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茶文化篇（1）

绪言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植根于华夏土壤，与五千年华夏文明相交融。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显示出勃勃生机。茶文化便是中华传统文化星河中一颗璀璨的星。法国著名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茶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它和葡萄酒在地中海起的作用相同。这无疑揭示了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发展史。茶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衍生、发展、到蓬兴的渐变过程。茶从被发现具有利用价值起，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茶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药材进入大众视野。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便记载了茶的药用价值。直至西汉，茶的药用之旨逐渐被隐没，而作为饮品的功能才被知晓。此时茶开始摆脱药材身份而带着饮品的面孔走进千家万户。魏晋时期，为遏制夸豪斗富的不正之风，一些有识之士便利用茶提出养廉政策。此时茶不仅逐渐削弱了酒肉尊飨在饮食中的重要地位，更是成为一种人格标榜。南北朝时期，有人甚至喝茶上瘾。这说明，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而言之，从先秦到南北朝，饮茶之风逐渐形成。但是这期间没有出现专门吟咏茶的诗篇，并未形成系统的茶道，也从未将茶从一种普通饮品提升到一种精神信仰。也就是说，茶并未雅化为茶文化。直到唐代，“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重。”①茶在唐时才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价值。此时喝茶也才真正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管是政客骚人，还是樵夫渔民，皆以饮茶为乐。诚如王从仁先生说：“陆羽应运而生，《茶经》应时而作。中国的茶也迈入了一个新境界———由饮用变为品饮，由一种习惯、爱好，升华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②茶在唐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唐代恰如一座突兀而起、巍然屹立的高峰，开启了此后茶文化千峰竞秀的壮观景象。”③在唐代，茶被赋予更多性灵的成分，饮茶这一行为也涵盖了更多的精神价值追求。

一、经济上的流行化

唐人饮茶蔚然成风。有资料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④唐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中也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⑤如果说在唐以前茶是作为王公贵族的专有物，那么在唐代，茶就已经成为乡野百姓也可拥有的寻常饮品了。全民饮茶使得社会对茶需求激增，于是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它已然成为唐代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茶叶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茶文化的流行普及。茶叶的种植、生产、制作、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经济链，饮茶消费成为唐朝经济消费中的主力军。傅筑天在《中国封建经济史》中提到“茶是农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商品，茶的种植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农业生产，茶的焙制作为一种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中唯一的一种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茶的生产成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一种商品生产，具有缓慢地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⑥同时他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阐述了茶叶这种经营性农业的优越性。“茶叶生产高度商业化，这种经营性农业迥然不同于农民的自耕自给。”⑦可见种茶制茶会带来不可小觑的商业价值。在唐代，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茶商也随即大量出现。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⑧，可见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在唐代作为贸易市场的热闹现象，这说明它已经成为唐代有名的茶叶集散地了。唐咸通三年，歙州司马张途所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士。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⑨由此可见当时从事茶叶贸易人数之多，茶叶贸易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安史之乱以后，社会衰败，人心大乱。为了充盈国库，唐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来刺激茶贸易经济的发展。“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⑩可见，茶税已经确定为国家正常税种了，茶税也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源之一。不仅如此，唐代的茶贸易甚至打开了海外市场。敦煌文献《茶酒论》中用“万国来求”?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当时对外茶贸易的繁荣景象。唐王朝源源不断地将茶输送到朝鲜、日本、天竺等国，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茶文化也普及到他国了。此时茶并不仅仅是作为消费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活动，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综上可知，唐代茶叶贸易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流行化的动力支持。茶文化随着货币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及。当然，经济只是影响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制度也对其盛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政治上的制度化

“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丝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唐朝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来满足自身对优质茶的需求，于是贡茶制度应运而生。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茶宴。这便是把“以茶代酒”?正式化了。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在《与赵莒茶宴》中描绘了舍酒饮茶的欢畅场面。“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宴会上，虽无觥筹交错，但是把茶言欢更显快意。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是唐代茶宴上的精品。每到适茶时节，两州太守便在顾渚山境会亭举办茶宴活动。另一方面，在民间，斗茶之风盛行。斗茶又称茗战，它实际上是一种评比茶质量和点茶技艺的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茶俗。“斗茶已非由上流社会雅尚和须眉男子所专断，连妙龄女郎和艳妆妇人都踊跃其事，乐而不疲了。”不仅如此，唐代颁布的禁酒令也从侧面保障了茶文化的发展。唐代酒税很高，甚至在大历六年，政府开始实行禁酒令，其规定未经特许的人无权经营酒业。这样也就把酒业经营变成政府操控，而不是民间私营了。这样一来，酒的价格上涨，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其替代品茶受到了民间里坊的广泛欢迎。此后茶开始逐渐替代酒成为社会的主要饮品，以至于城市乡村中随处可见茶摊茶肆。为了满足世人饮茶需要，茶楼茶社茶坊风靡一时。一种文化气候的形成，通常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茶文化要想得到稳步发展，表现出持久的内在生命力，除却经济上的带动，制度上的保障，还在于文人们在艺术领域对它的推崇。

三、文化上的艺术化

叶潮先生说：“尤其在中国，诗歌是文化的炫目标志。不了解中国的诗歌，便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样，欲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则必须了解中国的诗歌。”?杨子怡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解读》中提出唐宋文人诗是对茶文化的雅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确切的。以茶为题材进行吟咏，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茶诗。诗与茶结缘，茶添诗兴，诗添茶趣。唐代以前涉及茶的诗篇只有四首。而据统计，《全唐诗》中，茶诗共有五百五十余首，创作茶诗的文人达到了一百三十余人。唐朝文人创作的茶诗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使其逐渐走向艺术化道路。茶诗所描写的内容囊括万象，涉及到跟茶有关的方方面面。首先唐代茶诗中有许多记述茶的种植生产、采摘品尝的篇章。唐代文人对种茶、制茶、品茶都有其独到的感悟，故描写都达到了人、茶、心三者合一的境界。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的《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刘禹锡被贬朗州时所作的《西山兰若试茶歌》等都体现了唐人已经拥有了较为成熟的茶叶种植技术了。成彦雄《煎茶》、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等细致入微地记录了煎茶的全过程。顾况在《焙茶坞》中则描写了焙茶的具体步骤，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采茶歌》中对采茶、研茶、煮茶等都进行了详细描写。其次，表达日常生活中饮茶习惯的篇章也不在少数，以白居易最为典型。“爱酒不嫌茶”的白居易一生写就五十余首茶诗，他对饮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痴迷程度。不仅如此，唐代茶诗中还记录了诗人间的相互赠茶、共同品茗的乐趣。他们借茶寄托挂念，联络感情。李白有《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皎然有《饮茶歌送郑容》、刘长卿有《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颜真卿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亲友间互赠茶及茶诗，使得茶与诗都具有别样的人文内涵。“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便生动描绘了与友人畅谈品茗的轻松悠闲。从茶诗抒感上看，由于唐代文人大多生命受挫不得其用，故其多借茶诗以明志。自古以来，一些植物本身并未具有人文精神，但是经过文人们的不懈讴歌与点睛渲染，它们便成了一种高尚人格的代名词。例如梅表示傲骨，松意味不屈，菊谓之淡泊，莲视为高洁。茶因为生长于幽林深涧，远离尘嚣，清空高雅，品性不移，自然受到文人们的青睐。许多诗人厌倦世俗的繁音急节，写茶诗抒己之怀抱。茶的高洁雅致，乃是人性脱俗不凡的外化和投射。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中写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川原。聊因理郡赊，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诗歌赞美茶的洁性不污，从而表现诗人洁身自好，品性端正的美好。皎然写了大量的茶诗，他认为“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清高”二字既是对茶品性的高度赞扬，也是对自己为人处世的告诫警勉。喝茶这一日常活动与文学精神联系起来，便给茶这一常见物象赋以不一样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对茶最根本的雅化。“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清雅的茶与高尚的人似是绝妙的搭配。“但无疑是士人的雅求，才使得茶事的发展在历史上逐渐雅化，才有了中国历史上茶文化的特定风采。”?正如丁以寿这样看待茶诗与茶文化的关系：“茶诗的大量创作，对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唐诗茶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大量出现，对茶文化和诗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结语

朱自振先生在《茶史初探》中说：“唐代，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叶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21）唐就了中国古代史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以雍容典重的气度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奏响了一个时代的强音。唐代社会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赖以依存的土壤。同样，茶文化也为唐代社会增添了一缕别样茗香。此后茶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养人之性，怡人之情。茶文化发展的终极价值在于贯通茶香与人心，从饮茶活动中体会人与万物的和合之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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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茶文化篇（2）

唐代贬谪诗人对佛教茶文化品味的提升

唐代贬谪诗人对佛教茶文化品味的提升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为政治人物与文化名流，他们对佛教茶文化的参与行为本身就是对佛教茶文化品味与影响力的最佳品牌宣扬；其次，他们对消费高端与消费底层的茶文化内容进行相互地传播；再次，他们的诗文留存给佛教茶文化蓄积了持久地文化影响力与资源感召力。一个名人常常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片，成为提升该地区文化品位、知名度的重要因素。如柳宗元被称为柳柳州，但凡知道柳宗元的人就知道柳州，柳州因此名重千古；潮州因韩愈“夕贬潮州路八千”而出名，在唐代严重欠发达的蛮荒之地中脱颖而出。茶文化也是如此。唐时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刘长卿、李德裕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这直接有利于佛教茶文化品位的提升。因为唐代贬谪诗人在被贬谪前大都身居高位，有的官至宰相。他们既对高层的消费文化、消费内容相当熟悉，又有着相当高的文化品位、文化素养、文化自觉、文化习惯，还有着相当强的引领文化潮流的吸引力与号召力。到达贬所后，他们排遣孤闷心境的一大寄托就是游访名寺高僧，品茶、吟诗，在与高僧大德的精神交流和文化共鸣中消解愁绪。正如日本筱原寿雄在《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中指出：“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事实上，唐代贬谪诗人大多希冀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以白居易为例，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在渭村丁忧3年，贫病交加，全靠元稹分俸接济。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被贬为江州司马。一时间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4］在江州，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所说：“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的这一转折反映了唐代贬谪诗人置身逆境后对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及自我人生道路的反思。这种思想转变还见于《遗爱寺》、《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春游二林寺》、《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六主簿》、《游宝称寺》、《题玉泉寺》、《青龙寺早夏》等诗中。［5］在其它贬谪诗人的很多作品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佛家思想的烙印。从《灵隐寺》、《游称心寺》、《宿清远峡山寺》、《游法华寺》、《游韶州广界寺》等大量的畅游佛寺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宋之问遭贬谪后也转向佛教，诗人企图在寻仙访佛中忘却政治生活中的失意。因谏迎佛骨而遭贬谪的韩愈，在《与孟尚书》一文中记载他在“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李德裕是“会昌灭佛”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在贬谪后还有许多与僧人往来的诗歌，如《赠圆明上人（圆公，佛顶之最）》、《赠奉律上人（律公精于维摩经）》、《戏赠慎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思山居一十首•寄龙门僧》等。唐代贬谪诗人这种类型化的经历、心理势必将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从高层、从发达地区、从繁华的大都市传播到底层，传播到到欠发达地区，并利用诗、文等文字遗存将历史生活凝固为历史实存，将当时的典故佳话以文字的形式积淀为视听可感的文化资源，使茶文化成为不朽之盛事。这显然比没有留下文字遗存的达官贵人更具文化影响力。在唐代贬谪诗人的推动下佛教茶文化集哲学、伦理、历史、文学、艺术为一体，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唐代佛教茶文化形成了中国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里封演最早记载了茶馆的历史，不过此时的茶距离高品位的茶文化还甚远。因为从寺院、从民间的习俗走向高品位的精神境界需要文人雅士的介入、追捧、充实。唐代贬谪诗人与寺院僧侣关系密切，追求风流儒雅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完美的人格，常在寺院参禅论诗，僧人以茶待客，以文人骚客为友，茶成为文人与僧侣精神交流的传播媒介。这样就将茶与精神、与文化、与价值观结合起来，并通过茶艺表现茶的文化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社会各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元代王旭《题三教煎茶图》诗云：“异端千载益纵横，半是文人羽翼成。方丈茶香真饵物，钓来何止一书生？”佛教“茶禅一味”的茶文化更具优势。

因为茶不仅可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才思，还能感悟人生。贬谪诗人与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醇厚了茶文化的底蕴，对佛教茶文化发展的贡献匪浅。可见，茶道与禅道、诗道之相通的主要原因在于饮茶是一种人文境界，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沟通、交流、皈依、享受，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以茶参禅、以茶雅志，立足于茶的自然、茶的本色，以清淡为美，寄托了贬谪诗人的淡泊心境。所以，尽管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载体与传播媒介多种多样，有茶经、茶文、茶赋、茶诗、茶词、茶曲、茶联、茶歌、茶画、茶馆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诗词，特别是唐诗。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统计：《全唐诗》中有“茶”字468个，“茗”字162个，共计630个之多，其中又以中晚唐居多。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云：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蒸烟俯石濑，咫尺凌丹崖。圆方丽奇色，圭璧无纤瑕。呼儿爨金鼎，余馥延幽遐。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而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时在常德西山寺品茶写有《西山兰若试茶歌》，首次记载了中国茶史上以“炒青”方法制作绿茶的历史事实。在众多的茶诗中，元稹写过一首宝塔茶诗《一字至七字诗•茶》，颇为独特有趣：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又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李德裕《故人寄茶》云：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费，留伴读书行。论道读了这些诗歌，使人感觉到贬谪诗人通过茶来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的过程中走向品格修养的真善美，以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和谐融洽。由此可见，唐代贬谪诗人以诗提升茶文化的品味，其作用是明显的。

唐代贬谪诗人对后世佛教茶文化的推介作用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3）

《煎茶》 唐·成彦雄

岳寺春深睡起时，虎跑泉畔思迟迟。

蜀茶倩个云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

《尝茶》 唐·刘禹锡

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

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碗花。

《记龙团》 宋·苏 辙

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

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睛窗。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宋·范仲淹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饮茶

一己偏居多惆怅，新茶盈杯费思量。

浮沉逆顺终须止，冷暖甘苦唯留香。

茶叹

山间竹雾绕，独登缈亭上。

茶绿伴金樽，润唇淡淡香。

观鹤随仙游，闲清野云凉。

拾此得心悦，凡事多沧桑。

论茶道

挥铁剑，斩乱马，壮志从未寄篱下。

天虽变，夕日落，不如抿茶话桑麻。

有关茶文化的诗句

琴茶

【唐】白居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故人寄茶

【唐】曹邺

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

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

半夜招僧至，孤吟对月烹。

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

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

月余不敢费，留伴肘书行。

煎茶

【唐】成彦雄

岳寺春深睡起时，虎跑泉畔思迟迟。

蜀茶倩个云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

焙茶坞

【唐】顾况

新茶已上焙，旧架忧生醭。

旋旋续新烟，呼儿劈寒木。

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唐】皎然

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

【唐】李郢

昨日东风吹枳花，酒醒春晚一瓯茶。

如云正护幽人堑，似雪才分野老家。

金饼拍成和雨露，玉尘煎出照烟霞。

相如病渴今全校，不羡生台白颈鸦。

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

【唐】灵一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从弟舍人惠茶

【唐】刘兼

曾求芳茗贡芜词，果沐颁沾味甚奇。

龟背起纹轻炙处，云头翻液乍烹时。

老丞倦闷偏宜矣，旧客过从别有之。

珍重宗亲相寄惠，水亭山阁自携持。

尝茶

【唐】刘禹锡

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

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碗花。

大云寺茶诗

【唐】吕岩

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

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

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

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

茶中杂咏·煮茶

【唐】皮日休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

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尚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与赵莒茶宴

【唐】钱起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茶诗

【唐】郑愚

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

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

惟忧碧粉散，尝见绿花生。

峡中尝茶

【唐】郑谷

蔟蔟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煎尝。

吴僧漫说鸦山好，蜀叟休夸鸟觜香。

合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

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

茶文化的精美古诗词

即目

【唐】李商隐

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

何人书破蒲葵扇，记著南塘移树时。

即事

【唐】白居易

见月连宵坐，闻风尽日眠。

室香罗药气，笼暖焙茶烟。

鹤啄新晴地，鸡栖薄暮天。

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

访友人不遇

【唐】李咸用

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

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

短僮应捧杖，稚女学擎茶。

吟罢留题处，苔阶日影斜。

酬黎居士淅川作

【唐】王维

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

著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

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

气味当共知，那能不携手。

酬乐天闲卧见寄

【唐】刘禹锡

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

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

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

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自述

【唐】元稹

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

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

雪中偶题

【唐】郑谷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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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茶文化篇（4）

唐代前期，诗人主要仍以酒助兴。唐代诗人广结茶缘还是在陆羽、皎然等饮茶集团出现之后。把茶大量移入诗坛，使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一生写了大量的茶诗。到中唐时期，正是从酒居上峰到茶占鳌头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到唐末，茶在文人中便占了优势。

宋人茶诗较唐代还要多，有人统计可达千首。像苏轼、陆游、黄庭坚、欧阳修等，均是既爱饮茶，又好写茶的诗人。元代诗人不仅以诗表达个人情感，也注意到民间饮茶风尚。明人饮茶强调茶中凝万象，从茶中体味大自然的好处，体会人与宇宙万物的交融。清代朝廷茶诗很多，但大多数是歌功颂德的俗品。

当代也不乏茶诗佳作。而且，由于时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茶诗的内容和思想也大不同于历代偏于清冷、闲适的气氛。新时代的茶诗，更突出了茶的豪放、热烈的一面，突出了积极参与、和谐万众的优良茶文化传统。

二、茶与小说

唐代以前，由于茶只是供帝王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加之科学尚不发达，因此，在小说中茶事往往在神话志怪传奇故事里出现。唐宋时期，有关记叙茶事的著作很多，但其中多为茶叶专著或茶诗茶词；明清时代，记述茶事的多为话本小说和章顺小说。在我国六大古典小说或四大奇书中，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三拍”、《老残游记》等，无一例外地都有茶事的描写。在众多的小说中，描写茶事最细腻，最生动的莫过于《红楼梦》。《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谈及茶事的就有近三百处。

三、茶与画

中国茶画的出现大约在盛唐时期。陆羽作《茶经》，已经设计茶图，但从其内容看，还是表现烹制过程，以便使人对茶有更多了解。阎立本所作《肃翼赚兰亭图》，是世界最早的茶画。画中描绘了儒士与僧人共品香茗的场面。唐代是茶画的开拓时期，对烹茶、饮茶具体细节与场面的描绘比较具体，不过所反映的精神内涵尚不够深刻。

五代至宋，茶画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茶画作者，大多是名家大手笔，所以在艺术手法上也更提高了一步，其中不乏茶画的思想内涵，而对茶艺的具体技巧不多追求。元明以后的茶画向更邃的方向发展，注重与自然契合，反映社会各阶层的茶饮生活状况。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5）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到了隋朝，茶业日益繁荣，中国茶文化基本框架形成。到了唐代，我国的茶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饮茶的风气也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

唐代的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要求自己有很深的修养和高尚的情操，要经常清醒地看世界，也常需要压抑住自己性格中狂暴的一面。饮茶被人们认为是含蓄、低调、深沉、友好的表现，正是符合文人们这一个性格特征。茶与诗互相促进，诗人们饮茶作诗之风在当时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产生了大量有关茶的诗歌，其中不少是以茶为主题的茶诗。据统计，唐代众多诗歌中，提及“茶”的有500余首，不乏一些著名诗人对茶的独到见解。对茶文化最有研究的当数“茶圣”陆羽，他的《茶经》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陆羽也留传有茶诗。不过唐代茶诗的数量以白居易为首，有50余首。像白居易这样留传有50余首茶诗的一位诗人，透过其茶诗我们不难发现茶文化对其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茶的物质功用，更是从处世态度和人生信仰等精神层面对白居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白居易的茶诗作为基础，研究茶文化对白居易的影响。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作为中唐杰出的人民诗人，白居易生前曾自编《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现存3600余篇。他在此集中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本文研究的50余首茶诗大多数收录在白居易的后期闲适诗中。

在白居易的50余首茶诗中，以茶为主题的有8首，其中有记录收到朋友从远方寄来新茶时的欣喜心情，如《萧员外寄新蜀茶》、《琴茶》等。除这8首以茶为主题的茶诗外，余下的40余首茶诗中只涉及茶但并非以茶为主题，但是这类茶诗对研究茶文化对白居易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其作用的。

从体裁上看，白居易的茶诗众体皆备。从艺术手法看，白居易的茶诗作为闲适诗的一部分，有着闲适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一般特点。

白居易的50余首茶诗涉及的面很广，写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让我们从中了解茶文化对其生活、交友、性情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茶文化对白居易日常生活的影响

白居易的茶诗大多表现了其后半生的闲适生活，他几乎是一年四季香茗在手，这在其一些茶诗中有所体现。如《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有“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火前春即是明前茶，说的是春天喝春茶。《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诗中有“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雪水融化后用于煮茶，说的就是在寒冷冬天的饮茶。

白居易晚年的生活作息比较有规律，对茶的需要，不仅仅表现在四季皆饮，更是时时刻刻的。其诗《偶作二首》说：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

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

日午脱巾，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

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

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何以送闲夜，一曲秋霓裳。

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后健，不嫌闲中忙。

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若问此何许，此是无何乡。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将一天分为五个时间，分别是日出、日高、日午、日西、日久。这些时辰，他几乎时时需要茶，这在他一些茶诗中被频繁提及。

二、茶文化在白居易日常交往中的作用

我国素有以茶待客的传统，特别是发展到唐代，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礼俗。特别是唐文人相聚、迎宾待客必以煮茶。茶在白居易生活中同样有拉近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之功能。他和朋友间的聚会，话题间总少不了茶。“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诗人描写了以茶待客的礼仪，说明茶在其日常交往过程中是很被看重的。

在杭州任刺史时，西湖的香茗美景使白居易迷恋不已，他还经常出入灵隐寺，与韬光禅师感情甚好。据说“寺中有一眼清泉清洌甘美，特别宜与烹茶”。白居易与禅师经常汲泉而坐，边饮茶边吟诗，很是快乐。有一次，他邀请韬光禅师到城里相见，准备了许多素食，当然也计划好了饭后那一茶，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了一首诗――“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很动人的邀请，只可惜性情高洁的禅师不愿意来到喧嚣的城市与白居易共饮，回诗拒绝了他的邀请。

正是基于“以茶待客”的礼仪，使得白居易在独自品茶时常常睹物思人，怀念昔日一起品茗畅谈的友人，并且作诗寄托对朋友深深的思念。“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在独自喝茶的时候，看着茶人，闻着茶香扑鼻，想起了不在身边的好友杨慕巢，顿时觉得可惜，不能将这美好的感觉与之分享。借茶感叹知音难得，也是暗写彼此的友情非寻常可比。“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说的也是这样的心情，只是感慨的对象换成了刘同州。

当时，文人之间还很流行“以茶赠友”，生在茶乡或在产茶地为官行事者往往用茶馈赠志同道合的好友，并附以诗歌唱和。白居易与朋友间也是如此，他在不少茶诗中提到“酬赠茶叶”，表达了作者与朋友间高雅的志趣与情感。如《谢杨东川寄衣服》中的“春茶不断寄秋衣”等。茶在诗人的日常交往中扮演的角色，是沟通友情的桥梁，也是升华感情的催化剂。

三、茶文化对白居易性情的影响

茶，因其“清和淡静”的特性，加上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白居易以茶辅以日常生活和交友，在精神上更是与茶为伴，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在白居易的不少茶诗中都记录了茶文化对其性情的影响，无论是他“达则兼济天下”之得志时，还是“穷则独善其身”之无奈时。

白居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敦厚文人，他在茶诗中以“茶”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满足感。他选择与性情高雅的茶终日为伴，久久不腻，是源自他那知足饱和的心态。如《闲眠》中：“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一顿饭、两碗茶，再没有更多的需要。这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是真实的、敦厚的。像他那样有身份的人有很多，但是拥有这样一份知足心的就比较难能可贵了。

白居易作为一个姿态高雅、性情脱俗的官场文人，一生都在官场中起伏历练，加上他生活的时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他常常感觉心中有愤懑的情绪却无法无人诉说，苦闷之中只能自己寻求消化的方法。“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社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便开眉”。（《镜换杯》）“杜康”(酒)的确是快速化忧解愁的良药，但是却不是诗人欣赏的宣泄情绪的方法，在诗人眼中，借助茶的功效驱散内心的苦闷仅为一般功力，茶是能够影响人的情绪甚至帮助饮茶人提升一个境界的。暂且不论白居易的功力是浅还是深，他借助茶来摆脱困境是个不争的事实。

白居易在人生的后期离不开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坚持着“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茶“清新淡雅”的气质与他修身养性的需要十分吻合。诗歌《何处堪避暑》中“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体现的就是诗人这样休闲的生活感觉。没有了政治斗争的喧嚣，或者说诗人不愿意去触及记忆中那些令人不愉的经历。他选择的是茶，即是放松且惬意的生活。在他迟暮之年，他孤独地生活，虽然不得不坦白自己的寂寞，但还是坚持自己高尚的情操――读书、谈琴，吃不了橘子还是喝茶，与他心灵为伴的依旧是茶。“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茶给他的精神洗礼，力量是巨大的。或者说白居易选择了茶，即是认可了它的品质――清贫但高洁。

从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可以看出，茶文化渗透到白居易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为人、为官、为学都受到茶文化的影响。从这些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茶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作为唐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茶诗诗人之一，白居易爱茶、懂茶、品茶、歌茶，其中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有唐朝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原因，也有自身的人生态度与性格、生活经历、信仰等原因。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6）

一、碾茶器

碾茶器是碾槽、碾轮、擂钵、杵头等碾茶用具的统称，其功能为将饼茶、团茶碾成碎末。在这其中，碾槽、碾轮是相互配套使用的。碾轮皆为璧形，边缘尖薄，中心厚实，中有圆孔，个别的为方孔，与《茶经》中描述的“轴中方而执圆”相对应。碾槽呈长条形（图1），正面有梭子状凹槽，四周模印图案或设镂空状器座，也有外表绘釉下彩花纹的，与《茶经》中描述的“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遥相呼应（图2）。

除了碾轮、碾槽，长沙窑出土产品中还有一类富有特色的碾具就是擂钵（图3），这是一种富有地域特征的碾具，大多为碗形，钵心露胎，刻划放射形好似太阳光芒似的划纹，也有刻作团花状的，外壁施釉，玉璧底。碾磨工具作杵头形或蘑菇状，也许与“茶法”中需要放的姜等佐料有关，或许也可以用来碾碎饼茶，有学者认为“其用途主要是研磨某些调味品，如姜、蒜等。唐、宋时期，也用它研碎茶饼”。但更大的可能则应该是用来擂茶的，因为湖南本地一直有擂茶的风俗，至今仍然流传。

碾具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产品，其形状类似于鲤鱼形，或称鱼形茶碾（图4），应与擂钵是同种器具。鱼形碾具背面刻有方格状粗糙面，这是用以碾磨茶饼和烹茶佐料的。尾部有一明显圆孔，应为穿吊之用。这种碾具造型颇有个性，似乎静止了一条出水鲤鱼刚刚跃出水面的一瞬间，鱼的造型充满了动感，唐朝为李姓王朝，鲤鱼造型在当时似有寓吉祥之意。

二、贮茶器

贮茶器是用来贮存茶饼或散茶的用具。这一类型的茶器在《茶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比如“罗合”、“则”、“水方”、“瓢”、“熟盂”以及“鹾簋”等。根据对书中所列的贮茶器及长沙窑出土的茶具对比来看，两者相互对应的只有一种，即鹾簋（）。鹾簋的形制和功用在《茶经》中有相应的描述，其“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古代像壶的盛酒器具，长颈瓶）。贮盐花也”。而在长沙窑出土的产品中就有一件带有题记的盒，所见只有一个盒盖（图5），装饰有四圈凸起的同心圆弦纹，上用软笔书写釉下绿彩“大茶合”三个字，其形制与鹾簋极为相似。据此，有学者在《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一书中提及此题记时，称之为“填补了盒类和茶具铭文的空白”。

三、汲水器

汲水器，以瓶为主，这类瓶既可贮盐，也可汲水盛水。唐诗中往往谈及烹茶时，便会提及汲瓶取水，比如：“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一笈负山药，两瓶携涧泉。”等。根据形制的不同，可细分为盘口瓶、鱼形瓶以及壶形瓶等。

盘口瓶，盘口，长颈，椭圆形腹，平底，有些肩部附有系钮，无流。大部分施青釉，大小不一（图6）。

鱼形瓶，造型独特。小口，无流。整个器型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而成，两鱼张嘴合成为瓶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形象逼真。瓶的两侧有直穿式的钮，可以系绳，携带方便（图7）。

壶形瓶，今人均称之为“壶”，但是在长沙窑题记中自称为“瓶”。这种瓶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喇叭大口形瓶、横柄瓶（图8）以及小扁瓶等。此类瓶在一些水井考古工地中有所发现，比如湖南衡阳的水井中就出土了很多系钮瓶，这足以说明此类瓶是用来汲水或盛茶水用的。

四、烹茶器

烹茶器，顾名思义，就是烹煮茶饼或团茶末的器皿。文献记载方面，《茶经》中提及烹茶器时，主要介绍了风炉（灰承）、竹、炭、火、交床以及等。而在长沙窑所生产的产品中，烹茶器则包括了鼎、铫以及铛等。文献与实物相对比，两者较为一致的器形为，也就是鼎。《茶经》中形容“”“广其耳以正令”“广其缘以务远”“长其脐以守中”，实物鼎则是器身状如圜底釜，尖唇外侈，口微敛，扁圆腹，圜底，三足作“S”状微卷。唇沿处有圭形双竖耳。一般内壁施青釉、褐釉或宝石蓝釉，外壁素胎无釉（图9）。

茶铫，唐诗中有相关记载，元稹在《茶》中写到：“茶香味嫩……爱僧家……铫煎黄蕊花。”以此可见，铫为一种烹茶器。长沙窑生产的铫，状如盆，宽斜沿而带流，浅腹圜底，器口一侧有方口横柄。内壁施宝石蓝釉，外表素面露胎（图10）。

五、饮茶器

饮茶器是长沙窑所生产的大宗产品，主要包括了碗、盏（含盏托）等。

茶碗，长沙窑生产的茶碗品种很多，除少数尺寸比较大外，其他的一般器高均在4～5厘米，口径15厘米左右。根据烧造时间的不同，碗的形制也稍有区别。早期以圆口厚胎玉璧底青瓷碗为主，也有敞口玉璧底青瓷碗。中晚期则出现了各种花口圈足碗。在已公布的长沙窑资料中，有两件碗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青釉褐彩圆形敛口碗（图11），高5.4厘米，口径15.4厘米。口微敛，唇尖圆，唇沿较厚，断面呈圆弧形，腹圆收，玉璧底。碗心书“荼”二字。“荼”即今“茶”，《说文》：“荼，苦茶也”。“”即碗，从土旁。该碗容茶量约360毫升，唐代每升合今594.4毫升，荼容茶水约相当唐代半升有余，可能是迄今所能确定的中国最早的茶碗。其二，青釉褐彩圆形敞口碗，高4.8厘米，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书“岳麓寺茶”五字。通体施草黄色薄釉，底沿将釉抹去，墨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根据对两件碗中“茶”字的对比可知，“岳麓寺茶碗”应该比“荼”时间要晚。上述两种瓷碗加起来，其数量几乎占长沙窑瓷碗数量的98%，由此可见，长沙窑生产的瓷碗中，绝大多数属于茶碗。

茶盏，一般把器形较小的碗称为盏。《中国器物大词典·器皿》：“茶盏，敞口小足，斜直壁，为常见形式。”茶盏是点茶法出现后的产物。点茶法注汤入碗，然后有用茶筅击拂的动作，对饮用器又有了新的要求，盏便应运而生了。长沙窑出土的盏类有一件带题记的（图12），器心书釉下褐彩“荼盏子”三字。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从此盏的尺寸来看其型制与碗相比并不算太小，从实物图观察与碗也无大区别。盏作为茶器，一般是要与盏托配合使用的。盏托（图13），又名茶托子，《茶典》中对茶托子的解释是：“古代茶具名，又名茶舟。造型为圈足上安圆形托盘，中心部分高起托圈，内中可以安放茶盏。因其形似船，故又名‘茶舟’。”盏托的造型，一般托面圆而坦张，托圈微高出托面，托面的口径略大于盏的口径。托圈的径度要正好放进盏足。茶盏置于盏托上，稳当，不烫手，讲究卫生，水溢流入盏（托）内，既实用，又美观。

上述茶器囊括了长沙窑产品的大部分门类，其数量可观，形制多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在其《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认为长沙窑“似乎在一度是一个以生产茶具为主要品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场”，并认为长沙窑的兴起“与唐代及以后较长时间内饮茶风气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风靡一时的饮茶风尚，长沙窑的产品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生产，以至名扬四海并远播国外”。至于长沙窑为何能够生产如此大量的茶具，则是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以及湖南本土茶叶兴盛有关。

唐代人喜爱饮茶，饮茶已经成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唐代，饮茶之风能够兴盛，得益于佛教的传入和唐诗的盛行。首先，《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原为“南方嘉木”的茶在我国北方的普及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影响。佛教讲究坐禅，坐时要专注一境，时间长了必定会非常疲惫，午后不食的戒规又会导致饥饿，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静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劳、延年益寿的功效，“荼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因此为佛教所推崇。茶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而且茶性与佛教的思想也甚为契合，得道的僧人常以茶作喻，以茶悟理，正所谓“茶禅一味”。其次，唐代是诗的朝代，诗人爱茶，“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茶的“益思”、“悦志”激发诗人的灵感，茶所具有的“清”、“静”的品质对诗的题材、构思、品味、意境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唐一代才产生了大量的茶诗。而长沙窑产品的一大特色恰恰就是诗文装饰，这些诗文证明了当时民众的兴趣取向，证明了广大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以诗明志，以诗写意。

除了佛教传播以及唐诗的盛行外，湖南本土茶叶兴盛也是长沙窑生产大量茶具的原因。茶为“南方嘉木”，湖南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地很广。唐代湖南茶叶产区已分布到湘、资、沅、醴的四水流域，其产茶县相当于现今的四十余个。自古以来，湖南就盛产茶，晚唐著名诗僧齐已（861-937年）在《谢湖茶》一诗中曾提到，“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记载了岳阳湖茶在唐代就是贡品的史实。有如此丰富的茶史，湖南本土制造的茶具也不会逊色，长沙窑即是一例。

长沙窑所生产的茶具一般出土于墓葬、水井、城址或者窑址中，而出自墓葬的多半为小型墓葬，这些迹象证明长沙窑生产的茶具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金银茶具相对应，正好为后世完整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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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茶文化篇（7）

其实，用动植物来比喻女性的现象在《诗经》中很常见，其中以花来比喻女子的诗句尤多。如《周南・桃天》：“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车，颜如舜英”。《陈风・东门之粉》：“视尔如莜，贻我握椒。”上述比喻均表达了女子“貌美如花”的含义，既体现了中国人含蓄委婉的性格，又表现了先民们对环境与自身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与理解，以及由物象而产生联想的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在隐喻思维有着深厚根基的中国，以物象喻人既然十分常见，那么，将美好的物象取为人名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然而，唐人用以命名的“茶”并非“白茅花”，而是可以饮用的茶，这与“茶”字在唐代的确立以及茶在唐代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关。我们知道，“茶”是从“荼”中分离出来的。《尔雅・释木》：“x，苦荼。”此时“荼”已经具有“茶”的意义。1990年，浙江省湖州博物馆在清理一座因农民取土建房而遭破坏的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中，取出一只完整的青瓷贮茶瓮，在器肩部刻有一个“荼”字。这说明汉代民间是用“荼”字指作为茗饮的茶的。《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昭陵，荼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荼陵”，即今湖南茶陵县。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清顾炎武《唐韵正》：“荼，宅加切，古音涂。按：荼F之荼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韵，荼F字亦只读为徒。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反，而加字音居何反，犹在歌戈韵，梁以下始有今音。”据顾氏所言，南朝梁时表示“茶”之义的“荼”已有今音。至于“荼”字形的转变，陆羽《茶经・一之源》中说《开元文字音义》中使用“茶”，陆羽《茶经》中沿用了《开元文字音义》“茶”的写法。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荼陵之类，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也。若《尔雅》，若《本草》，犹从H从余，而徐鼎臣训茶犹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顾炎武《唐韵正》中也有“茶”字形体的演变记载：“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779年）刻荼药字，贞元十四年（798年）刻荼宴字，皆作荼……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841年）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年）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后也。”然而“茶”字创始是一回事，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是另一回事，朱自振在《关于“茶”字出于中唐的匡正》一文中表示：“唐朝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蓬勃发展，陆羽、卢全和赵赞虽不是‘荼’改‘茶’的创始人，但由于他们在《茶经》《茶歌》和奏章上都拒‘荼’而用‘茶’，从而增强了‘茶’字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上‘弃荼取茶’的发展，以至在不久的唐朝中后期，即实现了由‘荼’到‘茶’的字体的根本变革。”按照朱自振先生的看法，“茶”之字形大致出现在南朝梁以后，而被人们普遍使用则是在唐朝中后期，即“茶”字义、音、形同时确立始于中唐，至此，“茶”与“荼”完全分立。

唐代随着《茶经》广为流传的不仅是“茶”字的写法，还有饮茶的风气。唐以前，饮茶之风并不盛行，尽管茶早就被发现及饮用。陆羽认为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神农氏，当时作为药物和食料。春秋战国时，鲁国的周公以及齐国晏婴已经开始知道饮茶，开创中国饮茶先河。秦汉时，饮茶从巴蜀地区传播到陕西、河南一带。南北朝时，佛教兴起，僧侣提倡坐禅饮茶，饮茶风气流行于各寺庙，同时一些文人墨客也习惯品茶消遣。尽管如此，饮茶也尚未普及，只有南朝人才喜欢饮茶。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但到了唐代，陆羽《茶经》开启了贵茶之风，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宋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说：“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茶经》出现以后，上至王孙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举国上下无不以饮茶为尚。《唐会要》卷八十四：“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闲，嗜好尤切。”可见茶在唐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之重，唐人饮茶风气之盛。此前早有“有女如荼”之喻，加之其时遍及全国的饮茶习俗，至此，人们逐渐把茶与少女的某些特质联系起来，演变成以茶称呼少女。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8）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代禅宗就十分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用，又可使饥饿感减轻，所以就选茶作为其饮料。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唐代僧人所饮的茶有“茶苏”之称。《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在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复饮茶苏一二升。”

如果说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那么宋朝则进一步地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并将思想感情融汇进去。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称、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佛门的饮茶随着世俗饮茶也渐渐讲究起来了，各寺院都设有“茶堂”，茶堂西北角有一鼓即“茶鼓”，东北角则为“法鼓”。专门有一管烧水煮茶的“茶头”和尚，有的寺院门口还设有“施茶僧”。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有很多品目：

1、奠茶：供佛、菩萨、祖师；

2、戒纳茶：僧人按受戒时间先后排序喝的茶；

3、普茶：寺人共同煮饮喝的茶。不仅名目不同，茶的质量也不同，上敬佛，中待客，下自饮。

可以说当进入到宋代这个茶文化高度发展的辉煌时代，佛教与茶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表现得更为密切。这种影响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僧侣促进了茶艺的发展

宋代对茶的热爱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在对茶艺的追求上，将它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如斗茶、分茶的兴起)，茶技发展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创造出了茶的艺术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此热衷于斗茶，注重茶的感官趣味。

首先，僧人对品茶方式的贡献。以分茶为例：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陶谷《清异录·茗苑门》有“茶百戏”条记：“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七，别施妙决，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当时人也称这一技艺为“汤戏”。而这种独特的艺术美的创造，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僧人的贡献。宋代斗茶、分茶方面的高手基本上都是出自佛门，谦师就是其中留有记载的一个：元四年(公元1089年)，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12月27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坡点茶。坡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史学家刘分攵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福全和尚则是另一个留有记载的分茶高手。陶谷《清异录·茗苑门》“生成盏”条：“福全和尚‘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而。”陶谷认为这种技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

其次，佛门中人对茶的种植与品种发现也起了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各寺院都遵循一条祖训：“农禅并重”。“山中别无产，衣食取与茶”，可见制茶、售茶对僧人的影响，许多名茶都是由和尚制的，如“碧螺春”产于洞庭水月院山僧，原名“水月茶”。乌龙茶中名品武夷岩茶也由寺僧制作。蒙顶山茶制作，采集也由僧人经手……。

二、茶加强了佛门与世俗及对外的文化交流

“牢系鹿几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宋代的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请许多的文人名士前来赴会。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点茶——闻香——饮茶——评茶，气氛融洽，这样就使得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了交流的机会，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其中最有名的茶宴要算是“径山茶宴”。径山，位于天目山东北高峰，处于浙江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始建于唐，到宋时十分有名，宋孝宗亲自御笔题额“径山兴盛万寿禅寺”，从宋到元，都享有“江南禅林之冠”，而茶宴也举办了将近一百年之久。另外，除了正规的茶会、茶宴之外，宋代的许多文人私下也乐于与僧人结交，以茶会友，以茶问道，如苏轼、黄庭坚等文人，还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的诗词。

茶，也促进了中原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日本)森本司郎《茶史漫话》认为茶传入日本，有两人非常关键：一是753年东渡日本的鉴真(带去茶叶)；二是最澄法师在804年即贞观20年来到中国浙江天台山，专心学法，也对当地寺院采茶区进行了学习，带回茶树树苗到日本，并种植于近江地区台麓山，这在日本被看作植茶第一人。另空海也带回茶籽，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这时茶主要流行于日本的上流阶层与僧人之间。

茶东传日本的又一高潮就是宋朝。1168、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遍访各地，居住达年二十四年之久，在1192年回国时就携带茶树种籽，并亲自种植，到晚年根据在中国考察的情况及自己在日本种茶经验而写成《吃茶养生记》(1241年)，全国开始推广饮茶。至此，日本开始饮茶习惯，并养成以“和、敬、清、寂”为根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可见，茶对促进宋王朝与日本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茶也由佛门弟子带到了朝鲜。

三、佛教精神融合的产物——茶道

如果仅仅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待佛教对宋代茶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表面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肤浅的认识上，我们将难以触及到宋代茶文化深刻的内蕴，要想真正全面地了解这个茶文化异常繁荣辉煌的特殊时代的独特之处，在谈宋代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时，就不能不谈“茶道”。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样使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追求愉悦，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教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时，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工具，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融，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体味美好的韵律，使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饮茶可得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则禅林公案。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饮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据《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吃茶去”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

到了宋代，受程朱理学从小事出发去挖掘真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饮茶风尚中便少了一些富贵堂皇，多了一些书卷气，侧重于陶冶情操。对茶的风格有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认为茶具有一种理性的灵光，赋予茶凝重端庄的人格。《东坡志林》卷十记载了司马光与苏轼之间的一段与茶有关的理性思考：

司马温公(光)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苏轼：“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

公曰：“何谓?”

轼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9）

陆士修：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

张荐：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

李萼：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

崔万：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

颜真卿：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

皎然：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

陆士修：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

――《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其中有京城高官、地方官吏，也有山人隐士和诗僧，当然还有茶圣陆羽，一起组成了“湖州文人群”，“群主”便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时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这些文人响应群主的号召。长期活跃在风景秀美的江南湖州，共同参与编修一部集典故、辞藻、按韵编排的鸿篇巨制――《韵海镜源》，相互切磋学问，闲暇之余则品茗郊游，“沙龙式”地创作联句来唱和把玩，怡情悦性。他们创作的联句多为戏谑消遣、幽默诙谐性的，且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三言、四言、七言均有。这个文人群在唐・大历年间(公元765年～公元779年)规模是最大的，成员多达41人。

这首由6个人共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便是这个文人群在月下啜茗吟哦的生活剪影。“群主”颜真卿，想必大家一定都比较熟悉了，他是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创立了端庄雄伟的楷书――“颜体”，与赵孟叛、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与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陆士修，是嘉兴的县尉；张荐，是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工文辞，任吏官修撰；李萼，官居庐州刺史；崔万，即崔石，在唐・德宗贞元(公元785年一公元804年)初任湖州刺史；皎然，名昼，俗姓谢，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十世孙，中唐时著名的诗僧，居杼山，文章俊丽。从这首五言联句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唐朝夜空上那皎洁的月光和流淌在瓷杯中的茶香与诗意。

联句由陆士修开始，又由陆士修结尾。“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此句是说在这晴朗的月夜，邀请三五好友喝茶，以茶代酒来抒发各自的心情。“泛花”是指茶倒入杯中泛起了沫饽，陆羽《茶经・五之煮》曰：“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沫饽是优质茶汤的标志：“代饮”即以茶代酒。张荐接道：“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说的是喝茶可以醒酒，和尚喝了茶就会一心独自在禅房中打坐参禅。其实，这句诗张荐是在调侃僧人皎然，“华席”是指茶席。留僧暗指嗜茶如命的皎然，说茶能令僧人头脑保持清醒，静心品味禅的境界。李萼接着说：“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意思是说在这晴朗的月夜。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在一起饮茶作诗，不用攀爬月桂。不用在庭院中种萱草，也能体味到这其中的逍遥与逸致。“月桂”，传说中月亮上有一棵高500丈的月桂树，这里借指月亮；萱，即萱草，传说可以令人忘忧。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10）

品茶闻香相忘言

古代人品茶到底品什么、怎么品。品茶这个阶段大约开始于西晋，长江流域的文人雅士在介入茶事活动当中，带着文人作家们审美的观点、审美的情趣来从事茶事活动，从而把中国人饮茶提高到品茶阶段。西晋诗人张载的茶诗《登成都白赋楼》里有两句话：“芳荼冠六清，溢味传九区。”芳香的茶盖过六种盛行的饮料，茶的香味传到九州大地。这首诗不说茶的保健提神作用，而提到了它的芳香，强调它的气味，我们现在品茶就品它的色香味，味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西晋开始，品茶过程中就强调品它的芳香和滋味。一直到了唐朝，这样的习惯、风气越来越盛，所以就出现了以茶代酒的各种茶会，叫做茶集，也叫茶宴。人们在品茶当中吟诗作对，是一种很高雅的集会。唐朝诗人钱起有诗《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竹下，说明茶宴的地点不是在室内而是在竹林里；紫茶，是唐朝很有名的贡茶；他们在竹林底下对着

很美妙的紫笋茶达到忘言的程度，陶醉在茶香之中。此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开始的时候肯定话很多，大家吟诗作对，但是这时候都沉浸在茶香之中了。人不管从事什么活动，如果达到忘言，就是最投入的阶段。

十年前，我陪一个日本的茶话专家到庐山参观，到了山上，翻译腿受伤了，不能陪我们。我不懂日语，他不懂汉语。晚上吃完晚饭，天还没黑，我们决定出去走走，走到牯岭，天黑了，再走到小天池，那时候月亮出来了，那里有一片松树林，我们走过松树林，发现月光穿过松树林，地上有一块一块的月光。走过去看到九江万家灯火，我们就在亭子里坐下一直看，因为语言不通，就在那静坐。那时只听到风吹

过松树林引起一片松涛声。我们两人在那里整整坐了一个半小时。这个晚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回去之后，我心潮澎湃，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林中结伴踏月行，万家灯火耀眼明。相对无言听天籁，万里松涛诉衷情。”那时我们两人都达到了忘言的阶段。唐朝人品茶也到了忘言的阶段。接着说上面的诗。流霞，是一种名贵的酒。那句诗的意思就是在竹林里喝紫茶，胜过神仙喝仙酒。本来心里有很多杂念，都被这碗茶汤洗得干干净净了，满心兴致很高，不知不觉，大半天过去了，只听到一树知了在叫，太阳已经西下，影子斜了。这首诗说明了唐朝诗人在品茶时达到了忘我、投入的境界，它没有提到茶的功利的作用，完全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这就是品茶的意境，要达到这个境界才算品茶。

茶道的三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