当前，研究者所确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是基于三级学科展开的。正如此研究者所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什么，大体可把它看成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从体育二级学科分野来看，它们内容就更加广泛，它包含几十门甚至更多的学科。我们殚精竭虑，也无能力包揽如此浩瀚的内容。因此，我们只选择了相对成熟的、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2］。目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主要有：体育人文学科类的研究内容（如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休闲娱乐理论、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科类研究内容（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和体育传播学）。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体育概论、体育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研究、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法学研究、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史学研究、比较体育研究、体育美学研究、体育伦理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运动心理学研究［3］。
1.3体育实践领域的扩展和多学科理论的引入导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80年代以前，由于受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研究范围也比较单薄。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环境各要素及其总和对体育运动具有明显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又常常把研究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放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体育实践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尤其是沿着经济维度的扩展，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传播等诸多领域的延伸，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
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当代任何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当代体育运动也是一样。探索体育运动中这些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当然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研究。离开了现代科学众多学科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体育科学便失去科学基础。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体育科学，应用在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文社会学科及方法论学科在体育科研中的运用，不仅强化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认识能力，而且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科研水平，扩展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
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9个重点研究领域：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法制建设、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
1.4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分支学科纷纷创立随着我国体育实践的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演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在不断扩展，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及计算机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结合日益密切，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6］。据统计，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37%，多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65%，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生态学、行为学、人类学等，学科渗透与交叉的研究趋势明显［7］。
随着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趋势的日益明朗，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体育理论框架结构显得狭小而又陈旧，已容纳不下现代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大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体育人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文化学等便以强劲的势头出现。
1.5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我国在引进外国体育人文社会领域著作方面成绩显著， 2003年由和君创业闻洁工作室组织力量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产业MBA经典译丛"，包括《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营销学》、《体育运动管理》、《体育财务管理》、《体育传播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200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郝勤主持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体育新闻报道》。翻译引进的其他书籍还有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理事会的《体育科学指南》、《国际体育管理》、《体育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体育管理的基础和应用》，《国际体育管理》、《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6］。这些国外成果的引进对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否跻身国际学术前沿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6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根据邓小平同志“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指示，多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多集中于体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在体育应用研究上如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的特征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研究、体育体制改革的研究、体育法制化的研究、体育经济问题与市场开发研究、体育经济政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研究、体育产业化研究、北京奥运会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研究、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就，这种状况鲜明地体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指南和立项上。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近几年，体育学研究视野明显拓宽，研究方法有所改进，选题针对性逐步加强。应用对策性研究，特别是与奥林匹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课题数量增加……”
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本年度课题……要重点把握当前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2003年和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紧密围绕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研究内容要着重研究体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以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兼顾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着力推出高水平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此外，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设置了应用对策性研究，近三年所占比重为37.0%（表1）。
在课题立项上，这一趋势表现的更为突出。在最近1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中，应用研究型课题占总立项数的43.9%（表2）。这说明，10年来体育学基金课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由于现实的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在名义上已成一门二级学科，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作为实体性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实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进行过一些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新学科形成的一些标志性构成要素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功能、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严谨的合乎逻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还不清楚。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包含了哪些理论？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提炼出来。整体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许多领域尚处于引进相关学科及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2.2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不能脱离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发展实状，不能脱离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基本脉络，更不能脱离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脱离上述各种条件，去凭空地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思辨地构建起来的学科体系以及为构建体系而构建体系的思路会导致学科体系建设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8］。
现代科学体系和当今体育科学体系以及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与这一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
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有两个基本范畴，即“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8］从学科构建、传播、应用与更新的过程看，特别是从学术研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为了回应体育实践与改革激发的新问题与新课题，除了在“学术学科”建设方面的任务外，还有人才培养及教学需要提出的“学校学科”建设的任务。初创阶段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学术学科”与“学校学科”两者并重的。
另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是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的有机体［9］。所谓体系结构，指的是由哪些理论知识单元构成，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单元如何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结构组成统一的整体。其结构特点，就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严密的而不是任意的优化组合。所谓结构体系，指的是有哪些部门和分支学科，这些部门和分支又如何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共同构成学科的整体。前者是研究理论构成及其构成方式问题，后者是研究学科的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两者的和谐统一，就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有机体，即学科体系。
依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去考察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时发现，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还是一个划分为两个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即体育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和体育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平面性结构；还只是一个“学术学科体系”，缺少学术学科体系；还只是一个结构体系，缺少体系结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
2.3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有发展较快的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有需要提升的学科，如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有需要扶植的学科，如体育人类学、体育娱乐休闲理论；有需要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学科，如体育史；有后继乏人和理论难以创新的学科，如体育美学；有需要摆脱母学科教条的枷锁，求得新生的学科，如体育哲学［10］，这种学科发展中的不均衡性特征，在总体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2.4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体育现象扩大化、复杂化与当代中国体育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信息量迅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借助和吸收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跨学科、交叉学科人员，进行综合研究和协同攻关。任何某一个人、单一学科角度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都将存在其局限性，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在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单兵作战多，互不配合，联合攻关少现象十分严重。另外，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重复研究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总体实力。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对策
3.1加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本体理论研究学科的本体理论是指学科自身的理论。它是通过阐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学科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领域和范畴，学科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价值观、方法论等内容回答这门学科“是什么”的理论。因此，它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导向理论，同时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包含十几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及数十门正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但三级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意味着二级学科的真正建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体育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的出现，学者们把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应用对策性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一二级学科缺乏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学科研究成果偏少，以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几乎成为“空架子”。这种忽视学科本体理论研究的倾向极大地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因此，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现阶段体育人文社会学走出困境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根据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应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范畴、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二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类别划分及其科学性、学科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3.2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自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名称被正式提出来，时至今日，虽然国内有部分学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学科性质等进行过探讨，但就总体而言，从学科角度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太少，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派和理论，无不是在长期激烈的相互论争、相互批判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必须走勇于批判、民主论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之路，而这条路是以浓厚的学科研究和探讨氛围为前提的。
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首先要建设好学科研究的队伍。在全国要形成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为龙头的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形成若干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为排头兵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其次，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经常性地展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鼓励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相互论争、相互批判、自我扬弃。再次，以课题、项目招标等形式，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人员组成学术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最后，建立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对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创新成果，对其团队、集体、个人要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
3.3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指的是形成一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可能近乎一种宗教般的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热爱与虔诚，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一种书呆子气，没有功利色彩，纯净透明。在当前学术研究浮躁和日益功利性的背景下，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自觉意识水平必定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创造能力。这是由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二级学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其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不断超越的能力。因为只有研究者具备了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能力，才能不断引发和引导人们对未来美好体育社会图景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创造，使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人的需要的被满足与人的能力的不断发展中互促互动中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有着一种自觉地趋于更高目标的倾向，促使体育人文社会在历史的积累和革新中不断创造和不断超越。再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批判与反思能力。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观念建构，作为一种求新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双向性和内在交织性的特征，决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的流变性和相对性，要求它随体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一门复杂性的科学，对同一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同时出现多种理论和观点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有些理论与观点可能是相对立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研究者具备批判与反思能力。
3.4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各门具体科学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也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自然与社会在当代大实践中更为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的整体”。［11］由此看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也应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勇于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因为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社会现象，它们都有量的规定性。体育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料，它们反映了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中复杂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并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加以分析，才可能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只有以大量数量资料为依据，才能真正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这门科学获得更加完备的科学形态，使人们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更加精确。
其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善于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抛开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早已证实，自然界中的蚁群、狮群、猴群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结构、长幼尊卑，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为什么研究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而研究蚁类、猴类社会却属于自然科学？［12］因此，从此层面上看，自然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可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模糊数学、灰色理论、仿真技术、生态学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工程学理论等已成功地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并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飞跃式发展。
3.5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是对体育实践的反映，体育实践的性质、其开展规模的大小、深入程度的高低必然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水平、程度、形式和结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只有在体育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理解和规定。同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也指导体育实践、规范体育实践。体育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呼唤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步，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也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体育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的。因此，从此层面上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应与体育实践高度融合，走一体化之路。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以体育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走向具体的体育实践，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密切关注体育实践的进程，主动与具体的体育实践主体进行交流、沟通，并通过实际考察去认识体育实践的真实面目，了解体育实践主体的真实需要，从而确定研究课题。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体育实践主体的科技联合攻关、服务关系，从而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体育实务部门认识到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寻求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的支持。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有部分体育实务部门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及其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轻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研究人员，以至于遇到难题不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交流或开展合作研究，而是自己研究、自我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脱节，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诚然，在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队伍中存在些喜欢生造理论者，但同时也有一大部分渴望获得体育实务部门支持和帮助的业务好、能力强的务实者。为此，体育实务部门应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课题条件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与平台，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再次，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体育实践是检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不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进而又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从目前看，影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体育实践主体工作目标与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目标不统一、科研人员和体育管理部门对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动力不足、对科研人员实施的科研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激励不够、各体育实践主体信息沟通不够。为此，当务之急，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机制应从完善成果转化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信息保障机制入手。
4结论
1) 近10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分支学科纷纷创立，学科雏形基本形成。
2) 近10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表现出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的特征。
3) 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以及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等问题。
4)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加强本体理论研究，现阶段应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实现突破。
5)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培养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提高研究主体的创造能力、不断超越的能力和批判与反思能力。
6)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注意营造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开展研究。
7)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同时要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最终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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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究工作一直坚持着体育价值、体育文化的双追求，致力于体育的管理系统、发展战略自觉自信推进的体育育人的理念。在这方面我始终相信，加强体育建设的管理，不断地完善管理制度、提倡全面健身运动才是我国体育科研的唯一出路，也是我们今后要一直遵守的理念。面对当下众多“校企合作”模式的中职院校，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究工作更是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民生问题，更是关乎到全民健康的重要工作，更与国家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倡导体育文明的基础上：科研工作者就应该立足于民生关怀，以加强体育建设的管理为重，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负责，秉持着体育育人的利剑，我们要把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促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立足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高速发展，1997年初，中国国家教育部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单独划分为一门教育学科，引起了国家上下对于体育科研事业的重视，在巩固其学科地位的基础上，也引领了社会风尚，在中国社会主义体育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大跨步向前，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成熟。但，只要是改革就会有碰壁的事情发展，体育人文科学的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会伴随着“阵痛”和“迷茫”，但只要谋求发展的一颗心坚定不变就一定会促成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所以，相关研究人员。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概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依托国家政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在未来发展目标方面制定了几项符合时代背景的举措：确定体育发展方向、传播体育价值、传承体育文化、建构体育学科体系、完善体育制度、规范体育行为、促进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计划”，这些举措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明确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倡导全民运动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008年前后，“奥运”逐渐走入中国视野，也同样吸引了众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目光，国家各级领导的重视也给中国体育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研究者围绕我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体育教育体制改革、中西体育文化比较进行了多次研讨，深度挖掘了文化差异下“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行措施，充分做到了全方位、多层次、跨文化这三点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些优秀的科研成果最终反映在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选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软科学课题选题以及我国体育专业期刊发表的论文等方面。如何做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高研究人员专业素养能力，冲破垄断，保障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安全、稳定、顺利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时展的关注重点。我相信随着理论的水平的不断进步，我们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会不断的成熟，理念会不断的更新，最终促成变革与进步。
2关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中的反思
2．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界限模糊，方向不清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的问题，在各学科的分级及分支处理过程中难以为相关人员提供系统化、专门化的学科界限。当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应时代背景的发展，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针对新型社会环境下发现的新问题，新的改革措施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出台，而每一项措施的都不是凭空而产生的，它需要者衡量当前体育发展局势，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实地打磨、精耕细作，逐步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教育进行不断的完善，逐渐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体系。如此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项新的学科，也是为了有效促进中国体育研究新时期的发展而被创新的，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单单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独立对于当下中国体育社会研究来讲是一次创新，这样的创新极具中国特色，必然会激发新一轮的体育制度社会变革。因为只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保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这个新学科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想这或许是关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中反思的深层原因吧。
2．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理论建设不足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存在学科理论建设不足的问题。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设置处于初始阶段，所以在研究工作方面难免有滞后的情况发生，很难有新的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其该研究方法和理论内涵以及相关内容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独有的理论体系，反应不了学科特色，，很难为中国的体育人文社会探究提供成熟的、长足的的理论专业指导。所以各位研究者需要从这方面入手，深化研究理论体系，早日研究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体育发展目标。时代在变革，新的问题不断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理论的创新也要紧跟时代脉搏。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策略
3．1明确学科界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大环境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是已经成为本行业内公认的未来发展目标。现有的管理制度将进入内部管理提升和管理系统的整合建设阶段，体育人文社会学建设从目标建设到过程建设，这是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这一方面，研究者抽当其冲的就是要明确学科界限，以此来实现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长远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学科框架。同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体育发展现状，在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找到体育系统的立足之地，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细化学科分支，精细学科特色。整理出一套符合社会发展的学科标准划分，避免因研究内容宽泛而造成学科界限的不确定。
3．2加强学科理论建设
要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以此来作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策略，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化发展做出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方面，我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下，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成为解决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重要举措，研究工作者应该依托国家奖励政策，解决了很多在过去毫无对策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加强学科理论建设的“绳索”。鼓励各学科研究人员对学科理论建设进行系统交流。努力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严控体育理论管理，建强研究队伍，打造专业研究团队，从管理层面、激励机制、研究型人才培育机制等方面入手，整合优秀教育资源，以新理念和新思想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管理。
4结语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创新是符合中国社会国情的一次实践，是加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武器，是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指南。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设置处于初始阶段，所以在研究工作方面难免有滞后的情况发生，很难有新的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其该研究方法和理论内涵以及相关内容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独有的理论体系，反应不了学科特色。该理论的创新及制度的应用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其合理性，及时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完善、科学、合理。而改革势必会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道阻且长，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怠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素质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我们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创新也要紧跟时代脉搏，从学科界限、理论建设、均衡发展三方面入手，强化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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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创立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中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直接指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其内容而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就其性质而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查阅以往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2]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超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一种与现实没有任何显著联系的历史观来为自己辩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故意留有余地，因为它试图在概念上捕捉的历史环境的特征极其模糊不清”。因此，德里克认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像中国这类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转型或者变化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3]
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两码事，“两条道路”。认为改革苑攀侵泄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标志，这种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理扩张和“空间修复”，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4]
对于以上一些观点，孰是孰非，在这里暂时不做评价。回到本文的主题，笔者认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并且说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或许更能说明或者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
1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述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范畴，属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共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试图解释在中国，这一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所要走的道路，因此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范畴，属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个性”。
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性”，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随后，欧洲发生了两次大的革命风暴，一次是1848年欧洲革命，一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因此，这一时期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提供了新鲜经验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直接指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5]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于欧洲，那么又怎么能说它就具有普遍性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说起。前文已经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原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没有祖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由此可见，他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不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从狭义上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说，还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与完善。即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了的学说体系。所以，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狭义的概念。因此，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个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大致有四个阶段：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初步表述是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得到系统阐发。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提法，并对这个理论做了这样一个评价：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W思想体系。”[6]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背景、过程，从“邓小平理论”系统的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再到科学发展观正确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线展开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中具有其“特殊性”。
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是既互相联结、又互相区别的。共性和个性的互相联结在于，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也离不开共性。[7]因此从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同时后者的发展也离不开前者。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本质被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以及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明确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由此不难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有很好的体现。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二者的统一之处。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辩证的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任何新事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旧事物发展来的。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作为对旧事物否定而出现的新事物，是在保留了旧事物中所包含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0]因此，从哲学中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和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过去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也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优秀的思想成果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政治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2）在经济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以实现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3）在文化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形成与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的实践之中，回答了和解决了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国情下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两块理论基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为理论依据。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十五个主要论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环境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核心论、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论、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宗教理论。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富国强民为核心理念。具体而言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个核心理念，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魂。[11]
3 新的叙事（否定之否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否定观中，认为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向对立面的转化，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运动。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表明了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12]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叙事。
（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否定之否定”这一哲学概念做一简要说明：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观，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的结果。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在外表上会重复事物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但实质上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新事物。至于否定之否定@一原理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范围，恩格斯说过，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因此从否定之否定规律适用范围的普遍性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完全适用的。
（二）从这一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逻辑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似乎并不能与肯定―否定―肯定，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一照应。但事实上，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既不能作唯心主义的歪曲，也不能做形式主义的理解，否则便陷入了黑格尔“三段式”错误思维之中，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硬塞到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的框框里，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两次否定、三个阶段，都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式，是这一规律不容忽视的方面。但绝不能形式主义地把发展的本质归结为三分法或三段式，更不能把三分法或三段式当成先验的公式，把一切都不加分析地纳入这个公式之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把这个规律作为研究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作单纯的证明工具。[13]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同理，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合理的。
（三）新的叙事。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之否定，那么相对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有其新的内涵。可以说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叙事：分析其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剧变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重新崛起、科学技术的进步、时代主题的转变等等，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肩负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使命，而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新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正是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从主观方面来说，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继承和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又对其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当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在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本质内容上，二者是保持一致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叙事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政治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体组织国家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回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应该采取共和制政体，至于共和制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中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我国各民族的现实情况：多民族；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人口、资源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并吸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3）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与实践，为和平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和平共处的历史新局面，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与创新。
2.经济方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常规，将计划与市场统一起来，充分的发挥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优势，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大亮点，更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次质的飞跃。
3.文化方面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文化实力在竞争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还在于：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不断汲取优秀文化成果，兼具现实性和历史性两大特点。
参考文献
[1]王怀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2]王怀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2期。
[3]【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反思“有色的社会主义”》，载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4]路克利；《当代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性观点述评》，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4期。
[5]《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王怀超、秦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437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1页。
[7]韩树英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127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
[9]：《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10]《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2004年3月第1版，第161页。
[11]王怀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2期。
[12]《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2004年3月第1版，第159页。
[13]《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2004年3月第1版，第169页、170页。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2-0009-06
学科是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担负着创新知识、培育人才、传播文化和指导实践的重要职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结社会实践认知成果的知识门类，为现实实践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具有思想认识的基础性意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出发，总结、概括、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理论认识成果，把“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认知层面，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逻辑表达方式和学术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大现实任务和时代课题。
一、揭示“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经验、成就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引领实践、推动发展，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经验和根本成就。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的结合，把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实际上是仍然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有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还没有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把握，而是简单地从单一的所有制的形式和劳动分配制度上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认识不深把握不准；有人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发展道路认识不深，习惯于用西方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来判断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思维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建设成就。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全面总结建党90多年来、建国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的认识，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展的总依据。
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原则时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主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2]。从“现实的实践”和“现实的人”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就是要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揭示出新的实践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当代意蕴，回应时代问题，指导现实实践。从现实实践出发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出发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于升华现实实践的感性认识、揭示现实实践的科学本质、把握现实实践的时代精神，描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图景。因此，学科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总结好、概括好、提炼好时代精神和理论原则，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抽象和表达更富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目前，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还存在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封闭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要么把一切本本奉为经典、见不得理论或实践上的雷池之越，要么对曾经的理论认识、实践模式一味进行所谓的“继承或坚持”，看不到时代的新发展和人民的新期待；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提供一切答案，把本来的科学信仰变成了僵化的“条条框框”，在封闭化、教条化中彻底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二是“改旗易帜”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把社会主义运动一时的挫折和低谷夸大，武断地宣称“社会主义失败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实践问题做简单对比，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真理本质，大肆地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用西方社会的思维范式和话语体系思考、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入为主地简单划线，坚持“凡是西方和资产阶级的都是对的，凡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都是错的、有问题的”的评价原则和态度，从不反思这种理论上的“霸权主义”和“中心论”，在信守“洋教条”中窒息了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学术探索和理论创新。三是把民主社会主义伪装、修正和鼓吹成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社会主义，既不顾及其实践中暴露出的重大问题和面临困境的现实状况，更不承认这一思潮在基本原则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离；不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理论发展的实际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准确理解以及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包括、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混淆和冲击着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侵蚀和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不仅给我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负面后果，同样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同。
上述种种倾向存在的根源，从思想认识上看，在于缺乏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立性思考，在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性而又智慧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见，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当代运用问题，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3]不能仅仅从中国社会发展来认识和总结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而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视野来认识和总结中国探索和中国经验；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论述来描述中国经验，而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和学术指向、学术目的、学术追求上来概括总结中国实践。
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抽象的理论逻辑表达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存在方式，立足现实实践、解答时代问题、总结实践经验、提炼思想内涵、创新理论认知，马克思主义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实践证明，坚持从现实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或者是别的什么出发，是总体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根本地位和当代价值、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目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学科建设的时代性中国化。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成就，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和学科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作用。
二、总结“中国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体现，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运用、丰富、发展。受西方社会思潮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理解：有的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作为其根本的理论特征，在剧变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上述理论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能走向“失败”；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传承性和自身的理论品质值得怀疑，这既表现在它对后者的“变异性”，源流关系难以说清，更表现在它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性”，根本界限难以划清；有的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来只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其科学性、真理性是让人怀疑的；有人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认定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思维、新道路”。种种错误认识的出现，有理论认识层面的原因，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认识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只固守概念性的原则而不知理论内涵和科学本质；也有思维方式方面的原因，即不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找不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根本症结所在，是用僵化的思维方式看待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着的世界；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即从来都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不以科学精神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完全漠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深刻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对未来社会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的科学预测。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基础上，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他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未来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区别时，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其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4]其二，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5]其三，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产品“一部分重新用着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比较，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6]其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且在于建立新社会。”[7]其五，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8]其六，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总的方向。我们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光明前景。从发展脉络上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思想，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无不鲜明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脉络和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经典理论、发展性理论和最新成果高度整合后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从传承关系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了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公有制，又解决了以往单一公有制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突出问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分配的新特点、新要求；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的结合与互补，而市场优势与党和政府宏观调控、坚强领导的统一恰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点的集中体现。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前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年，有人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成功概括为“中国模式”，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如果排除外国政要学者在“中国模式”论说中政治立场上的偏见和强烈的政治情感色彩，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探讨“中国模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地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以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此种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11]。概括地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总结。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科学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道路、新局面，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八个“必须坚持”是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是独具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当代运用和丰富发展。我们不能仅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指导上来理解和把握这“八个必须”，要深刻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原则制度，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凝练新内涵、创设新理论，形成当代中国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科学的学术思想。
三、坚持会通与融合的学术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目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内在规律，呈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运用发展的学科知识体系、认知方式和思维成果，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和时代问题，使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时代的高度。近年来，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提出了“理论自觉”、“理论自信”问题，学术界也提出了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尊的呼吁。多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直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需要，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方式、中国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言说方式，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呈现方式并没有很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12]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上的要求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通过各种学术资源的会通与融合，深化“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阐发。
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理论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深化了“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目前，学术理论界对“三大规律”的揭示和阐发，主要的思维路径和话语体系是三个：一是工作指导式话语。从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文件出发而不是从实践的理论逻辑出发，把工作部署、实践要求、政策制度作为理论观点，把问题的表现形态作为思维的逻辑向度，把说明意义和要求当作理论阐述，缺乏思维抽象、逻辑分析。比如，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直接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等实践语言作为逻辑概念，只是从工作指导的层面说明现实实践活动的目标、任务、动力、条件和政策主张，而不是从学理层面思考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理论意蕴、思考现实实践的内在矛盾运动。许多论说，基本上是政策解读式的、文本宣讲式的，看不出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理论研究停留在政策宣传层面。二是经典阐释式话语。应用式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论断，用经典论述解读现实实践，把实践看作是经典论述的理论呈现方式，只重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忽视实践对理论的基础作用，用经典论述的理论深刻性代替现实实践的思维创造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指向变成了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解说中国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某一件具体的事情，那种运用式的理解也很难通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境界。”[13]这种研究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表象化思考，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理论本质和时代价值的理解，也没有对中国实际作出时代特征、实践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真切领悟，甚至丢弃或背离了经典论述的深邃思想。三是西方对应式话语。从西方学者的思维向度和理论逻辑出发，把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作为自己的思维路径，用西式概念言说中国实践，用西方的学术成果剪裁中国实际，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轻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照搬西方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学科研模式，使学术研究失去丰厚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础，失去学术自我、学术自尊。比如，说到“民主”就是西方国家的民主，而不是去研究思考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说到“市场经济”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去研究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上述工作层面、经典层面的理论研究不能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西方话语的研究更不能表达“三大规律”的认识成果。
在现实实践基础上通过各种学术资源的会通与融合深化“三大规律”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资源的会通与融合。这种会通与融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理念上，应当建构当代中国的学术文明，实现民族的、当代的学术自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造性运用，使当代中国发生了跨越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和进步。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走向。学科是知识的生产方式，学科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既要突出中国特色、满足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又要具有世界的共享性、回应全人类的共同关注。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更多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元素，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和理论品质，才能在世界意义上构建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体系。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内在要求学术自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建构是实现世界意义上的学术自强的重要方式。这种会通与融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内涵上，应当构建当代中国的学术概念体系，呈现出民族的、当代的理性思维成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体现为“实践精神”，西方学术思想更具有“科学精神”，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更具有“人文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三者的会通与融合，应当是这三种精神的会通与融合。三者各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概念体系，我国的学术发展也或弱或强地经历了三者学术话语体系的转换和融通。先是中国传统学术概念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后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创建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坚持用自己的、民族的、当代的话语总结实践经验、概括时代精神，绝不能用西方的思维和话语言说中国的事情。形成当代中国的学术概念体系，也是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熟的标志。这种会通与融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目的上，应当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理论逻辑，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表达方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种“深化”的“认识”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上。然而，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它有哪些概念和范畴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学科建设应当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学理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从面临的问题入手是不够的，而是要把问题上升为时代的话题、世界的议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揭示本质、探求规律，才能找到思维的方位、问题的原点和认识的基点，进而实现学术创见。
探索和揭示规律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追求，也是其科学性、规范性和实践指导性根本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多维度、多层面的，比如在经济领域，我们探索实践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新农合、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自主创新体制等等；在政治领域，我们探索实践了协商民主、有序政治参与、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相结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服务型政府等等；在文化领域，我们探索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贴近”文学艺术创作原则、文化走出去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等；在社会建设领域，我们探索实践改善民生工程、和谐社会建设、教育公平机制、要素分配制度，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学术素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人口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发展难题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路径选择和道路模式选择的新反思。人类历史处在发展变动的十字路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模式”所含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和谐世界”等正在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价值正在显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凝练和表达的规律性认识，始终处在探讨世界问题的多元主体对话中，这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时代的机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只有立足中国实践、抓住人类历史发展脉络、解答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努力在提炼思想、创新概念、提出命题、建构体系方面形成面向实践、面向世界、揭示规律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才能面向世界和这个时代独立发出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声音”。
参考文献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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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53.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8.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97-05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异常激烈的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217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如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哲学学科、社会学科及诸多交叉学科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识，也是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出解决之道才能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揭橥二者的内在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绕不开的话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
1.影响文化内在结构。文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在相处中通过观念与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综合，其内容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由此形成的文化要素，以及各要素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母体。文化母体常常包括纷繁复杂的子体。对其进行相对性划分，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各种“文物”构成，主要有文化的“实物”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比如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和人工改造物等都属这一层次。第二层由制度、规范等构成，主要包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为内核创制而形成的条例、规范等等。第三层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式。这些层次和要素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耗散结构和动态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人们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作为文化的核心给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制约”。[2]这样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学科形态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发达的部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发展程度左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稳定与否。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部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健全与平衡。
2.引导文化发展理想。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化”。但是，由于精神文化更能反映出人的本质，也更为持久、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时，又常常专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其内容十分多样复杂。人们通过对这样一些相互交织的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凝练、提升，就会形成相应的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等。这些学科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社会乃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哲学是对其它各门具体学科的“再抽象”“再结构”和“再表达”，各门具体学科在丰富哲学的同时又受哲学的影响和指导。所以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本质。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的哲理、学术精神对于文化发展理想的引导最为强劲。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把这样一种影响称之为哲学对文化理想的论证力和导引力。他说，“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3]依施韦泽之见，一种称职的哲学必须担负起努力论证文化理想的内在价值和真理，激活文化理想的活力，并引导人们主动关注文化理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哲学思想越发达，越能引导文化发展理想，越能促使人们关注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文化进步的可能空间就越大。实际上，早在施韦泽从哲学层面来分析文化兴盛衰败缘由之前，马克思就预见性地对哲学在凝聚文化灵魂、引导文化理想中的作用做出过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容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当哲学化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时”，哲学就逐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境界。[4]
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文化理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它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化必然要以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的“扩音器”，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3.牵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并且在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约瑟夫?奈?J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利用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即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构筑和引导一种情势从而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5]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中国语域中所讲的“软实力”是被改造和创新而生成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基于运用权谋在国际竞争中追逐的征服他国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强制力、影响力和趋同力，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国力”。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形态，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因其良好品格所产生的对他国“非强制性”认同的内在吸引力。[6]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继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圈”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水平牵制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梁启超曾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τ谌说囊庖澹?并强调，“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7]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回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建设成就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国家相继组织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程。这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如历经15年艰辛努力所编成的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汇聚近1400多名学者的研究心血、完成共计92卷3220万字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研究梳理出了首部详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150卷《当代中国》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8]在不同的领域接续和传承了中华文明，弘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概言之，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突出标志。
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加突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高校为例，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局部削弱的倾向仍然存在。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1]10
马克思主义的“失语”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疏离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国情。在对待国外理论和方法时不加分析，盲目追捧，并以此为圭臬来评判学科研究和建设水平的高低。从学者的研究选题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忽视当代中国实践，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意回避，理论研究的成效难以与实践创新要求相一致。从研究理路来看，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所谓“纯学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内外思想理论动态反应迟缓。这样一些问题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逐渐“失语”。马克思主义的“失踪”问题反映在一些高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部分高校教师迷信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著的教材。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失踪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失声的问题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中，一些期刊偏爱用西方理论范畴研究的成果，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果则较少采用；在一些论坛上，基于西方理论范型分析我国现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透视现实问题的声音则越来越少。[9]此外，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一些错误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也就不难解释了。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理所当然的是文化发展理想和方向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局部削弱的倾向，必然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发展方向。
2.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削弱文化建设根基。科学的进步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对问题的发现、深掘，科学就会原地踏步，陷入停顿的境地。所以，历来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德国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提出新问题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解决问题则不过是长期训练中形成的一种技能。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也说如果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说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科学演进的一般逻辑。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时代问题和哲学问题总是交互重叠的，哲学研究的难点在于找到“真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过是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见，善于抓住和解答“真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促进了先进文化建设。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大讨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为党的十三大顺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调控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为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立了理论基础。此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先导、思想准备、理论创新和智力支撑的作用。
当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问题更多、更复杂。《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L速度在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速之后，跌落到了GDP增速之下，这给扩大国内消费和完成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人，人口红利将逐渐进入收缩时期。此外，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各类安全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等也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1]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存在理论储备不够、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状况。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多，短平快的研究多，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多，寓于书斋的研究多；相对来说，能有效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少，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少，跨学科综合的研究少，基于调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少。这种不良状况的根源在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游荡于文字之上，飘离与问题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成了文字游戏的简单道具。这些突出问题削弱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底座，如果发展下去，会使文化建设失去生命之源、现实之基。
3.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较少消减文化进步动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用“三个不是”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激烈性。他认为从文化创造上讲，当代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从指导思想上讲，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实践道路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21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跨越、大发展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立足实践，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要求更高。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源”。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调查显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看法，55.1%的受访者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创新意愿、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创新结果的调查中，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表示认可；然而，只有44.9%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努力表示认可，35.4%的受访者对其创新能力表示认可，对其创新成效表示认可的受访者则仅占26.2%。以上选项在团队研究情况的调查中显示，63.2%的受访者对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评价，而创新能力、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的肯定评价比例依次为45.7%，44.8%，36.1%。[12]持肯定态度的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逐步降低，折射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创新意愿强劲而创新成效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
由此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造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表现不佳等恶性循环。这将严重消解文化进步动力，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的“文”原指文学，如果将其引申为哲学社会科学，那么足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寻绎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理想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化引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旧序。论辩证法》中说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一理论思维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率先问世，到《资本论》出版以后日渐成熟，并超越国界，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历史事实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的思想境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如果动摇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偏离航线，陷入迷途。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增强文化引导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堪称完备而严密，就在于这样一种完整、科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观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14]它以科学性为底色彻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探索历史发展之迷中“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5]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动能至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8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纠偏和遏制各种错误言论，为文化强国建设确定正确方向。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诸多纷乱的社会思潮中丧失灵魂，最终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也会无所依据。
说到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增强文化的引导力，核心在于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最终是“人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文化引导力的深层课题。凡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不是立足当时人民需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问题交融互动中而创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价值选项。可以说，为利益集团发声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仅事关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导向和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个别学者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来鼓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做到“价值中立”，试图抹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本人并没有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特点。他明确地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探究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在这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决定的。[16]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要做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贡献，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12-13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才能开掘自身厚度，为增强文化吸引力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指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意思是说要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内生动力。在《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反映的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脱离时代要求，不能洞察时代变局中的问题，不能为时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能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的表达自己，也绝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耕时代田园，抓住时代问题，才能在解答问题中获得养分。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8]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突出的情况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与时代同步，不对问题涉入，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寻绎历史脉络，探究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14事实上，古今中外，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凡有成就者，无不扎根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回答时代问题。
当前，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再平衡”困难重重。从国内来看，“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急需大力转变，发展动力面临全面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充满期许。学术乃天下公器。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不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因为错过与现实问题相交融的历史契机而失去发展的空间。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主动做到“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坚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
就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论，要不断努力探索“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和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脱离现实。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累积自身厚度增强文化吸引力。
3.在培育??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并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提升文化影响力成为需要补齐的主要短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又是负载价值观、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著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著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使社会学能够独立于西方社会学而发展。孙本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社会学仅仅是邯郸学步，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成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国的代言人。因此，孙本文大力提倡社会学的本土化，推进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让社会学成为真正的中国学科之一。譬如，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孙本文分别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要着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方面，要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建立中国的应用社会学方面，要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在政府和民众中赢得合法性。孙本文非常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以体现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为此，孙本文对当时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家庭问题、贫困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大力提倡进行社会建设，并且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譬如，他在再版过11次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社会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1943），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1944）。另外，他还具体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具体方案，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让政府与民众认识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正是因此众多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在思想质量上，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这是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种承认。1941年，国民政府确定了包括所有文理学科在内的首批30名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单，孙本文先生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代表获此殊荣，同时获聘的文史哲学科代表还有吴宓、陈寅恪、徐悲鸿、汤用彤、冯友兰等人，这是当时的政府、学界和民众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一种承认。总之，中国早期社会学成为西欧北美之外世界社会学的第三极、在中国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以及赢得政府和民众的承认，所有这些都为解放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先生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三、致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学科精神，都有它的核心理念。我一直倡导社会学要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深层理念，就是本人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在美国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且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学贯东西的精英，但回顾孙本文学成回国后的数十年工作经历，我们可以在孙本文身上深深地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孙本文数十年间一直以学者身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
报国为民精神。孙本文留洋之际，正是旧中国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境地而无力自拔之时，所以孙本文是心怀报国为民的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则社会学与有责焉者矣。”瑏瑢学成后他不为西方优裕生活条件所诱惑，毅然决然地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他一生坚持学术研究不动摇，在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他被迫转向其他学科后，仍然坚持研究人口问题，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对真理的追求精神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值得我们今天拿来激励和引导青年社会学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