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的影响汇总十篇

时间:2024-02-21 14:36:53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1)

2014年国家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让教育改革较为成熟的上海市和浙江省作为首先试点的城市。将改革考试规定科目: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自由选择的三科成绩组成。高考改革后将不再区分文理科,考生可以在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这六个科目中任选三个科目进行学业水平考试,然后将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中。本次高考改革可以说革命性的,由一次高考变为多次,由规定科目变为自选科目,重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地理教学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也成了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

1.初高中地理的教学时间亟待解决

初高中地理的衔接问题一直存在,新高考背景下使问题更加突出。新高考政策将地理学科从高考必考科目改为选考科目,地理高考备考时间从高中三年的缩短到高二会考前。往年的高三文科考生在高二的地理水平考试后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学习巩固地理知识,时间上的浓缩,让选考地理学科的同学们更加紧迫,更要注重初中地理的学习。在义务教育阶段,初一、二年级开设地理课程,初二年级下学期期末进行地理会考,初三年级终止地理课程的学习,这样的初三一年地理学科的断档不利于初高中地理教育的衔接。初中地理学科的应试教育,让学生们在高一学习地理时学习思想转变不过来。为了保证地理教育的连续性,做好初高中地理教育教学衔接,可以在初中三年级开设地理学习探究课程,不关联中考成绩,开阔孩子们的视野,逐渐转变思考问题的方式,与高中学习方式对接。在备战中考的同时也能适当放松心态游览世界千奇万象和人文情怀。进入高中后不至于产生太大的知识断层,更好地渡过高一地理衔接期,对高二学生的水平考试以及选择地理科目作为高考成绩的同学们在学习时间上都更宽裕。衔接初高中地理教学,从初中起注重综合素质教育的培养,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2.教学形式与教学方式的多元化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对中学地理课的教学形式与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地理课要走班制教学。由来自不同班级、年级的同学汇集到一起组成的教学班,这些教学班中的同学只有在上课的时候一起学习,平时学生分散在各个班级中,由于同一个教学班中学生层次不同,教学班中分层教学将会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选择地理成绩进入高考总成绩的同学地理教师还应进行个别辅导实行导师制的教学形式。教学形式由传统的班级授课到分层教学,到导师制的个别辅导。面对教学形式的变化从行政班到教学班,要求地理教师在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注重教学效率。中学地理教学方式的多元化要求地理教师不仅要注重课堂上的探究式、讨论式学习,还要学会运用思维导图来引导学生。正确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使学生在每一堂课的教学中都能有所收获。教学形式与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将成为新高考改革后地理教学的趋势。

3.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地理教学的融合

在新高考的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新的要求。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地理教学的融合应运而生。中学地理课堂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地理学科知识的实际应用性又很强。例如在高中必修1自然地理的学习中有些内容就太过抽象、复杂。传统教学模式对地理课堂教学的模拟情境存在较大的难度,如地球运动、大气环流、水循环等现象的演示受到条件的制约,课堂上得不到充分展示。在传统的地理课堂教学中,经常以平面图代替三维、以静态图代替动画的情况,大大降低了学生理解的效果。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要求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地理教学的融合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或模拟的过程,使课堂内容更加真实、具体、生动,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热情,使学生能够很快进入学习的情境。图文并茂、动静结合将三维空间呈现在学生面前,拉近课堂与实际生活的距离。还可以利用翻转课堂让学生在网络平台的教学资源中开展自主学习,将遇到的难点留到课堂上与教师进行互动学习,教师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并引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将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果。

4.促进地理校本课程的开发

新高考改革下要求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提倡素质教育,同学们不仅要学习课本里的内容,更要注重知识的广泛拓展。开发地理特色课程不仅有助于拓展学生们的视野,更有利于学校的特色建设。地理校本课程开发不仅是对地理课堂知识的补充,更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的千奇万象,贴近生活,提高学生成绩,加强综合能力。地理校本课程的开设可以巩固课堂上学习的难点,例如:地球运动的知识可以开设了解宇宙中的奥秘等地理校本课程加深学生的印象、讲地质作用的时候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带同学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地理教师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填鸭式的教学,若保持原有的教学模式,学习地理的学生有可能会逐渐减少,地理的学科地位将会下降。地理校本课程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将地理学科价值实现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学习地理的实际需要。可以使得学生将自己所在城市的地理环境与学生熟悉的地理现象与抽象的地理原理、规律、成因结合起来。学生也会因为熟悉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2)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9-0136-02

改革教学评价模式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认为建立“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估体系对于实现课程目标极为重要”。为此,外语界开展了上下结合的教学评价改革。一方面,外语界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这一终结性评估手段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写作、词汇结构等项目进行了顺序调整或增删、加大了听力测试比分,改革了阅读测试方式等;另一方面,为了使形成性评估成为观察、评估和督促学生有效学习的实效手段,各院校根据各自校情开展了以形成性评价手段改革为重点的自下而上的评价模式改革。既然重大考试对教学会产生反拨效应(Alderson & Wall 1993),那么,改革后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于大学英语教与学的参与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与反拨效应如何?改革后的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模式的实施与应用效果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四所不同类别高校大学外语部师生为对象,对其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改革实践进行系统调查,了解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改革对于教学产生的影响,为进一步有效合理地利用评价工具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改革后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与反拨效应如何?改革后的大学英语评价模式的促学效果如何?

2.调查对象

重庆市四所不同类别高校的120名大学英语教师和200名学生。

3.调查工具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新旧题型试卷、问卷调查和访谈。

(1)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新旧题型试卷各两套,以比较测试顺序、目的、内容和形式等。

(2)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问卷是按照 Likert(1990)的1-5级量表设计,临界值为3分。问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新题型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及反拨效应,由教师填写,另一部分是评价模式改革对学习的影响,由学生填写。问卷于2008年10月由研究人员发给各校30名大学英语教师及50名学生(大一、大二年级各25名)填写并当场收回。收回有效教师问卷98份,学生问卷184份,有效率各为81.7%与92%。对调查数据采用SPSS for Windows 13.0统计分析。

(3)访谈:2008年11月,研究人员对四所高校中参与全国大学英语教改试点的高校(重庆工商大学)的20名大学英语教师和30名学生就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模式改革的实施与应用效果进行了访谈。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改革后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3)

一、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现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年)提出了“探索提供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的考试、选拔方式”,实际上蕴含了考试社会化和多次考试的建议,需要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逐渐推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提出“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国务院(国发〔2014〕35号)在“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中提出加强国家教育考试机构、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在“改革考试科目设置”中提出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从以上关于高考综合改革的国家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有关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方向:考试社会化、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外语一年多考或两考。2014年上海市、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其中关于高考外语考试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外语考试一年举行两次,试图最大程度地降低传统高考“一考定终生”的风险,减缓考生对考试的焦虑,分担单次高考的压力,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但在新高考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走班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师资水平、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从学校的具体教学和学生的表现看,高考的压力的确是被分担了,但是学生的负担却反而加重了。

二、语言测试社会性研究理论框架

半个世纪以来,语言测试已经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重点从提高测试的信度,改进测试效度,到关注测试的反拨效应。杨惠中(2007)指出一项好的考试还应当对教学有好的反拨作用,对社会有好的影响。近年来语言测试界开始转向语言测试的社会应用,即研究语言测试的社会性(或称为“社会维度”)。从考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决定考试社会权重的因素常常超出语言测试工作者的控制范围,尤其是当考试成为一种体现政策的工具的时候,此时改进考试后效需要更高层次的决策,包括考试各相关方的正确对待。巴克曼(Bachman)提出了一系列语言测试理论框架,如语言能力模型(Bachman,1990)、语言使用框架(BachmanPalmer,1996)、测试有用性框架(BachmanPalmer,1996)、测试使用论证框架(Bachman,2003,2005)。巴克曼将测试有用性模型发展为检验测评结果解释和测评使用合理性的理论测试使用论证框架(AssessmentUseArgument,AUA),该框架成为指导语言测试开发与使用的重要依据。AUA有两个主要用途:指导测试开发和指导测试使用。AUA框架涵盖了测试有用性模型的主要内容,测试有用性的六个要素(信度、构念效度、真实性、互动性、影响和可行性)构成测评使用论证各种主张(测试表现、测试分数、解释、决策、效果)所依赖的理据,各构成要素以支持各种主张的理据关联成有机整体。AUA框架认为,对一个已有的考试体系来说,一般采用自下而上的顺序来进行测试有用性论证,也就是从考生的测评表现到考试所带来的社会效果的顺序来论证其有用性。而对于开发一个新的考试体系或改革一个新的考试体系,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顺序,也就是首先要论证考试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现有的高考进行综合改革,特别是对实行一年多考或两考的外语高考改革来说,首先就要论证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如对教学的反拨作用以及对社会、学校和家长所带来的影响。杨惠中(2015)从系统论的角度指出,测试、教学和测试结果的使用构成一个系统,要发挥系统的作用,三者必须协调。实际上三者是不同的过程,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应当区分开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各方正确处理好各自的关系,做到有效测试、有效教学、有效使用,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取得整个系统的最佳效果。辜向东等(2015)通过对访谈录的解析《语言评测季刊》(LanguageAssessmentQuarterly,LAQ)十年(2004—2013)名家访谈录,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阐释了语言测试的社会属性:1.语言测试标准的社会性;2.语言测试研发的社会性;3.语言测试使用及其影响的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测试的社会性问题对我国语言测试研究与实践的启示。这三个维度包括了考试的每一个流程:制定语言测试标准、研发语言测试和语言测试的使用及其影响,在每一个流程中都要研究其社会性。本文主要依据以上社会性研究理论框架,从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社会属性的三个维度来探讨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社会属性:高考外语考试使用及其影响的社会性;高考外语考试研发的社会性;高考外语考试标准的社会性。

三、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社会性

高考外语考试是一个大规模的、高风险的语言测试,测试成绩往往影响考生的未来,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以一年两考为主要特点的高考外语考试改革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要加以透彻的研究,才能减少改革必然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一)高考外语考试使用及其影响的社会性

1.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公平性高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风险考试,2017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共940万人左右,背后牵涉到近千万的家庭。考试成绩甚至会改变考生命运,特别是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的考生。因此,高考外语改革的公平性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的语言测试界,关于测试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探索很少,而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考题对于不同考生群体的差异效应,即DIF(DifferentialItemFunctioning,试题差异作用)研究展开(范劲松,2014)。李清华(2016)认为基于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考试的公平性分为“测量公平性”和“社会公平性”。前者是效度的一部分,其检验属于开发者的效度验证;后者是社会问题,其检验应由测试使用者负责。因此关于高考外语考试公平性验证框架应该包括考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从测量公平性的角度来看,在试题设计上,题目或题型不能有利于部分地区或民族的考生,两次考试的题型保持一致,难度要尽量保持相同;在考试施测时,考场环境不会影响考生的作答、听力播放设备要保持良好状态;在分数评定时,评分员的评分要保持内部和外部的一致性;分数解释时,要对两次考试分数进行等值处理;这样才能为高校考试招生管理部门做出正确的决策,取得预期的后效。但从社会公平性的角度来看,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预期社会效果和实际社会效果并不一定一致,需要加以深入研究,找出原因。2.高考外语考试改革对教学的反拨效应一项大规模、高风险的考试改革除了首要关注考试的公平性外,还要关注考试对教学的影响,也就是高考外语考试改革要对高中外语教学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反拨效应。否则就会对学校的外语教学的开展、教师的外语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外语学习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改革就难以取得想要的目的和效果。这次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初衷就是通过“一年两考”改变传统上“一考定终身”的现状,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通过改革高考外语考试的题型促进高中外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在把浙江和上海的考试改革推广到全国前,要对高考外语考试对高中外语教学的反拨效应进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1)“一年两考”对北京高中外语教学的反拨效应有什么特征?(2)“一年两考”政策是否减轻了考生的负担?(3)什么外语测试题型更能促进积极的反拨效应,并适用于“一年两考”的外语考试?根据高考外语考试改革对教学的反拨效应的形成过程模型,高考外语考试改革通过影响教师、学生和家长、学校和管理部门的教学信念、规范信念、控制信念,从而改变教师的教学态度,产生社会压力、影响管理部门的实施能力,最终影响教学决策和教学行为。

(二)高考外语考试研发的社会性

高考外语考试这样的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往往实行全国或各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方式,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较大,考生的性别、专业、经历、文化及民族背景等差异可能对测试的公平性形成挑战(辜向东,2015)。除了在技术层面要通过多层面Rasch模型、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对考试进行偏差检验,对高考外语“一年两考”的分数等值处理,从而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还要制定我国的语言测试道德准则及行为准则以规范和指导测试工作者的职责和行为,避免试题本身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考生在考试材料选择和题项设置方面有“偏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提出“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高考外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就是对改革的响应。因此,需要在时机成熟时推动语言测试社会化,使其适应社会发展及人才选拔的需求,将考试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三)高考外语考试标准的社会性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4)

一、新政策下英语学科受到的冲击

在高考改革的新政策下,英语学科受到了重要的影响,并对英语学科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高中生不再像之前那样为了应付英语考试而学习英语,一些学生甚至减弱了对英语的学习兴趣。(2)一些高中英语教师开始为今后的工作担忧,因为随着改革后英语的重要程度不断降低,有些学校开始减少英语教师的数量,而英语教师也不再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3)高中毕业生报考英语专业的积极性也有所降低。因为很多学生与家长都认为英语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于是就对报选英语专业的积极性也不断降低。(4)英语培训行业更加猖狂,因为改革后学校对英语提供的资源会相对减弱,从而导致许多人去培训机构学习,从而导致英语培训机构的猖狂运行。(5)教学方式在改革下受到影响。在改革下英语分值会降低,这就导致英语课程也会相应减少。

二、为了适应新政策对教学方法作出改进措施

1.英语教学要注重语言教学,要将能力教育作为重点,应试教育作为辅助。特别是对于那些毕业班的学生更不能让其只是为了考试而学英语,应该要有一定的语言能力。随着改革不断进行,英语教学需要对高中英语的语法规则进行系统学习,从而不断培养学生的英语素养和英语运用能力。在改革以前,英语教学都是将词汇和语法作为教学的重点,加深学生对书本课文的理解,“disagree,grateful,loose”在人教版英语书中很简单,但是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虽然这有利于学生在高中英语中取得高分,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高中生其他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而如今,在改革下,高中英语教学就是要改变之前的做法,将学会运用英语作为学习英语的重点,而不是为了盲目取得高分。例如,人教版必修三“Healthy eating”教学中,就应该让学生自主运用书上的词汇表达自己的看法。

2.为了符合改革新政策的要求,高中英语教师需要不断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高中生英语的学习,特别对于那些毕业班的学生来说更不能忽视对其英语的教学,将之前的教学与目前改进的新教学相互结合,促进教学。高中英语教师应该本着让高中生在学习英语中享受到学习的乐趣为出发点,在教学上应该抓住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英语。如,教学人教版必修一“friendship”内容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先谈谈自己的想法,通过“what,why,how”几个方面谈一谈friendship的特点。另外,不能对那些毕业班的学生放松,让他们在坚持以前的学习方法上丰富一些新的方法,从而保证他们既不会因为改革受到影响,也不会因为教学的改变受到影响,从而让高中生在高考改革下不再死记硬背英语知识,不再片面追求高考上的高分。

3.高中英语教师也要注重提高自己的素质,对于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要做好心理上的督促与辅导。高考英语分值降低,不代表着也要降低对高中英语教师的要求,相反,需要英语教师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还只是停步于高考改革前的那种教学,只是为了培养学生在高考中获取高分,这种教学方式不能够锻炼学生的英语能力,那么即使之前是优秀教师,现在也有可能会被淘汰。

4.注重培养学生的听力能力、口语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高中英语教师不能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而要充分利用课本配套的语音材料,如:Reading Using Language 及Reading Task,不断提高学生的听力能力。同时也可以把课外内容挪到课堂上,补充课本上的听力材料,不断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如,在学习人教版Unit 5 The True North―――Canada时,就可以先拿一些关于加拿大的图片和视频,进一步加深对听力的理解。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可以将课堂转为shopping mall,hotel,airport等,让学生根据情况扮演相应的角色进行对话,从而锻炼学生的口语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高中英语教师合理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调整教学思维,不断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就能促进高中生不断改进学习英语的方式,促进学习英语的兴趣。新政策的冲击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英语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就可以。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5)

2014年韩国语能力考试的改变可以说是是革命性的,改革后的韩国语能力考试,考试级别由初、中、高三个级别,缩减为初级(1-2级)中高级(3-6级),最主要的改变是初级和中高级都取消了词汇和语法部分,考虑到写作的难度,在初级部分只有阅读和听力部分,在中、高级有写作,而且在写作领域取消了客观题,用主观题直接考查写作能力。而且无论在初级,还是在中高级,都加大了听力和阅读分的比重,表现在题量大、分数高。韩国语能力考试的这次改革可以说更接近国际化,与托福、雅思等国际化考试接轨,更加注重了考查学生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但是这个改革也给韩国语专业的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积极进行教学模式的转变。

一.影响高校韩语教学模式的主要问题

高校韩语教学模式的实践较为落后,这越来越成为韩语教学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教学模式就是教师为学生学习提供教学服务的模式,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这就涉及一个教学模式的改革,我们先分析一下影响这一改革进行的因素 。

1.教师教学任务过于繁重,影响了教学模式探索的进程。许多高校的教师由于待遇较差,教师仍旧处于教学维持生存的状态,许多教学改革由于教学任务的沉重无法付诸实践,还有的就是由于韩语招生人数较少,平行班较少,许多教师一人要担任多门课的授课,每天疲于各种备课,无法对一门课做精,也没有精力对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2.教师忙于科研,对教学改革工作的奖励和量化不够,使得教师对这一部分的探索积极性不够。许多高校对教师的授课质量难以评价,或者说对教学改革工作奖励不够,基本处于上课多和少有区别,好和坏没区别,做教学改革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明显没有发论科研更直接有效,在长期这样的氛围下,新进教师的改革锐气也逐渐被消失殆尽,失去了尝试改革的信心。

3.受教学条件以及教师水平限制等综合因素影响。高校的文科教学普遍重理论轻实践,很多高校也没有为实践教学提供良好的财力物力支持,教师心有余力不足,很多教学活动受学校限制不能脱离课堂,所以经常使课堂局限单一枯燥。有些高校地处偏远,韩国留学生较少,也为学生实践教学增加了难度。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也是有限,许多教师受传统模式教学影响成长起来,他直接会把他接受的模式再反馈给学生。

二.新韩国语能力考试下教学模式的转变

1.改变读死书,死读书,抠语法的学习模式,韩语能力考试取消语法和词汇部分就是给我们陈旧落后的教学和学习模式敲响警钟。以往的学生在词汇、语法、互译等得分较多,而在活用的填句子,写作等部分失分严重,学生还处于捧着教材背单词的阶段。其实,外语的学习,你转为母语背下来不是关键,你用母语翻译不翻译不是关键,灵活应用才是关键。这个考试变革取消语法、词汇部分,不是不考了,而是更灵活地在阅读、听力、写作中考了,在教师授课的过程中,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懂得灵活运用,死扣语法、死扣单词效果不佳。

2.不局限教材,在授课外语过程中要让学生触及多领域知识。在新韩国语能力考试中听力的材料以及阅读资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提高了对学生的单词量要求,不能只局限于书本,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泛读,阅读分数的增加加大了阅读课的重要性,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教师的阅读量、单词量以及教师对阅读材料的讲解、分析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师可以改变传统授课模式,引导式教学,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3.加强对实践教学的积极探索,新韩国语能力考试特别注重听力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两个能力的培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设立相应的目标,循序渐进的来完成。要培养学生喜欢听,喜欢表达的习惯,加强实践性教学,可以把听力和写作相结合,把听的资料立刻写出来,达到输入与输出两个阶段相结合。我们要积极探索韩国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6)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84

1 引言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各高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围绕人才培养模式,课堂中的创造性思维和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受到教育领域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关注[2]。如Winn(1995)[3]曾经对学生参与的学习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基于学生参与的学习方法能够带来较好的学习效果。创新是一种被人们感觉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创新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传播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传播的过程,是创新成功的前提和基础[4]。学生参与授课是大学教学创新活动之一,它作为一个创新观念和实践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与其它教学创新一样,学生参与授课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仍然不均衡,还处于创新扩散的早期[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简称信息管理)专业是1998年教育部在进行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调整时为适应信息时代的变革和挑战而提出来的,由原来的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专业合并而成。经过17年的发展,目前,该专业已经得到国内各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同,形成了较大的招生规模。根据教育部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612所高校招收信息管理专业本科生,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6]。可见,该专业逐渐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信息管理专业的创办历史较短,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出现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息环境,因而不断地对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动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会经常面临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本研究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和制度同形理论,以学生参与授课的教学创新为考察对象,探讨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寻找其中的规律。

2 文献综述和理论背景

2.1 高校教学的改革创新

创造力和创新的价值在于能够推动有效的技术方案的形成以便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7]。围绕高校的教学改革创新和教学质量,学者们结合不同环境和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Li和Edwards(2013)[8]利用创新扩散理论考察了英式的教学计划对中国西部地区英语教学课程创新的影响,发现原来的创新需要加以改造以便符合本地的需求;Jacob和Hellstrom(2014)[9]考察了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政策共同议程的构建;Crowe等(2014)[10]考察了在大学课堂的定量方法讲授中教学助理的效果,发现在有教学助理的课堂,学生表现得更好,更容易通过考试并取得高分;Yu和Lee(2015)[11]利用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考察了中国两所大学的大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参与小组反馈活动的动机,发现社会文化环境推动了动机的形成;Ping(2015)[12]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牙科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趋势,发现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者曾经参与过研究项目;Watts等(2015)[13]考察了病人积极参与一个工作组以便给医科大学生讲授有关慢性病的动机,发现教学使得病人获得友谊感,让病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有些病人多年来多次参与讲授而不期望获得任何报酬;Hatfull(2015)[14]探讨了研究和教育的结合,提出了一种将一年级大学生引导到基于发现的研究经历中的模型;Brown和Kuratko(2015)[2]提出了实验教育实践中的创新:让学生在设计答案前先识别出问题,让学生通过重复来展现实验过程,允许学生制订战略上而不仅仅是战术上的计划,让学生在市场中评价自己的解决方案。

参与授课的学生可以被称呼为学生老师(student teachers)。Rothenberg等(1993)[15]考察了学生老师的教学,发现学生老师在讲课前后都非常自信;De Vries等(2014)[16]考察了学生老师对待学习、讲授和参与学习活动的看法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的学生老师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Graus和Coppen(2015)[17]考察了学生老师对外语教学中语法难度的感知,提出语法难度由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所构成:语法特征、教学安排、教学质量和学习者的特征。学生参与授课是大学教学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带来较好学习效果的学习方法[3]。

2.2 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由美国传播领域的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于1962年在《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书中提出。Rogers在书中对创新和创新扩散进行了分析[4]。创新扩散随着创新决策过程五个阶段而发生,Rogers开始将这五个阶段描述为:意识(awareness)、兴趣(interest)、评价(evaluation)、尝试(trial)和采纳(adoption)。1983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将这五个阶段描述为:获知(knowledge)、 说服(persuasion)、决策(decision)、 实施(implementation)和确认(confirmation)。一项创新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遭遇失败,创新扩散是创新成功的前提和基础。Rogers建议用五个类别作为创新扩散研究中描述采纳者类别的标准:创新者(innovators)、早期采纳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多数(early majority)、晚期多数(late majority)和迟滞者(laggards)。与这五个类别采纳者相对应,某项创新所占的市场份额(或者所带来的绩效)在开始阶段增长非常缓慢,然后进入快速增长期,之后又增长缓慢并最终达到饱和,在数学上表现出逻辑曲线增长规律。另外,Rogers识别出创新的五个特性: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匹配度(compatibility)、复杂度(complexity)、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和可试用性(trialability)。相对优势指一个创新在多大程度被感知到比已有的观念、实践或事物更好;匹配度指一个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被感知到与潜在采纳者已有的价值、需求和过去的经验相一致;复杂度指在多大程度上一个创新被感知到难以使用;可观察性指在多大程度上一个创新的结果可以被观察到;可试用性指一个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采纳前得以尝试[4]。大量的创新扩散研究表明创新的这五个特性对创新的扩散和采纳产生影响[18]。

在本研究中,相对优势是指该改革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更能改善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18]。大量的创新扩散研究表明创新的相对优势对创新的扩散和采纳产生正向影响[18]。如Ramamurthy等(2008)[38]考察了企业采纳数据仓库的影响因素,认为数据仓库是一项重要的决策支持技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优势对企业采纳数据仓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是指信息管理专业学生感知到的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所持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感受[39]。在本研究环境中,当在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更能改善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的时候,信息管理专业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持有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优势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匹配度是指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已有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等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18]。Lin (2011)[40]构建了用户采纳和使用移动银行的影响因素模型,由结构方程建模验证得出:匹配度对用户使用移动银行的态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Zendehdel和Paim(2012)[4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匹配度对消费者的网购态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Hsu等(2014)[24]发现匹配度是影响企业采纳云计算的关键因子。在本研究环境中,如果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已有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等相一致,则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匹配度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复杂度是指该项改革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被感知到难以实施。大量的创新扩散研究表明创新的复杂度对创新的扩散和采纳产生负向影响[18]。如Ramamurthy等(2008)[38]在考察企业采纳数据仓库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复杂度对企业采纳数据仓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研究环境中,如果该改革创新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或遭遇很大的阻力,在信息管理专业中难以被理解和实施,那么信息管理专业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持有消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复杂度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产生负向影响。

3.2 实施态度对实施意愿的影响

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是指信息管理专业学生感知到的信息管理专业是否愿意或计划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实践。Ajzen和Fishbein(1980)提出了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认为实施或从事某项行为的意愿受到对实施或从事该行为的态度的正向影响[42-43]。基于TRA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Huang等(2008)[44]考察了个人因素和文化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发现知识共享态度对知识共享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TRA理论和动机理论,Zha等(2013)[45]考察了科技论文在线环境下的预印本共享,发现共享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共享意愿 。在本研究环境中,如果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持有积极的态度,则该专业会更愿意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3 制度同形压力对实施意愿的影响

制度同形压力包括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30]。Teo等(2003)[46]考察了制度同形压力对金融电子数据交换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认为强制压力是来自客户、供应商和母公司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行业的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同时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Khalifa和Davison(2006)[47]考察了制度同形压力和可行性对电子贸易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认为强制压力是来自客户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员工的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同时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Liu 等(2010)[48]考察了制度同形压力和组织文化对因特网驱动的供应链管理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认为强制压力是来自客户和供应商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行业的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模仿压力对采纳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类似地,在本研究中,强制压力是指来自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学院和学校的压力,体现出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客户)和所依赖的组织所施加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指来自其他专业的压力,体现出竞争对手所施加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其他学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压力,体现出信息管理专业(行业)所施加的压力。Tuttle和Dillard(2007)[49]利用制度同形理论考察了美国会计学研究情况,发现该学科研究主题的形成受到制度同形而非竞争同形的推动。在本研究中,面对学生参与授课的教学改革创新,如果信息管理专业感知到较大的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该专业会更愿意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5:强制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6:模仿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7:规范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4 问卷设计和数据搜集

4.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面向信息管理专业,研究模型包括8个潜在变量,每个潜在变量包括2-4个测量变量。所有潜在变量和测量变量均改编自已有的文献,以保证内容上的有效性[50]。其中,相对优势和匹配度改编自Moore 和Benbasat(1991)[18];复杂度改编自Ramamurthy, Sen和Sinha (2008)[38];强制压力改编自Liang等(2007)[51];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改编自Liu等(2010)[48];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改编Venkatesh等(2003)[39];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改编自Khalifa和Davison(2006)[47]。所有测量变量(测量题项)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强烈不同意,7表示强烈同意)。完整的量表见附录1。

在初步完成问卷设计之后,首先邀请了10位信息管理专业在读的大三和大四学生以及4位本科曾经是信息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进行预调查,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意见,慎重地修改了一些测量题项的模糊表述,以便在正式的数据搜集过程中被调查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测量题项的含义并进行填写。在问卷中,通过说明语提示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量表中的每个陈述句问题进行判断,并在问题后面的相应数字(1、2、3、4、5、6、7)上进行选择,每个选择应反映自己的判断,不存在正确或错误。另外,在问卷“基本情况调查”部分,设置了有效问卷筛选题项:您本科所在专业是信息管理吗?以保证后期的数据分析中能够确保所有的样本数据都是来自信息管理专业在读的大学生。

4.2 数据搜集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通过在线方式进行。本次数据搜集面向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郑州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重庆医科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通过这些学校信息管理专业的任课老师向学生发出邀请。考虑到智能手机访问在线问卷的方便,问卷填写全部采用在线方式。数据搜集以学生自愿为前提,即被邀请的学生可以选择填写或不填写。数据搜集经历了约35天,总共搜集到问卷637份,删除其中不是来自信息管理专业的22个样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15份(见表1)。

5 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研究利用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PLS)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所使用的软件工具是SmartPLS 2.0[52]。

5.1 测量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的有效性通常表现在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等方面[50]。对于内容效度,由于所有测量变量都改编自已有的文献,并通过预调查对措辞进行了完善,因此认为这些变量在表意上是清晰和准确的。在模型运行中,发现复杂度的第2个测量变量影响了复杂度的收敛效度,因此被删除掉。收敛效度通过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衡量。所有潜在变量的CR值都在0.930以上,Cronbach’s Alpha系数值都在0.891以上(见表2)。一般认为,CR值与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0.7即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50]。另外,表2中的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是抽取的平均方差,一般认为AVE大于0.5表明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收敛效度[50]。从表2看出,所有的AVE值均大于0.767,进一步表明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收敛效度。

表3是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AVE的平方根值。由表3可知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判断标准是:每一个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加粗的值)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50]。

表4是测量模型的因子载荷(加粗的值)和交叉因子载荷,每个测量变量与其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子载荷)都大于与其他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交叉因子载荷),进一步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50]。

5.2 研究模型结果

图2是研究模型的结果,显著性检验中的t值计算利用的是重复抽样数为1000的bootstrapping重复抽样方法。从图2看出两个内生变量都得到很好的预测:实施态度的R平方(被解释方差)是0.577,实施意愿的R平方是0.680,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50]。

本研究提出的H1,H2,H4,H5和H6得到验证:相对优势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53,p

6 讨论和启示

从图2的创新扩散理论视角看,匹配度是第一关键影响因子。匹配度大,表明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反之,匹配度小,表明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消极的态度。因此,在设计和实施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内容时,匹配度应该给予最优先的考虑。通过对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学习风格的调查,了解该专业学生所特有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然后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适合该专业学生学习风格的教学方式,广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外,相对优势是影响实施态度的第二关键因子。相对优势大,表明在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有助于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反之,相对优势小,表明在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消极的态度。因此,在设计和实施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内容时,应积极地与本专业的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充分把握学生对实施某项教学改革创新的相对优势的感知。

从图2的制度同形理论视角看,强制压力正向显著影响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表明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以及学院和学校施加多大的强制压力将影响信息管理专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以及学院和学校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直接要求信息管理专业实施某项教学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用人单位和人才市场对信息管理专业人才需求变化的影响。模仿压力对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的影响显著,表明如果其他专业在实施学生参与授课的创新活动之后取得了好的效果,则这会对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影响,体现出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虽然高校针对不同的专业会为学生构建不同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但是,课堂中的创造性思维和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会体现在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另外,创新扩散随着包括五个阶段的创新决策过程而发生,与其它教学创新一样,学生参与授课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仍然不均衡[5]。因此,从国家层面,教育部应该充分发挥其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为推动某项教学创新的扩散,可先在某几个专业进行试点,当这几个专业实施该项教学创新并取得好的效果后,其他专业会模仿这些专业,以有效规避教学创新中的风险,减少不确定性。同样,从高校层面,各高校可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选择某几个专业进行试点,逐渐对其他专业产生模仿压力,从而推动教学创新的扩散。

另外,规范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由表3可知,规范压力和实施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3,表明规范压力对实施意愿的独立影响是存在的。下面通过四个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并揭示规范压力对实施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1中,只将规范压力作为自变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强制压力作为自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模仿压力作为自变量;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上强制压力和模仿压力作为自变量(见表5)。

注:*p

在表5中,模型1表明,规范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94,p

7 结语

在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强调以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信息的构成、分布和特征,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使用中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考察信息的获取、组织、检索、分析、评价和利用以及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高效使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科研和管理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日新月异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息环境,从而动态地对高校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本研究以学生参与授课的教学创新为考察对象,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和制度同形理论考察了信息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创新的影响因素,为推动信息管理专业的教学创新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各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高校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会受到创新特性和制度同形压力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结合更多的理论和视角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教高[1998]2号)[EB/OL].[2016-05-06].http://.cn/article.asp?id=3879.

[2] Brown T J,Kuratko D F.The impact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2015,9(2):147-151.

[3] Winn S.Learning by doing - teaching-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a commissioned research-project[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1995,20(2):203-214.

[4] 埃弗雷特・M・罗杰斯.辛欣译.创新的扩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30.

[5] Sargent T C.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pedag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15,59(1):102-132.

[6] 阳光高考.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EB/OL].[2016-05-02].http://.cn/.

[7] Cropley D H.Promoting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2015,9(2):161-171.

[8] Li D G,Edwards V.The impact of overseas training on curriculum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13,17(4):390-408.

[9] Jacob M,Hellstrom T.Opportunity from crisis:a common agenda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search[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4,39(8):1321-1331.

[10] Crowe J,Ceresola R,Silva T.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of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use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s[J].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2014,39(6):759-775.

[11] Yu S L,Lee I.Understanding EFL students'participation in group peer feedback of L2 writing: A case study from an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15,19(5):572-593.

[12] Ping W.Dent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in China:current state and directions[J].European Journal of Dental Education,2015,19(3):177-184.

[13] Watts L,Mcpherson T,Robson J,et al.Patient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ion in a medical student teaching workshop[J].Medical Teacher,2015,37(1):94-96.

[14] Hatfull G F.Innovations in undergraduate science education: Going viral[J].Journal of Virology,2015,89(16):8111-8113.

[15] Rothenberg,J J,Mcdermott,P C,Gormley,K A.A Comparison of student teacher and supervisor perceptions of student teaching[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1993,19(3):273-277.

[16] De Vries S,Jansen E P W A,Helms-Lorenz M,et al. Student teachers'beliefs about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areer-long learning activities[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2014,40(4):344-358.

[17] Graus J,Coppen P A.Defining grammatical difficulty:a student teacher perspective[J].Language Awareness,2015,24(2): 101-122.

[18] Moore G C,Benbasat I.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the perceptions of adopting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1991,2(3):192-222.

[19] Bohlmann J D,Calantone R J,Zhao M.The effects of market network heterogeneity on innovation diffusion:An agent-based modeling approach[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0,27(5):741-760.

[20] Boushey G.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J].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2,40(1):127-146.

[21] Gouws T,van Rheede van Oudtshoorn G P.Correlation between brand longev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J].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2011,11(4):236-242.

[22] Loogma K,Kruusvall J,Umarik M.E-learning as innovation:Exploring innovativeness of the VET teachers' community in Estonia[J].Computers & Education,2012,58(2):808-817.

[23] Bhatiasevi V,Krairit D.Acceptanc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amongst Thai users: an integrated model approach[J]. 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13,29(4):349-366.

[24] Hsu P F,Ray S,Li-Hsieh Y Y.Examining cloud computing adoption intention, pricing mechanism, and deployment model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4,34(4):474-488.

[25] Pinfield S,Salter J,Bath P A,et al.Open-Access Repositories Worldwide, 2005-2012:Past Growth,Current Characteristics,and Future Possibilitie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65(12):2404-2421.

[26] Ma L.,Lee C S,Goh D H L.Understanding news sharing in social media: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J].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4,38(5):598-615.

[27] Carlet F.Understanding attitudes toward adoption of green infrastructure:A case study of US municipal official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15(51):65-76.

[28] Stummer C,Kiesling E,Gunther M,et al.Innovation diffusion of repeat purchase product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approach[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5,245(1):157-167.

[29] Fennell M L.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tructure of hospital cluster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3):485-510.

[30] DiMaggio P J,Powell W 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31] Haveman H A.Follow the leader: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38(4):593-627.

[32] Mizruchi M S,Fein L C.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A study of the uses of coercive,mimetic,and normative isomorphism[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4):653-683.

[33] Ashworth R,Boyne G,Delbridge R.Escape from the iron cage?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somorphic pressures in the public sector[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9,19(1):165-187.

[34] Khan S A,Lacity M 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 to anti-offshoring institutional pressures[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4,23(3):190-209.

[35] Yaraghi N,Du A Y,Sharman R,et al.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 as a multisided platform: Adoption,usage,and practice involvement in service co-production[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5,26(1):1-18.

[36] Cavusoglu H,Cavusoglu H,Son J Y,et al.Institutional pressures in security management: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s on organizational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 resources[J].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15,52(4): 385-400.

[37] Taylor B J,Cantwell B.Global competition,US research universities,and international doctoral education:Growth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15,56(5):411-441.

[38] Ramamurthy K,Sen A,Sinha A P.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data warehouse adoption[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8,44(4):817-841.

[39] Venkatesh V,Morris M G,Davis G B,et al.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oward a unified view[J]. MIS Quarterly,2003,27(3):425-478.

[40] Lin H F.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mobile banking adoption: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ttributes and knowledge-based trus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1,31(3):252-260.

[41] Zendehdel M,Paim L H.Determinants of behavioural attitude to accept e-shopping among the students in Malaysia Life[J].Life Science Journal,2012,9(3):2441-2445.

[42] Ajzen I,Fishbein M.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M].Prentice Hall,1980.

[43] Ajzen 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44] Huang Q,Davison R M,Gu J B.Impact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knowledge sharing in China[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3):451-471.

[45] Zha X J,Li J.,Yan Y L.Understanding preprint sharing on Sciencepaper On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tivation and trust[J].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13,29(1):81-95.

[46] Teo H H,Wei K K,Benbasat I.Predicting intention to adopt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ages: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MIS Quarterly,2003,27(1):19-49.

[47] Khalifa M,Davison R M.,SME adoption of IT:The case of electronic trading systems[J].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06,53(2):275-284.

[48] Liu H F,Ke W L,Wei K K,et al.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the firm's intention to adopt internet-enabl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s[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0,28(5):372-384.

[49] Tuttle B,Dillard J.Beyond competition: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n U.S.accounting research[J].Accounting Horizons, 2007,21(4):387-409.

[50] Straub D,Boudreau M C,Gefen D.Validation guidelines for IS positivist research[J].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2004,13(1):380-427.

[51] Liang H G,Saraf N,Hu Q.,et al.Assimilation of enterprise systems: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op management[J].MIS Quarterly,2007,31(1):59-87.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7)

二、后效的定义

对于反拨作用,语言学家Hughes曾说:“测试对教与学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反拨作用。反拨作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Hughes,1989)Hughes还利用三分法来界定反拨作用的层面。他认为考试的影响涉及参与者——考生、教师、教育管理人员、教学材料编写人、教科书出版商等;过程——大纲制订、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学习策略等;结果——学到的知识与技能。Alderson &Wall(1993)对测试反拨作用的定义更加细化,更加有说服力。他们对测试反拨作用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仅限于假设考试对教与学都产生反拨效应,推进到开始对反拨效应的各方面做科学的实证研究。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几个反拨作用假设:(1)测试影响教学;(2)测试影响学习;(3)测试影响教师教什么;(4)测试影响教师怎么教;(5)测试影响学生学什么;(6)测试影响学生怎样学;(7)测试影响教学进度与顺序;(8)测试影响学习进度与顺序;(9)测试只影响部分教师和学生(Alderson&Wall,1993)。

本文讨论的后效是基于Alderson&Wall(1993)的后效假设,来看高考改革对于教与学的影响。

三、听力改革对教学的后效影响

对于这次听力改革的后效影响,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1.积极的方面

这次改革由于把一直忽略的口语列入高考的必考部分,这对于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外语教学的重点从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逐步转变到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新课程标准改革也对英语的交际功能做了强调,外语学习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的语用功能。而这次英语高考听说改革,增加了口语部分,强调的就是如何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如何在交际中运用语言。

2.消极的方面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8)

我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自从1987年举行以来,其考生总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人次。回顾这项超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英语四六级考试曾经使在高校中处于非重点学科的外语受到了普遍重视,全国外语教学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各个行业对英语的需求与日俱增,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与社会对大学生英语能力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功能与程度被社会过度的夸大了,使其对大学英语教学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更有许多英语教育专家建议取消这项考试。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正面导向作用,教育部高教司于2004年组织制定并且在部分高校试点执行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2005年最新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出台,考试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很大的改动。作为在教学管理一线的工作人员,笔者认为要使改革的措施积极而准确地得到实行,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调整做出充分的解读,也应当对改革的内涵以及其潜在的影响有一定的认知。笔者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浅谈几点意见。

一、考试改革的内容

1、试题内容的改革

改革按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修订考试大纲、改革考试形式、开发新题型,特别加强了对“听”和“写”能力的测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听力权重从20%增加到35%,增设了长对话理解,把“短文理解或听写”改为“短文理解和听写”;第二,阅读部分的权重从40%减少到35%,包括“仔细阅读理解”与“快速阅读理解”;第三,综合部分占15%,包括“完型填空或改错”和“短文问答或翻译”,分别占10%和5%;第四,取消“词汇与结构”部分。

2、成绩报导方式的改革

成绩报导方式由原来的100分制改为710分制,不设及格线与合格证书,只发放成绩单,既报导总分,也报导单项分等。

3、考务管理的改革

教育部考试中心已经启用新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与考务管理系统。逐步将考生范围限制在高校,减轻四六级考试的社会权重,突出考试为教学服务的功能。

二、考试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与管理的影响

1、测试新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重大改革,必然会使大学英语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调整。考试改革的内容指明了一个方针,就是强调英语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为主。这意味着英语教学既要注重语言基础训练,也要加强对学生的交际能力的培养;在培养学生的交际运用能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汲取外国优秀文化知识,以便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2、调整教学重点

改革后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听力的要求更加高了,不仅加入了长对话,关键是将分数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了35%,这就要求英语教学必须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听说能力的培养。对于听力这样可以熟能生巧的项目,必要的练习不可或缺。如果要将听力教学带进一个循序渐进的轨道,就应当保证大学英语的听力有足够课时,至少可以使听力练习在教学时间上得到充分支持。

3、创新教学模式与丰富教学手段

通常的英语教学理论认为,学生大量地做题目、掌握应试技巧,教学质量便可提高。但是新的改革注重了以听说能力为主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以往很多教师偏向的以语法、阅读为重点的单向讲解法已经不可取了,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该更加倾向于发展学生的主动性与主体性。

教师由以前的教学主体转变为教学策划者与促进者,注意课堂上面的互动,引导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创造轻松活泼的学习气氛。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特点,我们可以组织多种教学活动请学生参与,例如情景对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英文原声电影欣赏等,从而将语言学习置于交际语境之中,长此以往,教学工作才会事半功倍。

4、优化教学配置

大学英语教学的软硬件配置是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在硬件方面,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丰富的教学内容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图像等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多媒体辅助语言教学是将来外语教学的必然趋势,因此学校应当投资完善相关的教学设施。在软件方面,为了适应“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这一新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小班授课制值得大力推广。当然,实行小班授课制必须先建设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学师资队伍:补充适当的高素质的教师,引进优秀的外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教师进行高级培训;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师队伍;从教师本身来说,必须认识自己的职责,增强工作的敬业精神,提高教学业务水平。软硬件配置的同时提高,才能确保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适应社会对大学生英语水平越来越高的要求。 转贴于

5、成绩报导方式的影响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里很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成绩报导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题型考试的原始分数在经过加权、等值处理之后,参照常模转换为均值为500、标准差为70的常模正态分数,采纳了710分的新记分体系,报导总成绩与分项成绩,这些改革将明显提高四六级考试的含金量与社会公信度,既有利于推动英语教学研究,也有利于用人单位选拔人才。

首先,新记分体系增加了不同分值的区分度,拉大了分数的差距,成绩单可以清楚的反映各个考生的英语基础能力的高低。其次,取消了证书形式,用人单位可以更加准确地根据学生听、说、读、写等得分选择合适的人才,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应该会青睐语言应用能力比较出色的学生,这些是以往的四六级考试证书无法体现的方面。再次,新记分体系可以健康引导大学英语教学,减少高校之间盲目攀比通过率的现象,并且分项报导成绩单可以直观地反映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请教师根据不同的学生群体的特点,因材施教,避免应试教育占据主导地位,重点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切实提高教学效果,逐步与国际英语水平考试进行接轨。当然,成绩报导方式带来的良性影响必须建立在高校、学生与用人单位都意会到710分制的真正功能的基础上,否则教学改革会事倍功半,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

6、考务管理改革的影响

新的考务管理系统将有助于建立考生档案,有助于对学生的考试情况开展科学跟踪,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进行动态评估,使英语教学与四六级考试结合的更加紧密了。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将变的日益重要,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依旧会不断地改革与发展。二十年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一项大型标准化考试,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并且不断完善的道路。当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并不能够根本地解决中国大学生学好英语的问题。考试改革任重道远,教学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对于原有考试中存在的相关缺陷与弊端,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通过这次考试改革的契机,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大学英语教学,逐渐强调训练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培养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强调提高学习兴趣,开展个性化的教学,引导自主学习的方向;强调增加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增强英语教学师资力量。这样才能使考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工作,使大学英语教学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使高校培养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求的实用型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金艳. 最大限度发挥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正面导向作用[J]. 中国高等教育. 2005(9): 33-34.

[2] 张珍珍. 议英语四六级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J]. 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19(3): 49-51.

[3] 陆军,方文礼.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及其启示[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5,9(6): 86-88. [4] 龚隆勤.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导向意义浅议[J]. 琼州学院学报. 2007,14(3): 93-94.

[5] 樊章俊. 从四六级考试改革看大学英语教学的新方向[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 2005,24(2): 181-184.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9)

在当今教育领域中,能牵动社会各界和民众广泛关注的非高考莫属。社会大众对高考的关注有着经久不息的热情,高考中的任何一项变革措施都将牵涉数百万考生及其家庭的利益,即使是一个省的改革不当,也会影响到十几万乃至几十万考生的前途和命运。随着2004年新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要求多样化的教育评价理念。2007年高考作为新课程改革以来的首次高考,必定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目前,各省都在积极尝试高考改革,但是都处于实验论证时期,短期内高考的各种弊端仍将存在,改革的效果及对中学生及高三教师产生的影响,都有待及时调查,收集考试参与者的反馈信息,从而论证改革措施的成效,为今后的改革调整提供客观依据。

1.研究的背景

2004年,我国高中进入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时期,这一改革不但是教育系统的一场深刻革命,而且是建国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基础教育改革。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从规模发展到质量内涵的进一步提升。2007年6月7日,高考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全国考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而且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自山东、宁夏、广东、海南四省区实行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的首次高考。新高考方案的实施,标志我国高考改革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生源质量,而且制约着基础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改革,其中高考科目与内容的改革是大家尤为关注的焦点。因此,调查论证新高考改革的成效,对于促进高校合理选拔新生、深化素质教育、推动高考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1研究的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我国对于大规模考试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高考作为一门兼具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大规模考试,具有其特定的“时效性”,这也决定了针对高考的研究必须及时而且长期延续。

本文针对首次新课程高考方案,一是通过师生对新课程高考的评价分析研究,收集师生对这次高考大动作的评价声音,以及收集师生的建议;二是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分析,从中学教育、高三师生的角度评价2007年新课程高考的各方面改革成效及尚未解决的问题;三是针对调查所反映的问题,对今后高考改革提供可行性建议,以丰富新课程高考对中学教育、对减轻学生负担及实施素质教育的影响这一研究论题。从大方向来说,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丰富教育社会学、考试社会学、教育测量学的理论,完善和充实考试学的相关理论。

2.2研究的实践意义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社会反响最大、考生抱怨最多的是它对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学生带来的沉重负担问题,社会舆论对高考也是颇有微辞。针对师生对高考改革的评价或者高考对师生影响的著作、期刊等文献资料并不多见,只是散见于提到高考教育功能的影响和考试评价时有所提及。通过调查,收集师生对考试科目设置、内容、招生形式等各要素的态度评价,了解师生对于高考改革的整体态度,理顺高考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考试问题的认识,进而更好地为当今高考改革服务。从这一层面来说,本课题的研究对于当前的考试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更进一步地深化高考改革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3.文献综述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并结合外部因素,即通过调查高考与考试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了解考试参与者对首次新课程高考的评价,分析该次高考的成效及影响,以便为今后的改革提供借鉴。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对高考进行评价主要是从历史角度、教育角度以及社会角度进行研究,具体针对考试参与者对高考评价的研究不多,主要散见于高考弊端问题、高考社会功能问题,以及对中学教育诸方面的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中。

3.1关于考试学的研究

从科学的角度对考试学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本《考试学》专著(廖平胜、何智雄、梁其健著)诞生于198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而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总体而言,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探讨相对较少(刘海峰,2003)。多数关于高考的著作都停留于大众议论层次,鲜见有深度的理论分析。杨学为的《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则从较高层面宏观把握高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3.2关于“高考功能”的研究

国内最早倡建考试社会学的是曾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杨学为。杨学为①(2002)认为,研究考试,既要研究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考试实施、评卷、分数制度、统计分析等,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又要研究考试与其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人事、劳动制度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这属于考试社会学的范畴,高考的社会功能是高考的重要功能。他曾在书中写道:“在中国长期的考试历史中,考试认识论的水平,决定了考试质量的高低,而考试社会学的是非,却决定着考试的存废。”

廖平胜的《考试学原理》对“考试的社会功能”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他将考试的社会功能归结为以下五种:文化功能、行政功能、经济功能、调节功能、督导功能。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刘海峰(2003)认为,只有从教育和社会两个视角来阐述高考的功能,才能兼顾高考改革中的几对利益矛盾。高考教育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保障生源质量;二是促进中小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三是引导规范中学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向,即指挥棒作用。高考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社会安定功能和社会分流功能。冯用军(2003)认为,高考除了甄别选拔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外,还具有文化传承和交流功能、国际竞争功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张远增②认为,讨论高考改革,关键是认清高考本身的功能和意义,这不仅是高校招生选拔机制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全部内容。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研究员王钢认为,在现阶段,高考的主要功能还应是为高校选拔人才,“为高校招生服务”才是高考的基本立足点,不应对高考赋予中学学业评价、减轻学生负担等太多的功能。他认为现在教育考试立法滞后,考试改革与建设缺乏法律基础,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3.3关于“高考制度弊端及其评价”研究

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2002)认为,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考试近五十年来,遇到的重要矛盾有政治与业务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大学招生与中学教育教学的矛盾。怎样评价当前的高考改革,社会上百家争鸣。但其中有两点共识是被各方面普遍接受的,即一是反对取消高考制度,坚持进行统一考试;二是现在学生的负担过重,希望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3.3.1高考改革的主要问题

高考改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范畴(葛大汇,2001)。一是扩招问题,适应考生生源市场和社会的教育需求;二是高考改革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匹配度问题;三是高考的社会化问题,即考试是考生的事,招生是大学的事,把压力还给社会,借助双向选择,公开招生的办法,最终使教育―考试―考生三者的关系不再相互制约,而是互相促进;四是放权于地方省份、各高校,即国家掌舵而不划桨;五是考试机构的改革问题;六是应试教育的问题,还有“学分制、资格证书制度,多元评价、多次考试”的说法,但多次、多元又会引起加重负担的困境――这是一个怪圈(胡启迪,1997)。

3.3.2高考改革对中学教育的消极影响评价

在教育实践中,对高考试卷的分析和评价,探讨不少。但往往局限在经验层面,一般都缺乏数据支撑和理论指导。张警鹏、郑启跃③认为,教育考试,作为一种教育评价活动,是一定教育组织中的考试主体根据考试目的的需要,选择运用有关资源,对考试客体某方面或诸方面的素质水平进行测度、甄别和评价的一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大规模考试,它既有评定学生学业成绩的功能,又有检验教育效果的功能,还有强化教学目标、导引教学改革方向、诊断教学问题、维护教育水准的功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程度的甄别和选拔功能。

3.3.2.1科目设置、内容欠科学性带来的偏科、缺乏个性问题。事实上,凡是论及高考改革的文章,都免不了要谈到学校教育,都免不了要谈高考给学生带来沉重负担等弊端,至于谈到“应试教育”的文章,更是车载斗量。

胡中锋等(1997)在《我国高考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构想“新高考度”的出发点》一文中,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高考制度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除了论及高考过程的欠科学性问题,即科目设置及所考科目的权重问题,高考的效度、信度题至今没有解决好以外,更探讨了高考导向的片面性。其一,现行高考重智轻德、体、美、劳;其二,重知识轻能力。这导致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片面性。韩广才、符永宏、兰登明(2000)在《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透视》一文中,专门对现行招生制度的利弊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主要观点如下:①选拔人才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不足;②高考指挥棒巨大的牵动效应破坏了对中学教育正确的导向作用,严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进。杨学为认为,现在高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学和中学对高考的要求不同,基础教育要求高考对中学教育有好的引导作用,而高等教育则要求高考要根据大学的要求选拔人才。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④在其《“高考”在美国》一书中,对中、美两国的考试作了对比,中小学生、教师、家长在升学中的沉重负担已越来越超出他们身心承受的限度。马长青认为,我国高考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了严重的偏科现象,致使不少学生片面发展。

3.3.2.2录取环节缺乏多样化评价机制,不利于高校录取。谢小庆认为,在现行的高考中,充分了解学生状况的教师对学生的选拔没有发言权是不合理的。郑若玲、罗钫⑤(2006)等人在其相关文献中均提到,现行高考政策对高等教育有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强调统一性,忽略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需求。二是录取标准单一,高考分数成为录取的唯一指标,重智育,忽视学生的平时成绩、身心素质、品行修养、各种能力及对学校或社会的贡献等其他因素。三是教育公平问题,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高考移民一度盛行;招生过程缺乏透明度;高校缺少自,招生的自不落实,对人才培养工作具有潜在的制约性。

3.4广东省高考改革进程的简要回顾

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一项考试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为高校选拔合格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恢复高考至今,高考一直都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无论是从恢复高考时的“大文大理”到“3+2”,还是重视学生选择性学习诉求的“3+X”高考模式;从全国“统一命题”到个别省份“单独命题”;从“人工阅卷”到“网上评卷、网上录取”,广东省一直是高考改革的先锋,从1985年高考改革进入深化期以来广东省高考改革的重要措施便可见端倪。

1985年,全国高考标准化考试率先在广东实验,并最终于1989年在全国推广实施。

1999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了“3+X”科目设置方案并延续至今。考生则根据自己报考高等学校的志愿,参加高校所需科目的国家统一考试。由于在试点的过程中“3+x”模式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2000年广东省进一步完善了“3+X”方案,新方案扩大了“X”的内涵和外延,在原有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门选考科目的基础上,增加了综合科目考试、外语复试、音乐术科、美术术科、体育术科等选考科目,并且要求各本科高校在“X”中选考两门或两门以上,并且综合科目作为必须选考的科目。2001年的高考是改革全面深化的一年,高考“3+X”扩展到18个省,其中,广东省试行了“3+综合+1”,到2002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试行了“3+X”方案,但是“3+X”是不完善的,还在继续修改。

2003年,广东省全面试行计算机辅助考试系统,包括网上报名、网上巡考、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计算机辅助评卷、网上录取等。

2004年,广东语文、数学、英语、英语(2)自主命题,成为全国分省命题“第一梯队”榜样之一。新课程试验四省(区)现行的“3+X”高考方案实施几年来,尽管整体情况良好,但随着新课改的开展和高考制度改革的深入,已经不能适应新课改,需要调整和完善。

2006年4月底,教育部批准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广东省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普通高考改革方案》(下简称《高考新方案》),并在200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实施。

通过回顾广东省近年来高考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高考改革呈现出以下的趋势。科目设置呈现出考试科目的确定与中学所开的科目和内容完全一致,分文、理两种科类;考试科目的数量逐渐减少,科目中出现X科,科目设置体现出开放性、多样性和选择性等特点。高考内容改革呈现出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素质立意的演进。高考招生形式逐步灵活多样,由“一考定终身”的全国统考单一形式到坚持统考基础上的一年两次高考、本专科分开考试、高校的自主招生、各省的分省命题等形式的相结合。高考录取技术逐步科学化、信息化;录取标准由“志愿+总分”的择优录取逐步过渡到自主招生、“面试”招生的适才录取。

4.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2007年广东方案在科目设置上实行“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模式,分文理科进行考试,旨在解决学生偏科问题,以及按各层次考生特点设置考试科目;在考试内容的改革方面,各科目在试卷形式和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动,个别科目设置“选做题”,且均采用“二选一”的形式,考生根据自己在中学所学的不同模块来选择解答其中一道,这能够在考察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区分学生在某方面的特殊能力;在录取标准方面,广东高考新方案将以写实性文字表述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项目记入考生电子档案,作为高校录取参考的依据之一,这将更为全面地评价学生,颠覆以往评价标准单一的弊端;在录取方式上,采取分类投档、分类录取,以利于杜绝文科考生报考理科专业等不利于录取公平的现象;在计分方式方面,采用原始分计算高考成绩,则更为科学,更符合科目设置的特点。总的来说,2007年高考科目设置、计分方式、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评价机制的改变,其目的在于减轻考生的负担。当然,这是从政策角度出发的。通过政策制定的目的,对实施效果进行初步预测,还要依赖实证调查研究,才能够客观地评价新高考的成效及不足之处。

高考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甚为复杂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对其改革,社会各界人士、任何家长和学生都可以发表看法,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或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评说,可能所见都是事实,所言也都有其道理,但应当从全局把握,避免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因此,在评价高考时,重要的是应全面和客观,对其功能和影响应实事求是地分析。高考改革受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教育乃至考试自身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高考改革也对这些方面产生反作用,不管是怎样的相互作用,其影响程度都应控制在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这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都处于激烈变革的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把握全局,选择一种能够尽量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弊端相对较少,具有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选才方式,才能完成教育的目标。

注释:

①杨学为.中国需要“考试学”.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5.

②龚放.对江苏2008年高考新方案的质疑和思考[J].湖北招生考试,2007,(04).

③张警鹏,郑启跃.考试研究的新课题:对考试的评价[J].教育科学研究,2005,(12).

④刘庆根.新时期高考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4.

⑤罗钫.试析我国高考改革及走向[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

参考文献:

[1]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宝昆.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3]贾非.考试制度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4]马长青.建构与优化:我国当前普通高考体制面临的问题与反思[D].山东师范大学,2005.

[5]金松.我国普通高校现行招生制度改革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5.

[6]欧颖.我国当前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6.

[7]罗淳之.中美高校入学考试的比较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

[8]史佾.高考新政策出台后的社会反响[J].教育情报参考,2001.

[9]张宝昆.教育考试社会学研究――中国学校应试教育色彩浓厚的原因分析[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篇(10)

一、引言

反拨是应用语言学中的一个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语言学家所关注。它特指“测试对于教学的影响”(Cheng、Curtis,2004:3)。在中国,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英语考试(NMET)作为一门选拔性考试,还应具有为学校英语教学带来有益变化的功能(教育部3号文件,1999)。2004年教育部开始推行高中新课程改革,山东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广东省及河南省被选作第一批试验地区。因此,上述地区2007年毕业的高中生成为第一批新大纲下接受高考英语测试的学生。本文以新考试大纲指导下的山东省为研究背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研究的方法,调查像NMET这样的高利害考试对于教师课堂实践活动的影响。

二、调查设计

1.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

调查对象为济南两所高中的教师。被调查教师被分为两组。第一组4位教师参与课堂观察和访谈,此组教师具备三年以上高三英语教学经验,具备旧考试大纲和新考试大纲下的教学经验。A为中年女性,教研室主任;B为中年女性,授课10年,同时担任班主任;C为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的青年女性,授课3年;D为青年男性,拥有应用语言学硕士学历。第二组10位教师教龄不等,参与教师问卷,问卷形式为选择题,内容涉及NMET复习课的教学方法,以及对于NMET的态度。

2.数据来源

以语言教学交流定向理论(Frohlich,Spada,Allen,1985)为指导的编码方案指导课堂观察,以课堂活动、所授技巧、使用材料、学生参与度和教学语言为观察焦点。

半结构化的访谈用来深层次地了解教师的课堂管理、时间安排、训练技能、授课的理论背景和对于新考试大纲的应对。

教师问卷由选择题组成,内容涉及教师教授方法、所授材料,以及教师关于NMET对教学反拨作用的认识。

问卷设计均依据反拨理论框架,即“反拨假设”(Alderson,Wall,1993)。同时,参考了亓鲁霞(2004)的问卷内容。

3.数据分析方法

来自有效问卷的反馈信息在Windows系统下用SPSS16.0进行分析。随后,课堂观察结果和半结构化教师访谈被转录并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1.NMET对于课堂实践的反拨作用

(1)对所授知识技能的影响

如我的预想,在NMET准备课程中,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训练NMET考试技巧方面:在听力、阅读及写作技能上花费大量时间而忽略口语教学。教师A在访谈中提到:

“三年级的英语教学承受很大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提前完成课本内容的教授,而且需要预留更多时间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考试。在有限时间内,我们不得不放弃考试所不涉及的内容,譬如口语。但是我们对于一年级的学生确实设有英语口语课。”

教师C补充提到,可以提高学生口语表达水平的一系列诸如辩论、讨论等课堂活动从未在三年级课堂实施过,而作为学生课堂唯一开口讲英语的机会――回答问题,也是基于教师点名而非自愿。

“在NMET复习课上,我很少组织游戏或辩论类的课堂活动。这类课堂活动一方面耗费时间,另一方面对成绩提高作用很小。并且,三年级的学生也不愿在课上开口讲话。”

课堂观察和教师访谈的研究结果表示,NMET对于课堂活动组织具有巨大的反拨作用:在考试准备课程中,所授知识一般仅仅限于和考试相关内容。正如Bailey(1996)提出的,考试准备过程训练项目与考试结构相似。

(2)对所使用教学材料的影响

对于授课所用材料,课堂观察和教师访谈表明大部分三年级学生英语课使用的材料为NMET模拟试卷和真题。而这类材料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和学生,即Alderson和Hamps-Lyons(1996)提到的“变窄的课程”。教师A在访谈中提到:

“在2004年新课程改革之后,多种材料被用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英语教学中,像英文小说、电影、戏剧等。但是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我有目的地削减了课外材料的使用。我相信,最后提高成绩的方法是让学生大量接触试卷。所以我花费大量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练习NMET模拟试卷及真题,并对试题进行详细讲解。”

教师D提到了会使用互联网上的一些更新的材料,但大部分也是和考试有关的。

“互联网的普及是获得材料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会在网上下载大量考试相关材料。其中一些来源于一些专门系统研究考试技巧的培训机构;另一些来源于山东省著名高中。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能够及时更新所用材料。”

由此可见,NMET对于高中英语教学授课材料起着决定性作用。教师对于考试相关材料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课程内容,从而导致了对于英语学习潜在的消极反拨作用。

(3)对课堂活动的影响

研究还表明,超过90%的课堂时间被学生做题,教师讲题所占据。课堂活动大多限于教师讲授语法规则及得分技巧,学生被动听课,无交流与探讨。教师B在访谈中提到:

“在考试准备阶段,学生和老师都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抱有一定程度的焦虑感。学生焦虑是由于他们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此次考试的表现;而老师的焦虑是由于学生在此次考试中的表现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绩效甚至整个职业生涯。”

NMET作为一个大型高利害的考试,将高中英语课堂完全变成了以教师为指导的课堂,课堂活动完全局限于教师一人讲授,压抑了语言教学中的交际的训练。

(4)对课堂媒介语言的影响

在英语课堂中,教师被期待使用英语为媒介语言进行课堂教授,母语中文可以作为辅助。然后,根据课堂观察和访谈的结果,教师大多认为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言授课会给学生理解造成困难,尤其在讲授语言点和语法的时候。教师C在访谈中提到:

“英语授课是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而已。事实上,我认为在中国的高中课堂上实施英语授课是不可能的,尤其在NMET准备阶段。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义务和责任让学生听懂我的意思,尤其是在讲授重要知识点的时候。使用中文授课还会让我节省很多宝贵的课堂时间。”

我认为,NMET考试中口语部分的缺失也是造成英语课堂使用中文授课的原因。在高中英语课堂上,英语大多被当作一门像数学和物理一样的课程去教授,而失去其本身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特性。正如Glover(2006)提出的,如果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考试而不是语言本身,教师的授课方法就会有所不同。

2.对NMET影响的看法

教师问卷中的第5项调查了教师对于NMET影响的看法。如表1所示,所有教师均持混合型看法,认为NMET的对英语教学的反拨作用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

为更详细地说明问题,我具体调查了NMET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方面。

(1)NMET的积极影响

教师问卷中的第6项探究了NMET对于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影响。如表2所示,所有教师均承认NMET对于词汇教学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NMET对于阅读、听力和写作技能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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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NMET带来的最显著的积极影响是词汇量的扩大。听力、阅读及写作的教学同样从NMET考试中获益。Wall和Alderson(1993)说过,考试通过激励教师和学生从事如果没有考试便不会做的有益事情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NMET可以看作是一个促进教与学的机会。

(2)NMET的消极影响

教师访谈表明了师生更倾向受限于考试相关方面的学习,对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并无帮助。教师D在访谈中提到:

“坦白讲,NMET太重要了,以至于它不仅影响学生而且给老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学生成绩直接影响我们的绩效工资和人事任免。我因此将大量时间用于教授考试相关内容,如阅读、听力和写作。因为考试不包含口语部分,所以也不会去特别练习。我个人认为这会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起不到积极作用。这也许是NMET对高中英语教学最大的消极影响吧。”

上面的数据说明,NMET在英语听力、阅读及写作的提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反拨作用,而在口语和学生在教学过程参与度方面有消极的反拨作用。

3.考试大纲修订后的教学法改变

本文还探讨了2007年山东省在2004新课程改革后对于考试大纲的修订带来的教学法的改变。四名教授高三年级英语超过三年的教师接受了访谈,当被问到新大纲是否改变了他们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方法时,均表示大纲修订对于NMET备课阶段的教学影响微乎其微。尽管考试组织者的初衷是通过调高写作部分的分数,以及将改错题转变为含有开放性问题的阅读表达题型来增加考试的有效性和信度,并且在更高层次上检测出学生的认知技能,而不是单纯地记忆,然而,受试教师均承认并未找到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A说:

“新课题改革确实给英语教学带来了有益的变化。举个例子,课本使用了更广范围的选材,更多的真实语言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但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我没有改变太多以前的教学方法,尽管考试设计者为了强调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改变了一些题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教学方法,除了大量练习模拟题。”

教师C补充道:

“我相信大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给高中英语教学法带来积极的影响。事实上,我对大纲改革持肯定态度。问题是,对修订后大纲的深入理解和积极的教学法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无数实践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太多改变我的教学方法,除了使用新的课本。”

Wall和Alderson(1993)提出,阻碍一个考试反拨作用的实施有很多因素,比如,资源、管理实践、交流实践的缺乏、考试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交流的缺乏、教师的信仰、培训、义务和其他职责。

一名教师说,由于考试写作部分分数的上升(2006年25分,2007年30分),她将更多时间用来教授写作格式并训练学生写各种文体及各种话题。这可以看作是修订后的大纲对于教学的一个积极影响,因为写作部分可以说是考试中最能体现语言的交际的。

另一方面,新大纲对词汇教学也起到了积极的反拨作用,因为新大纲的词汇量要求上升到了3300个词(2007年高考大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帮助学生记忆词汇上,并使用了多种策略,如分析词根词缀、结合语境等。

四、结语

1.研究总结

NMET是一个大型高利害的考试,被预想会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巨大反拨作用。本文以新课程改革的实验省山东省为研究背景,旨在找出NMET对高三英语课堂实践的影响,以及高中新课程改革带来的考纲变化是否带来了预期想要得到的教学改革。研究发现总结如下。

首先,研究发现高中课堂的教学设计以及课堂管理完全是为了适应NMET考试,是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更高分数。具体体现在:教师教授技能主要局限于听、读和写,而忽略口语部分;教师所用材料大部分以考试为导向,主要为NMET真题与模拟题;课上基本以学生做题教师讲解为主;课堂媒介语言基本以源语言为主。

其次,教师普通认为在促进英语的教与学方面,NMET起到一定的积极反拨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了学生的听力、阅读及写作技能,增加了学生的词汇量,并为学生学习英语带来了更大的动力。消极的反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口语的忽视及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忽视。

最后,关于新课程改革带来的新大纲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反拨作用,研究发现,除了更加强调词汇和写作技能外,新大纲对教学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方法影响甚微。

2.教学启示

NMET作为一个高利害考试,其所产生的巨大反拨作用让英语教育者开始思考如何让考试持续对教学产生积极有益的反拨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为高中英语教学带来了如下启示。

首先,鉴于NMET所产生的消极反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口语表达的忽视上,我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考试,在考试中增加更多真实性语言任务,如写作和口语等,来激发学习者认识到语言的交际学功能。从新闻报道、学术杂志、百科全书等中获得的真实语料可以被用在阅读和听力中。此外,可以将更多传统的选择题型替代为开放式问题,从更高的层次上测试学生的认知水平,这一点在2007年新考纲中已有体现。

其次,如研究结果所显示,NMET考试的本性决定了其在削减学生兴趣、限制教学材料及活动、减少学习者参与度等方面的消极反拨作用。我认为可以通过适当减少NMET的利害度来减少NMET的消极反拨作用。比如,可将NMET由一个总结性评价变换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大学对于学生的录取可以不再由单独一个考试决定,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常规考试和课堂的参与度。教师绩效评估可以不再以学生NMET考试的表现为单一标准。

最后,为了取得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既定目标,考试及学校管理者可以加强对高中英语课堂的监督管理。例如,可定期访问高中英语课堂,观察教师的课堂活动。同时,我们应加强教师与教育管理者之间的联系,共同研究磋商如何更好地实现新课程改革,促进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1]Alderson,J.C.,& Hamps-Lyons,L.TOEFL preparation courses:A study of washback.Language Testing,1996,13,(3):280-297.

[2]Alderson,J.C.,& Wall,D.Does washback exist?Applied Linguistics,1993,14,(2):115-129.

[3]Bailey,K.M.Working for washback:A review of the washback concept in language testing.Language Testing,1996,13,(3):257-279.

[4]Cheng,L.,& Curtis,A. Washback or backwash: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testing and learning.In L.Cheng,Y.Watanabe & A.Curtis(Eds.),Washback in language testing:Research contexts and methods.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 Associates,2004:3-17.

[5]Flohlich,M.,Spada,N.,& Allen,P.Differences in the 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 of L2 classrooms.TESOL Quarterly,1985,19:27-56.

[6]Glover,P.Examination influence on how teachers teach:A study of teacher talk.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Lancaster University,Lancaster,2006.

[7]教育部3号文件.北京:教育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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