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汇总十篇

时间:2023-10-20 09:50:12

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

篇(1)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篇(2)

1.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劳资格局已成趋势,多元化、复杂化特点显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独资或与非公资本合资,组成公司制企业。政府转变职能,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委托资本运营,原来企业(政府)与职工的关系,转变为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大量外资、港澳台资的引进和个私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国有中小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劳资结构在劳动关系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就局部而言,一些地方职工的主体已经相对集中在非公企业。这些情况表明,劳资化格局已成趋势。与此同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给劳动关系带来了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

2.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地位发生了变化,投资者主导劳动关系,劳动者被支配地位趋重。劳资格局的形成,单从资产占有的角度上讲,投资者在劳动关系矛盾运动中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劳动者被支配地位趋重。首先,企业资产归投资者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投资者说了算,职工在企业的劳动(工作)受投资者支配;其二,企业选择用工和分配形式自主,劳动者选择职业和报酬自由。但事实上,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选择用工和分配形式空间较大,而劳动者选择就业和报酬的余地相对狭小,多数劳动者只能依附于企业;其三,企业违规行为还不能得到有效调控。

3.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利益发生了变化,劳动关系双方成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劳动关系的变革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就业由国家计划分配,其利益由国家通过计划级别工资和再分配实现,企业与职工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劳资格局的形成,使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矛盾更加突出。然而,投资者也好,劳动者也好,双方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企业的发展与效益,因此,投资者与劳动者同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必须相互依存,共担风险。

劳动关系的这些变化,是劳动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决定了劳动关系在总体相对平稳的基础上要经历一次阵痛的过程,这种阵痛将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和劳动关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减退。

劳动关系劳资化趋势并不改变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要从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研究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把握对策,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利益化趋势,这是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劳动关系双方都从属于利益。投资者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根本出路在于加强企业管理,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这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者为获取最佳劳动报酬,必须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这也是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关系的利益化趋势,决定了劳动关系双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

二是市场化趋势,这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属性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力流向的自由度和空间扩大,双方都向低投入、高回报领域集聚。因此,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趋势,有利于促进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篇(3)

[作者简介]牛青杨,河南农业大学信息与管理科学学院讲师,硕士,河南 郑州 450002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9―0070―05

产业部门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反映到就业结构的变动上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技术进步、分工深化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政策的调整,产业结构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导致就业结构的同向变化,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诸多学者对国内部分地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合一般经验与国际比较,对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就业结构变动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通过对四川省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两个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进行相关度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正向促进就业的方向发展,然而就业结构变化还存在较为严重的滞后性;通过分析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联动发展过程的相关性,预测了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转移发展的趋势;通过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关性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河北省扩大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的不均衡;对山东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进行分析,提出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这些研究对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效的决策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正向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方向发展,但二者的发展尚不均衡,特别是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抑制了就业的进一步增长。本文基于河南省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关性的一般理论出发,对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及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河南省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一、河南省1978~2006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进分析

(一)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

1978年到1990年间中国处在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时期,1990年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加入WTO后,经济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从图1可以看出,河南省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从1978年的39.8%降至2006年的16.4%,下降了2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相应加快,分别从1978年的42.6%和17.6%上升到2006年的54.3%和29.3%,伴随着经济增长,河南省产业结构在这几十年间顺利完成了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升级,进入了所谓的“高服务化”阶段。人均GDP由1978年的232.3元上升到2006年13313.1元,增长了57.3倍,也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

与产业结构相比,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和程度都有所不同。1978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80.6%,到2006年锐减为53.3%,下降27.3个百分点,尤其是近几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到2006年就转移了10.7个百分点。农业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非农业部门形成直接的就业压力。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有较大幅度提升。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在。20多年间呈现出上升趋势,1978年到2006年,其就业比重由10.5%上升到23.6%,上升了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表现了和产值份额相似的上升趋势,1978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8.9%,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06年,就业比重达到23.0%。上升了14.1个百分点。总的来看,这20几年间的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基本是稳定的,第一产业比例减少,第二、三产业比例增加,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

通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就产业结构总体情况来说,第一产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趋于上升,第二产业则趋于稳定。这说明产业结构正向促进就业的方向发展。与产业结构相比,就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和程度则有所不同,呈现出与之不相适应的特征,显示出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滞后性。

二、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性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是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均衡的重要测度方法。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比。如果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该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其他部门转移,并导致该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判断:一是用某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1之差来测定该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二是用某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之差来测定该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偏离度是用来测度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偏离状态的重要指标,当结构偏离度为0时,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在总量上达到均衡状态,此时的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反之,偏离度越大,就说明两者越是处于不同步变化和不对称状态,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当结构偏离度小于0时,该产业就应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以使产业的发展与其吸纳的劳动力能力保持一致,而当结构偏离度大于0时,意味着该产业已经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应该促使劳动力从该产业中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适应状况,分别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偏离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从表1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数据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最低,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第三产业居于中间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是下降的,由1978年的0.4939下降到2006年的0.3075。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由库兹涅茨的经验法则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会趋于稳定但其在进入较高收入阶段后会明显上升。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数大,人均GDP直到目前依然较低,在这样的低收入时期,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差异,会促使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向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生产要素转移必将达到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人均收入水平大体持平的阶段。河南省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以前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从1978年的4.0398下降到1990年的2.1617(但在1990年之后略有上升),说明这一时期河南省第二产业中的国有工业经济部门因转制释放了劳动力而相对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工业发展难以扩大就业。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在1990年以前不太明显,从1978年到1990年仅下降了0.994,1990年以来下降趋势比较明显,由1991年的2.1497下降到2006年的1.2714,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就业。

(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只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产业进入和退出不存在行政壁垒,各个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会有趋同的趋势。但是,在河南省各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中,三次产业之间的差别还很大,趋同的过程将是漫长的,这也可以从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实际偏离趋势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由于第一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与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关性极强,这里取第二种偏离度来分析,从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仍然较大,特别是1998年以来,总的偏离度出现扩大的趋势。结合表1和表2,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小于1,结构偏离度全部为正值,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极其低下,转移农业劳动人口的压力相当大,而且偏离度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说明农业部门劳动人口负担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全部为负值,说明这些产业的就业比重小于产值比重,存在劳动力迁入的可能,尤其是1990年以来,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有明显的增力趋势,说明第二产业增长带动就业的潜力在上升。

由以上实证分析表明,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已处于失衡状态,就业结构的变动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具有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征。河南省的产业结构变迁直接影响着就业结构及数量,表现在: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下降,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弱,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虽然在近些年开始上升,但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开始变得有限;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虽然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吸纳了第一、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成为提供就业的主力,但总体上看,第三产业的产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同第一、二产业相比非常小,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到了全省GDP增加值的近50%,近一半的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河南省的产业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传统工业为支柱,第三产业尚在起步阶段,而劳动力则是大量的从第一、二产业中转出,急于向第三产业转移,这就造成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矛盾。

三、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及其相关性的分析,认为要解决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应在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巩固第二产业的支柱地位,积极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使之与产业结构的演进相协调,最终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

(一)加大第一产业的扶持力度,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内部吸收能力。以工业化促进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河南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的空间很大,短期内第一产业就业占优势的就业格局还难以根本改变。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是在产业政策、公共服务、科技、资金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农村一部分富余劳动力积极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项目在第一产业就业;二是根据各地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使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三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发展非农产业,拉长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价值链,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增加就业岗位;四是促进乡镇集群经济的发展,利用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一些普通制造业,转移到乡镇。走集群发展的道路,将同一行业的企业尽量在空间上集中,形成专业市场,加大非农就业。

(二)挖掘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壮大第二产业,巩固第二产业的支柱地位

篇(4)

中图分类号:F4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1-0017-06

目前,中国从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发展方式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调整优化工业新创造价值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

一、工业、就业与劳动收入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或地区人口、制度、资源、需求结构及发展水平等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受此影响,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也随之朝某一特定方向变动――经济产业结构或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变动。中国工业就业人口比例经历了“增长――下降――上升”的波动过程。工业行业成为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2007年,全国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平均人数达7875.2万人,占全社会就业总人口的10.23%,占城镇就业人口的26.83%。近年来,中国工业就业增长平稳,采掘业职工人数呈现下降趋势,而制造业职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工业成为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就业。2004年,城镇第二产业吸收农村就业人员达到1318.6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11.90%,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52.00%和23.00%。同时,中国工业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波动明显。大的就业波动出现在1995-2000年,工业劳动需求迅速下降,1998年甚至较上年减少约18.00%。

劳动需求正由单一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目前,劳动需求的主体构成由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格局转变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存的多元格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截至2008年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1799.1万人,比2001年下降了37.50%;集体企业就业人数237.5万人,比2001年下降了81.10%;而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就业人数2448.2万人,比2001年增加了1548.4万人,约是2001年就业人数的1.72倍。

就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趋势日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结构的总体趋势是: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由70.50%、17.30%、12.20%调整为39.60%、27.20%、33.20%。1995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并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

制造业是吸收工业就业的主要部门。工业就业是中国城镇就业的主要方面,制造业就业又是工业中最大部分。200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3465.4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的28.82%。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自越来越大,在工业劳动收入分配上出现了新的问题。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国民收入在分配中由劳动取得的部分,与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相对应,两者统称为国民收入的要素收入份额,反映了社会的功能收入分配状况。自199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数据选取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数据。1978年到2006年,劳动份额由49.80%下降到40.61%;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份额由53.0%下降到48.0%;1997至2006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2.70%下降到40.60%,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0%提高2006年的30.6%。可以看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劳动份额下降进行了研究,并且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白重恩等认为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结果形成垄断租金,市场垄断程度越高,垄断租金越多,资本收入份额也会随之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也会相应降低。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以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为基础,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要素相对价格,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投资等因素对资本收入份额增加的贡献,认为产业结构转型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收入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将随经济的发展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动,而中国正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符合GDP中劳动份额变动的U型规律。翁杰、周礼发现资本产出比的降低、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是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任太增分析得出中国的制度环境具有资本偏向,劳动份额偏低是资本偏向的制度环境的结果。要改变劳动份额,必须提高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二、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

(一)数据

工业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在工业经济领域也有所体现。笔者利用1995-2009年中国工业部门的数据来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笔者将工业部门中的工业劳动收入定义为工业从业人员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的乘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则定义为工业劳动收入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

表l显示的是1995-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总额、劳动收入总额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图1为工业增加值总额,劳动收入总额变动的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到2008年工业增加值总额增幅有所下降,这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面将分两个部分来考察这15年的数据。首先来看1995-2007年的数据。13年里中国工业的增加值从15446亿元增加到117048亿元,增加了7.58倍,年平均增速为11.72%。而劳动收入总额从4471亿元增加到19 468亿元,增加了4.35倍,年平均增速为11.34%。劳动收入份额1995年为28.95%,2007年下降到16.63%,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

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长速度为11.03%,劳动收入总额增长速度为13.12%,远远快于199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劳动收入份额从19.78%回升到17.78%,回升幅度达2个百分点,但2009年又有所下降。劳动

收入份额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一方面,中国工业部门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金融危机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很多企业出现开工不足现象,使工业增加值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企业不可能依据产品需求即时地调整投入的劳动力,劳动力数量的调整一般总是滞后于产品需求的变动,劳动收入总额有所上升。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三)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的组成部分,其下降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第一,会导致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工业部门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进一步扩大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初次分配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增加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的压力和难度。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第二,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会导致中国消费和内需的不足。同时,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投资倾向超过中低收入者,这又会致使中国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继续扩大。第三,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还加重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以及消费和内需不足等问题。这都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劳动份额持续下降密切相关。针对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党的十七大提出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为此,有必要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部门持续下降的原因。

三、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把劳动份额看作是技术进步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二是强调劳动份额变动背后的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劳动份额之间的差异可能主要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技术进步和相关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所有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对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制度因素的差别往往大于经济结构的差别。一国的制度因素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经济惯性等构成。制度因素对一国的劳动收入的影响在工业部门中也有所体现。下文将分析可能影响中国劳动收入的制度因素,探讨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一)就业矛盾演化

在2003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受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制度的影响,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企业冗员,劳动力供应大于需求是一种常态。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顺应了农业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

劳动力市场结构基本特征为买方垄断和市场分割。首先,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存在大量分散的、缺乏统一固定组织又急需就业岗位的劳动者。2006年11月份公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2010年)》中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到2010年,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1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按照目前中国在保持8%~9%高增长速度下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合计不超过1000万。到2010年,预计劳动力就业岗位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1000万左右。同时,劳动力缺乏统一的组织,也加强了买方的垄断能力。这里所指的组织主要指强大的工会组织。Guseina用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以及哑变量衡量对劳动力的保护强度,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工会力量弱化和就业保护强度下降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国存在各级工会组织,据《人民日报》有关报道,中国拥有2.26亿工会会员,签订了124万份集体合同。然而,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快速上升的势态。据有关统计,2006年劳动争议案件立案总数为31.7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劳动争议。中国工会的基本现状是不介入劳资双方的谈判。即使介入劳资谈判,也不一定代表劳动者向资方施加压力,反而代表资方做劳动者的工作。

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表现在:(1)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1978年改革以前,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这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同时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户籍制度应运而生,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被人为阻断。目前,户籍制度有所放宽,劳动就业逐渐市场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强,大批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受到雇用。户籍制度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无法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他们的迁移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2)中国现行的用工制度。一部分是固定公制。该制度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保持着终身的固定的劳动法律关系,按照统一标准发放工资。尽管该制度下劳动者的工作较为稳定,工资在整个社会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但劳动者缺乏流动的自由。另一部分是用人单位临时使用的劳动者,到期可以辞退的临时工制。该制度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劳动者,也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临时工是分散的大多数,所在单位的工会也不能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

劳动力低端市场需求缺口和高端市场供给缺口同时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之后主要从事无须专业培训、技能要求低、体力强度大、工作条件差的工作。因此,劳动报酬低且增长缓慢。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使资方成为劳动报酬的制定者,劳动者不得不接受可能低于其劳动贡献的劳动报酬。

(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

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的缺失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另一项制度因素。所谓平等就业权,是劳动者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均等的就业机会,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就业机会和待遇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者。目前,农村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用工行为不规范。在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不规范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企业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报酬、待遇、权利均不同。第二,拖欠和克扣工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私营企业尽可能地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农民工工资,超时也不付加班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被克扣严重,在建筑行业最为突出。

择业权是指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劳动力,通过各种渠道自谋职业,具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的用人自必须受到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

制约。然而,一些用人单位扩大用人自,抬高用工“门槛”,极力压低用工成本,在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并无太多选择,因为劳动力供大于买方市场,不同岗位的劳动报酬并无差别。就业权利不平等,择业权利缺失导致劳动者不能充分维护自身权利,劳动报酬议价能力不强。

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网络不充分、市场信号不规范等问题,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与劳动力供求中长期预测及相关教育和职业培训发展脱节,不同地方对劳动力输出、输入情况掌握不足、缺乏沟通协调,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效率低下。

(四)低工资的经济惯性和最低工资制度

低工资的经济惯性和与之相应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又一制度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执行低工资标准,该标准仅能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以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为例,蔡根据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按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出农村仍有1.1亿的剩余劳动力,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处于绝对过剩的经济阶段,其劳动收入水平以农业收入为参照,相对而言较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劳动收入水平已逐年上升,但是由于低工资的经济惯性的制约,其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受到低工资标准的制约,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应降低。最低工资制度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强加给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重要保障,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可能在一定形式上制约了劳动收入报酬的增长,因为最低工资可能是劳动报酬增长的起点。张运用数据分析得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普遍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同时低于人均GDP增长率。

(五)失业、养老保障不充分,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目前,中国包括失业、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是普遍情况。失业、养老保障不充分,限制在不同就业职位之间、继续就业与退休之间进行选择,从而削弱了劳动力供给一方的议价能力,这便是劳动报酬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中国中小企业中更存在失业、养老保障缺失的现象。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笔者采用中国工业部门1995-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1995-2007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劳动收入份额实现较大幅度回升,回升幅度达2个百分点,但2009年仍有所下降。然后,从中国的制度因素分析了可能导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因素表现为买方垄断和市场分割、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丧失、低工资的经济惯性和与之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

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已引起了各方关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不可避免,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得从而改变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已达成共识。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劳资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安排和导向。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更是充满着“成长中的烦恼”。欧美、日本、韩国等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许多国家长期停顿在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成长中的烦恼。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应对这种新情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对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准确的判断,正视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公正、透明、谨慎地引导舆论和群众情绪,广泛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心理疏导。

第二,适度调整中国现有工会的职能和方式。伴随着劳动力供求新形势,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提高,维权意识增强,遇到企业适应能力差、意愿不足的现实,必然会形成就事论事性质的局部劳资冲突。可见,中国目前出现的罢工等劳资冲突,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是必然发生的,应该被看着一种“成长的烦恼”,不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拒绝用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办法,如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来解决问题,是一种无视劳资冲突客观存在的鸵鸟策略。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正式组织,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组织,才能改变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

第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新的户籍制,使之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下的人员流动,保障所有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实现动态的、统一的、开放的人口管理,形成公平、开放、有序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第四,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严厉打击超时用工、非法用工。在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起到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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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3)03-0034-06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的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3.39%,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影响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年龄分布、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1]。文章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率将达到17.17%,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可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要面临严重地老龄化形势。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是劳动供给的减少和雇佣成本的上升,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发展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2]。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认清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中国这种依赖充裕的劳动力禀赋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东亚地区,二者在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共性,为我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图1是日本1960年—2011年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人口老龄化程度用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衡量(下同)。1960年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占5.73%,10年之后,该比重超过了7%,日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剧,至200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维持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2.36%增加到3.10%,远高于同期0.17%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图1 1960年—2011年日本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 据库。

形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从1960年的17.3‰下降到2010年的8.5‰,下降了超过一半,直接后果就是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二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食物的极大丰富,使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67.67岁增加到2010年的82.93岁,平均寿命的延长使日本社会老年人口增加[3]。

图2 1960年—201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日本社会同时面临着“少儿化”与“老龄化”两种现象。少儿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人口,比率过低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引起劳动力短缺[4]。从劳动力总量上看,1960年日本劳动力数量为4511万,之后呈上升趋势,至1998年达到顶峰6793万,之后呈下降趋势,至2011年劳动力总量仅为6261万人,具体见图3。作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投资,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必然会降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

图3 1960—2011年日本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2.劳动力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也使劳动力内部结构趋于老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45岁及以上年龄劳动力为大龄劳动力。图4是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图,2011年日本老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为48.47%,远高于1968年的29.84%,且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等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比重,均比1968年显著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由于劳动力直接与生产挂钩,老龄劳动力分布比重高将限制行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劳动人口内部结构老化会给生产带来3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减退;二是劳动力老化使劳动力流动性减弱,职业变动少,不利于新技术革命;三是大龄劳动力由于身体素质下降、智力衰退,往往创新性不足,难以胜任行业竞争需求[5] 。这些不利影响会限制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开展。

图4 1968—2011年日本劳动力年龄分布结构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3.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政府在医疗、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6]。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也意味着老年抚育比高,个体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加重,没法将收入更多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技能培训上,这些都对社会平均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利。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39%,80年代为3.70%,90年代为2.40%,进入20世纪之后进一步降低到1.75%。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限制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

图5 1971年—2011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生产率统计数据库。

二、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现状及变动趋势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后,本部分将利用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一)出口比较优势指标度量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Balassa提出来衡量一国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指数[7]。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Xmt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出口额,Xt表示t年日本总出口额,Xmwt代表t年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Xwt表示t年全世界总出口额。RCA指数实际上是指日本制造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与全世界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之比。该指数大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出口比重大于世界的平均出口比重,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劣势。

2.Michaely指数(MI)

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没有考虑进口的作用,尤其是在进口规模较大时很容易导致计算偏差,因此我们利用Michaely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因素。Michaely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其中,Mmt和Mt分别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进口额和总进口额。MI指数是指日本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减去制造业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指数变动幅度为[-1,1],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优势,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劣势。

3.净出口率指数(NEX)

净出口率指数也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3)

NEX指数是指制造业的净出口差额占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MI指数类似,指数变动幅度为[-1,1],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出口不进口,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进口不出口,贸易竞争力较弱。NEX指数与MI指数不同在于,NEX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的净出口能力,而MI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进出口在全国的相对位置。

(二)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

表1给出了日本制造业1962年—2011年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首先,从RCA指数来看,在样本期内,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1,日本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制造业约占日本GDP的20%、就业的20%、研发的90%、出口贸易的90%。尤其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最为明显,在1998年—2008年间3个行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9%、3.8%和29.6%[8]。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龄劳动力占比增加,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1962年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为1.47,而到了2011年该指数只有1.29,可见,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行态势。其次,从MI指数来看,该指数也大于0,说明在考虑进口因素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与RCA指数相同的是,MI指数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最后,从NEX指数来看,均值和变化趋势与MI指数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日本确实在制造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出口比较优势现状进行描述后,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一)单位根检验

由图1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老龄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速度明显加快,是一个存在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对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既要确定是否是单位根过程又要确定时间突变点,而且其分布也不再服从DF分布,需要对照着突变点发生的位置,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因此,存在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研究过程复杂性大大提高[9]。

从人口老龄化序列变化趋势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含有均值和斜率双突变的单位根过程,我们将结构突变点定为1990年。在模型中加入阶跃式虚拟变量DL和渐进式虚拟变量DT对这种变化进行描述,得估计结果如下:

因为-5.44

因为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所以其单位根检验过程比较复杂,而对于不存在结构突变的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来说,过程相对简单,可以直接用ADF检验式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可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的水平值接受了单位根原假设,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值在1%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过程。所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与人口老龄化序列一样,都是I(1)序列。变量的单积次数相同,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分别考察人口老龄化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长期影响。

(二)协整检验

1.协整回归

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用人口老龄化变量分别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作OLS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可见,人口老龄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在长期对日本出口比较优势不利。人口老龄化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下面,继续通过检验误差项的平稳性检验人口老龄化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3个方程的AEG统计量分别是-3.87、-3.92和-3.58,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协整检验临界值为:

C0.05=-3.3377-5.967/50-8.98/502=-3.46 (10)

AEG统计量小于麦金农临界值,说明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分别是(1 0.0192)'、(1 0.0263)'和(1 0.0236)'。尽管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一次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特定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

2.误差修正模型

非平稳变量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利用OLS回归中的非均衡误差( t)作为误差修正项(ECMt)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可见,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该经济系统在短期将分别以这种偏离的0.0507、0.0531和0.2503倍强度在下一期朝着均衡点调整。可见,人口老龄化加剧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短期影响要大于对它们的长期影响,在短期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更加不利。

四、结论及启示

(一)基本结论

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次介绍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展趋势,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极大丰富也使人均预期寿命极大地延长,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2)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使日本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引起劳动力短缺,1998年之后日本劳动力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大军中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老龄劳动力占比上升,影响了行业的创新性和流动性;三是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这些影响都对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不利。

(3)虽然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只考虑出口的RCA指数还是既考虑出口又考虑进口的MI指数和NEX指数来衡量出口比较优势,日本制造业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开始下降。

(4)单位根检验发现,日本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1990年之前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2084个百分点,而在199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456个百分点。而且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不利,这一结果对于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衡量指标来说都是稳健的。

(二)对中国启示

1.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日本不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都维持着较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19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4.00%,远低于同期日本5.73%和世界平均5.08%的水平,直到1986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才达到5.74%,与日本1960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平。但中国年均1.46%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6。1998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

虽然说从程度上和速度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都要慢于日本,但不可忽视的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快。而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大大提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

图6 1960年—2011年中国和世界平均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大国,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在过去三十年中依靠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最近几年,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向低老龄化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尽管中国目前可能并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但人口老龄化加剧必然会促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工资面临着较强的上升压力。

在当前的人口年龄阶段下,维持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要做到几下几点:(1),打破户籍制度,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让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降低大龄劳动力分布比重;(2),稳定房价,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引年轻劳动力在城市安家落户;(3),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加职业培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效率,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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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于农民工工资研究的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农民工工资歧视、微观层面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等议题展开。已有研究较少涉及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宏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根据近三十年数据,分析农民工工资变化趋势,探索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宏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给予实证分析,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农民工工资变化趋势

(一)农民工工资走势

由于统计部门以往缺少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长期跟踪调查,因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数据相对不足,研究人员不得不依靠其他途径估测农民工工资。结合新近公开的数据,本文定量估测了1985-2012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2年实际工资相对稳定,虽然年度间经常性波动,但是总体上无明显的上涨趋势;2003-2012年实际工资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08-2012年实际工资迅速攀升,如图1所示。

(二)农民工与城镇正式职工的工资比率

由于农民工和城镇正式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不同,两者的工资比率随时间而发生变化。1995年以前,两者工资比率一直大于1,这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整体上高于城镇正式职工。1996年,工资比率开始小于1,反映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低于正式职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比率持续走低,2008年达到最低值48.5%。2009年以后,工资比率有所回升,2012年,农民工月收入是城镇正式职工月工资的57.9%。

(三)农民工工资内部差别

不同的行业、地区、雇佣形式、性别以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工资存在显著的差别。2012年,交通运输业的农民工人均月均收入最高,达到2735元;服务业最低,仅为 2058元,农民工就业的最主要部门―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2130元。东、中和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不断缩小的,例如,2002年东中西农民工月收入之比是1.14∶1.06∶1.00,2012年已经减少至1.03∶1.01∶1.00。外出农民工中,受雇人员的月均收入低于自营人员;女性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农民工工资与其文化程度及是否接受过职前培训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工资与生产率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受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快于工资,那么,单位劳动成本不升反降,产品仍将保持其国际竞争力。令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农民工名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1985-1998年,单位劳动成本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是农民工名义工资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1999-2008年,单位劳动成本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是,2009年以后,单位劳动成本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民工名义工资的增长开始快于劳动生产率。

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一)供求关系改变

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劳动力供给也相应地发生转变。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18.25‰下降至2012年的12.1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至2012年的4.95‰。劳动力供给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增幅逐渐趋缓。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甚至首次出现净减少345万人。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明显放缓。如果以2004年为转折点,1985-2003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率为16%,而2004-2012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率仅为4%。通过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中积累的剩余劳动力多数已经转移出来,部分剩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或者健康原因不得不留在农村。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趋缓,因而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升了农民工工资水平。

2001年以来,宏观经济迎来一轮景气周期,2001-2012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劳动力需求相应地增长较快。“求人倍率”等于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是反映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2001年“求人倍率”仅为0.71,随后几年不断增加,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指标曾有所回落,但是始终保持在0.90以上。2010年,“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00,2012年更是高达1.06,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偏紧,劳动力短缺。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异地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乡镇企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重要渠道。1985年以后,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政策开始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1989-1991年,由于经济治理整顿,一度限制农民工盲目外流。1992年,针对部分地区出现了流动无序的现象,政策强调有序流动,外出劳动力需要交钱办理流动就业凭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劳动力市场迎来了一场彻底而痛苦的变革。由于经营不善,缺乏效率,一些国有企业被迫宣告破产,大量职工下岗。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雇佣者。由于农民工比本地居民更为廉价,因而企业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但是,这一时期城市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歧视农民工的现象,一些城市在就业形势严峻时,农民工往往成为其排挤的首选对象。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步开放,农民工就业环境明显改善。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改善农民工境遇的政策规定。比如,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包括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着重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向农民工提供职业和技能培训,解决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因而,这一时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工资待遇也明显改善。

(三)保留工资增加

随着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农民外出务工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同时,取消农业税,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农民收入增加。这些都将提高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企业为了吸引农民外出务工,不得不增加工资。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宏观工资水平,常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或者工资曲线。然而,由于我国缺少针对农民工群体失业情况的定期调查数据,因而,应用以上方法研究农民工工资,条件尚不成熟。不过,由于我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失业率是比较低的,例如,局部省份抽样调查表明,进城农民失业率仅为2.84%,其中男性失业率仅为1.13%,大大低于城镇人口失业率。因而,本文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保留工资是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供给增加或需求减少,会对工资施加向下的压力;反之,劳动力供给减少或需求增加,则会推升工资水平。倾向于改善农民工待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反之,倾向于恶化农民工待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保留收入提高,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工资上升;反之,保留收入下降,可能会抑制工资上升。因而,设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LnWt=α+β1×LnGDPt+β2×LnMIGRANTt+β3×LnINCOMEt+β4×D2003+εt

此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工资(W),解释变量包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用来反映非农劳动力需求),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MIGRANT,反映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INCOME,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去其中的工资性收入,表示农民工的保留工资),D2003(虚拟变量,反映2003年以来劳动力市场政策改善,2003年以后取值为1,以前为0)。除了虚拟变量之外,其余变量均取对数。农民工工资、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均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了调整。

农民工工资数据来自卢峰(2012)和2009-2012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盛来运(2008)和2009-2012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区间是1985-2011年。运用SPSS16.0软件,估计结果如下:

LnW= 2.85 + 1.16×LnGDP-0.41×

(0.41) (0.17)

LnMIGRANT-0.96×LnINCOME+0.23

(0.60) (0.11)

×D2003

Adjusted R2=0.89 F=52.94 n=27

括号内为标准差。调整的R2为0.89,反映模型拟合程度较高。

除了变量INCOME(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之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高度显著。变量GDP的回归系数是1.16,这说明,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二三产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农民工实际工资将增长1.16%。变量MIGRANT的系数为-0.41,意味着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减少1%,农民工实际工资将增加0.41%。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23,说明2003年以后与此前相比农民工实际工资增加23%。上述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3年以后,农民工工资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速多数年份里低于城镇正式职工。农民工群体内部由于行业、地区、雇佣形式、性别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别。农民工实际工资上升是多种经济力量互动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速度放缓,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是推动农民工工资攀升的主要原因。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营造了积极的外部环境。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出农民工数量是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最重要的变量,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供求力量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政策改善对农民工实际工资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虽然理论上保留工资可能影响农民工工资,但是在实证分析中该变量并不显著。

未来提高农民工工资一方面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劳动力需求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因而经济增速应维持在合理的区间,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不尽完善,依附于户口的城乡有别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以及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应尽快做好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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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政策是指一系列调整劳动关系(或劳工关系、产业关系、劳资关系)的立法或政策、法律、法规的总称。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益格局急剧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建立完善的劳动政策,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不仅关系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一、劳动政策发展历程

资本主义早期劳资关系对立,采用自由放任的劳动政策。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刚从封建社会过渡而来,封建宗法思想影响仍然存在。在这一背景下,资产阶级处于绝对优势,管理者拥有绝对权威。古典管理学思想也成为流行一时的管理理论,从理论上将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合理化。在这样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劳动政策,造成当时劳资关系十分紧张。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自由放任的劳动政策逐渐转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由于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产业工人规模也急剧扩张,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完全忽略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的要求。国家处于稳定社会为目的,逐渐建立并完善劳动政策,以平衡资方与劳方的利益关系,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正常有序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政策逐渐走向成熟。随着产业革命相继完成,规范劳动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处理劳资矛盾的机制相继建立,劳动关系逐步进入到有序状态。到20世纪初,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建立健全了相关劳动政策,并注意建立长效机制,由原来的应急性政策转向偏重解决劳资关系的深层次问题,并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最终实现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为终极目标。

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劳动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劳动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劳动政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完善的劳动政策又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保证。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日趋深入,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深层次问题逐渐表面化。当前,经济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劳动形态新变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两方面。

(一)劳动形态新变化。与传统社会相比,劳动形态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集中表现为,科技重要性加强、第三产业比重加大和灵活就业成为常态。

科技在劳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由于科学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巨大作用,使科技劳动成为第一生产劳动。科技对经济发展起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并已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发展只有5%依靠科技进步,而现在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已达到70-80%;另一方面科技使传统工作方式发生变化。传统的工作方式都是在单位,上班的时间、地点有严格的规定,随着电子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当今好多人开始在家中上班。这不仅降低了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而且极大降低了管理成本。

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初步核算,2005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718亿元,增长了5.2%;第二产业增加值86,208亿元,增长了11.4%;第三产业增加值73,395亿元,增长了9.6%。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4%、47.3%和40.3%。

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在现代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需求日益多样化,在满足物质资料需求以后,对精神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多,并成为社会进步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除了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以外,还需要提供满足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这种发展趋势,推动着社会精神生产的发展,不断为人类社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二)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成功地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素质参差不齐,就业压力始终十分严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大量劳动力由隐性失业转为显性失业。目前,粗略估计农村有富余劳动力1.5亿人,且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当前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仍占全体从业人员的一半左右,仍将继续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从农村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应不低于1,000万人。

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且总体素质偏低。从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占总从业人数的近一半;从操作技能上看初级技能人员占43%,而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4%。

失业率居高不下。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失业人口连年攀升,并于近几年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维持。2005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5,8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2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7,331万人,新增加970万人,净增加855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上年末持平。

总的来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0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低,劳动力需求难以大幅增长,劳动力总量仍然严重供过于求。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推进而日益突出,增加了就业工作难度。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三、当前我国劳动政策对策

从劳动政策产生与发展历史来看,劳动政策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另~方面劳动政策又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成为市场经济内在组成部分之一。面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不要“谈虎色变”。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和利用劳动政策作用,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对策,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一)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全国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形势下,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集中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供不应求和低素质劳动力供大于求,这就使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从大力发展学历教育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两方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虽然我国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505万人,在校生达到1,562万人,与以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全国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6%,文盲、半文盲占50%,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因此要大力发展学历教育,并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尤其要加快西部落后地区人才培养的步伐。

另外,应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国长期以来重学历教育、轻职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长期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有30%没接受任何培训,而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因此,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国家要在人力、物力方面加大投入,建立政府主导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国家要建立健全行业资格准入体系,继续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强制推行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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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是江苏省北部地区的简称,近年来苏北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瞩目的发展,特别是跨入21世纪以来,苏北地区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以苏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提出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关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理论分析

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两者的关系

产业结构即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反映一个国家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关系。产业结构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考察,从数量方面来看,它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如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从质量方面看是指各产业间以投入产出为基本内容的关联关系,从中可以考察一定产业结构状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就业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及经济发展的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就业结构状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存在牵动作用;反之,就业结构通过劳动生产率变化和劳动者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需求结构,最终导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构成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协调发展,将影响苏北地区整个经济发展状况。

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对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首先做出概括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主要研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转换规律,得出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入手,对伴随着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深入研究,更全面深入地验证了三次产业的演化规律。在他的著作《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区域内第一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与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占用劳动力比重都会提高,其中前者上升的速度会快于后者。在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会不同程度的下降。

第三,第三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占用劳动力比重会持续地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在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其劳动力比重的上升速度会快于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速度。其他经济学家如钱纳里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二、苏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证分析

1.苏北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1年~2006年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1和表2我们可以看出,2000年~2005短短六年间,苏北的经济总量得到了飞速发展,地区GDP总值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1975.92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3610.76亿元,是2000年的1.8倍;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逐年递增,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提升。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从2000年的26.4%下降到了2005年的19.7%,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41.4% 上升到2005年的46.4%,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由2000年32.2%上升至2005年的33.9%,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已形成了“2-3-1”的格局,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但是按照西蒙.库兹涅茨关于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理论,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越大,产业结构水平越高,反之越低。苏北的第三产业还存在比重偏低、发展滞后、层次不高等问题,苏北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影响了苏北经济整体竞争力。

2.苏北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由2000年的56.1%下降为2005年的40.4%,这说明苏北地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得到提高,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劳动力将逐渐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从表2中还可看出近六年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平稳上升,并且保持上升趋势。劳动力就业结构已呈现了“1-3-2”格局。苏北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3.苏北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六年来苏北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虽然都在不断的提升,但是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已形成了“2-3-1”的格局,而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的是“1-3-2”格局,说明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了分析苏北地区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程度,本文引入了结构偏离度的指标,它的主要含义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一种不对称状态,结构偏离度= (GDP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就业的产业构成百分比)-l,由定义可看出,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越平衡,结构偏离度为正,表明三次产业中产业产值份额大于就业份额,反之亦然。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两者结构处于均衡状态。

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1年~2006年数据计算得出

可以看出, 苏北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大, 并且呈负值,2000年~2005年一直在-0.54间徘徊,说明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要大于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其原因是苏北地区由于农业现代化的水平较低,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富余的劳动力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虽然为正值但是数值很大,这是由于随着苏北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减少,另一方面苏北地区许多工业企业由于经营不善企业不断减员增效,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大幅减少,从表3还可以看出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呈不断降低的趋势,趋向合理化,第二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来说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最小,而且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到2005年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0.01,趋于合理,说明苏北地区第三产业在实现增加值增长的同时,就业也有了较大增长,第三产业仍然有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和空间。

三、苏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

通过对苏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及其相关性的分析,我们认为必须要纠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差,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使之与产业结构的演进相协调,最终实现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

1.优化苏北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结构的提升

前文已提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就业结构状况,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存在牵动作用,而优化苏北产业结构其实质就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必将有效的促进苏北就业结构的提升。

苏北地区与苏南和苏中地区相比,苏北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在第一产业方面,把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以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代替传统的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动力,集聚组织资源、技术力量和发展资金,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逐步将第一产业的剩余人口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业等非农业领域,促进就业结构的合理化。

第二产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仍然是苏北地区现阶段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是决定人均收入提高和就业结构的关键产业,第三产业是围绕制造业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没有第二产业的物质基础,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将缺乏后劲,因此必须加大发展力度。现阶段根据苏北地区的实际情况,优化提升工业内部结构,苏北地区应确定以食品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建材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为主导业的产业结构系列,在确定了工业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必须大力培育苏北主导产业集群,提高工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充分发挥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转移来的劳动力的潜力。

从表2可以看出,近六年来苏北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虽然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偏低,因此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必须从苏北实际出发,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在搞好商业饮食业、运输、邮电和仓储业等传统行业升级换代的同时,重点发展现代旅游业、现代物流业。 此外苏北要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城市化水平越高,集聚的企业越多,城市基础设施越是完善,使用效率越高,越能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越能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

2.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1)加快发展教育和就业培训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

随着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对新一代从业人员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从表3看出苏北第一产业存在着大量的剩余人员将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因为缺乏应有的劳动技能难以实现转移,从而使就业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要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就业培训训,提高劳动者包括技能素质、文化基础,道德素质、法纪素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苏北经济的发展。

(2)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促进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需要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健全的就业机制。因此,江苏应该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加快建设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促进劳动力供求信息交流,整合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资源,促进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当然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研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进的规律,积极研究世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借鉴成功经验,结合苏北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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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蒙.库基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江苏统计年鉴―(2001-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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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对外货物贸易结构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比重的发展态势

从进出口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处于贸易顺差还是逆差的状态,可以反映我国贸易摩擦的整体情况。总体来说,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比例将长期保持平稳的态势,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扬,也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具体如图1。从1981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贸易进出口比例呈现五次波浪型变动。第一次是1981年至1983年,进出口比例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第二次是1983年至1990年,进出口比例呈现连续三年的快速上升和连续五年的快速下降。第三次是1990年至1998年,进出口比例也是连续三年的快速上升和连续五年的快速下降,但是升势和下降幅度相对第二次开始缓和。第四次和第五次的波浪型波动幅度更为缓慢,进出口比例的变动幅度都小于0.5。这说明我国贸易结构逐渐趋于稳定。从整体趋势看,我国经历相对长期的贸易逆差(将近10年)后开始保持长期的贸易顺差趋势。顺差比例的变动(进出口比例)基本保持在(0.8,0.95)区间变动,这种缓和变动从1997年开始,已经维持了17年,因此,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保持了相对长期的稳定态势。

(二)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结构变化情况

初级产品是资源型产品,其进出口结构问题能够反映出区域的资源状况。整体来说,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呈现上升趋势,具体如图1。从图可以看出,自1980年至今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呈现两个基本趋势——稳步阶段和快速变化阶段。稳步阶段是1980年至1999年,进出口比例基本维持在(0.5,1.0)区间,变化幅度不大。快速变化阶段,即2000年至今,进出口比例呈现曲线上升趋势,变化幅度非常大。1999年的进出口比例为1.35,截止2013年已经达到6.13。初级产品进口比例与出口比例的悬殊,说明我国资源性产品对外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并且保持着上升趋势,这对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将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我国初级产品出口发展非常缓慢,1980年至2013年增加了10.77倍,年均增长率为7.5%。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1980年货物出口主要是为矿物燃料及相关原料(46.96%)和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32.75%),而2013年初级产品出口主要是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51.79%)和矿物燃料及有关原料(30.83%)。我国初级产品进口发展非常迅速,1980至2013年初级产品进口增加了93.54倍,年均增长率为19.21%,而我国初级产品进口结构发生的改变更大。1980年时初级产品进口主要为非食用原料(51.07%)和食品及主要食用的活动物(42.06%),到2013年主要为矿物燃料及有关原料(49.31%)和非食用原料(42.47%)。

(三)我国工业制品进出口结构变化

工业制品的进出口结构可以反映区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区域的产业结构问题。目前我国工业制品的进出口结构保持较为稳定的趋势,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从图1可以看出,工业品制品的进出口比例与我国货物的整体进出口结构和趋势相对一致,但波动性相对缓和。整体分析,呈现出两种下降趋势:一是1980年至1998年,工业制品进出口比例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和快速下降趋势,维持了18年,时间较长;二是1999年至2013年,进出口比例相对稳定,变化幅度相对缓和,已经维持了15年,时间也较长。

具本来说,工业制品出口结构差异较大。1980年我国工业制品出口主要为轻纺产品和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44.41%),而2013年出口产品主要为机械及运输设备(49.50%),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增幅最大,上升了41个百分点,而轻纺产品和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27个百分点。从进口看,1980年工业制品进口主要为为机械及运输设(39.20%)以及轻纺产品和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31.81%),而2013年主要为机械及运输设(55.17%),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品进口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比较工业制品的进出口情况可以发现,我国机械类产品的进出口额度都非常大,而纺织类主要以出口为主。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保持平稳发展趋势,货物出口的技术性有待加强。2004至200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保持快速的下降趋势,这说明这期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发展迅速,其增速高于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速。自2009年之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开始缓慢回升,并且已经持续了四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各种高新技术产品不断渗入我国各种地区。近年来出口增速放缓,对此我国政府应该予以重视,这凸显了我国货物出口的技术性不足,货物出口的技术性有待提高。

二、我国货物贸易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然占主导地位,产品技术含量较低

从产品类型看,一些化学品等能源型产品出口率较低,主要出口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电子电器等机械类产品,占据了总出口额的49.50%。这些产品的生产特点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和简单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实际上我国很多外贸企业发挥的是组装功能,对于一些具体零部件的生产主要依靠国外企业。纺织类产品也是我国重要的出口优势,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出口总额占总出口额的17%左右。目前电子机械行业和纺织行业已经成为我国两大产能过剩行业。我国长期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主导地位主要应该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我国人口规模大,劳动力优势显著,产业的发展可以依托劳动力优势而可以不依托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二是我国经济基础水平低,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技术发展速度难以和经济发展速度平行;三是我国许多企业保持代加工地位,国外的技术只是提供成熟产品零件,而我国提供劳动力,这样导致我国企业的技术难以上升。

(二)我国对国际市场资源型产品依赖性较高,不利于经济的稳定性发展

根据图1及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资源型产品进出口比例越来越大,比例数值已经超过6.0,即资源进口是资源出口的6倍。这说明我国资源供应的不足,需要大量依赖国外进口,这对于经济的稳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我国原油的消耗70%主要依靠进口,大豆油的原料大豆80%依赖进口,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且国内这些资源型产品市场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价格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实际上,能源型产品属于国家安全性产品,其对外依赖度过高,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稳定性和发展速度,同时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三)工业制成品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

产能过程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21世纪初,许多产业已经呈现出严重的产能过剩,例如纺织、电子机械、建材类产品。其中我国建材产品的产能已经超过世界总量的50%,成为名副其实的建材生产大国,已经严重超出了我国的建材消费水平,过多的生产只能大量投向国际市场。此外,铜铁业、化工产业也存在严重的过剩问题,过剩的比例超过了40%。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达到21%;水泥产能过剩达到28%。对此,部分企业要么因为市场饱和而亏损倒闭,要么将市场转向国外。据统计,2013年我国工业产业利用率为78%,部分行业甚至低于75%,例如建材产能利用率为72.5%。这说明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一旦这些产业的国际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那么将危及这类企业的生存,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国大量的服装企业、建材企业、电子机械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

(四)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过低,凸显我国贸易产品的层次不高

整体而言,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方面,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比例都不足,基本维持在27%左右,没有上升趋势,波动性也不大。2013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为5581.71亿美元,而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主要集中在电子器械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类产品,其他类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度非常小。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看,在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到7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产品,大部分此类产品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区域,其他区域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比例不到30%,而出口比例不到28%。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区域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严重不足。

三、加快我国对外货物贸易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

第一,从多个视角解决我国对国际市场资源的依赖:一是提高我国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利用总量;二是加强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减少我国资源利用总量;三是提高我国资源的开采能力,例如提升我国深海能源开采技术,以满足我国能源需求,降低我国对国外能源的依赖额度;四是加强资源性产品的创新和研发,以替代我国产量不足的资源,缓解我国的资源困境。

第二,拉动内需,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扩大产品消耗能力,有效缓解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国际市场非常不稳定,这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出口。因此要想从长期解决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依靠扩大国内需求,缓解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同时,拉动内需需要一个过程,而解决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只能依靠国际市场,为此要提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当前我国多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三,产业转移与转向。要彻底解决我国产能问题,解决贸易结构问题,缓解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可以从两个方面实施:一是降低国内产业生产,即通过企业重组和兼并,转变投向,减少产业产品生产;二是将产能过剩企业向国外转移,这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走出去,也可以提高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实际上我国部分产业产品例如建材产品,生产虽然过剩,但是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全有能力向国际进军。

第四,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的研发,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水平,突破当前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困境,从劳动力优势转为技术优势。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鼓励技术创新,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改变我国产品进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优势,才能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性优势。面对国际各种高质量产品的进入,企业只有不断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层次,才能真正改变获得永久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通过技术提升,我国商品出口的价值和结构才能得到提升。

第五,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同时鼓励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弥补自身技术的不足。近年来海尔、联想、华为等大型企业陆续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基础,不断促进本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升级,最终良好的占有国际市场,形成高端的技术服务和商品输出。同时,企业应该关注国际先进技术的变化,在坚持创新的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快速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满足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需求。

篇(10)

我国的建筑业自推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初步的形成了以施工总承包为龙头、以专业施工企业为骨干、以劳务作业为依托的企业组织结构型式。但是,这种理想的组织结构型式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理想效果。除少部分专业程度较高的分部、分项工程由专业分包企业完成外,大部分具体的施工任务还是由建筑总承包企业组织劳务队和自有机械设备、自供材料来完成。劳务队伍专业化程度低,素质参差不齐;总承包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来管理劳务队,管理精力被牵制,管理水平无法提高。随着市场开放性程度提高,国外建筑投资商和承包商进入,政策法律、法规逐渐国际化,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建筑业专业分包体系,将是我国建筑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建筑市场发达的分包体系是国外建筑业的特点之一。

国外大型工程承包公司同国内的工程公司相比管理人员比例高,素质高,在承担项目时,将所有的具体施工任务分包出去,专门从事项目管理工作,项目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最终会提高项目建设效率。中小型的专业分包公司人员专业素质高,专业设备齐全,公司规模小,易于管理,专业划分详细而全面。专业分包商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提高自身的同时,也提高项目建设效率。为了防止过多的分包层次,国外也要求承包商在项目管理中,采取自己负责施工和分包管理相结合的形式。

(二)我国建筑市场向完善的专业化分包体系发展是必然趋势

1、建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分工更趋专业化,提高竞争力将集中于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社会发展总是向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发展的,专业化趋势正体现了这一要求。激烈的竞争和市场的多变,要求企业更专注于核心竞争力,市场的专业化程度将越来越高。

2、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需要,促进了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分包企业的发展。产品的价值由基本值和附加值构成,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基本值已相近,产品价值的提高便更多体现在附加值上,专业化生产是提高附加值的途径之一,必然引发企业走专业化的道路。

3、国家政策法规促使专业化的分承包体系完善。新的建筑业资质划分,充分说明高层次的向专业管理型建筑综合承包企业发展,低层次的向各专业化的分承包企业发展。新颁布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01也预示了项目管理的发展,要求建立完善的分包体系。

(三)建筑企业的专业化趋势

1、为增强核心竞争力,大型建筑企业必将甩掉低端生产资源,专注于项目管理。对专业分包队伍或劳务队伍来说,提高管理能力,培育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机械设备,提高专业化施工能力是必由之路。劳务队将发生分化,其中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员将逐渐稳定下来,成为固定的职业人员;劳务队将由自身技术管理能力的差异,分化为大大小小的专业承包企业,既走劳务承包,又走专项工程承包的道路。专业施工能力是专业分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生产率的需求。大型建筑企业一旦抛弃低端资源,必然更多地依赖于分包商来完成任务,分包管理能力要增强;而专业的分包队伍和劳务队必须提高管理能力、技术水平,使用新型机械设备,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利润率。

3、提高效率和应变能力的需求。为了适应变化,总承包商会授予项目更多的处理变化的权力,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为提高效率从而对分包的管理将越来越重要。专业的项目管理,最终使项目变得更有效率。小型专业施工队伍和劳务队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加强自身竞争力,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的业务机会,这样其企业人力、设备资源能得到更多的利用,生产效率提高,利润增加,从而增加其抗风险的能力。对社会来说,专业化分工,使资源的利用更有效率,多余的消耗减少,基础的施工能力提高,减少了直接的生产物质消耗,这些变成利润储存起来。社会生产发展总是向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发展的。

(四)现阶段我国分包管理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1、分包商施工质量不佳。分包商材料方面质量问题,以次充好,鱼目混珠;施工质量不符技术规程、规范、设计文件要求。对策:在合同中详细指明材料品牌、材质、性能参数等,现场严把材料关,总包方必须深入了解相关材料知识和市场信息,提高业务能力,堵住分包商的空子;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动态检查,研究质量缺陷,分析原因,指定改进计划,实施和督促分包商改进。

2、分包商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素质不高。对策:合同报价阶段注意考察分包商施工技术能力、人员素质;施工前,采用样板工程引路的办法,实际考察,防止低劣素质队伍进入;总包方督促分包采取措施加大培训投入,必要时直接介入专项管理。以总包方的技术能力支持分包商。

3、分包商工期拖延。对策:总包加强现场进度检查监控,制定激励、奖罚措施,与有关各方及时沟通。

4、分包商只顾自身施工管理,并且总是内敛的,忽略项目整体系统性。对策:在合同中要求分包商承担协调配合义务,现场管理采用奖罚等激励措施,强化分包商主动配合总包管理的行为,弱化分包商内敛行为,教育分包商树立项目整体的系统观念。

5、总包商逃避自身义务。对策:分包商要与总包方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切实履行合同,承担各自义务;同时建立同期记录,完善书面凭证。

(五)对未来建筑工程项目分包管理的展望

1、专业化程度更高,总包向管理方向分化,分包商则向专业施工分化。总包对分包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加,更多的具体施工任务要寻找分包商来完成;分包商将专注于其专业核心竞争力,分包商的一些不重要的辅助性工作将会外包,由更专业的分包商来完成。

2、组织更灵活,组织界限将模糊,总包项目团队也将出现分化,总分包将更多地以针对任务的临时性团队组合(任务小组)来完成工作。项目组织将会更趋灵活地组建,分包商会更多地参与总包的项目团队工作,合同的联系使各方更趋于平等合作的关系。项目会有更多的补充协议。

3、管理将更规范化,合同管理的地位将更重要,项目正式信息沟通会更规范,工作程序会更加规范和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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