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1）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1-0016-02

教育发展总会受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教学思想、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会深深打上文化传统的印痕，教学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化根基而任意创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苏联教学论的发展及形成中得以验证。

一 苏联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质

1.独特的二元文化结构

在苏联时代，由于文化传统主体的不易变更及有意的推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俄罗斯民族一直面临着两大矛盾：（1）东、西方的矛盾，即地理上的文化碰撞；（2）上、下层的矛盾，即社会构成上的文化差异，这两大矛盾是俄罗斯文化整体特性的一个表征。

俄罗斯地处欧亚之间，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这种地缘政治条件，使俄罗斯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东西文明结合部的烙印，使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独特的二元性。俄罗斯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来回于世界文化的两极之间。在两个文化内核之间发展的思想冲突是“文化骚乱”的强大源泉，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因。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持续很久的国家，席卷欧洲的启蒙之风未能吹醒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又拥有一个与欧洲任何一国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来自欧洲的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东方宗法制文化始终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农民。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渗透造成了俄罗斯近代文化发展中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发达的上层和相对愚昧的下层之间的差异，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形成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原因之一。

2.浓厚的集体意识

在苏联文化传统中得到广泛体现的是“集体主义”思想，它源于俄罗斯古老的村社思想，即村社文化。俄罗斯村社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上重视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价值观念上强调集体和谐，民族性格上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缺乏理性精神。俄罗斯传统的古老村社文化以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精神依托、关系权重等方面集中指向“集体”元素为典型特征，其在历史发展中演变为一种“社会基因”，使俄罗斯人天性地带有对集体根深蒂固的信任和依赖，以及对国家的崇拜。同时被“集体”包容和包裹的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被压制和抹杀，遵从集体意志、牺牲个人利益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行为准则。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地位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一种跨度极大的根本性革命，是国家和社会性质的历史性质变。政体制度上的阶级换位，决定了首先必须将观念意识形态彻底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然成为苏联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其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相比较文化传统的其他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因为这是教学论研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下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着重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苏联教学论的重大影响。

二 文化传统对苏联教学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来源、本质及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苏联教育家们明确地指出：“苏维埃教学论的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考察教学现象，是苏联教学论体系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贡献。

1.教学价值取向

受文化传统中认识论的影响，苏联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知识反映论”，认为知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因此，苏联教学论秉持主智主义，追求学科知识的客观化或外在化的价值倾向，认为教学就是要“以有系统的科学原理的完整知识把学生们武装起来”，旨在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不难发现，苏联的教学是围绕知识学习和认识能力的发展进行组织的，注重预设知识的顺利传递，核心是有效掌握（内化）外部知识、外部技能。

2.教学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教学过程，肯定了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认识过程，指出“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和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认识世界的过程具有共同点”，同时也认识到了教学过程的特殊矛盾性，表现在以间接经验为主、有教师教和有教育性。基于教学过程的特殊性，他们提出教学过程的基本环节（阶段、步骤）是：诱导学习动机、感知和理解新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这基本反映了教学过程中认识的一般规律。

3.教学目的

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以前的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苏联教学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明确提出教学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如凯洛夫认为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教师有系统地和循序渐进地把知识传达给学生和组织学生的活动，使其自觉地、积极地和坚实地学会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并且在积极的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使他们每一个都养成与共产主义教养任务相适合的品格”。这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对世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即掌握了知识；另一方面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思想品德，提高并发展各种认识能力、身体和心理素质。

4.课程与教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苏联教学论认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识在总体上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但是学生这个认识主体及其认识的客体都具有特殊性。与一般认识主体不同，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身心发展并未成熟，尚不能独立认识客观世界。学生认识的客体也主要不是直接的客观世界，他们主要是学习间接经验，掌握人类在千百年中已经积累起来的认识成果。如凯洛夫指出：“所谓教养和教学的内容，我们理解为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者的连环。教学内容具体表现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因此，课程主要是以分科课程或学科课程为主，以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内容，课程内容也由国家统一安排，通过国家制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全国同级同类学校提出统一的课程标准。甚至教材的编写也由国家专设机构统一进行，教科书应包含各学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采用确定不移的、颠扑不破的原理，而不是在科学上尚无定论或正在争论的意见。

5.组织教法

苏联教学论研究者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根据教学过程特点，强调了班级授课制应是苏维埃课堂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借鉴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提出课的类型和结构的概念。课的类型是指根据教学任务而划分的种类，一般分为单一课和综合课两大类。另外，提出划分课的类型的根据还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每种类型的课由不同的教学环节组成，称为课的结构。他们还对上课、备课和家庭作业指导做了具体的要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主要是通过教师和教材的传授来获得知识，因此围绕知识学习，主要运用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等。

6.教学评价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苏联教学论以此为哲学基础，认为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总体上说，它的检验也是以实践为标准的。但是，教学认识的检验还有不同于人类一般认识的检验的特殊性，即教学效果的检验主要不是直接通过社会实践来进行的，而是大量通过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考试来进行的。因此，形成了以检查知识掌握情况为主要目的，以分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检查与考核理论体系。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学生自我检查的重要性，指出：“学生本人认识到检查知识对提高知识质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观点出发，极为重要的是使学生重视自我检查。”

三 对我国教学论发展的启示

由于受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我国教学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客观地说，苏联教学论比较科学客观地揭示了教学的本质，自觉将教学活动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研究，从根本上确定了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而为科学地揭示和把握教学规律以及为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教学认识的理解上发生了偏差，甚至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误解，进而影响了教学论的科学性。如存在哲学代替论和心理学化的简单化倾向，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及政治诠释色彩浓厚，等等。因此，仅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现代教学论的唯一哲学基础，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

当前，我国教学论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是本土特质缺失，或者说没有形成教学论的中国流派，其深刻根源就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社会断层，因此它便历史地存在着一种不加批判地盲目移植国外教学理论、与本国教学传统相脱离的状态，缺乏富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教学基本概念和话语表述体系。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们对国外各种教学论流派的学习和借鉴，需要从其所赖以产生的不同文化传统来重新认识、比较和研究，并在理解它们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建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的教学论，形成现代教学论的中国流派。

参考文献

[1]张男星.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与传统的村社文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2）：29～36

[2]〔苏〕达尼洛夫、叶希波夫.教学论（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364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2）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1C-0033-02

高职学习生涯是高职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能否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今后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好坏。文化价值观是指个人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对高职生进行必要的文化价值观教育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影响着他们对各种各样文化现象的批判、选择、运用、传播和创造。怎样有效地帮助、指引高职生树立科学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一个人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决定的。高职生只有认真、系统地学习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真正形成科学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一、从感性自发到理性自觉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现象的反映，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包括感觉、知觉、表象三种形式，特点是直接性和具体性。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特点是间接性和抽象性。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情况下相互转化，因此，人的认识发展规律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过程，也是一个遮蔽、揭蔽和去蔽的过程。

高职生作为大学生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年龄段来看，绝大部分人都是处在由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成长阶段，身体和思想意识总体来说还没有定型和成熟，人生阅历和经验还不够丰富。因为现在的高职生绝大部分是“90”后，从小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下，所经历的变故不是很多，所以思想认识上的深度还有待加深。总体而言，高职生的思想认识还是介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过渡阶段，而且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感性认识占了上风，导致他们经常对一些事情持片面和极端的看法，不是肯定就是否定，极易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二、从理论自发到理论自信

高职生文化价值观的建构首先应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实现从理论自发到理论自信再到理论自觉的飞跃。

（一）理论自发

自发就是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人们在活动过程中，为客观必然规律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应遵循从自发到自信再到自觉的这样一个顺序。从哲学视角解释，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和思维规律，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由此，我们可以推出理论自发的意思就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和思维规律，还不能自觉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

从上述推论我们可以延伸至高职生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程度。高职生入学之前虽然一直都在接受思想政治的教育，但是，他们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理论吃透。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小学教育一直就是以应试教育为导向，中小学政治课教学中，一些教师教给学生的方法是死记硬背、机械训练，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应付考试，但是学生对理论的认识还是处于自发的朦胧阶段，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二）理论自信

自信的意思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信非常重要，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快乐。正是有了自信，人们才充满了睿智，才在心中升腾起无尽的希望。从自信引申出理论自信的含义，即自己相信自己的理论。理论自信源自理论形成、理论创新和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并不是盲目的理论自大、理论自负，而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头脑，在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去进行实践。理论自信是理性认识的一种形式，一个人只有形成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才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3）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政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政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政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政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独立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政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政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政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政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政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政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政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4）

20世纪以来，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材编写人员都曾对地理教材的编写应体现学科中心、社会中心、还是学生中心争论不休。今天看来，无论是学科本位、社会本位还是以学生为中心，都过分强调了一方而忽视了另两方，科学的方法应是在考虑教学实际的前提下，在教材编写中寻求学科、社会和学生发展之间的最佳平衡点。[1]纵观我国高中地理教材的编写，其指导思想清晰地体现为从注重“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到注重“人地关系”，再到注重“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由“学科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演变趋势明显可见。然而至今为止，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编写思想尽管时有学者提出，但仍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致使我国高中地理教材编写思想的重心严重偏向于学科本位与社会本位，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天平被高高翘起。时至今日，在素质教育的号召下，课程和教材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何把握契机，让“以学生发展为本”在我国高中地理教材的编写思想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教材编写工作面临的问题之一。

依据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我国高中地理课的开设将由三门必修课和七门选修课组成，本文拟以其中一门选修课《自然灾害与防治》为例，探讨教材编写过程中如何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编写思想。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以学生发展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以学生发展为本”思想的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体现在教材编写上即要求必须围绕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学习兴趣展开。下面就从认知结构理论、认知过程理论以及学习兴趣理论这三方面分别对“以学生发展为本”思想进行理论梳理。

1.认知结构理论

认知结构的一般定义，就是学习者头脑中的知识结构，即知识结构通过内化在学习者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的内容和组织。具体而言，认知结构就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开放性的、立体多层次的网状知识结构。如图1所示。[2]（41）

图1　认知结构的结构示意

认知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关系非常密切。认知结构就是主体内化了的知识结构，是知识结构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知识结构就是学习主体所认知的客观对象。而知识结构又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成果的总结，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客观事物的自在结构。所以对认知主体来说，当他形成的认知结构与知识结构吻合度越高时，其认知结构的合理性也就越大。这就是有经验的教师在教学中总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按照知识结构的形式建构认知结构的原因。[3]

认知结构在人脑中的特殊组织形式以及它与知识结构的关系，决定了认知结构的性质──整体性和发展性。整体性在学习活动中表现为新的知识与原有知识的不断沟通，形成具有一定整体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知识块。发展性是指随着学习过程的不断发生，当新的知识与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发生作用时，原有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即得到丰富、扩大或形成新的更加完善的认知结构。[2]（41）

认知心理学家奥苏伯尔对认知结构中的内容作了创造性的分析，他称之为认知结构变量。奥苏伯尔认为这些认知结构变量对新知识的学习和保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正是由于个体认知结构变量的差异才导致了学习者之间学习成绩的差异。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认知结构中是否有适当的起固定作用的观念（固定点、生长点）可利用（简称为观念的可利用性），新知识与原有观念的可辨别程度（简称为观念的可辨别性），以及原有的起固定作用的观念的稳定性和清晰程度（简称为观念的稳定性）。[4]（51）只有当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具备了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之后，这样的认知结构才能称得上是良好的认知结构。

对认知结构的重视是现代认知结构学派理论家的一个共有的显著特征。他们将由对教师教的研究转向对学生学的研究，把学生作为研究的中心。对认知结构的阐述包含的理论前提就是，学生才是决定学习到什么的关键和直接因素。而对学生的研究又以对学生认知结构的研究为起点，这些理论家认为，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是学习的核心任务，已经形成的良好的认知结构是后继学习的核心条件。[5]正如奥苏伯尔在他的《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一书的扉页上写道：“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的话，我会说，影响学习最重要的因素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

2.认知过程理论

认知过程就是知识获得的过程，是知识结构通过主体内化为认识结构的过程。在认知过程的问题上，皮亚杰认为认知既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描写，也不是主体内部预先形成的结构的简单展开，而是主体与客体在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过程被奥苏伯尔大致分为三类：下位学习、并列结合学习和上位学习。下位学习是当新知识的包摄水平低于原有知识的包摄水平时，新知识就很容易被理解并接受、纳入到原有的认知结构中的学习过程。上位学习是指原有知识的包摄水平低于新知识的包摄水平时，原有的认知结构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造，以纳入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并列结合学习则是在原有知识与新知识的包摄水平相当的情况下的学习过程。这三种学习过程都需要原有认知结构的调整甚至改造，从而形成更加完善、合理的新的认知结构。一般认为，下位学习较上位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容易些，因为认知结构是按包摄水平的高低进行组织的，包摄水平最高的概念位于最顶层。研究表明，当学习者学习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学科知识时，从已知的、较一般的整体中分化出细节，比从已知的细节中概括整体更容易接受。[4]（54）

3.学习兴趣理论

现代认知学派理论家对学生的研究除了研究学生的认知结构、认知过程等之外，还牵涉到学生认知过程得以展开的支持系统如情感、意志、动机等。如，奥苏伯尔就非常重视学习过程中学习动机的作用，明确指出了“学习与动机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绝非是一种单向性的关系”，[4]（54）他认为“动机因素虽不能直接参与新旧观念的相互作用，但它们通过加强努力和集中注意来影响新的学习”。[6]（116）在诸多的动机因素中，学习兴趣是促进认知过程的重要动机之一。另一位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指出，一般按照个人自己的兴趣和认知结构组织起来的知识，乃是最有希望在记忆中提取的知识。[2]（43）这与我国的传统观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本质上一致，对此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二）研究方法

由于《自然灾害与防治》是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增设的选修课，所以该教材的编写没有相应的范例可以参照。这无疑给编写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同时也为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编写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了准确把握当前我国高中学生对于《自然灾害与防治》课程的原有认知结构状况以及学习兴趣，本文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2003年《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的相应要求设计调查问卷，然后抽取北京市内不同层次的四所中学的若干名高中在校生为主要调查对象，并辅之以刚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的137名来自不同省区的高中毕业生，于2003年10月至11月间进行问卷调查。在对这次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之后，本文结合“以学生发展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提出几点编写策略。

二、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思想的编写策略

（一）“查漏补缺、纠正偏差”的编写策略

由于学生认知结构中的信息主要以语义方式表征，顺序性被淡化，加之遗忘规律的作用，以及原有知识储备的不足，学生的认知结构往往不够完备，系统性较差，[7]有时甚至出现偏差。因而所谓“查漏补缺、纠正偏差”的编写策略，即是指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学习兴趣出发，以知识结构为准绳，以建构良好的认知结构为目标，查漏补缺，纠正偏差，从而达到补充、完善学生原有认知结构的目的。

例如，在调查问卷中本文将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几个主要基本知识点设计成七个问题，调查学生对这些内容想了解的程度。这七个问题依次是：A.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B.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C.世界主要自然灾害带的分布；D.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区的自然环境特点；E.我国的防灾、减灾政策；F.我国防灾、减灾的主要成就；G.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或应急措施等。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基本知识点的学习兴趣调查结果

从图2可以看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是学生较为感兴趣的知识点，然而对学生相关内容的认知结构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只能认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图3所示），因此有必要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一些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积极影响，以免学生产生过于消极、偏激的观点，不利于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此外，还有“世界主要自然灾害带的分布”“我国灾害多发区的自然环境特点”“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或应急措施”等知识点，尽管学生都较为感兴趣，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认知结构中均存在缺陷，在教材编写时，应当注意加以完善。

图3　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学生之间的认知结构差异，尤其是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学生之间的认知结构水平更不可能整齐划一，所以为了给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条件，也即为了进一步完善这部分学生的认知结构，可以在教材编写时安插一些“自学园地”“阅读材料”，适当地提高难度，拓展知识面，以此来增加教材的弹性，以供那些有更高学习要求的学生深入理解、学习。

（二）“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编写策略

为了使《自然灾害与防治》教材的编写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本文提出几点编写方法，并以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几种自然灾害的调查结果为例加以说明。

转贴于 依据课程标准，本文选取九种自然灾害──旱灾、寒潮、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涝、虫灾、鼠灾等，让学生进行选择归类，即要求学生将这九种自然灾害按照自己的熟悉程度分成三类：Ⅰ.非常了解或有切身体验的灾害类型；Ⅱ.只知道一点或只听说过名称的灾害类型；Ⅲ.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灾害类型。通过用分类统计的方法对答卷进行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主要自然灾种的认知程度调查结果

从图4可以得出，学生非常了解或有切身体验的灾害类型大致有三个：地震、洪涝和旱灾；而寒潮和滑坡是从未听过的灾害类型中所选人数最多的两个；其余的自然灾害如泥石流、台风、虫鼠害等可以归入“只知道一点或只听说过名称”的一类中去。为配合认知结构状况的调查，本文又将每种自然灾害的知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A.理论知识；B.灾害案例；C.灾害防治；D.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突发性灾害。然后让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得出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九种自然灾害的学习兴趣调查结果

从图5可以看出，在各个灾种的这四部分内容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突发性灾害，平均35%的学生表示出兴趣。对于旱灾、洪涝以及虫鼠害这几个灾种，学生对灾害防治的兴趣也相对比较浓厚。这种结果反映出学生对实用性知识的重视。

在了解了学生的认知程度及学习兴趣之后，从上文所述的认知结构理论和认知过程理论出发，提出以下四点编写方法。

1.“下位学习”的编写方法

依据认知过程中下位学习较上位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容易的观点，本文建议应选择包摄水平较高的内容或知识点，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九种自然灾害为例，这种编写方法较适用于地震、洪涝、旱灾等学生比较熟悉的灾种。如在讲解旱灾时，可以由“干旱”这个包摄水平较高且学生也颇为熟悉的概念引出“旱灾”的概念，进而区别二者的差异。

2.“固定点、生长点”的编写方法

找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比较稳定清晰的固定点、生长点，例如，学生已掌握的知识理论、有切身感受的生活经验等，以此为“脚手架”展开新知识的学习。这种编写方法比较适合如泥石流、台风、虫鼠害等学生只是听说过但并不熟悉的灾种。以台风为例，“台风”一词最先源于中国，顾名思义应与“台湾的风”涵义相近，那么这正可以说明，台风是盛行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的一种气象灾害，然后再展开详细讲解。这样以“台风”的名称作为固定点，就可以引出台风的多发灾害区来。

3.“先行组织者”的编写方法

当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没有可以作为固定点、生长点的知识内容时，要设计“先行组织者”。所谓“先行组织者”是指先于学习任务本身而呈现给学生的引导性材料，其包摄水平高于新知识，同时又能与原有认知结构相联系，为新的学习提供固着点，成为架设新旧知识之间的桥梁。[6]（116）这种编写方法对于学生较为陌生的灾种比较适用，例如寒潮、滑坡等。仔细观察图5可以发现，对于寒潮、滑坡等学生比较陌生的灾种，除了想了解日常生活中如何避灾之外，学生的兴趣还稍稍偏重于灾害案例。其实许多教学经验表明，案例是教材中对师生最有吸引力的内容，[8]而且采用典型案例说明地理基本原理，可以避免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地理事物的机械记忆，使活生生的地理事物变得枯燥无味，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有鉴于此，可以以灾害案例作为先行组织者呈现于主体课文之前，加强案例的分析力度，以此作为新旧知识的联结点。

4.“知识块”的编写方法

认知结构的整体性特点要求在编写教材时应尽可能地保证知识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即把描述某一概念的知识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以有利于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关于该概念的知识块，从而形成认知结构中有一定清晰度的固定点。[2]（44）例如，在上述九种灾种的理论知识、灾害案例、灾害防治以及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突发性灾害这四部分内容中，学生普遍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部分内容。因此，可以利用“知识块”的编写方法，将这部分内容单独设成一个单元加以讲解，以便形成“知识块”，增强知识的整体性。

（三）“图文并举、互为补充”的编写策略

一般来说，地理教材的内容可以由三个子系统构成──课文系统、图像系统和作业系统。[9]为了避免被“偏文废图”的传统模式所束缚，笔者对“《灾害》教材的编写如何打破这种传统模式”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下面仍以上文中提到的七个基本知识点为例，进行初步讨论。

在调查问卷中，本文曾就学生最感兴趣的信息传达方式进行调查，以期教材编写能够达到最佳的知识表达效果。所谓信息传达方式，对于地理教材而言，主要有文字说明与图像展示两种，而图像展示一般应包括地图、景观图、示意图、关联图、统计图表、卫星图片以及漫画等种类。以七个基本知识点为例，学生最感兴趣的信息传达方式的调查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七个基本知识点的信息传达方式调查结果

（图中字母所代表的意义与图2相同）

总的来说，学生最感兴趣的信息传达方式应为图像展示。在七个基本知识点中，有六个知识点图像展示的选择人数达到了学生总选择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多，其中“世界主要自然灾害带的分布”这一比例已达到了67%。这种结果正可以说明在当代各国地理教材的图文比例中，为什么图的分量日趋加重，甚至有取代文字而占据教材主体地位的趋势。

然而，尽管总体上说学生最感兴趣的信息传达方式是图像展示，但就每一个知识点而言，学生对图像的要求是不同的。要求最高的当属“世界主要自然灾害带的分布”“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以及“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区的自然环境特点”等内容。对于此类知识，用图像展示的效果确实会优于文字表述。不过仍需强调的是，在教材中调配文字与图像的比例关系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自己最愿意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唯有如此，才能选择最优的信息传达方式，找出最合适的图文搭配比例。而且对于图像的选择也应当慎重，应尽量挑选信息含量丰富、表义清晰的图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字系统与图像系统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目的。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对学生的认知程度及学习兴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认知结构理论、认知过程理论以及学习兴趣理论，提出三点《自然灾害与防治》教材的编写策略，即“查漏补缺、纠正偏差”的编写策略，“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编写策略，以及“图文并举、互为补充”的编写策略。其中，“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编写策略又包括“下位学习”“固定点、生长点”“先行组织者”和“知识块”等四种编写方法。按照本文所提出的编写策略来组织《自然灾害与防治》教材的内容结构，看似比较凌乱，与我国地理教材内容结构的传统模式──先是概述，然后陈述论点、论据，环环紧扣，周密严谨──格格不入，但是这样以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学习兴趣为切入点编写教材，恰恰可以体现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编写思想。在这一点上，香港（文达版）高中地理教材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范例。文达版教材力图突破传统模式，不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它的内容结构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有时由近及远，由部分进入整体，而有时又反其道而行之。文达版教材的经验启示我们，可以灵活编排教材的内容结构，使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10]

然而由于水平有限，本文的探讨还很粗浅，并且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调查问卷的样本容量问题。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面向全体学生是编写教材的基本出发点。[11]那么在进行《自然灾害与防治》教材的问卷调查时，若全及总体就应该是我国的全体高中学生。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本文所抽取的样本大部分来自北京，而且剩余样本也是考入重点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其代表性会有所降低。此外，地理教材的编写本应寻求学科体系、社会需求以及学生特点此三者的最佳平衡点，而本文只是讨论了教材编写过程中如何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这一思想，至于怎样才能做到学科、社会、学生的三者平衡，还需留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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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069-07

规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趋向。本质的联系意味着没有此规律，该事物或现象不会出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只要决定规律的根本原因没有消失，规律就必然会重复出现并发生作用。本文从方法论角度比较中外教学论发展的历史，寻求其发展中的个性，意在探寻教学论发展的规律，为教学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中外教学论发展中方法论的特殊性

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一直受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仍根深蒂固。相比较而言，国外的教学论虽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但是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影响，因而显得更加开放。中国教学论的发展所依据的方法论更加重视内省与思辨，而国外教学论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的引导下更加强调科学，体现了逻辑运演的思路不同。此外，中外教学论发展的方法论所持根本不同，中国教学论所依持的方法论构建的是伦理世界，国外教学论的方法论其本在于理念世界。

（一）方法论的单一与多样

有学者说，“从秦帝国到唐中叶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以豪族大地主结合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力的剥削为特征，因而地主阶级的政权也仅是代表豪族大地主利益的政权。”[1]这句话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中央集权的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下是中国长期自然形成的家族制度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二者相结合构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统治基础。由儒学发展至理学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主张君权、父权，男权的统一，满足了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的精神需要。“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基本上规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的色调和格局。这种思想文化体现了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精神，但又具有不同的时代风貌，斑斓多彩，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2]正是理学思想契合了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才使得理学长期以来成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唯一正统思想。即便是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在方法论、思维层面影响着今天的教学论研究和发展。至建国后，中国教学论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也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当时的历史与政治有关，更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直接相关。

国外教学论的发展在最初阶段同样不能脱离哲学摇篮，教学论依附于哲学而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直至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以及威尔曼的《作为教养的教学论》的问世，才逐步确立了教学论的独立学科地位。与中国哲学唯理学独尊的地位不同，国外哲学的发展是开放的，多派别的，因此也产生了多种教学论思想流派。就哲学方法论角度而言，国外教学论的发展经历了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行为主义等多种思想流派。每一思想流派都根据自己所持的方法论，着眼于教学活动的不同侧面，阐明教学活动的本质，构建教学论的思想体系。而随着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丰富发展，国外教学论也不局限于哲学方法论的唯一地位，兼用心理学、数学、统计学等多种视角与方法进行教学活动的描述与教学思想的阐明。即便是在中国教学论进行现代构建的自我发展时期，仍然脱离不开依循国外教学论发展路径的选择。因为以多学科、多背景、多理论作为研究教学活动的不同视角以及方法论基础，从而进行教学论学科建设，是教学论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方法论逻辑运思相异――内省与外查

由于方法论的单一与多样，更是因为方法论内部的逻辑运演不同，所以呈现出中外教学论发展的不同逻辑思路。中国传统哲学以理学为正统思想，而理学则是以早期儒学为基础蓝本，吸收了法家、道家及佛教的本性、心性理论中某些思辨性特征，由天人合一的“天道”发展到“心性”的逻辑推衍，因而更加注重内省与思辨。国外教学论的发展虽然在其初级阶段依附于哲学同样具有思辨和形而上的特点，但是随后的发展其方法论呈现了注重科学与实证的特征，更注重从教学活动的外部视角去审视教学。因此，与中国教学论相比较就更加能够落实到具体的教学问题中。换言之，国外方法论其着眼点是具体的教学实际问题，而中国教学论的方法论更倾向于建立理论体系去指导、解释、解决现实教学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理学具有官本位、群体本位、社会本位的基本特征，与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下的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相区别。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缺乏独立的自主精神和个人意识，而这些恰恰构成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精神的核心以及人的思维习惯。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农业文明社会，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传统农业文明中的人未能形成真正自由的个体，人依附于自然界和所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西方社会相对而言，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和步入现代化进程。工业社会和现代化意味着人的个体化和理性化的发展。这样，以官本位、群体本位和社会本位为特征的理学方法论使得人们更加相信权威和统一思想，表现出对理学思想的内省与思辨。与此相呼应的是理学作为指导教学论思想发展的唯一地位的确认。西方教学论的历史发展中，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为特征的现代化促使人们更加广泛地寻找多种视角、途径进行教学论的研究。因而自然学科和科学技术就能够影响方法论，进而影响方法论指导下的教学论。

第二，理学作为方法论其基本特征是注重伦理与道德，即关注人文和人际关系，西方哲学则更加重视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社会的伦理是由人的身份、地位、家庭等构成的等级关系以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血缘关系共同构成的。这与西方社会由契约和法制所构成的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不同。因此，理学更加强调人文和人际关系。反映在教学论中，教学内容就以“仁、义、礼、智、信”等确保人际关系和谐和宗法制度完善的人文学科为主，教学过程强调教师的尊崇地位和教师主导的作用。教学论研究的思维逻辑以内省和思辨为主。平等、自由的交往关系和理性的伦理关系是西方社会文化关系的特征。它提倡个性的自由与创造性，重视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教学论中，西方的教学论就更加注重自然科学内容，且强调科学精神和探索自然的自由精神和创造性。那么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重视学生的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发挥。

第三，理学思想具有自身逻辑运衍的路径和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因自身的逻辑运衍的方式以及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任务而具有保守性。当然，其保守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和社会本位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在人与自然界天人合一的关系中，由于缺乏自由精神和主体性，所以支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是传统、经验、常识、自然规律、社会规则及习惯等。理学的逻辑运衍思路就会指向人性与人心，从而其关注的着眼点就立足于人性与人心，其方法就必然是以内省为主。西方哲学则不同，西方哲学后期的发展在理性主义文化的背景下强调理性与科学、自由与创造。

（三）方法论所持之本不同

纵观理学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展经历截然不同。理学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与社会稳定的正统思想，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逐步演化，其思想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建构，但是其思想内核从未脱离“天理”与“人伦”的中心。天理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纲常伦理，人伦指的是人性及人性归属。西方哲学的发展鉴于其自身体系的开放、自由思维的探索及创造精神，受到18、19世纪自然科学技术的冲击，其所持之本也发生变化，即从对存在与存在者等虚无的关注转向对自然界、人的重视。

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肯定人性的相似和后天学习的作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后天的主动学习将人性引导至“仁”的理想境界。孟子的性善论，同样是强调人类后天的主动学习，将人性的善扩充、发展。至宋代，由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的本体心性论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观，使得儒学理论显得贫乏而没有说服力。这时期的理学家进一步深化传统的人性理论，并着重从天人合一以及天理的角度进一步阐发儒学的人性思想。宋学家朱熹则完成了理学的本体论的构建，他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3]这样，就将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与天理相统一。无论是儒学还是理学，都强调人性与天理。可见，它们重视的是“现实当下的生活本身――‘伦理世界’，其身心性命之论，无非是强调后天学习和教育之功，并藉此进入人伦领域――仁的境界，成就理想人格”。[4]

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目的在于世界的本原。如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万物不仅生于水，而且复归于水；德谟克利特总结了先前的自然哲学家关于本原的思想，创立了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提出了“原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当人们发现，无法用一种物质来说明世界的本原时，开始转向寻求人类认识的精神世界。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始尝试着围绕存在与存在者，阐明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直至近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哲学也不再仅仅纠结于人类的认识过程、思维与存在，而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解读世界。实证主义哲学用自然科学中的实际调查、量化的方法认识世界；人文主义哲学主张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性的关注与尊重；解释学、现象学则强调对认识对象的多样化理解和多角度的阐明；后现代主义则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对于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西方哲学的主题是随着时展不断演变，背后隐藏的是其运衍逻辑、思维方式的变化。

二、中外教学论发展的共同规律

（一）教学论发展过程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感性认识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开端。列宁说：“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5]它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个别的、局部的和表面的东西的反映，感觉、知觉和表象是感性认识的形式。在人们开始尝试认识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之初，人们关于教学的一切认识都是基于教学实践的感性认识。如早期的智者派教学思想就认为“人的感觉就是知识”，教学就是为了现实的生活――授之以从事政治生活的本领。那么教学论就是人所感觉到的关于教学的认识。这种认识没有对错之分，因为这一切源于感觉。中国传统教学论特别是先秦教学论思想也体现了教学论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属于感性认识阶段。先秦教育家们的教学论思想都是他们对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属于经验层面也即是感性认识阶段的思考。由于先秦教育家们的兴趣不在于理论的建构，而是实用性地强调如何从事实际的教学、指导教学实践，因此早期的教学论思想显得随意，经验性较强而理论性较弱。感性认识是认识活动的第一步，也是教学论发展第一阶段。感性认识的特点是：第一，直接性。具体到教学论这一认识过程来说，早期人们对教学的认识源于感觉与经验，且教学的目的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相联系，如智者派培养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等。人们对教学的感性认识还表现在仅仅基于感觉去认识教学，没有任何方法论或思想的指导。这也体现了感性认识的特征。第二，生动性、形象性和丰富性。第三，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个特点是由前两个特点所决定。感性认识还没有深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概括事物的本质和一般，而只是对客观事物片面性和表面性属性的反映。当然，感性认识反映了事物的部分本质，只是不能通过理性思维从中加以区别和认识。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认识的真正任务就在于经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它是认识过程中重要的、高级的阶段。苏格拉底首次发现了人的精神的力量，发现了人的主动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的理性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开始理性地认识世界，认识教学。至柏拉图，开始探寻世界的普遍、共相与概念。他将教学对人的作用进一步深化，认为教学应注重心灵的训练，以发展和完善人的理性，培养以“公道”待人接物，以“理性”支配言行。直至教学论学科的独立――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产生，对于教学活动的认识开始能够进行合乎规律的理性的判断与审视，从而使教学论从对教学现象的描述转向理论的论证。教学论发展进入了理性认识的阶段。理性认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间接性。理性认识不再如感性认识那样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而产生的对客观的直接反映，而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这就是说，理性认识和客观事物之间以感性认识为中间环节。在教学论发展至理性认识阶段，归纳法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人们对于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的认识，是在实践和感觉基础上加以提炼与总结，并且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第二，抽象性、概括性。由于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因而不像感性认识那样具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的特性，而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第三，本质性。理性认识已经不是停留在客观事物的现象方面，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反映事物的本质，是对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夸美纽斯认为教学论是探究教学的一门艺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学活动的本质。继夸美纽斯之后的教学论逐步开始探索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对于教学论的认识开始深入教学内部，探索内部的一般性的、本质性的规律了。

教学论由于长期依附于哲学而存在，因而具有抽象性与思辨性。在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于教学的认识逐渐深入，不断从不同的侧面揭示教学本质。这种对于教学的理性认识是教学论发展的必经阶段。赫尔巴特在其统觉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教学的基本阶段，总结并提出了教学活动的阶段性。究其本质，对教学的认识，即教学论的建构开始转向探讨一般性的规律了。对此，杜威提出了批判性的观点，认为其教学论是演绎性的，演绎性的教学论忽略了儿童在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活动。这实质上是批判教学论的理性发展不能够通过形成的理性认识指导教学实践，关注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中具体的人与事。因此，提出以儿童经验和心理顺序组建教材的课程观与课程设计，以及从学生思维角度出发而建构的“从做中学”的教学过程观，共同成为其教学论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教学论的发展经历理性认识阶段必须以指导教学实践为目的，并且充分发挥理性认识的作用，才能够达成真正的理性发展。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教学论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地由感性阶段发展至理性阶段，必须经由理性，将理论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够长足发展。列宁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7]教学论的发展就处于这样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处于不断运动的和矛盾的永恒过程中。

（二）教学实践与教学认识的矛盾――教学论发展的内部动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对矛盾组合而成。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教学论发展同样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即教学论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论发展的内部动力。教学论的发展就是人对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认识的发展过程，就必然与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呈现一致性。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的矛盾是认识过程的三对基本矛盾。对于教学论这一认识过程而言，其基本矛盾表现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教学现象或教学活动、教学实践和教学认识（教学论）的矛盾。教学论的基本矛盾推动了教学论的不断发展与前进。其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教学实践与教学认识的矛盾是核心矛盾。

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在认识过程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没有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就没有实践与认识活动的发生。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的解决，都是为了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因而我们称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为根本矛盾。人是有意识、有能动性的实践主体，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面对客观世界的一切无动于衷，而是要竭尽全力地使客观世界的一切为我所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的发生也同样源于人类对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是，当教学随着社会与科学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类开始践行着且在践行的过程不断认识与改造教学，以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当教学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就出现了与主体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着人类不断对教学提出要求以满足需要，从而不断深化对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的认识，进而推动教学论学科不断发展。在促使教学活动满足自身的需要之前，就有必要认识教学现象或教学活动这一客体，就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就形成了教学论的本体论部分；进而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就形成了教学方法论以及教学技术等问题；最后还基于认识主体的需要，回应教学“应怎样”的问题，这就是教学论的价值论问题。这样，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就促使对教学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完善教学论学科体系。

尽管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但仍然不能决定事物的发展与走向。因为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够发生关系，才能够产生矛盾。因此，实践在一切问题中处于核心位置。在教学论发展的过程中，教学认识与教学实践的矛盾是教学论发展的内部核心动力。教学认识可以理解为“关于教学的认识”、“对教学的认识”、“教学中的认识”。教学认识的理论化、系统化、体系性就是教学论。教学认识是认识主体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教学现象或教学活动的理解、思考与理性总结。当教学认识能够解释、说明以及指导教学实践时，教学认识与教学实践处于和谐的发展过程。相反，当教学认识已经不能够对当下的教学实践进行有效的分析、阐释以及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时，一方面说明教学认识已经失效或落后，另一方面说明教学实践出现了新的亟待主体加以认识的教学现象，这样，教学认识与教学实践必然产生矛盾。无论是教学理论的失效，还是教学实践的发展，这种已然发生的矛盾促使认识主体进一步深化对教学实践的认识，提高教学认识，以便重新发挥对教学实践的解释与指导功能。对于今天的教学论研究者而言，需要“承担起指导、总结及反思教学实践的任务，关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彼此的对话、交往与理解，有效实现情感共鸣，生成可理解的情境性话语。”[8]如此，教学论就在教学认识和教学实践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

（三）实践关系是教学认识过程中一切关系的基础

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来源，也是教学论发展的源起。教学论是在实践基础上人们思辨的产物，没有教学实践，就没有人类关于教学的认识，这应是确定无疑的[8]。探讨教学认识过程中的实践问题，实际上是探讨实践关系问题。实践关系首先要涉及的是关系的主体与客体。认识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实践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10]。主体和客体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论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还是表现为人和社会的关系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基本关系是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最基本关系，其他方面的关系都是在实践关系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并受实践关系所规定和制约。在教学论发展历史中，也即是人们对教学不断认识的过程中，也体现为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其中，实践关系表现为教学认识的主体践行着教学活动，并且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指导、改造教学实践活动，使得教学活动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认识关系是实践关系的派生，只有当主体作用于客体进行实践活动时，主体才会产生与客体的认识关系。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是教学论的认识对象――客体，那么种种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就成为教学认识的来源。教学论的认识主体人，特别是教育实践者、教学论研究者，接受客体所传递的信息。同时，对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认识的结果――教学论，是对教学认识的客体的主观反映。不论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是为了满足主体一定的需要。因此，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中都渗透着价值关系。尽管对于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的认识是对客体的反映，但其中都说明了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对教学活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如普罗泰戈拉在谈及其教学目的时，就说到他那里求学的人，可以学到处理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智慧；柏拉图认为教学目的首先是培养军人与执政者；儒学思想中关于教学目的论述、教学原则以及教学内容的伦理性等，都体现了主体所赋予客体的价值取向。

在教学论发展的运衍轨迹中，体现着不同主体与发展中客体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在这一切的多层面关系中，实践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第一，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无论是教学实践活动，抑或教学认识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11]实践是事物与认识主体之间的桥梁。没有实践，客观事物同认识主体就不能发生任何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即认识。教学论发展的历史，即教学认识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过程也同样如此。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这与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的认识和知识必然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实践不断给人类的认识提出新的课题，即新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会成为一种巨大力量，把认识不断推向前进。如前所述，教学论发展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螺旋上升，即是实践在其中发挥着桥梁和基础作用，推动教学论在不断发展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不断深化。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只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普遍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教学论的发展是在教学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前行的。即便是对于教学的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发展至更高的理性阶段，也必须由现实中的教学实践来判断其合理性和真实性。因此，目前的教学论发展，特别是国外教学论的研究，以现实中的“教学问题”为教学认识的起点，并以此阐述教学思想和建构教学理论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教学论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本质与规律――教学论发展追求的永恒主题

黑格尔曾经将人类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四个阶段。如果以认识发展过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阶段来加以区分，知性、消极理性与积极理性就是对理性认识阶段的不同分类。恩格斯说：“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12]知性是对事物的直接性加以分析，从中抽取一方面、一个规定加以认识，得出的对此事物的单独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即是单独地、孤立地考察事物的某一方面，从而反映事物某一稳定方面的思维阶段。理性是对事物多方面联系的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的思维阶段，是对事物的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的反映。知性阶段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必经阶段。没有知性阶段就没有理性阶段，知性是理性思维的基础，为理性思维提供基本材料；同时知性如同感性认识一样也有其局限性，由于它仅仅是对事物的抽象、孤立和分割的认识，那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认识对象，不能在联系和发展中发现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因此，知性必然要发展到理性。理性是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在知性的基础上整体地、联系地、发展地认识事物，以运动的眼光与视角看待事物，并在思维中再现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运动，以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全面具体认识。

基于认识过程中，对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以及理性认识的“知性――理性”思维阶段的划分，可以发现：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及发展运动，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必然追求。人是自然界、社会中最复杂的动物。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特殊活动。因此，教学现象和教学活动是复杂的体系，一方面教学是运动与静止对立统一的事物，另一方面，教学中诸多要素（包括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等等）相互区别、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因此，对于教学的认识就会经历理性认识的知性阶段和理性思维阶段。对于教学的认识，如果孤立地从某一角度出发，仅能够得到对教学的部分认识。在教学论学科群中，许多子学科都可视为对教学的知性认识阶段。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论、教学艺术论等等。当然对于教学的某一方面的认识是对教学整体认识的基础。认识活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经历局部到整体的过程。理性思维阶段是认识的高级思维阶段。人们不仅要对教学的某一方面加以认识，还会在联系和发展中全面认识。全面认识的结果就是对教学的普遍性认识和规律性认识。审视今天教学论的基本构成――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手段等，每一部分都是对教学的孤立认识，即知性思维的结果；而当我们将其视为普遍联系的因素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时，并在其发展中探索其本质和规律，就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此，对于本质和规律的追寻，将是教学论学科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胡哿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5.

[2]余敦康，什么是儒学[J]。文史知识，1988（6）：21-27.

[3]朱文公文集（第七册）：卷70《读大纪》[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张瑞瑶，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527.

[5]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7]列宁全集：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李森，张东，教学论研究三十年：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18-124.

[9]李森，陆明玉，论教学论的实践性与实践教学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17-121.

[10]王家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123.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6）

关键词：

中学地理；地理教学；人文精神；教学方法

引言

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与发展，同时，人文精神的进步也能带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既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化水平的衡量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核心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人文精神的教育水平将会为本国带来更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学地理作为一门注重于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教学科目，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融合体，带有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教学价值。所以，中学地理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地理教师加强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以此来提高教学活动的开展价值。

一、对人文精神的定义人文精神的定义

应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个体自由、自主与个性的追求，其为个人的是非判断提供主要标准，使得个人能够以此为基础实现对自我的认知与人格的完善，进而满足教育活动的人文教育目标。另一方面，人文精神也是社会文明化建设的发展对象，其主要表现在对历史文现象与文化的认识水平，通过对其的认知来实现对人类命运与未来的思考、探索，从人本身出发来正确认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进而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

二、人文精神培养在地理教学活动中的问题表现

2.1人文精神价值观在指导思想中的忽略

针对我国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在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下，中学教学活动的开展注重于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忽略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导致教学指导思想的教学目的集中于文化知识内容上，学生虽然在地理课堂能够实现对地理知识的了解，但无法有效地提升自我综合素质，教学活动未能取得根本转变。

2.2人文精神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中的重视程度不足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技的支持，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将会为国家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力，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占据发展的有利地位。可科技固然重要，也需要优秀人文的文化来作为发展的基础，缺乏优秀人文文化的国家是难以实现不断发展的。因此，在中学地理教学中，通过需要加强对人文精神的培养与运用来实现对教学活动的优化设计，转变以往和教学活动的开展方法，使得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为人文精神的培养带来积极影响。让教学内容可以促使学生巩固学习兴趣，真正意义上地去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

2.3缺乏系统的评价体系来满足人文精神培养活动的开展需求

中学地理课程的评价内容集中于对学生知识掌握能力与运用水平的考察，而忽视了对地理人文、意志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考察。同时，这样的评价体系也难以对教师的教学质量、效果的考察，使得人文精神教育活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评价机制。

三、地理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相关建议

地理学科作为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学科，地理学科的教学活动能够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带来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在对进行人文精神建设的时候，地理教师应当主动地引导学生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环境意识、资源意识。

3.1体现地理学科的人文素质培养价值

地理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需要首先正确地认识到地理学科较其他学科所带有的不能比拟的教学优势，以此来引导学生更好地参与到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教学活动中来。比如，在对我国降水分布情况进行讲解的时候，应当要将我国的南北方差异进行对比：将南方建筑的顶尖与北方建筑的平顶进行对比，体现出降水分布差异化的表现。同时，在比较南北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可以从饮食习惯出发，譬如，从南方的大米，北方的馒头开始进行介绍，为学生带来更为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这些文化差异，使得学生可以形成正确的认知态度，提高认知包容性，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再者，在对地理自然知识进行讲解的时候，需要让学生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协调发展的概念，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彰显地理教学的独特优势来。

3.2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

在我国的高中地理教学活动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内容较少。所以，在对教学活动进行改革的时候，需要针对于这样的不足存在来实现对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突出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教育重视，彰显出人文精神的独特魅力，引导学生不仅仅要认识到不同资源的形成条件与分布情况，也要针对于环境问题的存在来对解决办法进行思考，促使学生可以在学习活动中形成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意识。同时，在地理教学活动中还应当让学生融入自我的感情，借助于对地理规律的归纳来提高认知。比如，在学习《森林的开发和保护》这一课的时候，通过对“热带雨林”的介绍来引出因滥砍滥伐所带来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失调这一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精神，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得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中来建立正确的环境观、资源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让学生真正意义上地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参与者。

3.3注重于地理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

地理教师是地理教学活动的实践者，因此地理教学的人文素养提高需要首先从教师的人文素养培养活动出发，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促使教师队伍的建设水平得以达到教学需求。以此来确保日常的教学活动能够在教学目标的影响下得以顺利完成。同时，这也能让地理教师实现自我的不断发展，继而带动整个教学活动的质量提高。

3.4校园环境的人文精神营造

良好的校园环境能够为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活动带来积极影响。通过对地理学科的运用来加强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使得学校能够与学生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借助于校园的美化与绿化活动来让学生感受到环境保护的价值所在，进而形成学校的浓厚校园氛围，实现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活动的稳定开展。

四、总结

总的来说，科学文化知识应当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来带动整个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通过对中学地理教学活动的创新发展与改革来让学生在掌握系统学科知识的同时增强自我的人文素养，以此来满足教育活动的时展目标，让学生成为具有高水平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参考文献：

[1]钱问举.人文精神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及意义探微[J].环球人文地理.2014(20)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7）

中国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在这个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准备和教育体制的稳步推进准备。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其中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需要进行观念的更新。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和观念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经向我们展示的是无力和脆弱；纯粹的语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则是无法接近知识深度的无奈和尴尬。所以文化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在当今时代，只有从知识形态本身入手，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实践力量。

目前，文学教育所承担的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学教育，因为，由智力出发的语言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文系学生所应习得的语言能力应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知识体系的认知和辨析之上，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处理好文学教育和知识本身的关系。从知识观出发的文学教育，将改变一切文学教育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学”理念在教育体系中的运用

“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是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中提出的，后经卡尔·曼海姆的发展成为一门引起广泛注意的学术成果。“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研究知识、思想的发生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将这一理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他将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的第五编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另印了单行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讨论知识和社会中一切运行体制、社会中一切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各种组织体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识和传承知识的主要载体。当今在教育学领域中越来越注重从“知识”视角来反思大学的身份，如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强调在知识传承中的大学身份：“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中心，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深深地卷入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中，反思当今大学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知识构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他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日益细致，而中文系的学生并不在这个知识领域中出入。

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同样开始关注知识本身。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人文学界又一杰出的哲学著作。它反思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欧洲背景下，古代知识系统得以向近代知识学科体系跃迁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话语内的历史性考察。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的裂变”①。无论马科斯·舍勒、卡尔·曼海姆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均从哲学的高度引领世界学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的知识传播途径，需要以“知识社会学”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现状。

二、课程体系中的知识选择和认知维度的扩展

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时，由教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进入到人文体系的传承中。现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知识传承渠道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篇章的选择与删改，是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人文教育来说，只有广阔的知识认知才能引导心灵产生整体的、深刻的观念认知。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应该关注与科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关注自然知识的社会属性，人文教育必须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扩展人的元认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学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类，在“作品选”的范畴内比较权威的有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之外，比较新的成果是近年来很多高校从文体的角度，重新编选古代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选”着重于对文体意识的培养。在“文学史”的范畴内，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预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从思想、语言、文学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大致构成了今天古代文学教育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国人基本的公共话语资源。

在现有的人文教育传承体系中，唯一缺乏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去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进行选编推广。编选这个行为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文化在当今价值的重估。对于古代文学教育，我们似乎过重于观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进入到人文体系的教育中。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体系，缺乏和传统知识体系（而不是观念体系）相勾连的机制。在文学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凭借一种知识反思把握中国的古代文学中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角度出发的选编，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作品。何谓文学经典？最早的文学经典即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早期文学中浑然不分的学术形态，体现的是人们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礼乐文化的传承中，所获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智力的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早期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客观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开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感知。语言的完善性能够与早期知识形态的完善性相容。因此，就知识与语言的关系看，所谓的文学实际上一种知识和语言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规定。

我们举例来反思一下古代文学作品选编中的盲点。对于《史记》的选编，基本每一个文学史、作品选，都选有本纪、世家，但竟没有一本选书、志。本纪与世家，是以人为主题，以情节为手法表现人文价值理念的文体形态，而书、志则是关于天文、地理、律历等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描述。这些知识本是每一个世纪中每一位文学学习者的知识修养，也应是我们这些从传统走过来的国人的基本知识修养，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竟从不关注。唐朝曾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创作应具备鲜明的知识品格和实践品格。伴随这种理念，唐代的文学界诞生了一种文体“记”，其创作数量惊人。唐代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应恢复“文以载道”的现实品格，韩柳古文运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也。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文章形态。关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选编，对其《永州八记》中稍稍涉及一点地学知识的散文，则宁缺而不选，文学对自然科学的排斥竟达到这种地步！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章应体现鲜明的知识品格，在今天的知识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弘扬。或者夸张一点说，这种选编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的一种背叛。

今天知识的分科，虽然使文学教育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即思考我们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和语言艺术。然而没有古代传统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就涉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今天在古代文学学术界，我们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体现了从知识出发，从而在知识的有序演进发展中，研究文学和文体的演变发展。如何去建构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历史……即人文自然科学史，或者说，当今的文学教育在教材选编上，选择吸收历史、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度、途径、方法如何？而同时，我们面对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冲击，我们肩负着建构我们今天新的知识、道德理念的任务，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助人文科学主义的具体变革，以认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构，是知识传承重要的一环。

三、科学知识的认知思维与语言艺术的关系

对于文学教育的核心——语言艺术教育，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反思。语言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唯一中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制约着人们共同的思维规律和形式。从语言艺术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须积极提倡小学功夫。小学中的训诂，其主要特征在于对于词语与词语间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观念正是建立在对事物特征的细微区别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选知识本身因为语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种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学教育却不去考虑语言教化对于价值理念的生成作用。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语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思维中产生的秩序，经过教育而逐渐扩展为了一种世俗智慧，同时语言也赋予这种思维以清晰性。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与熟知的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牢固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知识的层级、知识的转化关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个命题。

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科技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是科学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课程教学活动是完成知识传授和实施的重要过程。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再现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优秀，在于它细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第一步骤，是应展现文学用语言追捕事实的能力。而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文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学生的大脑中，词语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只不过牢记一些短语以备考试时使用，这种倾向使很多人的文学知识充满着大量毫无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词。这些语言从根本上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而是一堆零乱的词语碎片。这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中文系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散失。

知识的认知思维培养，在教育体系中，主要由教师承担。古代文学教师的任务，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典范，给予学生认识和鉴赏事物的一种指导，教师的角色必须是经典学家和经典的阐释者。所谓经典，即它在内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给以认识事物上的一种指导，所有今天的文学教育都是我们早期积累的知识的实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语言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文学研究和知识结合，将使文学语言获得本质的秩序和联系。

在今天科技作为知识网络的基础上，从西方到东方，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题。中国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文化本身具备着紧密的联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国文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本是殊途同归。于今天，我们提出通识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复兴的前奏。因此，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内在统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为文学教育者，应富有责任感，从知识的角度整理和认知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对人文知识思想的真正整理。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品格的培养，必需明其知识之构成。目前文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古文注释。在注释中会延展到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大约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没有深层的知识构成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但是，完全如现在的历史、地理学科，以具体而微的知识去解决自然问题，也不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应属的领地。建立人文科学的知识平台是需要觉悟后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的任务，虽然艰巨，但也有可循序渐进之处。

目前，我们应对策略中可以入手之处，是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第一，对遗忘的作家的发掘和文学家谱系的扩充。对于这一类的古代文学家主要研究他们的学者身份和知识修养。通过专门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比如王应麟、戴震、乾嘉学派，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当前的梳理脉络式、总结思想式、作家考录式，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知识修养。第二，着重一些文体的研究和写作，如赋体、记体。学术界关于这些文体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教育体系中对某些作品的强调，并引起大学生写作视点的转化。第三，对于类书的推广学习。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产生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通过竞赛、奖励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对实学文风的追求。古代文学教育者应当是人类拥有最合理知识的群体代表。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对于这样的知识进行选择。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虽以历史为主要依托，思考价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学生却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们虽以传统的文化来栽培学生的智力，但学生却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而当我们出现诸多问题，如道德阙如、理论过度西方化等观念传递障碍时，是否和某种深层的培养学生知识积累、思想习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这一点，我们缺乏反思。

自然科学知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是对知识背后的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秉承这种理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必将引起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大变革。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8）

一、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

萨顿对于科学与价值分裂的批判，主要侧重于科学远离人性和“两种文化”对立现象，波兰尼则更深入地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从而着重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

波兰尼指出，近代科学既对人类知识、道德，以及社会进步起着主导作用，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谬误，实证主义的怀疑论即为其中之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证主义就着手排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知识，视自然科学为超然、客观和唯一可靠的知识，从而产生了如下严重后果：这次大战直接摧毁了启蒙运动唤起的人类道德无限进步的信念，而科学理性主义盛行又导致了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意义的丧失，亦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令世界“祛魅”。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两种主要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还原主义的方法被到处滥用，人们相信并在实践领域，尤其突出的是在生物学领域以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生命过程，而物理学和化学又可以用微观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来阐述。而没有看到“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际。[2]因此，一切生命和人类本身及其一切成就，包括诗歌、艺术、哲学思想等都可用这种方式解释，科学的理想素来就是拉普拉斯式的理想：用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一切知识。科学对宇宙的说明都是机械论的，在“奥卡姆剃刀”挥舞之下，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一切所谓价值和道德观念，质言之就是所谓“意义”在整个宇宙中都无处存身，都被消灭殆尽。波兰尼称这种还原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化约主义”，它虽然铺就了现代科学之路，但却剥夺了事物的意义，并使我们有关人的观念走向歧途，即把人化约成没有知觉的自动机器，或化简成一团欲求，这就不再可能承担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科学家及科学的利用者就不必再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因此势所难免。波兰尼指出，面对当代的种种道德危机，即使我们并非熟视无睹，“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3],p.24)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无所作为。更为甚者，客观主义又将科学认知过程仅仅视为“可观察事实的集合”，排除一切主观因素, 科学成为纯粹客观的产物,凡与之不符者皆被视为无科学性而遭抛弃。 客观主义将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性视为科学乃至一切真理的标准，否定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作用，因此人的价值和评价在科学中再也不可能有其地位，这就必然造成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性的分裂，最终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否定，并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波兰尼指出，自我标榜为“精密科学”因而控制一切知识的自然科学，已成为当今种种危险谬误的最大甚至唯一源头，这种状况甚至比宗教教条控制一切知识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宗教教条毕竟只是许多谬误的来源之一。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实证主义传人亦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拯救或重塑道德及其标准。“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科学一日仍是知识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学的理想，伦理就一日难保不被怀疑论的怀疑完全毁灭。”([3],p.30)可见，实证主义已完全无可救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种科学观加以变革，而只在局部上修修补补，终究是无济于事的。

波兰尼进一步批判道：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科学观只能导致科学蒙昧主义，“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3],p.36)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客观化，使科学远离人性,它貌似增大了科学理论的可信度，实质却是令科学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神话！

二、“个人知识”和“意会认知”

科学作为人为和为人的事业，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人性因素，正如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无论是科学的起因，还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都离不开个人的兴趣、热情、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离不开个人的信心和技巧。波兰尼指出：“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4]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有充足的证据显示，纵令使用高度自动的记录仪，我们也无法排除可能影响一连串读数的个人偏见。”“没有一门科学能够预测观察到事实，要能如此，除非怀着信心去依赖一种技巧，即凭借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去确定科学的明示预测是否与实际的感觉经验相符合。”波兰尼断言：“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3],p.34)因此，我们有必要“犯禁”，要对传统科学观予以彻底的翻转，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塑造知识时的贡献加以考虑，并入知识的观念之中，彻底地以一种个人知识的概念代替时下流行的、超然的观察的理想。”([3],p.32)质言之，就是要变革科学观，不仅要承认主体性或曰主观因素，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承认，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的形成取决于认知者的个体活动”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波兰尼因此将自己最重要的论著以《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命名。马斯洛称这是一部伟大著作，它作为在科学领域的反映，很好地阐述了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5]

为了阐明“知识是个人的”论断，波兰尼首先将人类的全部知识加以类分。按照他的方法，“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象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的方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为言传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就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6],p.6)一般人总以为言传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个小尖顶，而意会知识却是隐匿在水下的宏大部分。与言传知识相对应的传统认识论，所依靠的是可明确表述的逻辑理性，而在波兰尼看来，人们恰恰长期地忽视了意会知识及与之对应的意会认知，它乃一种与个体的认知活动密不可分、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隐性认知功能，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它所倚重的是一种隐形的理性。为了说明科学中存在意会认知和意会知识，波兰尼就行为主义学习心理学对获得似真性（plausibility）描述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这种描述显得很“客观”,却已经是极力加以简化了的，其所以为人们接受，是由于所用语词都指归于心中暗存的心理事件，从而使其意义被意会地理解和把握。否则，这些“客观”描述将毫无意义，并且也不会达到目的。([3],pp.370-371)他坚信，意会认知对于科学发现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科学与人文整合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在其宏篇巨制《个人知识》中，波兰尼详述了意会认知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他一反将科学认知视为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规律的反映论观点，指出认知是一种艺术，尤其指明科学是人的艺术，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主体性因素，虽然不可否认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时亦应肯定通过人类认知可获知的“外部规律”中渗透着的人类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既非机械决定论又非主观目的论的，人类的认知活动建基于个体的技巧，包括以上所说的“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等，以达到“意会整合”，即确定科学明示预测与实际感觉经验是否相符。在波兰尼看来，个体正是通过这种技巧而达到对知识的直觉体悟和洞知，言传知识总是言犹未尽的，或说简约化了的，而先于语言和逻辑解释的意会知识其意境更为丰富、具体和本真，因此，意会认知结构才成为人类认知理性的真正本体。科学的真正动机来自人类个体对美和善的追求，意会认知无疑是依存于人的，它依赖人类个体身心的体悟，属于一种内在的、隐性的逻辑理性，它只能是个人的，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即是个人知识。

科学知识何以是个人的？波兰尼指出，若不否认科学是以我们对自然界的融贯性辨识力为基础，那么，科学发现就如同感觉行动中视觉及其他感官在生理层次上所作的辨识一样，必须依靠一些非形式的力量，以引导科学研究并为其结果提供判别的标准。他说：“科学家有能力猜出那些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这种能力之有异于我们平常的知觉能力，正在于其能够以常人知觉无法去妥善处理、整合所遇到的现象。”[7]可见，把科学视为纯属依靠理性并获得纯粹客观的结果是错误的。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整合结果是建立知觉或认知事实，还是产生想象的作品，其过程基本上都是非形式的，其中亦就暗含着许多非逻辑的意会性的东西，比如信念和直觉等。他说，“科学所进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便是基于运用众多微妙的启示及其引导的直觉，而对事物及现象可信性的估计。”[8]可信性甚至权威性是科学理论等成果为世人接受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显然是非客观因素，波兰尼因此认为，外行人之所以接受科学陈述，所根据的并非自己的观察，而是承认科学家在专门领域中所具有的权威，甚至某一科学家对另一科学家的成果加以利用，情况亦复如此。科学刊物采用稿件时也取决于建基在科学家们对事物的性质，以及可能产生科学成果的方法等根本信念上的可信度。其中的信念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形式，在形成判断过程中只意会地起作用。[9]因此，包括科学在内的认知过程，与非个人的纯粹客观观念完全不同，它“始终（从选择问题，乃至证实发现）植根于个人的意会整合行动，而不是立基于明示的逻辑运作。依此而论,科学的探讨乃是一种具有动力的想象发挥,而且植根于认定以及对事物性质的信念。”科学的理想是要发现“意义”，“而不是把一切化简成没有意义的一团原子，或化简成偶然发现的力量的平衡”。([3],p.75)为此，波兰尼曾提出“理智的感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概念来解释科学活动，它所指的是科学活动过程不仅存在逻辑等理性的、客观的因素，而且渗入了价值关怀，审美体验等人文内涵或说主观因素。[10]把科学在内的知识视为个人知识，“对于我们理解知识以及我们相应地评价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p.14)

意会认知的基本结构由三个中心组成：一是支援性成分；二是焦点目标；三是将两者连接起来的认识主体。这三者是一个由认识主体人控制的三位体，主体人的控制体现于正是他把支援成分加以整合并指归其注意力的焦点，使之成为一个焦点目标。当认识主体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他物时，所产生的与此事物相关的意识，是意会认知的基础，波兰尼称之为支援成分与焦点目标的“功能关系”或“转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立了对支援者的“转悟知识”，即“关于对建立焦点目标似乎有功能的支援者的知识”。意会认知就是转悟认知，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使我们在观察某一事物时，“有了感官知觉所不会有的真正新颖的感觉质地－－由感官知觉所意会地创造的质地。”([3],p.33)波兰尼称之为“现象变化”，这是转悟认知的特征之一。它的另一特征是：当支援者指归一个焦点目标时，所指归的焦点目标就是支援者的意义，因此，指归便是意义赋予的过程。认知主体既可以给诸支援成分赋予意义，又可以通过特殊的行为消除意义，并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具体而言，这种行为就是观察方式的改变：只要他把焦点注意力从焦点目标转向某些支援成分即可。举例说，当我们在黑夜以拐杖寻路时，有三个中心，一是握杖及拐杖触着障碍物时由拐杖传到手掌而引起反应的经验；二是由我们以杖端指向路面的注意中心即注意焦点；三是将此两者整合起来的主体即我们自身。简单而言，我们是以对握杖的注意和触觉经验作为支援，以碰着障碍物的杖端及其指向的路面为注意力焦点，寻路过程就是转悟认知过程，其中的“现象变化”表现为：拐杖与手掌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意间被忽视了，主体“变成”了感觉到触碰障碍物的杖端。这里所谓的“现象”并非感性意义上的，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念性“本真现象”。由杖端感觉所获取的信息就是主体从拐杖所获取的触觉经验意义，正是这意义使我们得知所观察到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焦点注意集中转移到手握拐杖的感觉等支援成分上，探路运作就会遭受失败，因为此时相应的意会认知三位体被消解了。张一兵先生曾以“庖丁解牛”为例解说这种三位体结构及其动作方式，这是十分确切和精到的。[11]此外，还有走钢绳、弹钢琴、以电脑或打字机写作等，其中所有的技巧施展，都是转悟认知，都存在类似的三位体结构和认知运作。同样，如果要消解这种三位体，就都可以将焦点意识转移到脚、或手指及有关技巧即步法和指法，以及对相应物件的控制等支援成分上。个中缘由何在？波兰尼认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我们对于焦点目标和支援成分的的意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注意某种另外的东西（b ）而相信我们意知了某种东西（a）时，我们不过是对a的附带理会。因此，我们集中注意的东西b有a的意义，我们集中注意的对象b通常是可以辩认的。这两种类型的意知相互排斥：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3],c.2)这里的b是指焦点目标，a是各种支援线索，ab 两者相应的意识即支援意识和焦点意识是互不相容的。属于支援成分的事物，作为支援意识层次上的意义是存在的，但一旦主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时，它们却变成了焦点，故而使原有意义丧失,露出了其“硬生生”的物质本质,这就是说其作为支援意识的属性已为焦点意识所取代，造成了“意义的剥夺”，进而造成三位体的崩解。

从此可见，认知主体人在其隐性的背景线索（背景知识、经验和技巧等）的支持下,功能性地指向焦点时,认知行为才会整合地发生。波兰尼将这种三位体的结构推而广之，并进而将意会认知视为一切认知皆然的认知方式，他说：“一切知识不是意会知识，便是根植于意会认知,两者必居其一。”([3],p.72) “缺少个人、意会的知识，化学、生物学以及医学课本将尽成空话”。([3],p.34)

波兰尼进行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探索，无非是要使“意义”赋予科学、赋予全部知识直至整个世界。换言之，就是令科学、知识乃至世界“返魅”。因此，他特别看重“意义”概念，可视为其哲学理论缩影的重要著作就命名为“意义”。在此，我们还应特别了解一个有关的重要概念。波兰尼指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有一种“接合意义”产生，它无法以逻辑明示，而只能以“想象”获取，上述的“意义剥夺”中的“意义”可以说指的就是“接合意义”，我们可从下例中进一步把握其含义：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注视本国国旗时，我们心情异常激动并怀有一种神圣感，这绝非仅仅那块布所能导致的结果。毋宁说，在我们注视国旗时，所有有关的、支援性地指归于它的事物都为我们所意会地知觉到了：祖国的存在及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人民、悠久的传统文化、壮丽的山河以及我们对它的无限深情，甚至可以随时为它献出生命。这些都成了这面旗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国旗象征着国家。因此，我们注视它就会意会到其神圣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所谓的“接合意义”，它并非一块布本身所固有，而是在转悟中整合建构而来，是主体人“想象”和“赋予”使然。若我们去除一切支援意识，这种意义就会荡然无存，这块布亦就只不过是一块布而已。可见，接合乃一种意义建构，是功能性地形成的特殊意境，是靠背景知识和经验等支援线索意会地、而非以某种明示框架去刻意建构出来。

三、意会认知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内居

波兰尼指出，意会认知是以“内居”（dwell in ）的方式运行的，也就是说认识主体通过同化于众多的支援成分而达到与认识对象融为一体，达到神交的地步，此时，认识主体进入了被探索事物的境界，意会整合于是得以进行。无论是对于数学、物理、生物和化学等自然科学，还是对于诗歌、艺术和神话等人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内居，不仅是意会认知主体融入对象的过程，而且也是对象向主体归化的过程，即内居是双向性的，在主体客体化的同时，客体也主体化。这里所谓的主体化或客体化主要是指客体或主体具有了对方的某些属性，而非指它们在认知过程中的地位对换。主体内居于对象体现为主体遵循支援意识的引导，投身于对象之中，与之“欢合神契”。例如，若要了解某一个人，我们就要十分投入地“扮演”他，“变成”他，进入他的处境，用他的观点去判断他的行为，亦就是进入我们平常所说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境界，从对象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以其思维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最终达到对其深刻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这也就是马斯洛论述的创造性活动中人应达到的境界：人与其世界的融合，即人与对象同构、相互匹配或互补，融为一体。从此就不难理解“如果你要画鸟，就必须变成一只鸟”这句话。[12]反过来，对象内居于主体即表现为认识对象亦同化于主体，“成为”主体本身或“存在于”于主体之中。上述例子中，当主体“变成”对象即他人，以他人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时，实际上，那个具有个性的对象，就已“变成”了认识主体，即客体已归化于主体之中。

波兰尼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自然能够深刻理解微观领域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也就是波尔所强调的“在现实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内居”概念是波尔的话语转换及其观点的扩展和运用。双向内居的结果已令认识主客体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境界，正如天地人浑然一体中的物我相融一样，意会认知中的主体和客体已难解难分。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二者已经互相同化到毫无差别的地步。教育中有“寓教于乐，寓乐于教”一法，其中的“教”与“乐”互相“寓居”于对方，但两者并不等同，其差异性仍然保持着。意会认知中的主客体关系正类似于“教”和“乐”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主体才能更彻底、更真实地把握客体。显然，这种状态不仅非内居之前就存在，而且还非一次内居就可达到，而是经过多次、持续不断，步步深化才能达到的境界。波兰尼明确指出，主体人与对象相对时，首先形成一种“我一它”认知关系，这是一种外在的、理想化的、比较肤浅的层次，人们此时以为可以排除一切人为因素，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或说客观真理的绝对把握。但当意识到其荒谬性，认识到所有知识皆个人知识或植根于意会认知，认识主体的背景知识框架、信念、情感和价值观皆起作用，进而通过内居运作之后，“我－它”关系就逐渐向“我－你”关系转变，最终达到主体和对象一致的“我－我”境界。波兰尼认为，通过对“我－它”和“我－你”关系实质上植根于主体对自身的“我－我”关系的意知，“我－它”和“我－你”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如此，意会认知理论就建立了从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对人性的研究。[13] “我－我”是内居的最高层次结果。然而，若要更具体地明示意会认知过程，把整合步骤一一阐明却无法做到，因为正知波兰尼所说的，我们是内居于支援成分之中，内居于对象和事物的根据之中，并以此为标准或规则去注视对象和事物，因此就无法对之一一加以指认。况且，一旦注意焦点转移到支援线索上，其原有意义就会被剥夺，从而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和运行机制，认知运作就无法进行。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依靠可以明示的逻辑，唯有凭借我们的想象跃过逻辑的裂隙，才能达到对一个焦点对象的整合，这是非逻辑和无可确指明示的过程，故而只能意知。([3],p.73)

四、内居－－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

波兰尼认定内居具有普遍性，他声言：“凡是认知，都是个人参与－－透过内居而参与。”([3],p.50)并以大量篇幅论证这一断言。在《意义》一书中，他就论证了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歌、艺术、宗教、神话乃至日常生活常识中，内居皆作为意会认知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由于意会认知三位体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注意焦点一旦转移到支援成分，就会造成意义的“剥夺”，进而导致三位体的崩解和认知运作停顿。因此，即使从数量上有可能找出全部的支援成分，但从本质上却不可一一加以明示。相应地，整个意会整合的过程也是不确定、无法确指的，若想强行对这一过程和步骤明示出来，终遭失败。尽管如此，这些支援成分的存在及其参与知识－－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知识的形成或获取过程却是无可置疑的。从此，拉普拉斯式的科学理想、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其病症便有救治的良方：承认一切知识中的个人性，一切知识若要完整，就必须有个人知识，必须有主体人内居于物，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人性即主观因素。通过内居而来的知识概念，“初步连接了科学知识、态度和方法与人文知识、态度和方法的鸿沟。”亦就是说，内居铺设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认识到个人参与是普遍的认知原则，把握了意会认知结构及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将人类的行为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评价为有知觉、有智慧、有道德责任的人类行为。同样，用作为科学的意会认知方式和人文概念对人类及其行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人文知识亦就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波兰尼或许意识到仅仅由内居而断言任何知识具有“个人性”还是不够的，本来还应进一步证明这些“个人性”到底是如何参与认知过程、如何起作用才算彻底。但更进一步地明示这一运行机制的步骤又不可能，因为如前所述，它是非逻辑的，只能靠想象。波兰尼的策略因此变为论证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等一切知识都离不开想象力的作用，他特别指出要更正人们已有的偏见：处理事实的科学不需想象，而处理价值的人文学则全凭想象，并由此导致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而人文学则成为全无客观根据的臆想的错误观念。波兰尼论证道：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都需要想象，都具有客观性，只不过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从此可见，以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定性和区分科学与人文学知识已不适当。当然，这并非说两种知识的意义全无差异，而是说，既然它们在本质上都牵涉到个人的参与和想象，那么，由科学所整合或说创造的意义就不见得更真更优。反之，亦然。他说，人文意义，对于我们的生命乃至整个世界，亦有着巨大而无可否弃的重要性，而非像实证主义者所指责的那样是虚妄的、应排除的东西。错误的传统科学观念一旦变革，“科学就不会好像是要我们以超脱的方式去研究人与社会，而且，我们将会复归到自身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的地位。”([3],p.50)科学、人生乃至整个世界因此就充满了意义，也就达到了当今的后现代科学思潮所追求的世界“返魅”的目标，也就是实现了科学人性化的理想。

五、波兰尼途径的评析

波兰尼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于一身的学者，对实证主义科学观所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对机械原子论和客观主义僭妄的批判也是有力的。他一反科学是客观的、普遍的传统观念，利用逆向思维提出了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都是个人的，这不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要走向另一极端，其深层意义是通过证明科学和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从而达到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充满人性因素的认识，以促使人们科学观的革命性转变。从意会认知理论，我们极自然地想到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具体的事例可举如：波兰尼的“支援线索（成分）”和皮亚杰的“认识图式”都考虑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审美观、个人兴趣等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波兰尼的双向“内居”运作、“接合”、“整合”和皮亚杰的“同化”、“协调”、“平衡”等概念亦有着相通之处。而且，从总的方面看，两者都是对主体内部认知机制的探索。一般认为，皮亚杰的研究侧重于借助逻辑方法，将个体的认识发展视为自我运动过程，视为一种内化的逻辑过程，因此其注意力便主要集中于探索这种内化的机制，虽然他的“认识图式”主张考虑审美、道德意识等非逻辑的、人为的因素，但实际的作用机制未见得已经探明，而且对社会环境和实践因素的影响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14]因此，皮亚杰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波兰尼强调认知尤其是意会认知过程中支援线索的决定性意义，并声言这种支援线索包含一切主观人为因素。因此，知识甚至是“个人的”。他强调主观性的作用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意会认知的内居机制是特殊的，到底哪些支援成分起作用，又如何起作用即内居的进一步机制、步骤如何？这都是无法靠逻辑推论并予以明示的，只好求助于“想象”的“非逻辑一跃”。于是，他转而要做的工作便是证明“想象”的普遍性。最后，他给出如下结论：凡是整合，都必须依靠想象力，而且有待整合的成分差异愈大，所须的想象力就愈丰富、愈宏大。([3],p.165)我们认为，波兰尼的论说也并未因此就算彻底，它仍然令人觉得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再者，“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立，科学给人类带来危机，其原因复杂多样，不仅有科学观等认识论方面的，还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他的意会认知理论是建立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上，尤其是建立在许多重大因素未能加以具体考虑的认识论范围内，这就难免其局限性。退一步说，即使从认识论上解决了问题，从观念上解决了问题，亦并不就等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不能说只要沿着波兰尼的途径行进就可实现科学人性化的目标。但是，波兰尼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名得益实证主义方法论而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不消解科学客观性的前提下，能够肯定并着力证明科学中的人性因素，并进而声称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确实有利于变革冷酷而僵硬、与人性毫无关涉的实证主义传统科学观，为沟通两种文化，为科学人性化迈出了必要的一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参见黄瑞雄《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

[2 ] m.polanyi:life transcending physics and chemistry.1967. see: knowing and being,ed. by marjorie grene, univ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3] 波兰尼：《意义》（meaning），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

[4] m.polanyi :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9.

[5] 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3页脚注。

[6] 《波兰尼讲演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

[7] m.polanyi: science,faith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24.

[8] m.polanyi:the growth of science in society,minerva 4(summer 1967,pp.533-543). see also m.polanyi: criteria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y,and national goals.ed .by edward shils,cambrige,ma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8,pp.187-199.

[9] m.polanyi:science:academic and industrial,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etals89,1961,pp.401-406.

[10] see 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1962,

pp.132-202.

[11] 张一兵：《波兰尼与他的‘个人知识’》，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

[12] 见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3] 参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论。

[14] 可参前苏联奥布霍娃《皮亚杰的概念－－赞成与反对》，商务印书馆，1988年。以及周文彰《狡黠的心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 m.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9）

一、认知心理学的起源和基本观点

认知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它是以人类心理现象中的认识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思想、事件和事物是怎样在头脑中贮存和形成图式的。认知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事物、获得知识的过程，包括知觉、记忆、言语、思维和问题解决等心理过程。

认知心理学把人对知识的获得看成是人对信息的输入、转换、存储和提取的过程，也就是个体主动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他们认为，语言、字符、图像、物体等都可以成为一种模式，因为它们都是由若干元素按照一定的关系集合在一起组成的，模式实质上是信息的一种组织形态，学习是把从外界客观事物获得的信息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的过程，所有的知识意义是通过内在表征过程主动建构出来的。表征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知识在学生头脑中的呈现和表达方式。

结合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看待阅读，阅读也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模式识别过程，是学生以信息的接收、编码为基础，根据已有信息建构内部的心理表征进而获取心理意义的过程。人的阅读理解，是以表征的形式出现的，词、句只是信息的载体，而人的观念、认识和思想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内心表征形成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在阅读时，感知的是字、词、句，而追求的却是内心表征的结果。

二、阅读活动的心理认知过程

（一）解码过程

指学生解开书面文字代码，了解其意义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书面文字的视觉输入与个体已知的该字词视听形象（字形字音）相配合，从而直接从长时记忆中激活该字词意义。一是个体将阅读中遇到的生字词或词语单位，尝试发音，并根据语音和字形来激活自己长时记忆中储存的相应的词意。前者被称为“匹配”，后者被称为“再编码”，这一过程主要是陈述性知识在起作用。

（二）字面理解过程

指在陈述性知识基础作用下，结合词义规则，语法规则，语境规则等对词义和句子作出确切意义判断。如“白发三千尺”这一诗句，从常识来看，头发不可能有三千丈，在这里是夸张修辞规则的应用，作者以此来表现内心绵延不断的忧愁苦闷。这样告诉学生，理解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对于学生要理解这一事实，就需运用修辞规则这一程序知识来解释。正是这一知识的运用，最终使学生对整句诗实现了正确的理解，从而生成意义。

（三）推理性理解过程

指学生在前面两个过程的基础上，对阅读材料的意义有自己更为深入的理解，认知心理学将阅读中这一理解称作是“整合”，即将两个多个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它可能出现在复杂的句子中，也可能出现在句群甚至是语段之间。语文教学正是通过这一阅读分析，让学生懂得会话表达时的关联准则，进而训练学生掌握这种技能（程序性知识），迁移到自己的阅读写作、听说的言语活动中来，进而提高学生的言语水平。

（四）监控性理解过程

指学生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都要运用自身的认知策略来调控阅读的活动过程。诸如学生对字词的解码方式，语感图式，采用的阅读速度，对自己阅读目的任务有无明确的认识，运用何种阅读方式（精读，略读），是否采用阅读技巧（如善于掌握关键字、词，寻找主题句等等）。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将这一实用的宽泛的技能称之为阅读者的元认知，即个体在阅读过程中对自己认知过程及结果的认识与调控。

阅读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上的四个过程也不能完全说明阅读理解的全部心理活动，但他们确实是阅读活动中的重要方面，是我们开展阅读教学的依据。

三、认知心理学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一）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阅读内容知识

认知心理学认为言语信息主要是以图式来表征的，它存在于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图式”是我们头脑中的关于普通事件、客体与情景的一般知识结构。心理学家认为图式具有三个功能，影响我们对所呈现的信息的注意与解释；具有预测和推理作用；具有迁移作用。与语文阅读教学内容有关的图式实例，从来源看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来自生活世界的实际生活图式；一是来自科学教育世界的书面文字材料的图式。因而语文教师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引导学生获取阅读内容知识：

1.学生应留心关注社会生活，以丰富直接经验。教材中的言语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反映。如果学习者有自己直接的、相似的生活体验，有一定经验常识的积累，那么学习者阅读这一类材料的困难就小得多。在对《背影》一文中父子天伦深情的理解上，有过类似经历的学生理解比没有这种体验的学生要来得深刻，更有共鸣。从认知心理学来看，这是因为学生具有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图式，激活了自己记忆里的经验信息，所以便于自己理解文章内容。同样《背影》一文，懂得买桔子是扬州特有习俗的学习者理解文章内容会更深入。扬州人把“走运”说成“走局”，“局”与“橘”同音，所以亲朋好友送礼，橘子是必不可少的，送橘子就是希望亲友走好运。从这一民俗文化来看，父亲送儿子北上远行时，艰难地穿铁道爬月台的良苦用心就更易于体会了。

2.学生应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以丰富间接经验。课外阅读能使学习者获得更多的言语知识，文体知识和阅读方法的知识，还可获得生活知识、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多读才会读”说的就是在读中积累言语信息获得阅读方法，掌握阅读技巧。前者属于陈述性知识，后两者属于基本技能和认知策略的程序性知识。这两类知识以图式的形式储存在学生认知结构中，对于其阅读非常重要。陈述性知识能促进阅读过程中字词的解码、词义的提取、语句的整合，还有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人们常说：“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从认知心理教学来解读，它所传达的就是阅读学习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阅读者离不开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

（二）指导学生开展阅读技能训练

阅读的技能最主要的是智慧技能（也称心智技能），其本质是应用概念和规则办事的能力。学习者需要借助概念和规则来指导自己的阅读活动。这里所述的“概念”指的是陈述性知识即言语信息，包括字词句篇等语文知识；规则指的是程序性知识即语法规则、修辞规则、逻辑规则、表达方式规则、语体文体规则、语用规则。学生只有充分了解并运用这些规则，才可能解决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掌握阅读技能，形成阅读能力。

前面我们在阐述“阅读活动的心理认知过程”时，将阅读活动分成四个子过程，其中字面理解过程和推论性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运用这些规则去把握文章。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广泛地对学生按照阅读技能形成的规律开展上述规则的学习，辅之以必要的训练。

1.在阅读教学中应注意呈现关于“规则”的知识给学生。语文阅读教学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文章是如何表达出来的，理解文章的内容接受其信息是目的之一但不是根本。教材中的篇章一般都会涉及上述规则。语法规则主要体现在句子的教学中。修辞方法规则体现在句子句群上外，有时是在整个篇章段落上；逻辑形式规则、表达方式规则、语体文体规则、语用规则更多地是体现在段落篇章上。在实践教学中，这些规则知识可以随着阅读教学逐步展开，根据学生的心智发展水平，要分阶段呈现。

2.教学中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指导学生开展对“规则”的应用性训练。

这种训练应一项一项地进行，逐步综合，最后达到对整个阅读技能的掌握。首先，开展词语理解的训练，逐步过渡到理解句意段意和文章结构。如果说阅读技能的训练是一个综合系统的话，那么这种分项训练组成该系统的子技能训练。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当人准备执行一项复杂的认知技能的时候，如果对构成该技能的分技能尚未把握或达到自动化，要成功顺利地执行整个技能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进行语文阅读教学设计，就应该贯彻这一思想。阅读训练应是一个有序建构的过程，由单一到多元，由简单到复杂。

（三）指导学生进行阅读认知策略训练

阅读认知策略也就是阅读学习方法，是学习者在阅读实践过程中不断习得又不断发展的认知结构。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阅读过程中的理解监控这一子过程指的就是学习者为了有效地达到自己阅读学习目标而采用的一种自我调控的学习策略。学习论讲学习条件分为必要条件和支持性条件，学习者的阅读认知策略是支持性条件，它能帮助阅读者更有效地开展阅读。

关于语文阅读的认知策略主要包括，从方式上分朗读与默读，精读与略读，速读与复读，操作方法上有搜索关键字、确定中心句、主题句、中心段等等。传统阅读方式中的圈点勾画，就是一种有益的方法。在阅读过程中适当地对一些重点词句段进行标注，有利于把握阅读材料的信息量，加深对阅读内容的理解。

应该指出，这种阅读策略的获得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的是学生在经验中自发习得的，有的是靠教师的指导式的教学获得的。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要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心理成熟程度及认知结构，不能以一当十。否则阅读学习策略的教学就会适得其反。

阅读对学生言语能力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语文教学的困境恰好体现在阅读教学中。因此，语文教学要科学化，高效化，要应对素质教育的要求，阅读教学是突破口。在阅读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对阅读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提高教学质量，切实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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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篇（10）

科学与科学的技术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所显现的人类智慧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离开了这一前提就不会有人类的现代文明，更不会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样也不会有人化(人工)的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共存。就此而言，作为人类智慧产物的现代科技，其目的是为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发展得更顺利，且是可持续的发展。所以，科学与科学的技术的本性就是真善美在差异基础上的内在统一。就具体的现实世界而言，科学与科学的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际表现，却并未达到应有的理想目的。反之，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社会生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生活的无序，各种社会犯罪率的上升和宗教极端组织的暴力恐怖主义。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本应该给人类创造快乐，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可事实却是有意无意地剥夺了劳工就业的权利；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本应该给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把人类从愚昧与野蛮中解放出来，可事实却是用最先进的高科技制造毁灭性的杀人武器；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本应该为人类创造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与轻松愉快的生活，使人类向着更加和谐与美好的社会发展，可事实却是使人变成了机器人而倍感实际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生活的一切都围绕本能的物欲和而展开，不是离原始越来越远，反而是越来越展现出比原始更丑陋的现代原始(伦理的无序、理性精神的隐去、诚信的缺失、道德的堕落)。因此，对现代科学与科学技术的把握和理解及其与真善美的关系，就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议论和赞美上，而是应该与人类的现实生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刻反思科学与科学技术的过去与现在，展望科学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未来，使科学与科学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展现出其应有的最具普遍性真善美的本质。

一、科学与真理

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过程的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由手工的小生产向集约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进而真正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使其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现自然的人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人类改造自身及社会环境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严格遵循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普遍而客观的自然舰律(个别、特殊、普遍的内在统一)，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实现人化的自然，并使这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发展不町分割地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彻底摆脱源于一然本能性的束缚，使人的自然性在人的精神理性的调控下成为真正的属社会的人性。

具体的科学分门别类，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形成自然科学，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形成社会人文科学。然而，真正的科学不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无必然联系的堆积的认识结果，而是对具有差异的不同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和把握而形成的系统性认识的结果，这才有资格称之为真正的科学及其科学知识或科学理论，也就是要实现对事物的全面而完整的认识，而且是由外到里、由里到外、由事物到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事物完整性、全面性认识的要求，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求真”。对于人类而言，“求真”是人们一切价值实践活动得以开始的基本前提，没有对事物现象及其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本质性理解和把握，人就无法找到实现价值即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现实而可靠的依据。

不可否认，现象是“真”的，事实也是“真”的，但却是有限的“真”或局部的“真”。依据有限的“真”或局部的真去实现价值，自然就是有“缺陷”而片面的价值。而有“缺陷”的片面价值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由于缺少了对事物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理解和把握，自然就容易在价值实践过程及其结果中产生价值矛盾和冲突，因而往往达不到预期的实践结果，并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因为对事物的改造所展现的价值实践活动，是对具体事物的改造，而具体事物之所以具体就在于任何具体事物都是由不同的因素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体，凡能够与环境相联系而独立存在的事物都莫不如此。所以，要想避免不必要代价的付出，化解已经发生的矛盾和冲突，首先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而所谓“正确”本身正是全面理解与把握事物及其本质的必然要求，否则何来“正确”可言。其次，在正确认识自然事物的基础上，还应把相应的社会事物联系起来。

认识自然事物是为了改造自然事物，而改造自然事物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就是社会事物的表现之一，这就要求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尊重社会(利益流动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尺度与人的社会尺度和个人尺度的统一，这样就形成了“求真”过程中的“求理”过程，或者是同一过程不同侧面的统一。人类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因此，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追求和探索真理的科学，对事物把握的整体和全面性及其本质和规律性，是科学与真理内在统一的必然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伪科学、谬误和诡辩。所以，系统性、协调性、不自相矛盾性是科学知识与科学理论的必然要求和本质特征。科学是理性中的感性，感性中的理性，即“真”(现象、事实)与“理”(本质、规律)的统一，也就是实在而具体的真理。

然而，要真正实现对(自然和社会)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要经历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从联系或关系到规律、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从事物与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形成于事物之间横向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事物纵向变化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之中。这样的过程只凭人的感性直观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要实现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规律到本质等的真理性认识，就必须借助于相应实践活动的参与，以便突破感觉器官获取信息的局限性，并在认识过程中检验已有的认识和预见性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没有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人的认识就不可能有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和飞跃。无限发展的人的认识活动，是人的认识性思维与认识性实践的统一。

认识性思维是指以理解事物、把握事物、认知事物本质和规律为目的的思维活动，包括对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的认识与把握。有了这样的前提，才可能有随后在其之上构建可操作实践观念的改造性思 维活动，两种差异的思维活动构成人的思维活动过程的不同环节，也构成人的意识形式与内容差异统一的整体。而与认识性思维活动相匹配的认识性实践，是指为了促进和检验人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是否正确，借助于一定的工具使认识对象发生形式变化，进而完成认识的目的和任务的实践活动。

首先，在认识自然事物以及与其环境关系(或条件)的过程中，就表现为科学实验的实践与科学考察自然资源的实践括动。在不同的具有差异性的科学实验与科学考察的实践活动的协作下，认识自然事物及自然环境的思维活动不断地向前推进，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为人们的现代物质生活，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的提升，为人们对自然事物与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与发展关系的全面理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现代性的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有人们今天的现代物质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文明，更不会有社会化程度以及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越来越高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文明与物质生活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基础性标志和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认识社会事物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过程中，就表现为社会调查和社会考古的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具有差异性的社会调查与社会考古实践活动的参与和协作下，认识社会事物及其社会环境的思维活动不断地深入和发展，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为人们的现代精神生活，为人们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和理论的提高，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事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的心理过程与行为方式，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个体与群体与国家或社会之间的利益流动关系，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和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丰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更为建构可操作的调整和变革不合理利益关系的改造性思维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不论是关于自然的学说，还是关于社会的学说，只要是真正的科学，都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和本质及变化规律为目的的，即以最终形成真理性的认识为目的的。因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认识，是后续可操作实践观念得以构建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前提为基础的实践观念的构建及其实施，就会形成实践唯心主义的过程及结果，实用主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然而，从实际的情况看，真理一定有“用”，而且是有“大用”、有“大利”、有“大善”，但有“用”的却不一定是“真理”。

所以，真理性的科学认识，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科学认识，都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真”与“假”和“真理与谬误”的认识，而是真理性认识本身，还必须具有对客观事物(就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有用无用、有利不利、有害无害、有小用还是有大用的认识，甚至进而还应具有真与善(有用)和谐统一基础上关于客观事物是否美与丑的认识。也就是说，完整的真理性认识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认识。正所谓，有了可靠的(真理层面的)真假判断，才可能有可靠的(有用无用的)价值判断，进而也才可能有可靠的价值选择和美的感受。有了这样的完整的真理性认识，就为后续建构具有科学与合理性的可操作实践观念并付诸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科学的技术与善和至善

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只是完成了说明、解释、了解、把握和知晓客观事物的任务，尽管完成这样的任务离不开科学实验、科学考察、社会调查和社会考古等基本实践的参与和协助，以便超越人的感觉器官的局限性，并促进和检验人的认识的正确性与真理性。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产生原先没有的人工自然物，即改造客观事物的结果。因此，认识客观事物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并在改造过程中展现人类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并非一般意义的为有用有利而改造，而是要把有用和有利建立在有知，即“真”和“真理”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世界发展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就更不可能离开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基础性支持。因为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和把握真理的科学知识和理论，是使客观事物对人的生活有用有利最大化最可靠的根据之一。所以，实践观念的建构及其改造性技术的创造与发明，就要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和水平，这样才可能使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展示出社会进步发展的态势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状态。因此，与对人的生活和社会进步发展有用有利直接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以及相应的改造性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就自然表现出“善”的社会属性。

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是以个体、群体和民族或国家的形式而存在和变化发展的。所以，技术首先对个体而言，就是求得生活的生产技能和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技巧。其熟练程度越高，生活的代价就越小，生活的质量就越好，也就是对个体生活的“善”的实现。没有这样的“善”的实现或可能，就不会有个体人的存在与生活。

其次，对群体而言，就是求得群体生存与发展以及与其他群体社会交往的管理技能、生产技能和交往的技巧。其直接的显著特点就是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在分工加协作的基础上，超越个体技术的局限，使不同的个体技术连成一体即有机的系统性技术，由此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善”，不仅有“善”于群体的所有成员，还有“善”于社会的其他群体和个体，也就是社会交往和利益流动的意义所在。

最后，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就是在个体与群体关系基础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大分工加协作的生存技术的大联盟，使不同的个体技术和群体技术连为一体即社会大系统，并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局限进而形成国家或社会层面的整体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并通过实际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社会交往技术及其结果实实在在地展现出来，使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呈现出来。

但社会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那样展现出理想的现实，反倒是各种生产、生存和交往技术的生活方式之间，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乃至实现的结果之间经常性地发生明的或暗的利益矛盾或冲突，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不时地受到不必要的干扰。究其原因，这些技术的生存都是“真”的，可缺少的就是“理”的内涵。这样，彼此的协调性和贯通性就难以展现，也就是缺乏科学的内涵，以至于成为碎片性的技术生产和生存。这样的生产和生存重在有用有利的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真理层次的有用有利，这与科学的真理性要求是难以一致的。但是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也并没有让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看到与科学真理性要求相应的科学技术的充分展示，看到的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并已经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情况也没有根本缓解的迹象。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考察自然科 学知识和理论的基本属性，其任务重在说明和解释自然事物及其自然环境，并揭示具有差异性的自然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事物的本质与变化规律。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科学从特殊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客观规律，到自然生态平衡的普遍规律都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说起来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局面，反之应该给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可持续发展造成更强劲的推动力，进而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原因不在科学知识和理论本身，而在技术的发明创造受制于有“真”没“理”的狭隘价值观(伪善)，而走上了片面发展的道路。

而人的价值观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的属性(真善)，却是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其一，除了遵循自然科学的特殊(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还必须严格遵循自然生态平衡的普遍规律，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展现，即社会和谐统一规律的要求；其二，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和社会人文科学的特殊规律的运用，必须严格遵循彼此共同的普遍规律即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其三，在严格遵循自然生态平衡规律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规律的基础上，建构具有全面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可操作的实践观念，发明创造既改造自然也保护自然的科学性技术，同时，发明创造还既改造社会也维护社会和谐的科学性技术，也就是生产性技术与回收废料的再利用技术与化解社会利益矛盾进而维护社会和谐的技术的有机统一。

所以，不论是个体的生产和生存技术与社会的交往技术，还是群体的生产和生存技术及其发明创造，不仅要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更要与社会人文科学联系起来，并将科学的真理属性贯彻到可操作实践观念的建构与实施过程的始终，以及先进科学的技术发明创造过程的始终。个体价值的实现所表现的小善，在群体中才可能转化成为特殊的善，在社会生活中才可能转化成为普遍的善乃至有可能转化成为至善。这就是个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有机的辩证统一，要具有这样的向善意识，首先就必须具有唯物辩证的系统思维方式，在事物与环境即“一与多和多与一”的关系中根本而深刻地理解，不论是个体事物、群体事物，还是国家(社会)事物，都是以相互关联的系统形式而存在的。个体的事物是系统，群体的事物也是系统，国家(社会)的事物同样也是系统。没有辩证的系统关系，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个体乃是群体、国家(社会)和人类构成的基因，任何个体都承载着个别、特殊到普遍或一般的社会利益关系，只有在辩证系统思维的范围内，这样的社会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彻底理顺，小善、大善和至善才有可能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平衡顺畅的流动，不给狭隘和极端自私以及社会利益非平衡流动留下空间，人类意义上的“至善”也才一定能够展现出来。

人类的自然科学及其符合科学真理全面性要求的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明创造，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人文科学及其相应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人类之中的每一个体、每一群体、每一民族或国家(社会)能够更好地生活与进步发展，都是为了化解、解决乃至避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矛盾和利益冲突，真正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才展示出科学与科学技术巨大的人类社会价值和人类生命的意义：

首先，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正确而科学地认识自然、理解自然，把握自然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进而在体现自然规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引领下，根据自然界普遍规律(生态平衡规律)的要求，正确地运用好特殊规律和个别规律，发明创造全面性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使社会与自然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流动，这样，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其次，在个人与群体与国家(社会)与国际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正确而科学地认识社会、理解社会、认识人和理解人，把握社会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并在辩证系统思维的引领下，根据社会的普遍规律(自然生态平衡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即差异和谐统一规律的要求，正确地运用好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化解矛盾与避免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让人的世界真正成为持久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这样，科学、技术与真善美的统一就会真实地展现出来。

三、科学、科学的技术与真、善、美

不论是求真务实，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论是追求真理，还是崇尚科学，目的都是为了向善，即有利于人的社会生活与所有人的公平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与平衡发展，进而降低个体、群体、国家(社会)的发展代价，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发生率，化解和避免矛盾乃至于战争的发生。而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具有真理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与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和理论，以及相应的具有科学真理属性的、系统化了的全面性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生产、生存与交往技术，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这就是自然与社会人文科学追求真理的本性与引导人类向善的本性的统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协调配合，共同规范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统一，是使人的思维活动的精神价值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价值的统一，更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发展的统一。

就此而言，能够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相匹配的社会人文科学及其技术，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相应需要进一步发明创造和完善的科学技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许多有害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有碍于社会彻底实现公平正义和人类自由的严重社会矛盾和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的只是表面的缓解和社会生活自身内部有意无意彼此伤害的延续，由此也伤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本身。因此，要充分体现科学以及科学的技术对人、人的社会和自然而言向“善”的本质，就必须努力地使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学说紧密地联系和统一起来，这样，科学与科学的技术的“真”与“善”才能够无矛盾地、真正地统一起来。否则，科学与科学的技术所应该具有的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统一就难以真正地展现出来。例如人工物作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物化的结果，不仅要展现出其形式的自然美，还要通过人的实际使用所展示出的平等公正，以及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愉悦的人文美，科学与科学技术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本性才可能真实地展现出来。

在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事物与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不是单一地完成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还要准确地判断哪些规律对人的生活是有利的，哪些规律对人的生活是不利甚至是有害的，并进而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以便利用对人的生活有利 的客观规律，避免或预防或减轻不利的客观规律对人的伤害，并在自然普遍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动地改变不利于人的生活的个别或特殊规律，使其转而为人所用为人类造福。这其中的有利不利的判断和对人的生活有利的选择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对自然事物与环境做出正确(真或假)认识的基础上对有利于人的生活的属自然物的“善”的认识。而在对不同自然物的本质及变化规律对人的生活“善”的属性认识的基础上，在对不同自然物的联系性比较和分析判断过程中，进而发现自然物对人的感官所带来的显性或隐性即需要加工的自然美。所以人刈自然的认识和理解过程，就是认识和把握自然物的本质及客观规律(追求真理)的过程、认识和发现对人而言的“善”和“美”的过程。电就是说，完整的对自然的真理性认识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系统化认识，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错误或谬误的发生和持续。

在人类认识和理解社会事物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追求真理的认识活动过程，同时也是判断社会事物的“真假”和“真善或伪善”以及“丑或美”的认识过程。因为人的社会事物或是人的不同实际行为，都同时是“真善美”或“假恶丑”的直接承载者或实现者。对社会事物或人的社会行为方式的认识，如果达到了真理性认识的高度，认识活动领域的真善美是和谐统一的。达不到真理性认识的高度，“真善美”就是矛盾对立的，也就是“真善美”与“似恶丑”之间的界限是不确定的，所以就极易处在自相矛盾的诡辩状态之中，让人看不清“真伪”。直接的“假恶丑”是容易识别的，而直接的“伪善、伪美”即“不真”却是难以辨别的。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不断地提升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然而，只有在辩证的系统思维中才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思维水平和理解能力。所以，在社会的认识领域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而这一追求的目的，则是为了化解和彻底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发展代价的付出，最终实现自然与社会、社会与群体与个体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及其自然生态平衡规律与社会和谐统一规律的实现。

要实现社会和谐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仅仅停留在认识活动环节是做不到的。而必须把对自然和对社会的真理性认识，即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本质精神——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彻底地贯穿到可操作的价值实践观念的建构过程之中，贯穿到科学性技术的发明创造过程的始终，也就是使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与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认识性思维与建构可操作实践观念的改造性思维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而使相应的认识性实践(科学实验、科学考察、社会调查、社会考古)与改造性(物质生产、调整和变革社会利益关系)实践辩证而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认识性思维活动中看到认识性实践活动的参与和协作，在改造性思维活动中看到由观念的先行改造向实际改造性实践活动转换的必然性；同时在认识性实践与改造性实践活动中看到精神活动的参与和协作，是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合力造就了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造就了人工自然和社会与自然的应有的和谐统一，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要把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理解与把握的真善美的统一，贯穿到建构可操作的实践观念过程的始终，并通过实际的实施把观念的东西变成物质的产品与精神文化的产品，并产生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实际社会效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和设计家，就应该把对自然的探索与认识自觉地与社会的物质生活需要联系起来，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联系起来，使自然科学的研究逐步溶进社会人文的因素，这样才可能把自然规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挥到最佳的程度，并最大程度地展现自然科学的真善美。而从事物质产品设计的研究者，就应该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真理性与真善美统一的要求，在精心设计物质产品时，适时适度地溶进社会人文的因素，使物质产品的设计与实际的生产及其结果更加地展现人性化的品质，使真善美的统一通过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实实在在地展示出来。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设计的科学家和设计家，就应该自觉地把对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联系起来。因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部分，也是社会科学家与社会发展的设计家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部分。社会科学家和设计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完善与实现，不可能离开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参与和支持，社会科学及其技术与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该相互配合协作攻关，使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最终成为同一门科学，进而真正实现人对自然和自然对社会的真善美，也就是自然与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科学家以及设计家的共同任务，是向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满足社会精神生活需要的脑力劳动者，也是系统化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向社会提供高质量展现真善美的精神产品，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家，都应该具有对已有的思想成果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批判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同时，倡导和弘扬真善美，使科学的意识与实际的行为一致起来，为社会树立可学习的榜样，进而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走上科学的轨道，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总之，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科学与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也是辩证系统思维必然的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