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税收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关系日益紧密，尤其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只要发生了应税行为就应该依法纳税。企业迫切希望进行科学合法有效的税收筹划，达到降低实际税负的目的。于是，如何运用税收筹划，为企业创造价值逐渐成为企业关注的新焦点。要想做好企业的税收筹划，就应该在了解熟悉相关税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税法上的优惠政策或者其他对企业有利的规定，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及特点

税收筹划指的是企业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安排对纳税人的投资、筹资、日常生产营运活动以及其他理财活动，达到节税或避免税收损失的一系列行为。大的方面来说，企业的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对企业的整体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按筹划所涉及的具体活动环节划分，税收筹划可分为投资活动税务筹划、生产运营活动的税务筹划、筹资活动的税务筹划等。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税收制度法规也在不断修订完善，尤其是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实施，对企业税收筹划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挑战。

税收筹划作为一项企业特殊的财务管理活动，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合法性。税收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畴内进行，以不违背法律为界限，不能超越法律的规范，与偷税避税有着本质的区别。税收筹划是国家政策予以引导和鼓励的行为。第二，前瞻性。企业的税收筹划不是在纳税义务发生后想办法减轻税负，而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之前。第三，目的性。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是通过选择低税负或者滞延纳税时间而取得税收利益。第四，普遍性。由于各税种在纳税人、纳税对象、纳税地点、税目、税率、减免税及纳税期限等方面的规定一般都存在一定差别。这给纳税人提供了税务筹划的机会，同时也决定了税务筹划的普遍性。

税收筹划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企业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降低企业纳税成本，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经营方式，增加企业收入和利润，同时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纳税意识和增加后续税源。因此，企业应该重视税收筹划。

二、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虽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大部分企业都意识到企业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税收筹划，但我国企业的税收筹划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具体纳税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企业税收筹划认识不够，税收筹划意识不强

由于我国企业的纳税意识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往往未能真正认识税收筹划的实质，片面地认为税收筹划仅仅是为了少缴税，不仅如此，不少企业还将税收筹划等同于偷漏税款，甚至是采用诸如偷税、漏税、抗税等财务违规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税收筹划”。所以税收筹划在企业的具体实践中存在很多偏差和误区，使得纳税筹划的功效大大减弱。

（二）企业税收筹划水平不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筹划

目前我国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更关注于短期甚至仅仅只是当期的节税效果，考虑的仅仅是不同方案的税负差别，甚至只是初步的规避额外税负，常常为了眼前的税负降低而游离于违法与偷税的边缘；缺少全盘考虑的长期纳税筹划，未顾及到企业的长远利益，更谈不上通过呼吁、引导等方式积极争取对自身有利的税收政策等高级的税收筹划。

（三）人员素质较低，缺乏税收筹划的专业人才

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税收筹划是由企业的纳税人员、财务人员甚至只是一般的行政人员来负责，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知识更新较慢，业务素质较差，无法满足税收筹划工作人员所需具备的财务、税收、管理、统计等多方面的能力要求。由于缺乏能够胜任税收筹划的专业人才，企业即使有心进行税收筹划，恐怕也难以落到实处，无法满足我国企业纳税筹划的发展要求，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缺乏税收筹划风险意识，忽视税收筹划的风险管理

企业税务筹划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因素，而这些不确定因素若处理不当，很容易就带来不利的后果。特别是当税收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时，政策不定期的变动将对对企业的税收筹划，尤其是长期性的税收筹划带来巨大风险。加上企业自身并未充分认识到纳税筹划中的风险，没有树立风险管理意识，未对纳税筹划中的风险采取有效的规避措施，往往影响到纳税筹划的整体效果。

三、新税法下如何做好企业的税收筹划

在新税法颁布实施后，要想做好企业的税收筹划，更应该针对新税法改革的特点。新税法改革中对纳税主体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对税率进行了变动、明确了应纳税所得的范围，并且总体上减少了税收优惠政策。只有在熟悉新税法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筹划，才能让税收筹划更好地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服务。本文将从企业生产经营的投资活动、日常运营、筹资活动三个环节进行税收筹划。

（一）企业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

企业的筹资活动是企业为了实现生产经营、对内对外投资以及调整资本结构，有效筹措资金的一系列活动。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主要是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选择最佳的企业整体资本成本以及有效管理筹资活动产生的财务风险。由于企业的筹资活动可以通过改变资本结构、资本成本和财务风险来影响企业的最终价值，所以说，企业有较大的空间可以进行筹资活动的税务筹划，企业进行筹资活动税务筹划主要应分析资本结构的变动会对企业业绩和税负产生怎么影响；企业应当如何安排资本结构，才能在节税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筹资活动的税务筹划风险。筹资活动的税务筹划就是通过通常兼顾的方式，采用最佳筹资组合，合理安排财务结构，规避财务风险，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由于不同的筹资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筹资渠道，不仅会形成不同的资本结构，而且会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企业的筹资活动除了希望能够筹集到满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外，还应该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而不同方式筹集的资金不仅影响到企业的资本成本，同时还影响到企业税负的高低。具体来说，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通常可以通过从银行取得借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融资租赁以及利用企业的保留盈余等途径取得。其中权益性资金，不能在企业所得税之前扣除，企业的利润应先上缴企业所得税，才可用于股息、股利分配等，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权益性资金不需要企业偿还，所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而债权性资金则不同，债权性资金所带来的利息支出在税法上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有抵税的功效，但同时由于债权性资金需要企业进行偿还，所以也给企业带来了财务压力。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权益融资和债权融资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进行筹资，它是介于权益融资和债权融资之间，通过将出租物的所有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方式，既可实现融资，又可到达节税和优化财务结构的目的。不同的筹资方式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以及相应的财务风险，也为企业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同时考虑到风险和收益的相生性，企业在进行筹资活动税务筹划时，应比较进行收益和风险的综合评估，权衡利弊得失，才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二）企业经营活动的税收筹划

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是企业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活动，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税收筹划主要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理分摊费用等方式来实现。其中会计政策方式的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选择、存货计价方式的选择等等。固定资产折旧指的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期内，采用确定的计价方法对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损耗额进行系统性的分摊。比如将固定资产折旧的损耗逐步转移到产品成本、期间费用中。目前税法中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主要包括平均使用年限法，加速折旧法，产量法等。由于折旧有着抵税的作用，折旧的多少直接影响成本的多少，利润的高低，及应纳税额等。同样的道理，企业存货计价的方式也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移动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不同的存货计价方式也会对企业纳税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具体特点，选择最有利的折旧方式和存货计价方式，达到纳税筹划的目的。此外，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企业还可以通过合理分摊费用进行纳税筹划。这里的费用主要指的是生产经营成本和期间费用。由于费用是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当营业额一定时，成本增加，利润就会相应地减少，利润减少就使得税基减少，最终导致应税金额的减少，达到节税的目的，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企业的利润也是减少的，所以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的时候，不光要考虑到纳税的减少，还要考虑企业的整体效益，才能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三）企业投资活动的税收筹划

除了企业的筹资活动和经营活动外，企业的投资活动也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活动。企业的投资活动包括企业间的合并重组、合营联营等，可能涉及跨区甚至是跨国的投资活动。由于不同的投资方式、不同的投资地点、不同的投资核算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税负水平，这也给企业的投资互动提供了税收筹划的机会。企业投资活动方面的税收筹划主要包括选择恰当的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法或者权益法）进行税务筹划；通过推迟开始获利年度，延长经营期或者利用税前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进行税务筹划；通过保留低税率地区企业的税后利润不予分配转增资本等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税务筹划；通过选择直接投资建厂方式或者通过兼并收购当地企业等方式进行投资来进行纳税筹划，从而达到减轻投资方税负负担的目的。

四、结束语

企业的税收筹划要符合国家的税收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起到减轻纳税人负担的作用，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工作不仅能够实现税收成本最小、企业财务利益最大化，实现企业的内在价值，更是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捷径。因此，我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正确地去开展税收筹划工作。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2）

    1.税法内容庞杂和教学时间有限之间的矛盾

    高职的税法课程一般是一学期60课时左右完成,笔者所在的学校安排64课时(4课时/周×16周)。我国有17个税种和1个教育费附加,一共18个税费,加上税法的概述和税收管理的流程,要在60课时左右完成是不可能的,虽然在教学大纲中包含所有章节,但在制订授课计划时,一般都挑选占国家税收总额比例较高的重点税种进行讲解,比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其他小税种合计用三四个课时作概括性的介绍。学生学完小税种后只能说略有耳闻,如果要求其进行税种分析和计算,一般都无法完成。

    2.理论教学的固有模式和工作实践的复杂多变之间的矛盾

    税法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目,高职院校培养的是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学习税法重在应用,而主要不是对税法制定的原理进行探究或是对税法适用性进行反思,那就要求税法教学要密切联系经济活动和税收征管实践。税法教材中的例题都与真实的经济活动相关,编排的位置一般都是在一两个理论知识点后出现,并紧扣这一两个知识点,比较直观,解题难度不大,学生普遍反映容易理解,但章节结束后或者考试中的题目一般都比较综合,题目条件也较多,条件之间更是关联性很强,学生的完成效果就比较差。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听取学生反馈后总结了几种类型。第一类学生看到众多的条件时就懵了,无从下手,第二类学生平时学习刻苦,答题时,“下笔如有神”,看似胸有成竹,表面上看很清晰,但批改时就发现大方向没有错,公式运用也正确,可是总有部分重要条件被忽略,留下些许缺憾,甚至完全错误,特别是在考试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却是做了很多无用功,改卷时让笔者唏嘘不已,学生看到成绩感觉出乎意料,待笔者将关键条件点出时迅速恍然大悟。

    例如,商场销售烟花爆竹不含税价格10万元,求解应纳的流转税。学生很容易就用10万元乘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增值税,10万元乘以适用的消费税税率计算消费税,还会总结计算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不含税价格是一致的,但他恰恰忽略了一个影响解题结果的重要的税法要素~纳税环节。每个税种都有其特点的纳税环节,有的纳税环节单一,有的则需要在多个环节纳税。因此分为“一次课征制”“两次课征制”和 “多次课征制”。本题涉及了两个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它们虽然都是主要以销售货物为征税对象,但却有一项重要的区别纳税环节。增值税实行“多次课征制”,只要没有流转到最终消费者手中,之前的所有销售或视同销售环节都应该纳税,但消费税却是实行“一次课征制”的典型税种(卷烟除外,它在生产和批发环节两个环节征税),只在生产并销售的环节一次性征收,之后继续流转也不再征收了。本题中的商场从主营业务角度考虑,销售的商品一般都是采购完再销售,而不是自行生产的,烟花爆竹属于应交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货物范围,但它应缴的消费税在生产并销售给商场的环节已经由生产厂商缴纳过了,商场再次销售时不需要再缴纳一次消费税,学生就忽略了这一关键要素,又重复计算了一遍消费税,画蛇添足了。

    因此可以看出,理论教学沿着讲解单一知识点、布置相关习题这一循环不断的往复进行,章节后的习题也是围绕本章的知识点进行编写的,几乎没有看到有教材在分税种讲解完编排一章税法综合运用,而税法实践往往是综合运用,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让税种间的组合应用充满无穷的变数。理论教学的现状无法适应税法实践的要求。

    有文章提出应采用项目教学法或案例教学法,设置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进行实践,或者通过校企合作,让学生接触真实的经济业务,体验真实的纳税流程,这肯定能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但我们也要看到学生学习时间的有限和理论教学的规律决定了教学中能够实施项目一定是有限的,学生未来走向各行各业,面对各类经济活动时,能模仿的当年学习时接触的项目是有限的,这时需要的是知识能力的迁移。

    3.矛盾的解析

    为解决上述两个矛盾,笔者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当我们面对税法的不断改革眼花缭乱、疲于应付的同时,更应该去寻找变化中的规律,让教师自身的学习有迹可循,更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容量内培养学生掌握学习的规律,在完成大学学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能自学成才。这个规律就是理论。

    我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点经常集中于理论服务实践,忽视了理论也是来源于实际,实际在变化,需要不断总结出理论,发现规律才能继续指导和推动更有效的实践。

    笔者经过几年的税法教学实践,认为掌握并灵活运用税法要素是教好、学好税法的钥匙,能帮助教师和学生共同“循规蹈矩”的打开税法之门。只要比较税法教材,教师学生都会发现,高职财经类税法教材无论是传统的,采用章节式体例的编写模式,还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采用学习情境体例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式的编写模式,第一章或学习情境一都会介绍税法要素,或称税制构成要素、税收要素。税法要素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又称税种,税种的具体化称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税收减免及加征、违章处理、附则等,其中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是最基本的三项要素。理解并综合应用好税法要素将帮助学习者以不变应万变。

    二 税法要素的应用

    1.面面俱到地应用税法要素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

    税法要素可以分成两类(总则和附则除外),一类是与税收实体法相关的,与计算应纳税额相关,包括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税收减免及加征;另一类与税收程序相关,包括纳税期限、纳税地点、违章处理,要准确、完整地完成纳税工作,两类要素都需要严格执行。税法要素相当于列出了一张药方,只要纳税人认识药名,看得懂天平,一定能准确、完整地抓出一服药。在纳税登记时,税务局为了让纳税人能够及时准确履行纳税义务,也将税法要素都罗列于税务登记信息中,可见税法要素的运用对税收征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生解答税法题目或今后从事税法工作更是应该紧抓税法要素不放,特别是与计算有关的要素。以解题为例,题目无论条件有多少,先通读完,基本理解业务流程后,就根据税法要素去寻找题目中的条件,一个个要素逐一分析,那就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考虑不周的情况,能全面地把握住解题的要点。

    2.井然有序地应用税法要素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

    税法要素织就了解读各类税种计算、缴纳的网络,把所有需要考虑的因素一网打尽,避免了理解时思维的凌乱,形成了一定的条理。但计算应纳税额时仅仅孤立分析税法要素不足以解决问题。税法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不是平行的,是有先后顺序的。征税对象决定纳税人类型、纳税期限、纳税环节,征税对象和纳税人类型决定税率、纳税地点、税收减免及加征。因此在计算应纳税额和纳税申报时不仅要根据每个税法要素来分析经济业务,而且要按照一定的要素顺序来分析。现以最主要的三项税法要素:征税对象、纳税人、税率为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征税对象决定纳税人类型。在增值税法中,纳税人类型有两种: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法中,纳税人类型有两种: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在个人所得税法中,纳税人类型有两种: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其他税种则没有对纳税人类型进行区分。

    征税对象和纳税人类型决定税率。在增值税法中,不同纳税人适用的税率不同,一般纳税人根据销售的货物不同分别适用17%、13%、6%的税率,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适用17%的税率,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有形动产租赁适用17%的税率。小规模纳税人无论销售什么货物、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和营改增后的行业都适用3%的税率。在进口货物时,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纳税人,都根据货物的不同分别适用17%、13%税率。

    容易混淆的关系。如上所述,三项税法要素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晰,但教学中发现一个问题,学生在学习发票使用,特别是增值税发票时提出了如下疑问:增值税发票与纳税人类型和税率之间是什么关系?纳税人类型会影响发票的选择吗?发票类型不同是否影响税率的使用?

    首先,要明确的是发票并不是税法要素,它是在我国税收征管中采用的法定凭据,以票控税是税收征管的手段,征税对象、纳税人类型、税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受发票类型的影响。以货物销售为例,一般纳税人根据销售的货物不同分别适用17%、13%和其他征收税率,小规模纳税人无论销售什么货物都适用3%的税率。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税率与发票类型无关。小规模纳税人即使使用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仍是3%,这是学生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3）

【关键词】

纳税筹划；财务管理；投资；筹资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除了要加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还需要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实施筹划纳税，通过对各种纳税方案的比较，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纳税方案，从而降低自己的纳税成本。下面我们就纳税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应用进行相应的讨论。

一、纳税筹划及其特征

纳税筹划又叫税收筹划或者是税务筹划，指的是企业和个人在进行纳税之前，针对自己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不违反国家相关税法的前提下，通过对税法中的一些优惠政策的掌握，从而对自己的投资理财活动展开相应的调整和安排，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纳税方案，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纳税成本，扩大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效益。

纳税筹划与偷税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偷税指的是用非法方式达到减少税费的目的，是一种违法行为，而纳税筹划是一种正当的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从纳税筹划中来看，纳税筹划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纳税筹划具有合法性。处于对目前我国国情的考虑，在制定税法的过程中会有特殊的考虑，纳税筹划就是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通过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案达到节税的目的，所以说纳税筹划是具有合法性的。第二，纳税筹划的专业性。在纳税筹划过程中不仅要掌握与会计财务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且要精通税法，通过对这些专业知识的应用从而对企业的财务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纳税筹划的目的性。企业和个人的纳税筹划活动都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一般来说纳税筹划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减轻税负，在此基础上，纳税筹划还可以为延缓纳税，实现涉税零风险服务。第四，纳税筹划的前瞻性。纳税筹划是要保证企业税费的降低，而企业产生税费的基础是进行相关的经营活动，所以纳税筹划就需要在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发生之前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安排，从而实现降低税费的目的。

二、企业财务管理中进行纳税筹划的意义

1、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在纳税筹划中对财务工作者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要求他们对税法有一定的了解，在纳税筹划中从设账到财务报表的编制，最终到纳税申报都需要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财务工作人员能力得到了锻炼，对于他们进行企业其他财务管理活动具有很大的促进意义，为提高企业的整体财务管理水平奠定了基础。

2、有助于合理配置企业资源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纳税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也能产生积极的作用，通过纳税筹划活动实现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3、保证企业资金正常周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中就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纳税防范，从而降低企业所应缴纳的税款，保证企业资金正常周转，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纳税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纳税筹划在企业筹资中的应用

目前在企业的发展中企业对外筹资是非常普遍的，现阶段主要的对外筹资方式有两种：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对外筹资的过程中，选择的方式不同，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会不同。比如选择权益性资本筹资：企业需要从税后净利中支付股利，而这部分股利因没有抵税作用，所以筹资成本相对较高；选择债务性筹资：国家税法规定企业因债务筹资所产生的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抵扣，这些利息因而具有抵税效应，债务性筹资也因此比较权益性筹资可以降低筹资成本。另一方面，债务性筹资的固定利息对企业而言却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企业负债率过高，一旦企业不能如期支付债务利息，则还有可能引致企业破产的巨大风险，因而企业在考虑选择何种方式筹资时，还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风险和收益中权衡，尽量选择最优的筹款方式。

2、纳税筹划在企业投资中的应用

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投资活动带来的整体效益，还需要对税后效益进行掌控，我国为了保证经济的全面发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投资方式以及不同投资形式下的税负，在税法规定中都是有一定差距的，因而企业要想减轻自己的整体税负，就需要在投资中考虑税法对各项投资效益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投资产业、投资区域两个方面进行纳税筹划阐述。投资产业方面：目前我国对高新技术产业、国家鼓励的新型产业、尤其是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比较大，在这些产业上就制定了诸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所以企业在考虑投资方向的时候可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点考虑，充分享受及利用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投资区域方面：我国为了保证经济的平衡发展，对国家偏远地区的投资在税收上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大部分投资企业都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企业在投资区域考查时则可侧重对这些地区的选择。

3、纳税筹划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品购销决策、成本费用决策以及存货管理决策都可能会涉及到纳税筹划，通过对这些环节进行纳税筹划同样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面我们就从货物的计价和定价两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第一，存货计价纳税筹划：在不违反会计准则一贯性的原则下，企业预期物价将长期呈下降趋势时，发出存货方法可优先采用先进先出法，这种方法下企业的前期销售成本可提高，前期的应交所得税因而减少，从而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在物价较平稳的时期，企业则应该采用加权平均法，企业各期的所得税均衡发生，从而避免前期产品利润高估、过多缴纳所得税等。第二，产品转移定价纳税筹划：转移定价是大集团公司中的下属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时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一般主要通过零部件费用、运输费、利息费以及保险费等影响商品利润方式达到节税的目的。

4、纳税筹划在企业利润分配中的应用

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包括利润的分配，在利润分配中，针对不同的利益主体，需要缴纳的税费也不同，所以在利润分配过程中也应该进行纳税筹划活动。在全面了解税法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分配政策，合理使用税法中的优惠条款，从而降低企业或者是利益主体的税费负担。

结论：

纳税筹划要从企业的融资、投资以及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进行，需要注意的是，纳税筹划并不是单纯的降低企业的税费，而是在充分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纳税筹划活动。

参考文献：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4）

税务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达到减轻税负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在税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和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计划和安排的活动。他与偷税,逃税,骗税等违法行为截然不同,它具有以纳税人或企业法人为行为主体,以不违反税法为前提,以追求税收负担最小化为目的的特性,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最基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盈利,而减轻税负是企业保持其利润水平的措施之一。实际上,税收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在经营中依据税收固定征收的特征,将税务筹划纳入企业成本的管理当中,作为企业有机管理的组成部分,为减轻税负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就成为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必然选择,是企业财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企业中税务筹划的现状

由于税务筹划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很短,尽管目前有关税务筹划的专著已不少见,但整体上系统地对税务筹划的理论和务实的探讨还比较缺乏,税务筹划的研究在我国尚属一个新课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加强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但是,税务筹划正开始悄悄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企业的税务筹划欲望在不断增强,筹划意识也在提高,而且随着我国税收环境的日渐改善和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的增强,税收筹划更被一些有识之士和专业税务机构看好,不少机构已开始介入企业税务筹划活动。北京、深圳、大连等税务筹划较为活跃的地区还涌现出一些税务筹划专业网站,如“中国税务筹划网”“中国税务通网站”“大中华财税网”“永信和税收咨询网”等。虽然税务筹划在我国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并且一些规范化的企业已经通过税务筹划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税后收益、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但就整体而言,仍旧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1、企业内部税务筹划基础薄弱。税务筹划的开展是建立在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健全、各项活动规范有序的基础之上。目前不少企业内部体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开展不按规程、不经论证,甚至没有财务上的必要预算,更谈不上事前筹划;也有一些企业由于会计人员素质低、地位差,会计政策执行不严,造成会计账目混乱,使税务筹划无从下手。

2、税务筹划方案缺乏预见性。税务筹划一般都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之前进行的(也不排除某些事中策划),它是对未来应纳税事项进行事先的规划、设计和安排,以便使企业取得整体的财务收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当前许多企业不能在涉税行为发生之前做出科学的评估,等到应税经济行为都已经成为客观事实了,已经产生了纳税义务,面对超过税负预期的过重负担,才会想办法谋求“做账”来减轻税负。其结果往往就会出现主观上的故意或者失误等偷、逃税行为,并导致企业管理者更不能正确认识税务筹划的积极意义,助长了采取侥幸心理,以偷逃税行为代替科学的税务筹划的错误思想。

3、税务筹划方式缺少多样性。在我国,企业税务筹划主要集中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和会计方法选择两大领域。但是我国很多企业的筹划方式略显单一,比如利用税负弹性、防止企业陷入税法陷阱、实现涉税零风险以及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等都可以税务筹划的重要方式。

二、导致企业税务筹划出现问题的因素分析

1、主观因素

(1)企业领导阶层没有形成正确的纳税意识,缺乏风险意识。没有树立合法的税收策划观念,仍简单的认为搞税收筹划及时进行巧妙的偷税、漏税或骗税。很多人还认为搞税务筹划就是通过搞关系、走路子、走门子、少缴税、少罚款。而企业由于纳税意识淡薄,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获得尽可能多的税后利益,往往并不可以区分种种形式上的差异,这种状况极大的制约了税务筹划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企业不管效益如何,普遍只重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和研发管理,却不够重视财务管理。具体表现在只知道被动等待税收优惠,而不知道积极争取税收负担的减少。因此较少开展税务筹划,更不可能保证企业的税务筹划在严密细致的规划和自上而下的紧密配合下进行。这无疑将大大影响税务筹划的成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企业在与国外精于税务筹划的外企竞争过程中的实力。

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务筹划,更是蕴含着较大的风险性。当税务筹划风险不能保证被彻底排除的情况下,则应进行利弊权衡,决定是否应采用这种筹划方法。有些企业为了节约税收支出,而忽略了筹划可能潜在的风险,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或失去获利的机会。

(2)我国进行专业税务筹划的专业人员不足。税务筹划是一项涉及企业全方位的复杂的专项活动,而目前我国的税务筹划人员往往由财务会计或管理会计兼任,在经济活动中大都无税务筹划意识,对筹划原理没有一个系统、透彻和全面的掌握,或对这种全新的理财方法一知半解,使筹划活动过于简单,这种工作能力离进行税务筹划的要求相去甚远。现在我国国内企业有些财会人员就连会计、税法也不是很精通,会计税法知识陈旧,面对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税法日新月异的完善与发展,往往显得无所适从。

2、客观因素

(1)我国在税务筹划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能为企业在税务筹划方面进行必要的引导与约束。目前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不具体,税法条款弹性过大,同时在我国诸多的税法条文中,对纳税人的义务提得比较突出,而对纳税人的权利相对较弱。这使得企业纳税人在进行纳税和税务筹划时没有很好的法律依据。由于流转税等间接税的纳税人可以通过提高商品的销售价格或降低原材料等的购买价格将税款转嫁给购买者或供应商。所以,税务筹划主要是针对税款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而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过分倚重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种,尚未开展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直接税种,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简单且不完备,使得税务筹划的成长受到很大的限制。

(2)税务业没有能给企业税务筹划必要的支持。一些企业基于税务筹划人才缺乏,引进困难,以及成本效益方面的考虑,并不自行进行税务筹划,而是将筹划活动交给社会上的机构,即由税务师事务所进行专业筹划。但目前我国税务业发展较为缓慢,层次地,服务质量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业务开展普及率低,业务本身存在较大局限性,机构和人员在业务中有失公平、公正。

三、企业应如何进行税务筹划

1、要培养正确的纳税意识,树立合法的税收筹划概念,规范税务筹划的基础工作。以合法税收筹划方式,合理安营活动,同时,应充分领会立法精神,深入研究、掌握税收规定,使税收筹划活动遵循立法精神,以避免不当避税之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依法治税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企业领导及财务人员要加强对税收法规的学习,树立依法纳税、合理“节税”的理财观,积极过问、关注企业的税务筹划,从组织、人员以及经费上为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提供支持;企业财务人员要利用好会计方法的可选择性,消除自身核算员的定位思维,向管理型辅助决策者的角色转变,积极学习税法知识,努力培养筹划节税意识,并将贯穿于企业各项日常的财务管理活动中。成功地税务筹划,需要企业加强对各项经济活动的事先规划与安排,特别是要强化对各项重大经营管理活动的科学化决策和管理,在经济活动发生前,减少或尽量避免引起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税收法律事实发生。

企业要进行正确的税务筹划,一定要分清逃税、避税、节税的区别:偷税是指纳税人明确违反税法的减轻或者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偷税是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将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避税,则是指纳税人使用合法的手段逃避或者减少纳税义务的行为。避税虽然合法,但这种行为与国家税法的立法意图相背离,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面对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国家要么采取完善税法,堵塞税法漏洞,使纳税人无机可乘;要么在法律上引起“滥用法律”的概念,对纳税人完全出于避税考虑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不予认可,并将其视为纳税人滥用了自己的权利,从而在实际的征管中进行“反避税”研究和稽查。而税务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合法手段避免或者减轻纳税义务,同时采取的手段也符合国家税法的立法意图的行为。税务筹划是国家提倡的行为,也是企业正当的权利。企业税务筹划人员只有明确三者的区别,通过用好、用活、用足各项税收政策及法律法规,能使企业的应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科学,从而实现减轻税负,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2、企业着力培养专业税务筹划人员。税务筹划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财活动,要求具备法律税收、财务会计、统计、金融、数学、管理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统筹谋划的能力。因此企业要培养精通多门学科,具备相当专业素质的税务筹划专业人员。

在我国税收法律日趋完善,企业所面临的税务筹划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要想降低纳税筹划的风险,提高税务筹划的成功率,就必须积极引进具备税务筹划的专业人才。目前国外一些企业在选择高级财务会计主管人员时总是将应聘人员的节税筹划知识与能力的考核作为人员录取的标准之一。我国应朝着这一趋势发展,在淘汰不称职财务人员的基础上引进高素质、精于税务筹划方面的财务人员。另外,针对现阶段大多数企业仍由财务会计人员办理涉税事项的情况,企业应重视内部税务筹划人才的培养,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知识培训和学习,不断拓展财务会计人员的税收筹划专业知识,促使财务人员树立税务筹划意识,逐步提高税务筹划的能力与水平。

3、税收筹划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和边际税率。税收筹划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现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里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的活动。

4、税收筹划应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进行。成功的税务筹划,需要企业加强对各项经济活动的事先规划与安排,特别是要强化对各项重大经营管理活动的科学化决策和管理,在经济活动发生前,减少或尽量避免引起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税收法律事实发生。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税收筹划。此外,还要求企业要加强内部财务会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加强会计的基础工作,依法组织会计核算,保证帐证完整,为税务筹划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5、国家尽早完善税务筹划的立法工作。完善、规范的税法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前提,只有在税法的引导和约束下企业才能进行更好的税务筹划。从我国现阶段完善税收立法工作来看,应注意解决:(1)健全税收一般性规范,减少税法漏洞,杜绝企业避税行为;(2)改革征管体制,走现代化征管之路;(3)税法立法要贯彻透明、简明、操作性原则。

6、加快发展我国税务事业。随着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企业的涉外税务日益复杂,再此情况下,企业自己进行税务筹划的难度较大,而将其交给专业的机构,不仅可以节省成本,提高税务筹划的成功率,实现筹划的目的,而且也有利于企业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和经营。如果要完全满足企业诸如税务筹划等方面较高层次的服务需要,就必须尽快发展我国税务事业,把它作为继续深化当前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实行严格依法治税,提高企业的纳税意识和税务筹划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税务筹划作为一项涉税理财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无法回避的重要职责。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务筹划,就不能有效安排涉税事务,就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达不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相信随着税收环境的逐步改善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不断提高,税务筹划以其自身的优势,将被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所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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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娟.浅析企业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J].经济研究参考,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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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5）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2

企业所得税，是指国家对居民企业的境内、境外所得，非居民企业的境内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种税。是国家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重要手段。缴纳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掌握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税额，关键在于正确计算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依《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有直接计算法和间接计算法两种。直接法：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间接法，就是利用会计核算的结果，即会计利润(纳税调整前所得)为起点，按照税法规定去调增或调减某些项目金额，最终得到与税法规定一致的“计税利润”，也称为应纳税所得额。用公式表示：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

从上述的两个计算公式可知，如果我们采用间接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把握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利润的概念区别

对于初学者，容易混淆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利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利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纳税所得额是一个税法上的概念，是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出来的，是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会计利润是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出发，按照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要求计算出来的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生产经营的财务成果。它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成果、投资者的权益以及企业与职工的利益。会计利润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经过纳税调整之后的会计利润才是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二、收入的确认

(一)收入的组成及一般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收入的具体范围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

(二)收入的特殊规定

1.自产货物用于其他方面，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为避免造成货物税收负担的不平衡及逃避纳税的现象，税法将会计准则不确认为收入的一些行为视同销售货物，也要计入收入总额。如纳税人将自产的货物用于捐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视同销售货物，确认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将自产的货物换取固定资产，属于非货币收入，自产货物应视为视同销售。因此在实际操作上，视同销售行为应于货物移送时调增企业应纳税所得额。2.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的收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有些收入确认形式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及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收入，税法规定在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收入。其中，利息收入按照合同因此，在销售行为发生的当期，纳税申报应作纳税调减处理；而在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应作纳税调增处理。3.减计收入的规定。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收入，按照税法规定，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因此，企业如果符合这一条件，则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减少的税务处理。

(三)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是指属于企业的应税所得但按税法规定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包括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公益组织的收入等。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作调减处理。

(四)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是指从性质和根源上不属于企业营利性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负有纳税义务不不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组成部分的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作纳税调减处理。初学者在计算应税收入时，当税法规定与会计制度规定不一致时，应按照税法规定确认应税收入。

三、各项扣除项目的规定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要有相应的支出，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必须严格区分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资本性支出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必须按税收法规规定分期折旧、摊销或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企业发生的支出是否可以税前扣除必须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一)扣除项目的一般规定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1.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成本、销货成本、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2.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3.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去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4.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企业发生的损失，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依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扣除。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在以后纳税年度又全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时，应当计入当期收入。5.其他支出是指除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外，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二)按规定标准扣除的有关支出

1.工资、薪金支出。《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工资、薪金支出是否“合理”根据国税函[2009]3号文件的规定判断，同时，按照税法规定，企业支付给残疾人员的工资，可享受加计扣除100%，因此，如果企业职工中有残疾人员，则在间接计算法下，应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调减。

2.三项经费。三项经费是指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税法规定，计入生产成本或管理费用的三项经费的实际发生数在扣除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应作纳税调增。

3.利息支出。按照新税法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1)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2)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因此，如果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支付的利息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部分，则不允许在税前扣除，采用间接计算法，则要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调增。通过例子加以比较分析。假定某企业本年度有关贷款利息情况及其相关计算见表：

4.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因此，在间接计算法下，要注意该费用在某一纳税年度有无超过规定扣除标准，超过扣除标准则要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5.业务招待费支出。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7年国务院令第512号)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采取了两者结合的措施，扣除比例规定为发生额的60%，同时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实际可扣除额为“两者孰低”。通过例子加以分析，假设有甲、乙、丙三家企业某一纳税年度销售收入总额、发生的业务招待费以及扣除计算如表：

业务招待费扣除计算表 单位：万元

本例涵盖了常见的三种情况，采用间接计算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支出超过扣除部分，应作应纳税所得额调增处理。

6.研究开发费用支出。税法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而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可以加计摊销。因此，应作应纳税所得额调减处理。

7.捐赠支出。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则应作应纳税所得额调增处理。

(三)不得扣除项目的规定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税前扣除：

1.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2.企业所得税税款；3.税收滞纳金；4.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5.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以外的捐赠支出；6.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赞助支出；7.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因此，发生上述支出，会计上已作营业外支出处理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作调增处理。

以上分析中可知，采用间接计算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初学者要特别注意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的差异，必须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方面，企业是否存在视同销售行为、是否有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如果有，必须进行纳税调整；对于支出方面，税法有按规定标准扣除的项目，对超过扣除标准的支出要进行纳税调整照税；不能在税前扣除的支出也应进行纳税调增处理。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6）

在企事业单位的财会工作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包括税务师事务所）的业务中，从业人员不但要掌握会计知识，还要熟知税法。正如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在《会计理论》一书中写到：“很多小企业，会计的目的是为了编制所得税申报表，甚至不少企业若不是为了纳税根本不会记账。即使对大公司来说，纳税也是会计师们的一个主要问题。税法对于提高会计实践水准具有极大影响，并促进一般会计实务的改进及一致性的保持。通过税法还可以促进会计观念的发展”。此外，根据我国国家人事部披露的一份人才需求预测显示，会计类中的税务会计师成为需求最大的职业之一，由此可见开设税法相关课程的必要性。在这里，“税法”相关课程主要包括《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税收实务》和《国际税收》等课程。而这些课程该在哪些专业开设，如何开设，应包括哪些主要内容，都值得在教学中认真探讨。

一、高等工科院校税法课程的开设现状

高等工科院校相对于高等财经院校来说，在培养目标上更应侧重于培养实用型而不是研究型的专业人才。而目前高等工科院校在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上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开设“税法”课程的专业偏少，普及性不足

目前，税法课程一般只在财会专业开设，其他专业并未开设相关的课程。实际上税法的相关知识不仅是财会专业必不可少的，对于其他专业也有普及关于税法基本知识的必要。因为不论是企事业单位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与税收息息相关，让大学生熟悉了解税法的相关知识，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既有利于日后的实际工作和个人的日常活动，同时也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在财会专业所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未成体系，专业性不强

在会计专业所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中，有的院校是《税法》，有的院校是《税务会计》，还有另再开设《税收实务》课程的；而在财务管理专业有的是《税法》，有的是《税收筹划》，有作为考试课的，也有作为考查课的，从而导致所开设的课程在内容上比较混乱，专业性不足，缺乏系统性。特别是有的院校所开设的课程缺乏“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的系统知识，而这正是实际工作中最常用、最需要用的，“税务会计师”也是社会最需求的职业之一。

此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企业对外贸易日益增多，海外投资也日益增多，相应地，社会和学生对于国际税收知识的需要也更加迫切，因此也有必要增设《国际税收》课程，介绍有关知识。

（三）缺乏实践环节或实践环节偏少

税法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强调的是涉税的实际操作，即对企事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或个人日常生活首先要分析其是否涉及到税收问题，进而对所涉及到的税种正确地进行纳税申报，在积极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能充分享有纳税人应有的权利。社会普遍需要的是实用型的人才，而大学生缺少的正是实际工作的经验，所以应在教学中加强实践环节，为学生尽快适应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开设《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课程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的需要

由于会计和税法的目的不同，使得按照会计方法核算的会计收益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收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会计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不断的加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和税收的法律法规，如颁布实行了《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以及2006年颁布于2007年施行的39项会计准则，在税收方面也不断地在修订调整有关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执行都使这一差异愈加明显。由此要求企业纳税时，必须合理准确地计算企业的应税所得，以保证企业正确地履行纳税义务，减少纳税风险，有效行使税法赋予的权利，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因此，为了适应纳税人纳税的需要，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务会计必须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并合理进行税收筹划。

（二）是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税法的逐步健全以及税收征管的加强，企业越来越感觉到税款的缴纳在整个资金运作中的重要性。纳税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需要对纳税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包括事前筹划、事中核算和事后分析等。一方面，纳税人对纳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必须符合税法要求，按税法要求履行纳税义务，通过税务会计课程的开设系统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纳税人也应保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到合法合理地“节税”。纳税筹划是我国税收法制逐步完善情况下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开设“税收筹划”课程加以引导和研究。

（三）是加强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

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税收征管法》对于加强税收法制，强化税源管理，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纳税人首先应按照税法的规定核算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退补等与纳税有关的经济活动，准确、及时地进行纳税申报，同时也为税务机关检查其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提供依据。这要求企业会计人员不但要掌握会计专业知识，还须熟知税法，熟悉税务会计的知识。此外，国家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采取税收筹划进行认可的同时也在积极引导纳税人正确进行税收筹划。因为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意识的办法是让纳税人充分享有其应有的合法权利，这就需要有纳税筹划。因此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都是重要的必修课程。

三、税法相关课程的专业设置及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税法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建议在高等工科院校的不同专业方向开设不同的课程，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

会计专业（会计学方向）应开设《税务会计》必修课程，至少60学时；《税收筹划》作为选修课程，30学时；28学时的《国际税收》为选修课。另外，应增加《税务会计》课程设计的实验环节。《税务会计》课程的选修课为《会计学原理》课程，平行或选修课为《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等课程。

会计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依然开设《税法》必修课程，50学时；《税收实务》40学时的必修课；28学时的《国际税收》选修课。同时增加《税务实务》课程设计的实验环节。

财务管理专业应开设《税收筹划》必修课程，安排40学时；40学时的《税务会计》必修课程；28学时的《国际税收》选修课。另外，应增加《税收筹划》的实验环节。《税收筹划》课程的选修课为《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等课程。

其他财经专业如市场营销专业、生产管理专业等，应开设《中国税制》30学时的选修课程，主要是普及“税法”的基本知识。

四、所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的主要内容

（一）《税务会计》课程的主要内容

《税务会计》主要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涉税业务的税务会计处理，而《财务会计》课程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原则上不需再作介绍了。

1.税务会计概述。主要介绍税务会计的概念、对象与目标、基本前提、一般原则和税收制度等。

2.主要税种的税法及其税务会计处理。这部分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内容。分别按各具体税种介绍我国现行各税种税法的基本内容、应纳税款的计算及其会计处理方法，包括有关纳税凭证、纳税申报表的填制与审核，税款的申报、缴纳和补退及如何对会计和税法的差异进行纳税调整。其中重点介绍流转税和所得税。

（二）《税收筹划》课程的主要内容

1.税收筹划概论。主要介绍纳税筹划概念、原则、形式和种类等。

2.税收筹划的技术与方法。主要介绍国内税收筹划的基本技术和方法；简要介绍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3.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税收筹划。介绍各税种的税收筹划，主要围绕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4.企业经济活动的税收筹划。主要围绕企业的设立、并购与重组、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的税收筹划。

（三）《税法》课程的主要内容

1.税法概论。介绍税法的概念、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等有关税法的基本理论。

2.主要税种的税法。主要介绍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主要税种的税法相关规定，包括各税种的纳税义务人、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税收优惠、征收管理与纳税申报。

3.税收征收管理法。介绍税收管理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和法律责任。

4.税务行政法制。简单介绍税务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

（四）《税务实务》课程的主要内容

1.税务实务概述。简要介绍税务的概念、范围与形式、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等基本概念。

2.税务登记实务、发票的领购与审查实务。

3.建账建制、实务。

4.企业涉税会计核算。主要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涉税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重点是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5.纳税申报实务。介绍各税种的纳税申报，重点是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6.纳税审查实务。

7.税务咨询。简单介绍税务咨询的形式、内容，详细介绍税收筹划的有关内容。

（五）《中国税制》课程的主要内容

从税收制度的角度介绍有关税法的基本概念及现行税法体系各税种税法的基本内容，侧重于有关税收制度的基本知识的普及。

（六）《国际税收》课程的主要内容

了解和熟悉国际税收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国际税收学的基本理论与实务。

五、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实践环节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7）

一、个人所得税法工薪所得免征额的含义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在我国是指对居民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一切所得和非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征收的一种税。

免征额,是税法规定的课税对象全部数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它是按照一定标准从全部征税数额中预先扣除的部分,对扣除部分不征税,其余部分再按规定的税率征税。凡税法中规定有免征额的,无论课税对象的数额多大,未超过免征额的,不征税;超过的,就其超过部分征税。免征额与起征点不同。起征点是对课税对象未达到起征点数额的不征税,达到和超过起征点数额的则按全额征税,而免征额是对课税对象数额未超过免征额的部分不征税,超过免征额的也只就其超过部分征税。

工薪所得免征额,就是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在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税时,首先要依法减除一定的额度,这个额度即为工资薪金免征额,简称工薪所得免征额。

从各国的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法几乎都有免征额的规定,只是其所含的内容不尽相同。总体来看,它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个人豁免(allowance),有时又称生计扣除,即纳税人为了维持本人及其赡养对象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这部分维持生计的收入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当被课税,需要从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中剔除。二是费用扣除(deductions),即纳税人用于弥补与工作相关的各种开销(如住房抵押贷款利息、人寿保险费、医疗费等)而需要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是纳税人用于弥补工作成本的,所以不应当被课税。对于费用扣除,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规定纳税人要按费用类别据实扣除(各项费用通常规定有扣除上限);有的国家则规定有标准扣除额,纳税人的费用扣除不需要实报实销,统一按该标准进行扣除;还有的国家允许纳税人在上述两种办法之间自由选择。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免征额,实际上是把国外的个人豁免和费用扣除合二为一。

二、个人所得税法工薪所得免征额规定的理论依据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薪所得免征额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个人收入的部分所得进行事先扣除,从而免除维持纳税人最低生活水准所需要的那部分所得的税收,以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减少他们的纳税义务,照顾纳税人的最低生活和费用开支需要。那么规定免征额的理论依据究竟为何?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1、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价值理论”

个人所得税法中“免征额”的规定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作为买卖对象的劳动力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而劳动力是以劳动者的存在而存在,它的价值同样以劳动者的生存为前提,劳动者要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自身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不仅能促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对个人所得税计征时,必须确定合理的免征额,给劳动者保留一定的生活资料,确保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

2、宪法关于“公民生存权保障”基本规定

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的目的和归宿。近代人权的确立,以纳税人争取民主征税的权利为突破口,而现代纳税人权利的发展转而以人权在税收领域的延伸保护为契机。当前,我国已经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并在2004年3月修宪中正式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载入宪法,这为我国纳税人基本人权的保护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人权之下构建纳税人权利,就是要将普遍性的人权适用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由于我国人权的宪法保护尚属一个原则性的宣示,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虽然与人权有重合之处,但毕竟有所区别。普遍性的人权应是纳税人权利最低限度保护标准的来源。

《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条件,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地改进生活条件。”第2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确认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国际公认的生存权在税法中的意义就在于确保纳税人在履行税收债务的同时免受基本生活维持的困扰和威胁。根据生存权保障,纳税人应该享有最低生活费免于课税的权利、基本生活必需品免于征收和强制的权利。

目前各国(地区)在税法中主要通过所得税的基础扣除、满足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包括基本住宅免于课税来实现。对于生活困难的纳税人给予税收减免,或者分期付税的优惠对待。我国台湾地区“宪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宪法”保障之私有财产有所收益时,在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所必要者外仍有剩余,始为公共利益之必要课征所课税,亦即满足生活所必需及被抚养者必需者外,始有纳税义务。换言之,所得税不得侵犯纳税义务人及其家庭之生存权。《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文化生活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努力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事业。”所谓健康的、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就是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此种人性尊严为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是属于宪法基本价值决定的基本人权。而税法整体秩序所表彰的价值体系与宪法的价值体系必须相一致。税收的课征要与国民能够过着健康的、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状况相适应。因此,在个人所得税中关于免征额的规定必须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这是个人所得税规定免征额的立法准则。课税之基本原则为量能课税之伦理要求,即个人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支付能力来衡量,而定其适当的纳税义务。根据量能原则,个人所得部分只有超出其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所需费用始有负担能力,故所得必须减除保障生存之必须费用及意外负担,始得为课税之起征点,此亦为宪法上保障生存权之意旨。就现实而言,若对无负担能力者课税,将导致抗税,并扰乱纳税秩序,增加稽征成本执行费用,自非良策。此谓之“主观生存保障净所得原则”。

3、税法中关于“最低生活费不课税”的原则

最低生活费的法律含义是指相当于各国家中的健康和文化的平均水平,除实际上的文化生活费之外,还应考虑纳税人本人以及其扶养的家属为将来的生活保障所支出的储蓄部分的费用。基础扣除额等的课税最低限度额具有这样一种意思,即禀承宪法的宗旨,将健康且负有文化性的最低生活费排除在课税对象之外。在个人所得税法中,贯彻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是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保障。强调生存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尊严。其主要是保护、帮助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经济上的弱者。如果国家一方面从最低生活费用中获取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支出保证公民的最低生活待遇。这种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征税方式是不可取的,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因为税的征收和财政支出需要耗费国家财力并且需要履行繁杂的手续。与公民保留最低生活费用相比,是对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也是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一种危害。因此,在个人所得税法中,确定最低生活费和基本原则至关重要。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不一致的。国家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综合考虑纳税人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需要,通过具体的计量,得出最低生活费标准,以此构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因素适时调整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

三、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劳动力价值理论、宪法关于“公民生存权保障”基本规定、税法中关于“最低生活费不课税”的原则,是个人所得税法对于工资薪金所规定免征额的理论依据,正因为免征额关乎人的基本生存权,所以对于免征额具体数额的确定一直是政府和百姓十分关心和敏感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丁一: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最低法律标准――一种人权的视角[A].财税法论丛第2卷[C].法律出版社,2003.

[2] 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8）

国有财产取得制度表明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取得手段来取得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权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作为一种人权来看待的。因而，对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取得，可能会出现侵犯人之基本权利的现象。但在现代社会中，保障人权已成为各个法律的指导原则和内在价值之所在，也是衡量一个法律的品格（良法/恶法之分）的重要标准。作为国有财产法之组成部分的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也应贯彻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

一、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涉及的人权类型

在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中，涉及的人权类型主要有两种：生存权和财产权。生存权是指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一般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要求的权利，这种由个人按照生存标准提出而靠国家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的权利就是生存权。

生存权在人权发展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存权的自然权形式；第二阶段是生存权的社会权形式。按照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观点：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我保存转向自我表现进而到个人自我发展的各种形式。”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权利实践已经产生出普遍影响的其实惟有权利的第一阶段，即“自我保存”的权利。其实也就是洛克当年所提出的三大自然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罗尔斯将其视为人权的规范内容：生命权（维持生存与安全的手段）；自由权；财产权（个人的财产）；平等权（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权利）。这种自我保存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的自然权形式阶段，这是早期的人权法规范的内容。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早期的人权规范都把生命作为生存的基本形式，在处理生命权与其他人权关系的时候，总是把其他权利作为个人实现生命权的手段，而其中主要的手段是财产权，财产权这时被赋予了绝对不受限制的神圣性。民法中“所有权神圣”观念始于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财产自由如果受到限制，个人的生命将失去物质基础，因而为保障生存权，财产自由必须受到人权规范的鼓励与支持。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的理念，反映了财产权作为早期的生存权保障的手段的思想。

生存权的第二阶段是社会权在人权法上的诞生。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失业劳动者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他们作为人权的特殊主体，有从社会获得救助的权利，这种权利因以社会救济机构为相对义务主体，因而称之为社会权。社会权是发展了自然权的一种新权利，其意义在于维持一部分不具有生存权利的人的生存。社会权形式是生存权的现展，其具体内容为：①生命仍是生命权的自然形式，但与早期人权规范中作为自然权的生命权不同的是，现代作为生存权的生命权，已增加了尊重权的内容。生命与尊严的结合，可以理解为人的“体面的生存的权利”。②财产是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与近代人权规范不同的是，为求生存而获得财产不以生存者履行义务为前提，反以财产所有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国家具有接受生存请求的责任。国家为履行这种责任，必须通过向财产所有人征税（如社会保障税）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救济和援助那些不能维持生存的群体。可见，在生存权的社会权的形式阶段，个人的财产权仍是其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和对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富人占有的财产远远超过其生存权保障需要，因此，我们对私人财产按照是否属于保障生存权需要的标准进行分类，可以把私人财产分为两类：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的人权属性应予否定，对其理应加以一般性的限制，如对其征收只应给予合理补偿；而属于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如农业用地、住宅及宅基地等），是人民生存不可缺少的一定财产，则必须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障，如征收这种性质的财产则必须给予完全补偿。在国有财产取得制度中，特别是公法上的取得方法如税收取得方式，使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取得私有财产，由于财产是实现生存保障的基本物质手段，因而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然而，国家取得私有财产形成国有财产的目的又是为了维护社会民众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的安全，因此，为了避免国有财产取得制度的手段和目的相背离，现代各国关于税收取得制度的立法和实践都体现了人权保障原则，贯彻尊重生存权与财产权的立法理念。如德国联邦的判决的立场，就由“财产权保障不及于税课”转变为“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即在在租税中也要遵循财产权保障的要求，以防过度课税。

生存权和财产权保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所决定，是宪法及各个部门法的基本任务。民法上对财产权的保护，都是对人民生存的依赖基础的保护，其中就隐含了对生存权优先保护的考虑。法律上所保障的生存权，是事涉人性尊严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不仅指公民的物质生活，也包括其文化精神生活；不仅指个人之生存，同时也包括家庭之生存。这种权利是属于宪法上基本价值体现，在制定及适用法律法规时，悉应加以遵守。税法整体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体系，须与宪法的价值体系相一致。因此，在税法上也不可以有侵犯人性尊严、危害纳税人生存权的情形。课税不能危害纳税人的生存权是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这个宪法精神在税法上的贯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税收法定主义与人权保障

税收法定主义对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税收立法时的要求是，在立法过程中禁止出现不合理内容的税法规范，在税法的立、改、废过程中，应尊重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存权之保障，不能通过立法对人民财产进行不正当的征收。这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对立法机关提出的要求。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一般由以下四项具体原则组成：

（1）税收要素法定主义。税收要素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纳税义务方告成立。

（2）税收要素明确主义。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征税程序等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给权力的恣意滥用留下空间。

（3）征税合法性原则。在税收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涉及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由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这就是征税合法性原则。

（4）程序法定原则。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

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有的法定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税收法定主义本身是作为一个宪法性规范出现的，因而它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当我们把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整个税收活动的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起指导作用。当我们把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于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把税收法定主义理解为税的征收本身必须以法律形式加以明文规定，这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还可理解为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及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因此，对立法而言，税收法定主义是确定税收立法的指导思想，也是确定对人民的哪些财产进行征税哪些财产不能征税的最高依据，从而限定了国家对私有财产权进行征收的范围；并且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的全部立法形式起着指导作用，它体现了税法基本原则与立法基本原则的完美结合，不仅从形式上对税法而言为“法定”，对立法而言为“定税收要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税收法定主义从本质上体现了上述要求，从而得以成为税法和税收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

可见，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依法行使权力，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税收法定主义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国宪法一般对其都加以规定，并且都是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权利义务这两方面予以规范，尤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规定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

“有税必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经典表达，也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贯彻。现代税收法定主义不是传统的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理论，而是包含了贯穿立法、行政、裁判三个过程的，包含实体与程序法相统一，这些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理论，一方面它要求在立法过程中，能禁止出现不合理的内容而危害人民生存权保障的法律规范的立、改、废要求，具有积极地维护人民的人权，即保障积极性权利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另一方面，税收法定主义能以控制税收行政过程、裁判过程中滥用权力的形式维护人民的人权，即具有保障自由权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可见，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在立法中不能出现危及保障生存权的法律规定，这样，生存权就为国家的立法活动划定了范围和行为界线，这是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对国家立法权限的限制，也是生存权对国家具有强制力的表现，不是根据法律在判断生存权，而是根据生存权去判断法律。同时，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效控制税收行政和裁判过程，防止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来侵害人民的人权，从而保障人民的私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不当干涉。我国2001年4月28日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此作出了回应：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范围之内；第40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第42条也重申了这个原则。这是生存权保障效力在行政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贯彻。

三、税收取得制度中的课税原则与人权保障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税法对不同的税种规定了不同的征税原则：所得税征收方面是“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财产税征收方面是“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流转税征收方面是“分类有选择的征税原则”。

人权保障的理念，在所得税征收上的体现为“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要求个人的税收负担，应根据纳税义务人可以给付税收的能力加以衡量，量能课税原则主要适用于所得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客观纳税能力与主观纳税能力的区分。所谓客观纳税能力，是仅从纳税人的经济所得数额而言，并不考虑纳税人的自然状况，而主观纳税能力，则考虑纳税人婚否、扶养亲属等具体情况。量能课税原则，多采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即在应税所得计算上，除准许获得所得所必要的经费扣除（客观的纳税能力）之外，还应考虑纳税义务人的个人主观情况，反映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及对扶养亲属等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必需部分，即个人所得部分只有超出某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水准部分始有负担能力，所得必须减除保障生存之必要费用及意外负担，此谓之“主观之生存保障净所得原则。”由此原则可知，凡所得用于纳税义务人或其扶养亲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费用者，应为国家课税权的“”，这就是由量能课税原则引申出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反映了税收对生存权保障的尊重，倘若国家课税侵害了纳税人最低的生活要求，破坏了纳税义务人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准，则势必危及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国家在征收税收时应遵循保障公民生存权原则，有在公民最低生存线以下不得课税的消极不作为义务。在税法上，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是通过核定课税最低限额来实现的，然而最低生活水平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调整的，因此，对课税最低限额的确定是个立法难题。孟德斯鸠也曾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在理论上对最低生活费用的计算，通过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考虑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要素，其标准最大数可以确定的。根据所得税法规定，体现生存权保障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主要通过“人的扣除”（personalexemption）制度来实现的，在日本税法上，“人的扣除”包括基本生活费扣除、配偶扣除和抚养扣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是以每月扣除800元或者4000元作为生计费用或个人宽免额，而对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等家庭情况则一概忽略不计。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人课税限额的核定采取纯粹的客观纳税能力标准，对纳税人主观状况则完全弃而不顾。换言之，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仅考虑纳税人本人的生存权，却未顾及其家庭的生存权。此种立法，虽大大简化了课税操作，却显然违背了量能课税原则及课税平等原则，且与我国《劳动法》第48条、第49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照顾和扶养家属的规定相左，没有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这种方法“必然使个人所得税制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毕竟，符合人性尊严之生存基础，今日仍与往昔同样仰赖家庭。税收立法不应以谋取操作简便而以牺牲税收正义为代价。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体现为“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财产按其功能可以分为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属于生存权性质的财产（投资性或投机性财产），对于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应作为人权加以确保，按照保障生存权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那些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应不课税或轻课税。此即“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并应将这一原则与作为课税对象为所得时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相对应。就固定资产部分来说，对生存权性质财产不课税，即使是轻课税也不以买卖时的价格，而是以可供生存的利用价格来课税，税率也应采取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所有的住宅用地等，其利用价格是以归属所得（应支付的租借费等）为基础，并按一定的资本率还原后的价格计算，而对投机性财产按照超过公开标明的价格以上的实际价格课税，并可实行超标准的高税率。对投资性财产则是按企业连续经营过程的中间价值进行课税。德国法上的“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也有类似要求,“在财产税方面，得以课税者限于财产具有收益能力，否则即对私有财产本体有扼杀作用。财产税以“应有收益税”方式存在，对财产权存续保障并无侵犯。并且，对财产课征财产税，虽得以“应有收益税”正当化其课征，但财产之“实有收益”(如土地、房屋租金)仍应课征收益税(如所得税)，故对财产整体之租税负担，联邦提出“半数原则”：财产税加上收益税，其租税总体负担，应就收入减除成本、费用余额为之，依类型观察法，其归于私有与因课税而公有部分应接近半数。此种半数原则乃由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2项所导出，盖财产权之利用，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祉。因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负担租税为附带之社会义务，不能反客为主，超过应有及实有收益之半数。”我国税法也遵循了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同法第4条规定，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后，税率为1.2%。条例对自用住宅采用免税或采取优惠税率，从轻课税，也是保障生存权财产的体现。对供继承人为了生存继续使用的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不课征继承税，若课税也不以时价为前提，根据继续使用时的利用价格进行课税，税率就为低税率。因为现行统一的以买卖的时价为前提的评价制度统一提高了课税最低限度额，所以它是不合理的举措。由于现行的统一性评价制度是对一定生存权性质的财产的不公平税制，所以要从根本上加以改正。可见，在征收财产税方面，如果不考虑课税物品的实际税负能力，则作为保障生存权的量能课税原则就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体现在流转税征收方面，是通过“分类有选择的征税原则”来体现的。在我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只选择化妆品、小汽车等11类财货作为课税对象，而对生存所必须的重要财货，则不予课征消费税，以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按期纳税的营业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50元，且起征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这一规定除考虑征管简便及经济效率原则以外，也蕴含了保障生存权的成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2条也规定，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个人，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元至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元至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销售额50元至80元。按次纳税同样在考虑征管便利基础上，蕴含了保障生存权的成分。《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对自用住宅免税或采取优惠税率，从轻课税，也是保障生存权的财产的表现。:

四、税收征管与人权保障

税收征管过程中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税收征管过程始终都应贯彻课税不能危害纳税人的生存权与财产权的宪法精神之要求。具体而言，当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即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或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扣押、查封、拍卖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应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之规定，毫无疑问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或生活必须品。这些规定是税务机关征税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因为它们是人权保障理念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贯彻和体现。德国法上的“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也有相应要求,在课税过程中，对个人及家庭所需用之财产，须予以特别保护。德国《基本法》第14条亦发展出生存权保障功能。此外，对纳税人及其家庭应确保其自我负责、形成个人生活领域之自由空间。因此，就常规或一般水准之家用财产，应予保障。2001年我国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已反映了这种要求，在修订中有多个条文作了补充以贯彻人权保障理念：（1）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护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2）第40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前文所述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和“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从税收立法理念到课税原则的确立、再到征收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贯彻了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我国税收立法虽在个别方面还存在值得改进的问题，但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贯彻人权保障理念的税法体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单个税种的立法都考虑了生存权与财产权保障问题，但由于国家可能对某一公民的某些收入，基于不同原因会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形，这种重复征税，对于纳税人来说便构成了一种累积性的税收负担，在个别税种考虑了生存权与财产权保障的情况下，但诸税种累积征收的结果又可能产生对纳税人人权保障的不利影响，因此税收累积负担对人权保障要求的侵害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徐显明.生存权论.法理学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英]洛克.政府论[M].张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3]王启富,刘金国.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陈刚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杨小强.税法总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8]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M].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9）

国有财产取得制度表明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取得手段来取得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权在 历史 上从来都是作为一种人权来看待的。因而，对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取得，可能会出现侵犯人之基本权利的现象。但在 现代 社会 中，保障人权已成为各个 法律 的指导原则和内在价值之所在，也是衡量一个法律的品格（良法/恶法之分）的重要标准。作为国有财产法之组成部分的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也应贯彻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

一、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涉及的人权类型

在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中，涉及的人权类型主要有两种：生存权和财产权。生存权是指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一般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要求的权利，这种由个人按照生存标准提出而靠国家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的权利就是生存权。[1]

生存权在人权 发展 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存权的 自然 权形式；第二阶段是生存权的社会权形式。按照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观点：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我保存转向自我表现进而到个人自我发展的各种形式。”到 目前 为止，人类的权利实践已经产生出普遍 影响 的其实惟有权利的第一阶段，即“自我保存”的权利。其实也就是洛克当年所提出的三大自然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罗尔斯将其视为人权的规范内容：生命权（维持生存与安全的手段）；自由权；财产权（个人的财产）；平等权（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权利）。[2]这种自我保存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的自然权形式阶段，这是早期的人权法规范的内容。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早期的人权规范都把生命作为生存的基本形式，在处理生命权与其他人权关系的时候，总是把其他权利作为个人实现生命权的手段，而其中主要的手段是财产权，财产权这时被赋予了绝对不受限制的神圣性。民法中“所有权神圣”观念始于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财产自由如果受到限制，个人的生命将失去物质基础，因而为保障生存权，财产自由必须受到人权规范的鼓励与支持。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的理念，反映了财产权作为早期的生存权保障的手段的思想。

生存权的第二阶段是社会权在人权法上的诞生。由于 工业 社会的发展，失业劳动者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他们作为人权的特殊主体，有从社会获得救助的权利，这种权利因以社会救济机构为相对义务主体，因而称之为社会权。社会权是发展了自然权的一种新权利，其意义在于维持一部分不具有生存权利的人的生存。社会权形式是生存权的现展，其具体内容为：①生命仍是生命权的自然形式，但与早期人权规范中作为自然权的生命权不同的是，现代作为生存权的生命权，已增加了尊重权的内容。生命与尊严的结合，可以理解为人的“体面的生存的权利”。②财产是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与近代人权规范不同的是，为求生存而获得财产不以生存者履行义务为前提，反以财产所有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国家具有接受生存请求的责任。国家为履行这种责任，必须通过向财产所有人征税（如社会保障税）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救济和援助那些不能维持生存的群体。[3]可见，在生存权的社会权的形式阶段，个人的财产权仍是其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和对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富人占有的财产远远超过其生存权保障需要，因此，我们对私人财产按照是否属于保障生存权需要的标准进行分类，可以把私人财产分为两类：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的人权属性应予否定，对其理应加以一般性的限制，如对其征收只应给予合理补偿；而属于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如农业用地、住宅及宅基地等），是人民生存不可缺少的一定财产，则必须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障，如征收这种性质的财产则必须给予完全补偿。[4]在国有财产取得制度中，特别是公法上的取得 方法 如税收取得方式，使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取得私有财产，由于财产是实现生存保障的基本物质手段，因而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然而，国家取得私有财产形成国有财产的目的又是为了维护社会民众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的安全，因此，为了避免国有财产取得制度的手段和目的相背离，现代各国关于税收取得制度的立法和实践都体现了人权保障原则，贯彻尊重生存权与财产权的立法理念。如德国联邦的判决的立场，就由“财产权保障不及于税课”转变为“最适财产权税课 理论 ”，即在在租税中也要遵循财产权保障的要求，以防过度课税。[5]

生存权和财产权保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所决定，是宪法及各个部门法的基本任务。民法上对财产权的保护，都是对人民生存的依赖基础的保护，其中就隐含了对生存权优先保护的考虑。法律上所保障的生存权，是事涉人性尊严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不仅指公民的物质生活，也包括其文化精神生活；不仅指个人之生存，同时也包括家庭之生存。这种权利是属于宪法上基本价值体现，在制定及适用法律法规时，悉应加以遵守。税法整体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体系，须与宪法的价值体系相一致。因此，在税法上也不可以有侵犯人性尊严、危害纳税人生存权的情形。课税不能危害纳税人的生存权是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这个宪法精神在税法上的贯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税收法定主义与人权保障

税收法定主义对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税收立法时的要求是，在立法过程中禁止出现不合理内容的税法规范，在税法的立、改、废过程中，应尊重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存权之保障，不能通过立法对人民财产进行不正当的征收。这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对立法机关提出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一般由以下四项具体原则组成：（1）税收要素法定主义。税收要素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纳税义务方告成立。（2）税收要素明确主义。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征税程序等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给权力的恣意滥用留下空间。（3）征税合法性原则。在税收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涉及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由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这就是征税合法性原则。（4）程序法定原则。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有的法定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税收法定主义本身是作为一个宪法性规范出现的，因而它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当我们把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整个税收活动的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起指导作用。当我们把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于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把税收法定主义理解为税的征收本身必须以法律形式加以明文规定，这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还可理解为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及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6]因此，对立法而言，税收法定主义是确定税收立法的指导思想，也是确定对人民的哪些财产进行征税哪些财产不能征税的最高依据，从而限定了国家对私有财产权进行征收的范围；并且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的全部立法形式起着指导作用，它体现了税法基本原则与立法基本原则的完美结合，不仅从形式上对税法而言为“法定”，对立法而言为“定税收要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税收法定主义从本质上体现了上述要求，从而得以成为税法和税收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

可见，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依法行使权力，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税收法定主义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国宪法一般对其都加以规定，并且都是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权利义务这两方面予以规范，尤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规定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7]

“有税必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经典表达，也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贯彻。现代税收法定主义不是传统的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理论，而是包含了贯穿立法、行政、裁判三个过程的，包含实体与程序法相统一，这些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理论，一方面它要求在立法过程中，能禁止出现不合理的内容而危害人民生存权保障的法律规范的立、改、废要求，具有积极地维护人民的人权，即保障积极性权利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另一方面，税收法定主义能以控制税收行政过程、裁判过程中滥用权力的形式维护人民的人权，即具有保障自由权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可见，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在立法中不能出现危及保障生存权的法律规定，这样，生存权就为国家的立法活动划定了范围和行为界线，这是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对国家立法权限的限制，也是生存权对国家具有强制力的表现，不是根据法律在判断生存权，而是根据生存权去判断法律。同时，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效控制税收行政和裁判过程，防止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来侵害人民的人权，从而保障人民的私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不当干涉。我国2001年4月28日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此作出了回应：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范围之内；第40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第42条也重申了这个原则。这是生存权保障效力在行政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贯彻。

三、税收取得制度中的课税原则与人权保障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税法对不同的税种规定了不同的征税原则：所得税征收方面是“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财产税征收方面是“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流转税征收方面是“分类有选择的征税原则”。

人权保障的理念，在所得税征收上的体现为“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要求个人的税收负担，应根据纳税义务人可以给付税收的能力加以衡量，量能课税原则主要适用于所得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客观纳税能力与主观纳税能力的区分。所谓客观纳税能力，是仅从纳税人的 经济 所得数额而言，并不考虑纳税人的 自然 状况，而主观纳税能力，则考虑纳税人婚否、扶养亲属等具体情况。量能课税原则，多采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即在应税所得 计算 上，除准许获得所得所必要的经费扣除（客观的纳税能力）之外，还应考虑纳税义务人的个人主观情况，反映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及对扶养亲属等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必需部分，即个人所得部分只有超出某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水准部分始有负担能力，所得必须减除保障生存之必要费用及意外负担，此谓之“主观之生存保障净所得原则。”[8]由此原则可知，凡所得用于纳税义务人或其扶养亲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费用者，应为国家课税权的“”，这就是由量能课税原则引申出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反映了税收对生存权保障的尊重，倘若国家课税侵害了纳税人最低的生活要求，破坏了纳税义务人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准，则势必危及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 影响 社会 安定。因此，国家在征收税收时应遵循保障公民生存权原则，有在公民最低生存线以下不得课税的消极不作为义务。在税法上，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是通过核定课税最低限额来实现的，然而最低生活水平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是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 而调整的，因此，对课税最低限额的确定是个立法难题。孟德斯鸠也曾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在 理论 上对最低生活费用的计算，通过结合 现代 社会的发展状况，考虑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要素，其标准最大数可以确定的。根据所得税法规定，体现生存权保障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主要通过“人的扣除”（personalexemption）制度来实现的，在日本税法上，“人的扣除”包括基本生活费扣除、配偶扣除和抚养扣除。[9]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是以每月扣除800元或者4000元作为生计费用或个人宽免额，而对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等家庭情况则一概忽略不计。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人课税限额的核定采取纯粹的客观纳税能力标准，对纳税人主观状况则完全弃而不顾。换言之，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仅考虑纳税人本人的生存权，却未顾及其家庭的生存权。此种立法，虽大大简化了课税操作，却显然违背了量能课税原则及课税平等原则，且与我国《劳动法》第48条、第49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照顾和扶养家属的规定相左，没有维护 法律 体系的统一性。这种 方法 “必然使个人所得税制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毕竟，符合人性尊严之生存基础，今日仍与往昔同样仰赖家庭。税收立法不应以谋取操作简便而以牺牲税收正义为代价。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体现为“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财产按其功能可以分为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属于生存权性质的财产（投资性或投机性财产），对于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应作为人权加以确保，按照保障生存权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那些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应不课税或轻课税。此即“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并应将这一原则与作为课税对象为所得时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相对应。就固定资产部分来说，对生存权性质财产不课税，即使是轻课税也不以买卖时的价格，而是以可供生存的利用价格来课税，税率也应采取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所有的住宅用地等，其利用价格是以归属所得（应支付的租借费等）为基础，并按一定的资本率还原后的价格计算，而对投机性财产按照超过公开标明的价格以上的实际价格课税，并可实行超标准的高税率。对投资性财产则是按 企业 连续经营过程的中间价值进行课税。德国法上的“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也有类似要求,“在财产税方面，得以课税者限于财产具有收益能力，否则即对私有财产本体有扼杀作用。财产税以“应有收益税”方式存在，对财产权存续保障并无侵犯。并且，对财产课征财产税，虽得以“应有收益税”正当化其课征，但财产之“实有收益”(如土地、房屋租金)仍应课征收益税(如所得税)，故对财产整体之租税负担，联邦提出“半数原则”：财产税加上收益税，其租税总体负担，应就收入减除成本、费用余额为之，依类型观察法，其归于私有与因课税而公有部分应接近半数。此种半数原则乃由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2项所导出，盖财产权之利用，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祉。因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负担租税为附带之社会义务，不能反客为主，超过应有及实有收益之半数。”[10]我国税法也遵循了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同法第4条规定，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后，税率为1.2%。条例对自用住宅采用免税或采取优惠税率，从轻课税，也是保障生存权财产的体现。对供继承人为了生存继续使用的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不课征继承税，若课税也不以时价为前提，根据继续使用时的利用价格进行课税，税率就为低税率。因为现行统一的以买卖的时价为前提的评价制度统一提高了课税最低限度额，所以它是不合理的举措。由于现行的统一性评价制度是对一定生存权性质的财产的不公平税制，所以要从根本上加以改正。可见，在征收财产税方面，如果不考虑课税物品的实际税负能力，则作为保障生存权的量能课税原则就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体现在流转税征收方面，是通过“分类有选择的征税原则”来体现的。在我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只选择化妆品、小汽车等11类财货作为课税对象，而对生存所必须的重要财货，则不予课征消费税，以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按期纳税的营业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50元，且起征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这一规定除考虑征管简便及经济效率原则以外，也蕴含了保障生存权的成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2条也规定，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个人，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元至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元至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销售额50元至80元。按次纳税同样在考虑征管便利基础上，蕴含了保障生存权的成分。《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对自用住宅免税或采取优惠税率，从轻课税，也是保障生存权的财产的表现。

四、税收征管与人权保障

税收征管过程中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税收征管过程始终都应贯彻课税不能危害纳税人的生存权与财产权的宪法精神之要求。具体而言，当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即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 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或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扣押、查封、拍卖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应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之规定，毫无疑问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或生活必须品。这些规定是税务机关征税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因为它们是人权保障理念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贯彻和体现。德国法上的“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也有相应要求,在课税过程中，对个人及家庭所需用之财产，须予以特别保护。德国《基本法》第14条亦发展出生存权保障功能。此外，对纳税人及其家庭应确保其自我负责、形成个人生活领域之自由空间。因此，就常规或一般水准之家用财产，应予保障。[11]2001年我国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已反映了这种要求，在修订中有多个条文作了补充以贯彻人权保障理念：（1）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护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2）第40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前文所述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和“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从税收立法理念到课税原则的确立、再到征收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贯彻了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我国税收立法虽在个别方面还存在值得改进的 问题 ，但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贯彻人权保障理念的税法体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单个税种的立法都考虑了生存权与财产权保障问题，但由于国家可能对某一公民的某些收入，基于不同原因会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形，这种重复征税，对于纳税人来说便构成了一种累积性的税收负担，在个别税种考虑了生存权与财产权保障的情况下，但诸税种累积征收的结果又可能产生对纳税人人权保障的不利影响，因此税收累积负担对人权保障要求的侵害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注释与 参考 文献

[1]徐显明.生存权论.法 理学 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英]洛克.政府论[m].张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3]王启富,刘金国.人权问题的法理学 研究 [m].北京： 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陈刚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杨小强.税法总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8]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m].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

税法在生活中的应用篇（10）

税务寻租的含义

在西方寻租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并存着两大学派，一个是公共选择学派，一个是国际贸易学派。前者认为，租金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其研究的重点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竞相通过政府来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力图改变法定的权利（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后者用“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的概念把寻租活动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甚至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贺卫，1999）。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不仅包括寻租收益，还包括将资源用于鼓励创造额外收益的政策干预（如通过游说、疏通活动要求实行或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制度或对进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和为赚钱而逃避政策限制的活动（如利用合法进口和非法进口的差额取得特殊收入的走私、放私等逃税活动）（bhagwati，1982）。因此寻租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范围内的合法寻租，一类是违反制度的非法寻租。

因为存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我国的税法和税制尚不完善，税务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完善税制和政治制度则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总有一部分税权处于“公共领域”。在税收管理活动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税权，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就是税务寻租(郭永利，2006)。税务寻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征税者通过手中的权力寻租，纳税人一方面通过贿赂征税者进行寻租，另一方面利用制度的缺陷进行寻租活动。目前我国关于税务寻租的研究主要是对于税务人员权力寻租问题的探讨。

基于增值税法的寻租行为

我国从1994年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后， 增值税一直稳居榜首。2007年， 增值税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 达21593亿元(其中海关进口货物增值税5983亿元) (盖地，2008)。本文从税法的制度缺陷出发，以增值税为例，分析纳税人在税法执行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基于增值税法的寻租行为是指纳税主体利用增值税法的制度缺陷进行的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目前基于增值税法的寻租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利用增值税计缴方式寻租

1.少计销项税额。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按照销售额或应税劳务收入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税额。利用少计销项税额进行的寻租行为主要有：

实行账外经营、销售产品不入账或者虽设账但隐瞒销售收入，减少销项税金。特别是以现金方式取得的销售收入；收取的包装费、运杂费和其他营业外收入不入账。如：收取各种价外费用和其他营业外收入不入账；产品销售直接冲减产成品、材料费用；当销售对象不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时，便不计销售收入，但这批货物售出以后库存减少，企业便通过报损的方式来处理这部分已经售出的商品。还有的商业企业特别是零售企业采用设“两套账”手段隐瞒收入，只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记入“公开账”，开具普通发票和直接收取现金部分则记入“隐瞒账”，真账隐瞒，假账公开。

按税法规定应视作销售的行为发生时，不计收入、不计销项税。如销售自用品、原材料、半成品、残次品、削价品不作销售收入入账；对外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无偿赠送他人不计收入；销售给本单位职工的商品不计收入；作为福利发给本单位职工的商品不计销售；以物易物、以货抵债不计销售等等。

故意延迟、后移销售收入。例如对已销售商品不按实现销售收入时间结转销售入账，而是作为“发出商品”人为后移，甚至长期挂账不申报纳税。

不按税法的规定提取税金。例如商品销售入账后未提足税金或未提税金；以内部调拨形式发生的销售不提税金等。

混淆不同税率，将高税率的商品销售列入低税率的商品销售，或作免税商品销售，以少计销项税额。

2.多计进项税额。进项税额是纳税人当期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向销售方支付的增值税额，纳税人利用进项税额进行的寻租方式主要是擅自扩大进项税范围、随意抵扣进项税金等。

减免税商品与应税商品进项税划分不清，擅自扩大和提高应税商品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兼营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的纳税人，减免税商品与应税商品进项税划分不清，将不应抵扣的进项税额申报抵扣，对不能直接划分的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不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或少转出，擅自扩大和提高应税商品进项税额抵扣比例。

将税法不允许抵扣的购进物品，如购进固定资产、购进基建用材料、购进福利费中开支的生活物品等也通过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进行抵扣，最为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化整为零，变相抵扣不应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如将固定资产拆整为零，以备品备件形式取得发票，从而将不合法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变成了合法的修理备件进项税抵扣，以达到少缴增值税的目的。

使用不合法、不规范的凭证进行抵扣。如用单位名称不同、税务证号不符、货款和税款金额不符的不规范专用发票、自制凭证、复印票据，甚至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进行抵扣。

（二）利用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寻租

人们通常认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两种纳税人各有利弊：从进项税额看，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其进项税额只能进成本，这是一般纳税人的优势；从销售看，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卖方在销售时除了向买方收取价款外，还要收取一笔增值税款，其税额要高于向小规模纳税人收取的税款。虽然收取的销项税额可以开出专用发票供购货方抵扣，但对一些不需要专用发票或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的买方来说，就宁愿从小规模纳税人进货，在商品零售环节尤其如此。所以，有些时候小规模纳税人比一般纳税人的销售情况会好些；从税负上看，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也并不总是高于一般纳税人，如果企业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小，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会低于一般纳税人。所以企业可以利用纳税人的身份认定进行寻租。例如增值税纳税人可以根据对自己有利的增值税率来选择对己有利的身份；大企业为了少缴销项增值税可以分立为几个小公司。

（三）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四小票”寻租

我国目前的增值税实行凭国家印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款进行抵扣制度，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是纳税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商业凭证，而且是兼记销货方销项税额和购货方进项税额进行税款抵扣的凭证，另外“四小票”（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废旧物资收购发票、货物运输发票、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也是增值税扣税凭证，对增值税的计算和管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增值税发票和“四小票”的重要作用，纳税人利用虚开、伪造增值税发票和“四小票”进行寻租。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电子商务获得迅猛发展，企业之间的并购现象层出不穷等等，因此，利用电子商务、企业破产、兼并、重组或改制中的增值税寻租行为也不容忽视。

基于增值税法进行寻租的原因分析

（一） 主观原因

任何寻租行为的主观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利益驱动。据美国联邦收入调查局1983年对1034个企业到税收优惠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愿望所做的调查显示，有934个企业表示愿意到税收优惠地区去处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且原因只要是税负轻，纳税额少（雷建，2006）。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有了寻租的主观意图，要取得寻租成功，纳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纳税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收入规模，值得为有效寻租花费代价，在很大程度上，寻租需要有专门人员的帮助和必要的费用开支，如果已有的经营规模和收入规模产生的的经济效益仅够支付有关寻租方面的开支，产生的寻租效益不足以使纳税人满意，这种寻租努力就应该放弃；二是纳税人应对政府征收税款的具体方法有很深的了解，知晓税收管理中固有缺陷和漏洞。总之，主观的寻租愿望必须通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变为现实的寻租行为。

（二） 客观原因

1.税收法律本身的漏洞。税法上的缺陷和漏洞使纳税人的的主观寻租愿望有可能通过对税法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就我国发生寻租行为而言，税收法律因素有：

税率档次过多。过多的税率档次增加了增值税制的复杂性，纳税人适应复杂的税制要花费较多的精力，支付更高的税务和咨询费用，增加税制遵从成本，税制的复杂化增加了税收管理成本，还会降低纳税遵从程度。

税收优惠。我国增值税采用发票扣税法，各环节之间环环相扣，但是在对某一中间环节给予减免税优惠之后，由于其在本环节应缴纳的税款可以享受减免，所以在本环节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销售额对其就失去了约束作用，因为其开具金额无论大小都不会对其应缴的增值税产生多大影响，因此使得增值税链条断裂，产生税收漏洞。我国增值税制中有许多减免税，例如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福利企业税收优惠等等，都曾经形成了较大的税收漏洞。

2.我国采用的增值税类型不符合国际惯例。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它规定纳税人购入固定资产上所形成的进项税额一律记入有关资产的成本而不予抵扣。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即允许固定资产的购入税金全额抵扣。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从表面上看，可以起到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但是由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一方面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更新，阻碍了资本的投入，不利于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一方面可以解决对资本的重复征税问题，促进企业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有利于推进我国税制的国际化进程。因此，在世界各国多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我国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弊大于利且与国际惯例不符。

3.我国增值税的税基过窄。我国现行增值税对生产、流通和服务业中的一部分领域征税，但生产、流通中的土地、房屋、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和服务业中扣除加工、修理和修配业务外都不属于增值税的纳税范围。这就突出地反映了我国增值税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于购买和使用属于营业税纳税范围的服务项目，纳税人就不能获得增值专用发票，从而不能抵扣到这部分税金，因此，过窄的税基加重了一部分纳税人的负担。

4.我国增值税税率偏高。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增值税税率处于10%-20%之间，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税率是17%，如果按国外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进行转换，其基本税率已经达到了23%。高税率导致纳税人通过寻租的方式实现少缴税的目的。

减少税务寻租的对策探讨

（一）实行单一税率

实行单一税率可以减少纳税人的寻租行为。首先，单一税率保持了对各类生产经营行为和商品消费的中性作用，不引起纳税人因为税负不均而改变行为选择；其次，单一税率计征简明方便。多档税率使征纳双方的工作变得很复杂，给增值税的征管带来困难，增值税实行单一税率后，体现公平或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税收功能可以用消费税、所得税等其他税种或在产业链中某一环节适用先征后返还的增值税政策来实现。当然，对有立足长远且具普遍意义的行业或群体需要用税收手段激励的，也可以增加一档优惠税率。

（二） 完善小规模纳税人的确定标准和征收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规模标准的确定是个两难选择，我国增值税制因为出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特殊要求，确定的一般纳税人规模标准高又对小规模纳税人确定了高于一般纳税人税负的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靠隐瞒申报应税收入偷逃税款来巩固自己的利益(刘希静，2007)。因此，扩大征税范围应在弱化增值税发票作用后，降低一般纳税人规模标准，科学确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以保持其与同类一般纳税人税负的基本平衡，并给予规模标准上下区域的纳税人自由选择是否申请一般纳税人的权利。

（三）加快增值税的转型

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我国选用了国际上很少使用的生产型增值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维持了当时的税负稳定和控制投资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14年来，增值税呈现出极强的增收能力，在税率、征收范围未作调整，抵扣范围还有所扩大和提高的情况下，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但代价之一是体制上对资本品的重复征税，使纳税人税负上升，高税负促使纳税人通过寻租减少应纳税额，因此转型势在必行。我们应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的基础上，加大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的步伐，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转型。

（四）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

增值税的单一税率是和普遍征收共同作用的。只有在课税范围尽可能广、税率差别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税收超额负担也即经济效率损失才可能尽可能小。但是考虑到税收征管成本即管理效率的因素，普遍征收也只是尽力而为的事。税基宽，经济扭曲是小，但某些领域税收征管边际成本高，两者需要权衡。我国的增值税税基相对而言过于狭窄，不利于增值税效率作用的发挥。实际上，农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建筑安装等处于生产一交换一分配一消费链条端口或中端的行业已具备推行增值税的条件，对以面向生活消费为主的服务业，仍实行营业税也无损于增值税的效率，而对金融保险及技术服务业，由于行业本身隐蔽性和流动性大，增值计算的复杂性和操作上的困难，可以选择行业性免税，对金融保险服务免征增值税所引起的累退性可通过提高所得税税率的办法来调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