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根源篇（1）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 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社会经济根源篇（2）

[作者简介]胡增文，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23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20－04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初期所实行的初具市场经济特点的有限市场经济政策。实行这项政策，除了向我们揭示无产阶级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巩固问题，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巩固问题。

一

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快解决建国初期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问题。

建国初期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国内战争等客观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本身及实行政策过程中所造成的。虽然在积聚物力争取战争胜利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它加重了战后经济的困难。列宁日后在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曾说：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食粮，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

列宁的表述非常清楚，尽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要捍卫住工农政权，是被迫实行的临时应付措施，但在客观上确确实实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使工农政权在战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到了1921年，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地渡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列宁这里说的人民群众不满是指人民群众对经济困难现状“有意见”。这种意见首先来自农民，然后发展到工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首先挫伤的是农民，加上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致使农业连年歉收，粮食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逐渐引起部分工人也“有意见”。在国内战争还在残酷进行的时候，这种“有意见”被暂时搁置，被战争更残酷的现实暂时掩盖。而当战争过去之后，暂时搁置和掩盖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变成社会焦点。

从表面上看，工人农民不满的原因是因为战争破坏形成的经济困难，但从深层上看，政策措施执行失当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因为这项政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粮食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只考虑当前如何能够拿到粮食，另一种是在考虑如何能够拿到粮食的时候并考虑农民的感受。这两种做法不同，后果也不同。第一种做法的后果虽然消极，但筹粮见效快；第二种做法的后果是积极的，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筹粮，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他们就会支持苏维埃政权，生产积极性就不会消退。与第一种做法相比，虽然筹得的粮食暂时少些，但粮源得到保证，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弊端是筹粮见效慢。列宁当时只考虑尽快解决粮食问题，没有去制止第一种消极做法，致使其产生不良后果。列宁当时只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上，没有充分注意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日后严峻的困难局面。

列宁虽然知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显然估计不足，以致于造成的经济破坏力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首先是加剧经济困难，主要表现为由农业生产问题引发工业生产问题。这种连锁反应是列宁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列宁没想到农民问题并不只限于农民范围，更没想到由农民到农业再到工业的连锁反应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困难。

其次是政治问题。列宁说：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一是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后来也很清楚，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怀不满。他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列宁虽然不把农民作为革命的政治力量，农民在俄国也不是强大的社会力量，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关系社会生存的重要力量，掌握着农业生产这个社会生存的重要资源。他们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影响着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以为农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革命政治力量已足够强大，放弃甚至伤害这股政治力量，在实践中是不利的。二是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基础，影响政权的稳固。农民不满如果不足以影响政权稳固的话，那么工人的不满就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列宁把它称为“最大的政治危机”就足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如果仅是农民不满，列宁不会把它作为政治危机来看，当工人不满也出现以后，列宁感到问题严重，这种严重已不是一般的政治危机，而是“最大的政治危机”。列宁为什么如此关注和重视工人的态度?主要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生存与发展都依靠工人这个主力军，失去工人就必然失去政权。还有什么问题比动摇政权、失去政权更严重的呢?三是损害了工农关系。列宁在《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工农关系首先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存在，由经济关系存在决定其政治关系。工农关系“正常和巩固”与否，在经济关系上的反映就是能否实现平等交换其劳动。在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把握好工农利益关系是处理好工农关系的关键，否则就不能维护“正常和巩固”的工农关系。

这时的列宁已经看到，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二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执政中所采取的最有历史意义的政策。

列宁清楚，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巩固，关键是改变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和工人农民的经济状况。要迅速扭转国家经济状况，就必须实行新经济政

策，走市场经济道路。实践证明，列宁决策的重大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重大决策转变一样，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经过战时的经济困难，列宁认识到，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还不宜实行计划经济，更深解马克思为什么作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要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论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在于他能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而且在于他能把人们误认为只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公有制占主导的前提下把个人的切身物质利益与劳动成果相联系来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适合于生产力处在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通过推行粮食税、自由贸易、租让制等措施来刺激工农业生产和市场贸易，达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转向新经济政策，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他还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思路很明确。只有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才能有效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改善工人农民的经济状况，才能消除工人农民的不满。发展生产、改善工人农民经济状况是解决所有复杂问题的关键，而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必须的选择。几十年后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所作的许多论述，其思想与列宁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把着力点放在农民身上。他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列宁之所以把新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农民身上，是因为他对农民的认识有了新发展。从经济上讲，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而粮食问题实际上是农业生产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认为农民在俄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只有解决了农民问题。才能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从政治上讲，争取农民，团结农民，增强革命力量，是巩固苏维埃政权所必需的。没有农民的支持与合作，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巩固。工人农民的不满，是从农民开始的，解决了农民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发展了生产，恢复了经济。改善了工人农民的经济状况，消除了工人农民的不满，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与列宁同时代的许多人尽管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但其成果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列宁在对这一政策成果进行总结时以欣喜的口气说：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给农民以贸易自由之后，现在情况怎样呢?答案是很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在一年中取得的成就。至于轻工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方面出现了普遍的高涨。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诚然，目前还是很少的，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得到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我想，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收到了成效。我们已经使我国农民满意了，使工业和商业都活跃起来了。

列宁推行的市场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扭转困难局面，是因为这时的他已经发现。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其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必须具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资源的不足无法通过社会公平使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社会满足，从而无法激发起希望看到的高涨的劳动热情。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商品经济阶段仍受切身物质利益支配，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把人的劳动成果与切身物质利益相联系。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不但无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据此，列宁大胆坚决地推行新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稳定并巩固了新生政权。

三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执行引起工农群众不满到推行“新经济政策”消除工农群众不满，列宁对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深刻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采取什么方式处理无产阶级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这个问题列宁在执政前没有很好考虑，执政后严峻的现实，迫使他认真思考。国家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的处理，不能机械地用维护国家利益的思维来理解，不是维护了国家利益就等于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么简单。无产阶级国家对人民利益的代表，不能看作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替。在商品经济阶段，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仅仅是代表，不是等同，更不是取代。国家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的发展仍不平衡，应该允许和尊重人民群众保有自己的合法利益。因此，处理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必须遵循经济规律。

社会经济根源篇（3）

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规定，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自从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品，而是人与人之间，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后，列宁对此作了反复的强调，认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注：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第41～4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斯大林批判了雅罗申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问题以后，把生产关系划分为三个方面：“（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丙）完全以甲乙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629～63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从此，苏联教科书以及所有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都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

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生产关系，这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实践并没有这样做，或者没有完全这样做。

二、经济学的对象和经济分析的角度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这一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我们认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二重的过程：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前者的对象是自然界，因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斗争；后者的对象是人，因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博弈，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决定了人们经济行为的目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变量的决定因素，都具有二重性。人们的经济活动既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料和使用价值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又是为了取得具有特殊社会规定的经济收入；经济运行机制既是显示社会需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的机制，又是人们实现和协调各自利益的机制；经济变量既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关系所决定，也是由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所决定。这一切也决定了经济理论分析角度的二重性，人们既可以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为一定，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可以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一定，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来考察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还可以在分别分析的基础上把二者综合起来，考察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这些只是理论分析角度和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别，对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它们都是需要的和有意义的。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不同学派的形成往往是或主要是由于经济分析角度的不同。这一点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凯恩斯主义的形成，首先由于凯恩斯在批判古典宏观理论和萨伊定律时转变了经济分析的角度，从供给决定和供给分析转变成需求决定和需求分析，从而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放弃了后者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分析角度，而专注于物质生产活动或人与物关系的考察。各种非主流学派，主要是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与主流学派的分野就在于，前者改变了后者的分析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典学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也在于它推进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因而受到新制度学派等非主流学派的推崇。中国经济学的繁荣需要真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中国既需要有以物质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也需要有以社会交往活动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也就是说，中国既需要有自己的新古典学派，也需要有自己的新制度学派、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任何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以自己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来否定另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研究对象的合理性，都是不恰当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传统经济学对它的批判

传统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它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是，这两种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非主流学派批判主流学派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放弃和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与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主体行为的分析，也就放弃了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和基本阵地。因此，正统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注：科斯教授在《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的结论中写道：“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参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2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充分利用了主流学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创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推进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分析，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这样，经济学就变成了“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这种批判虽然很严格、很苛刻，然而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

与此不同，传统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至于它本身在这方面的建树，也就少得可怜。

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没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样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包含着某些科学成分。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总是事实。这一点需要批判，应当批判，也正在受到批判。不能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它的选择是对的，其他的选择和作法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批判应当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经济学，处于统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中严重的工程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注：方绍伟：《经济学与主体性》，《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如果以此为基点对经济学加以分类，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就可以称为工程经济学，与此相对应的还有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等。由此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也不应成为它的主要部分，主流经济学也许只是发展先后差异造成的，至少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应与之平分秋色，也许可以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较之人与物的关系更加复杂，更难分析，因而显得相对落后而已。

四、制度经济学对人与人关系的分析

制度经济学，亦称新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并且这种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野，而且形成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历史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诸多学派，同时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和领域，革新了经济学的面貌。制度经济学家其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作出巨大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基本理论概念或理论范畴的更新和创造。这主要归功于康芒斯把交易概念一般化和科斯教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使之一般化。对此有人已经作过分析（注：参见盛洪、陈郁为科斯的《企业、市场和法律》一书中译本所写的译者的话。）。交易这一理论概念出现得很早，但其应用却非常狭窄。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把经济分析降低为研究交换的科学，其中心总是由偏好、能力、习惯和技术的既定结构引起的交换过程，……经济分析的主要兴趣是在交换过程中建立的一组相关价格，这组价格反过来又指导经济行为。实际上正统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从交换中推导出来的”（注：转引自哈奇森（Hutchison）：《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由于其对象性质决定了交换或者交易概念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康芒斯首先使交易概念与生产概念相对应，把生产活动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交易活动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并把人们的交易活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买卖的交易或市场交易、管理的交易或企业内交易、配额的交易或政府的交易（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样就使得交易要领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经济活动而一般化了。但是，康芒斯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康芒斯又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一致。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使得交易活动也像其他经济资源一样是稀缺的，是可以进行量的比较的，从而将其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使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形式的影响，以及交易费用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注：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第1－23、75－12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提出了“科斯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注：科斯定理最早是斯蒂格勒在1966年概括的，在《价格理论》中，斯蒂格勒将科斯定理的内容概括地表述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交易费用概念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分析了诸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纯粹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和政治制度等，并将交易费用扩展为产权界定和保护费用、搜寻费用、谈判费用、执行和监督费用等各个方面。这样，交易费用概念也获得了一个一般化的表述，成为解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不仅如此，演化经济学家还从社会生物学中得到启示，正在寻求制度演化中的“基因”，力求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

其次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主题的，所谓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产权制度、契约制度等交易制度的状态或结果的一种表达，因而，资源配置的状况是以一定的交易制度为前提的。正统经济学只研究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甚至是理想市场即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其他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因而只能说明经济行为的一种结果，而且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不能说明它的所有可能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仅如此，正统经济学不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也就无法说明某一结果出现的行为过程。比如，它只能说明市场制度好，资源的市场配置比计划配置更有效率，因而需要实行市场制度，但却不能说明如何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如何从其他制度（比如计划制度）走向市场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借助于交易费用的概念，说明了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之中，因而不仅说明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博弈论的引入，彻底完成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到人与人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转变。这样一来，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实现了经济理论分析重心的转移，从而使经济学成为它“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再次是方法论上的开拓。有人认为，“从方法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没有任何创新，它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参见盛洪、陈郁为科斯的《企业、市场和法律》一书中译本所写的译者的话。）。这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但是，这种应用范围的扩展本身也包含着创新的因素。因为，正统经济学由于缺乏交易费用和广义利益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主体主义和契约主义的思想方法。方法论上的这一前进也应归功于制度经济学。这也是它其所以能够在人与人关系的分析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

五、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两个悖论

1.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

传统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自然要以既定的生产力或既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是正确的。然而，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却与此相去甚远。尽管它宣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但是它却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无比优越，无比和谐，因而也不需发展和不能发展，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生产力的组织方面，即放在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计划经济理论正是这样，对人的研究多有忽视，也很片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所面对的是人，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因而，在经济学中，人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离开了人和人的经济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既不研究人的物质需求和物质偏好，因为，集中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是，人们的需求和偏好是相同的或者基本上是相同的；也不研究人的利益追求和利益偏好，更不研究人的心理、人的预期和人的行为，没有经济观点，不讲经济原则，缺乏经济思维，不作经济分析。谁要是认为经济学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偏好、人的追求、人的预期和人的行为，就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谁要是讲经济观点和经济原则，强调经济思维和经济分析，就被看作是单纯经济观点，是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须知，生产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既然不研究人，怎么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呢？人的偏好、人的追求、人的预期、人的行为，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和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的形成条件、变化依据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就是实实在在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怎么能说成是唯心主义呢？同样，经济学不讲利益追求，不讲节约原则，不讲成本效益分析，不讲选择行为，只讲政治挂帅、思想第一，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是骗人的把戏。既然如此，政治经济学还有什么用处呢？

指出传统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多有忽视，也很片面，当然意味着它还有所涉及，那么，这种涉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脱离现实经济活动和人的基本特性，单纯从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方面来考察，这种分析往往陷入美妙的幻想和空洞的说教。二是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研究人，这主要反映在：（1）在传统经济学中，个人主要是作为劳动力或劳动者出现在理论体系中；（2）传统经济学中的企业也只是一个劳动组织和生产单位，其内外关系也主要是投入产出的技术联系；（3）个人作为消费者仅仅代表了一定的物质需求；（4）计划经济实际上主要是解决物质技术问题，而不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宣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忽视对人与人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批评以物质技术关系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学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另一方面，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又以此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传统经济学的矛盾性质和悲剧色彩，也是阻碍它成为科学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还需要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传统经济学对人与物关系的研究，在内容上显得十分贫乏，缺少对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偏好的分析，在方法上也很粗糙，缺少新古典那一套形式化的科学表述。

2.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交换关系。

传统经济学虽然在口头上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即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却对生产关系作了片面的和狭隘的理解。马克思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排除了交换关系的生产关系，即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然而，传统经济学却恰恰作了相反的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来规范自己的学术实践。这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

首先，传统经济学重物质生产，而轻经济交换。传统经济学讨论的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而且主要是从劳动交换的角度来讨论，很少讨论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问题，即使讨论，也只是讨论消费品的交换和流通问题，不研究生产资料的交换和流通问题，后者是在物资技术供应的名义下作为计划分配的问题来分析的。不仅如此，无论是生活资料商业，还是物资技术供应，都是作为部门经济学的对象，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都是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研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于生产而又与生产不能分离的、独立的经济过程来看待。这是孙冶方对传统经济学批判最猛烈、最深刻的地方。他将此概括为“无流通论”和“自然经济论”（注：孙冶方曾经对“无流通论”和“自然经济论”作过多次批判，其中最集中、最精彩的是1962年上半年和1963年上半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研究班讲课的记录稿以及他亲笔写的讲课计划、讲课提纲和《流通概论》讲稿。参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79—28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批判虽然触及到传统经济学的要害问题，但并未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围。

其次，否定了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关系，看轻了价格的意义和作用。传统经济学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等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残余，看作是不得不保留而迟早要消亡的东西，而且消亡越早越好。价格也只是计划计算的工具，是可以由计划者随意决定的东西。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改革开放以来，对此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批判和讨论，本文不打算多费笔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这种批判是基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还很少涉及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因而其实践意义远远大于理论意义。

3.悖论探源。

在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不研究交换关系的悖论呢？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点探索性的回答，以期引起经济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思考。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是荆棘丛生和悬崖峭壁，步入绝境，也可能走偏方向，误入歧途。然而，路总是由人走出来的，总需要有人去开拓。

传统经济学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而传统经济学在基本理论方面的失误和偏差，也要从这种继承和发展中去探寻，甚至要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去发掘。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交换和交换关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总是将其与生产和生产关系一起使用或相提并论。马克思在说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曾经明确指出，“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多次讲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那些规律的一种科学”，并且提出了生产和交换“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影响，并且互相制约，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把生产和交换一般化的倾向。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不十分明确，也没有贯彻到底。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导线索，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还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和经济学范畴。虽然马克思提出和使用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如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等，都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经济关系，但是，始终没有抽象出一个能够反映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范畴和共同概念。

其次，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或四个阶段，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综合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据此也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但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同时，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框架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欠。优点是清楚自然，符合历来进行经济分析的习惯；缺点是这一框架包含着分割和肢解经济过程和经济分析的危险。现在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分析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时，马克思仅仅着眼于过程的构成及其要素，而没有抓住贯穿于其中的共同的东西，同时为了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生产一般”的概念，认为“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从而使生产概念一般化了，但却因此而使交换范畴特殊化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一个媒介的要素”。“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样，就不可能从中综合概括出一个说明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范畴和基本概念。《资本论》三卷的结构安排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作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就是一个按照过程和阶段进行分析综合的框架，而不是一个按照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的体系。交换概念的片面化和特殊化，是马克思无法使生产关系这一哲学概念转化为经济学范畴的关键。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使资本概念一般化，从而写出《资本论》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却不能提供一个适用于一切经济制度的制度经济学。

第三，如果说交换概念的一般化是从其质的方面来考察，那么，从交换和交换关系量的方面来分析，就涉及到交换的费用和收益的问题。这需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交换过程进行考察。

马克思为了揭示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定，就是等价交换，由此出发也就排除了剩余价值从流通中产生的任何可能性。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进行交换和合作，仅仅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与价值无直接关系。这就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初衷和理论逻辑。其实，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和合作，不仅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且是为了取得更大的价值，为了得到交易利益和合作剩余。因为，按照谈判理论，同一件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因而也有不同的估价。当交易双方谈判成功，达成合作，进行交易时，这件东西就会从估价低的一方转移到估价高的一方，这时就会产生合作剩余，并且会按照双方的协议分配合作剩余。很明显，这种剩余是从交换中产生的。它明确告诉人们，交换过程不仅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和实现，也不仅是价值的转移和再分配，而且首先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交易从形式上看是等价交换，实际上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不等价交换。这里没有任何欺诈的成分，而是老老实实的买卖，是高度的诚实和信誉，因而，也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互惠。

交易不仅会产生合作剩余或效用，而且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成本。马克思虽然讨论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的问题，但与现代经济学中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异。马克思的流通费用仅仅局限于商品交换的狭小范围，包括有纯粹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10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却应用于广泛的范围，诸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外部性问题、纯粹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各类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以及政治制度等，包括有界定、度量和保护产权（即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实行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概念的这种充实和扩展，也同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有关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内容范围的比较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交换理论和流通理论只是说明了商品交换中生产关系的某些内容，无法对人与人关系的全部问题提供解释。

第四，以上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理论的问题。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派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基础和物质内容，但是劳动是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讨论了。价值既然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它也就是从这种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为，所谓价值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仅是指它是在并且只能在人与人的交换行为和交换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且包含着交易双方对这一交换行为利弊得失所作的主观评价，没有这后面一层意思，价值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并未贯彻到底。由于这一缺陷，马克思很难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统一起来，于是就提出了价值规律的二重含义的问题。这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们大伤脑筋，争论不休。

1871年，奥国学派的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源泉不是劳动，而是效用，即价值来自人们对所需要对象效用的主观评价（注：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样，就把价值同需求的满足直接联系起来，使价值的源泉从生产领域转移到分配领域，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交换领域。

由于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效用和需求，是从对人们的经济行为的主观评价方面来解释价值的来源，因而曾经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作主观价值论加以批判。这一批判如果是指它的片面性，那是正确的，但对它全盘否定，则是不恰当的。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考察，强调的是劳动和成本，而不是人们在交换行为中的主观评价，那么，按照上述批判的同一逻辑，把马克思的价值论看作是客观价值论应该是恰当的。不过，这一观点笔者至今尚未公开见到。

社会经济根源篇（4）

人力资源是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能动性资源，它能够推动物质资源，主动适应物质资源，使资源得以最优配置。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运用，是因为它具有能动性，居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由于其能动性的发挥，推动了物质资源。人具有自我调控的机能，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根据外部的可能性和自身的条件、愿望，有目的地确定经济活动方向，并根据这一方向合理地选择运用物质资源。人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调节现实物质资料生产的总量与结构，还可以根据物质资源的状况，对人力资源本身的生产、开发、分配以及使用等方面进行调节。总之，人力资源通过对自身和对物质资源的调节，主动适应物质资源，从而使资源得以最佳配置利用。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潜力在于人力资源。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国家得以昌盛富强，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根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从“投入”、“产出”两方面进行。“投入”要素主要是人力和物力两种，增加物力的投入，固然会增加产出总量，但增加人力的投入，特别是增加高质量人力投入，比增加物力投入能获取更多的产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如在经济收益率方面，土地和资本的收益率下降，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上升等，都从实证角度证明了这个观点。

人力资源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目标的根本所在。人究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目的？这实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长期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对资本主义产业社会价值观的批判，对人的使命和人的价值的论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这里的关键是必须明确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论述至今仍居于历史认识的最高点。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同时，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任何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社会能否取得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

毫无疑问，现展目标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是人、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 要让人力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要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也就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事实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值效益最高的投资。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能极大地提高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为经济增长带来强劲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开发了的人力资源又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标志。

满足基本需要就是要满足人们维持生命对基础教育、保健、食物、卫生设施、用水供应、住宅以及有关基础设施的需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人民摆脱贫困，同时提供基本需要。“自尊”则与独立意识相关，发展中国家为自尊需追求经济发展，以消除与低下的经济地位相联系的被统治的和依附的意识。“自由”需摆脱贫困、无知和卑贱，使人民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不能选择就没有自由，人如果受到仅以维持生存的生活约束，没有教育，没有技能，也就没有自由。这三个核心要素是相互关联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已认识到这一点，在研究发展时首先考虑人的发展，在规划建设时首先考虑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不但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最终给人民大众带来利益与发展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0.

[2][美]西欧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美]加里·S·贝克尔. http：//51lunwen.com/《人力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陈远敦，陈全明，主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社会经济根源篇（5）

（一）节能减排在中国

节能减排，顾名思义指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前者是能源资源问题，后者是环境保护问题。因此，节能减排是与能源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相连的重要概念。节能减排的实质是突破发展的资源环境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节能减排冲击波正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席卷。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对于节能减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毫不夸张地说，节能减排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5年10月11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对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2011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披露：“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14.29%。总体来讲，节能目标没有实现，减排目标超额完成。同时又提出“十二五”期间继续执行节能减排政策，要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等。可见，节能减排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节能减排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必须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新思路、新途径。如果不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并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势必会使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发展难以持续。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甚至明天要为今天的增长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二）东莞“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

“十一五”期间，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截至2010年，万元GDP能耗由2005年的0.856下降到2010年的0.691，下降20%。全市SO2排放总量由2005年的20万吨下降到9.12万吨，削减率达54.4%；COD排放总量由2005年的13.5万吨下降到10.47万吨，削减率达22.4%，呈现出经济总量上升、排污总量下降的良好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减排考核任务。

“十二五”期间，东莞市仍将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将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资源、能源与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根据省里下达的节能和减排目标，到2015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指标下降19.5%；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SO2）、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和氨氧化物（NOx）排放总量比2010年减少25%。这些都是约束性指标。仅就单位GDP能源消耗指标而言，已远远超过2011年4月25日东莞市政府在《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预计的16%目标。节能减排就像爬山，越往后越难。可以说，空间较小，难度很大。为此，东莞市应抓住“十二五”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解决重大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战略机遇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能源利用为核心，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在可行性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努力构建政府大力推进、市场有效驱动、企业自觉参与的循环经济运行机制，努力把东莞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东莞“十二五”节能减排的意义

1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30年来东莞走的是一条典型的传统发展道路，集粗放型增长与外源型主导为一体的产业结构，带来了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难以为继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事件接连不断。至今仍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还基本处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空气质量飞速下降，居民可饮用水匮乏，白色污染越发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群众健康、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幸福东莞的难点。“十一五”期间东莞环境保护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实现了污染减排目标，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总体环境形势仍然面临挑战，以化学需氧量为代表的水体有机污染尚未彻底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PM2.5等形成的复合型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保形势依然严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已刻不容缓。

东莞能源匮乏，所需能源基本依靠外省市或国外进口，约85%电力依赖省电网供应，95%成品油依靠外省和国外进口，煤炭绝大部分来自内地省市，部分由国外进口。实施节能减排可以减弱东莞对外部能源的依赖，对东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实践证明，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双赢的有效途径。节能减排蕴含着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提升，是应对资源紧缺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挑战的必然选择，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时展潮流的战略举措。同时，节能减排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东莞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突破口，是使东莞的GDP更为绿色、更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契机，已成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既影响当前又影响长远的任务。节能与减排要同时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为此，要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开创一种新的绿色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力争到2025年，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全面建成生态城区。那时的东莞，高山常青，碧水长流，天空湛蓝不再仅仅是居民的一个美好愿望。

2 促成经济社会双转型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于2007年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报告，其中讲到：“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是指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具体来讲，在经济转型方面，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型向集约型、内涵型转变，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更具有活力、更加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结构从外源型经济为主向内外源型经济并重转变，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举转变，产业结构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加工制造与研发服务环节协调发展的哑铃型转变，资源利用从线型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在社会转型方面，要从城市二元冲突型社会向城乡协调社会转变，从本地与外地户籍人口分割社会向本地与外来人口融合型社会转变，从矛盾多发的不稳定社会向阶层和谐的稳定社会转变，从不协调、不全面发展的社会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转变。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经济转型为社会转型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转型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并驾齐驱，共同促进东莞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幸福安康。”

过去三十年粗放型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源和环境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节能减排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推进节能减排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一资”产业的泛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社会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把工业增长真正建立在降低消耗、提高效益、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使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促进经济转型，进而带动社会转型。实践证明，节能减排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已成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既影响当前又影响长远的任务。

二、东莞“十二五”节能减排的任务

（一）节能任务分析

根据单位GDP能耗增长（降低）率公式：

根据《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十二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按此计算，2015年与2010年相比，GDP增长指数为（1+8%）5=1.47。根据广东省给东莞下达的单位GDP能耗降低19.5%的要求，2015年与2010年相比，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指数为：

由此可知，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指数=1.1834，即2015年与2010年相比，能源消费总量增长18.34%。年均增长率=3.42%。

单位GDP能耗年均降低率=103.42/108-i=-4.24%。

“十一五”东莞节能情况如表1所示。

从2007年以后降幅逐年收窄的趋势以及2010年同比下降只有1.97%来看，完成该任务困难很大。

（二）减排任务分析

如果“十二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并且单位GDP能耗降低19.5%的目标能够实现，那么按照上述分析，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增长18.34%，由于污染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消费（占70%以上），相应地污染物产生量大体上也将增长18.34%。

具体分析如下：

1 二氧化硫

“十一五”期间东莞二氧化硫排放情况如表2所示。

如果按照18.34%增长，2015年二氧化硫产生量是26.3万吨。根据省里下达的减排目标，201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至多是6.8万吨，也就是说，去除量要达到19.5万吨，去除率要达到74.1%。根据历史数据，按现有去污能力，要达到这个水平有很大的难度。

2 氮氧化物（NOX）

“十一五”期间东莞氮氧化物排放情况如表3所示。

如果按照18.34%增长，2015年氮氧化物产生量是13.92万吨。根据省里下达的减排目标，2015年氮氧化物排放量至多是8.34万吨，也就是说，去除量要达到5.58万吨，去除率要达到40.09%。根据历史数据，按现有去除能力，要达到这个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

3 化学需氧量（COD）

“十一五”期间东莞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如表4所示。

如果按照18.34%增长，2015年COD产生量是19.19万吨。根据省里下达的减排目标，2015年COD排放量至多是1.80万吨，也就是说，去除量要达到17.39万吨，去除率要达到90.6%。根据历史数据，按现有去除能力，要达到这个水平也比较难。

4 氨氮（NH3-N）

社会经济根源篇（6）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衡量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程度及其供求关系。整体上来说,协调度越大,则水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越强,相反地,协调度越小,则水资源对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越小[13]。通过对协调度的评价结果可知,协调度大于1,则表明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大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有利于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协调度小于1,则表明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小于安徽省平均水平,其结果不利于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2指标体系的选取

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目的即满足人口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因此选取可供水指标:人均水资源拥有量G1(m3);每公顷平均水资源拥有量G2(m3);人均可供水量G3(m3);万元GDP工业产值水资源拥有量G4(m3);需水指标:人均用水量X1(m3);每公顷平均需水量X2(m3);人均生活用水量X3(m3);万元GDP工业产值需水量X4(m3)作为安徽省水资源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指标。

2安徽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

2005年安徽省平均降水量120813mm,较多年均值多310%,属平水年份。本文选择平水年份的2005年作为安徽省平均状态进行分析。根据2005年5安徽省统计年鉴6和5安徽省水资源公报6计算,全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1993年国际人口行动提出,区域人均水资源量少于1700m3时,将出现用水紧张现象,少于1000m3时出现缺水现象,少于500m3则为严重缺水[14]。表1中,平水年份的2005年安徽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低于1700m3,因此全省都呈现用水紧张或缺水的现象。根据安徽省的水资源开发及利用的实际情况,并且借鉴各地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划分标准:利用率小于20%,为低开发利用区或低难开发利用区;利用率在20%~40%中的闭区间为中开发利用区;利用率大于40%的则为高开发利用区。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的评价标准划分为:综合协调度小于0175为极不协调;在0175~0195闭区间为不协调,在0195~1115闭区间为基本协调,大于115为协调。

2.1安徽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安徽省2005年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度,见表2。可以看出,平水年份2005年为中开发不协调。虽然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发展,安徽省节水水平逐渐提高,单位GDP用水和单位工业产值用水从2001年-2005年近5年内明显减少,尤其是单位工业产值用水5年减少了27%,但是单位耕地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甚至都高于偏丰水的2003年,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用水量大增,因此2005年仍呈现出中开发不协调状态。周亮广等人在2011年[15]选取相同指标和相同年份,从社会经济干旱角度得出安徽省2005年为中度干旱,与本文结论相吻合。

2.2安徽省各地市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度空间差

选取平水的2005年进行安徽省各地市协调度空间差异分析。根据52005年安徽省水资源公报6和52005年安徽统计年鉴6各地市水资源供需指标。(1)平水年的安徽省各地市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状况以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5个城市)和低开发协调(6个城市)两个类型最为突出;其他地市基本以中度开发协调或基本协调为主。(2)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的5市有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淮南。这与周亮广等(2011)从社会经济干旱角度得出的2005年安徽省经济干旱最严重的区域也相一致。由表3可见5市的人均GDP在全省都正排在前五位,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最高: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省会,人口众多,经济发达,GDP量(853亿元)高出其他城市的2~3倍;马鞍山、芜湖、铜陵3市主要由于工业用水量巨大,是全省工业平均用水量的2~4倍,人均用水量占居全省第一二三位;淮南作为全国13个亿t煤炭基地之一和全国6个煤电基地之一工业用水量最大,高达15161亿m3,占到全省当年工业用水量的23%。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使地区水资源需求量大增,带来水资源的供应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极不协调。进一步分析发现,5市中又以淮南和马鞍山两市协调度最低,都在0.3以下,两市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都超出了200%,需要大量地外部供水维持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经济高度发展、本底水资源不足,更加大了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协调。(3)低开发协调的6市有亳州、宿州、阜阳、宣城、池州、黄山。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阜阳、亳州和宿州人均GDP在全省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和第四位,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用水量也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另一类是水资源总量比较丰富区,如宣城、池州和黄山人均水资源量在全省位列前三。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用水量少和区域本底水资源总量丰富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需太高就可维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6市在社会经济干旱评价[15]中也基本是干旱指数最低的无旱情,不过在协调度和社会经济干旱评价吻合度上要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两者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中水资源以需定供的原则,经济发展水平低,需水量相对也较低。故虽然水量较小,但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同样不会出现干旱状况。在安徽省的17个地市中,与淮北市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芜湖市,见表4。两市的水资源量、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其水资源模数和人均水资源量都相当。但是在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度方面,淮北(111470)为中开发利用基本协调,而芜湖(016241级)属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不在于水资源的自然条件,而是由于两市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水资源供需量迥异,GDP、人均用水量、每公顷平均用水量与工业用水量的比值都在2~3倍。可见,在水资源量相当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是造成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调度迥异的主要原因。这与利用社会经济干旱[15]研究水资源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社会经济根源篇（7）

摘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结果。从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并引入商品经济，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党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在理论认识、思想观念上不断深化、发展和突破，不断走向成熟。因此，在实践中，既要承认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力求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关 键 词：市场； 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8－0048－06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贾茜（1982—），女，吉林长春人，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宗教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转变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由“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充分说明，只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政府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性转变，才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和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四大基础性理论构成，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改革开放动力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理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说，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发展过程。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改革开放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认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标志，赋予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基本制度性特征，由此得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结论。在经济实践中则一味强调计划的作用，忽视并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所有制关系上主张“一大二公三纯”，排斥并力图用行政手段取消其他经济成分，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样做的结果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全民吃公有制的“大锅饭”，经济过程缺乏活力和动力，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变成了短缺经济、票证经济。怎样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进行观念上和指导理论上的根本性转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走出对传统经典理论认识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时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同时强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根据这一论述，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往往把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加以固守，并以此作为“姓社姓资”的分水岭和衡量标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进行以铲除资本主义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实践。出现这种状况的理论根源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述在理解上存在误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以及“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等论断，完全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展从而生产力的社会本性高度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强烈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属性、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的科学论证为依据的。而我国的国情恰好相反，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生产力水平低且多层次性以及发展不平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教条式地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否定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急于取消商品生产，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必然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是盲目、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还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及客观要求出发来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之路，这是事关建构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体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必须在理论上、思想观念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比此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异己力量的传统理论观点。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2］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可以说，这是摆脱长期教条主义束缚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具有历史性突破的标志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讲话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释放，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如果从1984年引入商品经济算起，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这种重大转变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不断深化、发展和突破，说明我们党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在理论认识、思想观念上不断走向成熟。

二、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比较分析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还是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无不说明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都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即人们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然后才能从事艺术、哲学、科学等活动。然而，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就必须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但资源总是有限的，要对稀缺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就必须采用某种方式即经济体制。

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在于各个生产者和生产企业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投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从而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弊病，表现在：第一，事后调节。它只能在市场传出信号后才做出反应，供大于求，即减少生产；供不应求，即增加生产。由于缺少预见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会导致经济总量的严重失衡。第二，注重个人、局部、本位、眼前利益，忽视社会、全局、整体的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对基础产业、公共设施（环保、水利、教育等），因利小或无利而不感兴趣。第三，排它性强。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竞争性经济和优胜劣汰经济，它在激发经济活力，促进企业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导致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控制生产，扭曲价格，左右市场。第四，市场经济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作用于每个商品生产者，当一个或几个周期过后，一些优胜企业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而被淘汰的企业则可能面临停产和工人失业的困境。正因为如此，当达尔文式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完全竞争不存在时，当经济活动的影响溢出市场之外时，当收入按照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当人们的需求没有反映他们的真正需要时，当各个生产者和生产企业在生产中过分地表现出某种外部性，经济就不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最优状态。［3］这也就是所谓“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

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在于：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推行经济发展规划，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进行调节，以防止经济周期性大幅度波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通过再次分配手段，防止个人收入过分悬殊，保证社会公平；通过法律手段维持市场秩序，防止过分竞争和垄断；责无旁贷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外，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那些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无能力去办但又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例如水利工程建设、国防重大项目建设等。但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其弱点，表现在：计划经济说到底就是国家、政府管理经济，就是国家、政府配置资源，这种国家、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能否符合并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政府配置资源往往是通过政府官员即个人进行的，个人的思想状况如何、道德状况如何、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知程度如何等等，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这种干预或管理或配置水平的高低及质量的优劣。些许的不良思想、不良行为、不良动机都有可能成为把有限资源配置到本来不应当配置的地方去的原因，甚至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还可能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和土壤。这样，“帕累托最优”①最终将无法实现。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动机纯洁，要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高效率，也必须以获取大量的、有用的经济信息为前提，否则，资源配置活动就是盲目的、主观随意的。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实践中经常出现所谓“拍胸脯决策”“拍脑门决策”现象，结果付出了高昂的“学费”，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有甚者，为了牟取个人私利，一些手中握有经济审批权和管理权的政府官员还会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本来不应该配置的领域和地方去，严重扭曲并损害了资源配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实际上，政府获取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的或不失真的，而且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这就是所谓经济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反馈。这一过程要求必须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科学，一旦某一环节上出现疏漏或失误，必然会给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政府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前提是较高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而生产社会化的前提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机器大工业“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把生产本身“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把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产品”。［4］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状况是水平低、多层次性、发展不平衡，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当前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小微企业），这就使得现阶段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缺乏客观的经济条件。因为社会生产范围如此广大，生产经营状况和种类如此庞杂，怎样进行统计，怎样收集完整而准确的信息，怎样进行科学研判，都对有计划组织和调节生产提出了巨大挑战。

政府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必须要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营单位作为微观基础，而一旦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果国有或集体所有，对个人就会失去激励作用，就会导致个人失去动力，单位失去动力，进而使国家失去动力。强力的国家（政府）干预必然与权力的高度集中相伴随，一切听从、服从上面的指挥、要求、规定，微观经济必然失去活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计划失灵”和“政府失灵”。

现在，我们已不再用有无市场或计划作为经济体制划分的标准，而是根据市场和计划的比重以及市场和计划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来判定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尽管经济学中的“新自由派”主张返回到完全自由的古典自由经济时期，但也没有走到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的极端。

三、深化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理论认识

市场经济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供求，二是价格，三是竞争。在这三者的相互联系中，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功能。市场的功能主要包括：

第一，节约社会资源，降低劳动消耗。这是通过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每个商品生产者都力求使自己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市场价格是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就能获取超额利润。反之，商品生产者和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亏本，就要被市场所淘汰。这种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迫使各生产单位想方设法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节约了社会资源，降低了劳动消耗。

第二，调解社会资源或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这是通过价格随供求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当某种商品生产过多，供过于求时，则价格下降，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利润减少，便会缩减这种商品的生产或转产；反之，当某种商品生产过少，供不应求时，则价格上升，有利可图，就会刺激这种商品的生产。换言之，价格犹如一个指示器，引导资源或劳动向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流动。

第三，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由于受价格杠杆的调动和盈利的引导，各种生产要素会自发地从利润低的地方向利润高的地方流动，这必然会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迟缓，经济结构性调整还任重道远。实际上，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经济结构是历史形成的，而这样或那样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与该地区资源状况和类型、地理位置、技术力量、人口素质、地方特点、历史背景等有很大关系。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就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及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而一种经济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某种固化性，因为这种经济结构是经过长期的培育形成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时也是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或者是历史遗留或累积的产物。要对其进行根本性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对此，必须下大气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

二是能够激发微观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社会经济活力来源于微观生产主体即劳动者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市场经济产权明晰、利益直接，市场主体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是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公平的竞争条件和营商环境。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对民营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在具体经济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束缚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民营经济在融资、投资、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少歧视性待遇。消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进行资源配置。

三是能够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以后，我党对市场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就在逐步深化，但这种“基础性作用”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所起的作用。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计划（政府）作用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础性作用”有时被削弱甚至被掩盖和丢掉，经济运行中的计划经济路径依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决定性作用”则要求政府职能必须从统制型、管制型、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审批和行政干预经济，并不是要把政府撇在一边，让政府只当“守夜人”，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所有领域都市场化。实际上，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市场机制具有追求本位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甚至丢掉社会利益，有时甚至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本位利益的本质趋向，其负面作用是令人担忧的。对此，政府必须加强市场监管，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竞争机制所必然形成的优胜劣汰的自发作用，经过一个周期后，必然会出现个人收入分配方面悬殊的状况，政府应当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通过再次分配进行合理调节，以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人民出版社，1971．294－307．

社会经济根源篇（8）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22-05

一、社会主义是否应该发展市场经济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成功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实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些国际友人也充分肯定了我们取得的成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产生了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特殊规律；具有市场经济一般的许多共同的运行形式，又产生了许多不同既往的新的市场经济运行形式。它是在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市场经济新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重大探索、重大突破、重大进步和重大创造。它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宏观管理、综合平衡条件下更加活泼，更有生机，更有适应调节能力和创造创新能力，能够更充分地调动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发展生产力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和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些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而市场经济的优势主要是利用价值规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过去我们只注重发挥前一方面的优势，把后者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忽略甚至抑制，为生产力发展设置了障碍。这两种优势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具备的，只是过去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而现在也还未能完全认识这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摆正了市场与宏观管理的位置，既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重视发挥宏观管理的重要作用，使两者的相互关系走上了正确轨道。宏观管理或称全局管理是从国民经济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对经济进行管理，它立足实际、放眼全局，实现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并尽力避免市场失灵问题，使市场运行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符合整个社会平衡协调、有步骤、按比例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差别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当然有共性，如市场经济运行的形式和规律等。其中，“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共同的最重要的基本规律。因此，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掌握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方法，也表现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运行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所有制基础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使其先天便具有两个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实践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日益下滑，而且这不是单纯用基数大所能解释的，只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物质生产停滞甚至下降，而另一方面，其虚拟资本却疯狂增长。如，美国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国，能源、钢铁、汽车等曾居世界首位。但这些年来美国物质生产逐步衰弱，其煤矿矿井减少了1/3，煤矿工人减少了1/7，炼化厂减少了1/3，钢铁产量已不到中国的1/6。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960年的29.7%下降到2009年的12%，虚拟经济和服务业占比则由30%上升为88%。1998—2009年，美国GDP增长了1.4倍，虚拟资本增长了10.4倍。2010年，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金融货币交易额超过1000万亿美元，其中与物质生产有关的仅占1%，外汇市场日成交量是商品日交易量的90～200倍。金融业从业者数量飞速增长，国家垄断向金融资本垄断高速发展。目前，美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资产，占全美1万家银行资产的56.8%。有2000多家对冲基金，7000多家保险公司，保险业从业者230万人，证券业从业者超过万人。1970—1997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增长32倍，国际证券投资增长265.6倍，每年获得超过万亿美元的利润，虚拟资本投资利润比实体投资利润高几十倍。

发达国家一方面是物质生产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另一方面是消费和债务高增长。其消费不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增长上，而是建立在入不敷出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基础之上。2010年，美国国债达到11万亿美元，2011年上升到15.3万亿美元，加上其他债务，总额已超过5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70%和税收的674%。2009年，美国债务占全球债务的39%，居世界首位。不仅国家负债累累，而且居民也举债度日。2008年，美国平均每个家庭负债21.7万美元，家庭私人负债占CDP的比重达到98%，负债比自有资产高50多倍。2010年，欧洲的公债相当于GDP的80%，其中英国为100%，法国为77%，意大利为106%，希腊为135%。高负债实际上是用别人的钱或未来的钱来维持自己眼前的高消费、高福利，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弱和无奈，并成为经济危机产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

美国不仅利用举债掠夺发展中国家用辛勤劳动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还利用美元作为储存手段和结算手段的特殊地位，通过大量印钞、汇率变化和美元贬值等手段，将危机转嫁给世界，更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发达国家一、二产业比重下降、虚拟经济和债务经济急剧发展，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生产力发达的反映”，而是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有生产才能有消费，发达国家在生产下降的情况下依靠投机、举债来维持自身消费，进而成为全球经济的破坏者和掠夺者，使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的虚拟经济成为资本主义腐朽性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反映，食利阶层人数迅速增加，资本主义寄生性愈发突出。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不断剥削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它们的打工者、出口市场和廉价原材料供应地，使寄生阶级发展为寄生国家，以至于一些失业者宁肯拿失业救济金赋闲，也要把赃、累、危险的工作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负担。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也必然在收入分配上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会表现在分配关系上，而后者又会进一步影响生产。近年来，发达国家两极分化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美国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占国民财富的60%。当年经理层年收入1080万美元，工人为33121美元，前者比后者高325倍。近30年来，美国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89%，而另外80%的家庭实际收入无任何增长。美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金融寡头和大垄断资本集中。2010年，美国排前5名的金融公司市值达到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20。发达国家358个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财富的一半。而同时，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迅猛增长。2010年，美国贫困率达到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状态。德国5%的高收入者占有私人财富的1/3，另有50%的家庭其收入只占10%。法国、意大利、德国失业率超过10%，其中青年人失业率更高，意大利为33%，法国为22%，比利时为20%，西班牙为35%，整个欧盟失业人口达2200万。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导致发达国家犯罪率激增。美国犯罪率最高，2010年犯罪案件超过1000万起，其中暴力犯罪125万起，财产犯罪908万起。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万美元，欧元区接近4万美元，竟还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和失业者，可见其财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程度之高，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关键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保证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一致性，从而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共同占有，使生产力得到根本性的解放，并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原则上消除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矛盾和对抗性，因此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以解决。

（二）资源配置方式存在差别

由于正确认识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建立起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经济体制，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必然性，并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制度，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认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实际上是认识商品经济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我们是处理得最好、觉悟得较早、认识较深入的。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与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的根本区别，在于投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由市场决定，即使计划的制定执行也必须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这样的体制机制，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分配。公有制企业之间虽然也存在竞争，但更多地体现了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非公有制也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但不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目的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相互运动中，注重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通过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相互转化和实现，服务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一些共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涵发生了改变，需要我们结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好地认识和尊重规律，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三）宏观调控目的和作用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解决了从全局出发配置资源这一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生产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这一矛盾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发展，导致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和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尝试调控，但私有资本不可能甘心接受干预，结果致使这一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仅对市场的调节能力有限，而且其国家机器的运转反而受到私有资本的“调节”，导致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关键生产资料，从而有权力、能力和责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全局出发，使用和配置主要社会资源。管理经济是人民民主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集中力量搞建设、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必须集中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国民经济管理体系是一个强大而科学的体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系，是自觉地把过去控制自己的力量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体系。这种从全局出发进行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与加强宏观调控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优势。

总之，两种市场经济从所有制基础到运行内容、运行目的都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虽然还不成熟，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但是它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并不断发展完善，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最优越的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制度。

三、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怎样理解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在宏观调控下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但是怎样理解“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呢？有的同志把这一问题理解为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配置，是让“看不见的手”完全自由地配置资源。这种理解是不完全的，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内容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项内容：第一，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第二，资源配置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第三，市场在各个环节配置资源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第四，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限制市场的局限性和盲目性。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有人把市场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提出经济领域的完全自由化；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提出以非公有制为主体，让国有经济退出一切竞争领域。这种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放弃宏观管理的观点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将带来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二）怎样看待和进行宏观管理

如果把资源配置理解为生产组织方法和运行方式，那么资源配置的形式绝不只市场和宏观（政府）两种，它应是一个从个人、企业、企业集团、地方政府、各种中介到中央政府资源配置的金字塔，有若干层次，每个层次都会使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资源配置，只是配置的内容和范围不同。把资源配置方式概括为市场和宏观管理两种，实际上沿用了过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划分，并不完全科学。不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还是使用这两个概念。如果说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那么宏观管理也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先于市场、高于市场，且单纯的市场配置无法取代的手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条便是“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一切，所以无须任何外部干预。但现实中诸多的市场失灵问题证明，单纯依靠市场自动调节实现均衡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宏观管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摆脱企业和市场的局限性与盲目性，从全局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对社会资源进行社会范围的总体配置、综合配置和有预见的配置。宏观管理包括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两种形式。我们强调宏观间接管理，但并不排斥直接管理，包括在一定范围和时期下达指令性计划。如，航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涉及2/3国土面积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等的实施，大面积建设高产田、加强中西部地区建设等，都需要宏观直接管理。当然，指令性指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也离不开市场，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之上。但是这里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不是只考虑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是考虑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并将两者妥善结合。

（三）怎样看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社会经济根源篇（9）

1.1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1.2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和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的同时也因化石能源、生物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不恰当使用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废气污染、水污染和酸雨等,已经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严重的恶性影响。人们开始寻找更健康、更节约的生活及生产方式,于是“低碳技术”、“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引导人类社会逐步迈向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3发展低碳经济为我国实现经济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推进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树立我国对全球环境事务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1.4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丰度（通常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优势。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商品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关系。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必然达到较高水平，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出现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还要持续增长。发展低碳经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将使我国面临开创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

2.低碳社会的模式与建设路径

2.1成立专门机构指导“低碳经济”，消除认识误区。推行低碳经济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相对于传统经济形态而言，低碳经济是一种新事物，在缺乏实践经验的前提下，政府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制定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有效改善低碳经济的运行环境，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引导社会各界对低碳经济有正确的认识，由管理观念正确的领导者或负责人，带领单位全体正确践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为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而努力。但应该注意的是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来解决。所以政府成立的低碳经济指导机构必须根据市场规律和发展机制，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推动整个社会运行低碳经济。

2.2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构建生态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群空间结构是各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自然特征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城市群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是城市群区域经济运行的结果和基础。由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相对稳定性以及隐蔽性，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土地资源的节约，以及低碳社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在新的发展目标下，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在时间上，既要考虑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在空间上，既要顾及局部利益更要兼顾整体利益。因此，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目标是谋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实现地尽其用，城市群各种经济活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佳利用。城市群扩展的形式通常有圈层扩展、轴向扩展和位移扩展等形式，很难说哪种扩展形态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使土地生态系统的功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在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之间形成一种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关系。

2.3综合考量自然资源条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确实有些矛盾。但本人并不赞成发展低碳经济以改变产业结构为前提。因为我国的实际国情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内，第二产业或者说工业仍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这种巨大的能源消耗量是无法瞬间改变的。而且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有其自然规律，不能任意违背。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当前的产业结构而一味地追求调整与变革，但在当前企业利用资源的方式与产品结构的调整上还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的。

社会经济根源篇（10）

在国家规划教材《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下面简称新教材）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体会到新教材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需要的实际出发，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

市场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它是和商品经济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即有形市场。

广义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所谓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资源或买主，沟通买卖双方实现交换。因为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在这里，买卖或交换的实现过程就是市场。因此，广义的市场就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既联系又有区别。商品经济反映的是人们进行劳动交换和经济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资源配置就是指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和部门中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机制实现的。市场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机体内的竞争、供求、价格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资源配置市场化

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市场价格，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2.企业行为主体化

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的行为应该是市场主体的行为。

3.宏观调控间接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但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相关政策，来影响价格、利率、汇率、工资等市场信号，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企业调节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标。

4.市场体系完善化

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前提。因此，我们要规范市场行为，加强市场管理，制订市场规划，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5.市场管理法制化（略）

6.保障制度社会化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搞好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与商品经济密切连在一起的。因此，它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有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还有个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有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这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第一，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劳动者的主任翁地位才能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才能得到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有了根本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