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7-158-002
电信诈骗是犯罪行为人利用现代电子通信方式，如电话、手机、互联网络、网络通信平台等实施的一种诈骗手段，对其加注“电信”定语，旨在方便民众从诸多诈骗方法中识别。
一、我国电信诈骗现状分析
1．电信诈骗的特点
随着我国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电子通信手段实施的电信诈骗日益猖獗，与传统的诈骗相比，电信诈骗更具智能型、集团性、跨域性，因此相比传统普通诈骗，其犯罪手段更具社会危害性，具体特点包括：
1.1作案过程是远程、非接触性的。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分子和受害人并不会面，犯罪分子使用伪装或冒充的身份，仅仅依靠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整个作案过程。
1.2作案对象具有随机性。犯罪分子通过编造虚假短信、电话的方式，地毯式的“偶遇”受害人，受害人对电信诈骗的手法不熟悉，防范意识薄弱，继而被犯罪分子引导其思维。
1.3作案手段隐蔽。犯罪分子作案时选择使用VOIP网络技术，不仅花费便宜，而且可以自动组合任意被叫号码，也可以显示任何一个希望显示的电话号码。
1.4作案手法繁多，形式多样，且每种方法蔓延迅速。
1.5作案人数众多，大多属于团伙跨境作案，团伙成员分工细致，多为单线联系，成员之间不熟悉，给公安机关的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电信诈骗案件侦查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
2.1调查取证难。电信诈骗犯罪过程是在非接触式的情况下完成的，犯罪分子操作的VOIP网络电话的服务器大多在境外，使得警方难以追踪定位；因此类案件多为跨境作案，各国法律制度不一，给调查取证带来了障碍和困难。
2.2追缴赃款难。据办案民警介绍，经常发现被诈骗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赃款在几分钟内就被转移到各地，并在ATM机上提现。
2.3电信、银行部门监管不力。电信、银行部门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缺乏业务工作的监管。如随处可见的无记名手机卡、银行开户审查不严、实名制不实等情况，给公安机关案件侦破过程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4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规定电信诈骗犯罪，导致此类犯罪定性、处理难，往往处罚偏轻。
3．电信诈骗防控现状
3.1民众缺乏对电信诈骗的预防。通过以上对我国电信诈骗现状和电信诈骗侦查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唯有“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才是治理电信诈骗的基本方法。
3.2.电信诈骗案件信息没有有效整合。电信诈骗案件信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电信诈骗案例信息多存在于互联网络中，没有进行统一规整，信息零、散、乱；缺乏数据关联和碰撞；信息资源共享不足。公安机关对电信诈骗案件信息的掌握情况往往是案发信息多，而预测电信诈骗犯罪态势的发展规律、特点和趋势的预警信息少；案件静态信息多，动态信息少；单一信息多，综合信息少。
二、电信诈骗防控思路与对策
基于电信诈骗本身的特点，预防电信诈骗最基本的做法包括：明确电信运营商、银行部门的社会责任；对短信业务加强监管；完善、落实通信行业监管法规；建立、完善公安部门侦查协作工作机制。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电信诈骗犯罪，更重要的是提高民众防范电信诈骗的知识和防范意识；提高公安机关对电信诈骗预警信息的掌握能力，唯有“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才是治理电信诈骗的基本方法。
1．情报信息主导警务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指公安机关综合运用公开或秘密手段，广泛地收集违法犯罪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存储、传递、分析、研究，进而准确地把握刑事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发展变化规律、特点和趋向，全方位引导警务决策，优化警务资源、配置，提高警务效能，达到有效预防、打击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其本质特点是一切战略决策与战术行动均以情报信息为依据[3]。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突出强调情报信息在警务工作中的导向作用，通过对犯罪信息、其他公安信息、社会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利用，提升警务工作效能，推动警务工作信息的发展。
可见，现今公安机关要掌握主动，提高打击、防范电信诈骗的能力，就必须树立公安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加强信息化建设，以情报信息平台为载体，在较大范围和更深层次提高情报信息决策的能力，提高利用情报信息打击、防范、控制电信诈骗犯罪的能力。
2．思路与对策
2.1构建基于公安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电信诈骗防控模式。针对电信诈骗案件的特点，以“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理念为导向，以区域、人群、案情为切入点，提出了基于公安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电信诈骗防控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2.1.1高发区域的重点防控模式。通过统计分析，对警情数进行排序评估操作可得出电信诈骗案件的发案区域具有一定规律，确定电话诈骗案件的高发区域，从而引导警务决策、指导基层防范、警务资源调配等。
一、定金诈骗的特征
1.将定金的担保方式，转化为诈骗工具。定金是保证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方式。定金是债的一种担保方式，是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在合同中约定一方向另一方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定金来保证债权的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定金可以是其他财物，定金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法律规定，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定金合同，从交付之日起开始生效。定金具有惩罚性，具有双倍返还的性质。当主合同履行完毕后，定金可以收回或者抵作价款。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使用定金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定金由于受到人们的欢迎被广泛的使用，成为保证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方式。
2.用少量定金，诈骗大量货款。诈骗分子的诈骗方法是，用少量定金，诈骗大量货款。在与被骗人发生第一笔交易时，诈骗分子如数付款，给对方留下特别有实力，特别讲信誉的印象，与被骗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是为后面的诈骗铺平道路，是故意设下的一个诱饵。如果被骗人对诈骗分子不信任的话，就不会为其诈骗活动提供条件。如果在诈骗分子支付少量定金后，拒绝提取大量货物，那么诈骗分子的诈骗活动就会夭折了，就不会成功。诈骗分子通过第一笔交易的成功，骗取了对方的信任。所以，才会用少量的定金，诈骗被骗人大量的货款。
3.利用定金诈骗，是诈骗分子的“发明”。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双方当事人会选择定金作为一种担保方法。在定金被大量普遍的应用之后，利用定金的诈骗活动，被诈骗分子“发明”出来了。定金诈骗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的诈骗方法。诈骗分子利用人们对定金的信任，将定金转变为诈骗工具。定金诈骗的基本模式是，先付定金，后诈骗货款。先付定金，是诈骗活动的一个诱饵。诈骗货款，才是真实的目的。
4.诈骗货款，携款潜逃。定金诈骗的第一阶段，是诈骗分子与被骗人签订购销合同。第二阶段，是用少量定金，诈骗大量货款。最后一个阶段，是诈骗分子诈骗货款，携款潜逃。诈骗分子利用定金作为诱饵，骗取被骗人的信任。同意诈骗分子支付少量定金，提取大量商品。诈骗分子把大量商品低价销售之后，携款潜逃。达到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从目前已经侦破的定金诈骗案件来看，从事定金诈骗的诈骗分子，携款潜逃的目的地有两个。一个是诈骗分子携款潜逃到国外，就是偷渡出境，离开中国，逃到中国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在国外把非法的诈骗所得合法化。另一个是诈骗分子在国内携款潜逃，逃到人们不容易找到的地方。
二、预防措施
1.拒绝“交定金，提取大量商品”的交易模式。如果分析定金诈骗的特征，在定金诈骗中最核心的设计方法是，利用交付少量定金，埋下陷阱，骗取他人的信任，诈骗大量货款。这是定金诈骗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为了预防定金诈骗，必须拒绝“交定金，提取大量商品”的交易模式。不让诈骗分子埋下陷阱，骗取他人的信任。不给诈骗分子提供诈骗的机会。这样做，就会对自己的财产形成一种保护，预防上当受骗。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拒绝“交定金，提取大量商品”的交易模式，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影响，造成有的交易机会的丧失。但是，如果从预防定金诈骗的角度来说，这是必要的。
2.识破利用定金作为诱饵的诈骗。必须总结定金诈骗的经验和教训，定金诈骗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轻易信任诈骗分子的承诺。因为这种承诺，是诈骗活动的起点。如果相信诈骗分子的承诺，就会上当受骗，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不相信诈骗分子的承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合同的使用过程中，必须警惕利用定金作为诱饵的诈骗活动。在经济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为了预防定金诈骗。必须选择精兵强将，到签订经济合同的单位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派人到对方单位进行调查，通过大量的明查暗访，了解签订经济合同单位的真实情况。
3.联防联治，取缔定金诈骗。将定金的担保方式转化为诈骗工具，是定金诈骗的根本特征。工商部门是打击定金诈骗的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也肩负打击定金诈骗活动的职责。所以，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联防联治，取缔定金诈骗活动。两个部门的联防联治，具有比较多的优点。通过联防联治，可以编织一张打击定金诈骗活动的天罗地网，可以形成强大的合力，使定金诈骗活动销声匿迹，无处可逃。通过联防联治，可以最大限度的消除不利因素，消除定金诈骗活动的漏洞和空白，取得特别优良的治理效果。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正确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是有效防范和惩治合同诈骗罪的前提。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刑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有不同表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以刑法第224条的规定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以刑法经224要规定和诈骗罪的传统定义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3.以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特征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为公私财物为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上述几种观点都揭示了合同诈骗罪骗取他人财物的本质属性，并指出了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手段进行的诈骗犯罪，但都没有指出合同诈骗罪的另一本质特征，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在结合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定义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行为”。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理论体系以及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都占有核心地位。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否，判断的惟一根据只能是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同样，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必须考察该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探讨是有效预防和惩治合同诈骗罪的基础。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结合我国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方面：1、犯罪客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要求交易主体在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及商业交易习惯的基础上进行自愿、平等、公正、合理的交易活动和行为，而合同诈骗行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合同制度，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履行合同，显然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同时，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也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2、犯罪客观方面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构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3、犯罪主体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可以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同时，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签订、履行合同一方的当事人。4、犯罪主观方面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三、合同诈骗罪的防范研究犯罪的根本目的就是如何预防犯罪的产生。犯罪预防是整个犯罪科学的最终归宿，被誉为犯罪科学理论的皇冠。研究任何犯罪的形态、构成，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如何打击犯罪，比打击犯罪更高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如何防范犯罪。“所谓犯罪预防，是指国家和社会为消除或者减少犯罪产生的一切原因和条件，防止、阻碍犯罪行为的发生、减少乃至根治犯罪现象，对全体社会公民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治措施体系及其控制过程”。预防的举措主要是防范，即防范于未然，制止犯罪企图于预谋中，从而减少犯罪的机会。1、合同诈骗罪防范的概念及宗旨合同诈骗防范就是根据合同诈骗犯罪的原因、规律，综合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控制和减少合同诈骗犯罪及其重新犯罪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内容，属于犯罪预防科学的一部分。合同诈骗防范的宗旨在于：努力克服合同诈骗犯罪诱因，多方设置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困难条件，有力地打击合同诈骗犯罪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建设的繁荣与发展。预防的举措主要防范，即防患于未然，制止犯罪企图于预谋中，及时消除各种潜在的危险性因素，针对合同管理的行业性特点，加强条件性预防和环境设计预防，堵塞制度管理上的漏洞，减少合同诈骗犯罪的机会。2、合同诈骗罪防范的重要性（1）有利于保护社会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合同诈骗防范，就可以直接减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的合同诈骗案件的出现，减轻对社会造成的各种危害，节约司法成本，从而实现社会保护。应该说，犯罪预防的一切措施都旨在实现社会保护。倘若不能防止防止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不能有效地保护社会，再成功的教育也是失败的教育，再好的管理也是徒有形式，再能干的警察、再精通法律的法官也是梁山军师吴（无）用。可见，相比较造成后果后再想办法堵塞漏洞、事后进行刑事处置等措施，防范的作用最为显著。（2）有利于挽救失足者待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社会已经受到伤害，则相当多数的行为人必然受到相应的刑事制裁。社会对他们的惩罚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合法，犯罪行为人是咎由自取，罚所应得。然而，社会对其惩罚又会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如行为人被判处刑罚后，配偶与其离婚，父母无人赡养，小孩无人管教，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会不利于对其进行矫治。枪毙一个危害社会、罪大恶极的罪犯，对罪犯个体，对罪犯亲属以及对社会有关方面的损失都是巨大的，而这些问题最终还会使社会背上包袱。如果在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发生前及早采取措施加以积极防范，使其不能乃至不愿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其就不会因此而违法，更不会有经济、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损失，从而得到一种实质性的挽救。（3）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效率预防是整个犯罪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刑事司法工作追求的终极目标。预防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犯罪防控措施。实行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从防到治的犯罪防控方略，才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客观不足。四、合同诈骗犯罪防范的可能性1、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必有一定的社会运动规律；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其发生发展必有一定的人的行为的规律。合同诈骗犯罪的运行规律就是：利用被害人的缺陷心理以售其奸；依靠制造假象以创造条件；从骗取被害人信任转入骗取被害人钱财。曹操必走华容道，既然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有客观的规律可循，则就可以被认识和掌握，可以运用其规律进行控制和预防。2、合同诈骗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过程性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不是“上帝”安排的，而是一定社会运动过程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它的存在也不是固有的，而是一定的人的行为实践过程的产物。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既有一定的规律，又有一定的过程。合同诈骗的犯罪分子在打算行骗时，往往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制造各种证明文书或者租赁一个地点，为其以后的诈骗行为创造假象。之后与被害人之间有个签订合同的过程，在骗取被害人的预付款等财物后，还有一个假装履行合同的过程。既然合同诈骗犯罪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人们就有可能对其进行认识，利用其事变必须经过的时间抓紧做工作，进行施设防。3、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征兆性合同诈骗犯罪的运行既然有一定的规律和过程，其发生发展就会有一定征兆，人们利用这些征兆就可以发现问题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合同诈骗犯罪的运行有一个形成系统的过程，在合同签订之前、之中、之后，都会有一定的结构信息显示出来。如当行为人开始虚设单位、虚报注册资本时，就表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前有诈骗的征兆；当行为人隐瞒真实身份，就表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诈骗征兆；当行为人骗取被害人财物后逃匿，就表明行为人在履行合同后有诈骗征兆。这些从外部显露出来的信息就可以被人们所利用，人们因此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合同诈骗的发生。事实上，合同诈骗犯罪是发生于社会的客观事物，其运行中必然要与外界发生一定联系，必定要改变一定的客观社会情况，从而在客观外界及行为人主观上出现一定征兆。这些征光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合同诈骗的线索，认识和掌握合同诈骗的运行规律和过程，采取措施防止合同诈骗的发生发展。
一、“短信诈骗”概述
（一）“短信诈骗” 概念的界定
1.“短信诈骗”的概念
短信诈骗是传统诈骗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衍生出来的新型诈骗犯罪。国内有学者将其界定为：所有以手机发送短信的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而有学者则界定为以向不特定或多数人发送短信为手段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以上两种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出，手机短信诈骗不包括以手机为对象的犯罪，如盗窃、抢夺等，也不包括利用手机短信针对特定对象而实施的犯罪，如敲诈勒索、绑架等。
笔者认为，短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的手法，使用短信发送设备将虚假信息发送至他人手机，使被害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自愿交付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2.“短信诈骗”的特征
犯罪主体地域性、流动性和团伙性。短信诈骗犯罪作案人群的地域性特征较为明显，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省的某些特定县市是此类犯罪较为集中的地区。发送手机短信息的活动多使用异地号码，分为多地，分布区域广泛。由于犯罪各环节分布区域的广泛性，也就需要大量的人来完成这些工作，从而就产生了“家族式”、“团伙式”的作案手法。
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和分散性。犯罪分子通过电脑或其他工具选定一定的手机号码区域，向用户手机发送短信息，短信息的发送具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便决定了短信诈骗多数对象是不特定的，也使得短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具有分布分散性、地域分布广等特征。
犯罪方式的高科技性、隐蔽性强、反侦察手段突出。短信诈骗是一种新型智能犯罪，犯罪人要依赖高科技工具和设备才能完成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犯罪手法的隐蔽性成为短信诈骗犯罪的共性。分散作案，借助金融机构的管理漏洞A地办卡、B地遥控、C地诈骗、D地取款，跨地区作案，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
犯罪本身的低成本性和极大的危害性。进行短信诈骗一般只需要申请几张手机入网卡，购买手机短信“群发器”成本最少几十元，最多不过三百多元，再下载一些软件，一般在销售改装手机时，商家都会附赠几本全国电话号码资料书，这样犯罪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后只不过千元成本。然后诈骗分子开始进行漫天撒网，如此大面积的轮番轰炸，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上当，也能给犯罪分子带来巨额利润。
（二）“短信诈骗”问题的成因分析
1.“短信诈骗”产生的管理制度因素
立法缺失使得短信诈骗这种新型犯罪的处理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规范短信传播的方面来看，我国没有明确的短信业规范法规，运营商不能预知消费者是守法公民还是犯罪分子，同时，运营商不是执法部门，无法认定某个信息是否合法，只要消费者愿意继续消费，运营商就无权单方停止服务，也无权屏蔽某个信息或者停机、注销号码的处理。从执法机关在处理这种案件方面说，由于无法可依，其对社会的监管也有被动的一面。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对于短信诈骗案件的泛滥负有一定的责任。公安机关管理打击的力度不大，案件破案率低。从推行新型防伪身份证来看，原有身份证因为缺乏有效的防伪技术，以至于假证泛滥，新型的身份证却有比较好的防伪功能，但是公安机关并没有将新型身份证强力的推行起来，废除一代身份证。从打击防范短信诈骗案件来看，由于不法分子作案手段的隐蔽性和较强的反侦察能力，再加上公安机关受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得到了处理，造成了管理上的漏洞。执法机关对短信诈骗的打击不力，使得不法分子有恃无恐。
2.“短信诈骗”产生的市场因素
通讯运营商对短信业务监管的缺失是短信诈骗产生的市场因素之一。这种监管的缺失体现在运营商只是开发支持短信业务，为了抢占市场、巩固阵地，无暇顾及短信内容管理，导致大量的色情、诈骗泛滥，而消费者成为了直接的受害者。因为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赋予其对短信业务监管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感缺乏，通讯工具实名登记制不能充分落实，短信群发器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从而导致短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另外，金融部门对银行卡的管理缺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银行业务中储蓄实名制没有落实，交易只认密码不认签字，假身份证开户办理银行卡无人管理等，所有这些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3.“短信诈骗”产生的社会因素
诈骗者在采取这种诈骗时进行了充分的考虑，结合以上各种分析，短信诈骗是一种风险小，收益大的犯罪行为。诈骗的工具购买程序简单，成本低廉，而且重复利用率很高。犯罪分子跨地区作案，远程遥控指挥，匿名作案，加上手机卡、银行卡登记制度落实不到位，可供案件侦破的证据和线索很少，案件的侦破难度很大，所以便有越来越多的诈骗者妄想一夜暴富的童话而加入到其中。受害者之所以被骗有的是因为自我防范能力不强，有的则是因为贪婪心理作怪。诈骗案件的受害者往往不是心地单纯一不小心相信了他人，便是受到手机短信内容的误导，没有仔细考虑就上了圈套，还有一部分则是贪念作怪，导致上当受骗。而在上当受骗后有些因为面子而不报案，有的则觉得数额不大不了了之，却往往使得诈骗者更加猖狂。
二、关于“短信诈骗”案件的立法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银行业、证券保险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 银行机构已由原来的“钱库”职能，逐步转化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各种金融、信贷、证券机构应运而生。过去主要的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整的职能，已逐步由金融机构来承担。然而在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加重，金融机构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和稳定器的同时，围绕金融活动的各种经济犯罪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有效地打击和制止犯罪，保障社会主义金融秩序，保障《保险法》、《银行法》、《票据法》等法规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7年3月14日审议通过的新刑法，增加了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本文就金融诈骗罪的有关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的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规，进行欺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的基本特征。（1）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切犯罪行为，之所以要被界定为犯罪，首先是因为严重的危害了社会。金融诈骗罪所危害的是国家的金融秩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担负着调整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使命，金融秩序如果遭到破坏，对我 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2）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具备刑事文化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因为犯罪行为在严重的上社会危害性之外，还应当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征。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规范，具体到金融诈骗罪，不仅严重违反了《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规，也直接触犯了刑法，是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3）应受刑事处罚性。犯罪与刑罚具有必然的联系，刑法法规对于犯罪的调整手段即刑事处罚。同对待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刑事处罚将依法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金融诈骗罪除了具备一般刑事犯罪的基本的特征外，金融诈骗罪具有很强的第一行业特征。金融诈骗罪发生在金融活动中 ，几乎在金融行为的各个领域，如货币、证券、信贷、票据、保险等，都有金融诈骗罪的发生。第二欺诈性。各种金融诈骗罪尽管变化多端，表现各异，但其本质上都离不开一个“骗”字。第三复杂性。金融诈骗罪属于智力型犯罪。犯罪人除了利用金融方面的知识之外，还利用高技术、高科技作案。作案手段、方式较一般刑事犯罪更为复杂。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
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金融诈骗也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1、金融诈骗罪的主体。金容诈骗罪的主体较一般犯罪的主体要复杂些，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国刑法中大部分金融诈骗罪都是有一般主体构成，例如贷款、集资诈骗罪等。任何自然人，只要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可以构成这类犯罪。在金融诈骗罪的个罪中，只有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由特殊主体构成，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在三个条文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它们分别是第192条，金融票据诈骗罪、第193条，集资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
2、金融诈骗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大多是单一客体，如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如集资诈骗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出资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
3、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有直接故意，具有获取钱财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才构成犯罪，而过失不能成为金融诈骗罪的罪过形式，也就是说过失不可能构成犯罪。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要有两个条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其他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4、金融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金融诈骗罪的行为都是以作为方式上实施的，都是以“骗”为其实资内容的。“骗”是描述金融诈骗犯罪现象的结论，也是解释诈骗犯罪原因的起点。
三、金融诈骗罪的种类及其认定
金融诈骗罪是一类犯罪的总称。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区分金融诈骗罪各罪之间的界线，正确地定罪量刑，更好地突出各罪的特征。据修订后的刑法中有关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我国现行的金融诈骗罪可以分为以下七个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使用诈骗罪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3条，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4条，金融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利用伪造、作废或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7条，证券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它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8条，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为了准确打击金融诈骗罪，在司法工作中做到不枉不纵，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金融诈骗罪概念是区分犯罪与非罪的总标准，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特征是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标准却是看是否符合金融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既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罪与非罪可以从以下几中情况说明：（1）从行为方式看罪与非罪。在金融诈骗罪中，特定的行为方法是其构成特征的必要条件。例如，集资诈骗罪必须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情节严重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2）从行为主体看罪与非罪。有的金融诈骗罪是由特殊主体构成，非特定的人不能构成。例如，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3）从行为人是否有特定目的看罪与非罪。金融诈骗罪都是以特定目的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如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都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4）从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看罪与非罪。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了犯罪的定义，其中还规定了“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在金融诈骗罪中，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构成犯罪，明确规定“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才会处以刑罚。
各种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是相同的，都是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它门之间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客观形式方面。行为是任何犯罪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行为方式、特点的差异也是各种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不同点。例如，信用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界限也主要是行为的方式不同。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应进口商的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开给受益人的一种在其具备了约定的条件以后，即可得到由开证银行或支付银行支付约定的金额的保证付款的凭证。信用卡是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者提取现金的信用品凭证。利用信用证诈骗的危害性往往大一些。
金融诈骗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的界限主要是看侵犯的客体。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虽然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但前者侵犯的客体是投资者的公私财物所有权。例如，长城公司集资诈骗案中，虽然身沈太福也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骗钱，但他打出的旗子是集资，即以集资作幌子，行诈骗之实，其后果主要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区别金融诈骗罪中的重罪预防轻罪的界限，有利于准确量刑。只有在定罪正确的基础上进而量刑适，才能使罪行相适应原则得到最终贯彻。金融诈骗罪的重罪、轻罪区别，主要反映在犯罪数额问题上，其次反映在犯罪情节方面。犯罪数额是区别金融诈骗罪中重罪与轻罪界限的主要依据。刑法中关于金融诈骗罪的条文对数额做了明确规定。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条文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标准，同时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两种标准；不同标准处以不同的法定刑。
四、金融诈骗罪产生的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通过政府经济体制正在逐渐为由市场进行资源基础配置的新经济体制所取代。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了混乱和无序，金融违法、违规现象丛生，金融诈骗罪突出，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缺乏公开性、规范性。（2）金融法制建设缓慢，金融市场无法可依的现象普遍。（3）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诈骗罪防范能力薄弱。（4）惩治金融诈骗罪的刑事司法工作滞后，打击力度不够。
五、预防金融犯罪的对策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传动带，是市场经济的“造血机”，一旦犯罪活动渗入，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必须重视金融诈骗罪的预防。
（一）宏观预防对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换金融机构职能。我国一度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范、金融犯罪活动激增，其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陈旧。因此，首先，积极转换人民银行职能，真正发挥其执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督的作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其次，加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实现商业银行的灵活经营、规范运作；再次，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业的有序、公平竞争。
2、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依法规范金融市场。一方面要加强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检查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加大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使金融市场活动法律化。
3、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之初所出现的紊乱和无序，金融犯罪的高发律，正是在人们模糊、脆弱，甚至错误的金融意识的诱导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刻不容缓，积极正确地引导人们参与金融市场，以市场来教育人们促使人们形成健全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其他金融意识。
（二）微观预防对策
金融诈骗罪是有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宏观预防对策只能从总量上控制金融诈骗罪的增长率，而卓有成效的减少、杜绝金融诈骗罪必须同时加强微观预防。
1、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制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审计、监察、纪检、保卫等专门的内部监督职能部门；加强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防范意识；改革用人制度、严把进人关等途径形成。
2、识别犯罪手段，加强技术防范。针对金融诈骗中犯罪分子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智力方法，运用有关的技术防伪，技术监控、技术鉴定、技术查询识别手段和方法，在犯罪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阻止犯罪。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是指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社会监督机构以及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对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其中金融职能部门监管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法律建设进程的加快，全民金融意识的提高，我国的金融诈骗罪在宏观总量上得到控制。金融市场的不段壮大，金融市场的日益激烈，使金融犯罪领域随之扩大，犯罪类型增加，犯罪手段翻新。因此，与金融诈骗罪作有效斗争，必须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相配合，在金融监管中预防犯罪、消灭犯罪。
（三）特殊预防对策
严厉打击、惩罚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犯罪猖獗之时尤其如此。着种特殊预防措施是通过惩罚教育已犯者，警戒有犯罪倾向的未犯者，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1、提高司法机关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和审判能力。金融诈骗是一种新型犯罪，而且都是智力型和技术型的犯罪，许多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实施犯罪。侦察、起诉、审判机关必须相应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审判能力，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从而揭露犯罪、惩治犯罪。
2、建立金融招诈骗案举报制度。金融诈骗罪作案隐蔽、痕迹鲜少，司法机关不易察觉。建立举报制度，可以帮助司法机关获取线索，发现案源，捕获犯罪人，彻底惩治金融诈骗罪。
3、从严执法。金融诈骗罪危害巨大，唯有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威慑罪犯，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为此，要坚决纠正侦察、起诉、审判工作中“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监督清除司法腐败，切实做到从严执法。起到震慑犯罪，减少犯罪，从而杜绝犯罪效果和目的。
参考书目：
一、 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的一种不法行为。
1、 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
2、 合同刑事诈骗，是指欺诈行为人的签约动机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 合同欺诈的手段
1、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手段有：
虚假的质量欺诈、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虚假的宣传欺诈、虚假的价格欺诈、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虚构标的欺诈、非法传销欺诈、买卖双方欺诈。
2、合同刑事诈骗的主要手段：
投其所好、诱敌深入、金蝉脱壳、陷阱暗算、高额利诱、潜逃废债、互相并吞、传真诈骗。
三、 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
1、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
2、采取预防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提高警惕、得道多助、完善制度、核审资信、慎签合同、供货反诈、购货反诈、项目反诈、引资反诈、租赁反诈、担保防诈。
3、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废约、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政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
由于经济活动的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国家机关、合同监管部门和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依法经营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市场经济的无序和企业信用的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近些年来，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合同欺诈不仅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而且波及的领域地域日益广泛，并呈高智能、专业化、群体化和辐射状的蔓延趋势。合同欺诈行为，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因此，加强全社会对合同欺诈的预防识别与抵御能力，乃当务之急。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不法行为。根据其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合同欺诈划分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刑事诈骗两类，来加以论述和剖析，以便于人们识别和防范。
1、 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合同民事欺诈有以下特点：
（1） 欺诈人故意发出欺骗性或虚假性的邀请，以诱导对方向自己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采取欺诈手段得逞签约目的，表现出行为的主观性。
（2） 欺诈人对订立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有关关键性事实作虚假介绍，或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其目的在于让对方落入圈套而不觉悟，致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承诺，以实现签约目的，表现出欺诈行为的客观性。
（3） 欺诈人以卑劣手段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其本质是使所签合同产生法律上的效力，通过履行这种表面合法实际虚假的合同获取不法利益。
（4） 欺诈人一般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或具有一定的实际履约能力，同时可能还履行过合同或正在积极履行所签合同条款的部分义务，诱使对方上当受骗，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被欺诈方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5） 合同民事欺诈的效力。采取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确认无效后，从签约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已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依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故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将追缴当事人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
2、 合同刑事诈骗，又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以别于合同民事欺诈。合同刑事诈骗的含义是，欺诈行为人的签约主观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俗称“无本生意”）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合同刑事诈骗有以下特点：
主观性。欺诈人必须有诈骗的直接故意，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的实现与其采取的欺诈手段系因果关系，即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正是利用所签合同诈骗的必然结果。
客观性。欺诈人采用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或贿赂人等欺诈手段，利诱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违心签约。但诈骗人对所签合同既无履行诚意，也不具有履行条件，只是利用所签合同的“合法形式”，以使自己非法侵占对方大量钱财的目的得逞。
关联性。欺诈人实施以合同行为诈骗手段的行为过程，包括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和以合同“约”定骗财骗款前后两个过程，欺诈方施放烟幕弹，受骗方误中连环计。
阴险性。欺诈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智商、技能和作案手段，表现在诈骗人利用合同行骗前都要认真策划，精心准备，一般要对行骗对象、市场行情、合同款项、逃避制裁等作可行性调查研究，在签约形式、内容条款上作手脚，埋伏笔，置陷阱，设圈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群体性。欺诈人可分为“公诈”、“私诈”。“公诈”是指单位集体行骗或指使当事人、人行骗，“私诈”是指个人行骗，一般以累犯惯犯居多，往往他们有犯罪前科，应对防范、打击经验较多，也有“公私合营”的，危害深重。
专业性。欺诈人投其所好，常以合作、合伙、入股、代办、代购、代销的单位和“能人”面目出现，以合同欺诈为生。有的受同乡、同学、同胞、同僚关系影响，有的受人利诱，见利忘义，有的曾是诈骗受害人，受损或破产后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谋害他人，有的成为职业惯犯。
复杂性。指欺诈人诡计多端，随机应变，手法变幻，花样翻新。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往来的速度与额度不断增加，骗子们除继续使用传统骗术外，不断变换行骗区域、行骗行业、行骗手段，合同欺诈案件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连锁性，扑朔迷离。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当前，合同欺诈的方式五花八门，手段千奇百怪，既有惯常的民事欺诈方式，也有更为诡秘与险恶的刑事诈骗方式，手段无论怎样翻新，大都是利用人们赚钱迫切的浮躁心理。因此，静观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表现，研究应对合同欺诈的各种措施，有利于识别形形的欺诈行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人们上当受骗，更好地制裁、治理这种违法行为，维护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
（一） 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表现，是围绕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耍花招、玩手段：如虚假的陈述或说明，或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目的旨在骗取对方信任，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借履行合同获取非法利益。因此，就个案来讲，它的危害后果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小，就普遍性而言，它的危害程度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广。一般来说，合同民事欺诈的手段有：
1、虚假的质量欺诈，在合同标示质量条款上作引人误解的不真实表示。（1）狸猫换太子——出示真样品，兑现合同时却以雁品替代，愚弄对方；（2）割头换相——，伪造或冒用产品的质量鉴定标志，促成合同签订，“”对方；（3）张冠李戴——提供虚假的产品说明书，欺骗对方；（4）狗皮膏药——谎称产品为专利产品名优产品，给人造成神秘或信任感，以售其奸。
2、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1）假冒他人或虚构个人的注册商标的商品为欲订合同的标的物；（2）在商品或商品包装上，印制虚假标志，标迟出厂期，延长有效期，扩大保质期，以推销劣质、过期商品；（3）仿冒他人商品标识。同类别产品、谁俏销就仿冒谁，从外观到包装全仿真，借水行舟，大树底下好乘凉。
3、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1）欺世盗名，伪造证明文件公章公函，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单位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或空白合同书，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诈骗钱财；（2）假单位欺诈法，社会上少数不法分子伪造公章、合同章和营业执照，设立无资金、无场地、无设施、无从业人员的“皮包公司”，利诱被欺诈方签订合同，待对方先行履约或预付钱款后逃之夭夭。
4、 虚假的宣传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合同标的质量、成份、性能、用途、产地、生产者、有效期限、毒副作用等作令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诱惑他人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包括虚伪的“有奖销售”、“限量发行”、“买一赠一”等。
5、 虚假的价格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虚假或令人误解的价格条款或条件诱骗对方与其签订合同，从中渔利，往往是通过“大削价”、“大甩卖”、“大清仓”、“季节降价”、“破产处理”、节日大酬宾活动实现的；（1）虚假标注差额巨大的原价、现价，谎称降价的促销行为；（2）模糊标价，用模糊语言、计量单位诱人误购；（3）虚实两套价格，以低价成交、高价结算，先蒙人后坑人。
6、 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一是欺诈方在实施欺诈之前已先与被欺诈方履行了几份小额合同，付小额定金，且履约积极、顺利，制造本身履约能力强，重合同守信誉的假象，骗取对方充分信任。然后谎称因生产生活或业务经营需要，签订大额订单，骗取大量货物和钱款。二是欺诈方经过精心踩点后锁定欺诈对象，对其情况相当了解，而欺诈对象对欺诈方则了解肤浅，有计划的诚实骗不设防的冤家，骗无不胜。三是欺诈目的得逞后，欺诈方往往隐匿遁形，杳无音讯。
7、 虚构标的欺诈：编造子虚乌有的项目诱骗当事人上当。（1）伪造“破产拍卖”文件资料，多方骗取定金；（2）编造理由，侵吞定金：以大批量的加工业务为诱饵，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收取定金，最后以加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退定金；（3）诈骗者本身不具有专业资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项目工程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些资料图纸，以发包方的身份引诱其他单位承包工程，甚至搞“多角恋爱”，一女许嫁几家，从而骗取对方的合同保证金等；（4）伪造政府批文，伪造抵押担保，骗取信贷投资和其他“投资伙伴”。
8、 非法传销欺诈：（1）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通过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上线吃下线，下线吃回扣，收益额度以加入先后为序；（2）从业人员以下线交纳的入门费或认购商品回扣为生，通过发展成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商引资”，极容易诱惑群众误入歧途，极具欺骗性、传染性和危害性。
9、 买卖双方欺诈。一是欺诈方利用对方欲赚取购销差价的心理，先以下家的身份与欺骗方订立购销合同，同时又串通第三方作为被骗方的上家，以提供被骗方下家所需相同的商品为诱饵，诱使被骗方订立合同，骗取货款；二是欺诈方先后以卖方和买方两种身份出现，意欲出售某种商品，使受害方又产生有多人要买这种商品且价格较高的错觉；三是受害方往往是一些开业时间不长，但又急于收回投资、踌躇满志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冤大头奉送学费；四是受欺诈方履约付款后，欺诈方携款潜逃，打一枪换一地方。
（二） 合同刑事诈骗，比起合同民事欺诈，具有目的更险恶、手段更卑劣、方式更隐蔽，作案更狡猾，情节更复杂，后果更严重的特点，更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拭目以待，谨防上当受骗。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方式林林总总，手段无奇不有，现仅就常见的几种归纳如下：
1、投其所好。即利用一些单位或个人急需某种紧俏商品，或急于出手某种滞销积压商品，诱人签订购销合同，骗取大量预付金和定金中饱私囊，这里欺诈方可以买方、卖方或中介方的不同身份在合同中出现。
2、诱敌深入。欺诈方与对方先做成数笔交易，甚至做成一些赔本买卖，骗取对方信任，尔后签订大宗买卖合同，套取大宗货物或大笔货款，大发不义之财，抑或置人于死地。
3、金蝉脱壳。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欺诈方采取拼造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视察、题词、合影图片，让对方参观他人车间，看别人货物的手法，虚构事实，制造假相引人上其贼船，一旦签约后将对方货款、定金骗到手，就溜之大吉，逃避法律制裁。
4、陷阱暗算。即欺诈方事先假冒机关事业单位、知名度高或信誉较好企业的名称，大额度招标采购公告，被骗方一旦签订合同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欲罢不能，欲退不行，巨额商品打了水漂，这里欺诈方扮演的是订购发包方身份，而且往往因人而异，一户一策。
5、高额利诱。即欺诈方利用招商信息的方法，声称自己因业务急需加工一批产品，时间紧，要求高，加工费高出正常费用许多，引诱一些企业上当，但要求先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预付一定量的合同保证费或质量押金，但对方签约付款后曲终人散，讨债无主，告状无门。
6、潜逃废债。古往今来，案例很多，但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外来户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营造一片红火兴旺的繁荣景象，大肆进行社会公关和感情投资，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到供应销售各个环节，签订大批赊欠合同，恶意拖欠地租、房租、水费、电费、税金、货款和员工工资，累积到巨大数额，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所有动产从此蒸发，登记档案里为警方留下一堆虚假资料。
7、互相并吞，又称黑吃黑，是黑道上惯常的欺诈术。即欺诈方因、、走私、制假、贩毒、盗窃、偷渡等犯罪需要与受骗方签订借债合同，或者由于意外原因赔得血本无归，或者由于欠方恶意黄债，一走了之。有的为独霸一方市场，以签订合同为诱饵，将黑道同伙及其赃款赃物诱出，挑起事断，嫁祸于人，或交给黑恶势力，或供给警方，借刀杀人。
8、传真诈骗。即欺骗方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先行发出订货要约，然后恶意利用外地汇款的时间差，先通过银行向对方汇去少许款项，取得盖有银行印鉴的汇款单后，再用刀片或涂改液更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供方，或者与金融部门不法分子相勾结，伪造承兑汇票，供方收到传真来的汇款单或寄来的汇票时即发货，当发现受骗时，货物被持假证件的人提走，提货人下落不明，失主追悔莫及。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如上所言，由于合同欺诈手段的多样性、行为的狡诈性，会导致程度、性质不同的后果，其谋害之劣，祸害之深，毒害之广，危害之大，影响之坏，千夫所指，众怒所犯，罄竹难书。因此，如何唤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有效防范和抵御合同欺诈，在理论研究中的探索和法律实践中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尽管合同欺诈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预防、防范、整顿、治理、打击、监管诸项工作，标本兼治，合同欺诈就失去伪装，难有存身之地。
（一） 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1、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与合同意识，经常向广大公民，重点是企业经营者宣传有关经济合同的法律法规，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经验交流，使合同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构筑一道预防合同欺诈的思想防线。
2、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立法程序及时调整和完善合同规范的法律法规。
3、 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举报投诉中心网络，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做好媒体揭露和重点曝光、集中打击与群防群治工作，抓好侦查、、审判和改造四个环节，对罪犯起到震憾作用，促其自制自拔，悔过自新。
4、 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为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应发挥工商机关经济战线生力军和轻骑兵的优势，迅速便捷，主动出击，对合同欺诈行为从重执法，严厉制裁，依法取缔。同时，要在源头上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把好新开企业申请注册和已开企业的年检验照的审核关，教育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增强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回访检查和经营行为的监管，加强对“三无”企业、挂靠的假集体企业和非法承包租赁企业的清理，消除法律监管的盲区与合同欺诈的隐患。
5、 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以工商牵头，开发整合海关、商务、质检、金融、税务、劳动、公安、检察、审判等部门信息资源，建立企业信用网络监管体系。而金信工程的重点是完善企业信息网络，设定目标是：按照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和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指挥体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网，实现资源共享，适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的自律功能。国内外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查询任何企业的信用等级、资信状况和不良记录，任何心存侥幸的不法经营企业，将无藏身之地，受到法律的惩罚，必将陷入人人喊打，个个唾弃的灭顶之灾。
6、 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大张旗鼓地表彰“重守”企业，帮助和促使企业完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自律机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措施提高合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继续开展经济合同鉴证、动产抵押登记、公开拍卖监管、格式条款备案、合同示范文本发放等工作，防止合同欺诈发生，有效保护交易安全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 采取应对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1、 提高警惕。就是要提高对受骗危害性和防骗重要性及合同风险性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那些轻易而举的上门“好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切忌“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酒乱人性，色淫方寸”，如果警惕性不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亏上当受骗。
2、 得道多助。“得道”指借助法律武器和科学方法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多助”即寻求多方帮助，包括自助和求助。具体来说首先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懂得市场经济知识，还要懂得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懂得国内法，还要懂得国际法，既要熟悉和掌握从事市场购销的知识和业务能力，又要熟悉与本行业、本部门有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知识与法律，保护和发展自己。其次要加强企业内部的业务、财务、仓库管理、监督部门的协作配合与信息沟通，实施动态管理，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保措施。其三要加强与银行、工商、公安、检察、海关、审判等部门的联系，主动争取帮助，规避和减免经营风险。
3、 完善制度。“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好咬有病的鸡”。经验告诉我们，合同欺诈往往利用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凡是制度不健全、防范不严密的企业往往是诈骗屡屡得手的地方。因此，企业应根据实际，从合同签订到履行结束的全过程，制订一套比较完善而严密的合同管理制度 ，如合同签订程序和审批制度，合同专用章与合同文本管理使用制度，合同鉴证制度，合同履行监督制度，合同中止备案制度等等，尤其是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时监控最为必要，可随时掌握合同履行进程，对有问题不能履行的合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4、 核审资信。为了有效防范合同欺诈，签订合同前务必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查清其身份及履约守信状况，签约前首先要求对方提供：（1）法人代表身份证明；（2）营业执照副本；（3）法人资格证书；（4）法人授权委托书；（5）合同经办人身份证以及担保书等，切忌和防止仅凭对方提供的银行帐户、合同专用章、工作证、介绍信、名片等不全面、不规范的证明文件签订合同。同时也应杜绝凭老关系、老朋友、老熟人或领导、部下、亲友的推荐介绍等草率签订合同。查履约能力就是查清对方经营现状，签约前应通过信函、电报、电话、 中介或派员等方式调查对方资金和信誉，以防意外。重大经营活动应举行听证，集体讨论决策，给对方特殊优惠的业务要慎之又慎，可制定预案，以防不测。
5、 慎签合同。为预防合同行为人在合同条款内容上暗作手脚预埋阴谋，应按照合同示范文本的格式，严格审查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的主体、要约、承诺、权利、义务、标的、质量、数量、价款或酬金、结算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表述清楚明确，具体完整，不能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理解授人以柄，留下隐患，必要时请律师把关，履行合同担保、鉴证程序。
6、 供货反诈。供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中反欺诈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供方能在交付货物后顺利获取需方支付的价款，为安全起见应注意：
（1） 采取托收承付方式结算，需方拒付货款的，应当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拒付输。如需方无理拒付货款，供方可申请对方开户银行进行说服。经银行说服无效，应申请银行强制扣款。
（2） 在交货时，根据合同约定，供方要求需方提供担保。需方不提供担保的，供方拒绝交付货物。因为一旦交付货物、就丧失了控制权。发货、提货时更要把好出库、出厂、处境关，防止和减少受骗案件的发生。
（3） 申请仲裁或者法院。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供方不得先向法院，而必须先申请仲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向法院的，供方可在供方所在地、需方所在地、标的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法院之中选择一个法院，提讼。
7、 购货反诈。购货方在履行合同中反欺诈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取得依照合同约定供方交付的货物，为了交易安全，应当做到：
（1） 依合同规定，供方交付货物后购方支付货款，若供方未先行交付货物，购方则不必支付货款。若供方延迟或拒绝交货，购方可依合同规定，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
（2） 依合同规定，在需方支付货款后，供方才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供方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前，其财务状况恶化，有可能在将来需方支付货款之后仍不能交付货物，需方有权要求供方先交货或提供担保，否则，需方拒绝履行自己支付货款的义务。如果供方提供担保，则购方就应先支付货款。供方提供担保在货物的交付期限届满仍不能履行交货义务的，需方可就供方提供的担保执行，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需方还可以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
（3） 根据合同规定，在供方先行交付货物尔后需方才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如果供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有缺陷，需方可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如同意利用，降低货物价格；交付替代货物；拒收或退货，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等。
（4） 合同中没有质量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法律、行业标准履行，尚无上述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特定标准履行。交货验收时，购货方一定要亲临现场，依据有关法律根据资料、协议、样品等质量标准逐项逐批进行验收。也可聘请专家质检人员代检。却不可碍于情面免检留下后遗症。
（5） 付款时要严格资金管理制度，切不可义气用事，轻易兑付。大额资金流动要商请银行把关，万万不可违背财经制度，铸成大错。
（6） 如果供方无履约能力或根本不准备履约，以欺诈手段引诱需方签订买卖合同，从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的，需方应及时向人民法院，并适时申请财产保全。供方骗款后出逃的，需方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收集提供供方实施欺诈的线索和证据。
8、 项目反诈。对经济技术信息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贸易、施工项目，要进行综合考察，重点是信息来源，提供人身份、项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断定真伪、评估价值后再支付相关合理费用。
9、 引资反诈。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中，引资方往往急于求成，外方借机欺诈，签订不平等合同，先发制人。因此，双方在签约时，出资方式中既要考虑赢利性，又要考虑对等性，出资应当公平合理，对外方的出资应当要求至少提供部分资金，外方如以物化形式进行部分投资，引资方也应要求以场地、厂房、设备等进行投资。对外方以无形资产作为入资形式的，要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对外方以设备、产品进行投资的，必须坚持用原始凭证计算价格，并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借以有效防范国际合同欺诈的发生。
10、 租赁反诈。对出租人不按期交付租赁物致使承租人无法实现合同预期的目的，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要求减免租金。承租人无正当理由延迟或拒付租金，出租人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讨债。承租人如征得出租人同意为经营需要而增加的租赁物价值，应留下书证，充抵租金或返还租赁物时要求出租人出资赎回。
11、 担保防诈。企业在借贷、买卖、货运、租赁、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应依照《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经济交往中，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应尽量避免风险。债权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低于债款，债务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高于债务，以防止合同欺诈的发生。双方都应对对方的身份、地位、声誉、履约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视其情况决定交易额度、交易方法、担保类别、押金多少，以减免风险。
（三） 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既要沉着应对，临危不惧，又要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学会掌握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裁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根据我国民法和刑法关于合同欺诈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在遭遇欺诈侵害行为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 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协商变更，包括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或补充。协商解除，是合同当事人通过蹉商，在合同关系有效期限尚未届满提前终止合同。协商变更和协商解除这种补救措施，往往会遭到欺诈方不予理会或干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被欺诈方应不失时机地采取其它措施。
2、 依法废约。该措施适用于被欺诈方发现已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方有欺诈嫌疑，双方签订的合同有可能成为欺诈性的无效合同的特定场合。在这种场合，被欺诈方应暂不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如不予发货，不予付款，对于尚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的合同，要立即中止；对于应入帐而未进帐的货款，要派员督促查办，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保证应收尽收。对已被骗出的商品和货款，要及时报案，请求有关部门围追堵截和依法讨还。
3、 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如果被欺诈方在合同订立后或正在履行中觉察意识到合同可能为欺诈性合同，应及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审查，确认该合同无效。如双方没有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又发现对方有欺诈嫌疑的，要注意收集证据，写好诉状，及时向人民法院。如果发现欺诈方可能处分或转移已经履行的财物、货款的，要及时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账户。如果发现欺诈方隐匿财产或携款潜逃，不能履行合同的，被欺诈方要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并积极提供各种线索，采集合同欺诈有关证据，协助司法机关快侦快破，追还款物，并追偿因遭受合同欺诈带来的经济损失。
由于经济活动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守法经营、依法维权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参考文献资料
1、《最新工商政务管理与行政执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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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 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张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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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祝铭山主编
4、《合同陷阱与防范全书》
1999年5月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5、《基层工商所工作实务全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近年来，高校在与社会不断接轨的同时，也遭受着部分犯罪因素的侵扰，其中侵财型诈骗类频繁发生。侵财型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给受骗的高校师生尤其是大学生带来了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尤需关注和预防。
一、被害状况分析
（一）调研情况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遭遇过校园诈骗的学生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39.6%，这一比率明显偏高，而且在这39.6%的群体中有20.7%的学生损失了财物，由此可以看出在贵州省各大高校中侵财型诈骗比较多发。从被害人的学科特点来看，所学专业为理科类的大学生遭遇诈骗且损失财物的比例大于文科类和艺术体育类专业的大学生，但是比例差异不大，说明大学生各自的专业差异对其是否会遭受诈骗且损失财物的影响不明显。
（二）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和被害救济
从被害人学的角度来看，被害人往往呈现出某些群体性特征即致害因素，和犯罪人共同构成犯罪的整体。当代大学生在被骗时所抱的有同情、渴望通过兼职积累社会经验和虚荣攀比等心理，其中渴望通过兼职积累社会经验的心理是绝大多数受骗大学生所具有的，也有较多大学生是因同情心理被骗的。大学生的这些受骗心理，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高中隔绝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大学生初入大学时仍保持惯性，单纯心理会催生各种致害心理形成其自身的致害因素。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70%以上的大学生被害人没有寻求救济而选择默认结果，其中绝大多数表示对相关法律法规知之甚少，被害救济状况不容乐观。
二、诈骗行为人分析
（一）诈骗手段及特点
现今侵财型诈骗手段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身份伪装。校园诈骗中，上门推销、虚假招聘、提供兼职、钓鱼广告、伪装成弱势群体寻求帮助等手段较为常用，其中虚假招聘、提供兼职、上门推销最为常用。这些手段多是伪装成大学生中的一员或者弱势群体，利用大学生对于特定身份的信任实施诈骗，满足大学生兼职赚钱与维护形象的需求。
当下诈骗手段趋向多样化、网络化、职业化。行为人更多地利用手机、计算机等通信工具和网络技术实施诈骗，更具隐蔽性，如钓鱼网站、微信假客服、病毒二维码等。这些手段所面向的群体更为广泛，涵盖了抵抗力不足和已具备一定防诈骗经验大学生。经常性的诈骗行为人往往为资源共享而集聚，形成职业性诈骗组织，且力求向外扩充队伍、在高校大学生群体内部吸收人员，使得被害人向诈骗行为人转变的潜在危险增强。
（二）行为人的特征
行为人多是在社会环境中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个人或家庭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表现为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四处流窜的闲散失业或者无业人员。此外需关注的是被害人向加害人的转化，如大学生陷入骗局却^而反向、向他人实施诈骗。
三、高校校园侵财型诈骗频发的原因
（一）大学生群体的原因
1.社会生活经验不足。在大学这种半开放式的社会环境中，新入学大学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易受外界因素干扰，轻信诱惑而陷入诈骗。
2.心理缺陷。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大多是单纯、同情心强、虚荣攀比、轻信他人，容易顺应并接受被害环境，不能对自己的财物安全予以警惕，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将自己置于浑然不知的危险状态中，为行为人实施诈骗提供便利条件。
3.行为习惯较差。粗心大意，缺乏危险意识；误读大学生主流文化，疯狂的宴饮、烟酒之风盛行；依赖网络，频繁网络购物或陷入网络游戏，忽视自己真正所需；等等。这些是部分大学生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诈骗行为人会利用被害人这些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疏忽和漏洞实施侵财型诈骗。
（二）诈骗行为人群体的原因
根据犯罪学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紧张理论分析，诈骗行为人大多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下层的人员，其通过使用合法手段实现物欲满足的可能性被个人能力和社会结构所限制，无法满足求富的欲望，导致心理出现严重的紧张，在有限理性引导下选择做出诈骗等越轨行为。
（三）客观原因
1.高校安全教育缺失。本调查显示，因学校或者学院做过安全教育培训这一途径而对诈骗产生警惕心理的大学生比例最少，可看出学校的安全教育职能缺失，防诈骗教育与技能培训较少或者力度不够。
2.高校间信息交互不畅。各高校之间缺乏校园安全信息的互动交流，一定程度上使诈骗行为人在高校间流窜作案却不被学生识别和警惕。
3.校园治安管理漏洞。在调查中，绝大多数大学生表示感觉校园不安全。目前的高校均为半开放式的，来往人员审查不严密；且学生公寓缺乏对外来人员的严格把关，使得上门推销型诈骗多发。
4.司法救济薄弱
诈骗犯罪受刑法规制，但若现实案例中的诈骗不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本调查显示，大多数大学生被害人在遭受了侵财型诈骗之后没有选择寻求司法救济，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则大多是损失数额未达到公安司法机关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标准，且公安司法机关一般只是被动地事后救济，在诈骗预防上暂时难以发挥较大作用。
四、预防措施初探
研究重在防治，防治重在多方协同努力。
大学生群体自身方面，应自觉接受校园安全教育，提高防骗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自身致害因素的产生或增强；关注自身心理健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法律意识，敢于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
高校建设方面，校园应设置入校登记设备等；加强学生公寓的管理；发挥基础性的教育职能，培训大学生预防诈骗的知识和技能。从对贵州省高校的调研来看，各大高校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诈骗行为人可在各个高校间流窜而不被识别，建议各大高校之间建立预防诈骗的信息共享网络平台，联动预防。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汽车保有量大量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12089万辆。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我国汽车交通事故不断增多,公安部数据显示,2012年接报全国涉及人员伤亡的路口交通事故4.6万起,造成1.1万人死亡、5万人受伤。在大量的交通事故中,部分车主为逃避责任采取诈骗等策略获取赔偿,给保险公司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甚至影响了保险行业的正常运行。此外,还有为车辆保养等目的诈骗赔偿的事例,这都表明,汽车保险诈骗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课题,必须采取有效举措进行防骗。
一、汽车保险诈骗的法律内涵
我国《刑法》第198对汽车保险诈骗罪进行了明确,按照这一定义,参与保险诈骗的主体可以是汽车所有人即投保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或者其他受益人,从这一定义来看,进行诈骗的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等单位,只要他是受益者或者说利益相关者就可能有参与诈骗的动机。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投保主体必须是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合同文本,才能构成诈骗罪,否则则不能构成诈骗罪,如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骗取保险费不构成诈骗罪(而其他类型的犯罪),但如果他们参与提供各种虚假证明,则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诈骗主体的目的是获取较大数额的保险金,并且只有这种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构成诈骗罪,如果金额较小则不成立。按照《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2000、30000、200000元,必须超过这种标准才能进行相应的法律制裁。
二、汽车保险诈骗罪的基本表现形式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险业务发展迅速,2011年,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504.56亿元,同比增长16.66%,占财产险业务、财产险公司业务的比重分别达到75.89%、73.33%.机动车辆保险赔偿款支出金额达到1750.92亿元,同比增长27.26%,高出原保险保费收入10.6个百分点。在这种保险业务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各种保险诈骗案件也开始增多,表现形式也多样化。
(一)虚构保险标的进行诈骗虚构保险标的主要有三种形式,首先,不如实告知车辆、投保人等基本情况,例如某车辆已经明显出现各种问题,按照《保险法》第16条,投保人应该履行告知义务,但为了获取相应的赔偿,投保人故意隐瞒相关的信息,以获取相应的赔偿。其次,故意夸大车辆的价值,即与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相比,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约定的保险价值(金额)明显偏高或者说出现虚高,在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要高于实际应该赔偿的数额。再次,部分投保人还虚构保险标的,这种骗保行为的发生一般需要虚构各类交通事故,需要多方的合作才能完成。以河南省郑州市某汽配城一家汽车修理厂为例,在该案中,车主杨建军因为车险快到期了,让修理厂老板武六一找人故意把车撞一下,以求将车进行修理。武六一负责操作此事,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估价结果为两辆车的损失近8万元。但这一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武六一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4万元。
(二)编造事故缘由或者夸大事故损失骗取保险金按照《保险法》21-25条,事故发生后,相关的主体要如实的提供各种信息,但未获取更多的保险赔偿,利益主体可能将事故的原因进行“适当”的更改,使事故的责任主体等发生变化,从而使赔偿对自身更为有利。例如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一些保险购买比较齐全特别是各种商业险齐全的车辆会主动要求负全责,这样就能够获取保险公司的全部赔偿,而实际上这一事故可能另外一方要付主要责任,但如果车主只交了交强险则赔偿金额与范围等都可能受到限制,如保监会规定的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8000元,如果要求对方赔偿可能面临诉讼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车主“主动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编制了事故缘由。此外,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相关主体可能将并不是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也变成事故损害,或者夸大其他方面的损失,从而谋求更大的赔偿。
(三)以其他方式开展诈骗活动除上述2种诈骗方式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诈骗。首先,投保人通过请他人做伪证等方式编造事故,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这主要出现在一些购买了车辆人身保险的事项中,投保人通过编造死亡等方式获取保险金。其次,投保人故意制造事故获取赔偿,以创造了涉案人数最多、作案次数最多(280次)和骗取赔款最多(67万元)的全国记录诈骗案件为例,2008-2009年,熊永红、廖禹胜等组建诈骗团伙,利用租赁的轿车故意撞击被侵害车辆,制造被侵害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假象获取保险金。此外,还存在各种故意制造人身伤害诈骗保险金的事宜,如在投保2年后,由于其他原因而自杀导致赔偿。按照《保险法》,2年后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三、汽车保险诈骗形成原因
导致汽车保险诈骗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投保人个人的因素,也有保险公司本身原因,此外还包括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
(一)利益驱动是汽车保险诈骗形成的首要原因首先,从投保人来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诈骗,都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保险赔偿收入,或者尽可能多的减少个人支出,从而编造各种证据证明相应的过失,这实际上是利益驱动导致的诈骗。其次,从参与诈骗的主体来看,事故的另一方等主体之所以帮助投保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实际上是因为提供证据后能够减少自身的资金支出,降低自身的责任,甚至个别主体是在收受投保人相应的“好处”后提供相应证明的。
(二)保险公司本身的原因首先,从保险公司业务人员来看,部分业务员整体素质并不高,在应对保险诈骗的过程中无法有效的进行信息甄别,难于通过现场发现诈骗者行骗的证据。甚至个别职业道德素养不高的业务员为获取“长远”的客户置公司利益不顾放弃对信息的甄别,或者参与帮助客户完善交通事故的“证据”,从而使得保险诈骗事件更为容易发生。其次,从保险诈骗事件处理本身来看,保险公司接到相应的报案后,可能难于及时的派出相应的人员进行现场取证,从而给予了诈骗人以足够的时间对事故进行处理,导致最后出现取证难而只能按照诈骗人的意愿进行赔偿。
(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从法治环境来看,虽然《刑法》、《保险法》对保险诈骗行为处罚进行了明确,国家也加大了执法的力度。但从保险公司的视角来看,考虑到诉诸于法律需要收集证据、需要派出专门的人员进行处理,如果诈骗金额不大,这种处理可能使得保险公司短期“入不敷出”,因而更多的是采取合同违约等方式甚至私下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置,没有依照法律办事,纵容了诈骗案件的发生。其次,从社会信用环境来看,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诈骗者个人诚信缺失也不会带来过于重大的社会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了这种诈骗行为。
四、防治汽车保险诈骗的对策建议
如何根治汽车保险诈骗是一个难题,当前可以充分加强执法、完善管理制度、创新手段、营造氛围等方面着手,逐步为根治保险诈骗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