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思潮篇（1）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2）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其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其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其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子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其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人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3）

一、人道主义思想概述

人道主义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将文学作为推动人类思想解放的武器，它反对传统的封建统治，倡导对于人类自身的爱护以及关怀，它将人作为道德的中心，提倡建立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人道主义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体现，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以及梁实秋等，这些作家都在自身的文学作品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推行了“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使得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也遭到了批判。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

时期与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之中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取得集中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人道主义精神是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统治的强大武器，在之后，人道主义精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两次集中的发展都是人道主义对旧制度的反抗与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周作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先驱，但是，他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理解与阐述具有封闭性与个人理性，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忽略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狭隘的对于个人完善的追求，也使得其人道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主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关爱“小儿”与“女人”；第二强调爱应当是平等与博爱，爱是人人都能享有的，不专属与特定群体；第三，追求人人自爱以及人格独立，反对慈善主义，反对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同情。

同一时期的鲁迅、胡适、梁实秋较周作人而言对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展现出更为激进的姿态，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相关阐释。梁实秋提出了“伟大的文学是体现普遍人性而非表现自我，”他的这种的阐释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这种较为古典保守的人道主义思想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在梁实秋看来，人性具有普遍性与固定性，是永久而不受时间限制的，因此，文学创作要建立在永恒的人性之上。

建国后，我国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使得人道主义取得了一定发展，巴人认为人情也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创作应当呼唤人情味的回归，文学作品要能反映充满人性的现实生活。钱谷融认为文学创作要从人出发，将人作为创作中心。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了批判，称鲁迅强调人性的阶级性，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十年之后，人道主义探索的被打破，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人道主义对历史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使教条化、概念化的文学创作现象得到冲击。在这个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于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朱光潜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是对人性的深刻反映，应当能够帮助人进行自身人性的完善。在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化趋势，文学创作必须在新时期对自身的作用以及地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除此之外，由于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拜金享乐主义的兴起，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多元却空虚。在这种现实下，人道主义精神是否“失落”成为了讨论焦点，王朔现象被广泛关注，包括刘心武、王蒙、刘彬彬在内的众多专家对于人道主义的现状进行了谈论。

三、“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演变

“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即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理念，注重描写人了生活状态，尊重人、热爱人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其精神内核就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

西方的人道主义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很大影响。陈独秀、等都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理论引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开始探索创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人道主义理论，该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他从不同角度对于人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了在当代人道主义缺失于文学创作中的情况下重建该理论的必要性，为创作早期“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遇冷，这使其发展上陷入低谷。提出了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相对立的观点使众多作家不敢在对人性进行讨论。期间，文学个人创作被集体创作取代，文坛充满了欺骗性，文艺创作也失去了独立性，“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巨大打击。

纵观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其发展道路坎坷曲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杨玉花. 探讨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J]. 青年文学家， 2013，（1）：87-88.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4）

有一点勿庸置疑，对“现实主义”的重新提倡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简单再阐释，它是当前理论界理论转向的一个前兆，也意味着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的问题和积弊都到了必须要有所突破的时候。

“重返”把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本质问题以一种颇为激进的方式展示了出来：即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的“文学性”与“现实性”始终没有相对科学和理性的认识。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处于纠缠状态，但是，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批评家对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拿来主义，片面利用，而忽略了它们的互文性，尤其是忽略了中国文学使用时的具体政治背景、文学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问题。1980年代中期“纯文学”理论的大力倡导只是为了摆脱政治的“紧身衣”，更多的是出于策略意义上的使用，它的提法本身就有许多漏洞。但是，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的形式本质被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被从“文学性”中完全清除出去。这一清除也被看作文学终于与国家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象征，此时，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既表现为“政治”，同时也指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和“乐观情结”。这一理论导向的本质化倾向使当代文学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把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历史属性对立起来，在此意义上，把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对立起来，并且形成隐性的等级秩序，这使得文学较少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时的跟进和思考；第二，把中国当代资本改革所产生的现代和后现代心理当作文学的本质内容，这直接产生了对历史、道德及社会生活的解构主义和虚无主义。

不可否认，从八十年代中期“纯文学”口号提出到现在，当代小说发生了深刻、富于本质意义的变化，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成为文学基本的创作方式和叙述起点，这其中包含着对文学存在独立性和审美本体化的基本认知。另一方面，中国深刻的资本改革所引起的传统道德体系的彻底坍塌及中国民族心理意识的分裂也对应了西方思想界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整体性、象征性的“现实生活”逐渐支离破碎，暧昧难辩，这使得以怀疑、虚无、非理性作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主义美学得到了实践层面的支撑，它们与“纯文学”理论的技术化和审美化倾向一起构造了新的文学原理、文学规律和文学精神。在这样的双重塑造下，所谓“纯文学”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成为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新的文学标准。这就形成了“纯文学”与“政治”、“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潜在思维，因此，“纯文学”理论建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建造“文学/政治”、“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二元对立思维的过程，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回避政治，回避宏大叙事成为文学自由的象征。

一切并非如当初高举“纯文学”大旗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那样---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殿堂时代---相反，从这些年的创作发展来看，无论是文学精神，还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本身都走向衰微，并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广泛拥有过的尊严和激情。理论的偏狭所带来的后果逐渐呈现出来，当年曾经热烈呼唤“纯文学”的学者们开始反省这一理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问题[2]。世纪末的作家们深深陷入文学形式的焦虑之中，所谓“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对于“现实主义”这一被严重质疑的美学方法更是避之不及。其次，作家逐渐被定位为一个与思想关系不大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共关怀，社会责任心等等，对于作家来说，似乎并非必须的品格。这种定位有它的道理，它表明作家及其理论家对文学的审美属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却也把作家与文学排除到人类精神之外，后者曾经是文学最根本的属性之一。作家转而沉浸于亵渎与破坏的快感之中，成为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欲望主义的信奉者。面对这种现象，评论家干脆把它们称之为“小人时代的文学”[3]。2004年关于阎连科小说《受活》那篇后记的争论可以说是这一问题的总爆发。在众多批评文章中，论者的批判焦点大多集中于阎连科所提的“现实”在文学中的不重要性[4]，由此引申出对整个当代文学现实性匮乏的批判，并希冀重新回归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传统。

二

但是，“现实主义”能否力挽狂澜？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美学特征，在经历了理论嬗变、更替与争议之后（纯理论层面的和实践层面的），它还能否摆脱掉它身上的种种非文学命题，并成为具有确切内涵和外延的文学方法和美学理论？还必须更进一步追问的是，就中国当代生活和文学发展阶段而言，现实主义是否能够有效而深入地完成对中国生活和当代精神的叙述？它是作家“介入”现实的最好、最有效的叙述模式吗？

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考察了从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概念流变及其问题后认为，“现实主义的陷阱与其说在于其常规与限制的过于死板，不如说在于尽管有其理论的根据还是很有可能失去艺术与传递知识和进行规劝之间的全部区别。……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5]这可以说是20世纪现代主义兴起和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学理论对现实主义概念最通常的评价，其中的问题核心还是集中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上，这一名词遭到了学科本身和哲学上的否定与批驳。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及其美学特征更是在政治与美学的复杂纠缠中名声扫地，暧昧难辨。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使这一概念恢复活力，需要非常的谨慎，需要对现实主义的历史生成、精神特征及优缺点等等，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把握，这样，才不至于再次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两极误区，在论述具体文学现象时，才能够指出要害。

要想把现实主义概念梳理出来是一项非常庞大复杂的工程，要追溯它的原始意义，再辨析它在整个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演变、转喻、歧义过程，最终，才可能还原出它的基本意义。这不是每个论者都必须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以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时，最起码应该对其中的核心概念有基本的方法论的认识，应该有一种理论还原的意识，而不应该拿着已然的结果去轻易否定或支撑自己的关键论点。譬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现实性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到左拉的自然主义、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福楼拜的客观现实主义小说，“真实”的意义在不断位移，逐渐从一般的对外部场景人物的再现转化为对人性存在与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把握程度上，并且蕴含着某种训诫功能和批判功能，这一转化背后所支撑的是作家哲学观的转变。而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训诫功能被置换为明确的政治指令和鲜明的阶级立场，并以艺术逻辑的形式展示出它的内在必然性。

实际上，所有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或卢卡奇在内，在论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时，都没有纠缠于它是否是“客观再现”，而强调现实主义是“一种思想结构”，必须反映“一种总体生活”，“通过栩栩如生地描写作为特定人民和特定环境的具体特征的客观生活状况的最大丰富性，他使‘他自己的世界’呈现为对整体生活的反映，呈现为过程或总体……”[6]，而且，即使是最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福楼拜也并不认为“真实”就是全面地反映现实，他认为“现实只是一个跳板”，他所希望达到的是“响亮的风格、崇高的思想”与尽可能“挖掘真实并工笔细描”相结合的创作。[7]詹明信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这样认为，“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由于对表现手法的争论被极大地混淆了。……我们一般所谈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涉及某种叙述形式，某种讲故事的形式，而不是狭义的静态细节描写和表现之类的问题。”[8]不难看出，无论是卢卡奇、福楼拜还是詹明信都在试图阐释一个观点：现实主义中的“真实”并非物质意义的客观再现，而是指它与现实之间某种独特的联系方式，它应该是一种叙事方式，需要一个总体原则。譬如詹明信把这一叙事称作为“金钱叙事”，他认为不能仅把金钱作为文学的某种新的主题，“而要把它作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来源。”[9]但即使如此，现实主义似乎仍然有如加洛蒂所言的“无边化”倾向，在此意义上，还必须把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历史感---纳入到考察视野之中。历史感并非作家对历史的全部分析或即时反应，而是体现为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意识，一种时间、空间与文明洪流汇集于此的坐标感，只有在此坐标轴中，人或历史才能体现出它们的存在与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现实”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现实”的历史存在和典型意义，后者则侧重于“现实”的抽象体验和哲学上的普遍意义；前者更强调人与社会的冲突与悲剧存在，后者则侧重于人的自我冲突与存在本身之悲剧。这就要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既要有对具体的生活或时代的“工笔细描”，也必须在此之中体现出对历史的感知和理性认识，背后必须有一种“总体生活”意识。没有这一历史感，没有独属于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所谓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内涵就无从谈起，也无法与其它美学风格的“真实”区分开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析，当真正进入理论内部进行更为本质的探讨时，将会遇到更多的疑惑。但如果以一种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而不是纯技术层面或纯阶级层面的方法，或许更能探寻到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与本质意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它是否已经失去了那种“总体生活”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而完全进入了如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所言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现实”？詹明信曾就文学思潮的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做过独到的分析，他认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哲学思潮或文学理论变迁，它与人类生活的阶段性发展也是一致的。姑且不论他的“进化论”观点是否恰切，从他所讲的与社会生活相对应的文学思潮来说，现实主义还应该在当代文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与中国生活的多层次分化有直接关系。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试图重新建构精神的故乡、秩序的现代主义神话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彻底放弃这种乌托邦的寻求，他们否定一切，而成为欲望的英雄，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体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里，“人”还未能浮出历史表面，还没有得到现代文明的命名，但却生活在前所未有的“金钱”叙事的漩涡与恐慌之中，对于这一存在群体或生活场景来说，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典型性和历史性原则非常重要，它能够较深入地“进入”并“发现”他们的情感、生活和在文明轴线中的存在位置，发现他们作为“这一个”的，但却没被文明纳入视野的“这时”与“这里”（黑格尔语），而现代主义强烈的抽象风格和符号特征的“人”的存在则较难充分传达他们的存在位置与精神状态，也难以替他们做出较为恰当的命名。这或许是现实主义再次显现其伟大魅力的绝好的历史机遇。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持“重返”观点的论者也有不易觉察的游移。当面对《受活》中那个残疾人的村庄，或《生死疲劳》中的“变形记”时，批评者是不满意他们的非现实主义构造手法，还是不满意于其小说内核的某种概念化？我想，大部分论者应该都是基于后一个理由。再回过头来分析诸多相关文章，当批评者在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的时候，也并非在确认现实主义本身，并非在认真研究它的叙述模式、语言方式或美学特征，并以此深层探讨该如何运用它对中国生活进行有效而深入的书写，而是借这一名词要求作家以一种新的立场回到中国生活中来，也使文学重新回到一种伟大的人类精神之中，这一人类精神包含着对人道主义，尊严，爱，价值，信念的追求。不可避免的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本质疑问：难道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品就不能蕴含这一伟大精神吗？

三

可以说，对现实主义的再次倡导和重新阐释是批评者在面对精神日益颓废和涣散的当代文学状况所提出的一个不十分有效，甚至有些错位的方法。从理论层面来讲，“重返”的出现对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可能会产生转折性的意义，但是，因为论者功利性的使用、现实主义理论的日益“无边”化和论者对问题的简单化理解都使得“重返”产生许多问题和误区。

首先，批评者潜藏着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同时，有过分贬低现代主义写作的倾向，这与当初提倡“纯文学”时的态度可谓殊途同归。提出现实主义的回归只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的匮乏状况出发来谈的，所倡导的是一种总体的精神导向，而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应该有选择的自由。这应该是批评者在进行文学考察时必须要有的前提。1990年代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冷漠与理论家们对“纯文学”理论的过分鼓吹有莫大关系，批评家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当今天再重新倡导什么的时候，应该避免再犯这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错误。其次，多数论者有不易觉察的道德化倾向。再回到阎连科的那篇后记上。客观地说，阎连科的后记更多地是在表达一种审美的焦虑，这种审美的焦虑来自于作者面对现实巨大的苦难时无以言说时的痛苦，他把这种痛苦用一种绝对的“心理真实”来表达。这并不准确，也暴露了作家理论的薄弱。但是，论者却抓住其中的漏洞进而扩展为阎连科对社会现实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由此，质疑他本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水平，这无疑显示了论者的偏激和道德审判倾向。这种现象在关于其它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等人的评论时经常出现。

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论者为什么会在“现实主义”这一问题上陷入道德的激动之中呢？而在现代主义书写中，游戏与狂欢非但不需要反省或承担道德责任，反而还成为作家突破某种界限的标志之一。这似乎必须谈及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名词：底层写作。它几乎总是与“现实主义”同时出现。“底层”究竟是哪些存在群体，很难从学术上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底层”已经成为苦难，沉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的代名词，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它又与乡村，矿区，城市边缘地带有血亲关系，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没有进入文明视野的存在是一致的。如何以一个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激情与责任心去表述那些沉默的群体？如何能够避免“与大地的苦难擦身而过”，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他们的存在状态？等等，关于它的表述与被表述及其中的美学矛盾被不断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对现实主义的再次呼唤也是这些探讨的延伸和深化。几乎所有论者的文章都有一个假定性前提，“底层写作”应该具备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承担精神和对底层群体细致深入的历史性刻划，在这样巨大而深广的苦难面前，任何游戏、怪诞和形式的花招都是虚假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它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并非仅仅是文学问题。这是一个不易觉察的转换，对“底层写作”美学形态的评价被悄悄置换为对作家道德的评价，并且成为是否体现出作家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倾向和社会责任心的重要符码。可以说，这种道德谱系式的思想体现了论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但同时，它也暴露了批评者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利心和对学科的不确定态度。在当下的理论叙述中，“底层”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高高在上的道德隐喻，一旦有所偏离，身败名裂的必然是作家。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是，当“底层”逐渐幻化为与当代文学初期的“人民”那样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意味的时候，它必然会有与“人民”同样的遭遇，高高捧上神坛，圣化，纯化，然后，妖魔化，最终，“人民”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人民”，它早已被驱逐出历史场景之外。

这导致了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即多数论者都在叙说一种微言大义，呼唤一种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但却没有从方法论上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从根本意义上说，对于现实（包括底层存在与其它社会生活）而言，只有如论者所一再强调的“真切的体验和灵魂的贴近”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作家具有深刻理性精神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既包括对中国当代历史和当代生活一般性的质疑和批判，也包括对这种质疑和批判的再质疑和再批判，再进一步，它还包括作家超越历史并建构新的历史图景的能力。这才是之所以要重提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因。否则的话，它极容易被再次庸俗化和简单化。但是，当在重新进入历史场景时，我们的作家通常只是在一些常识性的历史基础上进行苦难展示，而这一常识性的历史基础在文中充当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有固定结论的背景，其中的批判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就有的情感和情绪，没有更为深刻的“发现”，更没能赋予历史以超越于一般现实的内在远景。这可以说是另外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批评家或者对此视而不见，或者以“底层”、“人道主义”的名义要求作家立场倾斜。譬如有论者在论述莫言《生死疲劳》时，这样认为，“关于这部作品写作的历史故事或者对历史的揭示并无多少惊人之处，这段历史无论如何都被无数次的重写和改写，莫言纵使有千钧之力也不会有过人之处。关键依然在于怎么写，这就是莫言这部作品最为惊人和醒目的地方，那就是动物变形记的视角。”[10]在这里，“历史”被作为是非清楚的、已经没有探讨价值的“过去”而被论者使用，并以此为理由，避开对《生死疲劳》的主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姑且不谈论者对小说的阐释是否恰切，从小说所叙述的土改、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等次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是否一切都已定论？是否过去的探索与批判已经完全地表述了历史，及那历史中的人的存在？如果作家和批评家真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学永远也不可能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伟大的俄国历史和充满俄国精神的灵魂搏斗；永远也不可能有《罪与罚》中关于弱者和强者，道与义，人类精神与个体存在之间永无止境的挣扎和思索！论者的这一论述既暴露了《生死疲劳》主题的重大缺陷，也暴露了批评家理论基点的重大缺陷。一个文学家的历史观应该是什么呢？它肯定不是先验的认同，也不是所谓的“客观再现”，“在一部小说中历史情况不仅必须为人物创造出新的生存情境，而且历史本身也必须被作为一种生存情境来加以理解和分析。”[11]历史需要思考它的人去不断发现、把握和理解，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通过有其文学形式传达出一种富于反思意味的、包含着某种新的可能性的历史景观，要有如柄谷行人所言的“创造风景”[12]意识，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固定化了的背景去叙述，哪怕是一种批判性背景，哪怕这一背景是那苦难而沉默的“底层”世界。批评家也应该以此作为自己基本的美学原则与批评原则，这既是学科要求，也是一个人文学者无限接近真理的基本体现。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时代的作家与文学批评家所共同匮乏的。

很显然，拥有对历史的内在视景和理性质疑并非成为优秀作家的充分条件，它还必须回到文学之中：如何表述你的观察和思想？这就回到我们思考的起点：现实主义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就理论而言，这是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性问题，涉及到文学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与总体规律，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与总体力量。正如韦勒克所呼吁的，“不要低估这股传统的力量”，因为“某些简单的真理站在维护它的一边。艺术避免不了同现实打交道，不管我们怎样缩小现实的意义或者强调艺术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创造的能力。”[13]这一“简单的真理”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之所以被一再提起的本质原因，是它能够与“纯文学”、虚无主义、颓废主义及其它美学理论不断抗衡的基本理由。因此，在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争论，并且恐怕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对“简单的真理”的不同看法之间的较量，在其中往往折射出时代文学的总体精神倾向及价值取向。这或许是好事情，因为这一持续的较量必然会对正在形成的文学“理论”和“传统”不断纠偏，并孕育出新的形态，从而形成对“现实”的多种叙述与多重美学空间。这也正是“重返现实主义”所带来的启示与新的挑战。

注释：

[1]《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一些重要核心期刊近年来都有以专栏或组稿的方式刊发关于“现实主义”的深度论文。

[2] 李陀、蔡翔、南帆和吴亮等人对“纯文学”产生的原因、矛盾及后果都有系统的学理探讨与辨析。

[3]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读书》2004年3期。

[4] 阎连科：《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受活代后记》，2003年版。

[5] 勒内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244-245页。

[6] 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理》，《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7] 转引自《现实主义》，达米安格兰特著，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8] 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9] 同上。第299页。

[10] 陈晓明：《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乡土中国的寓言化叙事》，《文艺报》2006年3月14日第2版。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5）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6）

社会思潮是一种很常见、很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反映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思想愿望、利益需求和情感需要，它是一种有社会理论做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思想潮流。它常常被人们称为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社会变迁的风向标"。社会思潮具有复杂多样性、直观现实性、批判反思性、国际全球性、强弱并存性等特征。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主流社会思潮、非主流社会潮以及反主流社会思潮这三种流向；同时，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又可分为维护性社会思潮、弱挑战性社会思潮和强挑战性社会思潮这三种类型[1]。

社会思潮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会对当代大学生产生多种积极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唤起了大学生的思想觉醒，催化了大学生社会思潮的形成

大学生社会思潮的形成与社会思潮对他们的影响有着必然和直接的关系。大学生社会思潮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而当代社会思潮一旦形成，大学生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于是它唤醒了大学生的思想觉醒，激发了他们的思想和热情，那么，以此作为条件，再加上它的异向性与大学生喜好标新立异相合拍，就促成了大学生社会思潮的形成。

（二）促进了大学生的理性思考，促使他们更加关注现实问题

社会思潮中的许多理论都针对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阐述的。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华尔街运动等，使大学生自然而然的想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同时进行深刻而理智的思考。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能够理智冷静、客观辩证的面对和看待这些问题，看到社会思潮中的先进思想内容和现念，既能从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潮中找到这些问题存在的共性，同时也看到问题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的完善和制度的健全而得以解决。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产生的消极影响

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出现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传统的和现代的、进步的和落后的以及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形成一种复杂的集织，使大学生面对形形的社会思潮，失去了分辨善恶美丑、是非对错的能力，导致大学生价值选择上的混乱和困惑，对他们构成了现实的冲击和影响。

（一）导致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淡漠和迷失

最为典型的表现为全球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全球化思潮倡导超国界的整体主义，鼓吹"趋同论"、"民族国家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而这些观点和论调也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家提出的，企图取消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本质是企图制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此思潮影响的大学生容易出现理想信念不坚定、爱国意识淡化、政治观模糊等不良后果。

（二）导致大学生民族意识的狭隘

由于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被唤醒。但与此同时，部分大学生在表达爱国之情时，展露出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极端对峙的思维方式对待国际争端，甚至有些大学生错误的期望政府采用极端的方式解决。

三、针对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应采取的措施

（一）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对待当代社会思潮 当代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建设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也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影响的最重要的对象。社会思潮本身掺杂了许多利益因素和政治企图面对政治文化有着一定的解构性，它的理论外形往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大学生由于对外界社会认知的缺乏，往往在半知半解的壮况下就接受了各种社会思潮并对之赋予理想化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与否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它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够正确引导和教育大学生认识当代各种社会思潮。

（二）倡导先进文化，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由于大学生在选择接受社会思潮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理论研究，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也要掌握最新、最适用于大学生的教学方法，用先进的文化巩固大学生的思想防线。注意要针对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从审美、心理健康等多重角度对其进行正面疏导，提高大学生面对事物的思辨能力，这才是引导大学生正确选择接受社会思潮的根本。

（三）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宣传正确的当代社会思潮

加强对大学生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错误思潮的形成，减少因工作被动而给大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必须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思潮作出前瞻性的预测，以防患于未然。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和话剧等艺术作品往往与当下社会现实、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相联系，体现着诸多社会思潮。积极向上且具有崇高价值的电影能引领大学生奋发向上，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通过这些反映社会主旋律的影片，大学生可以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明确自己的人生定位和目标，并自觉将个人与社会的需要统一起来，从中找到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

参考文献：

[1]魏红霞.当代社会思潮新特点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25）.

[2]刘勇波，徐传武.当代社会思潮的特殊性及其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

[3]田遵辽.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探析[J].教育理论研究，2011，（11）.

[4]杨子.当代社会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积极影响[J].教育理论研究，2011，（7）.

[5]李玲芬.当代社会思潮视阈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2，（1）.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7）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非有序性还表现为多种文学思潮同时出现，打乱了文学思潮的先后顺序。欧洲文学思潮虽然也有两种文学思潮同时存在的局面，但那是在思潮更替时期的短暂现象，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时期。但中国多种文学思潮的同时存在并不是由于思潮的交替，而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多元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并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并存，因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对现代性的呼吁以及对现代性的超越批判都同时发生，加之历史上发生过的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就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30年代启蒙主义的余波仍然存在，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已经产生，现代主义开始露头，而革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成为主潮。由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现代性发生的初期，也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如鼓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主义虽然开始退潮，但仍然存在；以张承志向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新写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崛起；同时，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这种状况造成文学思潮混杂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准确的区分，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混乱。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特殊性，也造成了文学思潮的复合性。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朝发生之时，西方已经发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它们都同时引进，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茅盾如此描述这一现象：“近代文学的各种-ism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兴彼伏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一个大漩涡。”[2]郑伯奇也说：“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于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吸收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单纯了，往往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五四启蒙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使自己具有了某些非启蒙主义的特性，如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带有某些现实主义的特点，其写实性、批判性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创作带有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其主观性和理想主义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还具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特点，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即使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如《子夜》），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特点，其批判性也超越了欧洲新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也有这种情况，如启蒙主义文学已经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甚至渗透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因素，典型如王蒙的小说对“意识流”手法的尝试。还有，新写实主义本身具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性质，但是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其批判性不像现实主义那么鲜明。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与受阻，使反现代性文学思潮薄弱，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时间较短）与新古典主义（时间较长）交替成为主导思潮。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成规模的现实主义思潮。五四以后，在新古典主义的主潮之外，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即使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现实主义思潮，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对现代城市中底层生活的描写，对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但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很薄弱，远没有可能与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抗衡而成为主流。中国浪漫主义也发生了，但更薄弱，更不可能成为主潮。由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出现，传统农村文明的衰落，也产生了讴歌农村文明、批判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典型如沈从文对农村乡土人情的美化和留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拒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像一朵绚烂的小花，虽然美丽出众，但寂寞寥落、转瞬既逝。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和反抗，在中国，这种思潮也超前地出现了，如李金发等的现代诗歌、刘纳鸥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等的都市体验小说等。但其主流只是在30年代昙花一现，就在抗战催发的强大的新古典主义潮流中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除了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主潮之外，也存在着诸如反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张承志、张炜）：揭露、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新写实）和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但它们仍然没有成为主流。更重要的是，这些反现代文学思潮都不大成熟，特别是现代主义不够成熟，以至于难以确切定位，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伪现代派”。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与不成熟有中国现代性薄弱与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理性主义的强大影响的原因。中国文化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也没有发生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因此现实主义的基础薄弱，现实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下，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即使五四时期提倡写实主义的茅盾，也对现实主义有所保留。他说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1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倾向与欧洲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传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接受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怪诞、神秘、颓废的风格，从而限制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缺少欧洲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如沈从文小说的写实、理智、宁静的风格就与主观、非理性、神秘主义和颓废精神的欧洲浪漫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再如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虽然具有某种非理性主义因素，但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程度。在后新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一种非理性倾向，代表如王朔的小说，还有贾平凹的《废都》，这种潮流为现代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的出现，仍然要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1]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3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2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5月12日《创造周报》第2 号。

1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1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载1925年5月《文学周报》。

1 《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

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出版。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8）

关键词：社会思潮 ；类型；特点；研究意义

一、社会思潮的基本概念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反映一定阶段、一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是当代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思潮，全民在这样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人事管理者可借助这一社会思潮的力量，适度加大舆论宣传，强化改革宣传的力度，有助于人事改革的社会思潮的形成。

二、当代社会思潮的特点

1.复杂多样性。社会思潮的多样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的多样性。

2.群体性。表现为社会思潮在一定阶段或阶层的人群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支持，显现出绝大多数人的共鸣与趋同。

3.直观现实性。社会思潮的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多从对元理论的研究转向对当下具体问题的关注，试图从不同视角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

4.历史性。社会思潮总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并带有该时代的印记，对该时代人们的精神层面、生活层面起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

5.批判反思性。这是当代社会思潮最本质的特点，是中西社会思潮的共同点。

6、广泛传播性。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在某一学科内部群体广泛流传形成一种思想潮流，那么这种理论观点仅仅能够称上是一种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还不能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理论观点和思想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学科范围内，而需要跨越了自己学术领域，成为许多学科都接受和认可的一种观念；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这种理论观点还必须跨越理论与现实的界限，影响和干预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受众基础。因此，作为社会思潮具有广泛传播的特点。

三、当代社会思潮的基本类型

政治思潮：

在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 总是存在着形形的政治理论、政治观点和学说。一旦某种政治思想演变为一种思潮， 就必将影响人们的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的选择与追求。事实上， 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又置身于各种政治思潮的辐射中， 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暗示和影响。作为当代世界政治思潮主流的科学社会主义， 就经历了其理论的创立、为世界无产阶级所普遍接受并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主导思想， 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汇成内涵丰富的世界性大潮的演进历程。

经济思潮：

一定的经济思潮往往以某一经济学说或思想作为理论根据， 反映着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要求和愿望。一定的经济思潮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产物， 反映着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和现象，它的涌动不仅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着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着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西欧、

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潮、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激进经济学派新思潮等， 就是以当代某些西方经济学说为其理论基础衍生、发展而来的， 这些经济思潮对西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宗教思潮：

宗教思潮是以宗教观念和宗教理论学说为基础， 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社会成员中形成的、有着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在宗教思潮的发展中， 由于宗教理论学说和信奉者的不同，形成了诸如基督教思潮、伊斯兰教思潮、佛教思潮等风靡全球、历久不衰的较大宗教思潮。同时， 在宗教理论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冲撞中，也出现了在某些地区、某些阶级、阶层或某些群体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宗教思潮， 如，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解放神学思潮、

激进的世俗神学思潮、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等就属此类。除此之外， 还可以划分为教育思潮、心理学思潮、未来研究思潮等等。

四、 我国目前存在哪些社会思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2.民族主义思潮。最早是合信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2000年出版的《碰撞》，2002年出版的《混乱的经济学》都高扬经济民族主义。

3.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搞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私有化、自由化等。在外交方面，新自由主义带有“绥靖主义”色彩。但它提倡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如“自由”“民主”观点

4.思潮。近年来在我国高校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兴起的一股思潮。表现为：一是贬低和否定革命，诋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x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途。三是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5.民主社会主义思潮。2007年，《炎黄春夏》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首次公开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是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极力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即“第三条道路”。

五、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意义

1.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思潮也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变化。面对现实状况，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接受、对待各种社会思潮，对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推进，影响人们群众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在不断调整、演变。社会思潮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特点，各种社会思潮的迅速传播，彼此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流，必然衍生出新的社会思潮。如何把握其变化发展规律，同时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思想潮流新趋势，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3.进一步促进高校德育工作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主导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须坚持的方针。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推动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阻碍作用。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235-03

一、当今社会思潮的概念及特点

就我国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社会思潮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国内学者对社会思潮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成果颇丰。梁启超是我国公认最早研究社会思潮的学者，他指出：“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时代变革有关，它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并适应社会的变革，其理论形态具有多样性。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对社会思潮的理解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社会思潮的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比较认同的是，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它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信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2]。

社会思潮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背景，它传播、反映了社会中最现实的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并呈现了以下特点：

（一）多样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探索及深入，国内社会思潮和国外社会思潮相互碰撞和融合使得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复杂多样性。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思潮积极与消极并存。目前我国最为活跃的是国内社会思潮，先进思潮与落后思潮同时并存，正确思潮与错误思潮相互交织。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有科学向上、健康积极的社会思潮，例如：生态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潮；也有反动落后、消极腐朽、错误的社会思潮，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彼此共存、彼此对立，互相激荡，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对与影响意义不同的社会思潮要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积极与消极社会思潮。二是社会思潮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包含的问题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宗教和科技等众多学科领域，按照其不同领域可以划分为哲学思潮、政治思潮、经济思潮、伦理思潮和科技思潮等。其中也不乏同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内容的社会思潮，并且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细分到某个思潮内部，还可以具体划分出许多思潮。

（二）变动性

根据社会思潮的定义，它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条件的改变，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种社会思潮被另一种社会思潮取代，必然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例如，在我国“”期间出现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粉碎以后，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在社会上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3]。当然，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也存在相互转化的现象。社会思潮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中国社会思潮和外国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转化，既包括国内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包括国内外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转化。改革开放使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网络的发展为不同社会思潮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极快的速度在中国的传播、扩散和蔓延。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享乐主义思潮和拜金主义思潮。由于社会条件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以及社会思潮相互转化的速度在加快，从而导致了社会思潮具有了易变动性的特点。

（三）内隐性

从社会思潮本身的性质来看，可以分为积极健康上进思潮、中性思潮以及消极落后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性质各异的思潮并非总能把其特有的性质明显的表现出来，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时期他们是以隐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以错综复杂不易分析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增加了判断、把握其性质的难度。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各国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社会制度的互动与交流，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和界限划分方面也越来越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而更表现出一种为了适应外部的需要而体现出内隐性。

二、当今社会思潮影响下大学生教育面临的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不仅涉及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也有所涉及。大学生阶段，青年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稳定，因此他们成为了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群体。社会思潮的这些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我国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它们开阔了大学生的政治视野，增强了大学生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对我国大学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一些社会思潮本身具有多样性、变动性和内隐性，再加之大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够成熟，他们选择社会思潮时常常具有盲目性和从众心理。因此，当代社会思潮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部分大学生产生了信仰危机。例如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的一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对我国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也非常大。新自由主义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对象，它倡导自由的经济、市场化经济和私有化经济，否定国家干预[4]。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主张社会演进的自发秩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使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感大大降低，他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从而盲目地追随资本主义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并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味地认为资本主义是更公平和自由的，是更好选择。从而导致部分大学生不相信，甚至反感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新自由主义使一些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扭转，更严重地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大学生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非常活跃的特殊时期阶段，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更多地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个人意思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极容易片面地认同这种观点。从而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破坏了这种自由和民主，现在政府是对民主和自由的压制。这种思想观念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也遭到动摇。

实用主义把时效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包含着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认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的目的，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受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部分大学生自我意识膨胀，只关注自我发展，把自我发展放在第一位，毫无集体荣誉感，团队精神。缺乏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缺乏社会责任感，只注重社会对个人发展要求的满足，忽视个人对社会的关注。对国家不关心，缺乏政治理想和信念，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感，导致不爱国，甚至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只重视个人的利益，轻政治理想。另外，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实用主义思潮也使部分大学生重物质享受，轻精神追求，背离了这个时代应该有的精神。大学生注重物质享受，人在物质上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论你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富足阶段，总认为不是最高的、最好的，这样不顾一切盲目地追求下去，结果必定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大学生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重视更高的精神享受，逐步确立与时代进步潮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三、应对政策

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5]。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主体，大学生始终是社会思潮的主要载负者之一。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而且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弥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之处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环节，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也是培养社会主义优秀人才的重要方面。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得越早，不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侵蚀就会越低。当代高校大学生血气方刚冲动鲁莽，容易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大学生获得社会思潮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要把握课堂教学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保证当代大学生在意识形态上不动摇。教会学生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理论为自己指引方向。充分了解党的历史，因为只有当学生充分了解革命先贤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信仰才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只有充分了解当只有充分了解当代中国领导人的伟大抱负和政治蓝图才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更有信心。高校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保障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至高无上的信仰，逐步成长为一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栋梁之才。

（二）积极引导并增强大学生对社会思潮的鉴别能力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现象，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都有涉及。有积极健康的社会思潮，但也不乏消极腐蚀性思潮的存在。大学生群体虽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他们思想单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他们也会迷惘毫无鉴别能力。因此学校应在课堂中，社会实践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他们学会客观公正的评价社会思潮。在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要用有理有据的理论来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和批判引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的指导思想，所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应该让大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合理评价和主动回应。

（三）管理和规范社会传播媒介的发展

网络、电视广播、书刊杂志这些都是大学生活的社会思潮的途径。互联网时代为人际沟通以及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对于大学生而言网络已经成为他们进行交往、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言论自由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但是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并没有受到有效监管。但是国家在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行使的同时，也应该坚决禁止别有用心之人借助行使权利行不轨之事。大部分的大学生思想并不成熟，社会阅历极少，对是非善恶的辨别力也有限，容易受到不法言论的影响。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体系，对网络媒体和其他社会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监管，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坚决打击利用网络媒体散播西化言论、制造不良社会思潮的行为，净化网络媒体环境，避免不良社会思潮利用网络误导大学生，为当代大学生的发展提供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培养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四、小结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形成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使得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和变动性更加复杂。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担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传播，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在祈祷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如果大学生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没有相应的应对策略那必将后患无穷。因此，加强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效民.社会思潮影响下的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培育[J].科学时代，2012，（15）.

[2] 左立竟，杨永福.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现当代文学思潮篇（10）

“文艺学”和“文学史”两个学科的明显差异，应当说是众多研究者容易感知的。然而这种容易被感知的“差异”常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运用时却常常变得“陌生化”了。就以往大量的有关“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来看，它的“特性”与“文艺学”学科并无多大关系。“文艺学”在自己的学科体系里，长期以来不仅漠视它，而且一直坚执地拒绝着对“文学思潮”进行任何形式的深入阐释。比如，据笔者粗浅的浏览与查阅，“文学思潮”作为概念及其解释，基本上只是“辞海”或“文学词典”一类工具书的职责，众多或新或旧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统一性地放弃对“文学思潮”实施概念界说和学理推导。（1）

这些无疑地表明，“文学思潮”应当属于“文学史”学科。事实似乎“确乎”如此。仅就“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而言，这一“重任”大多被文学史家（更多的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所承当。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冠以“思潮”之名的“史论”和“现象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数十部之巨。此类著述的大多数，一般会在“绪论”或“导言”部分对“文学思潮”的概念进行定义——不过，种种“定义”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同时我们也看到，实施“定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借重于任何理论资源，毋宁说是凭着感觉——而这一感觉又是与其所要考察的对象及其对对象特性的“预设”紧密关联着。文学史家所面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实践性特征和现象性特征，总使得其在对“文学思潮”概念进行定义时不能不频频回首于文学现象的“历史样态”，他在顾及“历史逻辑”的同时就不能不淡化“学理逻辑”所带来的制约与限定。这显然是悖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悖论”在文学史家对“文学思潮”的粗浅的理论思考中被轻轻放过了。来自于“历史逻辑”的“自圆其说”的“定义”，又以其“自圆其说”性能作用于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具体论述，因为“定义”被质疑的可能性的缺位，必然导致文学思潮研究的“无当”与“泛化”。

其实，文艺学并非不屑于把“文学思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也同样有着上述“悖论”所带来的困惑。比如当我们预设“文学思潮”的研究重心应当是“观念”的运动过程——这一命题显然更多具有着“文艺学”学科属性。其实，这样的研究至今仍然是许多著述中有关文学思潮研究的常见形态。近年来，有许多文学史著作，有意把以往的“文学运动”或“文学过程”内容，更名为“文学思潮”。论述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多属于“观念”性的东西——着力关注的是“理论争鸣”事件和理论性文献，具体的大量的文学创作，常常是理论或观念演变梳理过程及其必然性、合理性的证明材料。其实，这里面深藏着不少不可轻视的谬误。文学史视野中的理论（观念）文献，一般并不包括同一时期那些与实际的文学创作无太大关联的“纯粹”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有关的理论样态，不仅仅“批评”类型居多，而且任何理论只有转化为批评才可能有效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具有自恰性的理论看来，“批评”的展开，随时都可能发生因对象（创作）的特定性而导致的“变形”“误读”或“曲解”，这种情形自然无法满足理论的期待。“文艺学”把“文学思潮”排除在外，亦属当然。坚守理论自身的“自恰”，必然遮蔽大量的“批评”所隐含的某一理论（观念）的运动信息。其结果是，“理论”与“批评”实际也就是“文艺学”与“文学史”，彼此成为“他者”。

由此看来，“文学思潮”应当是一种结合着“文艺学”和“文学史”才能有效展开的研究。

二、“文学思潮”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透视”？

就一般而言，“文艺学”和“文学史”本质上无疑是宏观的。结合着两者才能有效展开自身研究的“文学思潮”，应当说更倾向于宏观。“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既受制于它的对象世界——文学的任何个别领域如创作、批评、理论、传播与接受等，都不足以承当文学思潮的对象性。文学思潮的对象是一个相对独立时期的文学的整体存在，是历史存在的全部。它所呈现的是“文学”的思潮，而不是被类型化、领域化或进行了条块分割后的文学的各个侧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文学思潮”的“宏观性”也来源于它的关照方式——这自然是与它的“整体性”范畴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批评、接受），文学思潮在考察时是在对他们进行“现象化”处理的基础上，要捕捉的是大量现象背后的“倾向性”即“同一观念”及其这一观念的流程。“现象”的纷繁性与“观念”的单一性的结构机制，正是文学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世纪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的“文学思潮”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同时能够满足人们对与文学史的深层期待。比如，当它有意从“观念运动”角度来梳理文学历史时，文学的“思想史”状态就可能被更清晰地展示出来。也因此，文学的研究便会获得走出文学的机遇，不仅能使特定时代文学的思想及其演变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的有效构成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复杂关系可能得以在特定“思想”的整合中显现其独有的文化意义。

诚然，“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多样的具体呈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主潮》(4)《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5)等著述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思潮书写方式。而大量的却如同《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7)等著述一样，显然属于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的别样书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主要考察“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讨论的重心实际坐实于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现代的文学领域中播延与接受表达的。《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显然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政治化”作为一种思潮，阐释的充分性体现为对“政治文化”之于30年代文学样态、文学政治化的审美体现等复杂性的揭示。这些著述的研究共性表现为，首先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观念”及其作用的认可。其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原它的历史流程——主要是某一观念被审美化表达的式样和“观念”影响下的创作主体姿态、精神、写作行为的种种变化。其三是文学的历史在某一种“观念”吸附中被加以重新组织，呈现出新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知道，导致文学史叙述变化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观”的变化，即“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变化；二是对“决定历史面貌”的不同“因素”及其作用的强化与凸显。而“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中的文学史的别样表达，应该是或者更接近于上述第二种情形。

“文学思潮”的“宏观性”并不是一种限制，在文学研究的实际展开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状态有其特殊性。无论如何，“文学思潮”不会也不可能拒绝和彻底排除“微观”的介入，只不过它对于微观的接纳有着自己的方式而已。比如设定从“观念运动”角度考察某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主体对“主流观念”的体认和在“主流观念”统辖下对文学史现象的取舍，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显然是一种“微观”——在这里又进一步显现了“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区别。“文学思潮”的“微观性”也还大量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中。比如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讨论，不仅需要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微观事件”进行深入辨析，同时必须对“革命文学创作”和“准革命文学创作”实施细密的文本解读。“思潮”的宏观与“现象”的微观就这样被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微观”，毕竟是“宏观”临照下的对象，它也不可能走向那种为呈现历史全貌而进行的现象还原式研究。

三、“文学思潮”研究是一种结构程式？还是一种方法？

这是以往“文学思潮”研究中从未引起注意的问题——而它却是“文学思潮”范畴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说“文学思潮”是一种结构程式，意指作为“观念史”研究，文学思潮不能不对文学历史或当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观念”形态（抽象的思想形态）的各种直接间接的表征予以分外关注。它的研究预设总是在观念运动的空间里确立自己的视野。视野的特定性不仅规限了叙述方式，也同时给定了具体内容的取舍标准。同一现象，在文学史视野和其在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影像、功能、作用有着很多的不同。这显然取决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那些各自不同的具有恒定性的结构状态。比如“五四文学”，不论是对其生发缘由的“外倾性”肯定，还是强调当时时代知识分子先锋群体的自觉性，都是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即文学史价值结论的最终确立来源于历史属性。文学史表述中过分的对历史的观念化处理，必然会降低它的信度，因为，文学史毕竟属于“历史学科”。而作为“思想史”属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信”与“非信”的差异并不是要害。它首要的是要求研究主体必须确认各种观念共生夹缠中的主导观念，即呈现为文学整体性的“思潮”（而绝不是文学的某一领域的主导观念）。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不少有关“五四文学思潮”著述却有着不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文学思潮”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状态的观照是侧重于“思想史”方面的。比如从社会文化走向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角度看，“五四文学”整体性地凸现着“启蒙”性——启蒙，既表现为统一性的文学功能，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姿态，还大量渗透于文学的诸多形式方面。为此，以“启蒙主义”来命名五四文学思潮，应当说是恰当的；如果我们关注到五四文学基本观念等本体方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进步思想的广泛吸纳，并且在对中国传统批判中所建构起来的“元话语”状态，我们把“五四文学思潮”称之为“现代性（西方化）思潮”也未必不可。当有人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观念来定位五四文学思潮的属性时，自然也有它合理性的一面。这里依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

当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感觉到某一历史时期确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重新进入此一阶段文学的一种新的视野。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被发现其实是由某种很强大的具有结构性的“框架”所整合，自有其“有机性”和存在秩序。我们进而还能够发现，作为构成整体的因素的任何“单体”（包括人和事件等），在这一“框架”里并没有足以和整体相抗衡的“主体性”，“思潮”必然对它发生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认同或是反向的调整。比如就一个作家的历史前后看，任何人都是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如封闭起来看，我们的体认更多地会倾向于对作家个人创新能力方面的肯定。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思潮”视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正是个人在“思潮”的整合过程中审美修辞的调整。风格变迁的主因原来在这里。再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在我看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而言，从大的方法论角度说不过两种形态：一是“纯审美”的文学史；一是“思潮”的文学史。“纯审美”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每个时代的“审美进步”，并以这一进步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的基本标准。“思潮”的文学史，更多关心的是“有影响”的文学因素。有些作家或作品，就审美进步性看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但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不能淡化或漠视的大的倾向性，所以在“思潮”的文学史中却是重要的存在。实际的例子是很多的——“文革文学”在许多文学史中之所以被忽略，就是因为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它不但不具备与“十七年文学”相比较的“审美进步性”，简直就是“审美的倒退”。然而在“思潮”的文学史里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它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对象。20世纪文学史上属于这样的现象或作家作品为数不少——比如像胡适与《尝试集》、“革命加恋爱”创作、“红色鼓动诗”、30年代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秧歌剧”、“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歌颂类”创作、小剧本创作、“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激进的“文艺评论”、80年代的《伤痕》《班主任》、“将军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论争等等。被“纯审美”文学史认为没有意义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大量的文学现象，在“思潮”视野里却可以赢取价值，有些甚至是很重要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叙述”才能达到的效果。显然，与作为一种“状态”的“文学思潮”相比，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思潮”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把握与研究。

注释：

（1）例如发行量很大的《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当代四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套教材，均无关于“文学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即使个别的此类著述涉及这一问题，也多是在对其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中顺便提及，因为无法进一步展开，反倒使“文学思潮”的理论性方面更加复杂。例如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所著《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 ）等。（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三月版。）诚然，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美国著名文艺学学者沃伦和韦勒克。他们在名著《文学理论》中也未正面涉及“文学思潮”，也许他认为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重要性，所以专门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一书中进行了细致论述。

（2）参见笔者《“文学思潮”：作为状态、现象、风格与时期的不同形态》《文艺理论研究》2004、4；《文学思潮：关于概念、现象及方法》《东南学术》2004、4；《“定义”歧义与“认知”溯源——关于“文学思潮”概念杰说的几个问题》《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1。

（3）严家炎：《文学思潮研究的二三断想》《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5期。

（4）《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 下）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