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因子的定义篇（1）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26-02

一、环境权之争

环境权本是民法学上的相邻权，近年来，经过环境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各领域学者的研究，将这一民事实体权利发展成了一种具有综合特征的法律权利，现今已经成为各方面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环境权是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一项权利，其概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不同的视角导致对“环境”和“权利”的不同理解，如从环境科学的视角来理解环境，会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待环境，则会产生“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至于对“权利”的理解，不同的学者立足点不同，研究的结果也不同，目前为止，对于环境权中的“权利”，主要有自然权利、法律权利、道德权利、人的权利、物的权利，等等。关于环境权的主体，则有国家环境权、企业环境权、公民环境权等学说。尽管学者对环境权的研究视角不同，但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综观各国的宪法、环境法所涉及的环境权，大都采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的环境权，原因在于西方各国在研究环境权的问题上，大都从人权的角度来解释环境权，并未将人类以外的其他形式纳入环境权的主体当中，因此，“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并未被各国所采纳。这些都非实质意义上的环境权，而个体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才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内容。

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

究竟环境权是应当一切以人类为中心，以保护人类的环境利益为主要任务，还是应当以生态为中心，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兼顾人类利益为重点是研究的核心问题，本人认为环境权应当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

1.整个人类法律体系都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综观各国法律体系，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民法、刑法、行政法，都立足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其立法都是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环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是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其他法律共同组成统一的法律体系，其所倡导的环境权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故也应当毫无疑问地遵从整个人类法律体系所一贯坚持的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权利立场。

2.目前我国法律中，仅在《环境保护法》第2条中对环境下过定义“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法所保护环境范围包括自然环境和工程环境，而将社会环境排除在外。显然我国法律将人作为环境的主体，野生动物、其他自然体、区域环境等只是环境的要素和组成部分，且这些要素的保护不仅需要法律的规制，更受人类的认识水平、技术条件、物质基础等的制约。因此我国环境立法坚持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的立场，而没有考虑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的环境权。其他国家的环境权也明显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如韩国1980年宪法第33条规定：“国民有生活于清洁环境之权利，国家及国民，均负有环境保护的义务。”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

3.国际上，197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从环境科学的环境概念中引申出了人类环境权概念：“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人类在地球上的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中，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人类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自然的能力。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1] 。之后，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由此可见，在国际法上，环境被作为一种追求幸福、基本人权和生存权的客体，与之对应的主体――人类则是作为客体的环境的权利享有者，因此，这一观点也应当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为立场的。

人是社会动物，但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社会更应该遵守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明确环境权，即在适宜于人类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建立在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至高无上地位基础上的，而是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并不是绝对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权利，而是一种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和价值基础上的相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这种环境权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协调一致。

三、墨子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

尽管环境权从明确提出到目前为止仅仅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早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所主张的观点中都已经有所体现，开始展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的萌芽，其中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就是典型的代表，他的主张中有明显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展现了墨子在社会发展等因素受到制约的基础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的萌芽。

1.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也就是他反复阐述的“兼相爱交相利”，在兼爱的思想中，墨子不仅要求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希望人类与自然之间能够实现“兼相爱交相利”，他特别强调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非攻下》）。“利”是指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人类的长远的利益，“害”包括破坏环境对人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墨子・七患》）。他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有关，爱护自然能得到回报，破坏自然则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其观点和现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对于尊重自然的原因，《墨子・天志中》指出：“且吾知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收稿有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纲纪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骆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已经注意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主张人应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活动。

“节用”是墨子思想中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墨子曾游历各国，也看到了资源的紧缺现状，因此他认为人类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应当“去无用之务，行圣王之道”（《墨子・节用上》），“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袍、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古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续气，强股肪，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芳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二”《节用中》。在墨子看来人类要生存，必然向大自然索取，但是，人类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索取。

无论是“兼爱”还是“节用”，都表明墨子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上，主张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发展，这和我们现今倡导的环境权的目的――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也体现了墨子摒弃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的一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观。

2.认为人应当享有在适宜环境生存的权利。除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墨子认为人的生存要有好的环境条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备城门》），山林、草泽丰裕，能够保障军事后勤的同时，保障战区百姓的生活。“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 。“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备城门》），即便是战时，人也应当有享有相应适合生活环境的权利，因此墨子主张在战时也应当注意环境卫生，建造一定量的公厕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须处所，相隔若干远必建一厕，周围有高墙屏蔽，下面与污物池相接，做到清洁卫生，同时保证人们的生活环境。该思想中追求好生活环境的环境权的诉求初露端倪。

墨子认为人应当在尊重环境、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还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比如墨家追求“天下之利”，“平等之利”，强调重视物质生产，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放在首位。“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非乐上》）。墨子认为，人类是和自然界中的动物不同的，自然界中的动物，不论飞禽走兽，“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所以不需要进行劳作，就可以实现“衣食之材已具”。但是人类却是不一样的，“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此其分事也”。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论是君王还是王公大臣，抑或农夫或者妇女，都有自己的分工，都应当按照分工将自己的分内之事做好，才能使生活富足，社会才能进步。在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提出的以上观点是当时的一大进步，彰显了人类摆脱“天命”，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好的生活条件的主观能动性，是墨子思想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体现。

从以上墨子的思想可以看出，尽管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受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墨子的观点尚没有提出明确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的概念，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的雏形已经出现，如墨子强调要遵从自然的存在价值和规律，与目前环境法上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中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是统一的；墨子认为人不能被动地听从自然的安排，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劳动去创造价值，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思想难能可贵。同时，墨子认为人应当享有在适应的环境下生存的权利，即便是在战时，也应当有基本的生活设施保证基本的生活环境，这与现今环境权的基本要求“人人都有在幸福环境中生存的权利”是相一致的。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2）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1-0080-01

在环境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起着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根据地方制定的政策进行管理，一般都是一些土政策，这些政策严重影响环保的工作，对全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政策进行了干预，所以国家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整治，加强对地方政策的一些限制工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下笔者就对环境污染防治中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分析。

1 关于环境污染保护主义

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所以一直以来，我国也在倡导环境保护的政策，但是对于利国利民的环境保护政策，却遭到了很多地方土政策的干预，这些嗲放制定了很多不合理的土政策，打着保护地方的幌子，禁止国家进行正常的执法检查，还有一些政府甚至将上面下达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文件置之不理，或者利用这些土政策乱批条子等，这些现象都严重的影响了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国家下发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的执行率是非常低的，对环保部门征收的一些费用，例如排污费等等，进行有效的抵制，这种现象在目前的很多地方比较明显的存在。

还有就是地方政府甚至还打着环保部门的幌子进行一些项目的审批工作，只要相关的局长有想要审批的工作，就一定要落实，甚至说是能否快速有效的进行手续的办理已经成为现在地方政府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有些地方政府对所管辖区的环保工作不予理睬，甚至推卸责任，以上所说的现象就是现在关于环境污染防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2 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原因

为什么现在的地方政府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上没有明显的认识，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有些认识没有跟上来，还是错误的抱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这种原则进行办事，由于地方政府的目光比较短浅，能想到的也就是地方的经济发展，没有估计子孙后代的发展，现在在地方，主要进行污染的就是企业，由于企业一味的追求利益，政府也纵容，才会导致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还有一点就是考核的体系，一直以来，政府对于经济的考核主要是以GDP为主的，对于环保方面没有相应的指标，也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点就是环保管理体系的建立问题，虽然我国现在在大力倡导环保，但是针对于环保的体系却没有完全的建立，这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原因之一。

3 走出污染保护主义怪圈的建议

想要走出污染保护主义这个怪圈，就要从多方面进行入手，首先就应该先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因为只有将人们的意识从根本上提高上来，才是做好环保工作的基础，国家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断的对地方政府、企业等做宣传，为他们扫清法律的盲区，积极的配合国家把环保工作提高上来，要积极的认识和改变以往的发展观。

再有就是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体系，笔者建议进行绿色GDP的考核体系，将环境保护纳入到考核的目标当中，如果相关的企业仅仅是经济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却没有适当的履行环保的政策，在计算GDP的时候要进行相应的扣除，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对地方保护政策进行防治，有效的促进基层工作的环保工作。

再有就是对官员的考核，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政府官员，由于过度的追求经济上的利益，完全忽略了环保政策的实施，甚至纵容下面的企业对环境进行破坏，对于这种现象，政府应该进行严抓，环境保护是政府监管中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旦在领导班子中出现这样的领导干部，一定予以处罚，再有就是针对不同的地域制定切合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例如，在工业区就要进行GDP的考核指标，但是对于农业地区，所应用的指标就不一样，要积极的考察当地的农作物种植种类等等，对于环境严重破坏的地区，就要以保护绿化面积等为进行考核的指标，这样也有利于环境保护政策的恰到好处的实施。

4结论

现在我国正大力的进行环保的工作，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却背道而驰，走着另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道路，以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主要发展，全然不顾及环境的破坏，基于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就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管制，绝不允许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进行破坏。

参考文献

[1]吴诚.论环境问题报道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博弈[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3) .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3）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6-0030-03

[作者简介] 蒋小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品牌学。(江西 南昌 330077)

一、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

1.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内涵)

虽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品牌生态环境定义为：品牌生存的时空内，一切对品牌的生长、发育、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要素与各种条件的总和。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定义未免太过于宽泛、流于空洞、意义不大。还有没有更加精准的、更加实际的、更加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上一句类似于“我们把光照、温度、土壤、大气、水分、食物和其他相关生物等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环境要素称为生态因子”的话。进一步，我们要问，对于品牌来说，光照是什么?温度是什么?土壤是什么?大气是什么?水分是什么?食物是什么?相关生物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而细致地进行考量。我们不能仅仅套用一般性的“环境”定义，那样做，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2.品牌生态环境的种类(外延)

(1)品牌生态环境的命名。对于品牌生态环境因子，采用相关学科的已有名称进行命名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品牌来源于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的称谓是一个约定成俗的问题，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改成别的也没有实际意义，没有这个必要。在命名问题上，重要的问题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具体因子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属性、功能、来源、成分等进行划分、归纳和整理为一个体系，命名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我们说，品牌生态环境命名的问题，本质上是分类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归纳整理的问题。

(2)品牌生态环境的类型。在没有科学的品牌生态环境分类学研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从品牌产品生产的角度，把品牌生态环境分为品牌内生态环境和品牌外生态环境两大类。品牌内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的环境，而品牌外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以外的环境。

关于品牌内生态环境。王东民(2004)认为，单从企业内部视角来看，发展品牌至少有36个关键因素：市场定位、品牌辐延、驰名商标、工业设计、专利发明、新品开发、技术进步、信息网络、市场调查、公关策略、广告创作、CI策略、新闻宣传、企业外脑、价格策略、销售观念、营销改革、战略联盟以及国际市场，等等。这实际上是指品牌生态的内环境。对于内环境的研究，正如以上所说，首先是将上面这36个关键因素分类。

关于品牌外生态环境。同品牌内生态环境研究一样，至今还没有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对此有系统研究。从品牌环境的角度，多数品牌研究者(而不是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将品牌环境描述为：资源环境、产业环境、技术环境、人口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祖月、郝松林2006)。

实际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对于品牌的成长特别有影响的外部环境是市场格局，特别是市场中竞争品牌的影响。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个因素类比为“生物环境”中的“种间关系”环境。当然，我们也可学习现代生态学的构架，将“生物环境”放在“种群”和“群落”中去讨论。所以，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是指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环境。

现在的问题是，在品牌环境生态学中，我们如何将其梳理成为一个有序的环境体系，并且，根据这个体系，如何简洁明了地进行分类和命名。

二、品牌生态环境的组织与结构

1.品牌生态环境的组成成分。在本文中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探索，我们比照生态学中对于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构成的分类，把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分为品牌气候因子、品牌土壤因子、品牌地形因子。并且，与相应的品牌环境因子对应起来。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有无此“套用”的必要性。

(1)品牌气候因子。在生态学中，气候因子也称地理因子，包括光照、温度、水分、空气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相应地将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与光照、温度、水分、空气产生以下的对应关系：光照――市场(需求)环境、温度――经济环境、水分――政策法律环境、空气――文化环境。

(2)品牌土壤因子。土壤泛指自然生态环境中以土壤为主体的固体成分，其中土壤是植物生长的最重要基质，也是众多微生物和小动物的栖息场所。土壤因子对生物产生影响的方面包括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与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作如下的对应关系：土壤矿物质――资源环境、土壤有机质――人口环境、土壤结构性状――基础设施环境。

(3)品牌地形因子。在生态学中，地形因子主要是指地面的起伏、坡度、坡向(向阳和向阴)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起伏、坡度、坡向与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环境做如下相应的对应：起伏――产业环境、坡度――技术环境、坡向――媒体通路。

笔者认为，怎样的对应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起码有一个能引起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严格意义上说是品牌“外环境”中的“非品牌种群”环境，类似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环境”中的“非生物因子”环境)的结构。

2.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关联。类似于大自然的光照(热能)给地球送来了温暖，使地球表面土壤、水体变热，引起空气和水的流动，生态环境因子通过相互作用而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生态环境的整体，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将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进行关联。在品牌生态学中，我们十分有必要研究各品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动的复杂关系。

三、品牌生态环境的运动与变化

1.品牌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

正如在生态环境中，光照是引起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我们认为，市场需求――市场中人的需求是品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所以，我们也很有必要研究在品牌生态环境中，自变量是什么?因变量是什么?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研究势必对我们调查和预测环境变化有重要的作用。

2.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作用规律

(1)限制性规律(李比希最小因子定律)。生态学研究告诉我们，生物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往往需要不同的生态因子或生态因子的不同强度。例如，低温对冬小麦的春化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后的生长阶段则是有害的。那些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数量和分布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因子叫限制因子。这一规律是1840年农业化学家J.Liebig在研究营养元素与植物生长的关系时发现的，后人称之为Liebig最小因子定律(Liebig＇s law of minimum)：植物生长并非经常受到大量需要的自然界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如水和CO2的限制，而是受到一些需要量小的微量元素如硼的影响。

那么，这个定律是否也提示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品牌运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对于你的品牌来说的“最小因子”，并且，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找到这个对于品牌成长限制最大的环境因子?实际上，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早已有密切的关注，如黄知常和邓阳(2007)。

(2)非等价规律。对生物起作用的诸多因子是非等价的，其中有1-2个是起主要作用的主导因子。主导因子的改变常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或使生物的生长发育发生明显变化，如光周期现象中的日照时间和植物春化阶段的低温因子就是主导因子。在品牌生态学中，各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作用是否也是等价的?如果不是等价的，那么，我们是否要研究其主导因子是什么?另外，主导因子与限制因子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研究方法进行主导因子研究呢?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鲜见的。

(3)替代性规律。生态因子虽非等价，但都不可缺少，一个因子的缺失不能由另一个因子来代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构成不可替代性。但某一因子的数量不足，有时可以由其他因子来补偿，例如光照不足所引起的光合作用的下降可由CO2浓度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数量可替代性。受此规律的启发，我们在品牌生态学中，是否要研究各种因子间的替代性呢?笔者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有许多条件多数时候是难以满足的，有许多时间是需要寻找替代性因子的。

四、品牌生态环境的功能与作用

正如生物有机体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生态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一样，品牌与其环境也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直接影响

(1)品牌气候因子。前面我们已经假设，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是品牌气候因子。毫无疑问，这些因子，对于品牌的成长是有直接影响的。

任何品牌的运营与发展都脱离不开政治法律体制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政治经济体制为微观品牌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它们就如同品牌经营的地理气候因素，它们的改变同样会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政治经济环境作为重要的品牌运营外部环境发挥作用。一国政局的稳定与动荡、宏观经济的景气循环、金融体制的现状与变动趋势、法制环境的健全程度、国家对经济的干涉程度等等无不对品牌资产运营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我国彩电行业虽然具有市场竞争激烈的特点，但并没有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全行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国有彩电企业背后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地方政府目标(税收、GDP)与企业目标(利润、发展)往往不一致，导致彩电行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全行业盈利能力低下，对彩电品牌的技术积累及品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经环境通过对企业产权制度发生影响，进而对品牌运营环境产生作用。郎咸平2004年挑起的对海尔、TCL、科龙改制的质疑，掀起了一场国有资产改革大辩论，这场辩论的阶段性结果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必将对相关的国内品牌运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国内的著名品牌如海尔、娃哈哈、海信、长虹等都遇到了产权制度改革这道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这些著名品牌的未来演进和走向。

(2)品牌地形因子。我们假设的品牌地形因子是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显然，这些对于品牌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媒体通路。中国有句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说在好的环境中，一个人会跟着学好，而在一个坏的环境中，这个人则可能变坏。所以，孟母择邻而居有三迁之举，就是希望孟子在优良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品牌形象的传播需要传播的方法和路径，也就是品牌传播的通路。品牌传播就像“买房子，选邻居”，在哪种媒体、哪个时段、哪个地方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必须要有严格的分析和思考，这样才能使品牌走对地方，传播也才有效。

技术环境也是品牌经营所面临的最具变革性的环境因素之一。一方面，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品牌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任何品牌的发展都不能仅仅将信息技术当作简单的工具，而是必须在战略上与根本商业模式上对这一环境的变化做出反映；另一方面，产业内技术环境的突变同样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

(3)品牌土壤因子。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三项是我们假设的品牌土壤因子。这三个因子对于品牌的影响应该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显然，人口环境是从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品牌经营产生影响：一是人口统计因素的变化；二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风俗文化的变化；三是消费时尚与潮流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矿藏储量、民族风俗要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企业要根据资源打造品牌，谋求发展。特别是在集团性品牌组合中，需要我们研究各个品牌资源的不同配置，需要对不同品牌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深入的研究。

2.品牌对品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变化

(1)趋同策略。趋同适应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形态、生理、发育以及适应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的现象。蝙蝠与鸟类，鲸与鱼类等是动物趋同适应的典型例子。蝙蝠和鲸同属哺乳动物，但是，蝙蝠的前肢不同于一般的兽类，而形同于鸟类的翅膀，适应行活动；鲸由于长期生活在水生态环境中，体形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也发育成类似鱼类的胸鳍。

类似的在品牌竞争中，为了适应环境，我们是否需要采取趋同策略呢?这和差异化策略是否是矛盾的呢?矛盾在哪里?不矛盾又是因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否可以从品牌的本地化来理解品牌对环境的生态适应――趋同策略。

(2)趋异策略。趋异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近的同种生物，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适应方式和途径等。趋异适应的结果是使同一类群的生物产生多样化，以占据和适应不同的空间，减少竞争，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根据引起生态型分化的主导因素，可把生态型划分为气候生态型、土壤生态型和品牌生态型等。

参考文献：

[1]蒋小钰.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构架初探[J].企业经济，2008，(3).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4）

电子产品和装备的功能和使用寿命会受到其应用环境的影响，为了改善电子装备的性能及使用寿命，提高其环境适应性是关键。近些年来人们对于研究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方面不断的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改善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使其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文章主要针对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的研究展开，阐述了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研究的意义以及应对措施。

1 电子装备环境研究意义

电子装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电子装备的要求越来越高，期望其可以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的帮助。在通常情况下电子装备的性能和使用寿命会受到应用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改善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也可以使电子装备在更多的领域中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创造更多的便利。对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1.1 提高电子装备的性能

电子装备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应用和关注是因为其拥有强大的性能，并且电子装备的各种功能可以为人们在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是环境会对电子装备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很多的时候电子装备的性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减弱，这就会对其使用效果造成影响，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值。例如在一些潮湿的环境中一些电子装备可能没有办法使用，还有在些受磁场影响的环境中，很多的电子装备的功能会受到限制，所以提高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对于提升其性能有非常大意义。

1.2 提高电子装备的使用寿命

每种电子装备都有其预期的使用寿命，但是其预期使用寿命是在其所能适应的环境范围内的的一个估计值，一但电子装备处于其不适应的环境中进行运作这就会对其使用寿命造成一定的影响。环境对于电子装备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有些电子装备在低温或者高温的环境下运作就会减少其使用寿命，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电子装备的使用价值，如果长期应用就会增加使用成本，此外电子装备在不适应的环境中运作也很有可能出现故障，造成损失。

1.3 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应用

电子装备的应用范围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的适应性限制了很多的电子装备的使用，很多的电子装备由于防水功能不是很健全因此不能应用与水下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中进行运作，还有很多的环境因素研制了电子装备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电子装备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其环境适应性不断提高，更加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2 强化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的措施

为了更加满足人们对电子装备的需求，使其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近些年来人们不断致力于强化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的研究，对强化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我国在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方面不断的改进，使得部分的电子装备受环境的制约性大大减小了。强化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的主要包括以下4 种措施：

2.1 温度控制措施

温度对电子装备的影响很大，在一些特殊温度环境中都需要有先进的电子装备进行作业，这就需要电子装备对温度有一定的适应性。温度试验是电子装备环境适应性重要项目，要根据不同的电子装备制定不同的实验方案，并且要根据电子装备的温度反应分析装备的结构，了解装备的最高耐热程度，并且要对装备进行温度控制的实验，增强电子装备的温度适应性，使电子装备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2.2 防振动抗冲击措施

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电子装备还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振动和冲击，有些电子装备的防镇和抗冲击性能较低，就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环境。例如一般的军用电子装备都必须要有一定的防镇和抗冲击能力，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环境，会不断受到冲击，因此军用电子装备必须具有一定的防镇和抗冲击能力，不然在战场那样的特殊环境中其性能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没有办法应用。

2.3 电磁防护措施

一般的电子装备其本身就会带有一定的磁场或者是电磁波，这样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电磁波或是磁场的影响，所以在一些受磁场影响或者是有电磁波的地方应用，就会使其本身的性能造成干扰，影响其应用效果[5]。为了减少磁场类环境以及电磁波对一些电子装备使用效果的影响，要尽量的减少电子装备接受电磁波，并且采取良好的屏蔽措施等以降低外界环境对电子装备的影响。

2.4 三防措施

对于电子装备的三防措施指的是防潮湿、放烟雾以及防霉菌。所以对于电子装备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将有可能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的发现和解决，以免影响装备的功能。此外，还可以对装备采用防护材料进行保护，这样也可以减少潮湿以及霉菌对装备的影响，加强电子装备的防潮湿、放烟雾以及防霉菌措施，对于提高电子装备的使用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3 结束语

电子装备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不断的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但是电子装备在现实中的应用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环境因素对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提高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成为了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对于拓展电子装备的应用范围、提升性能和使用寿命有重要意义。加强电子装备的环境适应性不仅有利于电子装备自身的使用效果，对使用者来说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这样可以为使用者创造更多的方便和利益，使电子设备在更多的领域中应用、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奎占， 沈欣， 程德斌. 产品在研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试验研究[J]. 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2009，27（3）：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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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团结. 潜艇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研究[J].舰船科学技术，2009，31（2）：58-62.

[4] 生建友， 关志强. 军用电子设备环境适应性设计有关问题探讨[J].装备环境工程，2009，06（3）：80-85.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5）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2-0144-03

家庭环境包含软环境和硬环境［1］，有人的因素，也有物的作用［2］。本研究中家庭环境共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感情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10个因子。心理复原力是多年积累的潜在认知、能力或心理特质等的组合，在个体面对内外压力困境时，这些潜能被激发出来，并积极地结合内外资源对自我进行修补、调适，最终使得个体从困境中走出来，并且感到更有力量、更有资源、更具自信且获得了成长和进步［3-6］。家庭环境对中学生的心理复原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中学生心理复原力与其家庭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提高中学生的心理复原力提供相关的依据，从而更好地应用于指导实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湖州市抽取高中和初中各2所，在每个学校各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11份，其中有效问卷485份，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1.2 方法

1.2.1 家庭环境评定 使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第3次修订版。此量表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控制性10个因子［7］。采用“0”、“1”计分，“0”代表实际情况与所描述的情况不符合或基本不符合，“1”代表符合。

1.2.2 心理复原力评定 采用阳毅（2005）［8］编写的复原力量表。共有31个项目，分为6个维度:自我效能、自我接纳、稳定性、问题解决、朋友的支持和家人的支持。采用5级评分的方法，从完全不符合(记为1分)到完全符合(记为5分)，总量表得分在31～155之间，其中自我效能维度得分在5～25之间，自我接纳维度得分在3～15之间，稳定性维度得分在7～35之间，问题解决维度得分在3～15之间，朋友支持维度得分在8～40之间，家庭支持维度得分在5～25之间。本研究问卷的alpha系数为0.86。

1.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用SPSS 13.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现状 将中学生心理复原力总分转化为Z分计算，其计算公式为Z=（个体心理复原力总分-整体得分平均分）/标准差。Z＜-1表示心理复原力状况差；-1≤Z≤1表示心理复原力状况较好；Z＞1表示心理复原力状况很好。该组中学生心理复原力很好的有77人(15.9%)，较好336人(69.3%)，差的有72人(14.8%)。

2.2 不同性别、家庭结构、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的中学生在心理复原力因子上的得分比较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总分平均得分为（103.35±13.6），女生平均得分(103.58±13.22)高于男生（103.13±13.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家庭结构中学生在家庭支持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7），在其他因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家庭支持因子上完整家庭得分大于重组家庭和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得分大于单亲家庭。

不同生源地（农村、城镇、市区）的中学生在心理复原力各因子上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心理复原力问题解决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是：9.31±2.50；否：9.85±2.43；P=0.030），在其他因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3 不同心理复原力水平的中学生家庭环境因子的比较 将中学生所得的心理复原力总分转化为标准分Z分，按Z分区分为3类。不同心理复原力等级的中学生在家庭环境因子上的得分差异见表2。

由表2可知，中学生的心理复原力水平在亲密感、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矛盾性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除矛盾性为心理复原力越好均分越低外，其余因子均为心理复原力越好得分越高。独立性、成功性和控制性因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与家庭环境的相关分析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各因子、总分与家庭环境各因子的相关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心理复原力总分与家庭环境的亲密感、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因子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与独立性和控制性因子相关不显著；与矛盾性、控制性因子显著负相关，与其余因子均显著正相关。

2.5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总分与FS-CV各因子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对心理复原力总分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家庭环境因子分别是亲密感、道德宗教观、情感表达、娱乐性，可以解释23.8%的变异量，其中亲密感的预测效果最好为19.0%。

2.6 家庭环境各因子与心理复原力各维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不同的家庭环境因子对心理复原力的各维度有不同的预测程度。见表5。

3 讨论

3.1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现状及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中学生心理复原力状况较好的占69.3%，心理复原力状况差和很好的分别占14.8%和15.9%。中学生心理复原力的平均得分较高（103.35±13.6），说明中学生具有较为良好的从逆境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不同家庭结构中学生在家庭支持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家庭支持因子上，完整家庭得分大于重组家庭和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得分大于单亲家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中学生在心理复原力的问题解决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环境是中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之一，完整家庭由于其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能给予孩子的支持和帮助相对重组家庭和单亲家庭要更多。独生子女更多时候需要一个人面对问题，相对非独生子女来说，缺少了其他兄弟姐妹协助解决问题的条件，独生子女在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可能会因为一时的不知从何下手而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们在遇到问题时不能及时地找到与自己讨论解决问题的人，久而久之，独生子女解决问题的潜能就不能得到充分地挖掘。

不同心理复原力等级的中学生在亲密感、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矛盾性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心理复原能力越好的中学生感受到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家人之间情感表达越充分，家庭娱乐活动越多，家庭成员越重视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与此同时，心理复原力越好的中学生所感受到的家庭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少。

3.2 中学生家庭环境与心理复原力的相互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家庭的亲密感、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因子与心理复原力总分相关显著，其中除矛盾性与心理复原力总分呈负相关外，其余因子均与心理复原力总分呈正相关。这与国内有关研究结果［9-12］基本一致。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环境的10个因子中，亲密感、道德宗教观、情感表达、矛盾性和独立性是预测心理复原力的主要因素，其预测程度依次减小。家庭环境是中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之一，高亲密感与情感表达的家庭会给孩子营造一种和谐的、相互信任和安全的氛围。讲求道德宗教观的家庭注重伦理道德、健康价值观的培养，而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独立的中学生更容易成为高自尊、高自信和高自主能力的学生。家庭成员间公开暴露愤怒和矛盾的程度较高，家庭成员间矛盾冲突多，子女经常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所感受到的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以及信任感就低，对中学生的情绪波动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邓顺古等［13］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的自杀意念与矛盾性具有显著正相关。

从回归分析的整体来看，进入回归方程的因子解释率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心理复原力与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家庭环境外的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有关［14］，而本研究只对家庭环境进行了探讨。

（致谢：湖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王玲凤副教授、李真和李梦霞老师在论文的撰写、调研和数据的处理等方面提供了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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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惠娟,沈鉴清,骆宏.家庭环境对初高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中国学校卫生，2005，26(8)：683-684.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6）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3-0057-02

【Abstract】Halliday’s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has a great influence in today’s linguistic schools. His functional thoughts, which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semantic analysis, expoun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mea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unctional thoughts developed from three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function” perspective.

【Key words】FunctionMeaningContext

在当代语言学流派中,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具有较大的影响,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系统-功能语法是由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创立的,由“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部分构成,但并不是这两种语法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语境与语言意义或功能的关系问题。韩礼德的“功能”思想属于语义分析范畴。他的有关“功能”的思想基本来源于三个方面: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的功能语言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语境”理论和弗斯(J.R. Firth)的语言功能观。本文将以“功能”为视角,分析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功能”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

一、布拉格学派的功能语言观

语言的“功能”概念早就出现在捷克语和俄语的语言学中,但却是布拉格学派的学者赋予它更加全面的阐述。该学派认为,对语言的研究应遵循说话的顺序,即“从讲话人或写作者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人们在说话时总是先想到要表达什么,然后才会去考虑具体应用什么语言形式,因此在研究语言时也应按照这一顺序,从语言的功能入手,然后再去研究语言的形式。该学派对日常话语分析提出新的理论,他们认为语言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责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因此,语言可以用语言单位在句子中所发挥的交际功能来分析。该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Mathesiu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功能分析法分析话语,他修改了传统语法中主语(subject)、谓语(predicate)的提法,提出主位(theme)、述位(rheme)两个术语。马泰休斯把这种功能分析法称为“句子的实际切分”(actual sentence division),后被称为“句子功能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它研究句子各个部分各自传达多少信息,所传达的信息量用“交际动力”(communicative dynamism)表示。

“交际动力”理论是布拉格学派Firbas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也是句子功能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研究的是在交际过程中句子各成分对交际的展开所做出的贡献。句子中各成分交际力的大小就是它对交际展开过程的贡献大小,即推动交际向前发展的作用的大小。也就是说,一个成分越能把交际向前推进,越接近交际的结点,其贡献就越大,交际动力值越高,反之则越低。由此可以看出,交际动力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Firbas根据句子成分所承载的交际力的大小,将其分为已知信息和待传信息。已知信息的交际力很小,而待传信息的交际力最大。

交际动力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境思想。Firbas认为,“交际单位从语境方面看可能是语境制约的,也可能是语境独立的。”如果受到语境的制约,则该成分所表达的信息在上下文中出现过,就是已知信息;反之就是待传信息。此外,Firbas对语境概念做了进一步区分。他把语境分为一般语境、直接语境、上下文和语境依赖四种。一般语境是指交际双方共有的经验知识;直接语境是交际双方正在进行时的语境;第三种是刚刚出现的上下文;第四种是语境依赖。它们的范围呈依次递减形式。

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著名的功能人类学家,他曾在新几内亚东部的岛上研究当地人的原始文化。通过对土著民族语言的观察,他认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之中,如果不考虑这些广泛的语境,就很难准确地理解这个民族的语言。“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单词的意义,不能从对这个单词的消极的冥思苦想中得出,而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对单词的功能进行分析后才能推测出来。”显然,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分成“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文化语境”是指说话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情景语境”是指说话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话语的意义不是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的总和,而是来源于话语所发生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特别是“情景语境”。因此,要想正确理解词和话语的意义,就必须理解说话人的文化背景及其生活方式,不能脱离话语所发生的情景语境。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没有语境,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话语。

三、弗斯的语言功能观

弗斯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其语言理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obins曾评价说,“语言学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和弗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之一是他在语义方面的语境理论。

弗斯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思想,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关于“情景语境”,弗斯将其内部关系概括为三个范畴:①参与者的有关特征,包括参与者的言语行为,参与者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即非言语行为;②有关的事物和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③语言行为的影响和效果。关于“文化语境”,弗斯扩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环境理论,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及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以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加者的身份和历史,参加者的关系等,都构成语言环境的一部分。后来,弗斯进而完善了他的语言环境理论,创造了“典型语言环境”这一概念。所谓典型语言环境,就是“人们在特定场合下遇到的环境,它决定着人们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如长辈、晚辈、老师、学生、上级、下级、朋友、敌人、主人、客人等等。任何人的语言都受制于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弗斯指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扮演的角色和应该说的话都是现成的,所以要说的话可以分成几类,并能与角色、事件、情境、行为建立相应联系。谈话更像一种大体上规定好的仪式……一旦有人跟你说话,你则基本上处于一种规定好了的环境,你再也不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生来是具体的个人。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必须变成社会的人,而每个社会的人都是一组角色。所以,环境范畴和语言范畴不是不可控的。”弗斯的意思是,由于所有话语都受到社会风俗、文化传统、道德价值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典型语言环境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

弗斯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义就是语境中的功能”的观点,把语言看作是“社会过程”,“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讲,意义就是使用,语言是做事情或让别人做事情的方式,是一种行为方式。弗斯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语言,他“对语言进行社会研究是从意义着手的”。他所说的意义不仅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还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弗斯所说的语义学问题,实质是对出现在典型语言环境中的话语进行分类的问题。

语言环境由一系列的环境组成,大环境中包含小环境,每个环境都是更大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功能,全部环境都在整个文化环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语言学家应当在情景的不同层次(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环境)上研究意义,也就是说,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说明意义。意义分为情景意义和形式意义。情景意义源自情景语境,指语言在情境语境中的功能;形式意义源自语言内部的上下文语境,弗斯认为,对其研究“应当从某一语言形式或成分与某一上下文的关系下手”。总之,弗斯认为研究意义要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言环境这四个层次上进行。脱离语言环境去研究意义,结果是不完整、不准确的。

四、韩礼德的“功能”思想

韩礼德继承了以弗斯为首的伦敦学派的基本理论,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拉格学派等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该理论经历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发展阶段,试图有效地利用情景语境的观点,阐释语言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关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韩礼德探索和发展了系统语法理论。他指出“情境是语言出现的场合”,“情境有规定意义的作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情境赋予的,而情境受社会制度的支配,社会制度规定行为系统。因此,他认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形式的选择受文化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要准确地理解词义和句义,就必须结合语言环境,不仅要考虑说话人的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个体因素,还要考虑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才能推断出话语的意义或功能。

从六十年代中期,韩礼德致力于语言功能的探讨,至七十年代初他基本建立了系统-功能语法体系。功能语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出某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特定措词的原因。”一方面,语境导致语言的使用者选择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语言形式反映和建构(construct)语境,如非正式文体建构非正式语境,正式文体建构正式语境。韩礼德认为语境与语言形式相互依赖,研究话语的意义和功能必须同时考虑语境和语言形式。

综上所述,韩礼德的“功能”思想有三个来源。首先,布拉格学派开辟了从语言的交际功能考察语言意义的先河,创建了“句子功能观”和“交际动力”等新理论,提出“主位”“述位”新概念,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次,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土著民族语言的观察,提出语境对语义理解的重要性。“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及“意义就是语境中的功能”等观点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对韩礼德“功能”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是弗斯的语言功能观。弗斯从社会的角度对语义进行研究,他细化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创造了“典型语言环境”的概念,把意义分为“情景意义”和“形式意义”,强调语境在语义理解中的重要地位。韩礼德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并有所发展,他提出语言形式与语境的关系,指出理解话语意义和功能是不能脱离语境和语言形式。

参考文献

1 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2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7）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蒋介石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黄伯荣、瘳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刷书馆

1993.北京

（3）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5）侯维东《语境对词义的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8）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蒋介石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修订本) 商务印刷书馆  2005.北京

（2）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刷书馆    1993.北京

（3）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9）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修订本)商务印刷书馆2005.北京

(2)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刷书馆1993.北京

(3)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10）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4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8

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大的格局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范式:一是理性范式――以美 国为主的资源动员理论;二是认同范式――以欧洲为主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美国的“资源动 员理论”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界定为理性的经济人,“资源动员理论”主要研究潜藏于个人 心中的“不满”是如何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是一 个理性行动者,它认为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 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而欧洲新社会运动中的“后物质主义”论认为,二战以后,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战后一代是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安 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充分享受了物质的富足,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他们 开始寻求新的价值,如良好的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价值需求是资本 主义体制难以满足的,于是他们对这种体制产生了不满,而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 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在西方逐渐超越利益算计的层面,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一种“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环保运动因此而蔚然兴起,并成为“新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1]。然而,在中国,环境保护是否已经超越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阶段,成为西方社会所谓的社会普遍追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本文通过对厦门PX事件深入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个人利益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影响。本文的关注点是:在具体的环境运动中人们的参与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个人利益是否影响人们参与环境运动,在当代中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已经取代资源动员论而成为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新发展阶段?引起中西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差异的原因?

1 相关研究回顾

1.1 影响环境保护行为因素研究的理论背景

关于影响环境保护行为的因素研究,目前西方学术界有三种基本的理论背景。

第一种是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理论认为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会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物质的追求转移到关注非物质的问题上来,如环境问题[2]。也就是说:当人们的经济水平或是收入比较高时,人们相对容易做出环境保护行为。这一理论的来源可以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进行解释,当人们的低级需求,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和满足,如自我认同的满足等。

第二种是施瓦茨(Schwartz)的“规范――行动”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在经济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归因是影响环境保护行为的因素,即人们如果把环境问题的原因、后果归咎于自己时,就会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这一理论的主要解释因子在于规范,即人们认知的方式。而这种认知的方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如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环境作为牺牲品”,即认为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日本人的思维则是“人作为牺牲品”,即认为人承担着环境问题的后果。而中国人是典型的“自我保护型”,只有当环境问题危害到自身时,才会做出环境保护行为。后来的研究在这两种基础理论上又作了补充。西方学者又加入了几个变量:对健康风险的认知、社会中其他公众环境保护行为的心理动机、个人的“积极关怀”以及个人的背景等[3]。

第三种是德国学者Diekmann和Preisendrfer的“低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4],只有在成本较低或者对行为的要求较低的情景中,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才会显著。换言之,在环境意识一定的条件下,人们的环境保护行为受其行为成本的影响,即一个环境保护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人们执行这种环境保护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当然,这里的“成本”是广义上的含义,它不仅指实施某一行为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本,也包括实施该行为的难易程度、方便程度及舒适程度等非经济性的成本。

1.2 国内外关于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国外学者看来,“环境行为”既包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也包括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其中,前者更为重要。而国内学者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后者,较多关注组织性、集体性的活动。由于西方对环境保护行为的界定包括两方面,所以西方学者对于环境行为的测量指标,分成“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两大类[5]。国外学者[6]通常从以下7个方面来测量环境保护行为:垃圾分类与回收;购物与消费;家庭节能;汽车与交通;节水与净水;运动与休闲和环保公众参与。其中,前6个方面涉及的基本上是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而环保公众参与可以视为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

周 娟:环保运动参与:资源动员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相对国外而言,国内对环境行为的测量难度更大,争议更多。目前所检索到的关于环境保护行为研究的文献主要体现在近20年来多次大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之中。对于环境保护行为的研究,他们主要从个体的角度并采用社会学实证方法来研究。任莉颖根据“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主导因素,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意识和环保知识是影响公众环保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1998)根据“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项目,也采用了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现状。结果显示:公众环保参与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呈近乎完全线性相关。童燕齐[7]根据1997年“地方领导环境意识调查”项目的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环境政策偏好的因素。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地区,后物质主义模式起主要解释作用,而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则是污染驱动型。冯仕政[8]根据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城镇部分)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城镇居民遭受环境危害后是否采取抗争行动的因素,发现:中国城镇居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反应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之所以有抗争或沉默的行为差异,是由于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支配和调用的资源不同。王彦斌[9]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调查了人们在保护滇池时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发现:居民对滇池保护的认知强烈程度与自身利益相关,与自身利益越相关,人们对滇池环境保护的参与越强;同时新闻媒体影响滇池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

本文要研究的对象――“环境运动中的个人参与”,实质上是一种“公共领域的环境保护行为”。通过对个案和数据进行分析,笔者进而认为,“环境运动中的个人参与”可以分为两类:工具性参与行为和情感性参与行为。所谓工具性参与行为,指个人在环境运动中卷入的程度较强,进而采取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而情感性参与行为,指个人在环境运动中卷入的程度较低,采取的行为并不对环境运动的目标起直接作用,更大程度上是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和支持。

综合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类变量来测量影响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①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有无子女;②个人利益维度的变量,包括居住地、工作内容、个人总收入、海沧是否有住房(PX项目建在厦门的海沧区);③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变量,包括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其中环境价值观包括三个方面:自然界的平衡、增长的限制和人类控制自然;环境态度的测量也包括三个方面,即情感因子、认知因子和冲动因子。

2 厦门PX事件简介

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108亿,可望产生800亿的年产值,占目前厦门GDP的四分之一。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已于2006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08年建成投产。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认为PX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于是赵玉芬联合相关专家学者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讨论,说明与论证项目的危害与风险,求助当地政府无望后,赵玉芬于2007年“两会”期间,联合另外104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后经媒体曝光跟进,使其成为国内瞩目的焦点。随着工程推进,更多的信息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被披露,厦门民众对该项目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出现万人疯传同条短信的现象,同时人们利用网络、电话等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2007年6月1日和2日,上万市民到市政府门口“散步”,进行和平抗议,呼吁项目停建或迁址。此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当地政府与国家高层的重视。2007年7月,厦门市政府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厦门市规划环评。2007年12月,通过公开摇号随机确定100名市民代表参加环评座谈会,反对复建、建议迁建的人占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与民众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博弈,PX项目最终迁址漳州。

PX项目迁离厦门,象征着厦门人环境运动的一个结束,也将是中国人环境运动的一个开始。本研究围绕这一环境运动个案,展开调查与论述。

3 研究设计3.1 研究数据[BT)]本文的数据来至笔者导师主持的“厦门市环保公众参与”项目调查。此数据调查方案于2008年2月25日至3月10日在厦门岛内的思明、湖里以及岛外的海沧三个行政区进行。数据采用非等比例分层抽样,按照三个区人口5∶3∶1的比例思明区总人口约为73.64万人(其中有户籍46.74万人),湖里区总人口约为50.99万人(其中有户籍14.99万人),海沧区总人口约为14.30万人(其中有户籍9.39万人)。数据和区划地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6)》,人口截至2005年底。分别发放问卷。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14-80岁的厦门居民。实际完成问卷930份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经过数据清理,最后样本量为900。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该调查。

3.2 因变量

在本项研究中,问卷中列出了11个方面的问题测量被调查者在特定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其中第11个项目“是否参加市民座谈会”,考虑到厦门PX项目的市民座谈会是采取随机抽取报名号的方法确定与会人员,由此可知该项目的参与机会是不平等的,因此本文没有把它纳入进一步的分析中。本研究采用10个指标考察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每个指标答案分别是“是”和“否”两种。在这些指标中,参与者比例较高的有:留意新闻报道和与他人当面谈论,分别占到占被调查者的70.9%和60.2%,其他一些项目的参与者比较少,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0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 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见表1)。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53.40%

(39.667%+13.73%),KMO值为0.869。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工具性参与因子与情感性参与因子。“工具性参与因子”包括如下项目:“通过手机或email互传信息”、“在网络或论坛上发表评论、看法”、“动员或鼓励他人更多的参与”、“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向媒体投诉”、“通过民间环保团体反映”、“直接向制造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提出抗议”以及“参加市民游行”。“情感性参与因子”只有两个项目:“留意新闻报道”和“与他人当面谈论”。

为了把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程度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工具性参与因子值×0.39667+情感性参与因子值×0.1373,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factor score),作为反映个人环境运动参与程度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 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因子值+B)•A.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 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边燕杰、李煜2000:1-18)。。

3.3 自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共占到61.8%,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比较大,达到34.4%,因此,本研究把受教育程度分成两个变量来度量:一是把“初中和高中”赋值为1,其它赋值为0,另一种是把“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赋值为1,其它赋值为0。个人利益维度变量:居住地采取岛内、岛外两分法;“工作内容”是“环境/卫生”选项赋值为1,其它选项赋值为0;“海沧是否有住房”包括个人在海沧有住房或在海沧购房两种情况。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主要从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态度两个方面测量。

4 多元回归模型及分析

以“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程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个人利益维度变量,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Enter)对回归模型进行拟合,首先引入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形成基准模型1,再引入个人利益维度变量形成模型2,最后引入环境意识维度变量形成模型3。分析结果见表2:

总体来看,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模型1的解释率为1.3%,加入个人利益维度变量后,变量对模型2的解释率上升至12.5%,再加入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后,变量对模型的解释率上升至15.8%。这说明新加入的变量对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性。

具体来看,在模型3中:

(1)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只有年龄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 验,年龄越大人们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度越低,即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参与度会降低0.177个单位。

(2)个人利益维度的变量个人总收入和海沧是否有住房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中收 入越高,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度越高,高出1.038分;海沧有住房人们的参与度要比海沧没有住房的人们的参与度高,高出15.378分。

(3)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变量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中环境价值观越高的人其参与度越低,低于0.412分;对环境态度越友好的人其参与度越高,高出0.331分。

综合来看,在以上显著的5个变量中,其中预测效果最强的是个人利益维度的个人总收入和海沧是否有住房,其次是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态度,最后为人口统计学维度的年龄。而在R Square Change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为2.6%,个人利益维度变量为11.7%,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为3.5%。由此可见,个人利益维度变量的对模型的贡献远远大于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和人口统计学维度变量的贡献。

综上,在回归模型中,无论从模型中单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来看,还是从综合模型中三个维度变量对模型的贡献来看,个人利益都是影响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更多的是个人利益上的算计,而非西方社会认可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5 小结与结论

5.1 关于自变量统计显著性的分析

人口统计学变量: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参与度逐渐变低。这一结论与已有的研究一致:年轻人的环境意识高于老年人[10]。相关的解释为:一种观点从生命周期论出发,认为人在年轻时比较理想化,对社会变革抱着比较大的热情。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会变得越来越“现实”,观念上会趋于保守。环境保护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新潮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事业,更易为年轻人接受。另一种观点主要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角度来解释,认为环境保护意识属于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青少年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年轻一代在其成长阶段所处的物质环境通常比年老一代优越,所以他们的环境意识通常也较高。

个人利益维度变量:个人收入与参与度成正比,海沧有住房的居民的参与度高于海沧没有住房的居民的参与度。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人们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度取决于个人在环境运动中可动用的资源和所获得的利益。针对具体的环境运动――PX事件,参与度最高的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在此地买房的居民,因为是否修建PX项目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最大,而这些人相对收入都比较高。PX项目是建在厦门岛外的海沧区,在海沧有住房的居民其参与度比其它居民参与度高也恰好证明人们的参与PX运动更多的是切身利益的考虑。

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两个变量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从环境价值观来看,个人环境价值观得分每增1分,其环境运动参与度得分就降低

0.412分。根据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与相关变量的处理方法,环境价值观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人环境价值观越倾向于后物质主义,这个结果说明本研究中的被调查者所持有的不是以生态为中心的,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价值观。人们参与环保运动带有更多的功利性,不是为了减轻和遏制工业污染对整个环境造成的破坏,而是不要危机自己的生活环境。具体到厦门反PX项目运动,人们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期望――不要把各种有害工业企业建在我们的家园,使我们生活远离各种环境污染。以致最后PX项目迁址漳州后,厦门居民再也没有了参与的热情。从环境态度来看,个人越呈现出对环境友好态度,其环境运动的参与度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5.2 关于结论的再分析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理论视角也比较复杂。不过,就大的格局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范式:一是理性范式――以美国为主的“资源动员”理论;二是认同范式――以欧洲为主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主要研究潜藏于个人心中的“不满”是如何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不满”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要转化为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它以“工具理性”为导向,主张社会运动的出现是源于对理性的利益追求,是透过组织集结、资源汇集的过程。它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是一个理性行动者,认为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11]。

欧洲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二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社会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的一个描述性概念;二是强调这类大众抗议运动的激进目标、非传统参与特征和社会生活改革性质的一种理论分析方法[12]。在新社会运动论者看来,欧洲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新社会运动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倾向:一种着眼于社会派系结构,另一种着眼于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变化,包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地位性物品的追求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感知等。

其中,“后物质主义”论认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战后一代是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充分享受了物质的富足,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价值,如良好的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价值需求是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满足的,于是他们对这种体制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由此可见,针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资源动员理论”更多的是出于对个人自身利益的一种追求――不要污染我的居住环境,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是为了提高人们整体的生活质量,是为了减轻和遏制污染对整个环境造成的破坏。西方理论界的观点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主要是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更多的是个人利益的算计,而非西方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那么,引起中西方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参与的影响较低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5.2.1 社会发展状况,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经济不发达、生活水平不高无疑是造成公众环保参与水平低的客观原因之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但这种提高是不均衡的,相当多的人目前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作为意识范畴的环境意识,直接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5.2.2 传统文化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

以自然经济、君主专制政体和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古代文化,造就的是以义务为本体的传统文化。在义务本位下,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只知被动地履行义务。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中国法律开始向近代化转变,但是,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公众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享受良好的环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为保护这一权利而参与环境保护也是公民的权利。然而,中国公众并没有这种权利意识。在中国环境问题产生、恶化的过程中,公众往往只关注直接造成自身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环境问题,而对未涉及自身财产和人身的环境问题,即使意识到侵害了自己的利益,但认为这是公共利益中的个人利益,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利益进行保护,而是应该有政府保护,公众没有权利参与。

5.2.3 制度原因

(1)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造成了公众的政府依赖性。与西方国家环保事业最初由公众推动 不同,我国的环境保护是由政府首先推动的。30多年来,从“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充分显示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然而,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西方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公众参与不仅是环境质量得以长久维持的内在因素,也是监督政府、企业等履行环境管理和保护义务的有效社会力量。我国长期以来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环境保护,实际上忽视了公众参与,导致了公众的政府依赖性,也导致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薄弱。

(2)地方行政干预影响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环境意识和正确的政绩观,往往因为经济的发展而限制和干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拥有权利的环保部门在人事、财政等方面严重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在环境执法中因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而无法有力保护环境。没有任何“权力”的公众又如何在参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对抗政府、坚持环境保护的立场呢?公众即使有心参与,也会因自身在政府面前的渺小而放弃。久而久之,公众的环境意识要么停留在口号上而未付诸行动,要么停滞不前,这就在整体上降低了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

(3)政策法规的缺位使公众的环境意识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环境行为。目前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虽然在法律上得到了肯定,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方式、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式参与。

5.2.4 民间环保组织还不完善

从西方国家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50年代起,公众环境保护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产生了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20世纪80年代起才陆续成立。民间环保组织无疑是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及公众环保参与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但是与西方国家发展完善的环保组织相比,我国的环保组织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作为公众参与有效组织形式的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而对于具备较高环境意识的部分公众而言,当前参与环境执法和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渠道。缺乏了参与的有效组织形式,作为个体的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保护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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