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1）

关键词：

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6000507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素有“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争，双方都各持其理，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加“合理”“真实”及“可信”。本文无意介入社会科学界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只是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研究多元范式的梳理，偏向质性研究深描诠释的分析，以此回应国内社会科学界目前崇尚单一的量化研究及对质性研究的不深入了解，并启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多元路径，探讨定量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可能性及研究方法创新。

一、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中一直崇尚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此种研究范式主要是师法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追溯其历史，早在18世纪，经验主义大师霍姆（D Hume）已经明确指出，要将对自然界研究的成果回归到人的本身，就要发展“人的科学”。当时霍姆认为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方法与牛顿研究自然世界一样。事实上，“透过经验与观察的科学方法，掌握心智世界的规律，从而充分理解人的心智与行为的关系”[1]292，也即是后来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基本理念及精神。然而，人是由身体、心理、社会性、道性德（灵性）等构成的复杂主体，仅仅依靠“硬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来认识与研究人的问题是片面的。以下笔者基于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发展，来说明国外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多元范式的研究时代；同时在描述质性研究方法迈向主流化之中，分析量化研究的“霸权”地位正在动摇。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层面也需要采取多元的研究范式，以此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经历跨越式的转变。

（一）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论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具有理论范式，而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理论范式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本体论回答的是“真实性”问题，涉及“现实的形式和本质是什么”等；认识论探究的是“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知者是如何认识被知者的”；方法论解决的是“研究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那些他们认为是可以被发现的事物的”。

以下笔者将通过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三大理论范式，即实证主义、批判社会科学（又称批判理论）、诠释社会科学（又称建构主义）的解读，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新的理论范式的参考。同时，也通过对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简略比较分析，启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新思路。

关于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研究者曾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较为流行的理论范式有三种，即实证主义、诠释社会科学（或称为建构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或称为批判理论）[1]16-17，表1说明这三大理论范式的基本差异。

（二）质性研究与三大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关系

以上介绍的社会工作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与质性研究方法之间有着并不相同的亲近关系。

第一，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选择质性研究方

法并不必然是非实证主义的路径。实证路径的研究者会选择质性研究方法，通常是因为研究所处的阶段尚不便采取计量的方法，或是研究者的条件尚无法进行计量研究，从而需要开展探索性研究。

第二，与实证主义路径的关系相比较，质性研究与诠释路径范式更具有选择的亲近性。这就是说，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最适合用来展现诠释路径所欲展现的社会世界意义的形貌。因为关于社会工作研究对象的意义陈述显然不是数字所能充分传达的，它必然要依赖叙述并通过社会脉络的呈现，才能深入展现意义的深描诠释。

第三，批判路径的经验研究也常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中，批判路径与量化研究方法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不过，到目前为止，量化研究方法所能揭露的结构特征，常常是外部的、形态学的结构。而批判路径所关心的常常是社会的整体结构或是深层结构，也可以是文化结构层次的事物。

二、 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里，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社会工作研究并没有完全被实证主义所淹没。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在西方社会的兴起，质性研究方法的独立性与优越性则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发展，并且有关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日益丰富。比如，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象征互动论与语言的社会意涵，以及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等。而在质性研究的多元理论基础中，最有代表的理论是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以下笔者主要描述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并透过一个特殊的诠释学角度即生活世界与默会知识，来分析此种方法是如何做到对被研究者意义世界的深入理解的。

（一）质性研究的对象：生活世界

从诠释学观看，质性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lifeworld）”。因为质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行动的浅描之上。同时，质性研究基本上是用理论的形式来表达的，并要对研究对象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洞察。如此，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即“互为主体的”“共享的”的意义世界）这个概念就进入了我们的关注中。

事实上，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焦点指向了生活世界。比如，象征互动论者米德（Mead）的情境定义与背景共识等概念；苏茨（Schutz）的手头知识库、窍门与类型化等概念；加芬克尔（Garfinkel）的权宜性、索引性及反思性等概念。上述概念最终都指涉生活世界的特性，而哈贝马斯（Habermas）则标举“生活世界”作为其沟通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可见，诠释学的社会学理论均把生活世界视为最核心的概念，而这正是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

进一步，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者认为，行动者（包括行动、创作、事件及制度等）乃是质性研究的表层现象，而行动者背后的生活世界才是质性研究的深层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认为，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前科学、前反思的先验总体视域，它以背景共识、情境定义的方式预先存在于人类象征互动过程中。如此，生活世界既是意义的根源，又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二）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深描诠释

以下笔者将通过从表面到深厚、从描述到诠释的深化过程，来说明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见图1。

第一个层次是“表面描写”或浅描。即以“社会科学的大字眼”来描写研究对象的行动。比如，研究者今天去看一幅著名的世界名画，他讲出了画里有什么，如颜色、构图及光影等就是浅描。但是，要真正阐明这幅世界名画的意义，必须进入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深厚描写”。即透过“接近实际经验的概念”来建构行动与生活的“逼真性”，以便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捕捉行动的意向与主观意义。而研究者在进入深厚描写的过程中，将会立刻发现“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也就是研究者唯有将行动者个人主观的行动意义与行动者个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关联起来，这样的描写才有可能是深厚描写。比如，研究者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时，只有将画家的个人生活世界（包括生活时代、年龄、当时的想法及想表达什么等）放进去，才能探究这幅画在画家的生活世界里有什么意义。同时，对画家个人生活世界的了解，正是正确理解这幅画的意义的重要条件。

第三个层次是“深描诠释”。即关注行动者身处的大环境——社会生活世界，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意涵。比如，研究者要诠释画家的社会生活世界，则需要理解这幅名画体现了什么时代精神，当时美术界里流行什么画风以及整个艺术思潮是什么等。由此，研究者才可以理解画家背后的一套价值观与理念，即画家吸取的社会共享的意义世界是什么，从而赋予一个作品或行动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深层意义。

第四个层次是“反思的深描诠释”。即将诠释的行动与研究者或读者自身的关联，以建构这个行动对我们（包括研究者与读者）自身的意义。如此，从理解开始，属于研究者或读者的生活世界（前理解）一直介入到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中，并成为我们理解及建构行动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比如，研究者可能会利用后现代绘画或末世画风的观点来诠释百年前的老画，这就需要反思：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批评的？自己喜欢哪种绘画风格？自己有什么样的绘画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上述四个层次的诠释时应是同时出现的、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它们相互交错研究者才能够相互反省。不仅如此，深描诠释法也具有诸多方法论层面的意涵，包括：深描诠释与视域融合之间的关联，深描诠释与二度建构的关联（研究者不可能外于研究对象），深描诠释（意义理解）与理念型（如绘画的古典主义、印象派、虚无主义、写实主义）的关联，深描诠释与社会学想象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在开展深描诠释时，研究者就需要发挥三种想象力：一是历史的想象，即注重行动的历史脉络，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否则会导致结论的平面化与武断；二是人类学想象，即应从我们的族群（价值观）跳出来，进入别人的族群（无论是阶级、性别、种族、文化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去理解，并接纳另类生活世界；三是批判的想象，即研究者必须思考研究对象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如此，研究目的就将变为找寻进入解放或促进社会迈向更理性未来的可能性。

（三）质性研究的素养：默会知识

如果质性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对事件或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描诠释，并且生活世界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心照不宣的，也就是默会的，那么质性研究方法论意义将会有一个向“默会范式”的转化，原因如下。

第一，在自然状态下，对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行动者是沉默不说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却要求行动者将其说出来或者尽力帮他说出来。如此，对于沉默不语的生活世界，要理解它则必须要用默会的方式。相应地，一个研究过程就变为一个以默会为主的认知过程。

第二，质性研究能力的好坏，本身是无法用类似量化客观的规则来衡量的。那么，质性研究的标准又是什么？当然是默会知识，即在学者社群默会式地共同认定的标准之上。换言之，好的或不好的质性研究是依靠学者长期浸淫于学术研究中日益养成的默会能力来判断的。这就意味着默会素养并非靠明言规则的教导或短期训练就可以得到，而必须在生活中去养成。

至于如何培养研究者的默会能力，不得不谈及默会知识理论的创始人波罗力（Polanyi）的观点。波罗力曾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即研究对象知道并能够说出来的明言知识；另一类是默会知识，即研究对象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隐知识。严格地说，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并不是两种截然二分的知识形态，如图2所示，默会知识是一切显性知识成立的根基。嘴巴说出来的是明言的，但他人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语言的使用代表着我们的直觉理解与综合的领悟，这就是默会认知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从经验累积中学习及沉淀的知识即常说的实践经验就是默会知识。比如，中世纪的工匠以传统的师徒制形式代代传承工匠技术，今日这种师徒制的精神仍然在社会工作的师徒式督导或者科学研究与传承中被保留下来，如有名望的、有经验的科学家带领新手学习等。因此，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将更为重视知识形成的默会成分。虽然作为一个质性研究者，我们无法用客观法则来说明质性研究应当如何，因为质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主要的研究方法都深深地立基于默会知识之上。然而，从默会知识的观点出发，我们又可以预见知识范式的改变。即知识主要并非以理论或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明言的书本中，而是作为一种素养，寓居于知识使用者的身心状态中。[3]

可见，质性研究者必须“在做中学”。唯有在实际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过程的锻炼中，一种默会的质性研究能力才能建立起来。至于如何培养质性研究的默会素养，主要途径是“案例性学习”。与此同时，在逐渐培养“理论性素养”“技术性素养”与“实践性素养”三种辅助意识并身体化之后，研究者的默会素养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及其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欧美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谓的“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争议。80年代之后，质性研究方法渐渐被接受，而这样的争议也逐步趋于平息。笔者认为，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与“质性”两类研究方法除了收集资料的方法与收集的资料不同之外，在哲学、意识形态及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才是两种研究方法在当时西方学术界争议的根本所在。

（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

1.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

量化研究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社会研究之上，认为唯有经过实证研究所得的知识才是知识。一般来说，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即单一主义或自然主义），唯有感官经验到的才可以被接受（即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归纳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概括构造的过程），假设性演绎及验证，客观中立（无价值判断及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1]293

进一步，从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设计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假设测试”的验证过程，控制实验的方法是很理想的，其调查设计涉及相关设计、因果关系。比如，因果关系的建立通常需要三个条件，即相关、时序以及此关系的非假设性。[4]概括地说，量化研究的过程及逻辑结构见图3。

2.反实证主义范式下质性研究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放弃数字”的新研究范式开始通行。因为对于人的研究无法排除研究及研究者涉入的影响，并且意义与互动又因人而异。如此，诸多社会工作（甚至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社会研究现象（包括心理学研究现象）只能被了解，而不能被控制实验或者验证测试，更不能被复制。

在反实证主义的浪潮下，质性研究呈现的基本特性有：透过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强调研究对象的个别经验、感受及“二度建构”）；描述（非常仔细地描绘研究的场景）；网络主义（将事件放在发生的场景或网络中去看，并且企图对事件的始末做通盘整体的了解，即采取所谓的整体主义或网络主义）；过程（非常重视变迁及背后的过程转机）；弹性（采用开放式或非结构的方式）；理论及概念的形成（着重分析归纳、形成“概念”与主题等）。[1]298-300

从以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看，在量化研究者眼里，质性研究是不科学的；同时，质性研究者认为，唯有运用质性方法才能充分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资料，并认为量化研究是不科学的。如此，科学及非科学的分际落在一种求知的态度上。

（二）社会工作研究的未来走向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诸多社会工作研究者认为，研究方法如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也会随着人类思考方式而改进，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借助研究发现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对自然环境也好，对人类社会生活也好，当我们能了解得更深，就应该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断与决策，人类也会生活得更好。如此，从社会工作研究的总体上看，质与量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结合的，并且两者的结合也是有益的，只是必须考虑到结合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假设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量与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予以组合，但我并不希望完全消除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方法就像文化一样，应该是越丰富多彩越好，而不应该过于简单单一。

1.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在社会科学界（包括社会工作学术界），有关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能否结合的具体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纯正派、情境派、实用派三种观点。[6]

（1）纯正派的观点认为，质与量两种方法分别基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价值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其对社会的理解与研究的本质也有一些不同的假设。如此，质与量两种方法之间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为了保持研究的纯洁性，不应该将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混杂在一起使用。

（2）情境派的观点认为，量化、质性方法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

（3）实用派的观点认为，质性方法可以与量化方法结合使用，但这派更注重研究的具体功用。比如，研究者会将讨论的焦点主要放在方法的使用上，不讨论范式及建立系统的结合方式，也不深究标准衡量的问题等。

进一步，在量和质的研究如何结合的类型上，马克斯威尔分成了整合式与分解式两种结合类型，并在这两类之下再分成不同的结合形式。比如，在整合式结合中可以分为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分叉设计方案；在分解式结合中则有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内含型设计方案。[1]477-480

2.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从量化质性研究结合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除了追求范式的纯粹度之外，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与质的结合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正如人格心理学家赫根汉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研究对象就像是漆黑房间里一件不能直接触摸到的物体，研究范式则是从各个角度投向该物体的光束。光束越多，照射角度越不同，人们对该物体获得的信息就越多。这样，就可以对研究的现象进行多层次的透视。[7]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新范式的质性研究将为我们提供知识的新视野及丰富的经验，但在精确度上仍不及量化研究。因此，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是可以公平地结合的，它们有各自的长处、短处以及结合的前景。

基于以上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多元研究范式，尤其是伴随以诠释学观点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发展，已经颠覆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霸权”地位，并建设性地推动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由此开启对人类自身及社会问题多层次的透视与不同的行动取向的回应。而这种社会工作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在研究范式上主要崇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取向，注重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的研究，以激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思维。同时，在人类社会知识的获取与分析上，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超越单一的“量化”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方法，尤其注重从人的心理、社会、精神层面，来丰富人类社会信息或社会问题的研究，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1]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92.

[2]GUBA E G， LINCOLN Y 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N K DENZIN， Y S LINCOL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alifornia：Thousand Oaks，1994：45.

[3]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嘉义：南华大学教育出版社，2003：4.

[4]BRYMAN A， CRAMER D.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53.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2）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3-0021-0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过回顾、总结、反思和规划，这些可以说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关于研究的研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学术自觉意识的增强和学术反思意识的提升。然而，“关于研究的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侧重于研究成果的实体性内容，而忽略了研究成果的层次性内容。如果缺少后者，那么“关于研究的研究”就仍然是不完整的，进而也将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从层次性内容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解释性研究，二是规范性研究，三是实践性运用。合理区分研究的不同层次，明确各个层次研究的适用范围，并把握各个层次研究的相关联系，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获得实质性推进的一个必要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性研究

在目前“关于研究的研究”的成果中，最能够体现此类研究特点的是对研究范式的研究，因而我们选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研究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范式”一词来自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尽管“范式”是该书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库恩并没有明确界定“范式”的内涵。“范式”的涵义非常广泛，可以是科学家共同体公认的科学理论，也可以是专业教育所规定的思想框架，或者是科学实验活动中某些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系统在内的范例，甚至可以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的信念。一位学者认为，“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涵义多达21种[1]（P77），这自然给后来学者以严格方式使用“范式”概念留下了障碍。比如，按照王南教授的统计，中国学者对“范式”的使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含混性，但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类是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使用，第二类是在研究进路或侧重点的意义上使用，第三类是在笼统的研究风格之类意义上使用，第四类是在以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2]。如果我们同意王南教授的分类的话，那么即便是在这四种分类方式中，每两个之间也缺乏相同之处，如作为第一类的哲学思维方式和作为第四类的研究对象，就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使用着同一概念却表达着完全不相同的涵义，这给我们讨论“范式”问题带来了麻烦，毕竟核心概念的明晰和确定是任何学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条件。不过，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的，因此本文也将“范式”概念界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或侧重点的意义上。

以“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或侧重点的意义观之，国内学界20多年来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以及“范式转换”异常之多，例如从阶级斗争范式转向主体性范式，从实体性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从本体论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再转向人学范式，从教科书范式转向实践论范式，从解释世界的范式转向改造世界的范式，从朴素实在论范式转向实践论思维范式，从体系研究转向问题研究，实践唯物主义解读、实践人道主义解读、人学解读、文本解读、文化解读等。仔细检视以上范式的内容，会发现它们除了都属于“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或侧重点这些层面之外，在更宽广的层面上还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性研究。所谓解释性研究，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怎样的（即如何实现了自身）、为什么是这样的（即为什么会这样实现自身），而不去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简要地说，解释性研究是对范式的解释，而不是对范式的实践。例如，关于从实体性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的研究只是分析这一转向的过程及其价值，但这些研究本身并不属于作为实践形式的实体性范式，或作为实践形式的认识论范式；关于从朴素实在论范式转向实践论思维范式的研究只是对这一转向的说明和解释，而其本身既不是以朴素实在为论题的研究，也不是以实践为论题的研究。解释性研究不随研究对象或论题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什么，都具有解释性研究揭示出来的那些特征。正是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区别于其他的理论，哪怕它们研究的是相同的问题。

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解释性研究，但解释性研究并不局限于范式研究，还可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结构和体系的研究。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关系的研究，都属于解释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性研究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事后性。解释性研究一定是在对某个现实问题研究之后才能出现，是对问题研究的研究，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后思”或“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候才起飞”的意思。当然，在特定的解释性研究完成之后，它也可以对其后的问题研究或解释性研究发挥作用，不过这与解释性研究的事后性并不冲突。二是反思性。作为对问题研究的研究，解释性研究主要是对问题研究过程中显示出的思维方式、研究进路、侧重点、研究风格、研究倾向等形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归纳概括、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这也就决定了解释性研究得出的成果一定是抽象的，是从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研究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舍弃其非本质的特征，这一点又直接决定了下面的特点。三是普遍性。把握规律的目的决定了解释性研究能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众多主题和领域的研究，例如实践论思维方式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人学研究、价值论研究、实践研究、主体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等众多不同主题的研究中同时地体现出来，这使得解释性研究能够成为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整体的理想中介。四是比较性。解释性研究要抽取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性的共同特征，就必须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法找到在本质上相同的特征，而所谓相同特征，无非是那些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区分开来的特征，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同特征实质上是在与其他理论（如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相比较的意义上才成立，即已经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之差异的默认。基于这种区分前提下的相同，我们也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联系与相似。例如，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的时候，便是在默认西方传统哲学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的前提下得出的观点，否则这一观点就缺乏解释性研究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性研究

在我们分析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性研究的时候，已经隐含着对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性研究的界定，实际上这两者也是在相比较的意义上才能分别成立。具体言之，规范性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问题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广义地说问题研究既包括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对商品、货币、资本等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但狭义地说问题研究仅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而不包括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文在使用“问题研究”一词时，仅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基本都属于解释性的研究，而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终究是两种方枘圆凿的研究，无法轻易混同。

这里以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关系。在马克思一生中，耗费其时间最长、精力最大、心血最多的著作当属《资本论》。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P8）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都属于现实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研究对象，必然决定了《资本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不过，《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又意味着《资本论》同时也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即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的分析、对话和批判。从显性的文字层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将《资本论》的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区分开来，这就像区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通常方式那样，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资本论》确实又将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从实质上很难截然区分。具体而言，如果不充分地联系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有效地结合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问题的考察，那么就无法深刻领会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高度融合，抑或现实问题研究和理论问题研究的高度融合，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里同样如此。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对工资、地租、利润、异化劳动、共产主义、货币等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及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等理论问题的研究；《神圣家族》既是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也是对物质生产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使命等现实问题的考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既有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人性论、哲学功能等理论问题的分析，也有对真理、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等现实问题的分析。而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其他著作，更是时刻将现实问题研究和理论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

关于马克思的这种研究特点，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融合在一起，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理论整体。经过本文的上述考察，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就应当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理论方式的融合和贯通，而且实现了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的研究，即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绝不仅仅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所提出的要求，从其根源来看，毫无疑问的是现实问题研究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02）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使命是实践地改变世界，而不是理论地解释世界。与解释世界往往只需抽象出事物的某种规定性加以考察不同，改变世界面对的是具体的、浑然一体的事物。具体之为具体，是事物多方面规定性的统一，这就不能只关注事物的某种规定性，而必须对事物的各个方面规定性加以综合考察，这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成为一个整体才能成功地对改变世界发挥指导作用。

到此为止，我们也就可以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谈一谈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关系了。具体而言，这两种研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就两种研究的适用范围来看，它们的边界无疑是清晰的、确定的。规范性研究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解释性研究是关于现实问题研究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研究进路、侧重点、研究风格、研究倾向等问题的说明和分析。其次，就两种研究的地位来看，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任何事物都可分为内容和形式一样，规范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部分，解释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最后，就两种研究的功能来看，它们是相互耦合的。从静态角度看，规范性研究是原始研究，解释性研究是关于原始研究的再研究，而从动态角度看，两者的逻辑次序便不再固定，解释性研究对规范性研究发挥着引导、限制和调节作用，规范性研究则是解释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没有解释性研究的规范性研究是盲的，没有规范性研究的解释性研究是空的。当规范性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在客观上要求解释性研究加以反思，以期把握规律、发挥引导作用；而解释性研究又需要规范性研究作为基础和对象，否则脱离了规范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

看到这一节的标题也许有读者会问：规范性研究不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分析现实问题的研究吗？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吗？为什么还要单独分出一个“实践性运用”的层次？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它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根本异质性。也就是说，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是所有理论都可能具有的理论形态，例如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理论，都可以区分出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两个层次，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第三个不可取代的重要层次，即实践性运用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就古希腊哲学直至马克思同时代的理论而言）的根本异质性，在于理论的实现方式上。对于其他理论而言，其实现方式是理论地实现，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其实现方式是实践地实现。作为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和实践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这一实现方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服务于、服从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基于此，也就会发生以下两件事情：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显性”地消失了，即在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已经看不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哪里了；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隐性”地复活了，即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时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功能、立场性支撑、价值论引导和理想论指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这里仅指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性运用，而不是指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衣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中，由于已经无法“直接”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是“理论地实现”，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时刻融身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即“实践地实现”。这种特点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达，便是“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P10），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原文中的“哲学”，可以广义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改变世界”不仅是一个正在实现的现实的事情，更是一个有待实现的遥远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真正服务于“改变世界”的事业，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消灭自身，而“强化自身”无非就是指强化自身的方法论功能、立场性支撑、价值论引导和理想论指引，“消灭自身”无非就是服务于“改变世界”之事业的另一种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有生命力、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之特色、马克思主义维持自我生命线的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与意义如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实践性运用的平台上加以重新审视和评估，一定能获得全新的理解。

若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是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人们还会提出疑问：同样是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那么规范性研究与实践性运用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两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性区分，而不是内容的区分。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规范性研究和实践性运用往往是交错结合的，但这不意味着两者就无法区分。具体而言，规范性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谱系中关注的那些现实问题，如商品问题、货币问题、资本问题、历史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可以说是“抽象的现实问题”或“现实问题的抽象维度”；实践性运用侧重于国家关注以及普通大众关注的那些现实问题，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文化软实力”以及“收入差距”、“房地产调控”、“看病费用”、“素质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明显的具体性，可以说是“具体的现实问题”或“现实问题的具体维度”。其次，规范性研究是理论性的，而实践性运用则是非理论性的，这也是“实践性运用”这一概念中没有出现“研究”这一术语的原因。从上述对现实问题的列举就可以看出，规范性研究终究是理论层次的研究，因为理论总是抽象的、普遍的，例如关于商品问题的理论就普遍地适用于马克思时代和当今时代、中国和国外；实践性运用总是指向特殊、具体，例如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房地产调控”、“看病费用”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主要是体现于当代中国，而不是其他时代、其他地区。

四、小 结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解释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实践性运用这三个层次的区分，并不是要在“关于研究的研究”中再增加一种新的标准。实际上，上述三个层次早已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只是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揭示出来而已，因此本文所做的只不过是一种“显现”和“澄明”的工作。笔者尤其想指出的是，“显现”和“澄明”主要适用于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而实践性运用的价值和意义尚未被广大学者所认同，这其中也许包含着学者对于非学术工作的不屑。然而，对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大众和被大众所理解和掌握，是一个绝对无法绕过并且需要秉承历史自觉和担当责任的重大任务，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应当有所作为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3）

当今世界，高科技、智能化、新媒体、信息化，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频繁、更多维地与世界哲学接轨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责难。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格局的变动、社会心态的变化……在促使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进一步走进实践和现实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挑战。不少学者积极应对挑战，力图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分析和解决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以价值中立抹平其理论宗旨、以学理性取代其?F实性、以研究异质否定其理论基质、以微观分析消解其理论整体的研究倾向，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的同时，也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鉴于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范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意识形态与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其价值指向是现实批判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哲学在阶级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的，体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为之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中，为其指出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向和途径，因而它蕴含着强烈的阶级性。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3]等辩证关系的阐明，揭示了无产阶级与革命理论的相关性，凸显了哲学的阶级属性。在标志新哲学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通过对新旧唯物主义“立脚点”[4]499的比较，直接表明了其哲学为无产者和人民谋利益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强烈价值取向，彰显了它的意识形态性。当然，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时，必须承认它与政治、法律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有区别的：在对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依存上，其意识形态性有间接折射与直接反映之分；在与社会阶级利益的关系上，其意识形态性有价值取向上的隐晦淡漠与显见强化之别；在理论的学术性程度上，其意识形态性有表现形式的重理性思辨与重理想信念之异。这种与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双重特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始终代表和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强调关注现实付诸实践；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它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映，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研究方式之不同。前者把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理论的深邃思考相结合，后者则将关注度主要置于对现实政治政策的诠释解说。由于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极易混淆，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出现两种彼此对立的错位：或因其意识形态性而抹杀其科学性；或因其科学性而否认其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它要求客观地和辩证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意识形态性中又包含着派别性。这种派别性与阶级性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哲学的派别性，是指它所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即划分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标准。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它的政治属性，即作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若仅将其派别性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其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这里的派别性仅仅限于表明，当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对之反映，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行事，要避免主观臆断、率性而为，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派别性原则的贯彻，将有助于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性，是认识的坦途而非歧路，是正确的理论原则而非简单的对错标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包含科学性，科学性中富有意识形态性，但是，两者各有所指，不能随意混淆。因此，决不能将认识论领域的问题与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等同，更不能在政治的意识形态性与哲学的派别性之间划等号，进而将哲学的派别性等同于政治的阶级性，将它作为哲学中划分理论的阶级属性的标签随意乱贴。若如此，必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客观理性立场，由具有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理论，沦为打击政治对手或作为纯政治说教的工具。

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时，不是要让它远离政治、疏远意识形态，而是要让它客观地反映实践、回归现实的具体问题，提升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样，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意识形态时，不是要让它变为政治的传声筒、应声器，而是希求它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必须上升到学理高度，即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高度上实现其价值。

二、现实与思想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与“思想力求成为现实”[4]13，是马克思对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基本要求。

现实的清醒度源于思想的深刻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守理论的学术诉求。尽管马克思明确反对纯粹思辨的哲学，强调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而且强调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不可分割。但是，他并未否认作为汇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的哲学是通过“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的，并在强调“哲学的世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又强调“世界的哲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5]因此，警惕与防止以通俗性贬低规范性、以有用性淡化价值性、以现实性否定学理性、以经验性代替超验性，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播与扩大思想影响力、阐释与建构思想体系的路径。否则，不但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浅薄化、流俗化，而且会降低其思想水准和理论声誉，消解其作为真理的辐射力、穿透力。

思想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对其的研究应实现思想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通过强调自己的理论，只是提供研究的“某些方便”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526，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公式”[6]583，是“方法”而“不是教?x”[6]691，通过指出理论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限于“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4]506，明确强调其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途径，表明了其对于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因此，思想如果不关注和回应现实，它便没有活力并难以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将导致理论与现实的逐渐疏远和相互隔绝，最终沦为马克思所蔑视和批判的书斋哲学或纯思辨理论。

当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尽管“面向中国现实”已经成为共识，但纯学院化的探求路径，以及迷恋文本、将经典著作绝对化的做法，又将现实消弥于纯思辨中，从而程度不同地割裂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在领悟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联系中，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哲学所言的现实――“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表征，内涵了总体性的理论把握和理想性价值诉求”――并无二致，而“‘现实’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思想’”[7]。因此，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需要更多地将研究的关注点对准那个富含理论涵盖力和实践活力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在探求和摸索学术研究达致现实生活的路径中，实现从“面向思想”向“面向现实”的转换。

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需要理论在把准现实问题的命脉中，展示其深刻独到性并回答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代表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应的意识形态面貌出现时，致力于现实与思想的统一，将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

反思既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封闭、独断、教条、僵化的倾向，致力于研究的开放、多样、个性并形成新的研究趋势，是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研究中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它对维护、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声誉和研究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新的研究趋势走向极端，并在“平权解读”的吁求中形成千人千面的解读模式和理解结论时，这种致思路径和研究方式便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质疑，进而导致根本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从而削弱、消解其理论基质的后果和危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质，我们可以从研究旨趣、研究层面、存在形式三个层面来理解。

就研究旨趣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属性，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从研究对象来看，其理论宗旨是基于并最终归结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研究方法来看，它强调只有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阐明无产阶级的本质及其解放路径。通过强调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根本方法对于研究结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其哲学内蕴的价值旨归的所指与所能。

就研究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肯定其研究有着学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的区别，即肯定无论哪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着学理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究竞以何为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方法、价值取向？这是两个层面的研究中都无法回避也绕不开的问题。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的学理性是以承认和肯定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为前提的。因此，以研究的学理性为由，以貌似公允的、不偏不倚的所谓“中性”立场，或者以看似客观纯粹的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去回避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将淡化、抹杀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基质。

就存在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异质与同质的矛盾复合体。从整体看，它以复数形式展现了研究形态的异质性、多样性；从局部看，其具体研究又因其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使“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8]，并在各自有别的异质中体现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作为事物的基质，舍弃了事物表面的杂多而具有抽象性，它作为思维抽象的产物是事物“何以为此”的内在根据。因此，如果说研究的异质性有助于避免各种研究落入空洞思辨的陷阱，那么研究的同质性则因它作为思维的具体，它本身是思维抽象的产物和对研究对象同质的揭示，而有助于避免异质研究陷入自说自话、莫衷一是的困局。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统一，需要明晰和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与研究方式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联系。

首先，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生机，必须认真吸取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理论导向的一元性否定和取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个性化、异质性、多样性研究的教训，在开放性的研究环境中展开其研究。同时，应警惕和防止以所谓个性化、异质性的研究为由，完全否认理论导向的引领价值，避免沦入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危险。此外，还应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引领视为乃至等同于单纯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反思批判、人文意识、理想超越的特性，丧失吸引力并导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

其次，我们应正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哲学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或避免政治的“干扰”和“打搅”。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哪怕是最远离生活的纯学术研究，都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从而根本难以彻底逃离政治的“侵扰”。事实上，现实政治对哲学的深刻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哲学没能彻底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洁身自好”的这一事实表明，哲学的研究无论看起来多么远离社会现实，其结论仍然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从而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包括现实政治生活）彻底划清界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也非“楚河汉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只有以理论引导的一元性代替研究异质的多元性，并将这种一元性绝对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途径。承认这一点无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之基，具有为党纲和国法所确定的特性，它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W这一“先天”政治印记，表明了它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所具有的鲜明政治性。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坚持理论基质即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坚持本身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承认这一联系，不表明只有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能回归其学术本性。如若看不到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将在迷失其理论原则中，逐步失去其作为意识形态之理论引领的话语权力。

四、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

宏观整体性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对此，马克思通过维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9]，表明了自己对宏观整体性原则的肯定。基于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要素结构与其变迁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所体现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破解了“历史之谜”。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诞生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的思辨抽象，从宏观视域描述和阐释了人类历史不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演变逻辑，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篇巨制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从纵向与横向相统一的维度，在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同时，再次从宏观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需要辨析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的关系：这里的“宏观整体”是指，研究者作为社会成员，其研究结论所体现的理论基质或所贯穿的具有全局性的理论见解；这里的“微观局部”是指，研究者作为个体，其研究活动所呈现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

宏观整体蕴于微观局部，后者包含和构成前者。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基于学者各自的局部性个体化研究。因为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之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新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10]。现实中，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探索，无疑都是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运用各异的理论素材和思维范式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各自有别的关注重心、研究方式、研究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美其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多彩，离不开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视域、多维方向。

微观局部体现宏观整体，后者统摄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要通过“一总多分”[11]来体现。“一总”即研究中体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多分”即具体研究要以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引领。但是，无论具体研究的内容有多大差异，形式有多么不同，它们仍然不能回避一个最为基本的课题，即如何从现实实践和时代面临的问题中提炼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便能够借助它举一反三而把握全局，这就是认识的宏观整体性问题。在认识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这些具有宏观整体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既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也无助于拓展研究的范围、深化研究的层次。反之，对研究对象与其问题的宏观整体的认识与把握，有助于使整个研究实现寻路入境、由点到面、由表及里，从而步步深入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展现其“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蕴含着“美美与共”的理论基质，以及一些关涉理论整体的观点。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通过 “哲学的创造性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7]的方式，实现研究的宏观整体性与微观局部性的统一。

基于宏观整体的研究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从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社会环境与主体的人、理论逻辑与实践问题等角度，去考察研究对象，并从微观局部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有宏观整体的认识结论。为此，需从理论领域和理论范式两个方面入手。

就理论领域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有机整体出发，致力于考察其系统性与综合性，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考察视域上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力求实现学科的相互融通。具体而言，即在揭示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的同时，凸显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种揭示和阐释，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同时，显现其结构的整体性。

其二，考察方向上应消除内容之间的隔绝，力求实现内容的相互补充。具体而言，即在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轨迹、基本理论、经典文本、实践转化等内容时，分析和论证上述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这种分析和论证，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纵向与横向之间关系的同时，突出其内容的整体性。

其三，观察点上应避免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盲区，力求从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入眼、着手。具体而言，即在探?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注重两者的结合与互动。通过这种结合与互动，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理性与现实批判性的双重特质的同时，展现其理论品质的整体性。

其四，历史回溯上应注重理论研究与历史事实的互补。具体而言，即在阐述理论史时，通过文本逻辑（如马克思文本的早期、中期、晚期之间的联系）与历史逻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理论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史和资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相互映照，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与时展的历史逻辑交互呈现的整体性。

就理论范式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反思批判性出发，致力于其观念的创新和范式的转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问题方面应以更为贴近现实的姿态，反思和揭示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为研究主导，改变一个时期以来醉心于纯书斋式、独学院化的研究态度。这种改变，既要继续坚持回归原典，透彻理解并全面把握其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内核与精神实质，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引领；又要俯身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展开研究，在发掘和阐明其哲学内蕴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视域。

其二，文本方面应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看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原典，防止和避免以“我理解的”代替本原意义上的文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境中还原其文本真相，得出更符合创立者本意的解读结论。同时，应力求趋向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的互动，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当下价值。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4）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与国内其他文论研究领域的沉寂相比，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显得活跃、深入、生机勃勃，成绩也颇为显著、引人注目。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本文根据2013年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所发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含美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从总论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个案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了本年度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情况，希望有助于了解本年度这个学科的进展，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总论研究2013年，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总论性的研究较为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学界“西马”文论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以及“西马”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建辉针对中国“西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但应该客观地把握“西马”，为此，要强化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他对五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家族相似”的现象，也适合用这个概念描述“西马”群落；“幽灵化”的马克思并没有维护、坚持总体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马克思，马克思仅仅是一种碎片化的幽灵式存在，马克思的实践性、未来关怀都被淹没于解构主义之中了；马克思的思想应该是其成熟时期的思想，如果从思想的演进方面说，可以区分出“多个马克思”，可以讨论“两个”或“多个马克思”，但讨论时应该把这个问题置入一定的范围，以发展的或动态的眼光看待这些阶段，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变革关联和统一性，否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分裂，甚至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西马”关注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而不是国家和法律问题，这种“文化转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文化化”了，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狭隘化；“西马”（晚近“西马”尤甚）大都是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不少学者开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将其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思想，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范围之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方法，但也是世界观、倾向性、实践、价值、信念，而且是统一的，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性化、知识化。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西马”及其研究者身上，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①

丁国旗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新时期以前“西马”主要集中在卢卡契等极少理论家，介绍得多，还谈不上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研究“是火热的”；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的译介和研究达到了高潮；新世纪以来的“西马”研究也涌现了大量的成果。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以排斥、批判为主，之后，国内对于“西马”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出现了“过热”的现象，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化”倾向，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多元化”。但是，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却进入了“冷落萧条期”，也应该正视这种现象以及“西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②如果缺乏总论性的研究，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科学地、深入地、全局性地把握“西马”文论的性质、特点，导致一种“不见森林”的结果，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也是如此，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克服这种局限。

二、专题研究2013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面很广，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方方面面，并且不乏亮点，有的研究很有新意，有的研究很有深度。其中，关于“西马”的乌托邦思想、符号学的研究，以及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都可圈可点。具体的研究情况，下面分而述之。（一）“西马”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朱印海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介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诸如卢卡奇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布莱希特和马尔库塞强调现实主义文艺要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对人的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重视文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该文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反对把文艺作为逃避现实的、精神的避难所，反对把文艺作为政治的附庸。③（二）悲剧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颇为关注悲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个传统，布莱希特提出的“史诗剧”理论、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威廉姆斯的《现代悲剧》、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关于悲剧观念》都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肖琼的博士论文《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选取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从意识形态、现代性、革命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进而从整体上进行了评价：“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对当前现实作出的反应。……在坚定人类意志力量的富足弹性和本能潜力的基础上，抓住悲剧突变的一瞬，从理论上论证了悲剧所包含的辩证以及悲剧困境所包孕的希望，并将悲剧理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当前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④有趣的是，论者还谈及伊格尔顿对中国悲剧的看法及其缺陷。（三）乌托邦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乌托邦思想及其研究占有很大的分量，布洛赫、詹姆逊均有专著，马尔库塞等理论家都有许多论著论及这个议题。但与其他议题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但是，在2013年度，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张艳玲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着重研究了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她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张艳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分为三种类型：以布洛赫为代表的“本体论”，强调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它始终存在，并有实现的可能；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终结论”，马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乌托邦的终结，以理性、博爱为基础的人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本主义思想将更有效；以哈贝马斯、高兹为代表的“替代论”，他们指认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揭示社会的本质，前者主张以“交往社会的乌托邦”代替“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后者主张以“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代替“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乌托邦”。⑤

张艳玲还进行了个案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哈维、马尔库塞、詹姆逊这三位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她以《希望的空间》为重点，分析了大卫・哈维的乌托邦思想，哈维把乌托邦分为：（1）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即通过安排空间秩序来展望、憧憬社会的前景，其特点是，可以把城市规划方案作为一种乌托邦实践，需要才智超群、道德高尚之士全景式地进行监控，才能够实现乌托邦方案中的秩序；（2）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它以时间为重点，其特点是，它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彻底否定空间，也要求发挥空间的基础性作用；（3）时空辩证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充分地综合了前两种乌托邦的优势，要求辩证地处理时空的关系。⑥

马尔库塞是乌托邦“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张艳玲梳理了马氏的乌托邦思想。在她看来，马氏的乌托邦思想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密切相关：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的严重异化，社会主义应该重建人本主义理想的维度，把实现人的价值作为根本目标，他强烈地批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了实施乌托邦的方案，他提出了“大拒绝”的方法，即拒绝与当局合作，拒绝参与政治制度的建构，甚至拒斥社会组织的正常更替。既然资本主义终结了传统的乌托邦思想，他顺势提出了“审美乌托邦”，希望用美、艺术为人类提供一个感性、理性、想象相互协调发展的非压抑的社会，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价值。⑦乌托邦思想在詹姆逊的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研究中都有所体现，2005年，詹姆逊还出版了研究乌托邦的专著《未来考古学》，鉴于此，有必要研究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

张艳玲结合詹姆逊的文艺阐释学，研究了詹氏的乌托邦思想：（1）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构成了詹姆逊阐释学的双重视域，前者构成了其否定阐释学，要求对乌托邦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后者构成了其肯定阐释学，坚持分析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2）乌托邦具有批判性。乌托邦必须否定现实，也只有这样，才有其价值，否则，就丧失了其意义，也不成其为乌托邦了。（3）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具有悖论性。一方面，反乌托邦认为当前的现实世界最好，乌托邦在建设新社会中必然具有极权主义性，另一方面，个人的乌托邦却丧失了变革社会的要求。这样，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彼此冲突，不可调和，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无法根除，就只能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及其乌托邦了。她还认为，詹氏提出的“民族寓言”理论具有乌托邦性。⑧遗憾的是，张氏虽然扼要地概述了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但《未来考古学》在她的研究中几乎是付诸阙如的，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虽然这部著作出版多年，国内的研究者却很少、很薄弱。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承续了之前对乌托邦的关注，他还用大量篇幅讨论了科幻小说的乌托邦性质。黎婵、石坚独辟蹊径，从这部著作出发，挖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尤其是其乌托邦维度），这样的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她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流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资源是新左派思想。它把握了科幻小说对现实说“不”的否定精神，具有阐释学和文学的双重含义。它的乌托邦思想以苏恩文、詹姆逊为代表，还能够追溯到布洛赫，涉及到阐释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冲动与乌托邦总体的性质与区别。在乌托邦文类的阐释上，它以“中立化”代替了“理想的社会蓝图”的概念，强调了形式的总体化差异的辩证法。⑨（四）符号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符号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也从它那里汲取营养，并推动了符号学的发展。

张碧集中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其批判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的批判；对“共时性”认识维度及其派生概念的批判，即符号的表意实践是人的主体对客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因此，不能将符号的生成看做封闭系统的自然的衍生物，这样，符号学批评视野应该被延伸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现实领域，并历时性地考察社会文化符号的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借鉴主要表现在积极吸收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成果：借鉴了它对符号本质的理解，并把它延伸到对社会文化批判方法模式上；强调社会文化表意产生于变化的社会生产状况之中，灵活地运用它的符号学概念和方法，并抛弃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生成语境及其形而上学的规定。其中，德拉沃尔佩、戈德曼、阿尔都塞、霍尔等理论家都批判并认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方法。符号学的巨大发展及其复杂性，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符号学影响的复杂性，詹姆逊、布迪厄对符号学的接受都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⑩

张碧还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研究了他的符号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张碧研究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重点分析了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吸收和扬弃，即他把电视节目区分为“内容”和“形式”，并分析了它们在节目制播的两个阶段（搜集、整理节目的政治信息并改造为话题是电视节目的“形式”；围绕话题产生的辩论话语是电视节目的“内容”）的表现；分析了其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注重共时性、静态的研究）及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确定（或意义的生成），并不是决定于符号系统的差异性，而是由社会历史的活动、语境、约定俗成决定的。她进而分析了霍尔的符号产生意义的三种方式：反映途径、意向性途径、构成主义途径。据此，作者认为：“透析霍尔复杂而精深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掘进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建构无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11近年来，赵毅衡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并着手建立中国的符号学，而关注并汲取国外的符号学研究成果是建立中国符号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这些研究为建设中国的符号学提供新的经验。（五）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审美的救赎，并有大量的论著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国的研究却很零散。许勇为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理论，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传统的美学化改造，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条审美现代性的救赎之路。而且，它自身及其方法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注重塑造个体内在的精神；方法属于文化批评，而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缺乏实践性；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因此，它无法推进社会的变革，也无力把社会历史带出现代性的困境。B12我们希望许勇为的研究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六）空间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颇为引人注目，近年来，哈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热议。耿波、李东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是一种时间美学的建构，因忽视“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而导致了政治上的迷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引发了新的政治时代的到来，即都市空间政治。在都市空间中，发生了从时间美学向都市空间的嬗变，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同时包含了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方面的审美意蕴。B13尽管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有点偏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空间在建构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空间生产是都市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的空间研究必须注意空间生产中蕴含的权利、政治性，关注空间生产的公平、正义，国内的空间研究更要强化这一点，防止把空间生产纯粹物质化、自然化。国内学界对空间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的研究都非常薄弱，这个研究无疑可以引起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关注，并把空间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七）后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广受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关注，但文论界对它（尤其是它对于文论建设的意义）的关注却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水平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陶水平细致地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当前文艺研究的意义，他研究了“接合”理论对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了“接合”理论之于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即把古今、中西、文史哲、理论与实践“接合”（代替“整合”、“融合”）起来，从而具有“建设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可操作性”。鉴于此，他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开出了这样的药方：“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B14（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思想。中国文论界一直关注法兰克福学派，2013年度的文论研究仍然如此。谭好哲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艺、技术的两种价值取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排斥或否定派，以本雅明为代表的肯定派。作者认为，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两派分别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讲，媒介技术是中性的、无倾向性的，其倾向性是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的，不能把工具性的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倾向性的媒介技术混淆起来；对技术和艺术的先进与否的判定，除了考虑生产力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B15王才勇则梳理了这个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主线。他认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早期、中期的理论家把重点集中到了现代性批判，加上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减弱，他们就把批判的重点转移到文化上，借助于远离现实的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并把审美、艺术作为落脚点。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就主要表现为一种美学批判，集中在审美、艺术领域，这种倾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其文论、美学的一条主线。B16这些研究无疑能够促进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美学。（九）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它较为关注。胡小燕关注它对于英国文论的文化转向的影响。她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但其方式却较为复杂，导致文化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间始终是互补的关系：文化被置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中，文学批评从文学的内部批评转向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原因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渗入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文化因素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解“阶级”问题的新的立足点。传统与这些因素的结合，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下述特点：强调历史的总体性；立足于整体性的基础，强调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结果，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在革命中有重要的作用；注意把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辩证关系，例如，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这个经济基础的概念，改写为意识形态机构。这样，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而是使文化与它成为一种互补的关系，并由此克服了还原论、决定论的影响。B17段吉方从微观的角度细读了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并由此梳理了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具体而言，威廉斯以“感觉”区别世界观、意识形态，以“感觉结构”表现了对基础、文化、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的“感觉结构”受戈德曼的“世界观”影响，但又不同于它，后者强调文艺作品与社会集团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强调文学与一定社会生产之间的辩证的而非完全结构的关系，他用“感觉结构”分析文学作品，并把它从社会领域扩大到审美领域；“感觉结构”奠定了“文化分析”的方法、“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上恢复了感觉、经验、价值、形式之于意识形态的复杂影响。B18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现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很有必要梳理清楚它的发展脉络、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一定的空间，希望出现更深入的成果。

三、个案研究2013年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本雅明，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多年。就本年度的研究情况看，既有面的全面拓展，又有深度的开掘、质量的提升，某些研究试图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富有探索性，代表了我国文论界的研究水平。而且，有意思的是，以前关注不多的东欧文论家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也存在着选题重复、研究平庸、缺乏新意等缺陷。（一）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今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时有论著刊行，并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文论界对他的热情一直不减，2013年仍然如此，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伊氏批评理论的全局及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王涌全面地研究了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分别梳理了“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和“理论之后的理论”，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艺术生产论”揭示了艺术的特点与功能，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艺术不仅能够认识、把握现实，而且也能够创造、生产现实；艺术生产是精神的生产；艺术与生产的关系必然涉及到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艺术与现实并不直接相关，而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意识形态指“那些与社会权利的维护和再生产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和信仰的模式”，它植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重要的理论贡献，它揭示了艺术的审美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艺术生产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作者用一定的形式加工意识形态，作品文本就成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解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艺术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抵制特定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溶解力，能够溶解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内容；“审美意识形态”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性力量，有强大的内化作用，其作用离不开感性。伊格尔顿与时俱进，极为关注当下理论的发展。面对批评理论的衰落，他出版了《理论之后》，总结了当论的发展趋向，提出了“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的命题，即这样的理论质疑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不再信奉普遍、客观的真理，滑向了主观真理；它反对统一的、整体性的东西，沉溺于个体的、非规范的东西。伊格尔顿指出了理论衰落的事实，并非认同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而是为了呼唤理论复兴，呼唤时代对理论的兴趣和需求。B19贾洁也以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但选取了批评策略的角度，并总结了伊氏的批评策略：同时使用精英的、民粹的笔法，使自己的写作服务于教育大众的目的；宣传正确的理论、观念，并为一些被遮蔽、误读或歪曲的常识和概念正名；有意打破批评写作、创意写作的鸿沟，或灵活运用，或把它们与学术规范结合起来；强化学术领导权、反对学霸。B20蒋继华则从本雅明对伊格尔顿影响的角度切入了伊氏的批评理论：伊格尔顿对文艺本质的理解中强调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生产性，尤其是技术的决定作用；伊格尔顿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尤其是碎片化的历史、进步的线性历史）和“星座化”的批评策略；伊格尔顿借鉴了本雅明的语言风格，经常运用调侃、幽默、通俗、非体系化的表述方式。B21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伊格尔顿的文论。此外，随着中国批评界对身体及其话语的兴趣的增强，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伊格尔顿的身体话语，刘坛茹的文章梳理了伊氏的身体话语。在她看来，伊格尔顿认为，诞生于18世纪的美学实际是一种身体话语，在鲍姆嘉登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其唯物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为此，要挽救其唯物主义，把它从唯心主义的窒息中解救出来，强调审美具有身体的物质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学承担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剂和替代品，通过身体感觉的冲动，把主体和同情联系起来，使主体在促成社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独立，也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理想的统治模式。审美意识形态具有辩证性，统治阶级渴望审美，但审美又是危险的，可能颠覆权利；女性主义应该把身体经验与经济、阶级意识融合起来；悲剧中痛苦的身体也有生物性、自然性，可能产生解放的、反抗的主体，具有颠覆专制的潜能和力量。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身体观，要保障身体在自然、文化间的张力，使之回到人本主义的身体，并恢复其抵抗性。B22本年度的伊格尔顿研究还集中于对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研究。在欧美金融危机的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价值再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清理了西方世界对马克思的误读，探讨了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引起了欧美学界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广泛讨论。当年，新星出版社就迅速推出了该著的中译本，汉语学界也有热烈的讨论。讨论延续至今，在2013年的文论、文化讨论中亦有所反映。穆宝清强调了该著的意义，即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利于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并重视马克思主义，同时，对“今日中国理论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一面，即自我实现、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美、享受丰富而幸福的生活，论证了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对高尚道德的追求、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作者也反思了该著引发的争议、批评，该著的意义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但也有不少争议、批评，主要是该著理论探索的薄弱或缺失，及其刻意迎合读者的通俗化。B23孙士聪则从“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切入讨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经济主义拘泥于经济层面的局限，但自身却忽视、排斥了经济层面及其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的“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立意于资本的自我拯救，虽然它重视经济，但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这样，这两种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难以克服的困境，伊格尔顿的困境和焦虑源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困境。B24这些研究有新意、深度，论者思维活跃，一定程度地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水平。（二）詹姆逊是美国最重要、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西马“文论的中心人物之一，2013年的詹姆逊研究延续了这个传统，并有所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阐释学思想。王淑玲概述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思想，即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地吸收了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的成果，其中，新批评、结构主义是其两大背景；它穿梭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致力于文学的祛伪和非神秘化；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历史的三个层面。这样，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就具有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新解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处理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处理好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把文本的阐释和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论者比较准确、客观、翔实地介绍和评价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思想，但新意不足。B25巧合的是，2013年出版了两部研究詹姆逊阐释理论的专著，一部是姚建斌的《走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詹姆逊的阐释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把詹姆逊阐释理论放在西方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研讨了其理论渊源、阐释的总体化原则、阐释策略的历史化、阐释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内容，强调了詹姆逊阐释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另一部是沈静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着眼于詹姆逊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其阐释学美学的影响，系统地研究詹姆逊的阐释理论体系，强调要分别从政治、社会、生产方式的层次展开对文化实践的阐释，同时，作者也发掘了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阐释，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后现代文化理论。黎庶乐通过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得出了这样结论：詹姆逊改造、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他以其文化政治学抵制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的普遍化逻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用乌托邦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建集体性的主体，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特色。B26

第三，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韩雅丽认为，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是詹姆逊文化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逊针对第三世界的历史、现实，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性质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詹姆逊把第三世界作为抵制晚期资本主义压制的“飞地”和重要力量，构建了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B27

第四，詹姆逊对阿多诺接受、扬弃和激活。孙士聪认为，詹姆逊激活了理论政治策略的规划、否定辩证法、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三者之间的对话。20世纪70年代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詹姆逊把它转变为“辩证法的楷模”、“我们时代的分析家”，并深刻地影响了詹姆逊的理论建构。晚期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否定辩证法”既希望直面资本主义的新现实，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有效性，因此，它可以是“失败”也可以是“楷模”，它体现了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阐释有效性的努力。B28

此外，应该提及的是，杰姆逊与中国学界一直有良好的交往和互动，2012年12月，78岁高龄的詹姆逊仍然不辞辛苦地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在北京大学做了《奇异性美学》B29的学术演讲，并出席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主办的“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研讨会”B30。之后，他又结合其新著《再现资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了主题演讲，其旺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理论触觉、灵活自如的批评都令中国学界叹为观止。这几次演讲及其《再现资本》理应给中国学界带来相应的反应，不过，2013年的研究并没有反映出来，也许是时间有限的原因吧。本年度的詹姆逊研究虽然较为细致、全面，但重复较多、有新意的研究也相当有限，例如，关于他的阐释学、后现论的研究。而且，与詹姆逊近年来的论著相比，中国学界的研究相当滞后，对詹氏新近理论的进展缺乏相应的研究，原因在于詹氏思维的活跃、论著表述的艰涩、讨论问题的难度，希望这种状况以后能够有所改变。（三）阿尔都塞的戏剧观。以前的阿尔都塞研究多集中于其意识形态理论，本年度的研究转向了其戏剧观。田延研究了阿尔都塞的基本戏剧观：戏剧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政治密切相关，表达着某种政治诉求，纯粹的、唯美的戏剧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应该抛弃；戏剧应该有政治立场、党性，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以独特的方式承担起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戏剧的意识形态批判应该以“去中心化”的戏剧结构为载体，展示真实的辩证法，展现现实力量的运动过程，对资产阶级的“情节剧”“祛魅”，使观众真正地思考、质疑、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作者也揭示了其戏剧观的唯物主义性和意识形态性。B31胡小燕根据《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总结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观的特征，即批判的立场和离心结构（或不对称的结构），但是阿尔都塞怀疑作家和观众的独立性，以及依靠离心结构所产生的美学效果，原因归结于其意识形态诉求。B32这些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阿尔都塞的文艺理论。（四）本雅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论家，其文本以晦涩、难懂著称，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2013年的文论研究也是如此。本年度本雅明文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灵韵。王才勇比较了“灵韵”与“人群”关注点的不同，进而揭示了背后的文化、社会意蕴。即本雅明的灵韵关注的是艺术经验，人群关注的是生活经验、都市体验。本雅明通过对各种现代性转向的关注，发现了现代艺术经验背后的社会变迁，以及现代精神的变化。鉴于这些变化的缺陷，对其进行了批判，其灵韵、都市体验都体现了这种思路，后者是现代性的起源，前者使他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的现代性，对它们的批判使他成为修复现代性的重要的知识分子。B33王涌通过灵韵揭示了本雅明对现代大众文化的认识：本雅明的意义主要集中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表面上看，他的灵韵理论揭示的是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性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一体化和程式化。同时，他通过对德意志哀悼剧、波德莱尔、卡夫卡等现代文艺现象的解释，揭示了先锋派固有的特征：形式游离出内容之外。实际上，这些现象揭示了现代性的两种文化形态：不满于现实，进而将另一种理性注入到现实中；认同于现实，由现实给出意义认同。而且，这两种文化形态各有其建构性、破坏性，这又重新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B34张冰则阐释了灵韵与进步、艺术终结的复杂关系：体现了“进步”观念的灵韵是一种使人安于现状的精神麻醉品，灵光艺术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共谋的关系，为了反抗现实的黑暗，必须拒绝灵光艺术、呼唤其终结；机械复制的艺术具有革命性和救赎性，希望它能够把人类和艺术从进步观中解救出来。本雅明的艺术终结观虽然也和上世纪60年代讨论的艺术终结一样，关注进步对终结的意义，但是，不同于后者的对进步不持价值立场的思路，它主要是为了否定进步。

第二，艺术生产。翟传鹏提醒，研究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时应该注意：技术在艺术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特点是光晕的消失，它导致了心神涣散、震惊效果。基于这些原因，他认为，本雅明是一个注重日常审美体验的“文人”。B35赵勇对比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艺术政治化”的文本，进而阐释了这两个文本的异同：本雅明美化“技术”，重视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作用，原因在于，技术能够武装知识分子，并使其完成其阶级斗争、革命事业的使命，为此，应该努力把知识分子吸纳到工人阶级中，以提高大众的反思能力；则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阶级立场，与工农兵结合。这样，两个文本在对作家艺术家的定位（“生产者”和“工作者”）、对技术的重视（“技巧”与“语言”）、对物与人的打磨（“功能转变”和“思想改造”）、对革命主体的期望（“工人阶级”和“工农兵大众”）等方面较为相似；但是，两个文本的不同也是非常明显的，本雅明重视“物”、“功能转变”，导致了“知识分子大众”、“介入文学”；重视“人”、“思想改造”，导致了“知识分子大众化”、“遵命文学”。B36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研究本雅明文论的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方面开拓了此前的研究。罗如春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观照本雅明：本雅明拒绝了线性的机械时间；从他对普鲁斯特时间观的解读中，他重视过去、理解过去，把过去压缩为空间形式，并以其预示未来，继承了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论传统；他期待弥赛亚时间，打破了对连续性时间的信仰，强调历史事件与当下的意义，把事物从线性时间中提取出来并辩证地并置起来、相互说明，使其重获新生；本雅明努力打破历史进步机械论的禁锢，打破未来与进步必然联系的意识形态神话，超越因果联系，具有后现代的因素。B37教佳怡着重研究了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在本雅明那里，“辩证意象”是认识论、历史观和美学经验的统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本雅明较为偏爱特殊性，它是一种具象的、碎片化的存在，把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克服了历史哲学的抽象性；从历史观来看，“辩证意象”强调破坏、断裂、非同时性的时刻、时刻的并置；从美学经验看，从时间的视角阐释视觉经验，使当下脱离线性的机械时间，制造出有震惊效果的时间结构，使人瞬间感知到真相。作为“辩证意象”的历史时间指非连续的时间；意象化的时间体验存在于摄影和电影中；共时性的意象作为一种“辩证意象”，体现于城市美学中。B38孙士聪独辟蹊径，从爱情体验的独特角度研究了《莫斯科日记》，认为它展示了本雅明创作时的生活与思想的纠缠，是其自我的投射。这样，阿斯娅（本雅明的情人）已经成为一个内在的本雅明的源头，诱发了他对现代性批判的哲学思考。在总体物化、“伪经验”流行的时代，本雅明把个体的真实经验作为拯救、超越的最后希望，他终其一生追求的“经验的哲学”在《莫斯科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B39本雅明思想的艰深、行文的天马行空、行为的特立独行都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本年度的研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少收获，但与往年也有一定的重复，预计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五）马尔库什。近年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家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研究也是随之增多。乔治・马尔库什（Georg Markus，1934-）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和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人物，其理论逐渐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人的本质”理论。

颜岩认为，马尔库什科学地区分了“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两个概念，细致地研究了“人的本质”概念的三个要素：劳动、社会性和意识，进而创造性地解释了其内涵，即“人的本质”不是所有时代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特征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类真实的历史存在的特性，即对自由、普遍性和主体性的追求与获得。这样，马尔库什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B40员俊雅充实了颜岩的研究，她主要围绕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了马尔库什对“人的本质”的阐释：从人与动物的区别看，人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存在，具有生产劳动性；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人的本质为劳动、社会性和意识及其体现的普遍性；人的本质与历史有关，具有历史性。作者认为，马尔库什的探索回应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B41我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希望以后的研究更为丰富，使我们能够借鉴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个案研究值得关注。考德威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赵国新研究了考德威尔的两部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幻象与现实》涉及了诗的起源、演变与人类历史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诗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活动有关；诗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同步；诗歌的内容反映了社会各阶段的状态，其思想风貌、形式技巧与该社会时期相对应。他在该著中使用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重视考察文学的起源和功能。《传奇与现实主义：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则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产生了现实主义，启发性和机械教条性并举，过于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这些著作使考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艺术的幻想功能影响了布洛赫的艺术的乌托邦功能、马尔库塞的文学解放功能；文学形式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影响了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致。B42

李以《美学理论》附录中的“初稿导言”为研究对象，论文从常被人忽视的这篇导言出发，以小见大，由此揭示了阿多诺美学研究的注重批判、否定现实、异质性的思路及其现代意义。B43胡俊研究了本・阿格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本・阿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把批判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文化研究应该直接参与文化政治实践；文化研究应该致力于构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语。B44

傅其林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恩斯特费歇尔（Ernst Fischer）的《艺术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rt）为例研究了其审美人类学思想，费歇尔把原始时期的劳动作为巫术，并把巫术作为艺术的起源、功能，艺术具有一种融合个人与集体、使个体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后来，阶级社会的艺术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内容决定形式，但艺术的形式仍然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原始艺术的形式本质上有巫术的意义，艺术形式主要是艺术的审美特性，它凝聚了内容、表现了社会经验，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有机融合；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着悖论，艺术品成为商品并受到竞争规律的支配，但艺术家却自由到了荒谬的程度，艺术是对现实的否定、虚幻的反抗，艺术唤醒了人们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是其价值之所在；社会主义艺术不能最终消灭矛盾，应该面对、批判现实的矛盾，社会主义的艺术市场应该满足人们欣赏的需求，也要强调艺术家的责任。论者认为，费歇尔吸收了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成果，从多方面探索了艺术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但是，他的审美人类学又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诸如，宏大叙述的总体化、历史哲学的进化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等困境，这些困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显得更为突出，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并努力克服的。B45应该提及的是，201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学文主编的《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该著简明扼要地概述、评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作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卢卡契的《现实主义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戈尔德曼的《论想说的社会学》、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对于了解、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2013年度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总论性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的广度、深度、新意、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强化了反思意识、问题意识，有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但是，也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研究雷同、缺乏新意等局限，这些局限与研究者的素质、研究对象的难度有关，也与当前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片面追求数量、轻视质量的科研环境有关。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能够保持既有的活力、勇往直前，提升自己的研究境界，同时也带动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马建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② 丁国旗《译介与反思――“西马”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③ 朱印海《中西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比较分析》，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0页。

④ 肖琼《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⑤ 张艳玲《美国乌托邦文学的流变》，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69页。

⑥ 同⑤，第173-174页。

⑦ 同⑤，第174-180页。

⑧ 同⑤，第185-186页。

⑨ 黎婵、石坚《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流派的乌托邦视野》，《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⑩ 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B11 张碧《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B12 许勇为《现代性批判的审美化之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审美救赎理论评析》，《人文杂志》，2013年第12期。

B13 耿波、李东瑶《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14 陶水平《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B15 谭好哲《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B16 王才勇《艺术与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题旨与路径》，《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7期。

B17 胡小燕《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特殊性》，《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B18 段吉方《“感觉结构”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踪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细读》，《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B19 王涌《论伊格尔顿的几个理论贡献》，《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

B20 贾洁《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批评策略》，《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1 蒋继华《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确立――基于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解构思想的接受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5期。

B22 刘坛茹《伊格尔顿：身体政治建构的多重文化路径》，《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B23 穆宝清《伊格尔顿：重新坚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4 孙士聪《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后――以伊格尔顿“自发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2期。

B25 王淑玲《詹姆逊文学阐释学思想探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6 黎庶乐《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

B27 韩雅丽《文化理论、知识分子：詹姆逊第三世界理论探微》，《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B28 孙士聪《阿多诺：詹姆逊的幽灵――否定辩证法阐释中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B29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蒋晖译《奇异性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B30 崔柯《“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B31 田延《论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观》，《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B32 胡小燕《意识形态与唯物主义艺术创作――论阿尔都塞的戏剧理论》，《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B33 王才勇《灵韵，人群与现代性――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34 王涌《现代性，先锋派与大众文化――由本雅明引发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B35 翟传鹏《本雅明艺术生产探赜》，《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B36 赵勇《本雅明的“讲演”与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B37 罗如春《历史深处的忧郁之眼――论审美现代性实践视阀下的本雅明》，《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B38 教佳怡《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的美学情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9期。

B39 孙士聪《恋爱中的本雅明――〈莫斯科日记〉再阐释》，《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B40 颜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的本质”概念――评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B41 员俊雅《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B42 赵国新《考德威尔》，《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5）

一、现象学方法、生活世界与心理学

“现象学”这一概念具有多种指称。但究其核心，大多数研究者同意在于它的方法。美国心理学史家米西亚克（Misaiak，H)和塞克斯顿（SexUm，V.S)指出，现象学的“这个共同的核心,或者说是它共同的特性,就是各部分的共同点——现象学方法,将不同的体系整合起来，并揭示了现象学所指明的东西”^P_3)。斯皮格伯格在考察了现象学运动之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13hp^。因此，将现象学应用到心理学中，重要的是将其方法“落到实处”。

关于现象学的方法，我国学者张祥龙曾指出：“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以人的直接体验（直观、想象、语言行为、生存领会）为一切知识的源头，只以这种体验构成者、所牵涉者为真实。”因此,现象学方法揭示了现象学一个根本的思想，那就是，它指出了人根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原始性、根本性，所有其他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胡塞尔用“生活世界”概念来表达这个思想。美国现象学心理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吉林大学青年学者伍麟博士指出：“现象学心理学极其重视把心理学研究定位在‘生活世界’之中，主张在生活情境或者‘还原’为生活情境中研究人的心理经验，人真实经验到的现实生活是心理学研究的可靠起点。

现象学心理学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实证主义坚持所研究的必须是直接或者通过逻辑间接观察到的事实,受其影响的科学心理学关注人的客观、外在的方面，如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的驱力等。但这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验的丰富性与原始性。而且,这种研究将经验客观化,很容易使心理现象失去本来面目。而现象学恰恰重视经验的原本面目，经验的丰富性与意义。吉奥吉认为生活世界对心理学取向的意义来说是，心理学必须按照心理现象如何显现、如何被经验到，而不是按照它们应该如何的观念来说明它们。另外,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客观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可操作的变量,并假定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研究的任务于是转化为确证或否定先在的因果假设。但在现象学心理学研究中，却不承认任何先在的因果假设，研究者致力于发现现象本质的结构或现象对于研究者所蕴涵的意义。

迄今为止,现象学心理学已形成了两种研究取向: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和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经验的研究取向致力于发现现象本质的结构，而解释的研究取向则致力于发掘现象对于研究者而言所蕴涵的意义。在现象学心理学中，经验的研究取向处于主流地位,但解释的研究取向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下文试从现象学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出发,就其对现象学的“落到实处”进行具体的探讨。

二、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家们坚持将现象学方法“落到实处”，应用到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中。他们尤其借鉴现象学开山宗师胡塞尔的思想,发展出独特的研究程序,形成现象学心理学的主流,被称作经验的现象学研究取向。

胡塞尔孜孜以求的，是试图通过现象学独特的方法，达到对事物本质（胡塞尔反对现象后面存在本质,他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之中）的揭示、洞察。这种现象学方法，正如张祥龙所指出的,是通过对经验的各种分析、还原达到的。斯皮格伯格对现象学方法进行归纳,得出了广为人知的七个步骤:理解特殊现象;理解一般本质;理解诸本质之间的关系；观察显现的方式;观察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将对于现象存在的信念悬搁起来;解释现象的意义[5KpMU。我们下面就来具体考察经验的研究取向对现象学方法的“落实”。需要指出的是,最后一步已经跨人我们将要论及的解释的研究取向的研究领域。

在胡塞尔的启示下,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家们秉承“面向实事本身”这一原则，试图通过对意识经验的研究,发现经验的本质结构。埃卡茨伯格(Ech-artsberg.R.V)指出，这种“心理学研究有一种结构取向，它的目的是揭示所给予现象的本质的普遍意义结构，以回答引导研究的潜在问题,即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

在胡塞尔那里，对意识的考察主要通过个人的直观、还原等活动进行,而现象学心理学家则将考察转到对合作者（co-researcher)的经验描述上。合作者这个称呼意味着,研究是由研究者的反思和合作者的经验描述共同构成的。这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通常由研究者操纵进行，研究对象屈从于研究者’因此容易失去本来面目，而现象学的研究恰恰让研究的对象自行呈现,以忠于现象本身。

具体研究中，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大致是按这样的思路进行的:研究者首先从合作者那里得到原始记录（protocol),即合作者以文字将经验描述出来,从而得到研究材料;研究者在充分悬置自己的先在观念后’分析研究材料,发现其中的意义单元,将意义单元组合成为经验的结构;最后形成文本,进行交流。在考察研究材料时，胡塞尔通常使用的意义变更（meaningvariation),在心理学研究中变成了对经验的各种形式进行研究，通过考察多个研究者完成。心理学研究中力求穷尽经验的各种形式，而无须满足科学心理学的统计原则。胡塞尔对意识的直观，则在心理学研究中转换为对描述意识的语言材料的直观。另外,研究者还要进行语言的转换，以便于交流。

具体而言，我们将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的步骤划分如下：

1.问题的形成与材料的收集。研究者首先澄清自己所要研究的现象，形成问题。经验的研究取向的代表吉奥吉在1975年关于学习经验的研究中，提出如下的问题最根本的想法是，力图发现日常活动中普通人身上的学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学习是怎样完成的。在此基础上，研究给现象赋予名称。这种赋名是通过日常语言进行的，以便同他人交流。研究者通过这一步骤得出胡塞尔所谓的本质寓于其中的“现象”。

研究者在收集材料时,将所研究的现象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如吉奥吉在澄清现象后，提出：“获得经验材料的引导问题是，请你尽可能详尽地描述某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学习在你身上发生

研究者通常通过调查或访谈的形式得到原始记录,也有研究者结合使用这两种形式。总之，研究者要尽可能详尽、完整地获得对各种形式的经验的描述，以保持现象的完整性。

2. 将材料分成意义单元。获得研究材料后，研究者要澄清并悬置自己先在的假设，确保经验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接下来，研究者不断地阅读研究材料,直到发现一个个不同的情境（scenes)。这些情境自行出现，并不是研究者按照既定框架规划出来的，也即是说，现象学的研究要求由材料开始，自下而上地进行，而不同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由既定框架出发，自上而下地进行。研究者抽取出情境的基本主题,从而获得意义单元。这是一个研究者经过信念的悬置后，对材料进行直观的过程。

3. 从情境结构到普遍结构。研究者将合作者的意义单元进行加工，就得到情境结构（situatedstructure)0这是在特定情境下得出的结构，研究者需要结合其他合作者的材料进行考察，并在不断地对原材料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到普遍结构（generalstructure)0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日常语言转换为心理学语言。有的研究者是在得出情境结构的过程中完成的，有的研究者则是在得出普遍结构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种转换中，研究者还要悬置已有的观念，以防止意义的流失或变更。

4. 结果的形成与交流。研究者将普遍结构描述出来，并进行交流。研究者首先要同合作者交流，进行反馈，并根据合作者的意见进行适当的修正。最后形成文本，同其他专家进行交流。

应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步骤，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还存在着差异，而且对于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存在争议。例如，研究者真的能够完全悬置—88—自己的观念吗？这一根本的问题，在解释的研究取向那里得到了更有力的解答：

三、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现象学自胡塞尔起，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从胡塞尔经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发展出解释学哲学。我们可以通过三部著作勾勒出这条路线的发展。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中，提出通过对意识的直观、描述以达到对本质的洞察。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提出本质是某种区域性的视域,是存在本身，是先行于认识的。哲学要关注区域内的现象，即人独特的存在。作为存在着的人，是意义的赋予者,是自我解释的存在。这样，人的根本活动便不再是对象性的认识活动，而是解释性的理解活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I960)中，则将理解的对象扩展到与人有关的一切现象,理解是最根本的人类活动，而利科从方法论上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对解释学加以ytsp=to

这样，研究便不再是对现象的本质的描述，而是对一切与人有关的现象的理解、解释。在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卡茨伯格看来，这种研究“强调理解，或者是这样一种模式或范型，它坚持人类的所有活动和交往都可以被设想为有待解释的文本”_文本是解释的研究的一个-要概念，用来指代解释的研究对象。人类所有的活动及活动的产物，如经验过程、文学作品、艺术品、仪式、制度、神话等都可以看作文本。这样，解释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材料上的范围要远远超过经验研究取向。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它在研究思路h也与经验的研究取向大相径庭。

根据文本的范围，埃卡茨伯格区分出r两种解释的研究取向的心理学研究。-种是对具体生活文本的分析，包括对经验的及时报告的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等。它着重研究通过录音得到的原始经验过程的材料。另一类则是对回忆内容以及文学作品等的文本分析,包括对文学作品中某个主题的分析、历史情境中某个主题的分析等。

美国的现象学心理学家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解释的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在1979年出版的杜奎森大学的《杜奎森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第m卷）中，就有对解释学在心理学中的具体应用的专题探讨。正是在这本书中，蒂特尔曼(Titelman,P.)通过探讨利科的解释学在现象学中的应用，指出解释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四个特点[6]。他认为，首先,研究中要存在着独立的文本，不管它来自文学作品，还是个人的经验的记录。其次，文本一旦形成，就独立于作者，在理解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再次，在对文本的理解中，文本展现的是其内在的有关联的意义，它透射出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无关联的句子的意义。最后，文本是开放的，对文本的理解、与文本的对话是无穷尽的。我们看到,解释的研究取向承认人的先在的观念，并将其作为研究必要的开端。它所致力的，是研究者在理解现象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出现新的意义世界。而经验的研究取向却力图悬置人的先在的观念，致力于发现寓于现象中的本质结构。

应该说，与经验的研究相比，解释的心理学研究还未形成它较固定的研究程序。我们以埃卡茨伯格的一个研究为例，来具体说明解释的研究取向是怎样进行心理学研究的。

埃卡茨伯格在《杜奎森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第IV卷）中，认为解释的研究是一个多水平、牵涉到对话与反思等活动的复杂的研究过程。他提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分析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研究者要不断地阅读，将自己融入作品之中。在不断的阅读中，研究者肯定会接触到作者本人对作品的构造、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会接受作者的构思，发现作者构思的不同主题,并按此进行主题的抽取。当然，研究者肯定也有自己的观点。

第二阶段，研究者尽量突破作者的构造，创造性地阅读。研究者以自己的语言对作品中的小事件进行命名，并赋予自己的意义。原作者有其自己的构思，而研究者在阅读中并不以其为中心，而是通过不断地阅读(与文本的对话)得出新的理解。

第三阶段，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理解做出新的发展。研究者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如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罗杰斯、马斯洛、罗洛梅等人的理论进行解读。在不同的理论差异间会达到对文本更深的理解。

第四阶段，研究者接下来需要研究别人对作品进行的评论。一部小说，有很多不同领域做过评论。研究者仔细阅读这些评论，就会发现，不同的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如作品的语言、叙事、核心主题等。这样，在研究者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世界，从而出现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解释的研究取向，可以针对同一材料进行，从不同的理解中得出自己的观点。而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却是通过不同的材料进行的，并竭力寻求最终的客观答案。解释的研究取向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研究者的研究中，发现新的意义世界，而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则试图从研究中抽取已经存在的客观知识。因此，从解释的研究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日常生活的蕴含。换句话说，解释的心理学研究会给我们以新的视角，从而为我们打开新的意义世界。

四、结语

经验的和解释的两种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取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思路去关注生活世界。一种侧重描述，试图发现经验的本质;另一种试图通过理解，探求研究者在理解文本中产生的新的意义。两种取向是朝向相反的方向进行研究的，即在个别-普遍维度上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埃卡茨伯格认为，解释的取向关注个别，而经验的取向关注普遍。他用一个阴阳图表示其间的具体关联，二者处于永远的相互转换中。他还指出，两种取向研究的载体——语言具有两种不同的特性。⑴(pp|5_16>语言可以抽象也可以隐喻地表达，从而与经验的和解释的研究取向相对应。

从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到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研究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经验的研究中，研究者要尽;力悬置自己的一切观念;在解释的研究中，却承认®?究者先在观念的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前理解使得研究（对话丨理解）永久地、时时更新地延续下去。研究本身并不存在确定的逢论。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6）

纵观西方心理学产生及其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实证主义，另一个是现象学。现象学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开创的一种的哲学思潮，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主张将现象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其发展先后经历了胡塞尔及其追随者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其它哲学流派交融的综合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现象学的影响从意动心理学到现代认知心理学，持续了一个世纪。在创立之初，胡塞尔就站在意动心理学的立场批评冯特的经验心理学，50年代，传入美国的现象学构成了人本心理学的方法论。现象学影响着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如知觉、人格、心理治疗和社会心理。如格式塔心理学运用现象学方法，强调知觉的能动性和有生机性。

1、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

1．1 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

胡塞尔主张以现象为现象学的对象。他所谓的现象，实际上是人的意识经验。受这一主张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将个人的直接经验或意识确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格式塔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或"现象的经验"。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强调心理学要研究人的经验，包括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动机等内容。罗杰斯用现象场的概念表示个体经验，它既包括意识到的知觉，也包括意识不到的知觉，并认为正是这种主观的现实而不是自然的现实指导着人的行为。他说，人是根据自身而并非现实的知觉来生活的，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为中心的一个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中。正是由于罗杰斯强调个体经验的独一无二性，我们称他为现象学家。

1．2问题中心论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客观的方法作为研究中心，也就是方法中心论。他们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目的。"它强调问题必须适合于方法，不适合于方法的问题便遭排斥。这种方法中心论限制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使它局限在某一方法或技术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现象学主张把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人的主体性问题虽然不符合科学的客观性原则，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它。心理学家接受了胡塞尔的这一观点，使它成为问题中心论的原则。正确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方法顺应问题，根据问题选择方法。现象学的主体性中心为心理学的方法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1．3非还原论

还原论的还原是将较高层次事物的性质看成较低层次的组分、性质机械累加的结果，将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归结为低层次组分的性质和规律。而现象学的还原主张本质的还原、现象的还原。它的还原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假设和成见，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受现象学方法论影响的心理学家认为还原无助于理解人性，相反还扼制人性，使心理学陷入危机。因此他们提倡在心理水平上研究心理，在行为层次上研究行为。而不是将人的高级心理活动还原到较低级的层次上。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就特别提倡独立地研究心理现象，即通过对心理现象本身如实、全面的描述，从而发现现象本身的结构和关系。

1．4遵循如实描述的原则

现象学方法强调对经验如实地、不加任何修饰地描述。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还原，发现意识经验的先验结构，达到本质直观。这一主张受到心理学家的欢迎。屈尔佩说，"科学是经验的，观察是它的方法。如果你需要知道思想，那么就让人们去思维，并让他们描述他们的思维吧。"格式塔心理学家主张先如实描述经验，然后解释经验，所以，它的内省法不排斥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是对经验的如实描述；其次是一种直接的、对即刻的当前经验的如实描述，不诉诸任何前提；最后，内省的经验首先是一个整体。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强调对个体经验的如实描述。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就是对高峰体验如实描述的产物。

1．5坚持先质后量原则

现象学重视对本质的研究，质的把握先于量的统计，通过对质的观察，以文字来描述现象的意义。由此引发了心理学家对质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质的分析，注重把质的经验变成量的数据。既然直接经验是研究对象，那么重要的事情是抓住统摄经验的有意义的结构。试验的目的不过是促使这一结果再现和典型表现。马斯洛也强调先把握本质，在一步步趋向量的证实。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贯彻问题原则，更完整地把握人类心理规律，避免由于现有科学方法的缺陷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断大胆探索新的领域，并且有利于创立一种同现代心理学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数学体系。

2、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蕴含

2．1直觉主义

胡塞尔认为直觉分为两类：第一类所把握的事物是经验的、个别的事物，他们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处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范畴内，是经验的、感性的、低级的直觉。另一类直觉所把握的事物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本质、观念、表象等，他们不占空间和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因果制约特点。是自我意识的内省活动，是一种本质的洞察。胡塞尔认为科学思维不仅对经验事物的研究，还包括对经验事物的直觉和观念事物的直觉。现象学是直觉的哲学，直觉就是简单地面向意识所呈现的事物，不受任何前提和逻辑、成见和假设的干扰，即"面向事物本身"。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知觉、注意、认知、记忆、想像等都是直觉的不同表现形式。直觉就是面向事物本身，没有任何非理性的色彩。现象学的直觉类似于心理学的内省。胡塞尔把直觉作为获得知识的可靠方法，为心理学家使用内省法找到了一种依据，内省法从此具有了合法性。胡塞尔的直觉主义是认识论的直觉主义，还没发展到人性的直觉主义。

2．2整体主义

现象学主张对完整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进行分析。胡塞尔认为现象本身是一股意识流（詹姆士的思想--意识不是一些割裂的片断，而是整体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是能被主体直观描述的，绝非感性观察的各种属性的结合，这是现象学的整体观。整体观的体现有对象问题（现象即本质）和方法（本质即直观：本质的还原先于量的把握）。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经验是整体性质的，即格式塔。这种格式塔所具有的性质就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不是各种元素的总和，它先于元素，决定着元素的性质。了解心理现象的最恰当的途径就是通过整体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心理的如实描述就是它的主要方法。另外，由于对现象采取整体把握，强调揭示事物的先验本质的目的，采取本质的还原与先验的还原方法，暗含对质的把握的重要性。许多心理学家因此重视质的研究，走从质到量的道路。

2．3主观范式

与实证主义相比,由于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导致其研究方法也相应改变。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客观性和定量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多是在实验中进行的。但现象学面对直接的经验,它采用的是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和描述,设定意识主体与经验对象的意向性关系。然后再还原，寻求心理现象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会带来极强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对个案分析时，心理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并不排斥现象学研究也采用实验,但它与经典实验是不同的。

3、简短的评价

现象学方法论是在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拉锯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反对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论，提出研究整体的人，强调人的主体经验，关心人的价值、人的存在和尊严，开辟了人文取向的心理学的研究道路。运用现象学方法论研究心理学，反对将人看作机器，看作物，重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现象。反对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张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研究。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比实证主义的研究更接受人的真实心理。历史地看，现象学方法论扭转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偏向，截制了它在心理学中的消极影响，拓宽了研究思路，扩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

但是，现象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的斗争是片面的，在认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错误后，它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显示了二歧思维模式。所以现象学方法的缺点正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优点。它强调纯粹意识式的直接经验，否定了心理的客观性，歪曲了心理的实质；运用加括号的办法将人和科学前见悬置起来，只依靠个人的主观体验，把心理学限制在纯粹意识领域，将其主管化；强调对人的心理的整体把握，但综合离不开分析，整体离不开部分；他坚持研究的主观性，把质的分析放在量的分析之前，甚至反对量的分析，割裂了心理的质与量的统一。它坚持问题中心，但它的问题是抽去具体的、经验的纯粹意识，决定了其方法只能是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它未触及到实证主义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现象学把一切现象都看成人的自我意识，它在唯心主义道路上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正因为如此，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中，它未能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导方法论。

参考文献：

[1]刘翔平：论西方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j].心理学报, 1991年第3期。

[2]高觉敷：西方心理学史论[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3]秦金亮：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及其启示[j].心理科学,2001，6。

[4]车文博、许波、伍麟：西方心理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析[j].心理学,2001,8。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7）

教育领域素有“质的(qualitative)”和“量的（quantitative）”方法论之争，它们构成了20世纪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的两条发展主线。诚如瑞典教育家胡森（T.Husen）所指出的：“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作出解释。另一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演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1］近年来，随着质的研究方法在课程领域的广泛运用，质的课程研究独具特色的方法论思想也开始引起课程学界的普遍关注。

质的课程研究方法与传统的量化课程研究方法和定性课程研究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内容的变化，也不在于研究手段的改进，而在于研究视角的转向和研究目的的改变。质的课程研究关注的是课程活动自身的存在，是活生生的课堂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关注有着各自独特境遇和逻辑的课程事件，以及它的处境、它的发展变化和它的最终命运，而不是致力于发现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来解释一切课程现象。因此，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质的课程研究处处透露着一种鲜明而强烈的人文精神。这种方法论上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它反对盲目崇尚自然科学客观主义研究范式，反对实证主义原子论和物理主义机械还原论，倡导以人为本的课程研究取向，重视事物的本源性和整体性，尊重人的认识的主观性和多样性等方法论思想上。

一、崇尚自然主义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当中，“自然主义”（naturalism）指的是一种研究者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现实的哲学态度和方法论信念，它有别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科学主义”（scientism），将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信念和趣好。在科学主义范式下的量化课程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研究对象施加影响，尤其是对于实验性研究，研究者要精心设计一个人造的实验情境，在实验过程中系统地操纵变量的变化，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一般来说内外部信度都会很高，但效度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人为因素干扰而大大降低，因为它同实际的自然情形相差甚远，是对人的原本特性和事件过程的本真状态的人为扭曲。质的课程研究为了避免上述情况，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力图在真实的情境状态下把握研究过程。

质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是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的教育性经验的有机整体，它不仅包括了学生各类经验的有机融合，也包括了学生获得经验的历程。这一历程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的程序和环节。在课程进行过程中，人类的共同经验、教师个体经验、学生个人经验往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学生在课程为他们展开的丰富的经验世界中自由想象、创造、学习、理解、交流、游戏、活动，不断建构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经验和意义建构过程，它具有非预期性、非控制性、情境性、历时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课程的实际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在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质的课程研究者通常是在不引人注目（unobtrusive）的情况下进入研究现场，不控制任何变量，也不从外部强加任何因素于研究情境和被研究者身上，方法论者将这种自然情境中的研究称为“现场研究”（fieldresearch，文化人类学称之为“田野研究”）。

崇尚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有以下两个突出要点。

第一，研究者不人为干扰或改变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即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等强加于研究过程。研究者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访问者或参与者、行动者深入到课程活动的全过程之中，在实地收集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做具体详尽的描述，使之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由读者自行作出体悟和判断。

第二，注重对研究资料的情境性解释。质的课程研究并不热衷于撇开背景因素对资料进行抽象分析，也不关心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可推广性，而是着力于准确、详尽而又充分地描述研究的自然情境和情境中的现象，强调把研究资料放到收集资料的当下情境中去解释。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使得课程所包含的生活世界、经验过程得以自然显现。

二、注重整体探究

质的课程研究认为，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是完整的、现实的、具体的。依照现象学的观点，人的存在、生活说明了这个世界的存在，人的整体性、直接性、具体性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整体性、直接性和具体性。“人的完整性揭示（证明）了这种‘不可分析性’，‘人’是分析方法的界限，而且人看出来的‘世界’，无不具有这种特点……”。［2］这个世界不是分析的、实证的、数理语言可描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本源的、直观的，与人是直接联系的，对这个世界的原子化分析必定会抹煞这个世界及人的生动性、完整性，必然会把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精神性特征抛弃掉，从而把人及人的一切当做物来剖析，把人“抽象化”和“工具化”，把世界结构化和元素化。在质的课程研究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不可感知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整体现实地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而单元是由整体内在条件所决定的，事物的特性总是在各单元构成整体时才凸现出来。因此，教育对人及人的活动的认识，就应该建立在这种现实的、具体的、变化的整体性之上。

在整体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质的课程研究主张采取整体探究的研究策略。从研究设计来看，质的课程研究的问题陈述是整体性的，它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因果陈述、相关陈述；质的课程研究的假设也不是先前预设的，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资料的收集、分析来看，质的课程研究注重在整体的自然情境下广泛收集资料，并从整体角度组织分析材料，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而不将注意力分散在资料的细枝末节上。质的课程研究者认为，对个别资料细节的理解不能撇开对广泛背景和整体意义的把握，这就是资料的整体分析原则。从研究结果的表达来看，质的课程研究报告重视课程过程的情境化、情节化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简要的分析，而不是进行抽象的长篇推理和论证，这体现了整体性描述的原则。

三、关注互动过程

质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研究是一个多方面探究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存在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主体间的双向互动，研究者不可能脱离被研究者进行研究，而必须与被研究者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对对方进行探究。双向互动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过程的千变万化，而不可能按照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固定的方案行事。研究的结果由研究过程本身决定，而非由预先的假设决定。质的课程研究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采取的是“即时性策略”，即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选择何种研究方式，采取何种操作手段。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预设的“科学规范”的严格约束，他们在建构新的研究结果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对此，符号互动论者布鲁默（H.Blumer）曾明确表示，社会科学家不能建立不朽的、客观的理论框架，这是由于主体间的经验世界是由不同情境中的行动者（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所构成，那些只能在特定情境中剖析特定事物的概念就无法把握全部世界的整体性。他还进一步提出：“通向经验有效性的道路并不在于玩弄探讨方法之中，而存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考察中。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建立和解释耀人的理论，不能靠设计精巧的模式，不能靠追随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靠采用最新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靠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统计的规则。”［3］布鲁默认为，通向符号的、互动的经验世界的探索方式应是参与观察、非结构访谈、个案研究、生活史研究等富有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利于展示人的生活意义、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本质特征。

质的课程研究强调，课程是历程性的，而这一历程又是开放性的，它没有固定的程序和环节，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客观性标准。课程的意义在于导引和唤起，在于提供经验交流和意义建构的情境。因此，它有目标，但不是在课程进行之前决定好的，而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形成和实现的。课程目标与活动过程密切相关，随着过程的进行，目标也在变化，旧的目标达成了，新的目标随之出现；目标的存在就是过程的导引，就是学习活动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动力。所以，相对于目标来说，活动过程本身是重要的。课程进行的整个过程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能够引起不同兴趣的学生积极参与和投入，使他们的每一活动或每一阶段的活动都有价值，使他们确确实实体验到活动的过程，体验到经验的变化，体验到进步的乐趣。这正是质的课程研究者关注过程研究的依据所在。

四、采用归纳分析

质的课程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归纳的，即研究者从实际的课程活动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然后对有关的人和事进行描述与解释，不断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最终创造性地将课程事件及其意义揭示出来。它同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实验、调查、论证假说等方法在研究策略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进行质的课程研究并不一定要证明什么，重要的是从实际情境中发现什么，通过对实际过程的考察，了解课程活动的变化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联系。

采用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课程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和特定性。质的课程研究关注的是日常课程活动中一个个的独特事件，这些独特事件的原因都是由各个不同的原始条件决定的，都有各自独特的境遇和逻辑，因此对于这些独特事件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历史的。研究的重点是深刻理解特定情境和条件下的各个课程事件本身，而不是对与该事件类似的情形进行推论。研究的结果不是通过重复实验或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行证实，而是通过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证伪，其效度来自研究过程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特定的时空环境密切相关。

由于适应归纳方法的课程事件往往是具体的、历时性的，所以最适合于它的表达方式自然是详细描述。质的课程研究者以现场观察记录、访谈实录、文献、图片、实物等为主要资料来源，这些资料来源为其进行描述提供有关研究场所和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在对这些有意义的资料进行生动的、详尽描述的基础上，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归纳性解释和判断，使读者能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和形象的认识，并凭借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作出相应的解释和判断。在质的课程研究者看来，描述不仅是一种课程研究的手段，更是课程生活真实生动的再现形式，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研究者与读者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和文化分享、理解、认同的“桥梁”。

五、主张多元理解

由于注重情境关系和研究过程，质的课程研究拒斥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认为方法论上的一元论更适合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课程是丰富的、复杂的和变化的，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和方法都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出课程的整体面貌，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兴趣等的影响。因此，质的课程研究者把课程视为具有多元价值和意义的文本，认为课程研究的问题呈现出陌生性、深层性、模糊性、意义性、独特性等特性，主张采用多种视角，结合各种理论观点，从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出发，运用各种方法来考察和解读，揭示那些隐藏在课程背后的、迄今为止一直被遮蔽的关系。这种多视角包括了各学科视角，如哲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角、历史学视角、经济学视角、心理学视角、美学视角等；各学科内部的不同理论视角，如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视角、存在主义视角、现象学视角、解释学视角等，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视角、韦伯视角、后现论视角等，以及其他如宏观视角、微观视角、女性视角等。这些不同的视角强调了课程性质的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长处和局限，多视角的课程研究方法就是要从多种多样的有利位置来理解课程活动，解释课程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质的课程研究所倡导的多视角原则并不等于奉行折衷主义多元化或“什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方法论。多视角分析不是不加区别地把各种视角囫囵吞枣地“综合”到一起，而必须去判断和选择，对于特定的情境和问题，哪些视角和方法更适合，哪些则不适用。多视角分析并不排斥就某些特定的课程现象进行集中而深刻的探究，也不排除形成某种特定的视角。折衷主义的多元论或极端相对主义方法论的缺陷在于无法确定在特定情况下哪些视角更为重要，也无法提供独特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分析方法。

多种视角，多元理解，意味着质的课程研究不仅需要选择和协调各种研究视角，而且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文化、种族、性别、阶级群体以及这些群体内部的不同成员在视角上的差异，拒斥那种将自己群体中某个研究问题的观点或特有的偏见强加给其他人的文化霸权行为，尊重那些不能被同化到某种同质化的普遍结论或观点中去的差异性。此外，多元理解还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谨防执迷于某一种方法而排斥其他方法的刻板做法。在研究对象和材料收集的实践条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必须与所要处理的问题相匹配，并且必须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对其进行检验。只要它们与所研究问题相关且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利用，就兼容并包，为我所用。

六、承认价值关联

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价值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主体的价值选择不仅体现着人们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试图寻求一种普遍的人文规范来统摄人的生命欲求，遮盖人的价值世界，就会出现理性与价值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偏颇的结论。

与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不同，质的研究承认，对社会与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面对价值问题，质的研究中不可能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质的研究所关注的不是社会科学研究应不应涉入价值的问题，而是如何涉入价值，确立价值的依据是什么，一个具体的研究会受到哪些方面的价值态度的影响，不同的价值观如何平衡和协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如何创造一种新型的人际态度和思维方式等一些贯穿社会科学研究始终的基本问题。质的研究目的不是致力于揭示客观规律，而是描述常识，反映事实背后存在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现象，课程也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肩负着人类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晶，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潜在意义。课程活动就是通过沟通和解释，把人类的历史经验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学生获得对人类生活的理解和对自身生存价值的认识，从而形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因此，质的课程研究要求正视课程内容与过程中的各种价值因素，鼓励研究者在直面被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的同时，也深入到意义世界中去，体会其中所蕴含的真、善、美，探寻人类生存的现实境域和未来欲求。

承认课程研究是一种价值关联活动，不仅意味着对研究者和当事人价值选择的尊重和认可，而且也意味着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与接纳。面对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学校课程活动的影响，研究者须以一种理性的态度作出积极回应，引领大家澄清观念，做出抉择，从而担负起价值整合和理想重建的使命。

参考文献：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8）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101-07

一、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1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短短三十余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田毅鹏：《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B8版。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 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应星：《中国社会学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第1版。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2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者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政策往往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按常理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民政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教育部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从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境遇来看，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入移植，而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更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3大国地位的呼唤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5版。中国共产党十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自信”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及量化倾向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1792-1857）就把社会学看作象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步入20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1901-1984）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法论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英]哈拉兰伯斯：《社会学基础》，孟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0-61页。

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李强：《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7版。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学的学术规范被概括为“洋八股”：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而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数字生活”、“数字地球”，更激发把一切纳入“数字表达”的愿望。

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甚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象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也不可能准确测量。更何况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等。

三、质性研究方法的产生与特点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20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质性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

正如在名称上还存在分歧，关于什么是质性研究的定义也五花八门。较多共识的是陈向明的界定：“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此定义中包含了质性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曰“参与性”；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重视“相处式”调查，自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对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及地位

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对立统一关系；不同范式关系。

对立统一说。又可区分为强调区别对应和强调渗透互补的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应并相区别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应用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应当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而选择采用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后一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研究必然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都不否定质性研究，但更推崇量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先导，量化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高级阶段。甚至于认为质性研究是不懂量化方法、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者才会采用的初级的、简单的“定性”研究方法。

不同范式说。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

我们看到，质性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方法群”；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群而已，而是有着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基础上都迥异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性”、“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理解原则”与自然科学传统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突出的是“工具理性”，质性研究彰显的是“价值理性”。因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不同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研究理念即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不同，因而是范式的不同。

质性研究的地位始终只是作为“方法”，很少从“范式”视角加以探讨。有研究者干脆指“质性研究又称定性研究”。陈雯：《社会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方法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其实，质性研究即使只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定性研究”的。因为质性方法从来不排斥定量数据分析，只不过不以此为主。但是，“定性”与“定量”，“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种名称上的对偶关系表明“对立统一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听起来，“质性”的翻译名称有点别扭、不习惯，没有相对应的“量性”研究，但这一名称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并达成共识。其实这恰好意味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如果把质性研究仅看作方法或方法体系，显然是低估了其价值和意义。因此，笔者及研究团队主张并致力于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从2009年起连续4次每年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举办“质性社会学论坛”，创办《质性社会学研究》学术期刊。

五、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的成功探索

我们把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之为“恢复重建”，是因为50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严复于1903年（一说为1898年）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可以认为，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上世纪初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要远高于80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时期。相应地其成就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④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一般认为，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④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王建民：《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人类学——基于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史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图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他们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定县调查》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影响与效果也具有世界性。

革命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③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六、早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学

与质性社会学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③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动乱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周旅军：《从类型逻辑和总体逻辑理解定量社会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5版。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居主流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冯务中：《提升国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新华文摘》2013年第5期。

除了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主要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七、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革命。这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注重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达到治病的效果。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和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9）

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教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采用一种叫做“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又称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优质的研究范式，质的研究被渐渐推广开。近年来，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教育工作者力求探寻关于质的研究的规范，透析出其与量化研究的明显差异，并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两种方法的联系与区别，以使我们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两种方法，更好的发挥两种方法在教育领域研究中的优势，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向更加科学、严谨、深层次发展。

一、 质的研究的基本含义

我国学者陈向明博士在对国外有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 译成“质的研究”，以与“量的研究”相对应，并认为“质的研究”也与我国通常使用的“定性研究”有区别。“质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本人直接充当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该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研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质的研究强调将研究者放入到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动态的非人工情境下进行，这个情境往往是与个人对应的自然生活世界和与群体相对应的社会组织运作。

2、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本人直接充当研究工具，不使用其他测量工具。

3、收集资料的方法：形式多样。主要为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实物分析等。通常情况下，不采用量表或其他测量工具。

4、结论的形成方式：归纳法，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分析类型和理论假设。

5、理解的视角：主体间的角度。研究者主动参与到研究目标的自然生活当中，并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深入被研究者的生活对其进行意义解释。

二、量的研究的基本含义

量的研究是指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然后使用某些经过检测的工具对这些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验证研究者预定的假设。

西方的启蒙运动推进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人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此，人类对科学的态度由喜爱而走上了崇拜，甚至形成了科学主义。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自然与人都沦为了科学方法作用的对象，科学成了世界的主宰。“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惟有进入科学之域，知识才有合理性并获得合法性”①。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盛行，导致了量的研究统辖教育研究成为必然。德国学者梅伊曼和拉伊在20世纪初提出并创立了“实验教育学”，他们认为实验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应是通过对事实的实验研究、分析结果，从中推导出各种教育原则，用以指导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随着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人们更重视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实验来研究教育。1905年，《智力量表》由法②国心理学家比奈・西蒙编写成功，标志着智力实验运动从此诞生，它通过对人类智力的量的描述，再一次推动了现代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此外，桑代克还提出了“所有的存在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③，强调要对所收集的信息作精确的量的处理……20世纪的前三十年几乎可以定义为量的研究的全盛时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现代化的技术成果被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量的研究的地位又一次提升，直至斯金纳的“机器教学”理论的提出，教育研究中量化的倾向走到了极致。

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比较

1.理论基础不同

质的研究方法采取的对世界探究的态度和方式源于自然主义、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它吸纳了自然主义对自然研究情境的追求，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它继承了解释学对主体间性的重视，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视域融合”；同时，它也发扬了后现论对边缘性知识尊重的态度。具体来说，质的研究是将解释主义具体化呈现的科学方法。解释主义源于象征互动主义和现象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其实，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在缘起上有一定的类似，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学科，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根源于多种理论和研究传统。质的研究方法确切说来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范式，是同类性质的研究方法的统称，它包括：人类学方法、人种学方法、民族志等。另外，与以上方法相对应的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各种具体策略也可以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来，所以说质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具体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大集合。具体来说，质的研究是将解释主义具体化呈现的科学方法。解释主义源于象征互动主义和现象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

而量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则是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发展了一百多年，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孤立的实体，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逻辑因果关系，量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和确定、验证这些关系。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要求教育研究追随自然科学研究的模式。

2．研究目标不同

质的研究方法不追求所谓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社会生活，包括教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即使某些经验具有普遍性，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具体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所谓超越时空的客观真理的真实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怀疑的。尤其在教育领域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许多经验和结论都是主体参与其中所选择的结果。质的研究通常描述的是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重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选择性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主体价值倾向性。教育研究因此也要关注教育中的特殊层面，关注价值取向驱动下的主体选择所带来的偶然性结果和独特经验。

量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量的规律，即通过具体的数学统计、运算和量的分析，揭示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从量的关系上发现教育活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3.研究操作方法不同

从研究者的基本思路看，质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研究者从资料搜索的过程中形成理论假设，由于没有固定的、预想的假设，研究者只能从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进行理论的建构。而 “第一手资料”的来源也相当广泛，只要研究者能够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情境中，便可以通过照片、视频、图片、访谈记录、访谈录音等对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每一个小细节，对细节的动态变化要有警觉性与适应性，从而更加深入、微观的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由此看来，质的研究者不仅关心研究的结果，更关心研究对象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研究资料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质的研究多数采用归纳的方法，研究结果的效度来自研究过程中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质的研究涉及到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的相关性，其重点便是理解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社会事件本身，而不涉及对该事件类似情形的推论。所以质的研究结果只适用于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不能推论到样本以外的范围。

量的研究主要用观察、实验、调查、统计等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对研究的价值中立、客观性、严谨性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量的研究通常采用数据手段对教育现象进行演绎与说明，由于之前有预想的理论或模型的假设，研究者要通过资料的数据分析来对其进行评估和验证。所以，量的研究通常都以先验想法为开端，整个过程也是自上而下的，这是一种基于“先在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4.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不同

质的研究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深入到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之中。围绕被研究对象来展开研究，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不是被研究的客体。而是主动参与研究过程，通过自身与研究者的价值态度的冲突与协调，在二者的平等互动中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揭示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两者的关系中还深深蕴含着人文性关怀，显示出对生命的尊重。研究者不仅是整个研究的设计与实施者，更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在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情境里，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聆听他们的心声，参与他们的生活。同时还要怀着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其进行“角色换位”，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另外，质的研究非常关注研究过程当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对私人信息严格保密，尽量客观地对待被研究者和研究的结果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人文精神。

在量的研究中，为了对教育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必须与研究完全分开，以避免偏见。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在研究进行之前，大量的研究问题、假设理论都充斥着研究者的大脑，在对教育事实的抽样和数据分析中都暗含着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因此，研究者与研究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彻底的隔离开，就像教育现象不能与周围情境完全孤立起来一样，量的研究始终会参杂着人的主观意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与公正。

5.研究取得效果不同

质的研究注重情境脉络，从现场的关系结构中去发现事件发生的连续关系和意义。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受时空的影响很大．所以需要进入某个特定时空观察情境中发生的行动，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由此看来，质的研究者要以整体性为出发点，运用多种方法收集多种资料，从多角度中发现所有研究问题的脉络，以提纲挈领的姿态对教育现象进行广泛的、重复的、脉络性的描述、分析与总结。

量的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通过大量运用数学分析的手法，对数字、文字、图像等进行算术式的逻辑运算，从这些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中提炼和推导出有价值和意义的数据（针对特定问题），经过解释并赋予一定意义，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结论。所以量的研究的结果是将文字的、非量的信息转化为量的数据，常常通过统计检验来解释和鉴别研究的结果，从局部去推断总体的情况。

四、不同研究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

综观教育研究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贯穿教育研究的两条主线，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理论基础、研究目标、研究操作方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以及取得效果上都独具一格、自成一体。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才可使其相得益彰，更好地为教育研究服务。在质的分析中，需要量的分析使之更加精确，以便从量的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量的分析中，质的分析可以帮助确定方向。各种不同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强了教育理论的构造性和清晰性。

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人类的生活是由个体丰富而又独特的不同经验和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的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教育是这种复杂的人文现象的一个部分，既包含着客观事实，又包含有人文价值和意义，它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在面对教育这个特殊对象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不应该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应是互补共生的。“质的研究为量化研究提供框架，而量化研究又为进一步的质的研究创造条件。” ①

总之，质的研究适合于对微观问题作深入、细致、动态的研究，量的研究适合于大的、宏观的社会调查研究。我们要善于使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优势互补，运用其从不同侧面对问题进行多层次的解析。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重量化研究的应用和推广，另一方面又要关注质的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研究的特点，根据问题的特征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并学会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多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挖掘透视教育现象。我们坚信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平衡法则，如果将教育科学研究看成一个支点，只要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能够彼此平衡、共同作用于杠杆的一端，就能产生撼动寰宇的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注释：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3-0001-02

身份本义指谁，是什么拥娜耍是人类社会成员交往时用来识别个体差异的标志、称谓和象征，以使社会保持一定的秩序和结构。社会学家华伦・基德认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人的特点，如何看待身边的其他人，以及认为他人如何看待我们。〖KG-*3〗‘身份’意味着要‘确定’或是‘了解’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1]也就是说男性身份是社会对男性的整体身份和地位的定位，属于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

男性身份在父权社会里一直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本质性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存在。但是随着20世纪西方现代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少数族裔权利运动以及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男性身份的认同和构建遭到挑战，传统男性身份的人为性、压迫性和矛盾性日益凸现，随着社会更加开放和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男性开始成为有问题的性别，男性危机日益严重，男性身份的确立开始变得模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第三性公关和反串艺人所开创的扮装风潮，时尚杂志封面出现了半裸男性，2003年夏“都市美型男”热潮和男“同志”的出现都展现了多元化男性形象和男性气质。近几年来媒介中的男性扮装越来越女性化，影视媒介中虽有各式传统型男性形象，但是趋女性化的男性影视明星似乎更受粉丝欢迎。这些现象似乎都在显示男性开始被女性化，开始被物化，进入了被“看”的时代。这些都说明了现代社会和媒介语境对男性身份的定位和传统有了区别，男性形象和男性身份定位越来越模糊，标准也不确定，越来越把男性和女性联系在一起。男性身份的定位和男性气质的新问题就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性别研究等不同学科都试图建构起男性身份研究的理论和学科平台；男性身份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文学研究、大众媒体、学校教育、社会政治等场合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一、“男性研究”开始于19世纪至20世纪的欧美，发展脉络明晰

男性气质研究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男性身份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明是传统男性文化构成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明确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性别差异论影响了西方哲学界。直到20世纪后半叶“男性研究”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着重研究男性的社会行为、价值观以及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的建构等，但对男性身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开始于19世纪中期，早期西方心理学试图用智力水平测量方法来区分两性的智力差异和区隔两性身份，这种做法曾引发了众多争议。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西方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性别差异，女性主义开始寻求“性别公正”，将男性和男性身份问题化和对立化。至此，性别研究的学科性越来越明显，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的根源、结构以及动力学、心理学因素等受到了西方各学科领域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心理学的性别角色理论是西方关于性别身份问题的主流话语，美国心理学家特曼和迈尔斯提出的两极对立论是心理学性别角色理论的源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影响美国心理学的性别身份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更是推动性别角色概念向多层次发展，帮助区隔出无意识和意识层面性别气质的差别。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和新兴的同性恋研究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动摇了父权制男性至上主义的理论根基，加剧了男性身份的危机。在女性主义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领域形成了独立的男性研究，开始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性取向、族裔身份等多角度来考察男性身份问题，标志着男性研究从性别角色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男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是西方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角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甚至包括生物科学和自然学科。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综合了当代西方学者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历史。

男性身份研究主要集中在美、英、澳及北欧的一些高校和科研研究机构，成果较为丰富。亚洲国家20世纪上半叶经济文化社会都比较落后，战乱频繁，女性地位低下，学界很少关注重视男性身份的研究，成果寥寥。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化，东亚国家开始把男性研究本土化，更注重媒介语境中的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的呈现与建构。

二、男性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建构

男性身份研究主要见之于心理学的性别身份研究领域和社会学的男性研究领域，在男性身份研究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和推动作用。从早期的性别角色两极对立论到“双性同体”论再到女性主义影响下的男性研究等研究方法的出现都说明男性研究的学科体系日趋成熟并呈现出多元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态势。

早期心理学以测量智力水平来区隔两性身份，美国心理学家特曼和迈尔斯的研究指出，两性的差异不在于智力，而在于性别气质，个人的男性化和女性化倾向和程度是可以测量的。[2]性别角色两极对立理论坚持性别角色身份的生理决定论，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属于同一纬度，是互相对立的，是相反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同一个人不能兼具两种气质。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的历史条件下两性性别身份的社会和历史构建问题的出现，性别角色的本质主义研究方法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于是出现了关于男性身份的研究方法社会构建论，开始采用“双性同体”的研究方法，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绝对符合男性气质标准。例如本恩的“双性”论认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和生理性别没有必然联系，二者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是属于不同心理维度的身份标志，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形成是个体社会认知发展的结果。[3]性别角色两极对立论和双性论都认为男性气质是个体内部的自我建构的过程，由从生理遗传决定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个体认知、社会环境等对男性气质的影响，这说明了研究方法在不断成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和新兴的同性恋研究区分了两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动摇了夫权制男性至上的理论基础，加剧了男性身份危机，加上具有非传统男性气质的“新男性”的出现使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估男性身份的问题，思考男性危机以及未来的男性的发展方向。英国女性主义学者西格尔在《变化中的男性：大背景下的男性气质》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细致观察了受女性主义影响具有非传统的乐于发掘自身“女性化”庵什⑾硎艽统“女性气质”的快乐的“新男性”，由此分析了在女性主义维护性别平等的斗争和男性气质呈现多元化的大背景下，男性与女性可能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提出男性能否改变？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玛莉安・苏兹曼在《未来男性世界》以当代美国男性气质为出发点，侧重于从社会经济方面分析男性世界的变化，如男女经济地位的转变导致了男女婚姻观念的转变；受媒体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媒体塑造的男性形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男性气质。还分析了男性该如何应对这些巨大变化，提出需要重新定义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等问题。

三、与西方比我国的男性研究起步要晚，深度和广度不及西方

相比较西方而言，中国本土的男性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偏重于社会实用，尚未本体化，现有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虚拟的男性批判和男性权力批判层面，偏重于探讨男性研究是否能与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同路的层面上。我国港台地区的男性身份研究较内地要早，成果也较多。内地对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资源有限，几乎是空白，且一直被女性研究当作批评男性的证据。本土的男性研究没有进入主流研究中，在高校教育、学术研讨以及实践行动层面都缺少有力的支持。2003年前后，才开始性别阅读与出版的高潮，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男性研究的前沿著作，如《男性的终结》《男性气质》《未来男性世界》等，但是其价值没有被充分开发，依然被片面地利用于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研究中。最早研究男性问题的是中国社会学学者方刚博士，他在《男性运动与女性主义：反父权文化的同盟者》中把男性气质的研究作为男性解放的一部分，认为“父权文化”是最影响男性气质的一个因素。隋红升在《危机与建构――欧内斯特・盖恩斯小说中男性气概研究》中认为，当今两性关系的新格局与残留的男权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对男性气概进行反思和重构是男权文化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与女性研究相比，文学领域中的男性研究很薄弱，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范式；学术视野不够宽广，没有形成问题意识。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把男性身份研究和媒介语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就更少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由于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的影响，男性已经和传统社会中的男性在社会和心理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转变很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和经济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所驱动，并为无所不在的媒体所夸大。现代媒介通过其特有的语境塑造和展现了许多新的男性形象、男性的生存状况、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及男性气质的变化。从哲学的高度，以文化为视点，以大众媒体为平台，从媒介语境出发去解读中国当代男性身份问题和男性气质的变化，研究男性的生存现状、生命境遇、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感情与日常生活，有利于我们考察当今的男性文化状态，男性生存的历史根源、现实生态、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男性身份的重新确定。我们需要审视男性在两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在一个由他们父辈不能容忍的规则和禁忌统治的社会里，当代和未来的男性该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社会又该做何改变来适应变化着的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在研究时可以介入审美文化批评、消费主义、女性主义、性别主义等学科和理论基础，将父性、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等因素结合起来多元解读男性形象、男性的文化表征、男性身份的认同和重构男性身份等方面。使社会重新审视评价定位当今男性，以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