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

【分类号】I207.411

1 独特女性意识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觉醒，这一现象往往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表现。受宋明理学中思想家王阳明著名“心学”的影响，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为女性抱不平，文学作品中纷纷显现出诸多女性意识突出的女性角色。传统理念中关于女性一直是一个附属品的存在，人们忽视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顾女性自身的优秀品质，无视女性对于社会作出的种种贡献。对于女生的歧视无论是裹脚还是三妻四妾制度，都严重压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期间，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融合了传统文学以及当时较为先进的创作理念，塑造出一个个融合实际的性格鲜活的人物角色，赋予了小说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将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

首先，《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代社会中男权政治的霸权统治，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进而表现了女性在传统思维禁锢下，三从四德等腐朽意识的捆绑下，不甘被奴役、被统治、被封闭的现状，力求冲破当代封建思想中男权统治的堡垒，充分寻求自身价值，张扬女性个性，施展女性抱负的女性意识。

2 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惊世骇俗的女性崇拜思想与历代小说中女人祸水论大异其趣。《红楼梦》中所塑造的那种至纯至美、灵透唯美与清新圣洁的众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说都无法模拟与超越的。《红楼梦》对女性才智的赞美讴歌颠覆了刻板教条，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性灵的抒写和象征性的表达，真正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可谓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说，《红楼梦》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缺席的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红楼梦》中的女性观绝不仅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这一观念上，而是上升到启发引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性角度。它极力赞美女性，否定了父权制的道德准则，讥讽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世间的污浊，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独立形象的审美缺席现象，也继而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价值。此外，《红楼梦》中作者最钟情的女子是林黛玉，这位绛珠仙子贵情尚真，“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可以说，她的重情和真实被作者视为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剧制度文化

本质上来看，《红楼梦》的女性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很多的文学家们试图揭示悲剧的本质，也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来，希腊的艺术兴盛正是来自希腊人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大文豪鲁迅也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其实都赞同悲剧实际上就是再现人生的毁灭，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剧没有降落到强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爱的女性来承担，这又是何等的国家的悲剧。

《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内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爱无婚姻，晴雯等又展现了底层人的悲剧。实质上，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类似。上至贵妃，下至仆人，她们上演着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剧，共同编织出国家的悲剧，最终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

曹雪芹对女性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连带引发国家、社会悲剧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说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实则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出民族与国家的悲剧本质。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窥探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只不过众多的女性担当了这个社会、民族的牺牲品，是国家悲剧的开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末日中天，反而乐在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实际上越是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越是体现了小说的悲剧价值，悲剧的思想也越是明确，越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4 女性主义写作策略

可以说，题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这一特征又鲜明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从女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状态，进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等同于崇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传达出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本质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给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宝玉在解九连环；二十一回中，描写了宝玉一早来看望湘云、黛玉，湘云为宝玉编头发。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写地细致入微。而《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就是在这生活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旷世之处，不仅表现为历来被世人所仰慕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结。它撇开“女性为祸水、为贱类”的偏见，公开地赞美女性、歌颂女性。这样的诗意表达既区别于历代小说，同时也在价值上独占鳌头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清奇的宝玉。值得我们品读学习。

参考文献：

[1]翁礼明.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J].江西社会科学，2004，09：127-130.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2）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所呈现给后世之人是的可以被用以养眼的优美画卷，可以被用以养耳的悠扬乐曲，可以被用以养身的美味食物，以及可以被用以养心的澄澈清明的精神世界，如此林林总总都将一个极具美学的世界展示给后来之人。而人们也是为了不断的寻求这种更加美好的事物，凭借着自身的灵明心性、道德本性及善良美好进行着更加极有神奇色彩及其实意义的多种创造，而这种创造绝非没有意义的，人类正是在这种永不间断的创造之中，逐渐的建立起了理想及信念等，净土之美就更加的成为了红楼美学之美的所在。

一、《红楼梦》概述

人们更多的时候将曹先生的《红楼梦》称之为红楼，这更多的反映着后世之人对该著作的喜爱。就普通的国人大众而言，无论识字与否，大致从懂事之日起就会熟知《红楼梦》中的经典片段，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在大观园里有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衔玉而生的宝哥哥、有个人缘极好端庄富态的宝姐姐，还有个总是爱哭、常与宝玉闹脾气的林妹妹，这是人们对红楼梦最为基本的认识，《红楼梦》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政治家而言，伟大的领域曾将《红楼梦》与我国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相提并论，将其置于国宝级的高度上以使人们为此感到永久的骄傲，还倡议将其作为政治小说及历史小说来深入阅读，在众多的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中，喜爱《红楼梦》者并不鲜见。而在学术界之内，早已为专门从事《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工作而成立起了“红学”，就任何的著作而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曾有相关红学研究学者效仿“英国宁可失去女王王冠上的明珠-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的说法，提出了“中国宁可失去万里长城，也不可失去《红楼梦》！”该言论之下可能在初见时难以接受，但细想下来除了学者对其的钟爱之外，也有其另外的含义及道理所在，万里长城固然壮观，但毕竟是物质性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淹没的历史长河下的风雨之中，可《红楼梦》确是会永远屹立于国人心中永远不倒的精神珠峰。如此高的评价与赞赏是任何著作从来没有的殊荣，终其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的确具有着不凡的研究价值，其中的美学价值就是不可轻视的重要内容。

二、美学概述

美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较为复杂和难缠的，曾有很多的美学研究人员对其争论不休，对美学的诸多看法及言论也是永无休止的，就曾有相关的美学教材中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美，但鲜有人知道美学，也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追求美，同样鲜有人去追求美学。将美学提升至如此的高度，更加的让人想弄清楚，这让众人弄不懂也不追求的美学，何以能够存在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我国的经典论著中“有美无学”及西方的经典论著的“有美有学”，所共同强调的都是美的现实存在与普遍公认，美感多是人类明显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的标志，诸多的创造也是依循美的规律所逐渐的发展下来的，无论关于美学的诸多阐述是怎样的种类繁多，甚至是自相矛盾，美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美的追求并不会受到来至美学争论的任何干扰。在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历程中，人们逐渐的提出了最带有个性及最带有文化本质的审美要求，普遍的认为唯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真正的唤起人们审美的高峰体验，而《红楼梦》当之无愧的就可以成为这种能够最大程度的张扬个性及焕发文化光彩的著作。进行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的艺术创作实践的研讨，就充分体现美学所具有的人踪及人气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艺术实践提升至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红楼美学研究显然已具备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三、《红楼梦》中有美学

一本文学名著何以被称其为美学，又是怎样的著作才能成为学美的研究重点呢？就其广泛意义而言，将美能够融洽的孕育在内的实体就可构成美学具体的研究对象，使美成为美学具备着其具体性，而让美学研究有了物质性的实体落脚点。基于这一理论和概念，而能够孕育美的实体很多，单纯的强调美学的具体性，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大家都可为美学这种非常混沌的局面，此时，蔡和森先生关于美学的相关言论就非常的重要了，《红楼梦》作为小说著作，它还必须是诗、是无声的音乐、是种能够包罗万象的承载体，只有这样才能将其提升至抒情哲学的高度上，美学要能够从任何的一方或一点进入，而一旦进入之后将不能固留在某点或某方面上，否则将难称其为美学，也只是具体的学，诚如心理学、艺术学及文化学等，在一方或一点进入之后依然可以感受到来至其他方面及其他点位的无形的张力，才可将其称之为美学。就其中的方、点、进入等可进行自我理解，进行适当的变通化与模糊化，只需进行美感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以及多种美感形态所共同作用的综合性的效应，“红楼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便是基于美的张力。

因此，并非所有的文学著作都具备成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可能，而《红楼梦》却因其作品所呈现出的气象万千、博大精深的特点，创造出了活力张扬的艺术空间，使自身具备着可由具体之学上升为美学哲学的可能。就如《红楼梦》而言吧，在大观园中是找不到红楼的，只有在怡红院内才有，但我们又处处可见红楼，这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先生立意将其经营成著作中的一种意象，该“楼”是人们心中的楼，它默许并承载着许多不可述的事、不可言的理，并与作为贾宝玉来处的青埂峰进行着相互之间的照应，该“楼”是红尘与彼岸的象征，在贾府之中逐渐的开拓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地基，为进行世俗尘埃的吐纳及芸芸众生的庇护开辟别样的疆土。曹雪芹先生将其对世俗社会的看法，与悄然凝思中内化于红楼世界之中，将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画卷及社会画卷全力展示在后人的面前。兴致盎然的从大荒山无稽崖而来的贾宝玉，却在这有着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称的红楼世界中发现“无立足境”，人生的大喜也就逐渐的淡化为大悲，并在一僧一道的引渡之下重新回到了青埂峰中，在该段历程中曹雪芹也由似傻如狂的呐喊之后，转入无尽的彷徨之中，在其红楼意象面临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及呈现将倾之势时，他面临着继续沉溺还是尽早抽身的两难选择，在其说不出话的时刻，冥想与沉思不断的涌现与形成，而太虚幻境中的沉寂及宁静也不断的向其招手，在无梦之梦之中借用警幻仙姑的口，给红楼进行了点睛之笔，着意的添加了一个梦字，在这渺然若化、气象万千的画面之后隐藏着如禅的意境，已足以引发诸多美学家进行不断的哲学深思。

与此同时，《红楼梦》还是一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悲剧的大悲剧，进行悲剧研究是开展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在《红楼梦》的艺术创造实践中，曹雪芹先生对悲剧理论进行了纵向的开挖及深入的拓展，为悲剧理论提供了更大的思想张力。而恩格斯曾就悲剧做出过解释，强调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使其在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便产生了悲剧。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所写的悲剧却呈现出“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场面，不但将林黛玉及晴雯等定义为悲剧性的角色，就连王熙凤及薛宝钗也同样的成为了悲剧角色，如果此时依然使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来衡量显然是不够周全及准确的，毕竟在塑造王熙凤及薛宝钗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并没有凸显出历史的必然性来，而此时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定义就更加的贴切了，悲剧是将人生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并非单纯的指有价值的人，以此来进行王熙凤及薛宝钗等悲剧人物的解释就更加的准确了，毕竟曹雪芹笔下的好人并非完完全全的好人，而坏人也并非完完全全的坏人，像王熙凤与薛宝钗等人的身上也具有着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王熙凤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在协理宁国府中所表现出的女性的卓越才能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冲击下被异化并毁灭，使其人生带有较强的悲剧性色彩。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与曹雪芹先生是心意相通的，共同提出并展现出了更加具有中国色彩的悲剧观念及悲剧意识，给美学研究家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另外，曹雪芹先生打破了文学著作常循的团圆主义的写作路线，以不瞒不骗、不虚不妄的笔调书写人生真实的悲剧，摒弃了西方的悲剧作家所崇尚的书写伟大人物的灭亡的悲剧论，集中笔力进行社会生活中常态化的人物事件的描写，以近乎不存在的事情的悲剧性创造一种独特的悲剧之美，极具艺术的独创性质，使得悲剧理论及美学理论具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

人物性格永远是理想艺术的重点及真正的表现中心，在整部《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性格的书写可称之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撇开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等关键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连笔墨不多的焦大、傻大姐等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可称之为世界范围内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范，焦大的醉骂、傻大姐的傻笑却使众多头脑看似清醒的人感受到内心的震撼，更给所有的人以当头棒喝，使得人生舞台上无论演技如何纯熟的各种角色都为之感到汗颜与羞愧。鲁迅曾将焦大放置于历史波涛及政治棋局的视角下去研究，将其称之为贾府内的屈原，“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性格使得著作的艺术形式更加的具有张力及活力。在《红楼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其独立的性格世界，单一而杂多的性格素质在不断的相互渗透与凝聚，并在不断的运动中迸发出逻辑性更强的性格力量，使得后世的研究人员只能以生命哲学的角度及思维对其进行考察与研究。就“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而言，曹雪芹借助书中老学究贾雨村将其描述为“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可见依循一般艺术学的解读思路等是没有办法对贾宝玉的性格进行全面透彻的解读的，只有在尽知了事物的原理之后，才能真正的对该人物性格的内涵及来历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及理解，而这样的高度定会引起美学研究家的兴趣。

总结：

《红楼梦》终究是部小说，在进行相关的美学研究的过程中，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必将不同于传统的哲学论著的研究，结合该著作将说的艺术与听的艺术已完全的演化为写的艺术及读的艺术的特点，开展红楼美学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郑爱娟.试论《红楼梦》中神话创作的美学意蕴[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4）

[2]杨勇，胡家全.论《红楼梦》的意境美[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06）

[4]王苗，周宏仁.论《红楼梦》之梦的美学内涵[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08）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3）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63-03

红学研究是中国学术之林的奇葩，尊列于三大显学之一，历经百余年而繁盛依旧。“红楼人物评论”在其红学史中更是经久不衰。百余年来，评论家们对红楼人物的解读可谓丰富多彩，观点、理念也五花八门，对人物的批评、赞扬，贬斥、肯定也莫衷一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红楼人物评论”的浩瀚宇空中，有一种“自然”的评论模式与构架在默默支配着评论家们的笔触与思维。

评论《红楼梦》中的一位人物，评论家们一般会从这个人物的姓名说起，展开名义研究。因为学者们认为，曹雪芹在为小说人物命名时，总会在这个名字上赋予一定的含义。可能会在名义上暗示这个人的命运，也可能会在名义中点出这个人的性情，还可能在名义中批判这个人的品行。所以“名义研究”就成了评论红楼人物的第一步。紧接着评论者们会将视点推进到这个人物的外貌特征上，再通过这个人物的家世生平、来往经历作一番论述。于是这就构成了红楼人物评论的第二步――“外貌研究”、“身世研究”等等。《红楼梦》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物性情各异，才华出众。所以评论他们的性情、才学、能力就成了评论家们的重点。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红楼人物评论的第三步――“性情研究”、“才学研究”等等。对于红楼人物评论，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小说人物评论的不同之处，就是增加了“结局研究”。原因在于曹雪芹给世人留下的是一本“残书”，书中主要人物的最终结局还需要读者猜测，于是第四步“结局研究”便成了红楼人物评论环节中的一个亮点，甚至还形成了专门的学派――探佚学。有了前面四个步骤，最后还需要探究一下人物的意义与价值，借鉴一下曹雪芹的写作方法与设计技巧等等，所以一般来说，第五步都会以人物的“价值与意义研究”作为收尾。

至此，上面所勾勒的五个步骤与环节清晰可见：名义与外貌研究身份与家世研究性情与才学研究命运与结局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这一评论链条就是众多红楼评论家们在评析人物时遵循的一种“套路”。在长达百余年的评论史中，这一“套路”经过不断的丰富完善，优化深入，逐渐形成了《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模式与构架并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机构事先设计好，然后大家从此随流，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导向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天然模式”。既然是天然模式，那么研究形成这种模式的文化基因就势在必行了。

《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如果找准了它的“发源点”，回答起来又异常简单。那么这个“发源点”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真实的社会中人，还是书本中虚构的艺术之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在评价分析人物时，无论他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所使用的方法和切入点都一样。

问题随之而来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去了解评析一个人物的一生，也需要问五个具有哲学化的问题：是谁？从何而来？能力何为？去往何处？意义何在？如果把这五个问题和红楼人物评论的五个步骤相对应，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结合得天衣无缝，原来如此――“是谁”对应的就是“名义与外貌研究”，“从何而来”对应的就是“身份与家世研究”，“能力何为”对应的就是“性情与才学研究”，“去往何处”对应的就是“命运与结局研究”，“意义何在”对应的就是“价值与意义研究”。

用这种方式回答《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是如何形成的，意在把问题简化，便于理解。然而造成这种“模式与构架”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换而言之，这种红楼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仍然是传统文化基因导致的。如何用“文化基因”去解释红楼人物评论模式与构架的形成，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在此笔者做一些简要分析，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为什么评论者们在评论红楼人物时，要从“名义与外貌”切入

纵观研究“红楼十二钗”的论文，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的评论者切入论文核心都是以“名义”与“外貌”为入口的。这一现象看似随机，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文化心理。换句话说，所谓的“随机”其实是被相关的文化基因支配着。

“名字”与“外貌”是组成一个人所“独有”的中心因素。名字虽然是符号，但是它代表的却是一个人，它就像一张“标签”，其中注明了这个人的品行、学识以及为人处世的行为。所以我们常听说“要用自己的信誉去维护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的“外貌”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名字”加上“外貌”组合起来的就是一个人所独有的特征。

评论家们以“名义与外貌”为切入点，从而评析红楼人物，就是想用最便捷的方式瞬间抓住红楼人物的特征。这一文化心理导致了红楼评论家们的不约而同。

二、为什么在评论红楼人物时都习惯于将其“身份与家世”做一番论述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如果遇到需要自我介绍或者填写履历时，我们一般都会述说自己的籍贯、家庭出身然后，再讲到自己。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用模式，似乎每一个人也都在自觉地遵循着这种格式。久而久之“惯用模式”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统一的思维模式下，就会让评论者们在评析红楼人物时，首先介绍一番人物的“身份与家世”。

这种评论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固有的“史官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当我们研究某一段历史中的人物时，一般都会追溯它的祖籍，去勾勒其家族的迁徙踪迹、姓氏变化等等，似乎只有梳理完这一切才能言归正传。翻开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一开头就是“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这种写人物史传的方式被后来的史书所遵循。所以你在看到评论者们评析林黛玉时，总会讲述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进士及第，祖上乃五世侯爵”等等。所以我们把一些学术现象放到大文化背景中去审视其根由，辨识它产生的来龙去脉，你就会见怪不怪了。

三、“性情与才学”为什么会成为红楼人物评论的重点

“性情与才学”是构成红楼十二钗的核心要素，曹雪芹要让闺阁昭传，其彰显的也是十二钗的“性情与才学”。从这个角度讲，将“性情与才学”列为评论的重点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这是从文本的角度而言的，如果从评论者的角度而言，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会将“性情与才学”视为评析重点的呢？要理清这个文化内因，稍微麻烦一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派纷呈，可以说百花齐放。然而其中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就奠定了，直至当下也没有被撼动过。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承袭的或者彰显的儒家思想也最多。儒家文化当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以人为核心去理解儒家，它要塑造的理想人格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人。在儒家看来，所谓“内圣”就是道德的完成，所谓“外王”就是事功的完成。道德的完成最终也要通过事功来完成。我们常常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其中“修身”就可以理解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外王”。我们每一个承袭着儒家文化思想的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尊崇着这一理想人格，并且也在积极地向“理想人格”靠拢对齐。同时也会用这种“理想人格”去审度他人。

上面讲述了那么多，想表达什么呢？其实不难看出，所谓红楼人物的“性情与才学”就是构建理想人格的必备要素。评论红楼人物的“性情与才学”就是评论者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自己秉承的儒家思想去审度《红楼梦》中人。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以评论红楼人物“才情”为重心的评论架势。

四、在红楼人物评论中“命运与结局”为什么如此让红学家们着迷

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这两个终极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或者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如果不以个体生命历程去做出诠释的话，这两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标准答案。然而只有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三个方面，似乎才能构成事理的完整性，也才不会让人鄙视你“一问摇头三不知”。“三不知”中的“三”指的就是起因、经过和结果。红楼人物的“起因”和“经过”都在作者的明示下交代清楚了，唯一的“结局”却还没有答案，于是乎这一“好奇心”便促使红学家们乐此不疲。

与其说是“好奇心”促使了红学家们对探讨红楼人物“命运与结局”的痴迷，还不如说这就是一种文化审美情趣引起的痴迷。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意在“朦胧”，旨在揭示“隐幽”。曹雪芹未完的书稿恰巧暗合了这种“朦胧”与“隐幽”的美学状态，也完全切合了评论者们的“揭秘”心态，于是为此“着迷”就衍生出来了。

五、红楼人物的“价值与意义”为什么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其思维方式、学识高低等等都可能导致他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仅是这样的回答，仍然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因为“见仁见智”的背后有着特殊的文化基因。

首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重在一个“悟”字。所谓“悟”，就是当我们的知识积累到了一定的层面，通过融汇提升，让我们的认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面对人生与社会，面对纷繁复杂、形形的关系网络，在我们内心能做出一种什么样的判断力。从“悟”字的结构上看，它是“吾”和“心”的结合，重在自我的体会。所以对于某人某事，其“意义与价值”也就见仁见智，理所当然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上面那句精辟的名言――“正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其次，中国传统式文人作学问的出发点就是“述而不作”。所谓“述”就是叙述，“作”就是发明创造。谦虚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所以历代文人都以自己只是叙述、阐发前人的思想，谦称自己的言论不过是转述圣贤的理念而已。殊不知，在为圣贤阐发要义时处处都渗透着自己的思想与理论。评析红楼人物的“价值与意义”似乎意在转述曹雪芹早已设置好的理念，然而这恰恰为评论者们表述自己的观点开辟了一条通道，因此也就名正言顺了。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5）

林语堂先生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是一部在海外享有盛誉的文化小说。小说内容博大精深，感情真切自然，品格优雅含蓄，集中了林语堂小说艺术的精粹。就该小说而言，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结构，作者都以一种自然、平淡、真实的艺术加以再现，给人以含蓄隽永的魅力。《红楼梦》这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为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影响着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京华烟云》就是其中有着代表性的一部。无论是该书的历史背景、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还是作品无形中透露出的作者的哲学观，以及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这篇创作明显的受到《红楼梦》的影响，是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发展。

一、历史背景

任何伟大艺术结晶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一部小说所描绘的人、事都必须置于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红楼梦》和《精华烟云》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这时候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走向没落，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社会走向灭亡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情形就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一个缩影。掩饰不住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痴迷，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70万言的长篇巨制《京华烟云》终于诞生了，它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整部小说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纬，以时代变迁为纬，详述了北平姚、曾、牛三大家庭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恩怨情仇，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等历史事件，或褒或贬的描写了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国特色人物。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描写。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爱国精神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升华，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二、人物设置

《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和造型方面借鉴《红楼梦》的地方有很多，林语堂认为《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哪一部成功不在于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京华烟云》体裁，也是故意如此”。《京华烟云》人物众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小说中人物设置作了这样的说明：“至故事人物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对创作而言，《红楼梦》这部小说留给林语堂的记忆和表象，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了《京华烟云》中两位主要女性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塑造。对于《京华烟云》的主要女性形象姚木兰与姚莫愁的创作渊源，林语堂巧妙借鉴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木兰。而姚莫愁这个人物形象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作品中摒弃了薛宝钗性格中伪善的一面，塑造了莫愁为人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就像林语堂所说，木兰是“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莫愁则愿意“以豪华为表，以淳朴自然为里”。

三、哲学精神

在哲学精神方面，《京华烟云》以庄周哲学统领全书，要表达“一切人生浮华皆是烟云”的道学思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创造了哪些艺术形象，而在于传递了一种哲学思想，这是林语堂赋予小说的主旨。林语堂根据庄子的哲学精神强调了人的永生是种族的延绵，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永恒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儒道佛三种传统文化都有所反映，我们感觉到“红楼角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在“宝——黛——钗”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了与“佛——道——儒”三种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宝玉最后看透红尘俗世的纷繁，皈依佛门；道家文化在黛玉身上的反映，如道家讲求修养身心，由身及心；儒家文化在薛宝钗身上的反映，如宝钗重视传统的仕途观念，一直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而真正支配宝玉和黛玉二人生活的精神因素，则是庄子所阐明的道家思想，或者说，道家思想在《红楼梦》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主导的核心地位。

四、历史文化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它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的描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一起感同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红楼梦》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例如许多节日中的宴会，林语堂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因此在《京华烟云》中，他所描写的大家族的饮食文化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味觉要求，而且把饮食与药物联系起来。饮食文化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情趣。还有对居住、休憩等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描写。这对生活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人为”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读者可以在此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

五、结论

总的来说，《红楼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小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所传达的思想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的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作为一部近代版《红楼梦》，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其成功的塑造出的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以及传达出的庄周哲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其艺术的独特性及丰富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的小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施建伟.林语堂研究论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6）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7）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确立的核心和主要命题就是“秦可卿原型”。秦可卿名列“金陵十二钗”正册之末，首次出场是在小说第五回，而至小说第十三会就青春早亡了，出场不多，说话也很少。两百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只有少数有关考证秦可卿死因的文章。至上个世纪40年代，红学家考证出在曹雪芹原稿中，秦可卿是因为她与公公贾珍之间的恋情败露而羞愧自缢的。评论秦可卿的文章由此而渐渐增多了。秦可卿本来清晰的形象却由此变得渐渐模糊。其实，作为当事人的畸笏叟已经将其中原委说得很清楚：“‘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夫因有风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可是，后世的学者不肯放过秦可卿这段早已被她的塑造者擦去的“秽迹”。刘心武先生更是对此大家加渲染，极尽所能地美化秦可卿与贾珍之间的恋情，并赋予秦可卿以皇室贵胄的身份，推测秦可卿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清康熙朝的废太子爱新觉罗・允i的女儿，《红楼梦》的“真故事”其实就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阴谋。刘心武先生撇开宝黛的爱情，来强调小说故事的政治内涵，《红楼梦》说成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产物，附加上雍正夺嫡、弘皙逆案。人们有理由怀疑，曹雪芹如果一直被家族得失困扰着，他能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显然，文本中优游不迫的笔墨、对人生自然的纵情欣赏说明了一切：曹雪芹不是那种沉溺于一己悲欢的人，更不是睚眦必报的人。曹雪芹的目光穿越了历史，透视着社会，他所忧虑的不是一家一族的盛衰悲欢，而是历史与社会的忧患，所谓“忧愤甚广”“感念殊深”是也。《红楼梦》不是一种家族盛世的回忆，而是作者试图对历史深处决定人民命运的、中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铁律”的探求。刘心武先生用宫闱秘史来解读《红楼梦》实际上是贬低了《红楼梦》的政治意义。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每一个结论都需要大量考证的支撑，不能以个人的猜想和推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刘心武先先生所著的《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等书中，论证过程缺少严谨的逻辑，而论据又多有不实之处。例如，刘心武先生举证说，《红楼梦》中荣禧堂上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是根据王士G《居易录》中所记载的清废太子爱新觉罗・允i所作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联改编的。 但是，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已经查出“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乃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与清废太子胤i并无瓜葛。再如，刘心武先生在对贾元春年龄的推论上也自相矛盾，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结论产生怀疑。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虽然经不起专业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但是，它的出现在红学史上却是并非偶然的。

首先，从早期的红学研究来看，由于小说并非完本，其情节和人物诸多方面存在疑点。在传抄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谬误，在早期红学研究者中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作者使用“史家之曲笔”进行创作。一时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反清悼明说”“顺治与董小宛恋爱说”等，各执一理，曾经轰动一时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虽然索引的内容不同，且有肢解《红楼梦》的嫌疑，但是，它们几乎都围绕着《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做文章。其实，“秦学”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看，和以前的索引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索引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可以说是索引红学的土壤孕育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

其次，自王蒙倡议作家“学者化”之后，很多作家也在总结创作经验和探索文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就有不少位作家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颇见功力和成果。作家将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形象思维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就好像手持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容小觑的伤害。作家往往要比学者更懂得如何调节读者的兴趣，更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观点引起民众的注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活跃的思维也很难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所以，在学术研究中，理解的成分有的还没有想象的成分多。

再次，从刘心武先生自身来看，作为作家的他在进行红学研究时，不是从他所熟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考证和探佚的角度展开研究。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对红学史和清史的了解要比专业的学者逊色得多，作家的惯性思维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的“秦学”理论往往忽视了历史实证的重要性。例如，刘心武先生在对“秦可卿原型”和“贾元春的原型”的论证中，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只凭主观臆断进行猜想。这种“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无益的游戏。文学作品是通过具体来反映一般的，没有情感描写，]有人物命运，在《红楼梦》中就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理想的追求，就无法体现作家的历史认识和社会观念，因为作家既然无法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抽象地摆出来，而只能通过塑造人物，展现一种人生、人生的爱情、婚姻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表达作家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社会、文化的看法，或者说，《红楼梦》的政治意义是附丽于人物命运的。

由此可见，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只能算是作家学者化与中国传统的索引红学结合下的畸形产物。但是，它使社会上的“红学热”再度升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秦学”是在借助《红楼梦》经典名著的地位进行炒作。而《红楼梦》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古时有“选学”之说，那是因为萧统所遗之《文选》备受后世推崇。唐代以后，《文选》更是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人士子必读之书。这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颇为相似。所以，钱钟书将“选学”与“红学”并称，赞之“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红学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正是因为《红楼梦》所拥有的广博精深的内蕴及其精致多维的表现形式。清代曾经有人以一句竹枝词“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惘然”来描述当时《红楼梦》的受众之多，影响之深。在国人心中，《红楼梦》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和品味是其他作品难以超越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的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广阔，欣赏品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自身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博取大众的关注。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征是其导致“红学热”再度升温的内因。特征之一就是“学术的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就是把学术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它巧妙地避开关于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与治学依据的讨论，把理论之争转变为价值争论，用草根红学之名转移学术争论的重点，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群众座谈会，不仅无需再陷入学理之争的漩涡，还可以获取人人参与的热度。而大多数人都是在对名著崇尚的民族心理意识下，以娱乐的心情去听刘心武先生的讲座，而未必会有人认真地研究《红楼梦》。你讲得热闹，我听得有趣就可以了。

特征之二就是“探秘的趣味性”，“秦学”以学术的名义出现，但是其揭秘的解读方式可以制造大量悬念，而普通民众对于野史秘闻的猎奇心理正好因此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宫闱秘事”的猜谜更深化了探秘的兴趣。 曾有人揶揄道，中国满清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一批电视编辑，清宫戏是一个常青的主题，总能演绎一出又一出的故事，从《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到《皇太子秘史》，还有《西施秘史》和《武则天秘史》都因为迎合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和想象，具备了争权、阴谋、秘闻、传奇等“畅销DNA”而大受欢迎。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使得国人对于宫闱秘史尤为热衷，而“秦学”恰恰恰恰拽住了通俗历史最大的这个卖点。那些发生在皇宫和深宅大院里的故事则统一成为话题的中心。 因为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最能普通民众产生无限遐想。 这样的一场“红学热”正体现出这个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畸形。

特征之三就是“受众的平面化”，在这场红学草根化的热潮中主要的观众是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对《红楼梦》了解不多的人，他们普遍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刘心武先生以“文人说书”的风格，层层铺设悬念的讲述方式，通过对名著《红楼梦》的解读，娓娓道出骇人听闻的宫闱秘事，很容易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当刘心武先生打出“平民红学”的旗号，声称“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樊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并且大谈“学术空间共享”的时候，很容易在感情上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这样一来，名著《红楼梦》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部“谜语大全”， 而且作为文学小说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可能会受到忽视，也会影响他们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定。

再次，媒介的宣传与炒作也大大提高了“秦学”的影响力。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纷纷介入学术研究，在文化推广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相对于阅读书籍的枯燥，试听宣传所具有的优势是阅读难以比拟的。《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与普通大众而言，与其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去阅读，不如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来观看一下相关的视频。而“秦学”正是借助《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媒介，用趣味性极强的揭秘方式来给大家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精彩的讲述，再配以形象的视频资料，令观者感觉与名著之间的距离瞬间就被拉近了。一直被高高地置于圣坛之上的经典似乎已经走下圣坛，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凡人，无需任何文化积淀，只需要一边休息，一边看看视频就可以轻轻松松了解一部经典名著隐藏的秘密，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同时，电视、网络等媒体本身也拥有大量的观众，以此为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想法，其受众之广泛是任何级别的学术会议都无法与之比肩的。而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又往往会为其构筑强大的宣传网，借助各种渠道来打造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而“秦学”正是借助电视播讲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变成了红学的电视代言人，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从书斋带进了电视媒体，而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成了颇具权威的红学代言人。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传统学术与新媒体结合后的一种异变。

最后，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也是导致“红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红学家的公众担忧也日益加剧。但是，草根红学的提出拉近了“秦学”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而那些用严谨的考据资料和深奥的学术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也因此被放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普通观众的心中，这些学者是遥远的、模糊的，他们的理论和考据枯燥乏味，他们的形象都是皓首穷经的刻板的老学究，无法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所以，诸多t学研究者对于“秦学”的口诛笔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草根红学与精英红学之间的争论。支持不同学派的红楼迷也饶有兴趣地加入了这场论争，却在客观上扩大了“秦学”知名度。

《红楼梦》诞生了两百多年，一直倍受世人的关注，“红学热”更是长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滚滚红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探秘历史政治的一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而由“刘心武现象”掀起的这场“红学热”则凸显了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换言之，就是说红学这片肥沃的土壤不仅仅吸引了学者与政治家的目光，连商家也希望能在这里开辟自己的种植园。而至此以后，草根红学更是一次次被提起，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越来越生活化，通过《红楼梦》来解读职场风云，分析人际关系等，《红楼梦》和红学完全从学术圣坛走入公众生活圈，红楼迷也开始在微信，腾讯等社交平台上建立自己的讨论群组，或抒发阅读感想，或阐述自己偶然获取的研究灵感，各种言论异彩纷呈。甚至在网络原创文学平台上还产生了大量的红楼同人网文，为《红楼梦》续写结局，或为其中的某个人物改写故事，或为原书写番外故事。总之，红楼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部经典名著的喜爱，也借助这份喜爱来展示着新生代红楼迷的风采。传统红学在经历了“秦学”带来的草根红学风潮之后，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必须开始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规范，还要紧跟时展的脚步，尝试将自身与各种新媒体想结合，以便更好地引导公众正确阅读名著。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带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同时提升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大众的文化视野得到扩展，开始关注部分学术领域，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进攻的第一块阵地就选择红学界，也并非偶然。《红楼梦》以一部并未完成的古典小说在历时两百多年间发展成一门学科，并衍生出诸多流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而《红楼梦》雅俗共赏的特点也使它不同于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红楼梦》在任何时代都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而不像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学科需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才能读懂其经典著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两百多年后获得这么高关注度和推崇，他原是希望他创作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但是，未完本的《红楼梦》本身就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猜不出真像的谜团，而书中“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的写作方法也很容易触动阅读者的探索兴趣。另外《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名著，但是书中所描述的是世态炎凉、人生琐事以及各种人情世故，书中人物的生活形式与今日相去甚运，而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似乎又与今时并无太多差别。也因此，红学会比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更容易被文化所影响。而且，红学不像经学、佛学、诗学等学科那样拥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牢不可摧的正统学术地位。再加上《红楼梦》与大众群体的紧密联系就使得红学处在大众文化和正统文化的边缘，在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碰撞中，它自然会首先受到冲击。因此，传统红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发生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大势所趋的必然。

“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大众文化向传统学术界发起挑战。多年来，传统学术界如静卧雪山之巅的冰湖，孤立在世界的边缘，遥远而冷漠。所以，当一种将具有亲民性的学术范式出现后，就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因为对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甚了解，普通民众往往无法辨别学术研究的优劣，反而更容易被以通俗性和娱乐性为内质的伪学术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学术研究仍旧固守书斋，不肯接受大众文化的检视，不愿走下学术圣坛，仍旧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不仅使得自己的学术研究缺少民众基础，也会使得自己的研究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先生抛出“平民红学”这块石斗，投向学术界的深潭，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在客观上使得埋首于书斋中的学者如梦初醒，开始正视大众文化来势汹汹的冲击。也就是说，学术界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加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就学术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件好事，风浪越大，才能促使人们建造更为坚固的行船，学术领域也是这样，只有不断经历各种学术纷争，其本身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变得更加完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8）

李广柏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自从《石头记》的钞本于18世纪中后期面世以来,脂砚斋的评语也随之与众多读者见面,而那已经是“红学”的萌芽了。如果从那时算起,红学已经足足经历了200多年,《红楼梦》小说更是倾倒了多少代人。它到底为什么动人,是怎样动人的,留下了什么遗憾,还不应该做个总结吗?听说在李广柏先生这本《红学史》以前,已经有过一本别位先生作的红学史专著了,可惜我没见着。但看了李著《红学史》,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开阔恢宏。把红学从200多年前高鹗的续作、脂砚斋的随意诠释点评直到当今“学院派”具备正规学术范式的论文、专著这样一个既芜杂琐细又庞大繁冗的过程描述成一本不分派别、统属有系的历史,本身已经很了不起;进一步选择、甄别和排比史料,用文献讲述一段活生生的历程,更是一件微中见著、取精用弘的大工程。

系统性和文献性是我对李著《红学史》印象最深刻的一点。第一章“脂砚斋评语”与第二章“永忠的《吊雪芹》和明义的《题红楼梦》”,材料比较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可以不去说它;单看第三章“清代评《红楼梦》的专书、杂著与题咏”和第四章“‘评点’的盛行”,就足称盛义纷披、发人遐想。第三章共分九节,论及清代的红学著作,研究欣赏者的好恶评判,《红楼梦》的写作艺术与版本,索隐的是非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其中第八节“‘索隐’之惑”引了未明作者的《谭瀛室笔记》。该书认定乾隆宠臣和|娶嬖姬24位,实为影射《红楼梦》的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姓姬私通别姬所生的和|幼子玉宝;玉宝却另爱婢女倩霞。龚姬后来调唆和|妻子逐走倩霞,玉宝赶去看望,倩霞断甲赠给玉宝等等。对此,《红学史》考得和|生活于1750年至1799年,晚在1769年,作为日后飞黄腾达的开始,方才袭受世职。曹雪芹故去时,他还是个少年,雪芹无由把他后来纳宠的事写进《红楼梦》。这是轻轻一拨,已还历史以真实。这样用文献求史实的例子在《红学史》里很多,是学者可以收到嘉惠之处。当然,从另一面看,玉宝――宝玉,龚(姬)――袭(人),倩霞――晴雯,因爱被逐,断甲赠玉……笔记里的人物、情节和《红楼梦》实在是太像了!不由人不心生比附。那么,此故事固然是假,别的是否也一定都假呢?此故事时间不合,别的是否也一定都不合呢?恐怕难以率尔下断。正因为如此,就不必过分非难各种索隐派的附会之说了,反而应耐心甄别史料,厘清《红楼梦》里到底有哪些内容揉进了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第四章共分七节,其中“王希廉的评批”、“张新之的评批”、“姚燮的评批”、“陈其泰的评批”等节涉及的评批内容,早已见诸冯其庸先生多年前纂订、文化艺术出版社刊印的《八家评批红楼梦》。《红学史》没有详细提及八家中的另一位《红楼梦》批评家――洪锡绶,但《红学史》著者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位学究说起薛宝钗的“僭越”黛玉而嫁宝玉,花袭人的以道学先生、宝玉房掌门丫鬟却与主人苟合,不仅嗤之以鼻,而且大张挞伐,其立论依据竟是拿传统礼法来“说事”;但结论却与我们现代人对宝玉、黛玉、宝钗、袭人是非褒贬惊人地暗合。下面略见几条:

如第九十七回洪锡绶评宝钗嫁宝玉:(原文)“凤姐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拜堂冷清清的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些。’王夫人点头称使得。”(评批)又一悖礼之事!……大家纳妾,妾来无乐,入门或演梨园,或奏清音,不荣新人而侑主人,以所纳妾媵耳。宝钗来无乐,入门作乐,岂非以妾媵待宝钗哉!……《红楼》到底不作一泛语。

(原文)“一时大轿进来,家里细乐迎上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评批)吁!花烛俗例,岂贵新鲜,岂尚雅致,适以形其悄悄冥冥,殊不光明正大耳。调侃之笔,非赞美之辞。

……

古婚礼云: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庙见云,礼不备,谓之奔。奔者,不必如淫奔之说,凡苟简而急就者皆是,妾媵宜之。宝钗适宝玉,议婚则无媒妁,纳采则未报庚,请期则由男家择示,并未预报星期,亲迎、庙见不独无其事,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无钟鼓之乐。此大家纳妾体制也,故六礼之中仅纳币,所以明其为妾也。然则宝钗之于宝玉只可谓之妾,不可敌体而为妻。”

这样的批评看起来很迂腐,但参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明清之交钱谦益娶妾柳如是时,用正妻礼而引发士论大哗一节,洪批似乎不无道理。

第九十八回评黛玉之死:“黛玉落气,正是宝玉娶宝钗这个时辰,不先不后,恰恰相值。其不先死者,以明宝钗入门,嫡妻尚在耳;不后死者,以明这个时辰原是黛玉与宝玉合卺时辰。今宝钗冒黛玉而来,黛玉即于这个时辰而死,实宝钗杀之也。”

既认为宝钗嫁宝玉名不正言不顺,更认为她此时嫁入贾家,实为害死黛玉的帮凶。

第六回评花袭人与宝玉苟合:“袭人后来弄权杀人,皆从此日云雨始。黄山谷诗所云‘平生割鸡手,聊发试硎刀’是也。”

认为花袭人的苟合表现出她本性的龌龊、恶毒。以上略为谈及洪锡绶的《红楼梦》评论,不是李著《红学史》的主要内容,看似题外话,其实是想附益原书,证明洪锡绶既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同为评《红》八家之一,那么《红学史》对于这一时期红学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大体都注意到了。另外想强调,这批红学家中某些观念尚值得我们加深思索。《红学史》就是这样用专人、专书(文)、事类纵横交叉的方法把相关时期的红学脉络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

另一点发人深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的红学历程留给我们的思考。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结束,凡属人文科学,大都被高度政治化了,但细论其思想根源则深刻得多。仅以50年代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运动为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修订、新版于50年代初,可谓“赶上了”。原书第501页说:“自延安时期文艺整风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那就是凭借党政力量,利用各种媒体,发动众多人参与的单边的批判(不是互动和交流)。1954年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从上到下对于这种运动模式的操作已经很熟练了。”接着,《红学史》引证历史文献,叙述了批俞运动的背景、发生、过程及其结局。比如对此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文艺报》最初拒绝转刊、《人民日报》不予登载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原书第530页写道:通过了解到有关情况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一些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毛选》六卷所收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中的话,对当代红学稍有瞩目的人想必还记忆犹新。为了一介书生俞平伯惊动这样的层级,制造如此的声势,所下断语如此声色俱厉,足以令人心生畏惧,甚至感觉匪夷所思,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清除以1949年后不愿留居大陆的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原书第528页说:“周密地考虑如何发起这场批判运动。在心目中,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冒出一个《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便给提供了一个批判胡适的恰当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个‘战机’。”后来当然是一边倒的、铺天盖地的严厉讨伐,被批判人低头悔过。

但结果却颇令人玩味:《红学史》谈批俞运动“是非得失的思索”一节引用了在批俞以后的多次著名讲话,如“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甚至胡适似乎也并不是从头顶坏到脚跟:“《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对此,《红学史》评论道:“承认‘《红楼梦》的问题很难’,‘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说俞平伯是‘研究红学’的一个专家;和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样的说法同1954年大批判时的口气很不一样。”上文第一段话出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一文。《红学史》认为:“提出‘双百方针’是研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其中也应该包括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反思。”可惜领导人并没有真正从这次已经足够深刻的事件里记取教训,才接着出现了后来的“反右”、庐山会议事件,直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那已经远远超乎文化范畴了。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首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代表们认为,今后的红学研究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的结论如此吧。不过本章的结束语说:“批判‘新红学’的一场运动,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议论。现在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是非得失,仍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历史应会作出应有的结论。”奇怪,莫非以上的不算,还要另有更怎样的历史结论吗?

回到当时。当事者“……李希凡、蓝翎并没有去揣度领导人的意愿,但他们的文章恰好合了领导人的心意,遭逢料想不到的‘奇遇’。――不过,福兮祸伏,1958年蓝翎又成为‘’,受了20多年的折磨;要没有1954年的‘奇遇’,他仍在北师大附中当他的语文老师,未必会成为‘分子’!”这种骤红骤黑真是令人难置一词!说靠领袖一手扶植培养的青年作者会在三四年间犹如川剧“变脸”,成为反领袖、的分子,如何取信于众?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其中冷暖,唯有当事者才体味得清吧。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有时能和主流政治合拍,可有时不一定完全合拍,有时甚至会不合拍,如今有些城市老街区的改造以及经济发展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类似境遇。那么,如果不那么合拍,还要把学术和政治紧紧捆为一体吗?这似乎并非过时的话题。

最后,阅读50年代的批俞运动引发了我对评价老一代红学和红学家的意兴。首先是对俞平伯先生。从俞平伯先生上数三代,他的曾祖父俞曲园老先生、父亲俞陛云先生到他本人,俞氏家族四代三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究竟贡献了多少,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即使仅就俞氏祖孙积累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也已经厚重得可以。所以,对于像俞平伯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一些。其次,无论前清的学究们也好,蔡元培、胡适也好,新、旧索隐派研究《红楼梦》,人人、事事对号入座的方法固然不足取;而当代研究成果又断难一概否定《红楼梦》中或隐或显地表现了曹雪芹的家世及其本人的身世,那么,只有批评是不够的。倒是从文献出发,仔细探讨一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具体真实,反言之,虚构隐晦到了哪一步更现实有益。如果文献不足,则可以等待,不必把话说死。这样做应该更具有学术意义。

文学既是浑厚含蓄的,也是敏感犀利的。说《红楼梦》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隆衰兴替的变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样一个结论式的命题自然不无道理。就我接触过的材料来看,1949年以前的红学似乎也有近似的说法,只是好像没有这么明确,也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似乎更多就事论事而已。其后,经过50年代的批俞运动,特别是70年代初的评红运动(如果也可以称为“运动”的话),这个命题被涂抹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好像非此不足以诠释《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价值、意义。俞先生1980年5月26日上书《红楼梦》国际研讨会说:“《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他说此话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意指,给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头顶加上重重的政治桂冠,是它负载不了的。如果俞先生的本意真是这样,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更多从审美角度进入《红楼梦》,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吧。

恕我冒昧揣想:再过一两个世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大家族乃至封建社会总衰亡、总崩溃的形象历史”等等类似的话题可能会逐渐淡化、再淡化,而《红楼梦》里那一群个性无比鲜明、生动、丰富的人物,他们之间那分离聚合、交融交锋的错综关系,那催人泪下的动人情节,那一颦一笑映射出的人情味,那惊警蕴藉的诗词曲唱,那琴棋书画、樗蒲酒令等等丰富多样、趣味盎然的民俗文化,它们,才会成为红学学者们乃至全世界的《红楼梦》爱好者愈来愈青眼的话题。其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个人际遇的变化牵系着整个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是非好恶也随之变化;还有现代人不尽的怀旧感――这一点甚至所谓“新新人类”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觉得俞先生“《红楼梦》毕竟是小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历劫不变的只有一个――《红楼梦》那深不可测、无穷无尽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它才真正值得读者不懈地探寻。其实,李著《红学史》也在诉说着这个道理。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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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价值篇（9）

张博学

红学研究的热浪已经过去了。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定不下来，普遍的说法是“形象的封建社会的没落史”，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多主题的，又有人说是无主题的，鲁迅说“才子见了淫，革命家见了排满”也是这个意思。总之，红楼梦是百科全书，他的主题也就很难概括。

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人不多了：不论他是什么主题，与我的生活毫无关系。“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那是遥远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事了。

毛泽东对红楼梦到是情有独锺，评价极高，他的一家之言同时也一锤定音，红楼梦的主题也就基本按毛泽东的调子定了。大红大紫于红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瓴，就是论证了毛泽东的看法。俞平伯、周汝昌这些红学家的观点则扫地出门。

新历史的发展能发现旧历史的漏洞，并能纠正历史的某些偏差。现在流行一个学科，叫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教育比较研究，等等，这是横向的比较。一比较，差异和雷同就发现了，问题就暴露了。如果我们就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做一个纵向的比较，也可发现雷同和差异，从而比较出一个事物的真相。

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划分，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个性问题是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残酷地压迫奴隶；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地主残酷地剥削农民；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共性问题是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矛盾。现在需要对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与当权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否完全消除？生产关系是否完全平等，政治关系是否完全合理，上层建筑是否完全适应经济基础？如果完全合理和谐，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不完全合理、和谐，肯定有以往任何历史形态的矛盾存在残余。事实上，国家领导人也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那么，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奴隶社会的阴影，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阴影，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尚无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的阴影是不可避免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0）

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近期在各土地电视台播出后，来自学界和民间的各科质疑和批评此起彼伏，从另一角度佐证了《红楼梦》的恒久魅力。

作为读者或观众，究竟可以从《红楼梦》中得到什么?

自《红楼梦》问世226年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和议论一直在延续，以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一“红学”。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创从哲学与美学角度评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所著《红楼梦评论》被视为“红学史”的里程碑式著作。

“五四”之后兴起的“新红学”是考证派的天下，从胡适、俞平伯直到周汝昌，均更多地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

近年来，著名旅美学者刘再复，在《红楼梦》的阅读与探索上独辟蹊径，如其所言，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而非“学问对象”。在他看来，“《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

他试图把《红楼梦》研究拉回文学和人生的意境。

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的刘再复，曾经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种《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作。上世纪80年代末，他旅居美国，离乡别土之际，包中仅放两本最心爱的书，其中一本就是《红楼梦》。漂泊异乡二十载，他对《红楼梦》的醉心有增无减，甚至将其视为“袖珍祖国”和“袖珍故乡”，是自己的“心灵存放之所”。

2009年初，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刘再复所著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些书中，刘再复一再透过《红楼梦》体认个体生命价值，用心灵领悟其中的深刻内涵。 近日，本刊记者就《红楼梦》的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独家专访了身在大洋彼岸的刘再复。

在洋洋数千言的回复中，刘再复谈及以“悟法”读《红楼梦》的因由，也揭示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心灵大书”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一“《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对《红楼梦》，他不吝赞誉，将之与《西游记》并视为中国的“原型文化”，认为这两部书是中国文学正典；而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则认为是变质变态的“伪型文化”，是中国文学“负典”。

刘再复指出，充分尊重每一个体尊严的《红楼梦》，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与“五四”运动灵魂相通，“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访谈全文近万字，本刊将分两次发表，本期发表上半部分。

“红楼之心”

《望东方周刊》：当年去国离乡时你仅携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红楼梦》，你把它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为什么这么说?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你的意义是什幺?在你看来，《红楼梦》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又在哪里？

刘再复：《红楼梦》第一回就嘲笑世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就是重新定义故乡。受其影响，我也一再定义故乡。界定来界定去，中心意思是说，故乡不仅是我的诞生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存放之所。哪里可以存放我的本真本然的心灵，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海外漂流二十年，《红楼梦》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有它在，我就感到心灵有落脚之处，有存放之所，所以它就是故乡和祖国。

我一直把祖国分解为表层祖国与深层祖国。表层祖国是江河土地、田园城乡，深层祖国则是中华文化。而《红楼梦》正是中华原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道、释三大文化精华凝聚的晶体，带着它东西穿行，总是感到祖国和我一起漂泊四方。这一意义的祖国，只是一部书籍，所以可称它为“袖珍祖国”。“袖珍祖国”是德国诗人海涅的概念，我只是借用它来表述一种情感。我常说，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存放在《红楼梦》之中，也就时时连结着自己的祖国。

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这除了我在《红楼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没有讲述《红楼梦》，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也就是《红楼梦》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之外，我今天还想说，《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护身符”与“文学圣经”。

说是“护身符”，是因为有它在，我就能赢得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有一点才能，读一点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灵方向，《红楼梦》就启示我心灵的方向。

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第一意义也在于《红楼梦》给了我对于真、对于美的信仰，即推动我的心灵向真向美靠近，然后才是第二意义一把《红楼梦》视为最高的文学典范与最高文学参考系，以此参考系来看文学，才明白文学为何物，也才明白各种文学作品的优劣。《红楼梦》在我心灵中不断“积淀”，这对我生命质量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相信，《红楼梦》对中国的未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如果暂时放下“未来”不说，仅说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其意义也极为重大。这意义首先是调节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追求财富的潮流席卷一切，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品牌崇拜正在成为时尚，在此语境下，《红楼梦》这部心灵大书，书中蕴含的心灵光辉对于抑制人的物化与异化将起巨大的调节作用。《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我国古圣人说要“为天地立心”，我们不敢作此妄念，但可以给自己和帮助同胞立心。我认为，立《红楼梦》就是立心。“红楼之心”一旦立起来，就不怕被俗气的潮流所吞没，所异化。《红楼梦》可以帮助当代中国人对物质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槛外人”是现代“局外人”的开端

《望东方周刊》：你从《红搂梦》中感悟到7哪些深刻内涵?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你认为曹雪芹是与“五四”新文化灵魂最相通的，为什么?

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深刻内涵，我在《红楼四书》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表述，

今天很难再作简化性说明。但我可以借你访问的机会，再强调一下，我从哲学上感悟到两点最重要的东西，即“最高价值”与“最高智慧”。

第一是最高价值。《红楼梦》启示我：人世间最宝贵的无价之宝是真情感，真品格，换句话说，人间最宝贵的是心灵。不管你是出身豪门还是出身寒门，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地位，从事什么职业，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还是内在的心灵。心灵高于一切，心灵重于一切。心灵不仅高于财富、功名、权力，而且高于知识和学问。

做人最难的是像贾宝玉那样，在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地位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质朴的内心，社会的泥浊无论如何也污染不了他。这位小说主人公五毒不伤，永远不会生长出世人普遍具有的，诸如嫉妒、贪婪、仇恨、猜忌等负面生命机能。贾宝玉的心灵是中国最美的心灵，所以我说他像创世纪第一个黎明出现的婴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最高智慧。《红楼梦》充满人间智慧，但最高的智慧是中道智慧。“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中道。开篇借贾雨村讲历史哲学，也是排除大仁大恶的中道。中道是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也是浸透于《红楼梦》的最基本的世界态度与人生态度。中道不走极端，它超越世俗社会中互相冲突的两端，站在更高层面用悲悯的眼光加以审视，对冲突双方的理由都给予同情的理解。

我的确说过《红楼梦》是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所谓现代意识，在我的理解系统里，它乃是个人从人身依附的关系网络中独立出来的意识。简单地说，便是个体独立、个性解放的意识。应当承认，现代意识首先是在西方觉醒。其觉醒并非在一朝一夕中实现，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大历史变动以后才发展为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内容的成熟体系。但最初现代意识的发生，是从反叛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项重大历史成果，是把中世纪的身份制(领主与农奴的固定化身份)转变成契约制(农奴开始作为独立的人与领主签约)。经济地位的转变使个人独立的意识也随之产生。我国明代李卓吾及泰州学派，其学说思想中也包含着鲜明的个体独立意识，到了清代反而倒退了，清朝的思想禁锢打击的正是以个体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识。而《红楼梦》恰恰在文字狱极其猖獗的时代里写成，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天才的个案。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所呈现的思想意识，正是个体独立与个性解放的意识。妙玉自称“槛外人”，实际上宝玉和黛玉才是最典型的“槛外人”。所谓“槛”，就是原有的皇统、道统观念网络，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依附等级罗网，他们意识到只有从槛中跳出来，才有自由，才有个人的生命权利。

西方现代意识成熟后，在上世纪的文学中产生了一种反抗形象，这就是法国加缪的“局外人”(也译为“异乡人”)形象，这种“局外人”从流行的中心格局中跳出来，追求人的自然化和个性化。而在加缪之前的大约二百年，曹雪芹就创造了“槛外人”形象，这种异端形象和加缪的“局外人”形象有点不同的时代内涵，但都包含着从传统格局中跳出来的个体独立意识。

我把《红楼梦》“槛外人”看作现代“局外人”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我在《近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用“三个觉醒”概说中国近代思潮史。第一次觉醒是康、梁时代“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时代“人―人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所以和“五四”灵魂最为相通，就因为它也是“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红楼梦》要求尊重每一个体的尊严，哪怕是丫环、奴婢、戏子，也要尊重她们的生命尊严。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觉醒拉开了序幕。

红楼大梦：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望东方周刊》：你说《红楼梦》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一能否描述一下《红楼梦》是什么样的“大梦”?

刘再复：因为现实世界没有自由，所以人类才需要通过文学艺术赢得瞬间对自由的体验，这便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梦是一种自由情感的虚幻形式，进入文学，便成了作家诗人的审美理想。

《红楼梦》中的梦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包括梦中天(太虚幻境)、梦中乡(大荒山无稽崖、三生石畔等)、梦中国(“大观园”、诗国、理想国)、梦中人(恋人、情人、意中人)。我说它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就因为此梦的内涵极为丰富，要详尽回答你的问题，即详尽描述此梦，恐怕得写一部专著。

不过，我认为，《红楼梦》的核心之梦，我们至少可以悟到两点：一是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的象征―少女，他希望(梦)这种生命之美、青春之美永远不要消失，永存永在。曹雪芹把“女儿”二字放到释迦牟尼和元始天尊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审美代宗教”大思索的形象表述。《红楼梦》之梦，梦的是“女儿”不要出嫁，永远处于净水世界之中。因为一旦出嫁便落入男权的泥浊世界之中，便成了“死珠”和“鱼眼睛”，所以他最心爱的少女，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都宁可让她们死，也不让她们嫁出去。

曹雪芹的梦中国，正是以少女为主体的青春共和国，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净水共和国。“大观园”里的诗社，便是梦中国(理想国)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这一理想国和柏拉图理想国相反，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曹雪芹则以少女诗人为理想国主体。

在这一国度里，有抒写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而且“一国两治”(一府两治，园内园外是两种世界)。最宝贵的是虽有赛诗，却人人皆有“不争之德”，贾宝玉(怡红公子)每每被评为最后―名，但他却鼓掌拍手称赞“评得好”，身上没有嫉妒等生命机能。

这是直接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意象展示出来的梦。还有一个是蕴含于《红楼梦》全书的大梦，也可以说是小说的主旨，这就是它梦想人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我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一节中，说曹雪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很相似，都在做“诗意栖居”的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