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1）

中图分类号:TP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09)1120046-01

目前大多数虚拟学习社区和网络学习环境都是建立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下的,这种模式随着学习人数的增加会给服务器造成很大的负担,导致服务器瘫痪,社区内的活动不能正常运行[1-3]。

一、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P2P虚拟学习社区的系统特征分析

(一)理论支持――社会心理学理论

社会心理学理论指出教师和学习者角色发生转变时,学习的协作性将增强。在虚拟学习社区中,系统为学习者创建探索、发现、构建知识的情景,提供必要的构建知识的学习资源以及与外界环境包括伙伴、指导教师相互作用的手段。因此,在虚拟学习社区中,教师和学习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教师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与灌输者的角色转变为学习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群体的协作者、信息资源的设计者和查询者,学习者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它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用探索法、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要求学习者搜集并分析有关的大量信息和资料;需要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思考。虚拟学习社区就是要促进和支持这种构建,而不是严格控制和支配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更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自由性、情景性、协作性。

(二)技术支持――数据同步更新

在虚拟学习社区内应保证课程中的资源是连续的,同步的,这样才能使学习者在任何时候收到的资源列表都是最新的。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中,服务器中集中存贮数据和备份数据,控制客户端可以分享的资源,而在分布式的P2P系统中,由于没有服务器而使得数据的同步很复杂。在虚拟学习社区中,每一个参与的成员都能共享社区内的资源,当资源更新时,每个成员的信息及时保存备份后再同步更新后的数据。首先,假设学习者A,B,C是一个课堂对等组的成员,这个对等组中只有一个管理成员BPA,这个管理成员只是负责这个组内的共享资源的更新。下一个假设是A刚刚修改了组内的一个共享资源,这次修改导致了更新信息的调整,显示出被修改信息的名称和被修改的部分。A通过组内复制服务提供的管道这个修改信息,也就意味着这个信息将被组内其他的在线成员B、C和BPA收到。B、C接收到这个信息后立即把这个更新的资源复制到本地资源,因此A、B、C现在都获得修改的资源的备份信息。BPA在接收这个更新的过程中把这个更新信息存储在缓存中,然后通过属于管理对等组的管道把这个更新信息发送给其他的管理者。其他的管理成员随后收到更新信息,同样保存在缓存内。其他的管理者在缓存内存储更新信息的备份,这样可以使不在线的课程对等组的成员在下一个管理者那里得到更新信息。假设D是这个课程对等组的非在线的成员,他再次上线的时候A已经修改了信息,但是这些修改信息还没有传输到每一个管理员那里,在这样的情况下,D只能接收到组内的管理者BPA的更新信息,而错过其他的管理者的更新的信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D可以通过激活其他的组内成员执行一个错误保障检测程序,这个程序可以把自己的更新信息与其他的成员的信息作比较,如果不同的话则复制其他成员的信息,以保证自己的信息与组内成员的一致。

二、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P2P虚拟学习社区的结构及功能模块设计

1.虚拟课堂是一个独立的课程对等组,学生加入到这个对等组后,便可以使用组内的核心服务。学生和教师在这个虚拟课堂中能摆脱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方便的进行学习活动。教师的教学材料可以供大家下载,而且不受人数的限制,人数越多,下载速度越快;学生的个人学习材料和学习心得体会也可以给大家共享,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助。

2.教师园地对等组模块主要是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服务,以促进教学。教师可以通过管道服务方便的将各种公告信息给每一个学习者和上传教学资料,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实现教师和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沟通,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予正确指导,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学习。

3.休闲广场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在工作和学习疲倦的时候,就可以来到休闲广场,这里提供各种游戏可以使人放松,并且在娱乐的同时还可以开发智力和培养协作精神。

三、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P2P虚拟学习社区的构建

在P2P虚拟学习社区中为学习者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环境,学习者之间可以很方便进行交流与知识共享,充分利用了P2P通信的优势,从而快速有效地获取学习信息。学习者之间进行交流与知识共享的过程,也是学习者之间进行社会互的过程。社会互是激发和产生知识共享的主要途径,虚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之间的知识共享与社会互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从社会性心理学理论可知,学习者进行的社会互越多,获得知识共享的可能性就越大。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可知,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通过网络能够看到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却隐藏在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头脑中不论是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都只能通过学习者之间社会互才能获得。所以学习者之间可以通过P2P虚拟学习社区建立相关联结,当一个学者对某一知识发出帮助请求时,所有具备这一知识的教师与请求者之间可建立知识共享的社会性网络。如果某个学习者对某一知识提出搜索请求时,该搜索请求将按照指定格式被封装成相应的消启,然后发送到网络的所有的资源结点,并在资源中心内进行检索,将相关检索结果返回给请求学习者;如果资源库没有相关知识,就需要向社区中的其它学习伙伴发送搜索请求,收到搜索请求的学习者将会解析相应的搜索请求消息。然后学习者根据自己的资源情况提供相应的帮助请求。这时在拥有这一知识的学习者与教师之间便形成另外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平面。但在这个网络中并不显示没有这一知识的学习伙伴。请求者可以从其中的任一个教师那里得到帮助;以学习伙伴a为例说明,a分别与教师b,c,d建立了联结,他们与a可以在线即时通信与交流,方便及时地提供a所需的帮助信息。同时a可以对不同的教师所提供帮助的信息做出评价,依据与自己所需信息相匹配的程度确定其信誉级别,并利用社区所提供的分类方法上传到数据中心,以备知识共享。

参考文献: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2）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54-06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弗罗姆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思想，他最早的著作就涉及对马克思的理解，他在法兰克福的同事“赞同地称这篇文章是整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第一个具体榜样”。[1] （P108） 在晚年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中，他将马克思列为除家族宗教传统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把马克思的书列为除预言书之外对他成长过程最重要的书，自认为马克思构成了他的思想，他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我的思想也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动力。”[2] （P9） 20世纪30年代弗罗姆就已经着手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修正，而修正所使用的方法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性格、无意识等心理状态的分析充分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人格异化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最本质的特性――批判性的继承。西方学者对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获益良多，因为他的努力使马克思的思想在美国得到了传播，并为马克思传统的重获新生奠定了基础。[3] （P223）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并不是从弗罗姆开始的。早在弗罗姆之前，赖西、阿德勒、荣格以及与弗罗姆差不多同时代的霍妮、沙利文等心理学家都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在心理学界，这些人物都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他们把古典弗洛伊德主义进一步从生物学、心理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肯定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然而，没有哪一位修正主义者在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这方面超过弗罗姆。许多修正主义者是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修正，专业和学派的压力削弱了他们对心理分析正统性的直接挑战，而弗罗姆与马克思主义者多方面的联系，他的社会学家背景和大量的社会批判使他将新观点带入弗洛伊德学派。[4] （P246） 他能够超越其他修正主义恰恰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因为他的修正是有意识地“通过对弗洛伊德哲学基础的批判性揭示，来发展其思想中的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5] （P27） 弗罗姆一直有这样的自识，为了能够真正显露弗洛伊德的发现的价值，必须要修正他的理论基础。在弗罗姆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弗洛伊德的发现从他自己的局限性和被歪曲的意义下解放出来。所以，他对两位思想家理论的综合，确切地说是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弗洛伊德的思想。

弗洛伊德师承的是德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这是他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他的体系中的机械论与决定论，在心理学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是“一切心理事件甚至错误和梦都是被决定的；没有任何行为会由于机遇或者由于自由意志而发生。”[6] （P348） 有机体内部除了普通的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再也没有别的力在起作用。弗洛伊德至少在他事业的早期非常同意这种物理主义，即一切生命现象都能被还原为物理原理。如为了寻求精神烦躁的根源，弗洛伊德不得不寻找一种生理基质来作为驱动器，他在中发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合乎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要求，又与他那个时代及社会阶级的病人中的一定临床结论相吻合。但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看待问题的非历史的态度，这与弗罗姆所坚持的马克思的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不相容的，所以，弗罗姆对弗洛伊德修正的最关键的内容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取代机械唯物主义，拒绝以固定不变的、非历史的本能理论阐发人的心理驱动力，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人居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来解释人的心理驱动力，正是对弗洛伊德理论基础的修正使他构建出一整套社会心理学体系。

弗罗姆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方式出发，即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出发来考察历史的具体的人，坚持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人格形成中具有决定的作用，肯定自然与文化、环境与个体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社会决定论”原则，摒弃了力比多学说和升华理论，将心理模式解释为个人与社会的动态适应。他以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为模本，提出社会心理学；将弗洛伊德的性格形成基础由本能的力比多理论修正为人与世界的特殊关系；将弗洛伊德的人性的生物学基础修正为人的存在的特殊状况，并将个体无意识发展成社会无意识。弗罗姆的这些修正和发展，没有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广阔视域是不可能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的方式，就是弗罗姆对弗洛伊德修正的依据。而“社会性格”学说是他修正整合的最突出的成果。

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社会性格学说

社会性格学说是弗罗姆社会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学说，如赫尔德所言“弗罗姆在心理分析性格方面的成果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这个领域的思想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7] （P119） 它对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有显著的影响，心理学者认为他的心理分析学的很多观点已经进入了主流的分析思想，[8]（P199-205） 社会学者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启发下所著的《孤独的大众》也轰动一时，这充分体现了弗罗姆社会性格学说重大的理论贡献。以下我们就以社会学性格学说来具体分析他的社会心理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弗罗姆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他认为，综合的关键是心理分析的社会性格概念，因为它是理解社会进程的必要因素。弗罗姆的性格学理论直接来源于弗洛伊德，他保留了弗洛伊德性格学说的一部分内容，如性格特性是行为的基础，且行为必须是从性格特性推断而来的；性格特性所构成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人对他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他的性格类型学也是来自于弗洛伊德性格学说，如将口腔性格发展成为接受型，性格发展为囤积性格等。在此基础上，他对弗洛伊德性格形成的动力基础做了修正，认为不是本能，而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社会的性格，并导致社会性格发生变化。20世纪40年代初，以《逃避自由》的发表为标志，弗罗姆不仅从总体上放弃了力比多理论，而且批判了弗洛伊德纯粹用心理力量，特别是性的能量来解释社会历史，批判他在心理学问题上的生物学倾向，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表明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激情、欲望、焦虑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揭示被塑造成特殊形式的人的心理能量又是如何反过来变成生产力，塑造社会进程的。

弗罗姆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认为他的观点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不仅如此，它还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亦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9] （P7） 他在动力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格”概念，是以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为基础的：即将人的欲望与社会结构、生产条件及交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动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这表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弗罗姆，已经很明显地将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立足于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表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已经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弗罗姆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相互作用的心理驱动力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后者是首要的。……自我保存需要的满足与物质生产密切相连；经济现实的可缓和性比人的本能器官（特别是性本能）的可缓和性要更受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现实具有首要性。”[10] （P131） 这里弗罗姆对经济条件的首要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一致的。上层建筑虽然被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心理因素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也是如此：“经济、心理和意识形态力量在社会进程中如此发挥作用：人对变化的外在环境做出反应，改变自己，这些心理因素又反过来有助于塑造经济及社会进程。”[9] （P212）

弗罗姆对心理因素塑造社会进程的强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们应当看到，社会发展虽然在根本上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决定的，但引起社会发展变革绝非仅仅是经济的原因，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人的心理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性格使人“心甘情愿”地不自觉地做他必须去做的事情，它把外在的必然性变为内在的必然性，变为每个人自己内心的追求，并从中获得心理满足。所以，我们对社会进程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考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因素，而必须兼顾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考察。不仅如此，弗罗姆认为，性格还决定着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动。除思想过程的纯逻辑因素外，这类思想，如伦理、哲学、政治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思想者的人格结构。不但成套的学说或理论体系如此，“就连像爱、正义、平等、牺牲之类的单个概念也是如此。每一个这样的概念和每个学说都有一个情感的源泉，这个源泉则植根于个人的性格结构中。”[9] （P199） 他举出单个的概念，如“爱”，由两个不同性格结构的人说出，这个词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基于社会性格学说的分析框架，弗罗姆剖析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性格。他反复强调，“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11] （P65） 而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导致社会性格的变化。19世纪因为市场的强大作用，社会性格表现为以下特征：“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以及个人主义。”[11]（P72） 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资产阶级却发展了另外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使节省极少含有美德之意，这种发展受基本的经济需要所制约：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节省是必要的；而在大生产阶段，消费取而代之，“如果20世纪的人的性格必然恢复到十九世纪人的性格，那么我们的经济即使不崩溃，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5] （P72） 所以，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特征就变为：接纳、协同、稳妥以及匿名的权威取代公开权威，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等等。[11] （P79）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特征，弗罗姆得出了几种典型的异化的社会性格：权威主义性格、市场性格、重占有的性格，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社会性格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弗罗姆社会性格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立足于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关系考察人，这个“人”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其次，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性格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动而变化的，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着辩证的关系。弗罗姆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考察人的方法，在他对各种特殊的社会性格的论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性格学说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独具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有国外学者将他的心理学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12] （P352） 弗罗姆的理论贡献还在于，通过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典型性格的揭示和批判，他不仅揭示了这些性格类型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性格分析的具体体现，也揭示了这些扭曲的社会性格对社会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恶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性格扭曲，而扭曲的社会性格又加深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危机，如法西斯主义战争以及全球生态灾难，这就是弗罗姆基于社会性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说明弗罗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本质的特征――批判性。

三、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蕴含着批判的巨大的潜能和诠释空间，所以它得到了包括弗罗姆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的重视。弗罗姆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痕迹很突出。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异化的分类，如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与人、与自我、与人的本性、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力量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对异化的论述几乎一致，同时也反映出新时代的内容和特征。

如人与自己创造物的异化，弗罗姆认为虽然人控制和主宰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但社会并未控制它所创造的力量：“从技术方面来看，伴随生产制度的理性化而来的是它的社会方面的非理性化。”人创造的这个世界成了他的主人，“他似乎是受自利的驱使，但实际上他的全部自我连同其全部具体的人格却成为他亲手制造的机器之目的的工具。”[9] （P85） 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人用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变为控制人自身的力量。人失去了本应有的创造性、主动性，蜕变成了消费机器，变成了被动消极的物，而不再是人，所以人与自己的本性异化。现代社会同样有劳动的异化，他说在当代西方社会“劳动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劳动和工作成了一种义务，一种摆脱不掉的思想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是把工作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单纯手段。”[11] （P142-143） 在这一点上，弗罗姆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家只为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人自身而生产。这种生产目的客观上对人类的进步意义非凡，“但主观上它却使人为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劳动，使他成为自己所造机器的仆人，因而使他有一种个人微不足道及无能为力的感觉。”[9] （P80-81） 弗罗姆也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特征，它呈现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这是一种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区别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佣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每个人总是受到某种友好地对待，因为即使他现在没有用处，今后或许用的着。”[11] （P109-110） 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几个方面，在弗罗姆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弗罗姆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且深华了异化概念，使它不再局限于劳动分工的客观后果或任何特别的阶级，[13]（P168） 而是针对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及理论关注点，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异化理解为一种体验方式。他说：“所谓异化，就是一种体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同自己离异了。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的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11] （P95）

将异化理解为一种体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弗罗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学科背景，因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人的内心生活，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视，或许是因为临床心理学家听到的都是关于内心生活体验的倾诉。(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就非常强调体验对人的意义，认为无我地体验生活全身心地献身事业，是实现自我的一个途径，“高峰体验”是自我H者的重特征。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一特点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车文博教授指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人的经验和主观体验摆在心理学研究的突出地位，这既是西方心理学摆脱生物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重大变革，双是促进心理学向人学回归的重要标志。”参见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14] （P11） 所以弗罗姆在考察异化时注重异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善于从内心体验的角度阐发异化。即使我们不去考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个特征，说异化是一种体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一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异化能够在中西方成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因为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化，中国的“”同样也使东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化，而异化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概念。[15] 异化表述的是主体所创造出来的客体反过来支配主体这种现象，它的产生既有客观的社会根源，又有主观的认识和心理因素的原因，认识的片面性行动的盲目性和畸变心理，往往使得人们努力以求的东西，转化为反对自己的力量，消费的攀比心理会使人成为消费品的奴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弗罗姆重视对这种主观原因的考察，是其身为心理学家的独到之处，况且，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弗罗姆也没有否认异化的客观存在。再者，马克思在使用异化概念时，是对私有制社会客观存在的状态的揭示，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人可以在主观上体验到这种状态，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客观存在的揭示，才会有人们对它的主观体验，这也表明弗罗姆实际上将异化概念深入到人的微观的心理层面，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拓展和深化。(注：张一兵教授将弗罗姆对异化的主观体验的理解说成是“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油炸’成新人本主义能够接受的主观体验说。”参见张一兵：《异化：生产性的否定》，《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4期，第18-22页这完全是对弗罗姆的误读。)

所以，弗罗姆异化批判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将异化概念拓展到心理学领域，通过他的心理分析，揭示了看似正常的现代人心理的异化特征。他认为很多心理疾病都是异化现象的直接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格如市场性格、重占有的性格是异化，权威性格的受虐―施虐倾向是异化，无意识、移情和自恋也都是异化等等。有学者将这种批判称为“常态的病理学”，意指一个“正常”的人在病态的文化价值中体现出病态的特征，而心理分析就是引导人们意识到体现在这种病态的文化特征中的自我的病态特征。[16]（P32） 将异化与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弗罗姆接受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启发，即认为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是一种异化的结果，而且认为在对病态人格的研究中，马克思超越了弗洛伊德，与弗洛伊德注重个人的病理研究不同，马克思“关心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从该社会特定的制度中产生出来的病理学。”[2] （P62） 正是出于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使弗罗姆将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发展成为社会无意识，并且提出社会无意识也是异化的表现，从而不仅对异化理论，也对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弗罗姆异化批判的其他特征，如认为当代西方异化已发展成为总体异化或普遍异化，注重对消费异化的分析，都是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对异化的新的表现形式的剖析，他不仅将异化理解为人的主观体验，更加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客观存在。

弗罗姆不仅剖析了异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还试图去探究异化的本质和根源，他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异化存在的本质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异化这种“症状”，而且还指出了这种病症的根源，这就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马克思认为，人是由社会形成的，因此，病理学根源于社会组织的特性中。”“当代偶像崇拜的根源就在于当代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使人在精神上也获得解放，才能改变这种状况。”[2] （P64、62） 能够认识到马克思异化的根源是弗罗姆的深刻之处。这就是说，只要一种生产方式是为价值增值进行生产，而不是为了人自身的目的生产，只要不根除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异化就不可能根除。有学者认为，弗罗姆否认了异化的客观原因，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异化产生的社会根源，[17] （P82） 这种论断是缺乏根据的。

事实上，弗罗姆对马克思的继承并不仅止于此，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现实的关注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他提出并探讨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病的几种主要方案，包括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仔细分析之后，他最终有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社会主义”的方案。他认为，取代西方病态社会的只能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摆脱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使人从经济王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统一，“人对人的利用必须终止，经济必须为人的发展服务。资本必须为劳动服务”[18] （P372） 等等。所以在理想价值方面，弗罗姆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调把理论批判归结为实践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从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主要强调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变革。因而他们的批判仅是一种用“应有”来批判现有，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已。[19]（P206） 本文认为，这种评价有欠公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仅为在西方广泛传播马克思思想做出了贡献，而且，没有他们的批判理论，就不会有西方“马克思学”思潮，不会有60年代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运动及60年代末西方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他们的理论也是旨在改变现实，只是他们改变现实的途径和根本目标与马克思的设想不一致。

这种关涉现实的理论取向在弗罗姆身上也非常明显。在研究对象上，弗罗姆社会心理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选择那些迫切关系到整个社会历史进步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权威主义、市场性格等进行研究，借助于精神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健康的病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努力为社会心理学参与和干预社会生活，为批判社会现实，促进社会进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心理学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认识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9] （P1）

关注现实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他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这点也和马克思相似。他11岁左右就热衷于政治，尽管他自认为不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但还是积极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如参与创建了一个和平团体，反对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参与美国社会党等等。这种参与的热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不能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灾难的世界。他认为现代西方世界越来越不健全，越来越非人性化，因而也就越来越需要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人们团结奋斗。弗罗姆关涉现实的心理学对我国的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也表明他践行了马克思“重要的是改变现实”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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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3）

1 情感两因素理论

情感两因素理论（Two factor theory of emotion）由美国心理学家Stanley Schachter & Jerome E. Singer(1962)提出，因此又叫做沙克特-辛格理论（The Schachter- Singer theory）。这一理论提出后被广泛地接受。该理论认为情感主要由心理上的唤起（physiological arousal）和认知因素（cognitive factor）所决定[1]。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个情感经历模型（见图1），此模型取决于对心理刺激做出的反应的认知。这个理论下，个体通过感觉器官感知特定的情感对象，由此衍生出了一种自发唤起。伴随着这种共同刺激的模式是一个特殊的认知，这种认知允许个体根据已有的经验和自己感知效果的具体特点来解释交互式的感情状态。此理论同时也提及了反馈机制的显著性，过去的经历为个人理解和定义他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推测后，他们还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辅命题。

如果个体对于自我唤起没有合理的解释，他就会基于已有的认知来定义他的感情。

如果个体对于自我唤起有某种合理的解释，他就不会基于已有的认知来定义他的感情。

在相同认知的情况下，个体只会基于心理的满足感，对情感经历做出反应。Elaine Hatfield & Ellen Berscheid( 1974)年所进行的一项引发争议的对浪漫爱情的分析认为，激情洋溢的吸引力来自于（1）身体的欲望（2）对方是引起你欲望的人。这一观点被看作是情感两因素理论的应用。同年进行的一项关于恐惧是否会增加性吸引力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理论(Donald Dutton & Arthur Aron,1974)。他们在温哥华的一个公园的两座桥上做了一个有名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恐惧增加了吸引力[2]。

然而，两因素理论容易产生一个曲解，那就是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s），在解释我们感情发生的原因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即唤起也可以来自错误的源头。当唤起的源头不止一个时，如果忽略了其他令人兴奋的影响时，就会带来错误归因，从而产生错综复杂的问题。

错误归因最典型的例子是激感转移（excitation transfer），当一个刺激引起的欲望与另一个刺激所引起的欲望结合在一起时，若其中任何一个刺激被忽略时，唤起就会被认为是第二个刺激所引起。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那个刺激引起欲望，或是二者兼有。

当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好的消息，错误归因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错误归因和激感转移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一个限制是由时间流逝引起的，激感转移能够被最初的唤起和接下来的情感反应之间长时间的延迟消除。因而随着最初唤起的消失，不会产生错误归因。另一个限制是由归因的明晰性带来的，如果激感转移取决于错误的归因，那么了解最初的唤起的真实原因可能会终止这一过程。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质疑，来自某些源头的唤起会激发一些不相干的情绪反应，在这一过程中的错误归因的必要性受到质疑。他们认为，其中只牵涉到一个简单的反应形式（response facilitation）过程。换言之，只要有唤起存在，不管它来自何处或我们怎样加以解释，我们对这种情形的主导反应就会被激起。

2 Zick Rubin的爱情理论

心理学家Zick Rubin（1973）提出浪漫爱情包含了需求的依恋（attachment）、关爱（caring）和亲密（intimacy）这三个成分的爱情理论。需求的依恋是指得到伴侣关爱、亲近和身体上的接触的需求。关爱包括与自己同等地重视伴侣的需求和幸福。亲密包括与伴侣共同分享想法、欲望和感受。 Zick Rubin根据这一定义编制了一个量表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估对他人的态度；结果他发现，这些量表为他的爱情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3]。之后，Hatfield & Precher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更为详实的爱情量表以反映人们在描述朋友和爱人关系时的不同。这些量表可以反映出思想与爱情的关系，并且思想与爱情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取向对方，我们就会感觉更爱对方；如果没有很多地去想对方，我们的爱可能也不会更多。相反也是一样，人们越爱对方，就会越想对方，见表1。

另外，在浪漫关系中，人们经常将伴侣理想化，对伴侣建立一种善意的、大度的认知，强调他们的美德而弱化他们的缺点。人们经常以一种积极的幻想（positive illusions）尽可能好地描述自己的伴侣。这种幻想混合了对伴侣的现实认识和完美伴侣的理想看法。他们并不忽略伴侣现实中的缺陷，只是认为这种缺点没有像别人所感知的那样强烈。在浪漫的恋爱中人们对爱人的理想化和赞美程度倾向于顶峰，人们忽略或重新解释那些关于爱人不好的信息。

3 爱情的三元理论

三元理论（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婚姻专家Robert Stemberg（1986）提出。该理论认为爱是一个多维的体验。把爱情划分为三个成分：亲密（intimaty）、激情（passion）、承诺（commitment）。亲密包括了热情、理解、交流、支持及分享等特点，该成分是感情上的；激情则是以身体上的欲望为特征，常表现为对性的渴望，从伴侣处得到满足的任何强烈的情感需要都属于这一类别，该成分是动机性的；承诺包括将自己投身于一份感情的决定及维持感情的努力，该成分是认知性的[4]。Robert Stemberg认为组成爱情的这三块基石能够组合成不同类型的爱情。

Robert Stemberg认为爱情关系中的“温度”来自于亲密，“热度”来自于激情，而承诺所反映的则完全不是出于感情或性情的决定。在Robert Stemberg的理论中，每个成分的程度会由浅到深，如果将这三种成分描述成两个人分享的爱情三角形的三条边的话，三角形可能呈现各种大小和形状，爱情也将变得复杂多变。如果单纯考虑三种不同成分的强和弱两种形态的简单组合，爱情将产生以下类型，见表2。

这三个成分中，激情被认为是最容易产生变化的，也是最不好控制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欲望急剧上升，然后迅速消失，很难有意识地掌控这些变化。那么浪漫爱情中高程度的激情的持久性也值得研究。三元理论如此清晰地界定三者，只是为了说明亲密、激情、承诺这三个成分中的同等重要性。而现实中三者往往比三元理论所表现的要更为高度关联，很难把它们划清界限。然而，这一理论为研究不同类型的爱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否完全正确，它确定了许多婚姻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爱，让我们有更为宽广的视角加以研究。

4 依恋理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Bowlby就对依恋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依恋理论最早用来解释婴儿与养育者之间的情感联系。Cindy Hazan & Phillip Shaver（1987）将这一想法用于考察成人依恋关系的研究，提出成人依恋是指个体与当前同伴形成的持久的情感联系(曹亮、马伟娜，2007)。他们在研究依恋关系时仍然使用发展心理学家在孩子们身上得出的三种依恋分类。即安全型（secure）、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和回避型（avoidant）。安全型的人对情感的亲密和相互依赖感到很自在；焦虑矛盾型的人是粘性的、占有性很强，寻求更多的亲密和安慰，而这常常超出人们所愿意提供的范围；回避型的人则不喜欢依赖和亲近[5]。

在爱情中，研究发现安全型的依恋类型与爱情的三元理论中的三个成分有着正面的联系。安全型的人能够体验到高度的亲密、激情和承诺，安全型的依恋也与较高程度的和自发之爱，以及较低程度的游戏爱情相联系[6]。总之，安全依恋与更为丰富的浪漫和友伴爱情的经验相关联。相形之下，另外两种类型的人体验更低的亲密、激情和承诺。

随着依恋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认识到这个常规的依恋类型的划分相对于实际过于简单化了。依恋研究专家Kim Bartholemew（1991）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和科学的依恋类型理论，即四个类别的依恋理论，见表3。

Kim Bartholemew将这四个经过修改的风格描述成不同依恋风格。从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总体评价的相对积极、相对消极出发，发现这会导致他们在亲密关系中有不同的表现。现在研究人员普遍接受了他的两个观点，一个是关于依恋风格和自尊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另外一个是根据“自我”和“他人”的人际交往效果来思考这两个维度是有意义的。即从“对亲近的自在性”和“对遭抛弃的忧虑”来思考人际交往的效果[7]，见表4。

依恋理论将四个风格看作是分离的、纯粹的四种类型进行讨论，然而现实中并不表现得那么泾渭分明。这就遇到了与讨论三元理论时相同的问题，在亲密、激情和承诺都表现得非常高或者非常低时，不同类型的爱情很容易被区分开来。但是当三者表现得忽高忽低并且交叉出现时，分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甚至失去了它的意义。很多时候依恋的四种类型相互间是显著关联的，同一个人可能在安全型和不安全型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只是更倾向于某一类罢了。

然而，由于这四种分类非常精当，因而仍被广泛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只提到三种依恋风格，而现在他们常常提到四种，但将其作为“忧虑”和“自在”得分的一个方便的区分，而不是当做其中毫无关联的截然不同的区分。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安全型”的人和不是安全型的人（对遭到抛弃有着较高的担忧或对亲近有着较低的自在性的人，或者两者兼有的人）。

5 理论的意义及启示

5.1 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爱情四种理论都是社会心理学研究视角的拓展，社会心理学从单纯地关注认知、思维、决策等理性过程的维度向人类感情、关系等感性课题研究的拓展。这些理论对爱情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科学的论证和总结。虽然研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由感情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即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判断其研究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大胆探索显然为人们科学认识感性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5.2 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爱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爱情古已有之，不管是古希腊时期崇尚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中世纪未婚骑士与已婚贵妇之间的“优雅之爱(courtly love)”，中国封建时期“包办之爱”，还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之爱”，都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爱情是截然不同的。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爱情能否持久，通过怎样改善爱情中的关系来维持更为持久而甜蜜的关系，爱情与婚姻有着怎样的关联，影响爱情变化最为基本的因素有哪些以及怎样影响，爱情世界中有着怎样的亲密关系的博弈等等。这些复杂而现实的问题正是这些理论所涉及和关心的，并且以打破传统的方式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这正是这四种理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莎伦.布雷姆等,著.郭辉，肖斌，刘煜译.亲密关系[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2 贾茹，吴任钢.论罗伯特•斯腾伯格的爱情三元理论[J].中国性科学，2008，3.

3 曹亮，马伟娜.依恋研究简述[J].社会心理科学，2007，3-4.

4 Dutton, D. G. and Aron, A. P. (1974). Some evidence for heightened sexual attra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anxie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pp. 510-517.

5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Vol[M].2.Separation,Pimlico,London,1973/1998.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4）

1.认识功能。舆论本身是人们的各种意见、态度和思想的表达,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行为,是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程度的反映;同时,舆论从性质上来说,有进步的、积极的、正确的与落后的、消极的、错误的之分,通过对舆论的考察也可反映出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文明程度等状况。

2.教育功能。舆论形成过程是一个各种意见、态度和思想表达与交流的过程,每一个个体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将自己的判断与评价与其他人相比较,从而区分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美与丑,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3.制约功能。俗话说“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表明舆论有一种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与约束力量。一个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会有一种相当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一种众叛亲离的孤独感,这种压力会迫使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杭州飙车案中的网络舆论功能

首先,之所以杭州飙车案的每一步进展都能在网络上成为热点,是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到了现实社会中一些备受关注的问题。从事件发生以后网民对“富二代”的抨击,对公安部门执法不公的质疑,到对辩护律师“雷人”辩护词的嘲讽和对司法部门审判结果的失望,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在网络上不计其数。然而,恰恰是从这些网络舆论中,我们才看到公众在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焦虑和担心。

网络上发表的言论是第一手的、直接的意见,没有经过媒体把关人的筛选,没有经过党政机关和利益团体的审核,最真实地反映了民意。作为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从某种意义来说,网络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其次,大多数网民是感性的,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理智。在网络上各种观点的碰撞中,网民仍然有自己的判断力。杭州飙车案刚发生时,警方称当时车速是70码,也有目击者称当时车速可达150码,韩寒在博客中从专业的角度判断车速在100～130码之间,大多数网民认可韩寒的这一说法,说明网民在整体上并不是“暴民”。在海量的信息中,他们最终有能力区分正确与错误,再加上一些主流网站比如人民网、中青在线等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也使网络舆论在导向上保持着正确的方向。

第三,网络舆论在对某个人或者某个部门施加压力的时候,会对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约束力,但是很多情况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杭州飙车案的审判问题上,法院被认为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但是结果并没有如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大快人心”,网络舆论的制约功能并没有对事件的最终走向产生影响,这说明网络舆论的脚步还需要走得更远。

如何对待网络舆论

1.宽容对待网络舆论

在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的今天,互联网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民意自由表达平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叫网络舆论监督,顾名思义,网络舆论可以监督政府,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论都是为了监督政府,很多情况下舆论只是一种网民的情绪发泄。

社会如同大锅炉,气压太高时要通过安全阀排气。著名社会学家科塞形象地把“安全阀”应用于社会学,指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因此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使这种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将安全阀原理引入社会学说,就是希望为社会设置一个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以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正常沟通和发泄不满情绪。它将保障社会运行安全,为堵塞的河流开凿一个渠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出现”。②媒体作为一个信息的平台,无疑肩负着这样一种“安全阀”的任务,公众在网络上宣泄不满情绪,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维护着社会的稳定。

2.网络舆论需要适当引导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主流的价值观。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如果不能处理好主流与多元的关系,很容易造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混乱。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它可能是积极的、正确的,也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新闻媒介根据本阶级、本政党和社会多数成员的意愿,对之进行影响和引导是应该的。③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各种意见、态度和思想表达与交流的过程,每一个个体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都会将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与其他人相比较,从而区分正确与错误。

3.网络舆论最终需要得到提升

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现在热闹的网络舆论很少能够善始善终。

杭州飙车案的审判结果令很多网民失望,症结在于对“危害公共安全”和“交通肇事”这两个罪名的争论。飙车行为本身是否是一般性的交通肇事行为成为法律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的焦点,而杭州飙车案的判决尴尬地凸显了相关法律研究的单薄和立法上的缺陷。对于这一问题,只能期待通过上位法的修订,或者由最高法院以案例指导的形式,统一各地对类似行为的法律适用,才能平息社会的争议。④任何一部政策和法规都要与时俱进,笔者认为网络舆论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将每一次澎湃的互联网民意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或制度改良的动力。

注释:

①张文彦:《社会心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②【美】科塞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何梓华:《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5）

一、审美与广告的悖论与耦合

顾名思义，广本文由收集整理告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在商品社会中，狭义的广告之意，往往与推销某种商品和服务相联系。言及广告美学，有人会提出疑问：“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言说的是欲望语言，而美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智慧语言，那么广告学与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如何可能系在一起而成为广告美学？亦即广告美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②即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广告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悖论。诚然，审美活动是一种无利害的快感，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影响极为深远。近代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影响，曾描述道：“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所谓“不知一己之利害”，即是说主体在审美直观中，完全不含任何意志或欲望，成为“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③。这意味着对美的对象的静观，是无关欲望和实用价值的。审美的维度与广告的维度，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不管广告如何地包装或伪装自己，或进行多么卓越的艺术化处理，都不能隐藏广告作为商品营销工具的真正目的。由审美产生的无利害快感，与商业广告的功利、欲望、实用价值取向，无论如何都是相悖而行的。

既然如此，那么，广告与审美之间，可以耦合在一起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随着大工业批量生产的进行，在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充分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抑或说，艺术的审美已然渗透到生活中的所有重要领域，即是鲍德里亚所称之的“审美泛化或审美价值的扩散”。作为商品营销重要手段的广告，自然要对审美化的生活需求做出回应。正如周小仪所说：“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唯美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梦想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象。”④早年，英国唯美主义者，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厌倦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堕落，于是，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还在以无利害的眼光鉴赏着美和艺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世纪过去后，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完全与一种与自己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日常生活已经完全与美好的、艺术化的图景合为一体，可以说，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笼罩着审美的光晕。一个世纪后，为什么对美和艺术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我们把审美的泛化终极推动力追究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大工业生产的复制能力。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不再是古典时期几个艺术家、美学家才能接触到美和艺术，而是普通的大众，也有很多闲暇时间和物质条件，去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各种美，寻求身心的愉悦和放松。当然，古典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审美，也与当代社会的消费性审美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古典时期精英主义的审美，是希望以审美的精神性、情感性力量来救赎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人性分裂的话，那么，当代消费社会中，则在到处弥漫的审美氛围中，尤其是有无处不在的广告的宣传下，审美的东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而是触手可及的商品价值。

所以说，当代社会的普通民众，在美感心理方面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不是精英主义者所主导的主客体之间的打量、鉴赏，把美和艺术请入高高在上的神坛，将之尊奉起来；而是主体完全与美的一切事物融合在一起，审美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广告的宣传下，从城市建筑到汽车，从服装到假肢，以感性的显现和孕育，都是被囊括入产生美感心理的原则之中。两者的耦合，宣示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来临。广告美学的产生，就是新时代美学前进方向的旗手之一。

二、社会心理视域下广告的变迁

各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引导着商业广告在审美表达上的转移和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大城市中，西方商业文化模式蜂拥而入，广告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路牌广告等。当时发行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广告，于是，报纸成为广告的主要载体，但受版面和发行的限制，在审美上的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审美特征相对突出的是月份牌、电影等广告，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模拟西方的流行文化，以上流社会中的演艺明星或摩登女郎充当着代言人，甚至还有些演出机构，借色情的诱惑，以吸引观众。当时，商业经济开始初步发展，广告的效果明显，所以，即使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也邀请明星来宣传。如，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就给冠生园代言月饼，有广告词称“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达到很

好的广告效果。旧社会的上海，以影视明星、摩登女郎为广告的主要人物，精美而新奇，吸引人们眼球，以营销商品。此时的广告美学，刚刚起步，靠抓住人们普遍企向上流社会的心理，崇拜吸香烟、喝洋酒、坐洋车、住豪宅的生活，在审美风格上主要是模仿西方文化模式。当时有精益眼镜的广告词“人身上的福分，就是眼福和口福”，可谓是道出了人们普遍企向。对于民国时人而言，追求现代消费和享乐，已经取代了早时封建社会倡导的封妻荫子诱惑，即是说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已然代替精神生活中的追求。这种转变，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表达出来，对旧中国市民的精神世界，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就广告美学发展阶段而言，民国时的广告行业，初受西方商品经济文化影响，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追求观感愉悦，此属于美的阶梯中的低等美，目的多是仅在于能引起人们注意。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只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努力填饱肚子，进行生产建设。在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下，旧社会时期注重低级观感愉悦的广告被彻底清除掉。人民政府围绕夺权斗争和党的中心工作，陆续一些广告管理规定，通过改造或成立一些国营或集体所有的广告企业、美术公司等。当时广告呈现出实用、简朴、追对性强的特点，诸如一些物件包装盒、书签、扇子等上面的短小广告，供销社、零售店的橱窗广告，还有农民使用的日历、年画、门对等实用性的广告。这些广告虽然谈不上高超的美学价值，但为战后国民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比较适合社会提倡节俭、恢复生产的社会心理。接下来在“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再到“文化大革命”，高举“三面红旗”的指导方针，于是，一切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广告基本销声匿迹，人们生怕与资本主义的工具沾边，取而代之的唯剩下充满革命激情的宣传标语和口号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发生极大变化，经济发展走上了市场化道路。随着商品的极大丰盛以及广告媒介技术的提升，广大民众，无论是要出行，还是居家，都无法躲避商业广告的侵扰。他们或是打开电视、点开网页，或是挤进地铁、公交汽车，都发现广告是无处不在的。有人曾说过：“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⑤广告成为当代生活图景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经济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使得当代人享受着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可以说，当代人对审美的追求，不仅在于注重感官的刺激和愉悦，还注意到更高层次的美的享受，对于美本身的理念或本质的感悟。于是，广告美学就面临新的话题。早时那样引起人们注意的简单广告方式，已不合时宜；当代的广告美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围绕审美的“理想生活”的话题，来构筑广告王国。这个审美的核心话题，以商品广告的形式，渗透到大众现实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中。当代人身处高度发达和富裕的物质世界之中，对商品的实用性固然明了，但是，他们已然舍弃仅注重实用的观念，而把目光投向其所引导的审美化理想生活中去，即使是最日常的消费品，都要与高贵、奢华、奇异、浪漫等审美追求联系在一起。理想的审美世界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广告能以虚幻的谎言，把人们引向审美的世界，让人们从中得到满足。例如，很多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的广告，仍然以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因为他们在影视或艺术生活中，展现的是审美化的人生，是时代审美风潮的引领者，所以，他们可以起到示范性作用。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心理，都崇尚至尊至美、皇家气派，于是，广告往往创造了想象或虚假的关系，让人们沉浸在审美幻觉般的白日梦中，好似自己已然拥有了那样的生活，或者至少广告已经把他看作了能够购买这些审美化奢华生活的主体。所以说，当代的广告美学，以社会心理价值企向为导向，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

三、社会心理视域下的美学创意

在实践活动领域，广告美学以绝妙的创意或美学价值，让其在商品营销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挥。正如schmitt的《营销美学》中把美学作为营销工具一样，开篇即称：“通过感觉经验的多样性，消费者的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为企业提供了机会以吸引消费者。”⑥商品营销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心理战，而美学往往给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能激活消费者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广告就是美学价值的传播载体，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感、民族性格来传达让人愉悦的美的感受。所以，当代的广告早应该抛弃王婆卖瓜式的赤裸裸的说教和宣传，以高超的创意，用美学与艺术来包装自己。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6）

阶层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长期存在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应该重视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激发了各研究界学者的兴趣，尤其是心理学研究领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社会阶层心理学逐渐形成。

一、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取向

（一）劳动视角

劳动视角，是按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行划分，学者认为通过这样的一种划分，能够把人们更好区分为统治和劳动阶级两大类。显而易见，劳动阶级必然会被统治阶级所掌控。虽然，这样的一种观念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很显著的心理学特点。

（二）健康心理学视角

早期，医学研究者发现高阶层对疾病能够进行有效的预防，因此得病率往往低于低阶层，且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远远高于低阶层。虽然，这一视角也尝试从多个方面对造成这种差异进行分析，但是至今还没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三）社会认知视角

这一视角涉及到的各阶层差异范围十分广。但是从一个层面来看，它突出的是高低阶层感知能力不同，使两者间出现了差异。由于低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信息比较的少，要获得资源必须依靠外部因素的助推。因此，不管是心理感受还是行榛疃上都出现了外部定向的特征。与之相反的高阶层掌握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不需要借助外推力来帮助他们获取资源，这就产生了唯我主义的思想行为特征。

二、不同阶层对公平认知的差异研究

（一）高低阶层者感知社会公平的差异

心理学研究表明，处于低阶层的人往往对不公平的感觉更加的强烈，这是不同于高阶层者的。高阶层者觉得社会就应该有不平等之分，就应该存在高低阶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反之，对于低阶层者来说，他们不满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迫切的希望社会公平，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体。因此，从这一研究能够看出，高低阶层在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二）高低阶层对公平敏感度的差异

当高低阶层者同时遭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待遇，低阶层者往往表现的更加的敏感。换句话来说，低阶层对社会的依赖性要明显高于高阶层者。但是，在社会中他们很难得到绝对的公平。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高阶层者所处地位高，他们不需要依靠外力来推动。因此，对不公平的情况毫不在意。而低阶层悄悄相反，当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敏感。

三、社会阶层视角下应对公平问题的对策

（一）减少社会约束，加强公平感受

虽然，社会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更不可能将不公平的现象完全制止，但是，可以尽量的减少不公平的现象，加强公平的感受。公平问题是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所以需要将如何实现公平，提高低阶层者的公平感受当作重点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要提高公平的感受，不能只说不付诸实践。比如，对一些低阶层人民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只是一味的强调如何缓解他们的情绪，如何对待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给底层人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等。虽然，这些方式可以使受伤的底层人民的心情得到暂时的平复，但是却不能够到达实际的效果。所以，想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应该抓住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法，加强人民的公平感受。

（二）构建公平环境，促进目标追求

要提高底层人民的公平感受，构建一个公平的环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当高低层者同时遭受到社会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底层者对不公平的感受更加的强烈。如果，在进行研究之前，就创建一个公平的环境，让底层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能够感受到公平，这就会使他们不公平的感受逐渐减弱。而有关研究的数据显示，当低阶层者在他们的成长阶段没有遇到太多不公平的现象，一旦出现不公平的情况，他们的感受也不活特别的强烈。

（三）加强心理干预，塑造完美自我

站在底层者自身角度来看，加强他们的心理干预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其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关研究显示，高阶层者的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文化素养等各方面都要优于低阶层学生。但是，当对低阶层学生运用心理干预，在他们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肯定后，不管是学习能力、行为习惯、考试成绩等多方面都会取得很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心理干预方式十分的方便简单，最主要的目的是让独立的个体对自身的能力水平充分相信，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这一种干预方式，是个体相信自己具备一定的能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抵制来自外界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从而塑造完美自我。

四、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心理对于高低阶层感知公平的能力的差异的探究，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公平现象给各阶层带来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各个阶层的心理学研究取向从不同的视角，对各阶层间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只有不同阶层的个体都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才能为促进社会公平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7）

许多研究表明，家庭贫困的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会亚于非贫困生，而且在实际申请国家助学金的过程中，有些贫困生如果心理素质不过硬，可能会加剧心理问题。

申请国家助学金，首先要有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同时需要公示民主监督，要“曝光”自己的贫困，一般来讲，相当一部分贫困生觉得这又是一种压力，所以对有些贫困生来说，申请助学金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么怎么让贫困生得到资助，同时又增加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呢，本文首先来探讨贫困生申请助学金时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具体的问题有：

1、自卑。身为一个贫困生，因为平时的经济拮据，跟家庭条件好穿的好用的好的同学比，感到失落，低人一等，同时，作为大学生又很有自尊心，所以难免难过自卑，而且申请助学金，要暴露自己的经济状况，很多贫困生觉得更加自卑。

2、敏感。由于贫困而自卑，总是觉得不如别人，内心深处会变得脆弱低落，又不愿意被人看不起，再加上有些宿舍丢了钱就会怀疑谁没钱谁就会怎样等，都会让贫困生更加敏感。

3、焦虑。贫困生本来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自己上学又要花很多钱会产生焦虑心理，再加上贫困生申请助学金要接受大家的监督，有些同学会带着异样的目光看待贫困生，有些同学会认为贫困生就该“破破烂烂”，贫困生想买个好点的的手机，又怕被别人质疑，诸如此类的细节会引起他们的焦虑感。

4、抑郁。我们都知道，贫困生是一个特殊的群里，贫困生群体中学生抑郁的比例也比非贫困生高。长时间的焦虑容易使一些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慢慢转向抑郁，这种抑郁正是贫困生的一种自我封闭、内心苦闷的心态，有些心理脆弱的学生甚至走上了极端。

5、虚荣。有些贫困生有着过度的自尊心，即便家庭非常困难，从不说家里的状况，不仅没有让同学们觉得自己是贫困生，而且会在同学面前显示并不贫困的表象，这就是一种虚荣的心理产生，比如，一个贫困生花较多的钱买了一部较好的手机。当然，贫困生也会认为难道贫困就不能手机好点吗？这里也有人性的问题了。

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看，贫困会产生这样的心理问题，有以下原因：

1、被尊重的需要。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可见尊重需要处于比较高的位置，每一个人都有被尊重的需求，贫困生也不例外，而贫困生怕自己的贫困导致被人看不起，不被同学尊重。同时，为了防止假贫困生，更好地监督，有的高校规定贫困生不能用手机，或者用了手机者不能享受国家高额奖学金，这些规定都让一些贫困生的心理问题更加严重。

2、缺乏角色认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角色理论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指占有特殊社会地位的个体受到期待的行为”，[1]如果你做得事情是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说明还是对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贫困生”缺乏认同和领会，在申请国家助学金的条件里有一项是“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很显然，既然是贫困生且申请助学金，那么大家自然会认为生活简朴经济困难应该是符合你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你表现得和普通同学不一样，如果你的手机比普通同学还贵，那么你就不符合贫困生的这样一个身份，不符合同学们对你的“期待”，自然会被质疑。 转贴于

3、过分的自尊心。“虚荣心就是以不恰当的虚假方式来保护自己自尊心的一种心理状态。心理学上认为，虚荣心是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往往只追求面子上的好看，不顾现实的条件，最后造成危害”。[2]有些贫困生由于过分自尊，认为贫困是自己的事情，明明家庭父母双下岗经济困难，为了自尊不愿别人知道，还会显示自己其实还比较有钱；另外一个方面，一般的同学，如果不了解你的状况，就会质疑，既然你不贫困，凭什么要得到助学金白拿钱呢，大家会产生不公平的感觉，这样就产生了矛盾，民主监督方面有质疑的话有可能导致贫困生拿不到助学金，不能助学。那么从贫困生的角度来讲，难道是贫困生就一定要吃穿用度比别人差吗，也许是家里竭尽所能为了不使其自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而给的生活费，但是家里还是比较贫困的，实质还是需要助学金的。

4、社会环境。“社会塑造了心智与自我，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社会”。[4]一般的人都是希望自己跟平常人一样，起码不比别人差，贫穷自然不是优点，不是社会大众向往的一个状态，尤其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拜金主义流行，金钱有时候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这些意识形态都增加了贫困者的不安和自卑以及不被认可的挫败感。年轻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建立还处在容易受影响不够坚定清晰阶段，那么社会上的各种观念自然影响到校园的精神领域，体现在学生中也是这样，大家会攀比穿着用度，贫困生在同学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更有甚者自闭抑郁。所以很多贫困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贫困生身份，周围的环境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不安和焦虑等心理问题。

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对贫困生的心理和思想健康教育。

第一，学校要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及时发现贫困生中有心理问题的，比如，可以通过大一一入学就对所有同学进行心理普测，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同学，通过心理健康热线和专题辅导等和贫困生交流并教育辅导；另外，也要提升辅导员对于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辅导技能，辅导员跟学生接触的最多，要对贫困生倾注更多的关爱和帮助，引导并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积极面对大学生活。

第二，教育贫困生正确理解“贫穷”。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困难是造成贫困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外在原因，所以我们要教育贫困生别把贫穷当错误来惩罚自己，贫穷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且不是个人的过错，有很多社会原因造成，贫穷不牵涉道德，没必要觉得丢人，更不用自卑。

第二，教育贫困生正确看待贫困生这一身份和角色，既然贫困不是自己的问题，因为家庭贫困，需要资助，所以坦然面对贫困生这个角色，正确对待舆论，了解一般人对贫困生这一角色的期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大家期望，在学校这个群体里让自己的行动和交往产生良性互动，多跟大家交流，这样有助于走出各种心理问题，塑造健康形象。

第三，鼓励贫困生树立自尊自重的信念，自信自强，同时，学校应该多给贫困生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家庭经济困难不要仅仅依靠于助学金助学贷款，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学校的勤工助学岗位的工作，适当的做一些兼职，既可以锻炼社交能力，提高对社会的了解，又可以补贴些家用，让他们通过劳动获得资助，增加他们的成就感，贫困生可以用实际行动赢得别人的尊重。

第四，营造正确看待贫困生的校园环境。学校要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贫穷，贫困并不是贫困生自身的问题，大家对他们不要歧视，多一些人性的考量和关爱，同时，可以通过班级的班会和学校的社团活动，多举办一些以贫困生为主题的活动，让一般同学更加了解贫困、贫困生的现实处境和困难，增加他们对贫困生的了解和对贫困生助学金制度的理解，让贫困生也觉得在一个大的环境里，有那么多人理解、关注和关爱他们，减轻或打消他们的自卑、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程度。

总之，贫困生在高校校园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我们不仅要资助他们，更要关爱并教育他们，使他们正确面对自己贫困的现实，坦然接受民主监督并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念，从而减轻他们在申请助学金的时候容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并获得资助，使他们能和谐融于校园，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爱落于实处，且体现出教育的公平。

参考文献：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8）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 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 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9）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心理学诞生的背景。

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传统哲学的冲击

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直接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是19世纪中叶，成名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是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这就使得当时的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科学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

19世纪中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格尔于1931年的去世相关，黑格尔的去世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儿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近代哲学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

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发生逆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受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其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El渐衰微。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一些哲学家自己，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以把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此时，刚刚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这就是哲学思维中的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二、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生物学范畴，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与哲学的“联娴”产生了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最终只能在作为个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得到实现。因此。一旦生理学萌芽，便会在理论上构成一个素朴的信念，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运动、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神经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坚持的一个理论构思。这一构思在理论上的成熟化，就意识或精神这一实质上构成了哲学前提的论题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

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生理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波林曾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考察，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而且德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结构与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心理学亦即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关于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之间的这种过渡关系，波林曾提出了一个隐含重大理论意义的历史事实。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主要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先于感觉生理学。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现象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没有机械的记录器可以构筑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终端，但他们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因而此类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便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这种缺乏批判性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子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尽管学者完成了这些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判性的讨论。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篇（10）

    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诞生于欧洲，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反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新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在人类学方法、语言分析方法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核心是“强纲领”，主要理论取向是对科学知识的成因进行社会学说明。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的理论来源，并对其核}l;—强纲领理论做了较为深人分析。

    一、ssk的理论来源—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库恩发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范式”概念。库恩认为，科学活动受到主体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库恩范式思想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提出了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尤其库恩范式思想中的相对主义特征，成为ssk的直接理论来源。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将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个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指导，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则拒绝接受统一的范式，科学研究不再像常规科学时期那样，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标准，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另外，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甚至逻辑推理规则和评价标准，以及理论、定律、解释、理性等概念本身，也同样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因而科学是没有客观性的，科学的判定是相对的[’〕。库恩认为由于范式的转换是世界观的转换，新旧范式之间有互不相容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有各自的概念和术语在逻辑上互不相容，因而两者之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无共同的衡量尺度，没有比较的共同基础。库恩主张任何比较只能在范式内部进行，任何事实和真理都是相对于一定的范式来说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标准，离开了范式所提供的框架，就失去了衡量和比较的基础。范式理论的这种相对j性，是库恩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衍生。

    不可通约指的并不是不可对比，但是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难，这像我们试图翻译不同的语言一样。翻译经常会引起歪曲，或者至少存在细微差别;不同语言分析世界的方法都不同，要想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一个好的翻译方法，尤其是翻译那些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语言，需要包含或加人一些必要的段落来解释当地人们是怎样来看待世界的，他们采用的本体分类理论又是什么。学习语言翻译或描述理论就要掌握其中的功能性语言和功能性理论。这样就会造成了观念的相对性，否定了跨范式理性比较的可能性，认为不同的范式之间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评判标准，新旧范式或者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也是不可以比较的。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相对于具体范式而言的，因此不同范式是不可比较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系指前后相继的范式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而科学知识是相对的。库恩不得不承认，他的著名的受人称赞的不可通约范式并没有排除对他们之间相互比较。

    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推到了极端。ssk的相对主义也许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思想影响，又或受到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库恩范式理论所造就的相对主义思想。

    基于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历史语境的这种认识，使得ssk研究模式成功地进人到科学研究领域。ssk把自己的主要任务规定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尽管库恩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范式理论导致了相对主义，但是ssk学者们已经将库恩奉为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库恩一词频繁地出现在ssk的著作中。

    巴恩斯成功地运用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坚称相对主义者通常把他们的观点首先称为关心知识和接受信念。他们接受在一个主题上的信念可以从一种文化语境向另一种语境转变，各种可以选择的信念易受彼此语境的冲突二编辑整理

二、ssk的理论核心—强纲领理论

    zo世纪}o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小组”.成员包括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史蒂芬·沙宾和安德鲁·皮克林等人。他们认为，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没有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研究，而是研究科学的体制性因素，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他们对以迪尔凯姆、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学派对待科学知识的犹豫不前的态度，也持否定态度因而，这些学者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用以区别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他们要用社会学的知识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全面的说明，称之为“爱丁堡学派”。

    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了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并对强纲领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强纲领由四个信条组成:第一是因果性，指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第二是公正性，指不论用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来评价我们的信念或知识，都要无偏见地做出说明。第三是对称性，在对科学社会学的说明中必须是对称的，如同一种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强纲领理论在激进的社会学知识复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鲁尔及其爱丁堡学派成员所坚持的由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这四个信条组成的“强纲领”已经表明构建一个利益、社会结构和知识按照适当的方式彼此联系的简单模式不容易。概括地讲，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各种不同的知识一’一。“强纲领”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布鲁尔等学派成员也不否认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倾向，并且承认这样的思想正是受启于库恩范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