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三)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自从在庆祝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指出“以劳动托起中国梦”以来，教育界开始重新重视劳动教育的问题。但大多强调了劳动教育的必要性、意义和价值，对于中小学劳动教育内涵和载体的思考，则很少。
一“、劳动”的概念
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概念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极其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它常常依附于多重言说语境，具有多种复杂的语义和多重属性。显然“，劳动”具有经济学属性，是劳动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它甚至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概念，《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强调了它的经济学属性；“劳动”具有哲学属性，“劳动创造人”是其经典表述；“劳动”也具有政治属性，“劳动人民”是其典型术语，我国中小学曾经的劳动教育步履就非常强调这一属性；当然，它也明显地具有教育属性，如“劳动教育”，曾经我们对劳动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显然，近几年劳动教育被轻视了。《辞海》的解释，“劳动”即“人们改变劳动对象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力的支出或使用”。[1]（4380）这一解释，提示了劳动概念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代表了人的类本质———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支出。但由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以机器工业为前提、以体力消耗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劳动，这就使得我国中小学曾经的劳动教育在体力或智力的侧重点上，强调以体力的付出为标志的“生产劳动”，甚至将劳动仅仅看作是工业、农业领域里的直接的体力劳动，这显然是对劳动概念的简单化理解。对此，马克思曾清楚地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2]由此，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早已远非马克思所处时代所能比拟的今天，落实劳动教育，就必须对劳动教育的内涵与方式进行再思考。
二、“劳动教育”的内涵
（一）劳动教育不是技术教育
当前在我国中小学，“（通用）技术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等概念并存，以笔者看来，这是典型的概念混乱。“（通用）技术教育”特指高中新课程中的通用技术课程；“劳动技术教育”是自1981年教育部《中学教学计划修订意见》中第一次设立“劳动技术”以来的沿用，上海的二期课程改革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个提法；“劳动与技术教育”是新课程实施以来，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个部分而存在于基础教育各学段的课程方案中，它应该被理解为“劳动教育和技术教育”，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其间的“与”字，而与“劳动技术教育”混同；而“劳动教育”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于“劳动与技术教育”之中，但因其寄宿于综合实践活动中，故新课程以来，其名声反而不响亮了。有必要澄清劳动教育与技术教育，两者尽管联系密切，但的确是性质不同的教育部分。这一点，看一下《中国百科大辞典》对劳动技术教育给出的解释就能明了：“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劳动教育和技术教育两部分组成。劳动教育是以劳动实践为主，结合进行思想教育。技术教育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生产知识及技术和劳动技能。其实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技能和劳动习惯，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打下基础。”[3]两者的区别一目了然。或许也正是由于此两者“和而不同”，使得劳动技术教育从1981年提出设立以来，其目标一直是双重的，即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技能目标。一般地表述为要培养正确的劳动观点，形成劳动习惯，培养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同时，还要学习基本的生产知识与技能以及与就业相关的职业技术。这在实践上导致了以劳动教育替代技术教育，或反之，以技术教育代替劳动教育，在劳动技术教育实践中也常常产生我们究竟是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还是在进行技术技能教育的迷惑。在学校教育领域，传统上“劳动概念是站在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被引入学校课程的”。[4]劳动教育被归属于德育范畴，甚至“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5]以致《辞海》都是这样解释“劳动教育”的“：德育内容之一。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通过日常生活培养劳动习惯和技能的教育活动。有助于清除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损公肥私、挥霍浪费、好吃懒做等思想和作风对学生的不良影响”。[1]（4381）将劳动教育归属于德育没有错误，只是，容易被人误解，同时也不充分。那么，今天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劳动教育呢？它应该被界定为人格发展教育。这主要是基于当今中小学的发展现实来考虑的。由于家长观念、应试教育、社会阶层分化、学校与生活世界的割裂等原因，致使大量中小学生远离劳动、好逸恶劳，甚至鄙视劳动，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不了解也不适应社会等，一句话，人格发展不健全。
（二）劳动教育的内容
劳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和劳动能力。为此，就要结合从小学到高中不同学段学生的发展情况，特别是结合不同学段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知识水平来设置相应的劳动教育内容。
1.家务劳动。
将本项内容以课程的形式，与家长合作开设即开成合作课程。为此，有必要对家长进行相应的教育，获取家长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这涉及课程理念的更新，即学校面向学生开设的课程是否都必须由学校专职教师执教。
2.自助劳动。
对诸如系鞋带、准备学习用品、铺床叠被子、洗衣服等，要训练学生自己动手，不依赖家长或老师。
3.公益劳动。
帮助孤寡老人、设计小区信箱、保护身边环境等。
4.服务劳动。
利用自己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
5.生产劳动。
在学校组织下，到附近的工地、厂矿企业或功能机构，参观和适当参加一些生产性劳动。上述每一类劳动教育中，都要把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和劳动能力作为最终目的总体应该是低年级侧重于劳动情感、劳动态度和习惯的培养，高年级则侧重于劳动能力的培养。
三“、劳动教育”的载体
（一）劳动课程载体
鉴于当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劳动教育的掩蔽现象，有必要在形式上少用或弃用“综合实践活动”，消除以综合实践活动来涵盖一切的现象，要突破它的描述方式，突显劳动与技术教育。具体地，就是在小学独立设置“劳动”或“生活与劳动”或“生活中的劳动”课程；初中阶段，设置“劳动与技术”或“劳动中的技术”课程；在高中则依靠现有的通用技术，来深化渗透劳动的理念与价值。需要强调的是，劳动课程设立后，其实施方式不能以教师讲解系统知识为目的，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时空，它应该发生于教室内外、家庭内外，发生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也不必留常见的作业。
（二）布置实践作业
劳动教育要通过劳动本身的实践来进行，无论有没有独立的劳动课程，都应该让学生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受到劳动教育的熏陶。作业无疑是学生习得知识与技能、获得综合素养的基本途径，传统上，中小学生的作业往往是书面作业，基本没有实践性作业，实际上就是中断了学习世界与劳动世界的联系。为此，在减少书面作业的同时，有必要增加实践性作业，增加那些需要学生亲自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摸一摸、试一试、做一做的体验式、观察式、交流式、户外式、探究式等实践性作业。
（三）项目活动载体
项目活动是进行劳动教育的有效载体，特别是进行有科技含量的劳动教育时，强调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时（包括调查研究能力、设计能力等），这一载体效果独特。介绍一个国外学校项目活动的例子———为新机场选址。T女士是技术课的老师，她班上的学生围绕他们学校附近新机场的建设，讨论了一些问题。学生认为，他们自己对机场做一个规划，然后将这个规划同开发商的规划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T女士让学生先浏览一个实际机场的空中拍摄照片，然后让他们在本地区地图上圈出新机场的大概范围，并绘出他们所建议地点的地理位置图。学生很快就发现这个机场将对当地产生多大的影响。由于机场的面积要求，一条州高速公路需要改道，一条小溪的部分河床也需要改道，还需要征购很多农庄的土地。学生对居民搬迁问题表示关注，同时，对机场将给当地经济、环境和政治问题带来的影响也表示关注。经过深入讨论，学生决定进行一个更细致的科学活动，即研究湿地保护以及机场会给当地带来的污染。D先生生物课的学生加入了这个项目，他们开始考察拟议中的机场建设方案会对不同的湿地动物物种的影响。另外，生物课学生还设计了一项调查，寄给所规划机场附近的居民，了解他们对机场建设方案的看法。学生还到50英里外的一个地方机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距机场不同距离处记录了声音的大小。D先生将学生分成了几个组，分别就湿地、居民生活、噪声污染和政治问题来写报告。在分别工作了几个星期后，两个班级在一起开会，分享他们的工作成果。技术课的学生完成了一个在学生提议方案基础上绘制的CAD布局图，包括机场通道、飞机跑道、控制塔和其他相关设施等。一组学生完成了一份新的本地区地图，来说明机场将给该乡村地区带来的地理变化。另一组学生则做了一个按比例缩小的机场模型。还有一组学生则设计了一个对州高速公路改道的方案。生物课的学生提交了一份关于湿地的报告，报告中提供了可能由于机场建设项目而濒危的动物的照片和图表。进行居民调查的另一组学生，提交了关于机场对居民生活影响的报告。第三组学生参加过当地的听证会，他们就机场建设方案的政治问题提交了报告。最后一个报告是机场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的概率性研究。[6]
（四）整合渗透载体
劳动教育不是类似数理化那样的教育领域，它与通常的学科教育不同，它具有综合性特点，它与校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特别是与技术教育、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等，都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甚至类似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基本就等同于劳动教育。以技术教育为例，“在当今世界，技术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社会事业，不仅包括研究、设计和技巧，还涉及财政、制造、管理、劳动、营销和维修”。[7]显示了劳动世界与技术世界的内存联系。同时，在政治课程、历史课程，尤其是技术课程相关内容的教学中，都可以渗透劳动教育，让学生直接或间接理解劳动的艰辛与收获、奉献与快乐、丰富与新奇、继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5.
［3］中国百科大辞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460.
［5］刘泓.中学劳动技术课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7.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知网上，截止到2013年5月，按照关键词搜索，共有48篇文章。这一理论的前期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入手，继而延伸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及资源环境协调统一等领域。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目前的主要观点包括：其一，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生产规模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其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社会总资本T=C+V。其中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技术的投入溶入两者之中，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其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是包括产品直接生产过程，到产品出卖结束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还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
围绕这些观点，目前已解决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提出了治理有效需求不足的两个建议：保持结构均衡和总量均衡同样重要；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以刺激消费。同时分析出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并从多方面解决了我国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我国借鉴和总结国内外成功经验，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基本原理更好地运用和体现在农业部门。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相关概念简述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划分是以其规模作为标准的。简单地说，只用作消费资金，在周期内被消耗掉的称为简单再生产，而在周期内没被完全消耗，有剩余价值继续作为资本的，称为扩大再生产。
外延性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这两个概念是扩大再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曾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内涵上扩大。”一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并不会单纯地只采取外延型或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而是要将二者其中一种为主，另一种为辅，进而谋求发展。
（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再研究
通过研究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实践问题相联系方面，很多专家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随着中共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被着重提出，这让我们看到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创新才是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因素。因此，本文将从深入探究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再生产类型入手，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观点。
二、我国倡导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一）劳动力供给不足使创新驱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第一个特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也释放出了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人口红利，以劳动力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发展是可行的，是廉价的，在这个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无必要也无法实现。
但是，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正呈现着很大的转变，即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日趋显。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3%，较2000年上升了近3%，而0～14岁人口占比为16.6%，较1990年下降了11.19%。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以后进入零增长并开始下降。届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变为人口负债，生产要素结构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证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终结的趋势。2000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虽然有滞后反应，但农民工的工资也有了相应提高，2003年农民工工资提高了0.7%，2004年提高了2.8%，2005年提高了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提高了20%。因此，近几年我国很多城市出现的农民工短缺不是暂时现象，反映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即将终结的客观形势。
（二）充足的资本使创新驱动有了强大的物质准备。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资本对于我国来说，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目前，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始终保持在40%左右。而我国在出口大量商品的同时，还不断输出储蓄和资本，最近几年我国的资本净流出每年平均在40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截至201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
资本不再稀缺，说明了我国的资本积累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增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将使得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资本不再稀缺暗示着需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的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下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之，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使创新驱动有了强大的物质准备。
三、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重视的问题
（一）调整投资政策、投资机制和投资结构，更有效地为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服务
扩大再生产有赖投资，因此，从外延型为主转向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必须在投资政策上有根本的调整，并建立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投资机制。在保证重大项目投资比重的前提下，提高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比重，进而把技术改造作为投资的重点，形成优化的投资结构，才能提高投资效益。同样，对经济项目的审定，不仅要重视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更要重视其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二）加强和改进技术引进工作，更好地促进企业本身的创新技术改造
本着自力更生原则，我们应对现有的针对技术原则进行加强和改进。目前，国内企业盲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搬硬套，忽略自身科技创新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首先，加强技术引进的规划和审查，减少重复引进，制止引进落后的、御扶的技术迫在眉睫；其次，在技术引进后，要搞好消化、吸收和仿制、移植、创新工作，积极与国内的科技新成果相结合，逐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并贯穿到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中去。最后，我们也要注重自主创新的环节。目前国家设立了许多科学创新及科学贡献奖项，也是基于鼓励创新这一出发点，因此，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赋予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实力
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之下，国家应为企业创造一个竞争环境，优胜劣汰，使企业有通过技术改造来增强竟争能力的积极性，并把通过技术改造而提高的经济效益与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同时，使企业在掌握生产经营自主权时，对技术改造有较大的自主权，可能运用自有的人财物力，自主地进行技术改造，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外来千预，充分发挥企业自我改造的主动性。
（四）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
在创新驱动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趋于减弱，因而劳动力质量的重要程度越来越高。受过多年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可以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其劳动力质量几倍于普通劳动力。不仅如此，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其带来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潜能就越大，因此，西方国家经常用人力资本投入来指代劳动力质量据估计，美国的人力资本大约为50万亿美元，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时间约为14年；我国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8.5年，接近美国上世纪初的记录。美国每年用于教育的支出约为1.5万亿美元，教育行业提供的就业超过全部就业的10%；我国每年的教育支出约为1.5万亿人民币，教育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社会的3%左右。日本从1947年开始教育立法，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的重视程度值得借鉴。如日本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硬件投入和师资力量要尽可能统一，东京、大阪等中心城市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地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老师在同一个学校任职最多5年，使最好的师资得以在不同地区流动。对照美国和日本，为迎接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制度安排都亟待改进。
四、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启示
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文件中，我国就已经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其中要认真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针，第五条是“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运用先进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略布局和方针，是针对长期以来停留于外延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局面，转向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准备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的重要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我国经济转型方向的启示
摘要：农民工作为“中国特有”群体，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与简单梳理，本文拟研究设计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单指标定量测度及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模型及方法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最终确定筛选出指标体系，在整合归纳的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发展。
关键词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157-03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率的逐年提高，中国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阶段。其中，农民工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群体，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在中央1号文件中多次提及“农民工”一词[1]。农民工代表在历次人大会议上也传达出一个讯息—需要职业教育培训。可见，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总量过剩、结构短缺”的矛盾特点非常突出[2]。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路径与对策，提高农民工就业与再就业的问题刻不容缓。
1 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就业与及技能培训相关研究、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措施研究等方面。尤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有以下以几种：无限剩余劳动力发展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配第法则”、垂直流动理论。[3]从培训与就业关系视角出发，国外学者提出，培训对于就业有着深刻影响，高质量的工作往往与较高的技能是相关的。国外在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措施方面取得成效的主要有：以法律法规形式出发，日本政府建立特有的农村职业训练制度；法国制定相关社会政策以保证农业职业教育；德国采用“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4]；加拿大坚持的“培训与市场接轨、培训与全社会相关、培训与就业衔接”三项原则[5]。
目前，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多，国内研究成果主要从职业培训的必要性[6]、参与决策、影响因素、效果评价等方面归纳阐述了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7]。关于职业培训参与决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模式、内容和形式的探讨、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结构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经费投入机制的探讨、从职业培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供给主体的探讨、关于管理机制、政策等影响因素的探讨等七个方面[8] [9][10]。关于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的研究、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保障机制的研究等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单回顾，依据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理论框架体系，本文拟研究设计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单指标定量测度及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模型及方法，最终确定筛选出指标体系，在整合归纳的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发展。
2 构建评价体系
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既提高了农民工自身的职业素养，又促进了国家整体劳动力质量的优化，所以研究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实施后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指标体系，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检验和评价，二是改善。国内外学者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没有达成共识，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规范的指标体系。因此，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探讨如何构建适合的评价体系，对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1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2.1.1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要建立在公认的科学理论和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应充分反映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设计的每项指标概念必须明确，并且有一定的科学内涵。
2.1.2全面系统性原则
指标的选取应该注重全面性，必须能够全面反映综合水平以及各方面发展的因素指标，主要涵盖农民工自身的要求、对教学者的要求、就业单位的要求、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收益性。
2.1.3适应性原则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的选取，需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城镇化的要求等基本国情与国家政策，把握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总体走势。
2.1.4可行性原则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必须适应于不同的地区，各项指标的内涵、统计口径和适应范围对不同区域必须一致，具有可比性，定量指标要能够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定性指标要有统一的分析评判标准。
2.1.5公平性原则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指标选取要结合帕累托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约翰罗尔斯的再分配标准等对各项指标进行择优选取。
2.1.6发展性原则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必须依照动态发展性原则，为评价指标的调整、充实留下一定的空间，广泛吸收地区间乃至国际间的经验，通过不断地修正评价指标，以充实和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做到与时俱进，保持时效性。
2.2评价体系的构建
2.2.1设计评价体系框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培训制度、培训投入、培训发展和培训成效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建立对这些方面进行衡量的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可概述为：分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总目标构造层次结构建立预选指标集筛选指标最终确立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能否全面、真实、准确地描述和反映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效能，关键在于所选取的指标是否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建设、经费投入、发展过程及成效评价等方方面面。
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这一系统分解成若干子系统，然后逐步细分，再对每一个子系统的属性进行分析，分解成具体构成指标来描述，构造出梯形层次结构：A目标层B准则层X指标层。A目标层是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总目标的综合描述和整体反映，本研究以评价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作为目标层；B准则层也可称为子系统层，在构造这一层次结构时，我们从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内涵、特征的科学分析入手，避免只注重成效产出情况，而把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成效产出相关的制度建设、发展过程和培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引入到指标体系中来，构建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综合评价体系的管理支撑系统，管理运行系统和管理目标系统三大子系统[11]。C指标层是而每一个准则层又由几部分组成，比如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建设由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和监督机制构成，每一个指标层都由几个具体的统计指标来反映。
2.2.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经过筛选，最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准则层、26个指标组成（表5）。评价指标涵盖面广和内在逻辑性较强，数量繁简适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较客观和准确的描述职业教育培训的内涵与结构。因此，可以用此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和分析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3小结
总之，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家政服务、餐饮等行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农民外出务工，不但创造了城市财富，还增加了自身收入，同时也为城乡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进一步做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对于改革发展及稳定全局具有重大意义。本着“方便、实用”的原则，政府应对工种级别低、职业技能起点低的农民工，开展特殊有针对性的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同时，政府应给予农民工适当的职业教育培训补贴和创业资金支持，为农民工提供技术培训、项目指导等链式服务。结合市场务工需求，招工企业需对农民工进行岗前教育与培训，以“订单式”为主，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建立劳务培训输出发展基地。只有社会各个部门共同致力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事业，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才能实现提升与跨越，“民工荒”的供求不平衡状态才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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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教育应适应“劳动”的时代变革
以往学界对劳动教育的探讨往往是从“教劳结合”的角度出发，将劳动等同于生产劳动。在教育实践中，劳动教育常被当成是解决学生动手能力差、不热爱劳动等问题的手段。但这实则是对劳动和劳动教育的理解过于狭隘了，并在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首先，劳动教育的实施主体不明确。学校对加强劳动教育的责任感不强，家庭也没有明确的劳动教育理念，而社区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更不宜成为劳动教育的实施主体；其次，劳动教育的内容过于机械和单一，无法课程化、体系化、科学化、标准化。这就使得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很难得到保障，教育内容的随意性太强，实施效果无法控制，更无法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测量，也很难和其他学科进行整合或联动；再次，目标简单、内容机械的劳动教育也无法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兴趣，增强其参与的主动性。
然而更致命的缺陷在于，这种劳动和学生未来真实生活中的劳动有着越来越明显的脱节趋势。传统观念中的生产劳动已经很难再适应信息时代的劳动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年前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里就提到：“根据技术进步的速度，许多人在一生的工作过程中将有几种不同的职业或经常变换工作地点。”然而，教育却很少能够帮人们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在中学阶段就应该进行普遍综合技术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保证职业的流动性并将引向终身教育。”[2]科技的发展极大加快了劳动分工和转化的速度，劳动变得更加专业、精细和多样化，同时也有着更快的更新和淘汰率。相应地，人在一生之中变换职业的几率也越来越大。这就很容易导致学生在早年的劳动教育中所了解和学习的劳动技能，与其成年后真正的工作需求大相径庭，从而使劳动教育的意义受到很大损害。
随着21世纪无人化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人类劳动本身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直接被间接劳动、体力被脑力劳动，重复性被创造性劳动所逐步取替，将把人类劳动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3]劳动教育应当能对这些历史性变化作出及时回应。尤其是通过劳动教育来缩小、而不是保持甚至加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野，这是劳动教育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使命。然而，这并不能通过一味地引导和带领学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家务劳动来实现，而应建造起联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桥梁，在劳动教育中兼顾二者，并实现更有效的结合，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体验和掌握两种劳动之间的差别与联系。过分强调劳动教育中的“生产劳动”属性，不仅容易误解未来“劳动”的性质，还会强化劳动和闲暇之间的对立。对于个人来说，劳动是通往自由和个体解放的途径，是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途径，它和闲暇并不对立。如同杜威所说，“我们若以有一种教育系训练人民使能胜任有益的工作，另一种教育则专为使人享受其所有闲暇，其结果必产出社会的阶级区别。须知谓教育仅为给与人以工作技能之训练，实系一个错误观念；同时当并注重利用及享受闲暇方面，然后教育目的始完。”[4]
因此，当我们反思劳动教育的新内涵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劳动”有更为宽泛的、更具时代性的理解。对“劳动”的内涵阐释决定了学生所需要的劳动素养，也直接决定了劳动教育的内涵。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其中既包括社会价值，也包括个人价值。它结合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终，形式多样而变化迅速。而劳动教育，则应针对未来的劳动特征，为每个学生未来的价值创造提供充分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劳动教育应聚焦于那些本质的、共性的劳动内容，聚焦于核心技能的培养以及学习、劳动能力的提升，聚焦于职业精神和伦理的训练，以让学生在未来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劳动环境。
二、劳动教育应包含更丰富的技能
1.生活技能
良好的生活是个人劳动的最终目标。在“五育”之中，劳动教育直接指向了学生的生活，因此应当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帮助学生学会生活，掌握更好的生活技能。这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念相近，即“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5]这一生活教育理念明确地提出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为更好的生活服务，对于劳动教育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我国于2016年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包括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也把养成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具备健全人格和自我管理能力作为重要内容。
生活技能首先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活动，可以通过社会活动课或劳技课来实现，日本中小学里的“家政”学科即提供了很好的范例。[6]但在此基础上，劳动教育中还应包括更高层面的生活自理技能，如选择和创造喜欢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态度、对生活进行科学规划与管理、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等。不仅要让学生未来能够“活着”，而且要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
2.职业技能
劳动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更应有助于其长远的职业发展，因此应在劳动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技能首先体现为择业技能。应当帮助孩子更好地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并尽早开始相应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择业技能是我们当前基础教育中极为欠缺的一项内容，直接导致了学生在选择专业时普遍迷茫不知所措，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和发展路径。为此，劳动教育可借鉴西方的“生涯教育”，引导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和体验不同的职业内容，更好地树立职业方向。
其次，职业技能还包括学生在未来职场上的各种实用性技能。有研究指出，对于21世纪的学生而言，传统的“三R能力”，即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和计算（aRithmetic）虽然还是在学校和工作岗位上取得成功的基础，但一套新的“四C素养”的能力已经被推到了前沿，即创造和创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人际沟通（Communication）和与人合作（Collaboration）。[7]相似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也一再强调，21世纪里对于终身发展而言，认知性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非认知性技能（Non-cognitive skills），包括开放性、自觉性、外向性等，有着同样的重要性。[8]显而易见，无论是实践创新精神、责任感和自控力、批判性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还是各项非认知性技能，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体系中都需要劳动教育的介入来生成和培养。这就要求劳动教育极大地拓展思路，围绕这些重要技能来丰富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式，以完善学生的技能储备。
三、劳动教育应培养更好的公民
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是一种具有显著的公共性的活动，其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是个人与家庭，更是外部的社区和广大社会。因此，培养学生的劳动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一直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然而在当前，随着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和公民教育理念的传播，学生不止应成为一名劳动者，更应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能够拥有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热情，拥有积极的社会认同和关怀，具备宽容、开放的心态和理性思考、?q论、批判的能力。《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也专门对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认同国民身份、崇尚自由平等、维护公平正义等素养作了阐述。公民教育以往常被归于德育的范畴，但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劳动教育本身就能体现出显著的公共性，为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另一方面，仅在德育层面上学习讨论而缺乏动手实践的公民教育是不完整的，也是低效的。而劳动教育的实践取向可以很好地进行补充。因此，公民教育应成为劳动教育的另一项新的内涵，应通过劳动教育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和社会，从动手实践和切身反思中提升其公民意识、品格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奉献精神、宽容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品质，从而把公民教育落到实处。这在当今青少年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淡漠、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退化的情况下，有着格外紧迫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较之以往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和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它面向未来，从时代需求中积极挖掘新的内涵，了解未来劳动的基本性质和需求，把握学生未来在工作和生活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劳动技能、意志品质和公民精神，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改革重构，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帮助学生在长远的人生中更好地劳动，更好地生活。具体而言，劳动教育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社会效益论思想
B.教育无目的论思想
C.社会本位论思想
D.个人本位论思想
2.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
A.生产劳动相结合
B.生产相结合
C.劳动相结合
D.工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
3.最早使用美育一词的是()
A.赫尔巴特
B.席勒
C.卢梭
D.孔子
4.马克思主义认为，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本原因是()
A.旧的社会分工
B.生产力水平低下
c.资本主义制度
D.阶级剥削
5.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是()。
A.机器大工业
B.社会主义制度
C.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D.机器大工业与社会主义制度
6.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
A.课外体育锻炼
B.课间操
C.体育课
D.运动会
7.当前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德育、智育()
A.体育
B.体育、美育
c.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D.体育、美育、综合技术教育
8.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是()
A.促进学生正常发育
B.增强学生体质
C.使学生掌握体育技能
D.输送运动员
9.美育又可以叫()
A.艺术教育
B.情感教育
C.审美教育
D.美学教育
二、辨析题
我们在制定教育目的时，既要考虑社会需要，又要考虑人的自身发展需要。
三、简答题
1.体育有哪几方面的具体任务
2.什么是教育目的?什么是培养目标?
3.教育目的的社会本位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四、论述题
1.试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主要内容。
2.论美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意义。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C
2.A
3.B
4.A
5.D
6.C
7.C
8.B
9.C
二、辨析题
正确。社会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教育总是按社会的需要来培养人，人的自身发展离不开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社会需要并不排斥个人自身兴趣、爱好、才能的发展，因此制定教育目的应反映出社会需要和个体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简答题
1.增强学生体质，具体包括：(1)促使学生正常发育和身体各器官机能发展，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和人体基本活动能力，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2)向学生传授体育和卫生的基本知识和基零技能;(3)通过体育，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2.教育目的是培养人的质量规格标准，是对受教育者的一个总的要求。培养目标一般指教育目的在各级教育机构的具体化。
3.教育目的应根据社会要求来确定，教育目的除社会要求外，无其他目的，教育结果只能以社会效率加以衡量。
四、论述题
1.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协调发展，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当然，也包括道德的发展;旧式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途径。
2.美育能促进教育目的实现，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100-03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的。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会为我们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地开展这一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
1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及其内容
1.1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阐述“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部分时,谈到“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进而又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次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党在新形势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注：姚庆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J］.政工动态研究,2007(20)：20]。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决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下就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1)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方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确保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步步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国外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就业与及技能培训相关研究、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措施研究等方面。尤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有以下以几种：无限剩余劳动力发展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配第法则”、垂直流动理论。从培训与就业关系视角出发，国外学者提出，培训对于就业有着深刻影响，高质量的工作往往与较高的技能是相关的。国外在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措施方面取得成效的主要有：以法律法规形式出发，日本政府建立特有的农村职业训练制度；法国制定相关社会政策以保证农业职业教育；德国采用“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加拿大坚持的“培训与市场接轨、培训与全社会相关、培训与就业衔接”三项原则。
目前，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多，国内研究成果主要从职业培训的必要性、参与决策、影响因素、效果评价等方面归纳阐述了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参与决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模式、内容和形式的探讨、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结构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经费投入机制的探讨、从职业培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探讨、关于职业培训供给主体的探讨、关于管理机制、政策等影响因素的探讨等七个方面。关于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的研究、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保障机制的研究等方面。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单回顾，依据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理论框架体系，本文拟研究设计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单指标定量测度及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模型及方法，最终确定筛选出指标体系，在整合归纳的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发展。
2构建评价体系
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既提高了农民工自身的职业素养，又促进了国家整体劳动力质量的优化，所以研究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实施后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指标体系，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检验和评价，二是改善。国内外学者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没有达成共识，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规范的指标体系。因此，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探讨如何构建适合的评价体系，对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1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2.1.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要建立在公认的科学理论和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应充分反映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设计的每项指标概念必须明确，并且有一定的科学内涵。
2.1.2全面系统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应该注重全面性，必须能够全面反映综合水平以及各方面发展的因素指标，主要涵盖农民工自身的要求、对教学者的要求、就业单位的要求、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收益性。
2.1.3适应性原则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的选取，需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城镇化的要求等基本国情与国家政策，把握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总体走势。
2.1.4可行性原则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必须适应于不同的地区，各项指标的内涵、统计口径和适应范围对不同区域必须一致，具有可比性，定量指标要能够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定性指标要有统一的分析评判标准。
2.1.5公平性原则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指标选取要结合帕累托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约翰罗尔斯的再分配标准等对各项指标进行择优选取。
2.1.6发展性原则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必须依照动态发展性原则，为评价指标的调整、充实留下一定的空间，广泛吸收地区间乃至国际间的经验，通过不断地修正评价指标，以充实和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做到与时俱进，保持时效性。
2.2评价体系的构建
2.2.1设计评价体系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培训制度、培训投入、培训发展和培训成效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建立对这些方面进行衡量的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可概述为：分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总目标构造层次结构建立预选指标集筛选指标最终确立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能否全面、真实、准确地描述和反映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效能，关键在于所选取的指标是否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建设、经费投入、发展过程及成效评价等方方面面。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这一系统分解成若干子系统，然后逐步细分，再对每一个子系统的属性进行分析，分解成具体构成指标来描述，构造出梯形层次结构：A目标层B准则层X指标层。A目标层是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总目标的综合描述和整体反映，本研究以评价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作为目标层；B准则层也可称为子系统层，在构造这一层次结构时，我们从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内涵、特征的科学分析入手，避免只注重成效产出情况，而把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成效产出相关的制度建设、发展过程和培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引入到指标体系中来，构建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综合评价体系的管理支撑系统，管理运行系统和管理目标系统三大子系统。C指标层是而每一个准则层又由几部分组成，比如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建设由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和监督机制构成，每一个指标层都由几个具体的统计指标来反映。
2.2.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经过筛选，最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准则层、26个指标组成（表5）。评价指标涵盖面广和内在逻辑性较强，数量繁简适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较客观和准确的描述职业教育培训的内涵与结构。因此，可以用此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和分析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第一，教育实施的主体、对象和目的等角度。该类观点认为社会教育是指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社会团体、文化机构或者个人等对全体社会公民进行的教育。如厉以贤将社会教育的概念界定为“学校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其有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所进行的教育”;［1］另有睢文龙等主编的《教育学》、王焕勋主编的《实用教育大词典》、李建兴的《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等均是从这个角度界定社会教育的。
第二，教育实施的学制系统与规范角度。该类观点认为社会教育是国家正式学制系统之外的非正规教育。如吴学信对社会教育界定为“社会教育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外，所实行的教育活动的泛称”;［2］另有马秋帆、熊明安的《晏阳初教育论著选》和梁忠义主编的《战后日本教育研究》也持此观点。
第三，教育范围的广义与狭义的角度。该类观点认为广义社会教育近似和等同于大教育，而狭义社会教育专指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团体、文化机构和私人机构对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如俞庆棠在江苏教育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对社会教育的概念所做的阐述，认为“广义的社会教育就是全民教育，狭义的社会教育就是失学青年的基本补充教育”;［3］另外，董纯才编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大词典》和《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三本书中都做了广狭之分。
第四，社会及社会化的角度。该类观点认为社会教育即社会化的教育，传授社会知识，促进社会成员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教育。如张怀认为社会教育即社会化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其主要对象就是青少年，是给与青少年学校知识以外的社会知识的教育;［4］傅葆琛也认为，“社会教育就是社会的教育，社会化的教育，以社会全体为对象的教育，它必须努力于社会各分子的健全，和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5］上述是20世纪以来学者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做出的积极探索，无疑对社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教育是一种人为事物，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专业背景，以不同的立场和视角研究，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诚然，我们应在审慎的同时，报以开放的、包容的态度来研究社会教育，这样社会教育才会在争论中不断取得新突破。但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应是关于真实的人的教育，是关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教育。它是社会中人的教育精神和教育信仰的回归，不是与当下时髦的各种教育“争香斗艳”的“别出心裁”;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琴瑟互应，不是对“时尚”社会乱象的随声呼和;它要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教育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来，真正实现“人人学习、人人参与”;它更要使教育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实现在民间学习的“有声有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通过分析和反思以上的几种认识，本文对社会教育的理念做了新的阐释。
二、社会教育概念的重新确定
概念应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概念的表述也只需简洁、明确地阐明被定义概念的本质属性，一般属性的综合并不能反映概念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谁办的教育”和“在哪办的教育”等一般属性来界定社会教育，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教育的内容和目的，这才是社会教育研究的重点。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知，影响社会教育内容的最根本因素是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根本目的在个体社会适应与超越能力的获得。个体要生存，首先得适应社会，因而社会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拒绝和批判社会不合理方面，引导社会的健康发展，培养个体的社会超越能力，成为理想社会的设计者和建构者。鲁洁教授曾言，教育赋予了人现时规定性，理想教育要做的不是以此来束缚人，而是要使人从现实性变到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善于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6］社会教育内涵的确立必须基于社会教育的独立性和根本性之上。社会教育的独立性就是要敢说“社会教育就是社会教育”的话，它不是“谁的补充”和“别名”，社会教育有教育的内涵但又区别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人之初”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开始前的启蒙教育;学校教育重视的是系统的、成形的、物化的知识传授，以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发展为目的的活动;社会教育重视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在社会中的适应与超越能力的培养。社会教育的根本性就是社会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既然社会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自然，人的本质就影响社会教育的内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猜想》中写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社会教育就是立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需要，以培养其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劳动中的适应与超越能力为目标的活动。对于社会教育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教育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需要。这是由教育的社会属性决定的，社会教育起源于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和社会延续发展的需要，年轻一辈的人必须从有经验的长者那里接受人类长期积累、代代相传的生存、生活和生产经验，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从事社会生产，以求生存，并在前人已有的水平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求得自身和社会的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是通过一系列有关指标，非凡是高等教育方面的指标，来全面地衡量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评价方法。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揭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有关因素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有关高等教育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各项高等教育措施的相关性。通过量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从而使我国的教育行政治理部门和有关的研究者能够在全面、准确、客观地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运作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衡量、监控和评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保持其优点和优点，克服其缺陷和不足，并逐步完善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率。为此，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建立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一、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功能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功能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描述功能，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全面地搜集、整理和记录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事实、事件和有关的资料，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予以完整地、客观地呈现，如实反映情况，说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应该说，“是什么”和“怎么样”，是判明一个社会高等教育性质和特征的要害，是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其他功能的基础。
2．解释功能，即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不但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说明问题发生的原因，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3．评价功能，即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测量尺度，能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测量和分析，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横向比较以及与我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从而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恰当的判定和评价。
4．监测功能，即通过高等教育指标体系中的数据可监测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转情况。同时也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或修订有关高等教育的决策和政策。
5．猜测功能，即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根据已经占有的基本数据和资料，在对过去和现在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所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从而对未来时期高等教育可能的发展变化趋势做出合理的猜测。
二、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1．目的性。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时，应认真考虑此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据它所反映的某一特定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确定该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应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时，可能会有许多指标可供选择，但究竟应确定哪些指标才能科学地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加以反映和分析，就要充分考虑选取该指标的目的和对它的要求。
2．科学性。即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应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且也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式。同时，在确定每一个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时（如对指标涵义质的规定等），在理论上必须有科学的根据，在实践上必须可行且有实效。这样，才能真正用来搜集资料并予以数量表现，且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果，从而使人们可以据此做出正确的推理和判定。
3．联系性。一方面是指所要选取的同类指标之间必须是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的，同类指标中某一指标所反映的有关情况也应在该类其他指标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是指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各个指标之间，无论是在其涵义、口径范围方面，还是在其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等方面，都必须是连贯的。
4．统一性。统一性是指，一方面，就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内部关系来说，同一指标的涵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等，都必须是统一的；另一方面，就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与外部的关系来说，还必须与其他有关的指标体系，如，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等，具有统一性。
5．可比性。在目的一定的前提下，要求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具有科学性、联系性和统一性，其实质都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具有可比性，因为只有可比性的指标，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可比性有两层涵义：一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可比性；二是在具体使用方面也具有可比性，不仅包括指标的口径、范围必须一致，而且也要求所使用的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也要一致。
6．可行性。指标必须简单明了，易操作。
三、选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具体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内在联系的单项指标组合而成，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时，既要从整体上全面考虑该指标体系所应包括的内容、范围、框架和体系，又要考虑各个单项指标的名称、涵义、口径范围及计算方法等。
1．总体框架和内容。根据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确定该指标体系的框架、内容和范围；考虑如何分类、编排，推敲和设计其结构和层次；确定哪些指标是中心指标或核心指标，哪些是普通指标或一般指标。
2．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名称和涵义时，主要应依据相应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以及实践的要求，便于实际操作。因为指标的名称和涵义往往制约着其口径范围，如“学生数”这个指标，有本科学生数、硕士研究生数、博士研究生数、成人教育学生数，以及流动学生数等，所以，不同的指标名称有其不同的涵义和统计的口径范围。
3．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一类是无须非凡规定具体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因为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表现为计数和简单的汇总，计量单位表现为通常人们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另一类是有些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根据指标的不同性质和要求，来分别设计和规定其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4．指标的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计算时间有两种：一种是以一段时间（年、月、日等）为计算的时间界限；另一种是以某一时点为计算的时间界限，如学生数通常是以学期开始时（或学期结束时）为计算的时间界限的。应用哪一种计算时间是由具体指标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来决定的。空间范围一般包括地域范围，也包括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有关的高等教育机构或其他机构等。
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人口、社会与经济背景
要了解高等教育结构、过程和高等教育成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首先需要考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运作所凭借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状况等，因为这些条件制约和影响着有关高等教育政策的拟定与实施，影响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设施以及其他高等教育资源等的供给与需求。该类指标主要有：①青年人口的相对规模；②成年人口的教育成就；③按教育成就水平分的19—60岁人群在就业、失业与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年限，等等。
（二）投入高等教育的财力与人力资源
本类指标主要考察高等教育机构所占国家资源的比重、资金的来源及其用于哪些高等教育层次，以及所有受雇于高等教育部门的人员数量和比例。同时也考察高等教育的财政资金是如何通过教师转化为学生这一人力资源的。包括：①高等教育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②高等教育财政支出；③师均教育支出；④生均教育支出；⑤按资金来源分的高等教育支出；⑥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比例；⑦高等教育生师比，等等。
（三）受高等教育机会、参与和深造
该类指标主要有：①高级中等教育参与率；②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包括公办、民办高校）；③成人教育的参与率；④外国学生到我国接受高等教育和我国学生到外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出、入境的差额）；⑤成年劳动者参与继续教育和培训的类型与比例；⑥民办高校学生的辍学率，等等。之所以加入指标，是因为国际间的学生流动涉及到派遣国和接受国的经济支出和收益问题以及相应的人才外流问题。
（四）高等学校的学习环境和组织治理
前几类指标的重点在于投入高等教育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及高等教育的参与和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未考察高等学校的质量和效益方面的问题。比如，高等学校是否得以有效的组织和治理；是否为学生提供了有利的学习环境，使得学生能将其精力用于学习，等。本类指标和下一类指标将考察这些问题：①不同类型的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定各种待遇；②民办高校教师收入的各种差异；③公立与民办高校教学设施的差异；④高校教师的教育成就及教学经验的报告；⑤高校教师教学、科研情况的报告；⑥高校教师在正常工作日之外参加与学校有关的各种活动的情况；⑦同类高校同一课程课堂组织形式的差异；⑧高等教育中学生在学校是如何度过的报告，等等。
（五）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
本指标有：①高校师生受到各种法律保护的比率；②校园刑事案件发案率；③上访、请愿等的师生次数；④师生流动情况的报告；⑤公、民办高校学生的入学成绩、辍学率的差异，等等。
（六）高等学校学生的成绩
该类指标有：①同类高校学生某一科目的平均学习成绩；②同类高校同年级学生该科目成绩的差异；③同类高校同年级学生该科目成绩上的性别差异；④同类高校不同年级间学生该科目成绩的差异；⑤不同地域同类高校学生的社会背景与该科目成绩的关系；⑥同类高校不同年级学生对该科目态度的报告；⑦高校学生考试作弊的人次数和比例，等等。上述指标将显示出学生某一科目的平均成绩和相对成绩，同时也将显示出课程设置的重点和学生的学习态度、性别差异以及理解力这一背景。因为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要受到学校的资源、教育过程和课堂环境的影响，包括教学质量、学生在课堂所能使用的资源和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等。学生成绩是有关课堂、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但平均成绩会掩盖巨大的差异，所以，最好还要根据国际标准进行国际比较，同时还比较国内同类高校中学生成绩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差异。
（七）高等教育社会产出和劳动力市场产出
本类指标主要考察高等教育对整个适龄就业人口的劳动力市场产出，以及高等教育对不同人口子群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主要有：①按教育成就水平分的劳动力参与；②各级高等教育学生就业的收益率；③高等学校的内部收益率；④高等教育学生的失业率；⑤成人教育数量与劳动力规模之比，等等。
当然，上述几个方面的指标，可能并不完整、深入和全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有些指标还应该再细化成几个子指标；有些指标还比较模糊，不太精确等。但上述几个方面的指标既有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方面的，也有具体高等教育发展各个层面的。假如将上述指标进一步研究并修改、完善，对上述几个方面内容的增减趋势进行动态的定量分析，就能比较准确地描述、衡量、监测、评价和猜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供有关的教育行政治理部门和有关的研究者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朱庆芳，等．社会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