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1）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00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1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提出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科学发展理念落实到“十一五”规划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发展包括低碳经济在内的循环经济和节能经济、清洁生产、生态经济以及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

1 低碳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其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是在人类温室效应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主要是归因于人类活动,特别是与人类活动中排放CO2的程度密切相关。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世纪整整100年当中,人类共消耗煤炭2650亿t,消耗石油1 420亿t,消耗钢铁380亿t,消耗铝7.6亿t,消耗铜4.8亿t,同时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大气中CO2浓度在20世纪初不到300×10-6上升到目前接近400×10- 6的水平,并且明显地威胁到全球的生态平衡。高碳排放引起了全球碳平衡失调,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预测指出,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比现在要高出3-4倍,而目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碳基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7%,未来的发展如果仍然采用这种高碳模式,到本世纪中期地球将不堪重负。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首相经济顾问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届时,全球将每年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有力的减排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10-6,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欧盟的研究也声称,100多个国家已接受了全球增温2 ℃的极限值。如果2000-2050年累积CO2排放总量限制在1万亿t以下,超过2℃增温的概率将只有25%;如果CO2排放达到14 400亿t,则超过2 ℃的概率达到50%。2000 -2006 年,CO2排放已有2 340亿t,只剩下7 000多亿t CO2可在2050年之前排放(排放基准年为1990年)。把2020年作为峰值的拐点年,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这时仍然高于2000年水平的25%,则超过2℃的概率上升到53%-87%。这说明达到2℃的概率与排放路径有密切关系。

人们日益认识到,要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全人类共同携手,改变高碳经济模式。由此,低碳经济模式被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200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更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重视并采取措施使低碳经济的共识纳入到决策之中。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21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革命,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低碳经济将创造一个新的游戏规则,碳排放是其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从企业到国家将在新的标准下重新洗牌;低碳经济将催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以低碳经济、生物经济等为主导的新能源、新技术将改变未来的世界经济版图;低碳经济将创造一个新的金融市场,基于美元和高碳企业的国际金融市场元气大伤之后,基于能源量和低碳企业的新的金融市场正蓬勃欲出;低碳经济将创造新的龙头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这是一个转型的契机,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向低碳高增长模式的转变;低碳经济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一轮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量,首先突破的国家可能成为新一轮增长的领跑者。

2 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国内外许多专家通过不同的理论途径阐释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发展态势等内容,构成了低碳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我们理解、实践低碳经济提供了重要指导。

2.1 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足迹”这一概念最早由加拿大生态学家W•雷斯在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M•魏克内格完善。生态足迹是指生产某人口群体所消费的物质资料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质所需要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生态足迹将每个人消耗的资源折合成为全球统一的、具有生产力的地域面积,通过计算区域生态足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值――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区域对于全球生态环境现状的贡献。生态足迹既能够反映出个人或地区的资源消耗强度,又能够反映出区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资源消耗总量,也揭示了人类持续生存的生态阀值。生态足迹的意义在于可以判断某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如果生态足迹大于生态承载能力,那么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持续性,必然危及生态安全,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反之,生态安全会持续稳定,可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生态足迹”理论,逐渐引申出了“碳足迹”的概念,用于衡量各种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量。“碳”耗用得多,导致地球变暖的CO2和其他温室气体也就制造得多,“碳足迹”也就越大。

2.2 “脱钩”理论

1966年,国外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脱钩”问题,首次将“脱钩”概念引入社会经济领域。近年来,“脱钩”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能源与环境、农业政策、循环经济等领域,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当前“脱钩”理论主要用来分析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响应关系。对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之间关系的大量研究表明,一国或一地区工业发展初期,物质消耗总量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甚至更高;但在某个特定阶段后会出现变化,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并不同步增长,而是略低,甚至开始呈下降趋势,出现倒U型,这就是“脱钩”理论。从脱钩理论看,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和环境生产率,能够实现用较少的水、地、能、材消耗和较少的污染排放,换来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

2.3 库兹涅茨曲线

脱钩理论证实了低碳经济的可能性,但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型并非是一个一帆风顺的线型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G.格鲁斯曼和A•克鲁格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动趋势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有如下关系: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水平有着很强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换言之,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型轨迹就是人类经历生态环境质量的“过山车”。相关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也许不能够改变倒U型轨迹,但人类应当可以削减倒U型轨迹的“峰度”和“上坡路”的里程,最低的现实要求是控制倒U型曲线的峰顶不高于人类持续生存的生态阀值,并促进倒U型曲线尽早经过“拐点”。

2.4 “城市矿山”理论

“城市矿山”的概念,是日本东北大学选矿精炼研究所教授南条道夫等提出的,就是指蓄积在废旧电子电器、机电设备等产品和废料中的可回收金属。按“城市矿山”理念统计,日本国内黄金的可回收量为6800 t,约占世界现有总储量(42 000 t)的约16%,超过了世界黄金储量最大的南非;银的可回收量达60 000 t,占全世界总储量的约23%,超过了储量世界第一的波兰;稀有金属铟是制作液晶显示器和发光二极管的原料,目前面临资源枯竭,日本藏量占全世界储量的约38%,位居世界首位。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源贫困国,但从这些数字看,又可说是一个“城市矿山”。他们指出,目前这些“城市矿山”资源大多是使用完被丢弃的制品,往往被当作“废物”处理,而城市中这样的废物数量巨大,因而被称为是沉睡在城市里的“矿山”,它比真正的矿山更具价值。日本已对包括液晶显示器和汽车在内的多种产品,提出了金属回收计划。实际上,“城市矿山”理论与我国解放后提出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和目前循环经济中的“静脉产业”理论是相通的。它为我们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加强再生资源利用,提高能源效率,实现高碳向低碳转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3 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国际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是全球金融监管的问题凸显,第二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单一通货体制问题凸显,第三是恐怖活动全球蔓延的问题凸显,第四就是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的问题凸显。改变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途径和战略选择,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当前,发达国家已经纷纷向低碳经济转型。

3.1 奥巴马的“绿色能源新政”

基于为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在能源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原布什政府相比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折。

首先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重要目标,宣布从2012年起将对美国的排污、排放收费,到2050将减排CO283%,这是奥巴马能源新政的主心骨。其次是要建设横跨四个时区以超导电网和智能电网为主的全国统一电网,可以接入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能进行智能化管理,将使整个动力系统发生变革。第三是计划在未来五年准备投入1 500亿美元,用于能源新技术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建设,这是继IT革命之后,美国技术储备的又一个主要方向。第四是以每台补贴7000美元的刺激政策,鼓励混合动力汽车的大规模使用。同时,采取每加仑生物燃料补贴2美元的政策。上述奥巴马能源新政组合拳的实施,不仅对美国新能源供给、传输与使用将产生极为重大的推动,使得美国能源消耗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解决美国的石油依赖问题,而且在道义上也可以显示美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奥巴马绿色新政受到国内条件的诸多制衡,要实现起来,道路依然十分艰难。

3.2 英国低碳经济先行

进入新世纪之后,英国成为全球低碳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

其主要做法包括,英国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新性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2008年颁布适合的“气候变法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并成立了相应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许多国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纷纷转移精力、削减投入甚而放松减排要求的情况下,英国却宣布启动了一项“绿色振兴计划”,尝试以低碳经济模式从衰退中复苏。英国财政大臣还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碳预算”,首次将减排目标纳入法律框架,并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英国还推行“政府投资、企业运作”的模式,促进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占领低碳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同时,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向低碳生活方式转变。

目前,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全体企业、公共部门和居民为主体的互动体系,从低碳技术研发推广、政策发挥建设到国民认知姿态等诸多方面,都处在了世界领先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讲,英国已突破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瓶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相比之下,我们国内虽然对低碳经济、低碳消费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在实践操作方面还缺乏统筹考虑,有必要借鉴和参考英国等先行国家的有益经验,以求更扎实地推进相关方面的实践。

3.3 欧盟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近年来,欧盟将低碳经济看作“新的工业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进低碳产业发展,从目标制订到科研投入、机制建设、标准与立法、项目投资,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2006年,《欧盟能源政策绿皮书》提出强化对欧盟能源市场的监管,开放能源市场,制订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等措施。此后,欧盟制订了一系列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竞争机制、实施机制、监督机制等制度安排。2007年3月,欧盟一揽子能源计划要求欧盟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2007年底,欧盟提出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是包括欧洲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CO2捕集、运送和贮存以及电网、核裂变等的综合性启动计划。2008年12月,欧盟发起了“欧洲经济复苏计划”,50亿欧元中的一半用来资助低碳项目。2009年3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 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色经济”,以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欧盟在低碳产业领域动作频繁,自然是期望能够借此在后工业革命时代引领世界经济。欧盟在致力于提高低碳技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注重建立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积极参与国家合作等方面的做法,都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3.4 后京都时代的到来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全球将在“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之后,迎来一个新的后京都时代。

全球减排框架成为了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在量化减排和能源发展问题上为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很多障碍。欧盟希望通过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定义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让新兴发展中大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美国则主张以“大国减排”取代“发达国家减排”,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日本提出应建立包含所有“主要排放国”的“后京都”按行业减排协议,其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家量化减排。在后京都谈判机制方面,发达国家还希望改变二轨制的气候变化谈判模式,把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责任的谈判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谈判合并在一起,从而把新兴发展中大国纳入量化减排协议中。我国的立场是,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总之,后京都时代谈判进程将影响每一个国家的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也将会决定未来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的格局。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本着对本国人民、对全人类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对此,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和全体人民也要提高敏感性,高度重视温室气体减排导致的国际经济格局和贸易规则的变化,充分认识低碳革命给产业发展、国际贸易、生活消费等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影响,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产业繁荣、国家实力和生存环境,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财富、健康和未来。

4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挑战

目前,我国正在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最终建成“两型社会”。这与低碳经济在实质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在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将节能减排、推行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主席在2007年9月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到四个“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2008年6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还首次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学习内容。这充分体现出我国政府实现科学发展、低碳发展的强烈意愿。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国际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研究指出,2007年我国消费煤炭约23亿t,碳基燃料共排放出CO2达到54.3亿t,居全球第二。在2007年,我国每建成1 m2的房屋,约释放出0.8t CO2;每生产1度电,要释放1 kg CO2;每燃烧1升汽油,要释放出2.2 kg CO2。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能源消费处于“高碳消耗”状态,加上中国的化石能源占总能源数量的92%,其中煤炭要占68%,电力生产中的78%依赖燃煤发电,而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加速发展,就使得中国成为“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而未来的30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仍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也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13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提高,也会带来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都处于高碳经济的状况,必然导致温室气体的高排放,产生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生态等严重后果。这些严峻的挑战,使得我们必须把推行低碳经济模式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上加以思考。

近年来,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正在进行的节能减排的努力符合低碳经济的内涵和要求。因此,低碳经济并非一个新的、额外的努力,而是对现在国家能源、环境对策进行的扩展。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这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强节能环保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7年6月,我国政府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我国成为第一个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还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全国范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强调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就气候变化问题阐述中国立场,讲话还承诺,中国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会议还指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hm2,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m3。这些数据的公布,是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里程碑事件,表明我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义务。

但我们知道,一个地区的CO2排放量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能源含碳量等几个变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极为繁重,人均GDP需要保持持续的增长,而且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石油、天然气等相对洁净的能源,煤炭与天然气、石油相比,能源禀赋较差,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和控制的难度都要大,外加上我国能源技术相对较为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我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当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着自身的潜在优势:

减排空间比较大。我国目前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减排成本比较低。从国际上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每吨减排成本超过30美元,我国的成本大体在15美元。我国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符合减排条件的项目多,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有利于开展国际碳排放交易,吸引国际资金进入减排项目。目前我国清洁生产机制(CDM)项目达到了3 637万t,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CCM碳交易量国家。

技术合作潜力比较大。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电力、交通、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技术及新能源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公约和合作计划都高度重视低碳技术的合作,发达国家承诺要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在强化低碳政策的情景下,考虑到我国的GDP增长、发展阶段、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国际合作等综合因素,我国碳排放有可能于2030-2035年达到峰值,在经过10年之后将处于一个平稳发展期,2050年达到大幅度减排,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促进全球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目标。

5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建议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以相对较低的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主要着力点在于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从长期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CO2排放的完全脱钩。从中期看,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到2020年努力实现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从短期看,应该在“十二五”规划中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实现既定目标。“十二五”期间,发展低碳经济应注重以下措施:

5.1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经济结构:按照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依靠“三驾马车”的强劲牵引,破解日益突出的资源能源环境难题,促进经济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

加强低碳产业的投资。在产业战略发展上,国家应选择低碳经济相关产业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并在财政、信贷等多方面进行大力扶持,使低碳经济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调整我国目前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出口产业结构,鼓励能效较高的产品出口,以应对各类环境贸易壁垒。这是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效地扩大国内出口的需要;鼓励低碳消费方式。消费是需求,是动力,低碳消费也是起到引擎和拉动作用的重要环节。应在道路、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率先实施低碳消费,以各种可能的形式鼓励私人低碳消费。政府要率先低碳化运作,实行“网络化”办公,使用节能减排型设备和办公用品,推行政府节能采购。引导家庭合理消费,养成家庭消费的低碳化、低能耗的消费模式和习惯。

产业结构:2008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1∶5∶4。虽然国内纵向比较,产业结构已经在不断改善,但国际横向比较,能源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70%以上。要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升级,首先使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术和管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在工业内部,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费加剧,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存在难度。但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加大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等高加工度产业替代能源原材料工业,使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交通结构: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交通用能迅速增加,已在总能量需求中占30%的比例。汽车交通用能大量消耗液体燃料,加剧了宝贵石油资源的快速消耗。每燃烧1升汽油,要释放出2.2 kg CO2,在全球范围内交通部门是CO2的最大排放源。然而,汽车交通的能量利用效率并不高。汽油所含化学能在汽油燃烧后,经机械传动损失,到达车轮部分约为原含能量的13%,车轮与地面摩擦能耗约占50%,余下的50%用于加速车身部分约占95%左右,用于加速乘客的部分大致只占4%-6%,所以汽车交通运输过程中汽油的总能量利用效率仅为0.3%-0.5%。

应优先考虑在短期内放慢排放量增长速度,同时开发替代的新技术和交通方式。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的分担率,控制私人汽车无节制增长;二是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的城市交通体系,200 万人口以上有条件的城市都应鼓励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三是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除技术变革之外,行为的改变也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如乘坐公共汽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合作乘车,环保驾车、文明驾车,或者步行、骑自行车。

建筑结构:我国城乡民用建筑面积约为400亿m3,每建成1 m2的房屋,约释放出0.8 t CO2,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的28%。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建筑。一是引入建筑物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二是对既有高耗能建筑开展节能改造,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公共建筑进行改造;三是支持对重要的节能建筑材料开展研发和产业化;四是利用财税政策鼓励开发商和消费者投资、购买节能低碳建筑,对于购买节能低碳建筑的消费者给予减税优惠;五是开展节能低碳建筑示范。

以建筑采暖为例,预计到2020年全国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56%,约新增110亿m2以上需采暖的民用建筑,2020年比2004年可能需增加2.5亿t标煤,5 800亿-6 300亿kWh用电。与国外建筑相比,我国建筑的保温能力较差,造成大量能量损失,需要特别关注。在建筑采暖方面,入户取暖热水(或蒸汽)分户计量收费、补贴窗户双层玻璃改造、纤维板装修内保温、太阳能蓄热、地热取暖等均为有效的方法。此外,生物质纤维作为保暖材料节能与生物质作为燃料发电供暖相比,会有数倍的节能减排功效。

5.2 积极开发低碳技术,加强科技储备

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此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并研判今后的经济复苏走势。从增长周期角度看,世界经济史上存在着由重大科技创新所主导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依靠重大技术创新的形成,催生集群式产业发展,方能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局。目前,新能源、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新产品、新产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正处在替代化石能源的前期,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方兴未艾,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领域的技术将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新的动力。

科学技术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目前的物理能源效率比发达国家低 20%-40%。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要把好新建项目和产品关口,严格执行并逐步提高能效标准;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低能效产品以旧换新;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理顺企业风险投融资体制,鼓励企业开发低碳等先进技术。“十二五”期间,应大规模推广应用目前成熟先进的能效技术、节能建筑、太阳能热利用、热电联产、热泵、超超临界锅炉、二代加核电、混合动力汽车等;着手安排部署新一代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运营,如三代核电、风电、电动汽车、IGCC、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加快其商业化进程;同时,开展四代核能、CCS、太阳能热发电、二代生物燃料、先进材料等技术的基础研究。

同时,我们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关键技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加强消化吸收和创新,共同构筑全球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合作平台,形成互利共赢、技术共享、资源集成的局面。

5.3 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

我国9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因此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可以有效降低CO2排放,是节能之外的另一个实现减排的主要途径。应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保障石油安全供应,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先进利用,改变能源结构单一局面,优质能源比例明显提高,到 2020 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到 2050 年新增能源需求主要由清洁能源满足,同时建立起智能电网等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系统。具体途径如下:

一是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我们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为此,要控制煤炭的过快增长,大力发展先进燃煤发电技术,提高煤炭转化效率;大力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产技术,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集中利用煤炭,提高电气化水平。

二是优化石油天然气供应。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生物燃料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公共交通,控制石油消费的过快增长。通过扩大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进口周边国家天然气以及 LNG,增加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三是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是低碳能源,应重点开发。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需要对开发过程的全生命周期能耗进行分析。例如,太阳能光伏电池,要计算硅材料生产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和光伏电池的使用寿命期间的发电总量,以得出正确的评价标准。核能在扣除核材料生产和废物处理过程中所消耗能量后可视为无碳排放能源,欧洲(如法国等)的核电比例较大,对推进低碳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我国也要逐步加大核电站的建设。届时中国能源结构实现三分天下的结构,即煤炭占 1/3,油气占 1/3,低碳能源占 1/3,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清洁化和低碳化。

四是构建坚强的智能电网。随着低碳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电网的基础设施和调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要建设坚固的电网骨架,扩大资源配置的范围,将大风电、大核电等新能源基地的电力输送出来。二是要提高配电网对供需信息变化的反应能力,特别是和电动汽车、蓄能装置利用等需求管理结合起来,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就地利用可再生能源。

5.4 改善土地利用,扩大碳汇潜力

近年来,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平均每年增加1.9-2.6亿t碳。增加碳汇以提高对温室 气体的吸收也是减排的重要途径。增加碳汇有三个领域:森林、耕地以及草地,同时每个领域有三种方式:增加碳库贮量、保护现有的碳贮存和碳替代。

一是增加森林碳汇。森林碳汇是最有效的固碳方式,每年增加的碳汇在 1.5亿t碳左右。为进一步增加碳汇,应通过造林和再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管理以提高林地生产力、延长轮伐的时间增强森林碳汇;通过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森林灾害(林火、病虫害)控制来保护森林碳贮存;通过沼气替代薪柴、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进行木材产品的深加工、循环使用来实现碳替代。努力实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hm2,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m3的目标。

二是增加耕地碳汇。耕地土壤碳库是整个陆地生态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之一。我国农田土壤的有机碳含量普遍较低,南方约为 0.8%-1.2%,华北约为 0.5%-0.8%,东北约为 1.0%-1.5%,西北绝大多数在 0.5%以下,而欧洲农业土壤大都在 1.5%以上,美国则达到 2.5%-4%。因此增加或保持耕地土壤碳库的碳贮量有很大的潜力。

三是保持和增加草原碳汇。保持和增加草原碳汇的关键在于防止草原的退化和开垦。具体措施将包括降低放牧密度、围封草场、人工种草和退化草地恢复等。另外,通过围栏养殖、轮牧、引入优良的牧草等畜牧业管理也可以改善草原碳汇。

Low Carbon Economy: A Basic Path to Gree DevelopmentFENG Zhijun1 ZHOU Rong2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2）

判断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密度要从总体上进行考核，同时低碳经济的实现也要求从整体层面进行测度。对于我国而言，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从高碳到低碳经济的过度发展，这不仅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也取决于产业链的协同作用。

一、低碳产业链的内涵

传统经济模型下的产业链以低成本追求以及功能适应为主要联系，而在低碳经济时代，通过多种手段降低碳排放密度以及打造全程低碳产业链成为产业链各环节的责任。我们所说的低碳产业链就是在产业链所涉及到的所有环节都使用低碳运行方式，包括研发、制造、包装、运输以及服务等环节都要使用低碳标准进行衡量，从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及绿色竞争力的形成。

低碳产业链的考量一般以产业链整体为对象，可以是横向的考量，例如这一行业较之其它类似行业的碳排放密度的高低；也可以是纵向的考量，例如本产业链的过去到现在碳排放程度的改变。

二、低碳产业链视角的低碳经济推进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三条：发展具有可再生特点的清洁能源或者是提升化石燃料的利用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或者新兴产业等低碳特征的产业；广泛应用节能技术，将其运用于产业链全过程。而实际上要切实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要综合应用三种途径。

1.基于低碳产业链的低碳经济推进模型

上述三种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中推进低碳产业链是最为基础，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途径。这一途径不仅充分体现了一个企业或者国家在当今绿色经济条件下谋求国际竞争力的诉求，同时也说明了国家转变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为此，基于对低碳经济下我国低碳经济推进路径的内在机理探究，提出了推进模型（见图1）。

从图1的推进模型不难看出，要有效地推进低碳产业链需要低碳半成品供应、低碳原材料供给以及低碳制造过程的联合推进。而低碳经济推进模型所涉及到的要素则需要低碳半成品以及低碳原材料等供给，如果没有以上要素，低碳经济就无从谈起。从低碳经济设计的过程来看，低碳产业链的完成需要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低碳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且上下游产业链之间以低碳化的程度作为供应商选择的重要因素。

由低碳产业链得到的最终产物即为绿色竞争力的表现。但是这一竞争力并不等于市场竞争力，为此要实现这一转化还需要市场形成低碳消费理念。通过改变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使得低碳消费成为时尚，从而消费者愿意为低碳产品付出。有了消费者的支持，低碳产业链也并不一定就能形成，这里认为其形成还有赖于政府关于低碳产业的规章制度，甚至企业对绿色竞争力的追求，从而构成产业链所要的外驱力与内驱力。也就是说低碳产业链形成的充分条件为消费拉动、政策支持以及对绿色竞争力的追求，在此基础上实现低碳经济的“三驾马车”才能更好地为之服务。

2.基于低碳产业链的低碳经济推进路径

通过低碳产业链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在客观规律的指引下进行，我国推进低碳经济主要有三种途径：

第一，依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采用新材料、技新术以及新工艺推动产业低碳化发展。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对传统企业的改造中，通过采用绿色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向低碳化发展，加速了推进步伐。

第二，依靠园区的规划引导来吸引低碳产业的聚集而形成低碳产业链。这种模式以构建低碳工业园区为目标，通过产业链的聚集来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工业园区可以在企业采购中融入清洁生产、生态设计、环境管理、绿色招商等，从而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污染物的排放及产生。

第三，部分企业带头以及协作伙伴参与形成低碳产业链，进而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作为带头企业一般具有自身技术优势以及品牌效应，为了延续以上优势需要打造绿色竞争力，此时要求其他企业加入构成低碳产业链，实现低碳经济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的绿色竞争力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低碳产业链必将会被更多的产业、国家、地区所利用与推广。可以说在当今国际环境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各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低碳产业链构建以及能源结构优化来加速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对我国企业形成绿色国际竞争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3）

一、引言

当下,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雾霾问题严重等诸多危机，“低碳经济”这一全新议题被提上议程。作为减缓和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农村地区，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对农村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化肥的大量使用、森林的无节制砍伐和草原的沙化等现象，结果是这个区域的总碳排放量甚为庞大，导致了区域气候变化乃至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议题，那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向来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而根据低碳经济的原理，经济较好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排放量基数和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因此，由于农村地区碳排放量很低与农民的收入很低，故应该大力发展经济，这也是目前的现实状况。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应该进行革新，生态、环境应该被加入到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径思路当中，因为农村也出现了很大生态、环境以及影响全球变暖的重大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是指通过低碳经济方式来使农村区域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可接受的一种模式。

二、农村低碳经济低径的探索

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政府途径、市场途径和自发组织。1.政府路径。在空气中碳排放量市场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当中个人消费碳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和农村经济当中的个人为生产、消费碳产品所支付的成本决定的竞争均衡是无效率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有效分配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这个定理是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完成的，从现实与短期角度来看，对于农村经济的实行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一般思路是市场均衡需要从竞争均衡点移动到效率均衡点。通用的做法是政府需要以第三方的身份在农村CO2碳排放市场上采取行动。但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即MC=MR，政府应该设定一定的标准改变农村居民行为结构、经济结构等，采取这样的结构途径才有可能解决既减少CO2排放量又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政府设定的标准是广泛意义上的标准，由于政府不是效率驱动的与准确的估计成本和收益是较为困难的，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虽然如此，为了这个目标，设定一定的标准和路径仍然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还具有很强评价与监督作用，调查中发现针对农村地区的类似低碳的路径较少涉及，如科技支持、提供信息和执行监管等途径。下面提到的因素又会使政府实施上述路径受到影响。政府制定的经济环境标准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如：立法限制，信息不充分，地区差异。所以政府途径所设定的目标和采取的途径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村低碳经济路径的现状是政府路径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和具有长期性，效果不明显且不具有长期性，市场路径几乎较少出现。市场方法由于目前农民的短期效应和收入压力，很多农民的支付意愿较为低。2.市场途径。尽管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环境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农村解决生态问题可以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市场途径主要运用价格或其他经济变量激励碳排放产生者削减碳排放。市场方法的目的是将CO2排放所引起的外部成本内在于农民、厂商、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当中，这样一来，农民就能够根据市场中的变化做出决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构，从而具有成本收益的原则。本文在此期冀探讨出市场途径的优势。世界各国都借助以市场为基础的途径控制碳排放。主要的三种途径为碳交易、碳税、生态补偿。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采取更多的预防手段，也就是将上述三种途径更加具有预防性。如碳交易倾向于保证金/还款制度。农村CO2排放市场值得开发，同时又必须进行严格保护，可以交易，并同时增强其碳汇能力。但是必须在农村可承受的规模之下。3.农村结构路径——农村结构存在问题。由于农村的地理特征、房屋高度、人口密度等，决定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村镇、农业、自然子系统结构，那么低碳农村的空间性路径从自身角度来看便需要在这三个结构性变量上改变。3.1从村镇子系统来看，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性结构途径，目标是使农民的消费行为的外部性成本减少。大部分地区的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秸秆、煤和汽油为主，具有低碳型的能源较少，因此，低碳能源结构应该朝着低碳型发展，比如沼气、生物能、太阳能等，在政府的带头作用于扶持下，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最初更换能源结构的交易成本，同时结合宣讲活动等使农民明白改变能源结构的成本收益特征。3.2农业子系统中的农业结构，而农业结构一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二是农田基本制度，包括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灌溉、秸秆。目前农民在行使这些农田基本制度时并未考虑低碳、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农村低碳经济要求改变农田基本制度结构。这样的结构维持了几十年，违背了低碳经济的很多原则，市场自发的破坏这里的结构，但是这里依然没有政府组织、自发组织去改变已受到破坏的农业市场。3.3是自然生态子系统：从地面角度来分析，具有草地植被稀疏、土地结构单一、土壤面积很大、地形此起彼伏的特点。这个结构也需要改变，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的途径需要采用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综合应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经济要始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贯穿始终的目标和线索，综合上述所有低碳行动途径，而其根本途径是改变农村结构，甚至是改变农村聚居区的密度，乃至人口迁移。同时需要结合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来共同改变农村结构。由于人们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决定了农村结构，那么如果改变农村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消费行为趋于自然化。这时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农村的布局、乃至城市对其产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我们需要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层面上寻求其转变的路径。目标和途径已经基本清楚，接下来就需要定量评估每一项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通过发展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来改变农村经济路径。根据外部性分析，以前的路径和现有的结构不具有效率均衡，比如家电下乡、种粮补贴，增加这些供给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对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似乎并没有显现，农村低碳经济路径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去调整。同时，对这些地区而言，碳排放具有尚未发掘的潜力与面临紧迫的压力，也许潜力更加巨大。确立了目标与路径，接下里所需要做的就是实施时间表、成本收益分析，最后要做跟踪报告和相应的评价，可以科学研究、试验推广相结合，建立一些长期的农村低碳经济、低碳农村试验项目。

作者:孙思萌 单位: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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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景云.基于低碳经济角度的新农村建设思考[J].经济研究，2011(24):35-37.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4）

[2]魏一鸣，傅小锋等.中国可持续发展管理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05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5）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227-01

低碳经济时代来临，已有商业模式开始转变。新能源的利用与相关产品的设计成为低碳经济背景下，追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器。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选择低碳经济的发展原则，作为酒店业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设计原则是创造企业自身价值，重新定位的方式。基于价值链理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创造企业价值是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最佳途径之一。运用价值链理论，在原材料生产到消费者最终消费的每一个环节，运用合理的低碳理念设计产品和设计营销理念是酒店长远发展的指导思路。酒店基于低碳经济的酒店价值链的重构指的是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下，酒店从采购到消费者最终消费所有环节的战略选择重构，这里所阐述的重构指的是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重构。酒店的外部环境分为顺势重构和逆势重构。外部环境的延伸指的是同行业酒店的合作和业务沟通、经验交流和网络预订系统的合作开发。内部环境的延伸指的是酒店内部经营模式、财务管理模式、盈利模式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内化过程，原有企业文化融入低碳酒店文化形成新的酒店企业文化、进一步强化品牌意识和品牌文化。品牌的塑造依赖于员工素质的提高，内部环境的延伸还包括业务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以及品牌建设人员的选拔与培训。重构离不开内外环境的延伸。

基于低碳经济酒店以消费者认可的顾客价值为经营基础，面对消费者的价值取向，高消耗成为酒店经营过程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低碳产业的过渡和转型是酒店面临的外在环境变化的趋势。在酒店进行设计、生产、营销及服务等环节运用价值链原理进行重构。创造酒店产品的增值服务价值。通过企业文化价值和企业售后服务价值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酒店低碳产品开发、资金投入及管理方式革新是企业增值价值产生的不同环节。专业人员售后服务的完善是增加服务附加值的有效途径。设计新产品、新概念的运用、管理团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选拔都是实现酒店产品革新的有效途径。单纯降低成本减少了企业增加附加值的机会。单纯引进低碳概念不进行符合酒店外环境和内环境的塑造，新产品将不能盈利。

一、低碳经济酒店价值链重构的途径

对于酒店经营思想，走低碳道路是经济酒店价值链重构的经营指导思想，是酒店行业规范的践行途径。

（一）酒店经营理念的设计

基于价值链重构理论，低碳酒店建设满足顾客价值需求，是酒店文化融合现有低碳践行企业文化和原有企业文化的体现。符合新的低碳经济原则的产品才是设计低碳理念的消费形式和体验方式的准则和标准。倡导和宣传低碳理念，提醒游客购买低能耗的产品，同时，低碳理念不断融入酒店经营环境中，提高消费档次。酒店服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低碳节能意识，新的企业文化带动了酒店核心竞争力的培育，酒店经营者要有长远的战略意识，将低碳原则加入到企业决策与战略中，在产品设计与经营策略中加入低碳经营理念。从而增加酒店增值服务价值，形成具有内部环境重构的产品设计创新。

（二）开发符合酒店企业文化的低碳产品

运用资金的再投入，开发新能源，既减少排量，又节约了成本，减少污染产品及消费品的运用。一次性用品减少运用，循环运用的产品实行低碳标准进行设计及运用，清洁及卫生用品按照新标准进行设计和投入使用。入住空间及环境的改造。

（三）酒店低碳营销策略

开展相关的低碳营销手段和策略，培养相关营销策划人员，根据酒店的营销策略培训、开展营销活动，塑造营销团队，定期向具有成功经验的酒店学习。进一步实现酒店低碳管理的目标。

（四）借鉴成功经验

借鉴成功的经营理念和设计理念。有利于塑造有责任感的企业形象。增加其他企业与其合作的机会。成功的经营经验是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经营策略、资金运行及财务管理机制内外环境重构过程中的变革与创新，是现有企业借鉴成功企业获得经营利润，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

酒店扩大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离不开酒店价值链的重构，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内外环境的重构提高了酒店的知名度。向内重构指的是产品设计创新和销售渠道的创新。其中，还包括内部管理机制的精简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产品的设计需要新的人员和团队协作进行，内部机制的完善需要企业寻找合适的经营管理人才进行，监督机制需要借鉴国外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建立与完善。总的来看，企业文化和企业品牌原有的基础非常重要。原有企业文化融入现有企业文化形成新的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文化，酒店品牌的树立，需要低碳理念融入酒店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内外环境变革中，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责任感和企业内涵的酒店企业形象。在设计产品、销售、营销、服务等环节，提高效益，减少浪费。

二、结论

低能减排、新能源的开发、低碳消耗是酒店价值链重构过程中，酒店战略经营理念的新构想，资金投入、新产品的研制，过程符合国际潮流的创新能源产品，为酒店的新发展提供了基础。转型后的商业模式也要求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店行业成为排头兵进行从采购、设计、经营、销售、消费等不同环节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转变。促进酒店发展的同时，形成新的影响顾客价值的企业文化，再根据顾客价值形成酒店核心产品和品牌文化。从而完成产品-确定、价值链优化和核心竞争力形成的转型阶段。根据行业规范观点，将低碳是一种生活方式，逐渐融合到酒店推广中，这样的推广逐渐变为一种联盟宣传、统一标准的契约模式，这样的契约模式可以降低成本。形成本行业的行业规范。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罗晨（1976- ），男，汉族，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高级营销师，经济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参考文献：

[1]黄婧.概念大于实际,低碳酒店发展提升空间巨大[N].中国联合商报 2010-9-20(D02)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6）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016－03

一、 低碳经济的内涵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资源价格飞涨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挑战的的情况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低碳经济是“经济”和“低碳”二者兼顾的发展方式。“低碳经济”（1ow carbon economy）一词最早出现在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该概念提出后，各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发展低碳经济相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低碳经济的内涵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了诠释。低碳经济的内涵是：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具体来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1]。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CO2排放可分为自然排放和人工排放。人工排放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CO2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消耗、生物质燃烧等，其中，化石燃料消耗所排放的CO2占95％以上，所以，化石燃料消耗为主要碳源[2]。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能源，致使地层中沉积碳库的碳以较快的速度流向大气碳库。据统计，在20世纪的100年中，人类共消耗2 650×108吨煤炭、1 420×108吨石油，同时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20世纪初的不到300m g/l（ppm百万分率）上升到目前的接近400mg/l。由于人类向大气排放了过量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从而引发了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近百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海平面上升约0.17m ，并引起近50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频发生。如此发展下去，预计在未来20年中，气温大约以每10年0.2℃ 的速度升高。全球气候变暖明显地威胁到全球的生态平衡[3]。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2的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4]。全球气候变暖，我国也不能置身事外。2007年，中国CO2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3.6%，仅次于美国目前，居世界第二[1]。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CO2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5]。国际社会要求的中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呼声强烈。无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还是做为一个负责任发展大国，我国都应该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二）减少未来GDP损失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O％ 的损失[6]。所以，越早发展低碳经济，避免的损失就会越大；或者说，越早发展低碳经济就越是有利。

（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5.5％，但能源消耗、钢材和水泥消耗却分别占世界的15％、30％和54％[7]。目前我国的综合能源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近10%。电力、钢铁、有色冶金、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1]。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因此，我国必须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走科学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四）应对资源短缺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步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等资源需求压力增大，粗放型经济快速增长使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进一步紧张，如石油供应不足，水资源短缺，电力紧张等问题。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45种矿产资源中，可以保证的有24种，基本保证的有2种，短缺的有10种，严重短缺的有9种。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铁、锰、铜、铅和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8%、52%、38%、82%、52%和69%。以我国目前的增长速度和生产规模，依赖国际市场购入大量资源来支持粗放型增长是不切实际的[7]，中国不能无限度地利用国际市场。这就要求在加强对国内资源开发和国外资源利用的同时，更要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降低资源消耗，走低碳经济道路。

（五）能源安全考虑

我国能源消耗量正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我国每天石油进口大约350万桶。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权威预测，尽管我国在能源生产上取得重大成果，但未来能源需求将不断增长，进口将日益上升。到2030年，我国可消耗多达38×108吨油当量（2008年消耗约19×108吨油当量），其中包括24亿吨煤及8×108吨石油，大部分石油将依赖进口（约每天1.3×107吨）[2]。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石油进口的过度敏感，以及根据西方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的经验，中国必须重视能源供给安全[7]。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有利于巩固我国能源安全。

（六）预防“绿色贸易壁垒”

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相当一部分为高能耗、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并且，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资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 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据2007年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国2004年净出口产品排放的CO2约为11×108吨，约占总排放量的23％。IEA则估计，2004年中国国内出口商品生产蕴涵的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为16×108吨，占中国排放总量的34％[9]。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碳排放”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 ，打压和限制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9]。

（七）减少环境污染的需要

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和社会成本进一步扩大。有关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环境负担占GDP的比例约为2.68%～5.78%。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2004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同期GDP的3.05%[7]。发展低碳经济，就能减少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是减轻环境污染的需要。

三、国内外发展低碳经济途径与方法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研究表明，降低C02排放的5种方法是：（1）减少能源消耗；（2）使用含碳量低的代替燃料；（3）使用可再生能源；（4）增加天然落水洞；（5）C02的捕集和封存[10]。

（一）国外实现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

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产业的比例，改变生产模式；改变生活方式，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开发新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比例，改变能源结构，并清洁使用化石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利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中，新能源开发和提高能效是重点[11]。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与方法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有：（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变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为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据统计，我国大约23%的污染物是在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产品卖给了外国人，污染和环境破坏留给了自己；（2）调整产业结构，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3）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能源的消费比重，增加核能、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消费比重，同时在对煤炭消费前进行低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的碳排放；（4）发展低碳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碳捕获和埋存技术（CSS）、碳中和技术，加强技术创新、生产新型节能材料和节能产品，减少碳排放；（5）城市建设的进行绿色规划，建造绿色节能建筑；（6）增加碳汇，通过植树造林、草原修复、湿地保护、农田改造和海洋管理等措施保护自然碳库；（7）积极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总结可行模式，推广至全国；（8）积极利用联合国CDM项目，引进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和技术，同时积极构建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9）建立国内的碳基金促进国内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10）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减少碳排放[1][4][5][7][8][12]~[18]。

四、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其他可行途径与方法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式和发达国家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减少高碳能源的消费、提高高碳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增加新能源的利用，方法都是从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能源结构、构建低碳生活。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根据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采取适合国情的发展途径与方法。有些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发达国家不必考虑或者不作为重点考虑，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却可以从中挖掘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

（一）加强交通道路建设，大力建设高等级公路和快速铁路

建设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能缩短运输距离并且提高公路铁路的运载能力，能减少单位重量货物的运输能耗，也就是能以更低的能耗运载相同的货物。据统计，乘高速列车带来的人均碳排放只有飞机的十分之一[19]，而在中短距离内，乘坐高速列车所花费的时间比飞机更短。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高等级公路远不如发达国家四通八达。2007年，我国的等级公路里程比重只有70.7%，高等级公路的比重更少，快速铁路建设也才刚起步不久，交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所以，加强交通道路建设，大力建设高等级公路和快速铁路，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减少碳排放，完全契合了低碳经济的内涵。

（二）全面普及智能电网，改善电力运输

由于输电线有电阻，电在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消耗一部分。而采用智能电网，可以有效地减少电在运输途中的损耗。2009年9月8日在重庆举行的第11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表示，我国如果加快推广“智能电网”，利用先进智能技术，提升电网输送能力和运行控制灵活性，提高发电设备的综合利用效率，至少可将电网效率提高15%以上。

采用智能电网，减少电网输配电损失，最终都会相应地减少煤炭消耗。在用电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的输配电损失量，就可以等同的减少电的生产总量，无论电力生产来源于水电、火电式核电等的哪一种，都可以在不改变其他电力的生产供给量，等同量地减少火电生产。

年节约煤炭量的计算公式为：S=T×L×R

S为年节约煤炭量、T为年发电总用煤量、L为输配电损失率、R为智能电网效率提高率，按照此公式计算， 2007年全年发电用煤量为130 548.8万吨，输配电损失率为6.287%，智能电网按效率提高15%计算，全年就可以减少发电用煤量为1 231.14万吨。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逐年上升，未来我国年输电节约煤炭量还会更多。

（三）改良暖气输送管道，减少运输途中的热量损失

暖气在输送到用户的途中，由于运输管道会传导热量，热量在运输途中就会损失掉一部分，所以，应该采用绝热性能更好的材料来做暖气输送管道，降低暖气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失。减少暖气运输损失，就会有更多的热量到达住户，在住户用热量不变情况下，则可以减少暖气供应，最终减少煤炭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四）注重城市长远规划，避免重复建设

城市规划必须考虑长远，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目前，我国城市总数为661个，城镇人口5.6亿，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到达58％～60％。届时，我国的城市人口将到达8亿―9亿[20]。而我国的城市规划往往缺乏长远考虑，许多规划设计只能满足短期需求，对于长期由于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需求变大估计不足，所以在城市中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一种“高碳”行为。城市规划时，必须考虑长远，特别是对于交通、城市供水供电、城市污水收集管网等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将来由于城市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交通、水、电、排污等需求增长变化。重复建设也是“高碳”行为，必须予以避免。

（五）大力发展节能建筑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现有建筑4 300亿平方米，但全国城镇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不足总额的1%。现在每年城乡新建房屋建筑面积近20亿平方米，其中有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公共建筑能耗比国家要求的能耗标准高出2―3倍。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节能建筑发展空间还很大。

在其它方面，如改良产业布局，减少中间产品运输；制定行业碳排放标准；加速被碳锁定企业的折旧，严格限制高碳企业发展等都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方法。

结语

低碳经济是确保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可行手段，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以及节能等多个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积极寻求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的背景下，中国也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方法的同时，也必须结合自身国情特点，发展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之路。我国应该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去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方法，做好每一个节能减排的环节，走低碳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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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7）

中图分类号：F01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5-0068-05

收稿日期：2011-06-11

作者简介：李荣山（1954-），男，山东金乡人，山东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

一、 引言

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源于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后面临发展的新课题提出的。国外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英国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并以此为基础掀起了世界性研究高潮，成为国内外经济理论界的重大研究课题。

国外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1］主要包括：莱斯特•布朗掀起的“A、B发展模式”之争，主张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增长为绝对中心的A发展模式向可再生能源利用为基础的B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Sturiuson对国际低碳经济评价的“脱钩”指标进行了评价，TaPio引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概念使脱钩指标评价进入新阶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进行了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Wara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不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种补贴和政治机制，因为它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最有效的。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Panayotou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但可以看出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发展低碳经济对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重大创新性转变方面，对其他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影响涉及较少。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明确提出低碳经济并展开研究的热潮自2008年为始，付允［2］、鲍健强［3］、金乐琴［4］等从经济发展模式角度阐释了低碳经济的内涵与特征。黄栋［5］、冯之浚［6］等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了探讨。郭万达［7］、丁丁［8］、宋德勇［9］等分别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张孝德则从三个悖论与局限性的角度提出了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质疑［10］。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低碳经济从集中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层面拓展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如在流通领域，李蜀湘［11］、陶晶［12］、王艳［13］等围绕发展低碳物流展开的研究；刘轶芳［14］、卢晓晴［15］、欧阳强［16］等对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如何调整优化外贸结构的研究。又如在消费领域，陈晓春［17］、潘家华［18］等分析了低碳经济对消费的影响，提出了引导低碳消费行为的建议。但是在发展低碳经济对收入分配领域的影响作用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薄弱，需要对此展开相应的研究，使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方位引领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根本机制。

二、发展低碳经济必然带动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的现实，发展低碳经济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经济领域的两大战略性举措。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李荣山：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路径发展低碳经济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新概念，一般表述为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种表述虽然看似涵盖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内容，但作为内涵表述应是影响这一经济范畴的三个并列因素，而低碳经济内涵所表述的“三低”，并不属于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因果关系，即只有低能耗才能实现低排放，低能耗是低排放的前提；只有低排放才能做到低污染，低污染是低排放产生的结果。因此，低碳经济最根本的内涵应是一种低排放经济模式，因此研究污染物排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探讨降低污染排放的途径是国内外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突出特点。它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如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密切相连、不可分割。首先，发展低碳经济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都需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实现这些要求的必然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可持续发展所要求解决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只有发展低碳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低消耗，保障资源永续性需求的目的；才能实现由低排放而产生的低污染，达到有效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需的环境要求。再次，发展低碳经济要以循环经济为重要途径。只有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既提高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可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可见，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具有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方式，又要建立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之上。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根据我国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为了体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要求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低碳经济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保持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需要。前者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具体方式上先后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要求；后者表现为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下，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研究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为研究发展低碳经济和收入分配公平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晰的研究思路。因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前提是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得到提高，使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倡导的发展低碳经济必然引起社会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变革，将成为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根本途径之一，发挥从实质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

三、发展低碳经济在逐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低碳经济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抑制现实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逐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具有无容置疑的积极作用。

（一）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消除对收入分配公平的隐害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存在收入差距甚至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建立在合理公正的基础之上。只要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和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要求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不论差距大小都不违背社会公平。我们所追求的收入分配公平，不是要消除客观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于防止对收入分配公平的侵害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对收入分配公平的侵害可以分为显害和隐害两种具体形式。显害表现为可以用统计数据加以显示的人与人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不合理现象，能够通过投入与结果的直接对比得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通过数据对比得出评判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以给人们一种直观的结论，并在这种结论的基础上探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途径是国内外直至目前分析研究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普遍采用的方法，形成的大量研究文献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过程、结果、解决途径的分析都是立足于这种显害的基础之上。而隐害则是指难以运用数据直观显示，但又客观存在、需要从更广的视角加以认识的侵害方式，在收入分配领域表现为无法运用收入分配差距数据加以表示，但又实际存在的由诸多因素如资源配置不合理、投入与收益不对称、假公济私、特权消费等造成的、比能够运用数据显示出来的更大的收入差距，而其中违反低碳经济要求的发展方式则是对收入分配公平影响最为广泛、危害程度最大的隐害方式。因为违反低碳经济要求所造成的对社会资源的高消耗、有害物的高排放、自然环境的高污染，在经营者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减少治理投入而获得高利润的同时，却把“三高”的后果转嫁给所有社会成员承担，所带来的危害由受害者以间接付费的方式治理，如政府巨额投资治理必然减少其它社会公共支出，使社会成员减少了应享有的社会公共福利，环境的严重污染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危害需要个人付费治疗，等等，都会在实质上造成抬高经营者收入水平的同时广大社会成员因享受福利减少或个人支付增加而降低了实际收入水平，尽管在现有条件下难以运用数据统计对此加以有力印证，但在实质上造成收入分配更加不公的后果是不容置疑的。发展低碳经济模式，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从无偿转变为有偿对经营者是一种利益制约，对广大社会成员则可以从中受益，这本身就是收入分配的调节方式之一，是实现收入分配趋向公平的重要途径。

（二）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实现经济从负外部性向正外部性转变

经济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渊源于外部经济内涵的延伸。外部经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一种客观存在，即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经济主体产生的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由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增利益问题。由此而引申的经济正外部性是指一部分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部分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使后者的利益增加，实质上是提高了后者的收入水平，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向有利于后者的方向转化；相反，经济负外部性是一部分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使前者的利益增加而后者的利益遭到实质性损害，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向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化。在现实生活中，前者一般相对于生产经营者而言，后者则为一般社会公众，前者倾向于追求负外部性而使自己的利益增加，后者倾向于追求正外部性而体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这一理论运用于经济发展模式，则表现为生产经营者倾向于违反低碳经济发展的经营方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的高消耗谋求自身的高收入，并将由此引起的高污染转嫁给社会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必然引起生产经营者获得高收入的同时造成一般社会公众遭受“三高”带来的各种危害所引致的收入水平实质性下降，其后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公平受到严重侵害。一般社会公众则渴望追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减少社会共享资源的消耗以保证社会资源的永续使用，使自身的长远利益得以维护；通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优化社会自然环境来减少环境污染对自己的人身伤害，减少个人在环保方面的各项支付，减少国家治污支付而把节省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我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而提出的发展低碳经济模式，不仅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型转变，更是一种体现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社会公平愿望，制约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有效方式，有利于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机制，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

（三）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实现“成本―收益”理论要求的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一种从自利性出发，试图在经济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收益的决策依据。它最初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后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用“谁受益，谁投资”、在环境保护领域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等政策，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客观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就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运用这一理论而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体现，如“十二五”规划中围绕发展低碳经济要求提出的战略措施，一是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二是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是从技术层面要求经营企业适应发展低碳经济模式的需要，采用各种投资措施进行符合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的技术研发以及为应用低碳技术进行必要的节能减排设施投资或设备更新改造，达到降低资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的指标要求，这可以转变经营企业以往大规模甚至无偿运用公共资源谋取企业利益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增加低碳技术投资加大企业使用经济资源的成本，促使其从追求收益的角度考虑资源的高效利用，既可以缓解我国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又可以促使资源使用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增强高效利用资源的自觉性，还可以利用节约的资源为社会谋求更为广泛的利益，为一般社会公众享有更多的公共福利创造条件，是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在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方面，起步阶段主要应用于国际碳排放交易，随着我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型转变，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使排污企业由以往的无偿排放向有偿排放转变，改变以往利用无偿排放废水、废气、废渣而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益，高排放导致的高污染治理由社会承担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企业排污的数量与水平决定其付费的多少，必然促使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采取措施降低排放，有利于自然环境因减少污染而实现优化，这对企业而言实现了“成本―收益”的对称性要求，对社会而言则调整了收入分配格局使之趋向于社会公平；国家利用市场交易获得的排污收入用于环境治理，改变以往国家利用财政支付方式加以治理的做法，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增加一般社会成员的实质性收入，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领域从不公平向相对公平转变。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必然带来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变革，也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路径，我们应该从追求社会分配公平的愿望出发，积极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为逐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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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arbon Economy: An Important Path to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Justice

LI Rongshan

（Teaching Research Offi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8）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的碳税途径研究和经济低碳化下的碳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碳税征收经验

收录日期：2013年1月31日

一、引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国际上普遍开始注意环境对经济的反作用力并着力采取环境政策来改善环境状况。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市场机制是分配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途径，那么只有将环境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把污染环境的成本加以经济的约束，那么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资源配置，促进节能减排。基于这种经济思想，环境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被国际普遍接纳并用于各种环境污染下的环境保护。

环境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强调存在环境负外部效应下政府采取的征税环保措施。目前，学术界对环境税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但从其根本目的广义地来看，只要具有环境保护、消除不利环境因素的税收或补贴政策，都属于环境税范畴。随着不同时期的环境问题和保护治理目的的不同，环境税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呈现不同。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全球气候变暖为特征的“温室效应”成为新一轮的环境挑战，因而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碳税成为新时期最主要的环境税之一。

二、国际上的碳税征收经验

从1990年开始，以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和挪威等为代表的一些北欧国家陆续开征碳税，并在此领域取得一定经验，从而为其他国家考虑征收碳税提供了操作上的借鉴。

（一）丹麦。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丹麦就开始了针对家庭和非增值税纳税企业的能源消费税征收。为了将200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刺激能源节约和替代消费，丹麦于1992年将其碳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除了石油、天然气等以外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中去。后又经过对碳税收入的合理利用，不仅逐步提高了碳税税率，还促使更多的家庭和企业加入到自愿减排的计划中来。

（二）芬兰。1990年芬兰为了在九十年代末实现碳排放0增长而正式引入二氧化碳税收，并以含碳量为税基对矿物燃料征税。在之后的实践中，芬兰逐步调整税率和征税范围，根据二氧化碳排放不同对不同燃料分项分税率征收，实现了一定碳税减排的目标。

（三）荷兰。荷兰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实施环境税，但真正开征碳税始于1992年。其二氧化碳税的征收范围包括任何使用能源的行业，包括家庭和小型能源的消费者，但一些大型天然气消费者在征收碳税的基础上可豁免一定能源税。通过税收调整和自愿减排协议，芬兰在能源替代使用上取得一定成效。

（四）瑞典。瑞典的二氧化碳税是作为能源税的部分补充和替代于1991年引入的。为了维持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瑞典决定对私人家庭和各产业消费的含碳燃料征收一定碳税，但出于企业竞争和技术革新的考虑，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部分的税收减免或全部豁免。鉴于国际经济竞争的压力，随后瑞典又适当地对工业碳税税率实行一定下调，对私人家庭税率实行上调，对工业部门减免力度也进一步加大。

（五）挪威。挪威维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划也是始于1991年，但最初的征收范围仅限于汽油、天然气和矿物油，直到1992年才又扩展到煤炭类燃料。挪威的碳税征收更为细致，不仅在含碳燃料类别上有较多种征收税率，在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都有不同的征收标准。

除了上述国家，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也在国内能源消费的基础上相继开征碳税，不仅在二氧化碳减排上取得一定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企业环保技术革新和新能源替代使用。Nakata和Lamont（2001）基于偏均衡模型对存在碳税情况下的日本能源体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碳税除了有降低碳排放作用外还使得日本能源利用结构由煤炭向天然气转移。Wissema和Dellinke（2007）也对碳税在爱尔兰二氧化碳减排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经CGE模型量化的指标数据表明，与同一价格的单一能源税相比，碳税导致碳排放更大程度地降低。此外，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甚至考虑是否要对来自没有强制减排国家的进口品实施碳关税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国际二氧化碳减排趋势下的碳税改革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三、我国的碳税途径研究

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国际承诺使我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碳税改革也是我国环境政策实施的重点研究方向。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关注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在治理环境污染（尤其是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实践中，除了采取社会公益宣传和自主激励措施外，我国还从行政命令的角度制定了有关碳排放约束措施。2009年正式出台的燃油税既是我国积极致力于二氧化碳减排的一方表现，也是我国碳税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

基于国际经验，学术界对我国碳税改革也有较多的研究和探索。贺菊煌等（2002）对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通过CGE模型对我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他们认为碳税的征收将对我国GDP没有较大影响，只是会造成煤炭等燃料价格上涨，能耗下降，进而促使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劳动力也由高能耗工业向低能耗工业及第三产业转移。林柏强和何晓萍（2008）估计了我国油气资源的耗减成本，并据此分析对油气开采业征收资源税产生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20%以下的资源税征收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大。王金南等（2009）也研究了碳税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研究得出低税率的碳税方案不仅能大大减缓二氧化碳碳排放增长，而且很小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结论。姚昕和刘希颖（2010）探究了我国最优碳税征收路径，结果表明，碳税征收在节能减排、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使用等方面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碳税的开征虽对我国经济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大，且碳税的环境效应却是可观的。所以，未来我国碳税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但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证研究均表明，碳税的实施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征收对象到税基税率都必须符合国家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特征，由窄到宽，由低到高，逐渐推进，而操之过急或准备不足只会适得其反。由于一国的碳税体系不仅会直接影响产业、能源政策的调整，还会影响一国消费、财税和金融体系，所以选择正确的碳税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四、我国经济低碳化的碳税政策选择

碳税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手段，因此确立我国合理碳税途径，实现经济低碳化，政策实施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可确定碳税的开征主要涉及家庭、产业、能源、国家财税和经济等几个方面因素，从这几个主体出发，可总结出我国开征碳税、实现低碳经济的宏观政策选择。

（一）家庭碳税政策。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碳税征收范围之一，因此合理实施家庭税收政策是碳税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燃气等消费虽是维持家庭正常生活的必要消费，但征收一定合理碳税不仅能够引导家庭节能减排，也能起到引导家庭低碳消费的理念。因此，制定家庭碳税政策主要以引导为目的，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倡导低碳消费风尚，进而引导企业的低碳化生产。

（二）产业碳税政策。工业产业是我国碳税征收的重点对象。目前，我国的工业多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因此针对我国工业产业制定合理碳税是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的最直接手段。产业碳税政策应以征收为主、奖励为辅，不同产业区别对待，实现“谁排碳，谁交税，多排碳，多交税”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重点产业实施税收减免用于低碳排能源替代使用研究。除此之外，通过碳税的征收可提高高碳排产业的进入门槛，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二氧化碳减排的市场调控机制。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9）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064-008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以低能耗、低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低碳经济，日益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推进低碳技术进步，推行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革命。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低碳技术进步是降低排放的关键途径。[1][2]中国以“高能耗、高碳排放”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不可持续性。2006年以来，我国政府注重节能减排发展，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低碳技术进步。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政府明确提出将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位置；《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环境技术，以技术创新促进环境问题解决；《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提升环境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能力。可见中国对低碳技术进步的重视。2009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我国的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较之于2005年下降40%～45%。这显示了中国对碳排放负责任的态度和走低碳型发展道路的决心，彰显了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形象。而低碳技术进步应该是促进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有效途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国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低碳技术进步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愈发重要。

目前，研究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研究较多，但研究低碳技术进步的文献却很缺乏。[3]-[6]实际上，不少学者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中国低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如何产生影响，验证低碳技术进步是否是促进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有效途径，同时从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角度来检验“低碳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的命题。

本文借鉴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度中国低碳技术进步，使用GEBML-DEA模型估算出低碳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可以准确地测度出中国各省市低碳技术进步状况；进而根据“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理论，考虑在城市化背景下，将低碳技术进步指标作为碳排放强度的“技术效应”影响因素纳入其中，运用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低碳技术进步等对30个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后根据得到的结果，验证“低碳技术进步是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途径”的命题，同时反映出“低碳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低碳技术进步测度及评价

（一）GEBML-DEA模型介绍

如何测度低碳技术进步？各省市低碳经济所包含的巨系统，可以看成一个个决策单元通过一定数量的投入而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活动。这涉及投入产出问题。借鉴诸多文献，这里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有低碳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低碳技术进步。由于低碳经济有能耗、碳排放约束，因此这里投入变量选择劳动力、资本存量、能源消费总量，产出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地区生产总值是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非期望产出，如果能源消耗大或者碳排放量大，则算出的技术进步指数就小，说明低碳技术进步小，反之则大，反映低碳技术进步大。本文具体选择GEBML-DEA模型测算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也就是低碳的TFP，反映低碳技术进步程度。

Tone K & Tsutsui（2010）提出了一种包含径向与SBM两种距离函数的混合模型，即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7]。径向距离函数对环境绩效进行测度时会存在不同比例冗余缩减，径向测度会高估决策单元的实际绩效水平，而SBM模型中，其目标函数会导致投入和产出的无效率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被评价的决策单元的投影点是前沿上距离被评价决策单元最远的点。考虑到上述两种距离函数的缺点，本文使用EBM作为距离函数。其非导向EBM模型的规划式表示为：

模型中x和y分别是投入和产出变量，X、Y是投入、产出向量，m表示维度。wi表示各项投入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ε是一个关键参数，取值在[0，1]，它表示效率值的计算中非径向部分的重要程度：取0表示径向距离模型，取1表示SBM模型，ρ表示关联指数矩阵的最大特征根，而v是其对应的特征向量。由于此模型是非导向的，故包含投入导向的效率值和产出导向的效率值，其中投入导向的效率值为θ，θ?（0，1）；而产出导向的效率值是用1/φ表示，φ?1。

在运行面板数据进行技术效率估算时，最常使用的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它最早是Fare R等人（1997）采用DEA方法计算出来的[8]，随后迅速发展，Pasror和Lovell（2005）提出了一种全局参比Malmquist模型，它是以所有各期决策单元的总和作为参考集，各期共同参考集为Sg=S1∪S2∪……∪Sp=x1

其中效率变化用EC表示，这里表明由于经济管理创新引致的低碳技术进步，技术变化用TC表示，说明由于低碳技术创新带来的低碳技术进步。由于所有决策单元都包含在全局参考集内，所以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不存在无可行解问题。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既满足可传递型要求，又避免存在无可行解问题，选择此模型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而EBM模型很好地避免了径向距离函数和SBM模型的缺点，且可发挥各自优点。故本文结合EBM距离函数、全局参比Malmquist模型（Globle Malmquist）以及Malmquist-Luenberge指数发展了一种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混合距离函数全局参比Malmquist模型，简称GEBML-DEA模型。

（二）变量及数据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择了全国30个省份1997―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其中由于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数据的缺失，故没有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力选择全国30个省份历年就业人数作为变量，资本存量是借鉴了张军等（2004）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推算出1996―2012年各省资本存量数据，能源消费总量则是利用各省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和电力等八种能源消费量经折算成标准煤消费总量表示，产出变量中地区生产总值是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各省市的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没有公布，本文参照杜立明（2010）方法计算获得。以上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年鉴汇编》和历年相关省份统计年鉴。宁夏、海南和甘肃的能源数据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补齐。

（三）中国全要素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分析

根据GEBML-DEA方法，对1997―2012年各省的全要素低碳经济进步指数进行测算和分解，程序运行由MaxDEA软件完成，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表2中Malmquist指数（GEBMLPI）计算的是包含了能源消费为投入变量与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即为低碳技术进步指数。由于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具有可累乘的特性，表2中数据表示从1997到2012年的低碳技术进步总变化情况。其中GEBMLEC表示从1997到2012年低碳技术效率总变化数值，GEBMLTC表示此期间内低碳技术创新总变化数值。

根据估算低碳技术进步指数的结果发现：

1.全国省域平均低碳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表现有阶段性差异。相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来说，1997到2012年期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增长速度较缓慢。表现为全国水平只有1.5778，2012年比1997年的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只增长了57.78%，年均增长2.89%，这显然小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2012年GDP是1997年的5倍），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现实，低碳技术进步相对有限。由于2006后，我国注重节能减排，推进发展低碳经济。由计算的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值可以看出，2006年是个分界点。2006―2012年期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达5.10%，明显高于1997―2006年期间年均增长的1.83%，反映该期间低碳技术进步较快。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有显著成效。

2.东中西部区域低碳技术进步指数的表现有差异。1997―2006年期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呈现东中西递减趋势，省际差别显著。GEBMLPI（东部）> GEBMLPI（中部）> GEBMLPI（西部）表明低碳技术进步表现为东部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而且中部和西部均低于全国水平，表明东部对中国低碳技术进步指数的拉动作用强劲，也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最大受益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地区低碳技术进步指数较低，表明低碳技术进步较慢。2006―2012年期间东部、中部、西部低碳技术指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2%、4.62%、4.4% ，而1997―2006年期间三大区域年均增长率为3.16%、2.02%、0.95%，可以看出2006―2012年期间三大区域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明显高于1997―2006年期间年均增长，2006年后中西部地区低碳技术进步增长率显著提高，而且还要略高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西部地区正学习东部地区先进技术，提高低碳技术进步，也反映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战略正在中西部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中西部地区低碳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因此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区域间的低碳技术效率与低碳技术创新表现有差异。1997―2012年期间，从技术创新上看，GEBMLTC（东部）> GEBMLTC（中部）> GEBMLTC（西部），表明低碳技术创新仍然表现为东部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从技术效率指标看，GEBMLEC（西部）> GEBMLEC（中部）> GEBMLEC（东部），表明中西部在低碳技术管理上比东部提高要快。总体上看，技术创新是东部省份低碳技术进步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西部地区技术管理效率的提高是低碳技术进步提高的主要动力，从全国看，技术创新是低碳技术进步增长的主要动力。

3.省域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图1反映了各省的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变动情况。总体上看各省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均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增长幅度差异明显。东部省份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广东低碳技术进步增长幅度较大，表明东部省份低碳技术进步明显提升；中西部省份低碳技术进步增长幅度较小，表明中西部省份低碳技术有待提升。尤其是山西和甘肃等地低碳技术进步明显较小，亟须提高。大多数省份在2006年是个分界点，2006后低碳技术进步指数上升较快。之前有的省份上升较慢或没有变化，有的甚至下降，同样反映出政府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成效。

二、低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空间影响实证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Grossman和Krueger（1991）认为，经济增长会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9]碳排放强度作为重要的环境质量指标，因此，这里将根据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等三个途径理论设定模型，并考虑在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低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其中规模效应因素指标选择人均GDP，技术效应因素指标选择低碳技术进步，结构效应因素指标为产业结构，城镇化背景选用城镇化率指标。

由于本文采用的省域数据，可能存在空间效应，因此需要相关检验以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类，分类主要依据经济数据空间依存性和差异性的特征。经济数据的空间依存性是一个区域的观察数据与其他区域的观察数据相关，这种相关性是由空间的相对和绝对距离决定的，空间差异性则表示空间观察单位的差异性从而在区域层面的空间效应非均一性。空间自回归模型通过空间自回归项来探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则是通过空间误差项来体现。这两个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Y表示因变量，X表示自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β表示解释变量系数，t，i分别表示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εit为随机误差项。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若此系数显著则表明变量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空间依存性，其值大小反映平均强度。λ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表示临近区域样本对本区域样本的影响方向和强度。模型（7）、（8）中因变量为碳排放强度指标，以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用CEI表示；自变量选择低碳技术进步指标，用MI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用TIP表示；城镇化率以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用UR表示；经济发展指标用人均GDP衡量，用PGDP表示。由于低碳技术进步指数（MI）本身就是变化量，故模型中除低碳技术进步指标外，其余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所得系数可理解为弹性。

（二）空间权重矩阵的建立

与面板数据模型不同的是，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需要建立空间权重矩阵，用来表示空间各样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关联强度。空间权重矩阵可以采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来构建。邻接标准是指如果两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邻接关系，比如安徽和江苏相邻则表明两地区存在邻接关系。可以看见邻接标准认定空间单元之间联系仅仅取决二者是否相邻，但这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情况，如在邻接权重矩阵中上海与新疆和上海与安徽之间的权重都是为0，但上海对安徽的影响程度与对新疆的影响程度肯定是不同，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与它周围事物均存在联系，距离越近联系越紧密。因此选择空间地理距离来计算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1，其表达式为W1=1/d2 i≠j

0 i=j，其中d表示为两地区省会城市的地理位置的距离。但是W1仅仅反映地理邻近特征，这种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是粗糙的，碳排放是经济活动产物，地区发展强弱对碳排放影响显著，通常经济发展高的地区碳排放量较多。因此，本文在空间权重矩阵加入经济基础，建立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其表达式为：

W=W1diag（Y1 [Y]，Y2 [Y]，……Yn [Y]） （9）

其中W1表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Yi=1/（t-t1+1）∑Yit 表示时间维度内第i省份资本存量平均值，Y=1/n（tm-t1+1）∑Yit表示时间维度内总物资资本存量均值。若一地区资本存量比重较大，它对周边影响程度也较大。资本存量数据同前文。

（三）空间相关性检验与模型选择

空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需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空间相关性指数Moran’s I和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Lmerro、Lmsar、Walds、Lratias统计量是检验空间相关性的重要指标。它们检验原假设均为H0：ρ=0或λ=0，由于构建这些相关性检验指标均针对截面数据，故不能直接运行，故本文采用对经济地理权重矩阵进行克罗内克积处理得到分块对角矩阵。如表3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的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指标的概率值均远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了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空间相关性非常显著，单纯选择普通面板计量模型是存在缺陷的，应该运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选择何种空间面板模型则需要依据Anselin和Rey利用Monte Carlo模拟方法得到的结果，若Lmsar比Lmerro统计量更为显著，则需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Lmsar统计值为2080.446远大于Lmerro统计值368.736，表明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更为合适。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选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后需要确定是存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因此需要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其中固定效应采用对数似然比检验，即LR for FE检验。其原假设为不存在固定效应。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更好。而随机效应检验采用LR for RE检验，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固定效应存在。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再进行Hausman检验，若拒绝原假设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表4是空间面板模型SAR上述检验的结果。LR检验结果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认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效果会更好，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计量的固定效应模型有四类：无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时间双固定效应。如表5和表6是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的结果。

由表5、表6发现，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所有估计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均为正数，数值较大，说明各省份间碳排放强度体现为一种趋同效应，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不仅取决自身因素，还受邻近区域的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这反映出，邻近省市的先进低碳技术及管理等具有辐射和示范功能，促进相邻省市的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有利于碳减排。由于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条件下的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的LogL值大于相应的空间误差模型得到的估计值，所以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有更好的解释能力。且在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四个模型中，双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R^2、LogL值有明显改进，且空间自相关系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故表明地区间既存在空间固定效应，也存在时间固定效应。

不论是空间自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各估计系数数值大小有变化，但符号均保持不变，反映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具有稳定性。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和人均GDP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为负的，有降低作用，而工业结构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为正，会增加碳排放强度。

综合以上模型来看，低碳技术进步指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绝对值较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较大技术效应。低碳技术进步能有效地减低碳排放强度，确实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节能减排等新技术新工艺会极大地被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去。

经济发展指标系数为负，反映我国存在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规模效应，效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在导致碳排放量的增长对碳排放强度的正影响小于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负面影响。本文测算，1997―2012年我国碳排放量年均增长近6.624%，比这期间的GDP的年均增速近10%明显要小，经济发展指标系数对碳排放强度的弹性为负值，应该是合理的。

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系数为正，数值较大，表明第二产业结构占比提高会导致碳排放强度提高，这也表明我国也存在结构效应。工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消耗依赖性很高，因而导致大量的碳排放。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第二产业结构比重依然较大，这是导致我国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

城镇化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为正，主要是因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消耗大量能源，导致碳排放增长，但同时也会加速GDP增长，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会有抵消部分，故影响系数相对不大。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一种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混合距离函数的全局参比的Malmquist模型，估算出全国30个省份1997―2012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测算结果可以衡量全国与各省份低碳技术进步状况；进而根据“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理论，将低碳技术进步指标作为碳排放强度的“技术效应”影响因素纳入其中，同时考察了人均GDP、经济结构、城镇化率等因素，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大小。得到以下结论：

1.1997到2012年期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增长速度较慢，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特征，但2006后低碳技术进步指数上升较快，这反映政府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是有效果的；1997到2012年期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呈现东中西递减趋势，低碳技术进步表现为东部最好，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低碳技术进步指数较低，表明低碳技术进步较慢，省际差别显著；但2006年后，中西部地区低碳技术进步明显加快，部分原因是学习东部地区低碳技术，这也反映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战略显现成效。

2.在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碳排放强度。不同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强度作用方向和大小不同。一是作为“技术效应”因素的低碳技术进步能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且影响效应较大，验证“低碳技术进步是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途径”的命题，同时反映出“低碳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二是“规模效应”因素的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为负，效应较大。三是“结构效应”因素的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为正，效应较大。四是城镇化率的提高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为正，但影响较小。此外，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这说明碳排放强度降低受到本地因素和相邻区域因素的共同影响。这说明，邻近省市的先进低碳技术及管理等具有辐射和示范功能，促进相邻省市的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根据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健全低碳技术进步机制，促进低碳技术发展。继续实施节能减排技术专项行动计划，解决低碳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低碳技术创新与成果应用推广体系；加快健全低碳技术服务体系，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节能和环保服务市场，促进低碳服务产业化。2.各地区结合实地情况，有倾向性地加大鼓励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管理的政策力度，在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的同时，增强低碳技术管理水平。中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学习东部地区低碳技术，加快低碳技术进步。特别是山西与甘肃等省份低碳技术落后，低碳技术进步增长潜力大，应加快引进吸收先进地区低碳技术，提高自身低碳技术水平。3.强化发展低碳经济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行新型工业化之路，加大第三产业比重，积极发展服务业。4.考虑低碳要求，理性推进城镇化发展。应理性科学地推进城镇化发展，避免“”式的城镇化运动，造成碳排放等污染排放的急剧增加。城市发展布局应考虑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推行清洁能源政策，有利于推进低碳技术进步与应用，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低成本的外部条件。5.应该充分发挥邻近省市的低碳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辐射和示范功能，带动相邻省市的低碳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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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篇（10）

随着化学农业、石油农业、机械农业的发展，农业能源消费迅速增长，农业已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来源，农业发展面临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固碳、节能等日益紧迫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低碳农业应运而生。

四川是我国较早接受低碳概念并探索碳汇交易的省份，具有发展低碳农业的基础和巨大潜力。在四川省提出的“三化联动”的发展思路下，四川发展低碳农业有一定的必然性。低碳转型，做强四川农业，是四川省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

低碳农业的多元功能

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在农业发展中的实现形式，是在农业领域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固碳技术、开发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农业，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新特征，具备“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农村金融”多元功能的新型农业。这些功能既使低碳农业不同于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循环农业，也使低碳农业的大力推广具有可行性。

农业生产功能

生产是农业最基本的功能，自然也是低碳农业最基本的功能。作为一种新型农业，低碳农业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控制碳排放，培育并推广适应低碳环境的优良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农业产业，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可以减轻农业生产中的碳含量。

安全保障功能

从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粮食安全已达警戒线、农业生产体系不适应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增长等问题已危及我国农业安全。同时，国际市场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绿色壁垒形成的倒逼机制，促使各国严格控制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环保指标。低碳农业采用的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体系，通过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生物质能源等手段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在生产环节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施用生物有机肥等提高农产品品质，从而能够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保障农业安全。

气候调节功能

改善全球气候条件是低碳农业最核心的功能。低碳农业提倡发展农业生物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充分利用农副业剩余物，如生物燃料作物、作物秸秆等，提倡发展循环农业和立体农业等，以实现农业节能减排。鼓励保护性耕作和减少施用农用化学品等以增强土壤固碳能力，从而减轻农业生产对气候变暖的压力。

生态涵养功能

低碳农业的生态涵养功能主要体现在治理农业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等方面。湿地有很强的固碳功能，并且能净化水源，减少污染，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生态景观。配合农业生产发展湿地，是低碳农业涵养生态的主要手段。如在村镇污水汇集处，根据地形特征，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水生植物建立生态湿地，既减少面源污染，又能保护水资源。

农业金融功能

低碳农业具有其它农业形态所不具备的资金融通功能，即发展低碳农业所减少的碳排放量可以在碳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既做到了节能减排保护大气，又能为农民带来不菲的收益。

低碳农业有着巨大的碳交易市场潜力：中国农业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20％，发展低碳农业减少的碳排放量每年可为农业获得0.45亿美元收益。2007年，美国国际集团(AIG)投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四川省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400万美元购买了两省区农民生产和农村生活排放的二氧化碳指标。这些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对2.5万农户产生了积极影响，为40万亩农田安装了滴灌等节水设施，改变了5万亩稻田的用水系统，固定了12万亩沙漠，帮助新疆和四川的农民减少了31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四川发展低碳农业的必然性

低碳农业是四川省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农业现代化是“三化联动”的基础环节，如果农业现代化以高成本为代价，势必会增加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成本，削弱“三化联动”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而影响着四川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低碳农业的发展将推广节能技术，开发生物质能源，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成本；将提高投入品使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将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向，提高农业效益。因此，低碳农业是四川省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低碳农业是四川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现实选择

发展低碳农业符合四川农业特殊的生产条件。四川是传统农业大省，但地势高低不均匀，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四川土地“小、碎、散”，无法像河南、安徽那样实行大片土地集中经营，很难实现规模效益。低碳农业的核心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最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土地、能源)获取最大的农业生产效益。因此，低碳农业既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理念，又符合四川特殊的生产条件。

发展低碳农业符合四川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的目标。低碳农业是“三低”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是节约型经济，尽可能节约土地、能源等各种资源的消耗；是效益型经济，以最少的要素投入，获取全社会最大的产出收益：是安全型经济，采取多种措施，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可能对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这些特点来看，低碳农业符合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的目标，也符合四川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的目标。

发展低碳农业符合四川省生态建设的要求。四川省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担负着整个长江流域重要的流域水环境保障功能和气候保护功能。低碳农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能够破解农业生产、加工等环节带来的面源污染问题，符合四川省生态建设的要求。

发展低碳农业符合四川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趋势。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高度融入国际市场。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国际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单位能耗指标、环保指标要求越来越高。与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不同，低碳农业是在农业生产、加工等过程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农业发展模式，它一方面要求保证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调农业生产、加工等全过程环节的节能减排。因此，四川发展低碳农业，是应对加入WTO后对农业的挑战、提升四川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四川低碳农业的发展路径

发展低碳农业一般从技术层面与经济层面推进。低碳农业的“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功能主要通过其技术途径来实现，而“农村金融”功能，即实现农民增收，主要通过其经济途径来实现。

四川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

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低碳农业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这是低碳农业技术创新的源泉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二是低碳农业技术的推广，这是联结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桥梁，是实现低碳农业科技成果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