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现状篇（1）

就电视节目类型样式来说，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受众审美多样化需求，电视节目已经从最初的剧情类、新闻类和散文类的简单划分发展到了多种多样的划分模式。以真人秀、竞赛或剧情为载体的综艺类节目发展得尤为迅速，而单就同一种类的节目来说，其演化方式也多种多样，并开始依托于其他媒体探寻更市场化的生存走向。例如，依托于网络进行播出的电视作品，PPS就是依靠其客户端同电视剧发行进行合作，主打长篇电视剧的网络播出权。

二、具有特定受众群体的广播发展趋势。广播虽然受众范围不如电视广泛，但仍然有它特有的发展空间。广播特有的以“听”为本的性质和某些特定的受众群体是广播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与电视不同，广播的接受器官是听觉，它可以将人类的视觉从某种程度上解放出来，以便在听广播的同时，继续专注日常生活及工作，于是诸如司机等特定的人群就成为广播媒体的最大受众群。同时，也随即产生了交通广播、音乐广播等相应的类型广播。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受众，并取得相应的市场收益，广播也正试图同电视结合，热播的电视剧集往往能够以广播剧的身份现于广播，产生单纯的“音频版本”，同时以MP3等音频格式见于网络下载客户端。

三、网络媒体的多渠道、多样化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2月，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30%以上，超过85%以上的网民实现了在家庭中享受私人网络。①网络以其多样化的内容、多渠道的发展路径成为当下发展最为迅速的媒体。

单就网络自身的特性来看，媒介资源的多样化以及共享性使其获得了较为灵活的发展空间，而在共享信息之后进行的实时交流与反馈，又使网络的发展逾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障碍。正因为具备这些优势，网络成为电视与广播共同寻求合作发展的对象，依托于网络载体进行播放的视频与音频，是网络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

四、电视、广播同网络媒体融合的现状及趋势所在。为了迎接并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内各个大型电视机构及广播开始进入同网络媒体融合的复合媒体时代。单就电视领域来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文广集团最先涉入网络音频及视频领域。

仅仅几年时间，各大广播电视媒体就都纷纷向网络领域进军。2001年，新华社与中国电信合作推出自己的网络电视平台；2004年，央视网络开通“中央电视台网络电视”，中央电视台相当一部分节目可以实现网络资源共享。

地方卫视以湖南卫视新平台“金鹰网”为首，在网络同电视结合的同时，努力试图发掘其市场地位，不断探寻赢利点，使网络与电视形成“湖南卫视——金鹰网——芒果网络电视”的层级发展阶梯。

广播电台资源进入网络领域则稍晚于电视。2005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网络电台，以丰富的内容资源形成了一个以中央电台为中心力量，全国各地方电台为辅助力量的发散分布式格局，共达到9套节目、270多个重点栏目在线点播服务，网站音频数据总量达到了2TB。

电视、广播与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的特征

一、综合性的媒体功能优势。走向融合发展的电视、广播与网络，最集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者整合以后的优势功能实现上。

电视利用自身已经形成规模与范式的发展脉络，为网络和广播提供了自身广泛的受众群体及相应的节目样式。而广播则可以在音乐资源、交通信息以及传统说书类节目中为网络提供另一部分可利用的媒体内容。网络因其自身所特有的综合性、跨时空性媒体优势，能够较为完整地整合起电视及广播的节目内容，并利用实时反馈的特性对一部分节目资源进行迅速的市场分析及盈利点定位。

二、三种媒体互动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一旦实现较为全面的媒体融合，电视、广播、网络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发展中的良性互动趋势。

如果存在一个较好的媒体资源，电视、广播和网络三者可以同时享用，客观上促进了媒体资源的广泛传播，但如何利用三者自身的优势来占有更丰富的媒体资源，也是三大媒体平台时刻需要关注的问题。这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借鉴、学习以促进彼此间影响，在良性互动中，增加自身的成长空间。

三、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新媒体形式诞生。伴随着电视、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的融合发展，结合三者优势的新媒体力量应运而生，媒介发展进入了一个从形式到技术都不断迅猛进步的崭新时代。②新型的媒介形式主要包括移动多媒体广播、数字高清电视以及手机媒体等。

数字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领域，而广播电视领域所欠缺的互动性以及移动性也伴随着手机媒介终端的诞生而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新兴的媒体形式正是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的先进产物，媒体的功能从简单的娱乐、信息传播开始向服务业扩展，③这是媒介融合后对于受众最直接的优势显现所在。

多元化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一、媒体内容的激烈竞争。尽管媒体之间的融合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共享，但这种共享资源的开放模式也使得媒体之间形成了彼此的竞争关系。一旦某一优秀的媒体资源在其中一大媒体中实现了首轮传播，第二次传播的力度及范围就很有可能被削弱，其直接结果就是收益的下降。例如，电视剧资源一旦在网络平台登录，收视率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网络平台的不限时段和容量的随意性播出是造成其在电视中收视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

二、管理模式及体制的重新制定。在媒体实现全面融合发展的同时，传统的管理模式及管理体制就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尤其对于网络。从现有的法规来说，网络同广播、电视媒体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对资源的任意占用将使其他媒体面临版权保护的尴尬局面。因此，制定新的媒体管理模式也是电视、广播与网络融合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所在。

三、媒体内容的重复使用致使艺术精品在一定程度上欠缺。对同一内容的过度开发使用，并在见到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迅速炮制雷同形式作品，是文化艺术市场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大典型现象。例如某一题材的叙事性作品，在电视剧率先火爆之后，网络就以其迅速的传播优势对它进行二度传播，广播也随之将其录制成音频作品。同一时期内，同一内容的作品遍布各大媒体，形成媒体资源的改编完全没有新意、过度重复使用的局面。与此同时，雷同作品再度被如法炮制，于是造成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艺术精品出现短缺现象。

由此可见，在媒体资源及媒体形式不断融合发展的今天，视频内容及音频内容成为各大媒体进行资源共享及互动的主要力量。借助新型媒介的传播优势，媒体内容实现了互换流通，传播效果达到了最大化，媒体资源也得到了充分的整合、开发以及利用。（作者单位：江西广播电视台）

媒体融合现状篇（2）

一、对媒介融合和内涵与外延的认知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I?浦尔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陶喜红进一步指出，“融合”这一概念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研究发现，“媒介融合”属于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相互争论时期。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和平共处,联合发展，显然它与现在舶来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属于不同的概念。

(二）认识的深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吴海荣从研究个案出发，认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观的产业、人力层面的相对集中，又可指微观的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⑴李红祥认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从技术/软件融合、产业/市场融合、内容/服务三个层面加以界定。m蔡雯则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的通过新介质形成的各类型媒介的汇聚融合。

在表现形式上，媒介融合应该既包括硬的新闻实体的融合,又表现为软的媒介技术、管理体制的融合。王闻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介融合包括组织结合、收购合并、传播手段、媒介形态等四个阶段，孟建、赵元珂认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二、高校媒体融合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学界对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相当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宏观媒介融合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观高校媒体融合研究

张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体的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终端、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认为,高校校园媒体应该从内容重整和组织重构两方面人手。在内容重整上，重视整体策划，注重互动。在组织重构上，组建全校统一的新闻管理机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全能型的采编队伍。娄雷认为，高校的校园媒体资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闻主体、经营主体的融合,也包括不同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在组织构成、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高校传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体的发展诉求，又是当代高校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梁燕燕认为,高校传媒可探索构建“新闻中心——实训基地”模式，将新闻中心开放为高校新闻学科的实践教学平台，将校园宣传任务分解为高校新闻学课程的实训作业。此举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传媒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同时又极大改善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困境。

(二）高校报网融合研究

高校“报网融合”是不同新闻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实现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捆绑化的客户服务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李秀芹认为，高校报网互动有利于校报与网络的“快”与“慢”、“容量大”与“容量小”、“交互性”与“单向性”的优势互补，是高校校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工作理念上，张碧红认为应该实现媒体的重心从报纸转移到网络，搭建读者网友的互动社区,通过打造“新式在线编辑部”、注重校园网事“深加工”、整合校园宣传资源等方面，推进高校“报网融合”创新发展。

赵立兵，杨宝珠研究了高校校报与微博的融合发展,认为微博等新媒体的及时性、现场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与高校平面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性、全面性进行有效互补。在具体融合路径上,主要表现为“微新闻”、“微专题”、“微采访”、“微活动”、“微服务”等形态，推动高校校报的新发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经营管理层面,高校校园媒介融合，有利于实现新闻业务上的资源共享,增强校园新闻的舆论引导能力。赵明认为，高校校园媒体的融合应该从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新闻工作体制人手,在新闻工作体制方面，整合校园媒体,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宣传部门在体制上保证组织运作。

王世华认为，从传播内容、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来看，高校的媒体融合远没有成功,作者指出,应明确现有媒体的主从关系，不同媒体形成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同时还要实现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与从业人员的有机融合,从理念、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从业人员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体融合的髙校“全媒体”。

三、结语

媒介融合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从一开始被引人的舶来品，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研究，学界都有较为深人的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多元。相比较而言,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薄弱,这与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与高校新闻媒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闻媒体在内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媒体融合现状篇（3）

媒体融合是指各类媒介（信息传输的通道）多元化下的新作业模式，这一模式冲破了传统的传播形式和功能限制，呈现出多功能发展趋势。而新型网络媒体正是媒体融合的典型例子，其主要结合了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类传统媒体功能，并进行优化整合，使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而且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傅晓琴[1]认为学术期刊应该坚持以内容为主、技术为辅的原则，促进期刊内容资源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医学学术期刊如何借鉴新媒体优势得以长远发展，如何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媒体融合之路，是医学学术期刊编辑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浙江医学》是浙江省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重点反映浙江省医疗卫生科研水平和成果。本文以《浙江医学》的新媒体融合发展实践探索为例，探讨适合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对策。

1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现状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9）的数据统计，在4973种科技期刊中，医药卫生类期刊为1126种[2]，主要影响力集中于国内，在国际上地位相对较低，论文外流现象十分严重。与国外媒体融合出版情况比较，我国医学学术期刊出版情况并不乐观，具体表现在：（1）我国绝大部分医学学术期刊虽然拥有了自身的网络平台，但主要工作仅仅是在线编辑或者审稿，同时对期刊的基本信息进行简单介绍，给用户提供的延伸服务并不多。并且，许多医学学术期刊网站并未及时对内容进行更新，即使已经印刷出版了一段时间，其网站上也无法搜索到当期目录。（2）我国医学学术期刊网络电子化程度并不高，网络出版特色不鲜明。虽然，很多医学期刊都能出现在各期刊数据库中，但相关的网络功能不足，借助网络对期刊进行宣传也很少。（3）许多医学学术期刊即使开通了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但后续缺乏管理和维护，导致新媒体平台不能及时更新，内容推送有一定的滞后性[3]。（4）大多期刊网站并未开拓能够与广大读者、作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渠道，即使征稿也只是将征稿通知放在网站公告上，并未开辟读者和作者交流窗口，也并没有专业人员解决读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媒体融合出版流于形式，距离优秀的多媒体融合模式还需不断探索和努力[4]。

2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策略

2.1以纸质期刊内容为基本

同新媒体相比，传统纸质期刊的优势是内容更具专业性。医学学术期刊属于小众纸质媒体，要想在媒体融合时代得到发展进步，实现全新的复合出版模式，应该以纸质期刊内容为基本。在出版转型阶段，更需要重视其内容的专业性，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增加选题与组稿内容，制作出比同类期刊更具特色的内容、栏目。为此《浙江医学》向各学科带头人组约优质稿件（如述评或指南解读），集中反映各个医学领域新成果、新理论，为临床医师了解和掌握本专业学科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医学》向全国广大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征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原创研究成果文章，同时积极向专家组约相关防疫工作成果，组织策划“新冠肺炎”重点号及专栏，相关病例诊治经验发表后即受到广泛关注。本刊始终坚持以内容为基本，在疫情形式最严重的时期，积极为新冠肺炎防治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是国内较早刊发疫情专题的学术期刊之一。审稿专家是学术期刊内容质量的引领者和把关者，如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提升期刊内容质量，本刊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开展审稿专家的把关行为调查：选取审稿专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对影响审稿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研究，并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期刊把关质量、促进期刊的传播进行探讨。（2）不断完善审稿要求：通过不断完善和量化审稿标准和要求，审稿专家能够快速定位期刊的办刊导向和层次水平，同时，也让审稿专家与期刊编辑和稿件作者之间拥有共同语言，便于沟通联系。（3）定期调整审稿专家库：对审稿时间较长、未达到本刊审稿要求的审稿专家进行调整，并按照各个学科的细分内容针对性地增补审稿专家。本刊每月总结送审情况，不断优化审稿专家的学科及年龄层，为审稿专家库注入新鲜力量。目前共有三百余位审稿专家，审稿质量和速度得到有效保障。

2.2以复合型人才为保障

随着各类媒体的融合发展，编辑所面临的不只是纸质稿件，更多的是电子稿件；需要加工处理的内容不再只是单一的医学文稿，还包含声音、视频等；所面临的多媒体出版系统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图像、文字加工平台，而是集文字、视频等为一体的多媒体平台[5]。新的形势对医学学术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还要能熟练运用多种现代网络技术，对文字编辑、图像处理等各类软件都要有全面的了解，并能灵活地运用。要达到这一要求，本刊每年选派人员参加各级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班以及关于新媒体融合发展类的学习班，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培养网络化、数字化的复合型编辑；同时定期组织业务学习，夯实编辑业务。编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在多媒体融合发展中占据优势，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为医学学术期刊向媒体融合发展作出贡献。

2.3以学术媒体平台为支撑

2.3.1网站门户网站是作者和读者了解期刊的最重要途径，已经成为科技期刊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6]。目前许多医学学术期刊均已有自己的采编系统平台，但大多数平台依然处于仅有投稿、审稿、编辑等简单功能的阶段。本刊于2015年开通官方网站，为更方便作者、审稿专家、读者的投稿、审稿、查询及浏览，本刊逐渐完善网站的功能，根据用户体验及反馈意见对网站二级页面的内容及形式不断调整，完成百度搜索页面的官网认证、微信公众号与网站内容对接等，并及时将新出刊、过刊文章与会议报道实时上传网站。为扩大宣传及影响力，便于作者及读者检索文章，本刊网站中所有文章均实现免费下载。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浙江）卫生健康科技研发与转化平台是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研发转化资源汇集、需求对接、成果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是推动浙江省“临床+研发”高端医疗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本刊完成了与该转化平台的单点登录功能设置，即用户在该转化平台上注册登录后，可以通过“期刊投稿”一栏直接单点登录到浙江医学杂志社官网进行投稿，无需重新注册用户信息。目前该平台仅《浙江医学》实现了单点登录功能。

2.3.2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是近年来应用较广泛的媒体形式，分为服务号和订阅号，服务号具有自定义菜单功能，且侧重于为用户提供服务，群发的消息会显示在用户的聊天列表中，提醒用户查看。微信公众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接受和传播方式，也给学术期刊的定向、精准传播提供了机会。但张艳萍[7]研究发现，科技期刊经营者大多没有重视微信公众号的运用，有相当一部分的科技期刊开通微信公众号属于跟风，开通后并没有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运营，大部分的公众号处于休眠和半休眠状态，成为“僵尸号”，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微信公众号的跨媒体传播优势。本刊于2016年开通服务号，定位于为用户提供与网站相关联的各项服务，如论文搜索、稿件查询、过刊查询等，以及推送各期专家约稿。因纸质期刊出版到可在各大数据库查询到文章需要1个月左右，具有延迟性，因此本刊在清样后即进行微信推送，使读者能在第一时间阅读各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或新理论，保证了文章的时效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刊微信公众号共推送疫情专题6次，并附上网络优先出版网址，供广大读者阅读、下载。自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平台推送的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阅读量、粉丝量不断增加，为《浙江医学》的宣传、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3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优化的方面

我国医学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新兴媒体的整体规划和多媒体的深度运用等方面尚缺乏成功经验。笔者结合本刊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为在这几方面需要优化。

3.1利用新媒体优先刊发流程

学术期刊中稿件的正式刊出需要经过初审、复审、终审、编辑修改、校对等步骤。因此，提供便捷的服务，尽可能地缩短这些过程时间，可以加快稿件刊出进程。目前本刊审稿阶段均在网站的投审稿平台实现，稿件经编辑部初审后选择合适的审稿专家，通过邮件发送审稿通知，审稿专家接到通知再登录审稿平台进行审稿。但审稿专家多为各学科带头人，平时工作繁忙，电脑也并非时时在身边，时间一长容易忘记审稿。为提高审稿效率，缩短审稿周期，可尝试开发采编系统移动端，例如APP或微信平台审稿端，为审稿专家收到审稿通知后随时进行审稿提供便捷。当稿件完成三审三校后，传统流程需要进行排版、清样、印刷，再上传至万方、知网、维普等数据库。新媒体的优势就是传播速度快，学术期刊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稿件达到刊出标准后，附上DOI号，进行在线网络优先出版或者开放获取，并在微信公众号、网站上，便于作者、读者阅读、下载、引用，传播效率优于纸质期刊。

3.2人才和技术支持

要实现期刊与其他形式媒体的深度融合，离不开人才和技术的支持[8]。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校以及学会为主，往往缺乏新媒体运营相关专业人才。本刊新媒体工作目前由编辑人员兼任，尽管每年均积极参加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相关会议，但并没有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的相关知识。新媒体的发展十分迅速，编辑部可以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专门负责新媒体运营，或者支持编辑人员进行新媒体发展方面的系统学习。在技术方面，可以考虑与新媒体公司合作，集中内容融合、服务融合、采编融合和传播融合的多方面优势，使得学术期刊更好地发展[8]。

媒体融合现状篇（4）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1 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2 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3 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4 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Arsenault，Amelia H.& Manual Castells.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lobal Multi-Media Business Net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8， 2： 707-748.

[2]Baldwin，Thomas F.，D.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M].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3]Benkler， Yochai.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over Content[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998， 22（3）： 183-196.

[4]Blackman，Colin R..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998， 22（3）：163-170.

媒体融合现状篇（5）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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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现状篇（6）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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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现状篇（7）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2-0144-03

一、新闻实习对于新闻学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指向十分清晰，以培养具有新闻学理论基础、掌握新闻业务技能技巧、能够向其它相关领域扩展和渗透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为适应媒体工作，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既要掌握一定的新闻知识，又要具备相关的新闻业务操作能力。因为新闻学专业培养的绝大部分学生将要在各类媒体从事新闻工作，所以新闻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它的实践性特征很明显。“谁都知道，新闻专业的实践性很强，让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掌握充分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业务技能，是新闻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1]”

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教学这个环节。实践性教学是新闻学专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实践环节的教学抓得好，落到实处，学生的操作能力就强，专业基础就打得牢，毕业后工作上手也快，成长空间就大，用人单位自然满意。因此，新闻学专业一方面要传授学生新闻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要培训学生的业务操作技能。“最好要统一合并采访写作课程，让学生亲自投入新闻火线上;完全以新闻式的标准严格要求之，练习与批判并重。切忌叠床架屋式的纸上谈兵，像个反复背诵食谱而却不愿意下厨的主妇。[2]”

新闻学专业培训学生的业务技能技巧主要是通过新闻实习进行的。也就是说，新闻实习是新闻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最主要方式。新闻实习使新闻学教育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通过新闻实习，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当下传播媒介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了解媒体的经营管理活动。通过新闻实习，学生可以培养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制作、管理和发行等方面的技能技巧。新闻实习有助于学生对课本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有助于学生提高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有助于学生毕业后及时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并且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和社会的需要，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新闻实习是新闻专业学生实现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学校进入社会，从学业转向就业的必要阶段和保障。

二、当下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

“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整合的过程。[3]”媒介融合已经有了20多年的实践。美国《圣何塞信使新闻报》1992年创办电子网络版，实现了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西方媒体开始了媒介融合时代。《中国贸易报》1995年推出网络版，中国媒介也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在当下，媒介融合已经是新闻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实。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相互融合，推动着整个新闻业的发展进步。两种媒体的互动、融合是最常见的方式。譬如报网互动、台网互动等等。当然，媒介融合也包括多种媒介的互动、融合。譬如上海第一财经融报纸、周刊、广播、电视、网站于一体，实现多个媒体的内容共享和互动，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功能。

媒介融合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访、编辑、制作等有机融合起来，资源共享，生产可以相互转换的媒介产品。也就是说，媒介融合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当然，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必将改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和工作方式。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工作者除拥有单一传统媒体强调的专项技能外，还必须具备跨媒体的策划、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制作等多项技能。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既能为报纸、杂志撰写文字稿件，也能为广播、电视采集声音、音像新闻，还能为网站提供网络新闻稿件，也就是说，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成为技术全面的全能型新闻人才。

新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媒介融合的现实对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所以新闻学教育也遭遇媒介融合这一现实存在。“全球新闻学教育面临四大主要转变或挑战：社会文化差异的认识与意识不断增强，娱乐业、传媒行业、类型、模式的不断合并，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融合（多媒体），传媒、新闻事业及新闻流动的国际化。这些趋势中的每一项都与记者工作及培训相关。”[4]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学专业学生必须了解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学习多媒体的知识，培养跨媒体的策划、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制作等多方面技能。学生的技能主要是通过新闻学专业实习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当下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模式的分类

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的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模拟性的校内实习

这一类实习模式主要在校园内进行，可分为课堂中的实习和校园媒体中的实习。

1.课堂中的实习。课堂中的实习主要是指结合相关新闻学课程在课堂内进行的实习活动。譬如结合《新闻采访学》课程设立模拟采访、模拟新闻会等环节，让学生进行模拟性采访、提问;结合《新闻摄影》《新闻摄像》课程安排学生进行新闻摄影、新闻摄像等实践环节，让学生拍摄新闻图片、制作新闻短片;结合《新闻编辑学》课程，让学生进行新闻稿件选择、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等新闻实习，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自己编辑的报纸和网页;结合《新闻策划学》课程组织学生召开模拟编前会和模拟策划会，让学生撰写策划方案、进行新闻策划活动;结合《新闻写作学》《新闻作品评析》课程来评点学生自己提交的新闻作品，并对优秀新闻作品给予奖励。

可见，课堂中的模拟性实习就是从事新闻学专业课程教学的相关教师按照媒体的采访、编辑、写作、评论、制作等流程，把课堂模拟成媒体，并依托相关新闻学实验室，搭建课堂教学实践平台，利用当下社会各种媒体的流程对学生进行的模拟性训练。因为这种模拟性的实习十分接近于当下媒体的实际操作流程，所以它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相关的新闻学课程并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

媒介融合的现状对当代的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新闻学教育必须直面这种挑战。因此，新闻学专业课堂中的模拟性实习也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现在的新闻业务教学还要考虑到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不能停留在报纸的采写编评上，所教的‘新闻业务’，要能够适应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渠道（博客、微博等等）的写作、制作和报道的要求。[5]”为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在课堂中进行的模拟性实习可以进行跨媒体策划、采访、写作、编辑的训练。教师可以模拟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的采访、编辑、制作等流程对学生进行训练，也可以模拟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流程要求学生采集声音、音像新闻，还可以进行为网站提供稿件的模拟性实习。

2.校内媒体中的实习。这种实习模式是指教师充分利用学校内部的报刊、广播、电视频道、校园网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高校一般都有自己一家或多家公开或内部发行的纸质媒体，新闻学专业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校园纸质媒体来让学生实习。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可全面参与校园纸质媒体的选题、采访、写作、编辑、摄影、广告、排版、校对、发行等工作。大学广播电台是立足于校园以服务于师生为目的的媒体，新闻学专业学生要充分利用大学广播电台进行实习。新闻学专业学生应该积极介入到广播电台的整个运行过程之中，通过采访、写作、制作师生感兴趣的校园新闻来让自己得到实践性训练。作为开设有新闻学专业的学校一般应该有供学生实习的电视频道或校园电视播放屏。作为校内模拟性实习的一种模式，学生可以采访、编辑、制作视频新闻节目，并通过校园电视频道或电视播放屏进行播放。这种方式既对学校进行了宣传报道，又培养、训练了学生的操作能力。当然，学生还可以利用校园网进行实习，参与网页的设计与制作，采访、编辑网络新闻。

为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新闻学专业应该对现有的各种校园媒体进行资源整合，打造包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内的实平台，让每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学生都有在不同媒体实习的机会。可以利用这一整合性的实习平台让学生学习不同性质媒体的运行方式，把学生培养成具备跨媒体操作技能的新闻专业人才。

当然，校内实习有其优势，校园环境相对比较简单，没有社会环境那样多元和复杂，学生对校园的人、事、物都很熟悉，他们在校园内进行采访等新闻活动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然而，校园毕竟不是社会，校园内的生活与校园外的生活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校园媒体不是社会化媒体，它们的生产内容和运营方式和社会化媒体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校园媒体的实习只是一种模拟性实习，只不过“仿真度”比课堂中的模拟性实习更高而已。课堂内的实习和校内媒体实习，都是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方式。校园内进行的模拟性实习的时间可长可短，可以根据课程时间和学生业余时间灵活安排。因为校园内进行的实习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特别适合于实践性操作能力还不是很强的大一、大二学生。

（二）实战性的社会实习

校园内的实习是模拟性的，要真正训练和提高业务水平，新闻学专业学生必须到社会化媒体中去进行实战性实习。在社会化媒体中进行的实战性实概可以分专业考察实习和专业实习两种模式。

1.专业考察实习。所谓专业考察实习，主要是指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指导老师带领下到媒体进行现场考察学习的一种实习模式。专业考察实习是一种认识性实习，学生通过现场考察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流程，对媒体内容的制作、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策划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种实习模式能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媒体的特点、规律、现状及发展趋势，亲身感受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态度和专业精神，洞察媒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从而更好地理解新闻学知识，树立新闻学专业归属感，明确以后学习努力方向。专业考察实习的时间以1至2周为宜，可以安排在大学4年期间的任何一个学期进行，当然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设置专业考察实习的次数。

新闻学专业的专业考察实习也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新闻学专业学生进行专业考察要考察当下中国新闻业媒介融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选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媒介融合明显的媒体进行重点考察。在媒介融合时代，学生对各种性质的媒体都要进行考察，不仅要考察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的策划、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制作、发行及经营管理，也要考察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采访、编辑、后期制作播出及经营管理，还要考察新闻网站的采访、编辑以及经营管理。

2.专业实习。专业实习是指新闻学专业学生在社会化新闻媒体参与实际新闻工作的一种实习模式。专业实习是常见的一种实习方式。作为一种操作性实习，专业实习既能提高学生实际应用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艰辛和责任，并使学生得到一种学有所用的成就感。专业实习一般配备校内指导教师和媒体指导教师。校内指导教师的任务是指导学生实习，主动地与实习单位建立良好协作关系。在实习前，校内指导教师要制定和执行实习计划;在实习过程中，校内指导教师要督促学生实习;实习结束后，校内指导教师认真做好实结工作以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当然，具体新闻业务的指导主要依靠媒体指导教师。媒体指导教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训练、培养新闻实习生。

为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新闻学专业学生最好能在不同时间相继在不同性质的媒体进行专业实习。在相关记者、编辑的具体指导下，新闻学专业学生要学习、掌握各类媒体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等新闻业务技能，既训练为报纸、杂志撰写文字稿件的能力，也培养为广播、电视采集声音、音像新闻的技能，并学习如何为网站提供稿件。通过专业实习，新闻学专业学生要全面掌握各类不同性质媒体的采访、写作、评论、编辑、摄影、摄像和制作等业务技能，能够独立地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新闻工作。

参考文献：

[1]董天策.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2]（美）李金铨.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展望[M].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

媒体融合现状篇（8）

1.媒介融合与地市级电视台。截至2014年7月30日，发现研究“媒介融合与地市级电视台”理论命题文献的相关论文有287篇左右，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媒介融合背景下地市级电视台发展策略》（费毅恒，《采写编》，2014年1月）提出媒介融合背景下地市级电视台存在的弊端，分析其发展存在的困境；《媒介融合中电视台网站发展探析——以凤凰网为例》（韦颖，《东南传播》，2007年8月）一文探讨了在媒介融合中电视台网站应如何和电视媒体进行良性互动的问题，并分析了凤凰网在媒介融合中是如何把握自身优势而成为电视台网站中较为成功的典范；《媒介融合的现状及对传媒业的影响》（邢仔芹，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一文展示了媒介融合的发展现状，探讨目前的媒介融合实践及这一背景下传媒业存在的问题。从这一方面的文献研究来看，媒介融合环境给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强势卫视、互联网媒体的垄断、同类电视台节目之间的竞争等。

2.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研究发现“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理论命题文献的相关论文有370篇左右。同样，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若干思考》（詹正茂，《现代视听》，2007年7月）一文中提出了我国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观念陈旧，革新意识不强、组织结构老化，运行效率低下、人力结构不合理，员工发展缺失、测评标准不明晰，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地市电视台人力资源的问题分析》（张健，《中华新闻报》，2004年5月）一文中指出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境：人力资源建设理念模糊、人力资源结构失衡、部分人员专业失范、普遍欠缺人力资源的再开发机制等问题；《内蒙古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的困境及对策》（任佳琪，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一文通过研究内蒙古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以及抽样调查的补充说明，提出高端人才匮乏是内蒙古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并探讨可产生其问题的主要原因：对高端人才价值认识不足、招聘机制不完善、薪酬评价体系不科学以及激励竞争机制不健全等。从多篇文献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地市级电视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关于研究媒介融合环境对地市级电视台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等相关文献较多。不论是对地市级电视台发展现状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在媒介融合环境的影响下，新媒体的发展和强势媒体的壮大都对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带来较大的冲击和挑战。关于研究地市级电视台在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等文献也较为丰富。但是，综合研究发现，关于媒介融合环境对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却存在较大的空白。

（一）媒介融合环境下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困境1.新闻时新性被弱化。在新媒体出现之前，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市级电视台在信息和更新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获得当地人的喜爱和青睐。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兴起，媒介融合环境让新闻、信息的渠道变得广泛化，地市级电视台的收视率迅速下降，其优势逐渐被新媒体所取代，新媒体的信息更迅速，甚至成为传统媒体信息的重要来源。2.广告投放量逐渐减少。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广告商对地市级电视台的广告投放量逐渐减少，转而投放在收视更高的网站、视频等相关新媒体中。《2013年视听新媒体蓝皮书》分析表明，“在近年视频行业的高速发展中，视听节目网站的媒体价值逐步被认可，广告数量稳步增加。全国在线视频行业收入在2010年只有31.4亿元，但2011年实现62.7亿元，再到2012年增加30亿元达到92.5亿元”。3.受众更加老龄化。新媒体具有全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优势，引领媒体产业潮流，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吸引着更多低龄人群，逐渐导致传统媒体的受众人群老龄化。地市级电视台同样面临受众老龄化的现状，国家广电总局的《2013年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40岁以上的消费者成为电视受众的主流群体，电视受众群的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

（二）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境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弊端显露。在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事业单位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在经济落后时代，事业单位制度能够保障固定收入和社会福利，有利于传媒单位的人事稳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在传媒业中，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由于安稳，导致许多工作者缺乏创新，缺少竞争意识，不利于传媒业进步。所以，在近几年，传媒单位人事管理制度逐渐从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型，地市级电视台人事管理部门也面临转型期的重重困难。2.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我国传媒市场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进入和退出机制不科学。在传媒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部分人事部门不能根据媒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招聘人才，尤其是地市级电视台，很难引入专业型人才，更多是根据主管单位的要求来安排人员，甚至有一些与传媒业不相关的人员进入此行业，占据许多辅岗位，存在严重的因人设岗问题。与此同时，不适合岗位的工作人员由于占有事业编制，没有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从而影响传媒单位的整体发展。

（三）媒介融合环境对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情况分析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较少，但若从媒介融合环境下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困境，以及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面临的问题分析，媒介融合环境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下地市级电视台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较大的影响。1.注重地市级电视台“创意型”人才的培养。媒介融合环境彻底重塑了市场竞争格局，并强化了市场竞争。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趋势逐渐强大，导致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困境，电视台等相关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被不断弱化；另一方面，电视台在内容制作上存在同质化问题，商业性质过于严重，同类节目的“山寨”现象尤为突出，并缺少技术上的更新，导致地市级电视台收视率偏低。究其原因，传媒业生产的是内容和信息，由于产品性质不同，人才已经成为传媒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若改变地市级电视台的发展现状，必须要注重“创意型”人才的培养，重新审视人才的重要性。“创意型”人才不但要具有新媒体的技术和思维，还要有营销理念和方法，确保地市级电视台在媒介融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挖掘自身特色，以此改变地市级电视台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现状。2.减少地市级电视台人才流失。当前，媒介融合环境间接改变了传媒业的人才结构，传媒业的人才流动频率逐渐增大，地市级电视台普遍存在留不住人的现象。比如：更多技术型传媒工作者选择新媒体、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主持人、播音员也在机遇面前另择良木，选择更广阔的发展平台。长期如此，致使地市级电视台整体水平落后，难以在节目中进行创新和突破。对此，人事部门需要深刻认识到人才流失的瓶颈，并采取相关措施改变现状：在人才管理上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媒体人在工作中感受到自身尊严；人事部门要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并提供培训平台，让工作者能够给单位创造价值；地市级电视台应该丰富单位的激励机制手段，有针对性地在精神上给予员工更多的关怀和鼓励，在物质上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让人才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得到满足，以更好地留在人才。

媒体融合现状篇（9）

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教学这个环节。实践性教学是新闻学专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实践环节的教学抓得好，落到实处，学生的操作能力就强，专业基础就打得牢，毕业后工作上手也快，成长空间就大，用人单位自然满意。因此，新闻学专业一方面要传授学生新闻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要培训学生的业务操作技能。最好要统一合并采访写作课程，让学生亲自投入新闻火线上;完全以新闻式的标准严格要求之，练习与批判并重。切忌叠床架屋式的纸上谈兵，像个反复背诵食谱而却不愿意下厨的主妇。[2]

新闻学专业培训学生的业务技能技巧主要是通过新闻实习进行的。也就是说，新闻实习是新闻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最主要方式。新闻实习使新闻学教育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通过新闻实习，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当下传播媒介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了解媒体的经营管理活动。通过新闻实习，学生可以培养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制作、管理和发行等方面的技能技巧。新闻实习有助于学生对课本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有助于学生提高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有助于学生毕业后及时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并且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和社会的需要，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新闻实习是新闻专业学生实现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学校进入社会，从学业转向就业的必要阶段和保障。

二、当下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

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整合的过程。[3]媒介融合已经有了20多年的实践。美国《圣何塞信使新闻报》1992年创办电子网络版，实现了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西方媒体开始了媒介融合时代。《中国贸易报》1995年推出网络版，中国媒介也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在当下，媒介融合已经是新闻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实。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相互融合，推动着整个新闻业的发展进步。两种媒体的互动、融合是最常见的方式。譬如报网互动、台网互动等等。当然，媒介融合也包括多种媒介的互动、融合。譬如上海第一财经融报纸、周刊、广播、电视、网站于一体，实现多个媒体的内容共享和互动，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功能。

媒介融合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访、编辑、制作等有机融合起来，资源共享，生产可以相互转换的媒介产品。也就是说，媒介融合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当然，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必将改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和工作方式。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工作者除拥有单一传统媒体强调的专项技能外，还必须具备跨媒体的策划、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制作等多项技能。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既能为报纸、杂志撰写文字稿件，也能为广播、电视采集声音、音像新闻，还能为网站提供网络新闻稿件，也就是说，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成为技术全面的全能型新闻人才。

新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媒介融合的现实对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所以新闻学教育也遭遇媒介融合这一现实存在。全球新闻学教育面临四大主要转变或挑战：社会文化差异的认识与意识不断增强，娱乐业、传媒行业、类型、模式的不断合并，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融合（多媒体），传媒、新闻事业及新闻流动的国际化。这些趋势中的每一项都与记者工作及培训相关。[4]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学专业学生必须了解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学习多媒体的知识，培养跨媒体的策划、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制作等多方面技能。学生的技能主要是通过新闻学专业实习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当下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模式的分类

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学专业学生实习的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模拟性的校内实习

这一类实习模式主要在校园内进行，可分为课堂中的实习和校园媒体中的实习。

1.课堂中的实习。课堂中的实习主要是指结合相关新闻学课程在课堂内进行的实习活动。譬如结合《新闻采访学》课程设立模拟采访、模拟新闻会等环节，让学生进行模拟性采访、提问;结合《新闻摄影》《新闻摄像》课程安排学生进行新闻摄影、新闻摄像等实践环节，让学生拍摄新闻图片、制作新闻短片;结合《新闻编辑学》课程，让学生进行新闻稿件选择、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等新闻实习，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自己编辑的报纸和网页;结合《新闻策划学》课程组织学生召开模拟编前会和模拟策划会，让学生撰写策划方案、进行新闻策划活动;结合《新闻写作学》《新闻作品评析》课程来评点学生自己提交的新闻作品，并对优秀新闻作品给予奖励。

可见，课堂中的模拟性实习就是从事新闻学专业课程教学的相关教师按照媒体的采访、编辑、写作、评论、制作等流程，把课堂模拟成媒体，并依托相关新闻学实验室，搭建课堂教学实践平台，利用当下社会各种媒体的流程对学生进行的模拟性训练。因为这种模拟性的实习十分接近于当下媒体的实际操作流程，所以它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相关的新闻学课程并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

媒介融合的现状对当代的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新闻学教育必须直面这种挑战。因此，新闻学专业课堂中的模拟性实习也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现在的新闻业务教学还要考虑到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不能停留在报纸的采写编评上，所教的新闻业务，要能够适应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渠道（博客、微博等等）的写作、制作和报道的要求。[5]为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在课堂中进行的模拟性实习可以进行跨媒体策划、采访、写作、编辑的训练。教师可以模拟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的采访、编辑、制作等流程对学生进行训练，也可以模拟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流程要求学生采集声音、音像新闻，还可以进行为网站提供稿件的模拟性实习。

2.校内媒体中的实习。这种实习模式是指教师充分利用学校内部的报刊、广播、电视频道、校园网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高校一般都有自己一家或多家公开或内部发行的纸质媒体，新闻学专业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校园纸质媒体来让学生实习。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可全面参与校园纸质媒体的选题、采访、写作、编辑、摄影、广告、排版、校对、发行等工作。大学广播电台是立足于校园以服务于师生为目的的媒体，新闻学专业学生要充分利用大学广播电台进行实习。新闻学专业学生应该积极介入到广播电台的整个运行过程之中，通过采访、写作、制作师生感兴趣的校园新闻来让自己得到实践性训练。作为开设有新闻学专业的学校一般应该有供学生实习的电视频道或校园电视播放屏。作为校内模拟性实习的一种模式，学生可以采访、编辑、制作视频新闻节目，并通过校园电视频道或电视播放屏进行播放。这种方式既对学校进行了宣传报道，又培养、训练了学生的操作能力。当然，学生还可以利用校园网进行实习，参与网页的设计与制作，采访、编辑网络新闻。

为适应媒介融合的现状，新闻学专业应该对现有的各种校园媒体进行资源整合，打造包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内的实习大平台，让每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学生都有在不同媒体实习的机会。可以利用这一整合性的实习平台让学生学习不同性质媒体的运行方式，把学生培养成具备跨媒体操作技能的新闻专业人才。

当然，校内实习有其优势，校园环境相对比较简单，没有社会环境那样多元和复杂，学生对校园的人、事、物都很熟悉，他们在校园内进行采访等新闻活动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然而，校园毕竟不是社会，校园内的生活与校园外的生活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校园媒体不是社会化媒体，它们的生产内容和运营方式和社会化媒体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校园媒体的实习只是一种模拟性实习，只不过仿真度比课堂中的模拟性实习更高而已。课堂内的实习和校内媒体实习，都是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方式。校园内进行的模拟性实习的时间可长可短，可以根据课程时间和学生业余时间灵活安排。因为校园内进行的实习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特别适合于实践性操作能力还不是很强的大一、大二学生。

（二）实战性的社会实习

校园内的实习是模拟性的，要真正训练和提高业务水平，新闻学专业学生必须到社会化媒体中去进行实战性实习。在社会化媒体中进行的实战性实习大概可以分专业考察实习和专业实习两种模式。

1.专业考察实习。所谓专业考察实习，主要是指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指导老师带领下到媒体进行现场考察学习的一种实习模式。专业考察实习是一种认识性实习，学生通过现场考察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流程，对媒体内容的制作、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策划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种实习模式能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媒体的特点、规律、现状及发展趋势，亲身感受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态度和专业精神，洞察媒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从而更好地理解新闻学知识，树立新闻学专业归属感，明确以后学习努力方向。专业考察实习的时间以1至2周为宜，可以安排在大学4年期间的任何一个学期进行，当然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设置专业考察实习的次数。

媒体融合现状篇（10）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自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一项紧迫任务。就国内当前媒体融合研究而言，陈昌凤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融合的必要性、迫切性；什么是媒体融合、如何融合；在大型活动的报道业务中如何运用融合手段；国内各类媒体的实践和探索；国际媒体的经验介绍与分析；融合中的版权与伦理问题；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带来的表达方式、传播话语的变化 。综上，学界目前对进入新千年以来的媒体融合研究综述分析较少，基于此，本文拟通过CiteSpace Ⅲ软件工具，以CSSCI辐射整个学术场域，对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勾勒媒介融合知识图谱，为学界、业界今后相关学习、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借鉴。

一、研究工具及过程

CiteSpace Ⅲ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开发的一种用于分析和可视共引网络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共被引和关键词共现来探测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揭示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展现该领域的知识地图和发展全貌。根据研究目标，笔者于2015年10月19日利用CSSC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的“来源文献检索”功能，以“媒体融合”、“媒介融合”作为关键词，确定检索策略“媒体融合or媒介融合”，检索2000-2015年间的文献，共检索到相关记录635条。将符合条件的文献全著录格式下载，文件另存为UTF-8格式，并以download.txt为其命名。利用CSSCI格式转换工具，将检索所得的记录进行格式转换，进而将条文献记录导入至CiteSpace Ⅲ，新建项目，设定各项参数。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媒体融合研究进入爆发阶段

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对其文献分布作历史的、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为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将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2000年至2005年，5年时间仅有两篇相关论文，2001年至2004年发文量0篇，体现出该研究领域在该时段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媒体融合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起步阶段：2006年至2012年，文献数量突破个位数，首次显现平缓增长态势。爆发阶段：2013年至今，相关研究进入大幅增长时期，包括新闻传媒学界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广泛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掀起媒体融合研究热潮。本轮“媒体融合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成熟阶段：2016年乃至未来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业界转型需求，有关媒体融合研究的论文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增长，迎来媒体融合研究的井喷，此阶段将呈现螺旋迭代深度发展特征。

（二）基于CiteSpace Ⅲ的研究结论分析

在CiteSpace Ⅲ中，将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1，选择网络节点类型“Cited Author”，设置三个参数的阈值分别为（2，2，20）、（4，3，20）和（3，3，20），确定前、中、后3个时间分区中的被引次数C（Citation）、共被引次数CC（Co-Citation）、共被引系数CCV（C-Citation Variance），其余时间分区的阈值由软件利用线性插值算法自动生成。分别绘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高影响力作者。

在知识图谱绘制中，节点年轮代表作者在不同时间的被引用情况，年轮越厚意味着相应时间被引用次数越多，因此节点直径与作者被引次数成正比。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有蔡雯（频次49，中心度0.24），作为第一位把“媒体融合”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教授，可谓媒体融合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拓荒者，在媒体融合研究的早期便及时将媒介经济学、流程管理、新闻实践等众多研究媒体融合的信息融会贯通，整理成文。后续研究更多关注了媒体融合时代下的融合新闻，提出了“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整体策划与内容共创”等事务建议。在该领域影响力较高的作者依次如彭兰，在早期研究指出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 ；喻国明，在《媒介经济学》中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了媒体融合现象及其影响，指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王菲、高钢、宋昭勋、孟建、匡文波、许颖、陈力丹、熊澄宇等。

2、高被引频次期刊杂志。

《国际新闻界》以55被引频次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相关期刊中排名第一，首次被引时间是2005年。《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战线》、《当代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传媒》、《新闻记者》、《青年记者》、《传媒观察》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23、20、19、19、18、16、15、10。不难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期刊在媒体融合研究领域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过对比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媒体融合的研究除新闻传播学科外，还包括广义的信息管理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学等。由此可以得到启发，当前国内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仍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要充分l挥本学科优势，更要突破学科专业藩篱，吸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吸纳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拓宽研究范围，细化研究粒度。

3、高被引文献。

在被引文献图谱中，被引频次越高，则对应节点直径越大。此外，中心度指标反映的是文献对应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它与被引频次不同，是与时间无关的一个指标。中心度大则意味着该文献在相应知识领域中有更重要的贡献，甚至反应、代表着该知识领域的研究转折点。通过研究发现，高被引文献有以下两类：媒体融合核心概念、关键假设、本质定位、特征趋势的学理性溯源，如通过追溯Convergence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历史演进，阐释了不同传播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6种不同涵义 ，再如将媒体融合分成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和媒介大融合三层次，强调内容和服务应该是关注重点；国内外融合成功案例、经验进行详细介绍，从理论上探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发展方向，如“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在国外先进经验个案详述基础上，从新闻传播业务角度指出国内融合新闻的研究角度有“传播业务整合和流程管理”、“新闻人才需求的变化”等。综上基础理论性研究为后继学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4、热点研究主体与客体。

鲁道夫・斯得博指出媒介进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技术、文化、经济和法律与政治。每一个方面都可被视为一个分散的、独立的平台，都依据自己的规律运作，但同时四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以此区分为基础，结合研究论文的相关内容信息（题名、摘要）及研究关键词词频数据得知，2000年以来，媒体融合领域的研究主体分别涉及新媒体、全媒体、传统媒体（含广播电视、电视节目）、新闻教育（含新闻学）、社交媒体、微博、自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出版及传统出版等。热点研究客体如技术面向的三网融合、数字化、数字技术；文化面向的媒介素养、互联网思维、传播力；经济面向的文化产业、媒介生态、产业融合、内容生产、传媒产业；以及法律与政治面向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舆论引导、媒介环境。

5、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Burst值，即在一个时段内发表文献中突增的节点，中文翻译为引文突增点，可用于表征某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本次运行探测出该领域下共计13个膨胀词。首先由于2000年至2005年媒体融合领域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未见膨胀词出现。2006年的膨胀词分别是“新媒体”和“数字媒体”。新媒体是2006年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也是歧义最多的词语之一，2005年数个新闻传播学领域杂志期刊开设新媒体专栏后，该关键词在2006突变属意料之中。三网融合几经波折后，于2010年12个试点城市名单及方案得以公布，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因此该词在这一年成为膨胀词，该结果与中央顶层设计、政策导向、实践探索高度相关。2011年的膨胀词分别是“全媒体”、“媒介融合时代”和“新闻学”，体现出学界除了关注时代变化、产业动向外，对新闻学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创新发展、如何教书育人做出了深入、积极思考。据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国内微博用户规模达3.09亿，在网民中的用户比例达到54.7%。“微博”如是成为2012年膨胀词。2013年理论界回归冷静思考，“传媒”的发展、走向，传统“报业”、“出版业”何去何从等问题集中爆发，该趋势一直延续到2014年，如“电视”关键词的膨胀。

纵览近年媒介融合研究，始终紧密围绕在国家政策，业界实践左右。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媒体融合领域的前沿趋势将集中于以下几点：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下的崩解与坚守，如在两微一端运营中存在新闻同质化、经费来源受限、疏于管理规范、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媒介形态重组；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好数据新闻、抢占移动入口、与自媒体融合共生、强化用户思维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创作者融合、多媒体内容与场景融合、媒体内容与社交和服务融合。新型媒体、青年及现象媒体、智能媒体、未来媒体、互联网+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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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均平、杨思洛、宋艳辉：《知识交流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2期，第78-89页

[5]王俊超：《解读2014“媒介融合热”》，《新闻战线》2015年第1期，第7页

[6]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第42-45页

[7]彭兰：《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9期，第22页

[8]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51-53页

[9]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第32-36页

[10]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中国记者》2005年第9期，第70-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