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1）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42-03

前言

土地作为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中的主体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趋重要，制约性也日益明显。而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和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非农业用地急剧膨胀，城市化进程加速，农业、城市、交通及工业等各业用地之间的需求矛盾日益加剧。对土地的利用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统一，土地利用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用，而应该是在强调生态利用的基础上的生态经济利用，即既要追求经济利用和社会稳定，也要强调生态效益。因此，土地利用效益中要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一、研究区概况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是中国东北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全市土地面积5.31万平方公里，辖8区10县（市），2008年总人口989.9万。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位置，是连接欧亚大陆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近年来，哈尔滨经济高速发展，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 4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6.37%。从2002―2007年，哈尔滨地均GDP由2 382万元/km2，增长到4 667.73万元/km2。生产总值由12 642亿元增长到24 768亿元。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由4.75 m2增加到6.65 m2。但是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却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如表1所示）。

二、评价模型

（一）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评价函数模型

fi=wijxij F（X）=wifi（1）

gi=pijyij G（Y）=pigi （2）

式中：Xij，Yij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各指标的标准化值；wij，pij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各指标的权重；fi，gi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层得分；wi，pi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层权重；F（X），G（Y）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得分。

（二）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模型

T=α×F（X）+β×G（Y）（3）

T为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依据土地利用中社会经济效益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相对重要程度确定。

（三）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

根据协调概念的定义，F（X），G（Y）的离差越小越好，C为协调度，反映了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协调程度；k为调节系数，一般情况下，5≥k≥2。它反映了在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或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即F（X）与G（Y）之和一定），为使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复合效益或发展水平（即F（X）与D（Y）之积）最大，两者进行组合协调的数量程度。显然，0≤C≤1，协调度C达最大时即最佳协调状态；反之，协调度C小，则越不协调。

C=K（4）

（四）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度C是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相互协调的重要指标，它对于约束环境与经济的发展行为，促进两者健康协调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协调度在有些情况下却很难反映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或综合效益的大小（或发展水平）。因此，引入度量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协调发展度”就十分有必要。

D=（5）

（五）耦合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即:

R=（u1，u2，u3，…，um）（ui+uj）1/n （6）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具有耦合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可以建立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由此得出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R={[F（X）G（Y）/[F（X）+G（Y）（F（X）+G（Y））]}1/2（7）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评价

通过确定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得出哈尔滨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数，以及协调度、协调发展度、耦合度（如表3所示）。

由计算结果得知，哈尔滨市2002―2007年生态环境效益指数波动较小，属于平稳上升阶段，说明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势态良好，生态环境指数由2002年0.468到2007年0.496。2003年和2005年指数值相对较高，这一方面反映哈尔滨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基本良好，另一方面暗示着它的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情况较好，而同阶段中，社会经济效益则变化明显，由2002年0.275发展到2007年的0.464，说明近年来，哈尔滨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尤其是2002―2004年，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5年和2006年有缓慢下降趋势，2007年又达到0.464的高值，说明哈尔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生态环境破坏，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现正向发展的方向。

通过计算我们得出哈尔滨市2002―2007年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关分析图，如上图所示，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发展度趋势与协调度相似，总体上呈协调关系，说明哈尔滨市六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良好，经济的发展没有破坏到生态环境，反而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尤其是耦合度也是非常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显著。

结论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具有系统的相关性，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借助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可以建立二者之间的相关分析模型，结合哈尔滨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土地利用效益相关分析。总体看来，2002―2007年六年间，哈尔滨市土地利用效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为维持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发展的趋势，土地资源开发要在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的同时，注意经济结构优化，通过科技创新，降低能耗，加大对环境的投入，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2）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155-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28

如何将交通能源使用带来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作为能源效率评价的重要因子,建立最客观、最容易操作的评价体系,是当前可持续交通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1]。生态效率是测度经济活动利用自然资源和服务水平的有效方法,该方法由于强调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的统一,表达直观、方法综合且操作性强,近年来已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等领域取得不少应用性研究成果[2-4]。交通生态效率(Transportat ion Ecoefficiency,TE)在国内外汽车共享服务、交通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也有一 些初步的研究[5-8]。但现有交通生态效率计算的是单位产出的交通工具终端能源使用效率[9,10],涉及交通活动形成的各种污染物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本文基于生态效率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交通运输业的资源消耗特征和主要污染物的环境影响,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对交通环境指标进行优化。以深圳市为例,探讨交通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耗及环境产生的影响,旨在为交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也可为城市交通发展规划等相关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1 交通生态效率的计算方法

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 Indicator,EI)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量与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的比值[11](公式(1))。根据公式(1),交通生态效率指标地选取应涵盖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生命周期内所有经济价值、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但因计算目标的差异及环境影响指标比较复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12]。因此,一般选取生态效率核算指标时,在交通运输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方面主要考虑交通建设投资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以交通经济总产出(TGDP)表示,不涵盖环境外部性影响的经济成本。交通环境影响指标方面主要考虑将自然作为资源来源和污染物的排放池,确定交通运输活动中自身消费的不可再生资源及其所产生的污染物数量。由于各种类型的环境影响无法直接叠加,在集成之前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赋予相应权重,但是赋权方法尚未达成共识[2]。

生态效率=经济社会发展(价值量)资源环境消耗(实物量)(1)

生态足迹方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以土地为度量单位的环境影响评估方法,该方法选用了吸收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CO2所需的生产性土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但很少关注同时排放的也有重 要环境影响的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等[13,14]。事实上,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引起的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北京、深圳等城市的首要污染物[15]。本文认为污染生态 足迹不可忽视,参照优化的生态足迹模型将污染物进行合理转化纳入核算帐户[16],交通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如下:

TEF=eF1×(A1+A3)+eF2×A2(2)

式中:TEF为总的交通生态足迹,是交通运输活动的能源用地、交通建设用地和污染物消纳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和[17,18]。A1是能源消耗用地生态足迹,计算提供化石燃料替代物甲醇和乙醇所占用的土地面积[19];A2是交通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包括铁路、公路、农村道路、车站、机场、港口、码头等占用面积的总和;A3是交通污染消纳用地生态足迹,计算单位公顷林地的污染吸纳能力,将包括机动车尾气型污染[20]、船舶大气污染[21]、飞机排放及机场大气污染物[22,23]消纳部分转换为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足迹占用[16];eF1为化石燃料地等价因子;eF2交通建设用地等价因子。为了分析交通能源消耗与交通污染环境影响程度的差异,本文将能源消耗用地核算的化石燃料用地A1与污染核算的化石燃料用地A3分开计算和讨论。

丁?宇等:基于生态效率的深圳市交通环境与经济效益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3期2 深圳市交通生态效率的计算

深圳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南部,作为连接粤港两地的重要枢纽通道,在完善高速公 路网络、机场和港口建设方面发展迅速。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交通需求增长迅猛,交通发展面临着能 源短缺、土地资源的限制、灰霾污染等挑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0-2006年深圳市交通运输业相关数据,对相应年份的交通生态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及选取

本文所研究的交通工具以交通局统计为准,包括船舶、飞机、汽油轿车、轻型汽油车、中型汽油车、重型汽油车、柴油轿车、轻型柴油车、重型柴油车和摩托车。深圳市交通生态效率计算所需要数据分为3类:①基础数据。包括交通经济产出水平、交通基本建设投资及更新改造投资、能源消耗总量及构成、交通建设用地总量、城市道路建设面积、飞机起降架次、各类道路交通工具运营里程及保有量等,这些数据来源于深圳市城市统计年鉴及交通发展年度报告。②标准数据。包括各种交通工具污染排放因子、均衡因子、世界单位化石燃料燃烧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等,数据来源于相关研究文献。③调查数据。包括出行方式、跨 境交通等。如调查资料数据与年鉴有误差,以年鉴为准;年鉴上没有的数据,采用相关调查数据估算[24]。

2.2 交通污染物及污染排放因子的选取

污染物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所选取污染物的排放量及其影响要远超过未选取的污染物项目;2)所选取的污染物项目之间在形成机理和污染影响上不存在明显重叠性;3)所选污染物为常见污染物且核算数据容易获得;4)所选污染物有较成熟的处理方式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16]。

根据深圳市交通污染评价研究,选取目前深圳最主要的污染类型――灰霾污染(Haze),污染物主要来源是船舶和飞机产生的NOx和CO,机动车尾气产生的PM10 ,NOx,THC和CO[25]。考虑到污染排放足迹的假设、指标的科学性,污染物排放因子数据来自实验室监测或相关文献[20-23, 25-28](见表1)。

2.3 结果与分析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计算所得2000-2006年深圳市交通生态效率结果见表2

2.3.1 交通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

表2结果显示,交通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至2006年上升了近2倍,上升幅度呈现波动的趋势,2000-2004年、2005-2006年增长速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如图1)。这主要是由于不同阶段经济价

表1 不同类型交通工具污染物排放因子

Tab.1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pollutant emission factor

污染物Pollutants飞机(Kg/架次)Aircraft船舶(g/MJ)Ships汽油轿车(g/km)Gasoline cars轻型汽油车(g/km)Lightduty gasoline vehicles中型汽油车(g/km)Mediumduty gasoline vehicles重型汽油车(g/km)Heavyduty gasoline vehicles柴油轿车(g/km)Diesel Cars轻型柴油车(g/km)Lightduty diesel vehicles重型柴油车(g/km)Heavyduty diesel vehicles摩托车(g/km)MotorcyclesPM10--2.42.22.21.62.42.92.21.6NOX8.11.82.42.54.85.31.41.511.50.1THC--0.85.24.57.21.73.53.91.8CO18.50.241.52.428.723.14.44.411.42.0

表2 深圳市交通生态效率计算结果

Tab.2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ransportation ecoefficiency

年份Year能源消耗用地生态足迹(万hm2)

Fossil energy land ecofootprint交通建设用地生态足迹(万hm2)Transportation land use ecofootprint污染消纳用地生态足迹(万hm2)Pollution land use ecofootprint总的交通生态足迹(万hm2)Total ecofootprint交通经济效益(亿元)Transportation economic benefits交通生态效率(万元/ hm2)Transportation ecoefficiency2000205.4970.60823.139253.20175.6740.2992001221.7480.64226.575274.95381.9820.2982002246.7480.73731.096307.694100.9670.3282003275.3660.74836.107344.716124.9990.3632004305.0910.77841.532383.463184.8720.4822005331.3400.79447.889419.374219.2810.5232006362.7710.80955.063461.884254.9110.552值和环境影响对生态效率增长的贡献和影响不同。2000-2004年经济价值增长速度显著上升且明显高于环境影响的增长速度,2004年经济价值增速达到48%,拉动交通生态效率提高33%;环境影响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变化幅度不大,对生态效率的变化影响不大。2005-2006年,经济价值增长速度趋于平稳,环境影响增长速度加快,与经济价值的差距明显减小,交通生态效率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交通经济增长是 拉动深圳交通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在交通生态足迹构成中,能源消耗用地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80%,明显高于污染消耗用地生态足迹及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并且能源消耗用地生态足迹增长速度的变化规律与总生态足迹一致,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如表2、图2)。污染消纳用地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11%左右,污染消耗用地生态足迹占能源用地生态足迹的比重由2000年占11%到2006年占15%,是生态效率评价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0.2%左右,受新增用地限制,变化幅度不大。因此,交通能源消耗及其排放的污染物是制约交通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图1 交通生态效率的变化

Fig.1 The variation of ecoefficiency2.3.2 生态效率的经济价值分析

图1表明经济效益提高对于交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 改善作用。交通经济效益的增长主要通过交通建设和投资引致的乘数效应来实现[29]。2000年以来交通建设投资总体有所提高,2000-2004年出现较大波动,经历了突降突增的变化,2003增幅接近3倍达到最高水平;其余年份波动不大,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交通投资的波动周期明显超前于经济效益的变化,这是因为交通运输业具有资本密集、投资周期长、沉没成本等特性,增加投资引致的乘数效应等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得以显现[30]。

分析交通建设与投资的各种驱动因素,最明显的因素之一就是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表3显示深圳市2000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和交通建设投资的变化规律相当一致。2000-2004年进出口贸易受国际市场需求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综合影响出现较大波动,尤其是2003年对香港、美国等主要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上升,出口规模的扩大使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和生活性物资需要快速

图2 交通生态足迹的变化

Fig.2 The varia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表3 交通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Tab.3 The effe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national economy

年份Year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亿元)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交通建设投资增长速度(%)Growth rat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对外贸易增长率(%)Growth rate of foreign trade国内生产总值(亿元)GDPGDP增长速度(%)Growth rate of GDP交通建设投资对GDP贡献率(%)Contribution rat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200041.064.326.802 187.4515.702.38 200135.14-14.47.312 482.4914.301.80 200230.51-13.227.142 969.5215.801.30 200385.14179.134.583 585.7219.203.02 200477.48-9.025.464 282.1417.302.30 2005127.1864.224.134 950.9015.103.26 2006171.9035.229.865 813.5616.603.76

及时运输,推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性道路基础设施建设,2003年交通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接近2002年3倍,拉动GDP增长3个百分点[31] 。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 宽松的汽车消费环境,居民出行的机动化需求快速增长,2000-2006年居民汽车拥有量和机动化出行量同比增长均在20%左右[32],机动化增长对道路设施产生巨大的需求,道路建设长度增长了近4倍[31]。但是新建道路增加容量有限,交通设施供给与需求间越来越不平衡。

深港生活圈间紧密的联系对交通建设与投资也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深港从“前店后厂”的传统方式,逐渐转变为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相融互动的新型经济和空间一体化格局。2004年以来,深港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休闲、公干、探亲等为目的的跨境人员达1.5亿,占全国总量的54.6%[33]。深港自由往来的前提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海港、空港、铁路场站、公路场站和各类口岸等为依托,水运、民航、铁路和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相衔接,为深港合作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跨境设施。

第三是城市空间的拓展。深圳市建成区2000年仅有330.5 km2,城市土地以外延式 扩展,目前建成区面积达到719.8 km2[31]。随着住房市场开发逐渐由特区内转移到关外,中心城通过土地使用性质置换,就业岗位越来越多,以工作为出行目的以小汽车为通勤交通工具的“潮汐式”交通流快速增长,占机动化出行方式的40.5%,由此带来的跨界线交通饱和度超过0.9[32]。因此,交通建设与投资为适应特区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集中在发展公共交通、交通瓶颈的枢纽、路段、路口改造及特区外道路的新建。但是由于交通设施建设周期长、公共交通的社会性等特性,公共交通和更新改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有限且缓慢的。

2.3.3 生态效率的环境影响分析

图2表明,交通占用的各种资源对环境的压力都有一定的波动,先后于2000-2002年、2002-2005年、2006年经历了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能源类型、交通方式、出行方式、政策等因素是影响生态足迹波动变化的主要原因。

与能源用地相关的计算项目是用电量、汽油和柴油的油耗量。不同能源类型的污染排放系数有较大差异,电力和燃气的排放系数相对较小,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相对较大[4]。但是深圳市目前能源消耗方式以石油为主,交通运输业年均油耗增长10%,而全市加油站设施发展相对缓慢,现状加油站点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加油需求。同时,燃烧所排放的NOx、CO等污染物是深圳市灰霾污染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交通能源消耗面临着环境污染和供需矛盾的压力,对电力、天然气需求极为迫切。

对各种交通方式的生态足迹变化加以比较(见表4),道路运输产生的环境压力 最大,占总生态足迹的95%左右;水上运输和民用航空相比较而言占总生态足迹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增长幅度较大,是不容忽视的交通环境影响因素之一。根据能源表现形式不同,进一步对汽油和柴油两种不同能源消耗方式下机动车所消耗生态资源量加以考察,以每种交通工具生态足迹占总污染生态足迹的比例表示,结果如表5所示,重型柴油车和汽油轿车对交通环境压力的影响较大,两者消耗80%左右生态资源量。汽油轿车对环境影响的压力逐年增加。而重型柴油车对环境压力呈下降趋势。相比较而言,其他交通工具对环境产生的压力处于较低水平,变化幅度不大。由此可见,小汽车及重型柴油车是交通生态足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交通生态足迹的波动性变化是不同政策下交通需求与环境保护博弈的结果。 近年来深圳市交通环境管理力

表4 按污染物来源各种交通方式生态足迹的变化单位:%

Tab.4 The varia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by pollutant sourcesUnit:percent

年份Year污染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比重

Proportion of pollution land use ecofootprint in total ecofootprint生态足迹年平均增长率

Annual average rate of ecofootprint道路运输海上运输航空运输道路运输海上运输航空运输200090.641.387.98---200191.561.297.1616.017.263.00200292.521.186.3018.267.033.01200393.331.085.5917.117.053.01200493.991.015.0115.847.043.01200594.590.944.4716.057.073.01200694.890.914.2015.3411.968.00

表5 各类机动车生态足迹所占比例的变化单位:%

Tab.5 The variation of motor vehicles ecological footprint proportionUnit:percent

年份Year汽油轿车Gasoline cars轻型汽油车Lightduty gasoline vehicles中型汽油车Mediumduty gasoline vehicles重型汽油车Heavyduty gasoline vehicles柴油轿车Diesel Cars轻型柴油车Lightduty diesel vehicles重型柴油车Heavyduty diesel vehicles摩托车Motorcycles200043.044.261.821.980.679.1329.040.69200144.404.221.751.860.668.9329.050.68200245.914.171.671.740.648.7129.020.66200347.304.111.591.620.638.4928.940.64200448.114.091.541.520.618.3629.130.63200549.904.071.481.420.608.2028.320.61200651.174.011.411.320.587.8527.970.58

度不断加强,2003年试行欧Ⅲ燃油标准及2006年的《交通污染治理白皮书》等政策对推动需求逐步趋向燃油经济性汽车的结构转变,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柴油车等带来的生态足迹变化较为显著。但是 经济快速增长引致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和机场客运量的显著提高,私人化交通需求快速增长及交通设施供给增长受限制所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及公共交通可达性、吸引力下降,使 得环境压力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考虑交通环境污染对生态效率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引入污染生态足迹指标,构建反映城市交通的生态效率模型。尽管目前对交通生态效率分析方法还在发展过程中,但其较为科学的概念内涵、便于操作的计算方法,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评价提供了一个灵活、有效的工具;亦有助于从城市或区域尺度上考察交通运输活动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深圳市生 态效率的实证分析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体上深圳交通生态效率有所提高,生态效率增长的特点是建设投资拉动。交通运输业投入能够减缓交通供需矛盾,带来高速的交通经济增长,应成为今后投资的重点。同时,高速的投资增长也带来交通需求增长迅猛,交通运输业发展对设施不足、能源短缺、排放污染等外部效应显现的不适应将越来越明显。重型柴油车、汽油轿车与公共交通对生态效率分别具有减缓和促进作用[24],因此,从交通发展高效流动的需求角度理解交通生态效率的矛盾之所在,提高绿色交通方式和可替代能源投入,增强轿车和船舶燃油效率的技术研发及推广,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推动公共交通系统发展水平,对提高交通生态效率具有长远的意义。

目前生态效率的计算,由于数据收集和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态资源占用方式在不同时空尺度的比较研究尚未解决。另外,在交通生态效率的经济价值分析中,在交通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评估缺乏定量参考依据。但是,交通运输业对城市发展具有资本密集和公共效益的特性,其社会经济的影响对交通生态效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应成为今后研究方向之一,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曾辉老师的悉心指导及循环经济实验室杨磊、马振邦、路旭、曾祥坤四位博士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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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s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 ceBased on Ecoefficiency

DING Yu LI Guicai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3）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10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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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4）

一、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基本内涵与特征

㈠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现代生态经济学是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理论基础和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其实质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保护地球》等历史性文件已向我们深刻揭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是整个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我国于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正式接受了这一理论和发展战略，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向全世界承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总战略。

现代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缔造的新经济学理论。它所追求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而不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空心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坚实的，是符合当代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的。

㈡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概括地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一个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高效、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发展和谐，持续、稳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可作如下概念性的表达：

1、重建与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2、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使环境与各类自然资源保持其持续支撑发展的能力和基础；

3、资源，特别是可更新资源的再生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建设，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在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同时，同样也要对资源和环境给予补偿，即促进资源与环境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必须真正地防止经济发展“空心化”；

5、自然可以离开人类而存在，但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新时代人类的生态文化。

㈢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以国内外两个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物质和文化需求为发展导向，以得天独厚的优质自然资源内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为依托，以当代先进适用的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优化配置社会总资源为手段，以科学的城乡一体化生产力区域布局为经络，以结构优化的生态化产业为主体，以与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直辖市发展为标志，以生产具有较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绿色名牌产品为途径，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2、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通过经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保持畅通有序、合理转换，良性循环，达到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目的。

3、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全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开发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达到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能量与物质的高效率利用和高质量良性循环。

4、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稳态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克服和纠正那种为追求效益盲目扩大经济总量的错误做法，用一种低消耗、少污染、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全新生产方式取而代之。

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现期”。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第一，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环节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我国资源禀赋较差，虽然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少。国内资源供给不足，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有关资料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的持续增长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资源告急的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照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强化节能的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20年使万元gdp能耗由2002年的2.68吨标准煤降低到1.54吨标准煤，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就能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再生铝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21％左右提高到60％，就可替代3640万吨的铝矿石需求。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第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下愈况，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从××市的情况看，我市地处长白山区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我市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全省和全国人均占有量的38.3%和23.2%，特别是城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9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水土流失是全省最重的地区之一，主要水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特别是东辽河干流市区下游河段污染严重，为劣v类水质，成为全省污染最重的河段之一，给下游四平市和整个流域带来严重影响。市区大气污染严重，大气环境质量没有达到适合居民居住的二级标准。城市垃圾逐年递增，由于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二次污染严重。引以为荣的煤炭资源经过一百多年的开采，面临枯竭，并造成大面积采煤塌陷区。大量事实表明，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根据专家的测算，我国能源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00万吨左右；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约1000万吨废弃物的排放；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2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排放近4000万吨，这将使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可以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第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提高效益、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粗放型经济增长特点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有关资料表明，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万元gdp的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石油消费量的1/3要靠进口，世界铁矿石和铝矾土贸易量中的大部分被中国采购。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国资源利用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为35％左右。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障碍。因此，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第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保方面，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个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逐步使我们的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第五，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传统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向自然过度索取，导致生态退化、自然灾害增多、环境污染严重，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要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构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的局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主要措施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积极加以推进。下面，将结合××市几年来的发展谈几点措施：

第一，科学定位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必须要按照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要求，登高望远，精心谋划，结合地方实际，准确定位主导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市情，××确定并实施了“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和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思路，取得了主要经济指标三年翻一番的巨大成绩，实现了经济建设和环保事业“双赢”。新材料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垄断性和低成本化的特点，应用范围广，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市具备发展新材料产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把新材料确定为我市主导产业，更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更能够突出经济发展的重点；健康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发展健康产业是坚持以人为本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顺应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市兼有低山、丘陵台地和河谷平原，生态环境类型多样，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地处东辽河、松花江流域上游，水质良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近几年健康产业涌现出的一批骨干企业，为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环境污染较重，受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制约，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因此，我们要引进现代管理理念，运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坚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深化改革、全力攻坚，推进体制机制、效益增长方式的创新，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三大产业”的发展，能够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级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能够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市科学定位的“三大产业”，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是市委、市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夯实增加效益、保护环境的基础。在前面讲过，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循环经济。也可以说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重要组成。循环经济就是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是追求更实用有效的科学技术、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可以有效解决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我市在发展“三大产业”过程中，对推进循环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全市涌现出一批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企业，如：以畜牧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昌企业集团公司，以利用废弃煤矸石资源生产水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刚水泥厂，以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为手段发展循环经济的大唐××热电公司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市循环经济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只是在少数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循环和链接。今后要尽快制定循环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要抓好各类循环经济的试点示范工作，加快典型经验的推广。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中全面融入循环经济理念，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无害化处理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入手，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不断提高循环经济比重，提高循环经济层次和覆盖面。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5）

㈠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现代生态经济学是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理论基础和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其实质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保护地球》等历史性文件已向我们深刻揭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是整个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我国于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正式接受了这一理论和发展战略，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向全世界承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总战略。

现代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缔造的新经济学理论。它所追求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而不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空心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坚实的，是符合当代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的。

㈡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概括地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一个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高效、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发展和谐，持续、稳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可作如下概念性的表达：

1、重建与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2、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使环境与各类自然资源保持其持续支撑发展的能力和基础；

3、资源，特别是可更新资源的再生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建设，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在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同时，同样也要对资源和环境给予补偿，即促进资源与环境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必须真正地防止经济发展“空心化”；

5、自然可以离开人类而存在，但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新时代人类的生态文化。

㈢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以国内外两个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物质和文化需求为发展导向，以得天独厚的优质自然资源内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为依托，以当代先进适用的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优化配置社会总资源为手段，以科学的城乡一体化生产力区域布局为经络，以结构优化的生态化产业为主体，以与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直辖市发展为标志，以生产具有较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绿色名牌产品为途径，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2、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通过经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保持畅通有序、合理转换，良性循环，达到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目的。

3、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全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开发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达到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能量与物质的高效率利用和高质量良性循环。

4、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稳态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克服和纠正那种为追求效益盲目扩大经济总量的错误做法，用一种低消耗、少污染、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全新生产方式取而代之。

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现期”。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第一，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环节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我国资源禀赋较差，虽然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少。国内资源供给不足，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有关资料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的持续增长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资源告急的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照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强化节能的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20年使万元gdp能耗由2002年的2.68吨标准煤降低到1.54吨标准煤，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就能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再生铝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21％左右提高到60％，就可替代3640万吨的铝矿石需求。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第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下愈况，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从××市的情况看，我市地处长白山区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我市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全省和全国人均占有量的38.3%和23.2%，特别是城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9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水土流失是全省最重的地区之一，主要水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特别是东辽河干流市区下游河段污染严重，为劣v类水质，成为全省污染最重的河段之一，给下游四平市和整个流域带来严重影响。市区大气污染严重，大气环境质量没有达到适合居民居住的二级标准。城市垃圾逐年递增，由于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二次污染严重。引以为荣的煤炭资源经过一百多年的开采，面临枯竭，并造成大面积采煤塌陷区。大量事实表明，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根据专家的测算，我国能源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00万吨左右；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约1000万吨废弃物的排放；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2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排放近4000万吨，这将使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可以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第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提高效益、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粗放型经济增长特点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有关资料表明，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万元gdp的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石油消费量的1/3要靠进口，世界铁矿石和铝矾土贸易量中的大部分被中国采购。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国资源利用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为35％左右。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障碍。因此，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第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保方面，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个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逐步使我们的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第五，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传统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向自然过度索取，导致生态退化、自然灾害增多、环境污染严重，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要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构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的局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主要措施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积极加以推进。下面，将结合××市几年来的发展谈几点措施：

第一，科学定位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必须要按照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要求，登高望远，精心谋划，结合地方实际，准确定位主导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市情，××确定并实施了“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和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思路，取得了主要经济指标三年翻一番的巨大成绩，实现了经济建设和环保事业“双赢”。新材料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垄断性和低成本化的特点，应用范围广，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市具备发展新材料产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把新材料确定为我市主导产业，更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更能够突出经济发展的重点；健康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发展健康产业是坚持以人为本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顺应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市兼有低山、丘陵台地和河谷平原，生态环境类型多样，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地处东辽河、松花江流域上游，水质良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近几年健康产业涌现出的一批骨干企业，为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环境污染较重，受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制约，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因此，我们要引进现代管理理念，运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坚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深化改革、全力攻坚，推进体制机制、效益增长方式的创新，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三大产业”的发展，能够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级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能够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市科学定位的“三大产业”，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是市委、市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夯实增加效益、保护环境的基础。在前面讲过，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循环经济。也可以说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重要组成。循环经济就是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是追求更实用有效的科学技术、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可以有效解决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我市在发展“三大产业”过程中，对推进循环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全市涌现出一批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企业，如：以畜牧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昌企业集团公司，以利用废弃煤矸石资源生产水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刚水泥厂，以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为手段发展循环经济的大唐××热电公司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市循环经济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只是在少数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循环和链接。今后要尽快制定循环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要抓好各类循环经济的试点示范工作，加快典型经验的推广。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中全面融入循环经济理念，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无害化处理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入手，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不断提高循环经济比重，提高循环经济层次和覆盖面。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6）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1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以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求为前提，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和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一、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森林是自然界功能最完善、最强大的资源库、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科学与实践证明，森林既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蕴育物种等多种生态功能，又有贮碳释氧、吸纳粉尘、降解有害气体、阻消噪声、美化环境等防治环境污染功能。

1、森林能提高大气质量。体现在：能有效地减缓温室效应。

2、森林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与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遗传多样息相关，地球上有一半以上的生物在森林中栖息繁衍。

3、森林可防止水土流失。森林土壤对降水有极强的吸收和渗透作用，其稳渗速率一般在200mm/h，比世界上最大的降雨60mm/h还要大得多。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不仅可以吸收25mm的降水，还可以保护土壤免遭雨滴的冲击。

4、森林能有效遏止沙漠化。林网超过10％，沙地植被盖度超过0.3，沙暴的危害就会减少到最小限度。

5、森林可防止地力衰退。林木的根系能固持土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吸收利用盐分；枯枝落叶可增加有机质、腐殖质，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6、森林能缓解水资源危机。森林是“绿色水库”，森林及其土壤像“海绵”一样可吸收大量的降水，并阻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可以促进水分循环和影响大气环流，增加降水，起“空中水库”的作用。据测算，森林蒸腾的水汽58％又降到陆地上，可增加陆地降水量21.6mm，占陆地年平均降水量2.9％。

7、森林能消除噪声污染。据测定，100m的防护林带可降低汽车噪声30％，摩托车噪声25％，电声噪声23％。

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其实现对策

1、依靠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保护，因而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资源于环境的发展力，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靠科技来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林业发展上，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建立林业科技创新体制。坚持科研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以加快林业的发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核心、以效益为目的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如今的“数字林业”已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使林业经营和管理逐步精确化、科学化，加快实现林业的现代化。

（2）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一要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监测；二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抓好良种育苗和树种结构调整；三要尽快提升木材工业总体技术水平，增加木材和林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加市场竞争力。

2、注重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

（1）林业的生态效益。森林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净化空气、降低噪音、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效益，它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正面影响，人类普遍认识到森林兼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种效益，其生态效益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林业的发展可同时带来这三种效益，其中，经济效益在过去往往是最受关注的，但如今生态效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效益可创造经济效益。

(2)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忽视生态环境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势必会引起环境恶化而最终阻止经济的增长。在当前这个既注重生态效益又注重经济效益的时期，不仅要使当前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还要使后期的经济增长也能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所以如果采取单纯只注重生态效益而放弃必要的经济增长，最终要导致经济效益滑坡，从而使生态环境建设也失去了物质保证。有学者提出“生态效益经济”的概念，它充分反映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是在生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的条件下，追求经济效益总量最大化的社会再生产活动。

(3)注重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实践中的对策。这些年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极大关注。各地在实践中采取了各种对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措施：一是造林规模化。从提高生态效应、景观效果、经济效益出发，成片造林。片林建设以发展苗木基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为主；二是造林多样化。采用多样化的以林养林，以发展林木加工养林，以发展经济果林养林；农民还采取林苗结合、林禽结合、林菜结合、林果结合等方式，提高林地产出和经济效益；三是林农结合式。应用和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成果，采用科学的生产管理方法，以林为主，大力推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备的兼作方式，如：实行林草兼作、林药兼作、林灌混植等种植模式。

3、转变传统经营模式，建立森林可持续经营机制。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开展森林的分类经营和生态系统经营，实行森林资产化管理，在经营模式和技术体系上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4、建立林业可持续发展法律机制

（1）我国的林业立法没有全面反映生态规律的要求，没有贯彻生态优先、保护资源的立法思想，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环保优先原则，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及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生态利益。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7）

二、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一）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联系

1、二者目标一致。绿色会计（即环境会计），主要形式是以数字计量表现，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环境的污染成本、治理恢复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开发使用、保护所带来的效益进行数字化记录，并最终反映在会计报表中，通过会计报告将环境成本――效益进行有形的量化分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生态环境的污染，使得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绿色会计作为居间调节工具，追求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平衡。而对于经济法来说，其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环境矛盾而产生的，早期不顾生态环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掠夺式发展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行的经济法也在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经济、生态问题进行自我改革、完善，如将可持续发展归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保证达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循环使用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2、二者服务对象相同。绿色会计很显然是传统会计的发展和完善，其本质上还是通过核算、计量等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记录、报告，只不过相对于传统会计而言，其弥补了传统会计对资源、环境等未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不足，将对资源、环境的使用、破坏、保护和收益不反应在会计的成本、收益体系中，单纯的忽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消耗，而进行看似无偿的使用，是传统会计核算的一大缺陷，而绿色会计将环境使用成本、破坏费用等纳入会计核算体系，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亦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经济法的主要原则有协调经济原则、效率公平原则、利益兼顾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从每一个原则都不难看出经济法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协调经济的长远、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将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法的服务对象是经济法的使命，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经济法孜孜追求的目标。

（二）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区别

虽然绿色会计和经济法都是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服务，但二者亦有各自的不足之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有区别。绿色会计很显然其主要是通过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确认、计量、报告、披露，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化无形为有形，非量化到量化的过程，绿色会计为经济服务更为具体细致，其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纳入到规范经济行为和考核经济绩效中去，使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使用不再“无偿化”，不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切切实实的在会计报表中得以反映，使经济发展的成本效益核算更完整。相较之下，经济法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其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服务就相对更概括化、非量化。经济法更关注于从宏观角度协调经济，追求效率公平、利益兼顾以及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指引方向，进行科学指导，但是实行起来就较为空泛，实际实行过程中容易产生流于形式的现象。

三、将绿色会计引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一）创新经济法机制

绿色会计的引入给经济法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为经济法服务经济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生态环境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会不同程度的受到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影响，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法制主要是以法律为依托，以经济发展为关注点，寻求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平衡，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只顾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效益的现象，但治标不治本，毕竟环境污染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污染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治理，而且治理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且这种先污染再治理的思维观念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二）量化环境成本、收益

经济法主要是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而对于生态环境开发、使用、破坏、治理等成本和相对的收益却无法具体的用数字量化的表示。本身环境价值的牺牲、环境成本的产生、环境的收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平衡，这就会使得人类为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而盲目发展经济，对社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而绿色会计视自然及社会环境为有价值并能计量的经济资源，把环境效益、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效应等作定量测定、分析和公布，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纳入会计核算，从而衡量和解释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全面影响。②绿色会计引入经济法基本原则可以促使经济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施行从无形转为有形，将长远的短期不可见的环境成本、效益分解成各个小段，数字的量化表示更是将环境成本的投入与收益的细微变化通过数字扩大化，更有利于政府、社会发挥监管功能，以弥补开发者、破坏者投机取巧，保护环境流于形式的不足。

四、小结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世界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由于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盲目的发展经济，忽视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目前人类“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就要发挥经济法守护者的作用，通过对经济法去陈纳新，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有能力迎接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达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8）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存在着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粗放一次性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期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主体，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然而，作为企业内部控制不可或缺的企业绩效评价，未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内容，仅对财务进行评价，其评价方式简单。现有的企业绩效评价远远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循环经济理念与企业绩效评价仍处在分离状态。

一、循环经济下企业绩效评价的内涵

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中加入循环经济要素，体现“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结合财务评价与非财务评价，不仅反映经济成果，还应反映生态保护成果。在企业风险管控中增加污染治理，不以牺牲生态环境谋求企业利益，注重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效益双赢。循环经济下的企业绩效评价要求企业必须满足两个转变：（1）由量到质的突破，从单纯追求企业效益转变为追求效益增长质量，注重绿色管理，提倡绿色消费；（2）放弃利益最大化的固定思维，转而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兼顾政府、客户、员工、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方，树立企业正确价值导向。

二、现有企业绩效评价存在问题

我国循环经济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难免存在一些问题。1.体系不健全，缺少生态环境因素当今社会已开启循环经济时代，而现有的企业绩效评价未能紧跟时代步伐，表现出滞后性。评价体系中未能着重体现“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3R原则，缺少生态环境因素。当前企业制订的绩效计划，忽略了生态保护方面贡献率，使得绩效评价可操作性差，评价结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史晓燕[1]、付强[2]等学者建议循环经济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经济效益、资源和能源消耗、绿色环保、回收利用、创新发展等方面全面展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探寻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入了生态环境指标，例如环保投资率、能源消耗率等，更为全面综合评价企业发展。2.评价主体缺乏多元化传统企业绩效评价体系该为一元评价主体或二元评价主体[3]。所谓一元评价主体是指评价主体仅仅围绕投资者，所用评价指标为单位成本、销售利润等。二元评价主体是在一元评价主体基础上增加了债权人，同时加入了偿债能力的指标。在循环经济下，创造企业价值的参与者不止上述主体，还应包顾客、括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企业评价主体多元化意味着企业还必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健康之路。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平衡。3.企业绩效评价依据信息未包含循环经济理念企业依据的会计信息不健全，不能满足循环经济理念。现有的会计信息缺少资源环境对企业收益影响，更不能体现企业产品废弃物对生态的破坏。会计报表仅反映企业偿债、运营状况、盈利和经营、投资等，而缺少资源耗费计算及生态补偿，自然资源被排斥在资产之外。同时未将企业环保责任纳入企业负债的范畴。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没有明确生态环境的披露方式和范围。故企业绩效评价建立在此会计信息上，不能满足循环经济理念。更有甚者，直接伪造环境数据，对循环经济下企业绩效评价产生不良影响。

三、现有企业绩效评价存在问题的原因

根据上述企业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找出了以下主要原因。1.以单纯考核代替整体绩效评价当前很多企业的企业绩效评价中，仅以考核代替整体绩效评价，忽略了对评价过程的监控。以环境绩效评价为例，片面绩效评价使得企业不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环保措施、节能技术普及度、员工环境教育度。缺乏反馈机制，使得环境考核令不能落实，奖惩机制形同虚设。最终使环境绩效评价丧失效果，达不到考核目的。2.企业决策者片面追求短期利益企业决策者对企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一些企业决策者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只关注企业短时间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进行绩效评价时，采用单纯的定量评价法。定量评价法存在极大缺点，即反映结果单一，具有静止特征。仅以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全部情况集中在财务指标上。因此，使得企业不惜透支未来来谋取当前经济利益，短期内经营状况良好，而缺乏可持续性。由于财务指标仅重视经济效益，使得企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难以顾及。造成的后果是为发展企业经济，减少环境保护投入费用，企业经济发展停留在粗放经济发展阶段，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趋势。3.企业忽视社会生态责任生态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不可分割的部分。生态责任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公众和市场三部分。对自然的生态责任体现为爱护自然环境，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发展企业经济，承担保护生态环境责任。对公众的生态责任体现为给公众提供优良生活环境。对市场的生态责任体现为顺应循环经济潮流，生产绿色产品，推进绿色消费，为建设环境友好型市场经济贡献力量。循环经济发展最终结果不是抑制企业经济效益，而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赢。只有将生态责任灌入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才能从根源上解决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

四、结论

建立循环经济下企业绩效评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论述循环经济下企业绩效评价内涵，进而对现有企业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为日后定制措施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现有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体系缺少生态环境因素、评价主体缺乏多元化、企业绩效评价依据信息未包含循环经济理念等；（2）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为以单纯考核代替整体绩效评价、企业决策者片面追求短期利益、企业忽视社会生态责任等。

参考文献

[1]史晓燕.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绩效评价[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48-54.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9）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就必须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通过数据比较显示,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而且这一阶段都被认为是 “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 “矛盾的凸现期”。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一、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环境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

目前我国资源的现状是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且重要资源对外依赖度也在逐年增加。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有关资料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的持续增长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资源告急的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照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强化节能的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20年使万元GDP能耗由2002年的2.68吨标准煤降低到1.54吨标准煤,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就能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再生铝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21%左右提高到60%,就可替代3640万吨的铝矿石需求。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下愈况,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根据专家的测算,我国能源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00万吨左右;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约1000万吨废弃物的排放;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2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排放近4000万吨,这将使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可以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主要措施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积极加以推进。

第一,科学定位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必须要按照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要求,登高望远,精心谋划,结合地方实际,准确定位主导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夯实增加效益、保护环境的基础。在前面讲过,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循环经济。也可以说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重要组成。循环经济就是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是追求更实用有效的科学技术、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可以有效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

第三,加强环境监督管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加强环境监督管理至关重要。环境监督管理是环保部门的基本职能。加强环境监督管理,严格环境执法,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维护群众健康和环境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加强环境监督管理,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要认真贯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范畴从建设项目扩大到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各项规划,在法律上确立了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综合决策的地位。重点抓好规划环评和大项目环评,通过环评参与综合决策,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未按规定履行环评报批手续等环境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以“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健康”为主题的环保专项整治行动。要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严格执行污染排放标准,淘汰污染严重的企业、生产工艺和设备。充分利用环境执法手段,推进小袜业、小酒厂、小造纸等重污染行业的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

第四,加大宣传力度,牢固树立先进的环保理念。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更需要全体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努力,更需要汇集全社会的智慧、力量和财富。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不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其他任何治理环境的措施都难以奏效。加强宣传教育是环境保护的治本措施,是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重要工作。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宣传转变经济效益增长方式,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实施清洁生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良好型社会等先进的环境保护理念。要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加强环境保护,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才能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要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宣传活动,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生态城市、生态人居环境等有关生态市建设的科普知识。要加强媒体舆论监督,表扬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先进典型,曝光破坏生态环境的一切违法行为。要根本转变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第五,拓宽对外开放领域,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要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意识,充分利用我国经济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有利时机,围绕循环经济、环境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技术与工艺、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要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多渠道利用外资,积极争取国外各类投资。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资金、信贷、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为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 谢志强.企业污染控制与绿色经营实务全书(第4卷)[M].北 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2] 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 [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 刘思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M].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2002.

[4] 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篇（10）

一、引言

由于人口较多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大量缺失，并伴随着当前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使得资源与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共同发展。其中，区域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经济效益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能够更好地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个地区开始利用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发展地区经济，统筹区域发展，各个地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区域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全国生态农业县和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的开展和深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使得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评价问题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也成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

其中，对于区域生态经济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区域生态经济效益的衡量是我国学者当前对于区域生态经济的主要研究内容。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多用指标体系来描述和分析区域生态经济效益，但是缺少能够整体反映人文要素、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等协调、合理布局与分布的空间统计分析指标，致使现有的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不能够真正评价生态效果，导致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割裂。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立更为全面的区域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使其能够真正的将区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体现出来，达成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更好地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二、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

（一）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

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要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上，使之能充分反应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内涵和经济实质，目标明确，测算方法准确规范。[1]与此同时，区域生态经济效益的评估也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系统，在确定指标体系时应该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注意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同级指标之间的互斥性，分级分层次的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使得指标体系的构建合理。

（二）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原则

指标体系中选取的指标要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使其数据采集较为方便合理，选取的指标尽量采用定量指标。定量指标可通过数据对经济效益进行客观评价，并便于检测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定性指标则很难获取相应数据，使得评价指标体系不能较好的反映以及比较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别。且采用的指标一定要具有实用价值，如果构建的体系较为完整和规范，但不适用于大部分区域，体系的推广不可能完成，使得其对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没有较大意义，研究成果没有任何意义。另外不要过分追求指标的覆盖范围，要考虑其实用性和可行性。

（三）全面性和综合性原则

选取的指标应在考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尽可能选取全面的、综合的可以反映区域生态经济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可以体现其大致的发展现状并将相对重要的指标归于其中，使得指标体系覆盖全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建立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评价的主要关键，可根据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性和共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生态环境基础的发展状况（地质地貌、大气、土壤等）、资源的质量和利用状况、环境的污染和治理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分析，按照其指标的构建原则，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2]。通过建立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好的对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其生态经济效益的各类因素，从而实现区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促进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将衡量区域生态经济效益的指标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具体划分为综合经济发展、人均影响、社会影响、公众影响、资源节约、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综合生态指标几个方面，建立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经济因素

其中，综合经济发展中的绿色GDP是指区域GDP减去社会生产生活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损失，它能够客观的评价区域经济效益。资源消耗可由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计算得出，环境破坏损失由生产生活中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出量得出。绿色GDP/区域GDP越大，证明该区域经济受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而符合生态条件的产业占区域总产业的百分比、生态产业产值占区域产业总产值的百分比这两个指标则反映生态对其区域是否存在重要影响，生态产业的经济效益是否较好，比值越大，说明生态经济在此区域占有重要位置。另外，区域财政收入和国家对地方的财政补贴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社会因素

社会影响方面的指标，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可以体现出一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可以直接获取数据。城市用地面积由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公园建设用地来计算。公众影响方面的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可以由有节能消费习惯居民比率来反映，而公众对于其环境的满意度这一定性指标，虽然无法用定量指标来表达，但可以对其进行赋值，公众对其非常满意为2分，对其不满意为-2分，认为环境对自己无影响的为0分，用其进行定量分析。

（三）生态因素

其他生态指标中的资金利用率=生态回收/生态投入，这一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该区域生态保护是否到位。生态投入则可根据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的投资进行计算，生态回收根据资源回收利用产值的金额，此比值越小，说明该区域的生态经济效益较好。区域生态效率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影响价值的比值[3]，经济发展水平可用该区域工业总产值计算，环境影响价值可以生态投入来计算。突发灾害损失则可根据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计算。而资源利用这一因素中的单位GDP能耗、水耗和单位土地面积较好的反映了该区域的大体能源消耗，人均用水量、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能源利用则反映出该区域的自然能源是否丰富，能否在生态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

由于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同，所以该指标体系根据前人研究的基础，基本选取了适合各个区域大致特点的指标，可以适用于各类区域。评价一个区域的生态经济效益，在确定了指标体系后，下一步则应确定指标权重和评价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将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效益进行结合，同步提高，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同步协调发展。

四、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于区域生态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以及指标权重的研究，学者们大都采用专家调查法、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评价方法。对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评价，首先应对建立的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赋予其权重，对其数据进行分析，针对各影响因素对区域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本文认为现阶段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经济因素和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社会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所以对其指标体系中的社会因素赋予权重0.15、经济因素0.35、生态因素0.5。其中，经济因素中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影响这两方面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都较为重要，都能表现出生态经济对于其区域整体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两个方面各占整体经济的0.175。社会因素中的城市建设可以明显的反映出区域城市建设对整个区域经济所做的贡献，占整体经济的0.09，而公众影响对初期生态经济建设的影响相对较少一些，因为它所带来的效益是长期的，在初级阶段影响较为浅面，所以它占整体经济的0.06。生态因素作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源的利用、节约、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对区域生态经济效益的影响较为明显，资源合理利用，节约资源都对经济效益产生较大作用，环境保护则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较大，使得区域的生态效益得到提高。所以资源节约、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所占比重较大，分别占整体经济的0.1、0.15、0.15。具体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将具体指标赋予合理的权重，寻找合适的评价方法，对整体的区域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再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保护其生态、社会效益的同时，使得其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从而提高区域生态经济效益，为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限于论文篇幅，将在下文述及。

五、结语

构建较为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为下一步提高区域生态经济效益奠定良好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加快区域经济建设的步伐，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实施，加快实现我国“青山绿水、美丽家园”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肖翠仙，唐善茂.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生态经济，2011（1）

[2]李崇勇，陈森林，范源.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