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发展史研讨篇（1）

本课题于2007年8月15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五所高校联合申报,西北师范大学主持申报。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于2007年10月26日批准立项,批准号:DCA070186。

课题2007年11月20日开题启动,到今天(2012年8月2日)结题,整个研究过程持续了五年。

2. 课题申报的原因

当年为什么要申报这个课题?主要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1)我们认为,任何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能没有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是一门学科建设的三大支柱。在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领域,学人对历史的研究关注是很不够的,基本情况是:应用研究较多,基础研究较少,历史研究极少。检索文献,专门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专著,可说是凤毛麟角;相反,我国学人研究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却有了一些文章和专著,如《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美国教育技术的理论及其演变》、《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等。人们对于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自己国家教育技术发展史的关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既要关注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的研究,更要关注中国教育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不研究自己国家的教育技术发展史,何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

(2)我国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专业建设正在走向成熟,已经建成具有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一个成熟的学科专业,它的课程体系中,不能没有发展史课程的设置,而开设“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课程需要有专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我国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人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做点研究工作,为开出这门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

(3)我国的第一本“科技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是由英国人李约瑟编写的。我国的第一本“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史”,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当代的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人应该肩负起这个使命,我们相信,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的。

本课题研究得到中央电化教育馆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20多所高等院校的支持,一大批业内精英参与了研究,真的“中国电教是一家”。

二、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

1.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以史为鉴,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道路,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2)为开设“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史”课程奠定基础。

2. 研究对象和范围

(1)对象:1915—2010年中国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教训。

(2)范围: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是“大电教,非小电教”,是“电教事业+ 电教学科+ 电教产业”,是“学校电教+社会电教”。

电教是个大系统,由五个子系统构成(普通学校、高等学校、成人教育、广播电视教育、计算机网络系统)。

3. 研究的框架

本课题的研究框架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四个范畴、十三个子课题”。

(1)三个阶段:中国早期的电化教育(1915—1949),新中国初期的电化教育(1949—1978),新中国电化教育重新起步全面发展阶段(1978—2010)。

(2)四个范畴:电教事业、电教学科、电教产业、电教学者。

(3)十三个子课题:①中国早期的电化教育研究;②新中国初期的电化教育研究;③电化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研究;④中国的学校电化教育研究;⑤中国的社会电化教育研究;⑥远程教育发展历程研究;⑦电化教育产业发展历程研究;⑧电化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研究;⑨电化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历程研究;⑩电化教育实验研究;{11}中国电化教育学术团体与学术活动研究;{12}电化教育学者与学术思想研究;{13}中国电化教育大事记要与文献选编。

4. 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取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

史论结合,有史实有史观,史为主论为辅,以史立论,论从史出。

5. 预期成果形式

本课题成果形式有研究报告、系列论文、一本教材、一套丛书。

6. 组织管理

本课题按照总课题组和一级子课题组两级进行管理。

三、研究过程

1. 六次研讨会

本课题五年研究期间曾举行六次研讨会。

(1)2007年11月20日,兰州,主题:开题启动;

(2)2008年4月10—11日,广州,主题:讨论研究对象、范围、框架;

(3)2010年1月5—7日,广州,主题:中期研讨;

(4)2010年8月2日,兰州,主题:阶段性成果交流;

(5)2011年12月2日,广州,主题:检查进度,部署结题;

(6)2012年8月2—3日,兰州,主题:结题。

2. 曾经有过的几个争议问题

(1)关于电化教育的诞生和历史阶段的划分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2）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3）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2-0035-04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来源于“传”字，一方面要穿越空间传播，另一方面要跨越时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跨越时空的传播，有赖于多种媒体的传播。实践证明，运用大众传媒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是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石家庄在运用多种媒体开展优秀历史文化教育普及活动中进行大胆创新与尝试，创造了不少先进经验，值得各地效仿。

一、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流程

由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中国视协纪录片委员会联合拍摄的10集电视纪录片《璀璨时空——石家庄历史文化影像志》，第一次用影像方式为一个城市编史修志，开创了我国城市历史文化影像志先河。该片于2010年国庆期间在石家庄电视台首播，引起了当地众多观众的广泛关注，2011年春节和国庆节期间，该片在石家庄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重播；同时该片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河北卫视等媒体播出，在全国受到广泛好评。2011年5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对《璀璨时空》进行了精心剪辑，更名为《滹沱沧桑》，共分7集，用中英文两个版本向国内外观众同时播出，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热议。自2011年2月石家庄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陆续推出《石话实说——石家庄历史文化百集系列讲座》，开创了用电视讲座形式书写城市电视通史的先河。在利用影像方式传播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同时，出版部门利用印刷方式更加全面系统地传播石家庄历史文化。自2007年至今一直在编撰《石家庄通史》古代卷、近现代卷、当代卷，2011年4月古代卷和近现代卷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2年1月《石话实说——石家庄的100个故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电子出版社结集出版同名图书和光盘。从全国来看，用影像方式为一个城市编史修志是一个创举，用印刷方式为一个城市编纂通史也极为罕见，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在全国具有创新和引导作用，因而探究其传播流程对全国其他各市传播历史文化具有借鉴价值。

在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策划者和传播者创新传播方式和流程，创建了一套“顶层策划系列展现延伸拓展”的多媒体传播流程（见图1）。

图1描述的石家庄历史文化多媒体传播流程可以作为其他城市传播当地历史文化的一个模板。城市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流程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顶层策划。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组织，组建一流的创作团队，明确传播的宗旨，指导各种媒体开展报道。第二步，系列展现。传播者依照传播宗旨开展多媒体系列展现，传播过程中注重受众激情体验。第三步，延伸拓展。城市历史文化通过媒体传播之后，传播者迅速组织社会各界开展阐释与研讨，并努力拓展历史文化的传播范围，推动当地历史文化走出去。

（一）顶层策划

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播工作应由宣传部门牵头组织业界和学界专家学者进行顶层策划，策划工作应由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社科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与新闻出版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作。

1. 组建创作团队。城市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传承工程，需要党委宣传部门牵头组建一流的创作团队，以确保传媒作品的质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以前人们常常把石家庄视为文化遗存稀少、文化资源奇缺、文化品位较低的新兴城市。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石家庄历史文化，全面地认识它的过去和现在，满怀信心地展望它的未来，市委宣传部门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城市历史文化传播。2007年以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推出石家庄历史文化传承工程，组建多个创作团队，2007年拍摄了纪录片《石破天惊》，2008年编辑出版了《石家庄历史名人》系列丛书，经过三年磨一剑拍摄了影像志《璀璨时空》，历时4年编写完善《石家庄通史》。据介绍，为拍摄《璀璨时空》，市委宣传部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全国的大平台大方阵，聘请了一流的创作团队，包括全国知名的编导、全国一流的文史专家、全国一流的摄像师等等，用最好的团队、最高的要求创作出了高水平的作品。[1]为编写《石家庄通史》，市委宣传部召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文史馆、河北省《文史精华》杂志社、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和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等部门对石家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共同组成编纂团队。[2]在市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全省地方史领域造诣很高的专家一同参与、共同编纂、集众所长，使得通史的编纂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2. 明确传播宗旨。城市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其中还包括某些愚昧落后的文化。面对如此庞杂的认知和记忆对象，策划者只能引导人们在认知和记忆优秀文化的同时遗忘落后文化，这就需要对区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去粗取精，从中提炼那些有助于提高当地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优秀历史文化。据此，策划者必须明确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宗旨，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资源，凸显和张扬本地历史文化的个性特征，把本地历史文化的独有资源与特性作为传播的核心内容。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策划的《璀璨时空》十大主题——文明曙光、中山探秘、文武之道、天下一绝、古刹佛音、古城丰韵、新兴城市、太行山上、红色祭奠、再创辉煌，充分整合了石家庄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了石家庄历史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璀璨时空》创作与拍摄严格遵循了策划者确定的宗旨——寻找文化的根基、寻找历史的渊源、表现事物的来龙去脉、体现当地文化的厚重；聚焦石家庄在全国、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人物、故事，反映石家庄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乃至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把握“探秘性、文献性、故事性”三大特征，体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3]《石家庄通史》的编撰同样也是建立在明确宗旨的基础之上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部长孙万勇指出：“编写《石家庄通史》的目的：一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弘扬人文精神。二是古为今用，为石家庄的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4]

（二）系列展现

历史文化的传播需要多种媒体联合作战。传播者应注重多种媒体系列展现、多种要素链接聚合、多种手段融合并用，注重受众激情体验、即时参与，努力增强历史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1. 多种媒体展现。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大众化传播和普及是一项报道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文化传承工程，媒体单枪匹马进行传播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因而必须十分注重多种媒体联动与系列展现。《璀璨时空》于2010年国庆期间在石家庄电视台播出后，当地其他媒体迅速跟进报道。相关网站迅速推出可供免费下载的电视片视频，石家庄广播电台多次报道有关消息。《石家庄日报》和《燕赵晚报》自2010年10月11日起陆续刊登了《璀璨时空》全部十集的解说词以及编创人员的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声屏之友》刊登了“我爱石家庄·璀璨时空历史文化知识”竞赛题，随后石家庄电视台娱乐频道在《幸运赛赛赛》节目中播出了复赛面试、两场决赛及颁奖实况。由于电视纪录片内容容量有限，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展示石家庄历史文化，出版社推出了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三卷本《石家庄通史》。在以电视和图书为主要媒体传播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同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网络等传媒迅速跟进报道，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用、多种媒体联合作战的态势，使得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

2. 注重激情体验。在需求内容与需求满足类型上，城市历史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只要是陈述事实、具有新意、报道及时，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受众的认可，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但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必须为受众提供体验机会，受众只有通过激情体验才能领略区域文化的神韵，感受区域文化的魅力。在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受众不仅要求媒体提供未知或欲知的内容，还要求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提供；不仅要求在最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提供，还要求以可获得激情体验的方式提供。受众期望在传播活动中获得情感满足的感受和体验，传播者理应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陆小华指出：“从现代传媒运作观念分析，体验应当是传媒产品的组成部分，提供内容产品的同时提供让受众可以获得一定满足的体验，是新媒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也应当是传统媒体努力适应的运作模式。”[5]据此，各种媒体在传播历史文化时，传播者都应想方设法让受众获得情感满足的体验感受。石家庄历史文化在各种媒体传播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让受众获得激情体验感受。《璀璨时空》的电视画面和语言十分优美，充满诗意，让受众伴随着强烈激动的情感欣赏电视片。《石话实说——石家庄历史文化百集系列讲座》的故事化叙述风格十分突出，讲座中穿插大量视频，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精选了300多幅图片，让读者在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视觉感受中体验历史文化。此外石家庄市演艺界推出了一系列让观众获得现场体验的文艺演出活动，例如，在西柏坡上演的大型实景演出《人间正道》首次让真坦克、真军马、真枪炮亮相舞台，把观众带入真实场景之中来体验革命战争的情景；在市内各个文化广场举办的“彩色周末”消夏晚会以及在各区县举办的大型歌舞《烽火太行》、“太行情·老区行”巡演当中，适时安排了一些观众参与互动表演，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让人们在亲自参与和亲身体验中进一步领略石家庄文化的风采与魅力。

（三）延伸拓展

城市历史文化通过多种媒体传播之后，策划者和传播者还应组织社会各界开展阐释与研讨，以延伸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想方设法扩大受传人群、拓展传播区域，以普及公众历史文化教育并推进当地历史文化走向全国远播世界。

1. 组织阐释研讨。全面完整的历史文化传播系统是由“文化现象+产生背景+意义阐释”构成的。媒体传播的历史文化现象信息往往还需要专家学者对其产生背景、蕴含价值和深层意义进行阐释，唯有如此，才能延伸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使传播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策划者和传播者应把组织人们开展阐释与研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推进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璀璨时空》播出之后，2010年10月21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举行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参加的观后座谈会，听取了社会各界对《璀璨时空》的评价与阐释。[6]2010年11月9日，《璀璨时空》高层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十几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石家庄市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研讨会，十余家部级媒体到会报道。与会领导与专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向世人展示了石家庄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很好地回答了石家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为石家庄找到了根，为石家庄未来的发展找到了灵魂。而用影像志为一个地方修志，则创造了一种新的纪录片样式。[7]《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的撰写工作结束后，编纂组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举办论证会，专家评价，为一个城市编写通史在全国极为罕见，《石家庄通史》的编纂在全国具有创新和引导作用，石家庄的这次探路将是未来其他城市的一个模板。[8]

2. 拓展传播范围。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高度重视拓展传播范围。为普及居民历史文化教育，在受传人群方面，从媒体受众延伸到广大中小学生和市民，目前石家庄市不但把《璀璨时空》列为广大中小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必读教材，而且将其列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9]《石家庄通史》古代卷和近现代卷出版发行以后，石家庄市政府要求把《石家庄通史》作为党员干部熟悉石家庄市情、提高人文素质的必读书目；教育部门把《石家庄通史》列为广大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之一，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选择地进行教育。[10]为实现城市历史文化的跨空间传播，在受传区域方面，从当地延伸到全国乃至世界，2010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播出《璀璨时空》，在全国受到广泛好评；2011年5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用中英文两个版本向国内外观众同时播出《滹沱沧桑》，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热议，有效地提升了石家庄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效果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全国各地都应高度重视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走在了全国前列，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传播效果。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多媒体大众化传播，解决了“石家庄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身份认同问题。对当地人来说，通过展示石家庄深厚文化底蕴，起到了弘扬石家庄区域文化的作用，让当地人了解本地文化，从而更加热爱家乡。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使当地人透彻了解当地文化、由衷产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从而幸福感大大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2011年5月6日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称，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11]原因之一是石家庄人通过多种媒体了解到家乡的昨天与今天，对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充满信心，为家乡有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而骄傲，由此增强了归属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1]李遐，翟应函，刘华.《璀璨时空——石家庄历史文化影像志》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视，2011，（1）：35.

[2]岳金宏.全景展现石家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N].石家庄日报，2010-04-16.

[3]李遐，翟应函，刘华.《璀璨时空——石家庄历史文化影像志》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视，2011，（1）：91-93.

[4]郭鹏.《石家庄通史》古代卷和近现代卷出版发行[N].燕赵都市报，2011-04-30.

[5]陆小华.传播模式的变化与趋势（续）[J].新闻战线，2010，（6）：8-9.

[6]崔虹.作为石家庄人，我特别骄傲[N].燕赵晚报，2010-10-22.

[7]崔虹.《璀璨时空》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N].燕赵晚报，2010-11-10.

[8]岳金宏.全景展现石家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N].石家庄日报，2010-04-16.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4）

记得一个从事影视制作并对电影史颇感兴趣的朋友问过我，如果1905年中国人真的拍摄了影片(《定军山》，那么，他们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摄影机和胶片?30年代的中国人看一场电影，要花费的究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多少钱?另外，从19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到底拍摄了多少部故事片?还有，像《魂断蓝桥》和《乱世佳人》这样的好莱坞电影，凭什么在中国骗得人神魂颠倒、眼泪涟涟……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抛出，弄得我坐立不安，颜面尽失。

我知道，在学界和友人心目中，我的身份是电影史学者。然而，作为一个依靠中国电影史谋生的电影研究人员，竟然连这么多基本的电影史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还要无的放矢地写文章，还要装模作样地教学生?

于是，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怀疑我自己。粗略一算，十年来，关于中国电影史，我已经炮制了6本书与近100篇论文，还有5个大大小小的课题在进行。但发展的迹象表明：我眼中的中国电影史，正在变得缺乏自信，并且越来越疑窦丛生。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

1994年，我从西北大学来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也从一个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一个电影研究者。从对文字的体验转向对影像的感悟，似乎没有经历太多的不适与痛苦。毕竟，无论文字还是影像，都源自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并成为人类精神与文化的载体；无论文学史还是电影史，都能被理解为人类想象过去和观照现实的特定方式。就像现代学术体系中不能够缺少文学史一样，一个正常的学术氛围和电影生态，同样不能缺少电影史。至于中国电影，有关的历史叙述虽然不够完备，却还有希望接近于澄清和透明。

这样，在李少白先生的指导下，一头扎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史。在此之前，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史研究，除了胡昶、古泉合著的一部《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之外，还没有出现其他的专著，在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及其他相关电影史中，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部分，不是太过意气用事，就是太过语焉不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能够保存下来的抗战时期的电影报刊，还零散得缺乏基本的整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拷贝，通过艰苦的努力，个人能够看到的，除了武汉和重庆“中制”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东亚之光》和《塞上风云》之外，就是香港大地影业公司的《孤岛天堂》，新生影片公司的《前程万里》，“孤岛”新华影业公司的《日出》、《木兰从军》，国联影片公司的《家》，国华影业公司的《西厢记》，民华影业公司的《世界儿女》以及“沦陷”后“满映”的文化映画《东亚之光》，上海“中联”和“华影”的《春》、《红楼梦》。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无缘目睹。作为弥补，通过阅读比较完整的电影剧本，对另外一些在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显得比较重要的影片，例如重庆的《火》(未投拍)、《伤兵曲》(未投拍)、《还我晴空》(未投拍)，“中制”的《日本间谍》、《还我故乡》，香港启明影业公司的《游击进行曲》，“孤岛”的(《费贞娥刺虎》、《秦良玉》、《天涯歌女》、《乱世风光》、《一夜销魂》等作品，也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其他大量的影片，只有依靠当时发表的“本事”来揣摩了。我知道，对于一个从事电影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缺憾意味着什么。

随后，在1995年北京举行的庆祝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以及1998年重庆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上，相继见到了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和《血溅樱花》的编导何非光，《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的主演王珏，《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青年进行曲》、《还我故乡》的编导史东山家属以及台湾资深影评人黄仁、台湾导演李行、资深影人王为一等等。通过接触，得知已有的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史述，由于存在着某种众所周知的不公与匮乏，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多么严重的政治误解与多么深刻的心灵创伤。

电影史竟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我的博士论文亦即我的第一部电影史专著《中国电影史(1937－1945)》“后记”里，我曾经郑重地表示，对治学拥有如此明确的使命意识，还得归因于这个契机；如果我们这一代电影史学者不在寂寞中坚守岗位，我们将会愧对中国电影、愧对我们的后人。

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近乎悲壮的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我把自己关在了文化部第二招待所的地下室和恭王府曾为某个丫鬟居住过的偏房里，在汗牛充栋的电影文献中，寻找一条可以走向电影与历史、沟通人与人的新路径。我先要考量的是中国电影批评史。在我看来，一个世纪的中国电影史，固然是由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及其影片构成的历史，但也应该包括中国电影的批评者及其批评话语。事实上，就在相对系统地探讨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似乎更进一步地触摸到中国电影坎坷而又多变的历史命运，以及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人多灾多难的生命轨迹。如果说，在由电影作者和影片文本构成的中国电影史里，总能追索到电影创作者或忍辱负重、或沉郁顿挫的心路历程，那么，在由批评文本构成的中国电影史里，也能体会到那些热爱中国电影的批评者不无急切的鼓励与责罚之声。总之，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电影生态里，政界、业界与学界之间，需要组建一个彼此对话、相互理解的公共平台，而宽容，是这个公共平台必须具备的素质。否则，或噤若寒蝉、或口是心非的，就不仅仅是电影批评者，而且是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的电影人。

历史的本质在于宽容。宽容的历史疗救着世界、民族、国家与个人的疾患。完成((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再对电影挑三拣四。在此后的影评写作中，我希望更多地体谅创作 者的生存环境，进入电影作品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力图防止任何形式的话语暴力。《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的构想，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得以实施的。尽管由于体例和篇幅的关系，不是所有的电影作者和影片文本都能进入中国电影文化史，但我愿意以最大的努力，让那些自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电影，在我的电影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样，至少跟内地电影同样丰富、深邃和影响巨大的台湾电影与香港电影，不再以“补缀”或“附录”的方式被中国电影史简单地“接受”或“承纳”，而是在一以贯之的叙述中获得应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身份。也就是说，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电影文化史，不仅是由郑正秋、蔡楚生、吴永刚、费穆、谢晋、谢铁骊，吴贻弓，谢飞，张艺谋，陈凯歌和张元、贾樟柯等人组成的历史，而且是由他们与李行，胡金铨，李翰祥，张彻、李小龙、侯孝贤，杨德昌，吴宇森、徐克和李安、蔡明亮、王家卫、周星驰等人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在这些重要的电影作者及其大量的影片文本背后，是中国电影关怀民族、想象家国的精神苦旅。

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后记”里，我表达了这样的决心：对我而言，《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是智力、体力和耐力的长征，是无悔于选择并无愧于生命的学术梦想。不会因为倦怠而放弃，更不会因为热爱而被灼伤。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在2004年的秋天。但也正是在此之后，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遭遇到《申报》、《大公报》与《民国日报》等大大小小的民国报纸，“纯粹”电影史研究的信念，顷刻间土崩瓦解。

尽管在此之前，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电影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电影史生成机制的四个主要范畴即技术范畴、经济范畴、社会范畴和美学范畴，几乎也已成为中外电影史学者的共识；但我没有想到，由于战争的破坏、政治的干预、贫困的制约与观念的淡漠，缺乏影像与文字双重资源的中国电影学术界，真的能够从技术、经济、社会和美学等范畴出发构建一种全新的中国电影史。

然而，以《申报》为代表的民国报纸，分明在用自己的方式存留着中国电影从诞生到1949年的全方位记忆，而这一段历史，始终湮没在落满灰尘的图书馆等待着后人充满好奇的目光。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这些报纸不仅通过影片批评和放映广告诉诸电影作品与它的创作者，而且通过其他各种方式，诉诸电影从制片、发行到放映的各个环节以及电影的政策法规和交流传播。只要用适当的态度去对待，跟电影的回忆录和口述史相比，报纸所存留的电影史应该更加全面，更加鲜活，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如果回到报纸那里去，再参证电影刊物、电影档案以及其他形式的电影史料，或许可以修复电影史上存在的那些因为人为或非人为的原因而造成的巨大裂隙，最大限度上还原中国电影丰富而又深厚的历史轨迹。

这一发现令人欣喜。我相信报纸的出现，将可以继续推动陷入困境并亟待创新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因此，申报了两个此前不敢设想的课题《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与(《中外电影关系史(1896―2006)》。我在想，无论如何，至少通过报纸，我们可以弄清楚类似这样的问题：同为1936年的出品，“左翼电影”《迷途的羔羊》与“软性电影”《化身姑娘》相比，到底哪一部更为卖座?而在票房高低之间，到底暗示了一种怎样的市场格局与集体无意识?还有，20世纪20年代，面对美国电影大师D.W.格里菲斯，中国舆论为什么只喜欢他的《赖婚》，而忽略甚至嘲笑他更为经典的《党同伐异》?

但开始追索的时候，迷惑也在开始。首先，登载电影信息的报纸多种多样，难以穷尽；报纸上的电影信息，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确实很难整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得到一些不可的观点和结论。报纸的出现，不仅不能修复电影史上存在的巨大裂隙，反而把更多的黑洞暴露在电影史研究者面前，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迷失在历史的晦暗时空，找不出回到起点的路径。

这也就是我在关注了一段时间的《申报》和其他报纸之后，还无法就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的时间和地点这个问题，跟罗卡和法兰宾两位先生进一步“讨论”的根本原因。我不敢肯定，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的情形，是否会确凿无疑地登上某种报纸或书刊的版面；或者，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出处之前，是否还会在另外的报纸或书刊上找到更早的出处?甚至，能够找到这个出处，真的对于我们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吗?

但事实证明，找到中国人拍摄第一部影片(或日《定军山》)的时间和地点，对于我们真的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否则，便不会有2005年中国电影100周年的盛大庆典。一个国家，确实无法容忍自己的电影不明不白地起步，不明不白地发展与不明不白地衰落。就是在这样的期待中，电影史必然要被赋予建立在国家与民族利益基础之上的使命意识。同样，从个人的视点出发，一部具备人文主义精神的严肃的电影史著，至少必须在最低限度上尊重史实，不要轻视每一个个体及其独特的影像感知和生命创造。因此，考证不可或缺，第一手文献不可或缺，引文也不可或缺。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来说，漠视第一手文字和影像文献的学者是轻佻的；缺乏引文的学术是不可靠的。跟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任何电影史学者都不可能横空出世，任何电影史研究都要被镶嵌在电影学术历史的上下文之中。

既然如此，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内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便严重地愧对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里，我曾经表示，中国电影学术有愧于100年来中国电影的灿烂和辉煌；对于中国电影学者而言，重写中国电影史，不仅是教学的需要和献礼的雅好，而且是历史的呼唤和表达的冲动，还是不卸的责任和必须的承担。

可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越来越难以解答。

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疑难之外，还要面对许多亟待辨识的论题。一些曾在报纸的影院放映广告中出现的影片名字，查遍所有的电影史志都没有丝毫提及，这是为什么?是否意味着这些影片从影像到文字都会永远消逝在中国电影史的茫茫大海里?另有一些重要的电影人物，如周剑云、罗明佑和张善琨，他们的存在一度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到现在似乎还是某种讨论的。这便在海内外电影史学界造成了越来越难以消弭的误会和不解。至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何时才能完全达成资源的共享和理解的共识，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史?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5）

上海以外，王树槐《江苏省第一家民营电气事业--镇江大照电气公司（1904-1937）》，说明大照电气公司由于镇江市经济日渐衰落而未能发展。（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517-571。）而《九江庐映电灯公司：自营与政府的整理（1917 -1937）》，则说明电厂因经营困难，一度由建设委员会接管， 至步上正轨后再归原公司经营。此个案显示早期大多数电气事业面临资金筹措及人才缺乏的情形下，政府角色的重要性。（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137-184。）

其他工业方面，何思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之发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七）》概述卷烟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从外资色彩鲜明到华资崛起的演变过程。（注：《国史馆馆刊》20（1996.6）：95 -114。）程玉凤《从技术转移看"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培养--以"三一会派"为例》，肯定1930年代派员赴美电工、电力、机械等工业技术的人才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注：《国史馆馆刊》20（1996. 6 ）：139 -175。）

（四）赋役、租税与财政

这方面的文章，有探讨官方对城市工商业者（行户）的强制性买卖（临时性的税）和行会上供的弊端，如黄纯怡《试论宋代的科率》、《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叙述宋代科率制度的实施、流弊、政府的改革，以及对行会实行以钱代役的始末。（注：《试论宋代的科率》见《兴大学报》5（1995.6）：97-114；《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见《兴大历史学报》4（1994.5）：41-54。 ）也有以手工业物料及流通的成品为主，如罗丽馨《明代的手工业税》，依课税机构、、税额分别详陈，税额方面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根据部分钞关及门摊税（近似营业税）略作推估。（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相关主题可参照罗氏近年专著《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台北县新庄市：稻禾出版社，1997年），对当时手工业部门的制造、流通情形言之甚详。）宋惠中《晚清湖南的商业税与商业--以厘金资料为中心的讨论》，除了检讨厘金数字作为反映通过贸易量的可能限制之外，从厘金局卡的设置区位来看，反映湖南省内贸易网络的建构仍以便利的水系为主。（注：《史原》20（1997.5）：363-401。）王良行《1929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从进口税率、税额及进口物量三方面，分析1929年国定税则的真正功能。根据他的分析，该项税则确有保护民族工业的功能，而非如经济学界所说的只是增加税收功能而已。（注：《近代史研究》1995.4：209-248，此文又收入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中。）

财政方面，政府的盐专卖制度和盐法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形，及其如何地方财政，向为研究重心。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描述两广盐政的发展始末、差异、亦即广东一直实行商运商销的钞法，广西则是经过官卖与钞法反覆更迭之后，确立官卖的稳固地位。梁氏认为，南宋中期以后两广形成广东抑卖盐钞、广西官卖抑配的现象，使得两地的盐法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其实已近乎官卖。（注：《大陆杂志》88.1（1994.1）：7-19、88.2（1994.2）：14-27、88.3（1994.3）：15-27。）两广之外， 区域盐政的讨论还可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及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二文。这两篇文章都讨论盐利与四川财政的关系，前者侧重军事因素和政府介入盐的生产管制，后者偏重盐利的广泛用途。据梁氏所述，南宋初年四川因负担对金战役经费以致财政生困，中央政府以四川盐利作为经费来源，实行引盐法，亦即经由对盐商征课而将私井纳入管制，以增加课入的纾困办法。结果，井户和盐商的境遇因政府偏于以课利为标的而趋于恶化。政府虽曾致力改善这种现象，但当对外战事再发带来财政压力时，政府的政策仍是课入优先。在许世融的文章中，强调四川盐课收入在岁计、边防、养士的多方贡献，并叙述北宋政府从处理与盐有关的族群或社会冲突事件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盐笼番"政策，以宋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易，换取边境和平。（注：梁庚尧文见《台大历史学报》20（1996.11）：501-536。 许世融文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6（1994.9）：107-127，有关川盐的细部研究，可再参许氏硕士论文《宋代川盐的生产管理运销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2年）。）

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提及财政策略的调整与对外战役的关系，这在郑樑生《东南沿海地区倭乱对明朝财赋所造成的影响》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探讨。郑氏讨论16世纪中期明廷对东南沿海寇乱的因应措施，包括在灾区减税粮及停征，以及实施额外提编、加派以增税收。但是后一项措施却未随倭乱平息而取消，反而使某些职官增加贪渎机会。（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盐专卖历史悠久，至20世纪前半期，其商业利益仍是政府独占事业中重要的一项。何思眯《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一书，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各项专卖事业有完整的描述。为因应战争支出，挽救战时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强化统制经济的政策遂成为当时之需，措施之一即为开办专卖事业。据何氏所述，实施盐、菸、食糖、火柴专卖的前三年，专卖收入迭年有增，基本上已达到财政收入的目的。（注：此书为著者据其同一题名博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修改而成，由"国史馆"于1997年出版。）

财政当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是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据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研究，清末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都对其辖下的财政管理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与过去学界所提的两种论调（督抚专政说--中央集权体制瓦解，督抚权力膨胀：中央权力的旁落和督抚专政程度皆未如想像中的大）有所差异。他认为中央政府虽仍保有政治及行政权力，但无法准确掌握各省财政讯息，督抚的财权则在财税征收过程中受吏属制约，这种情形在与税入最相关的厘局、盐务和常关等重要机构里都可看到。因此，刚毅、铁良南巡之事，实可视为中央向各省硬性摊派的一个环节，清政府仅著重短期的财政扩张，无长远的财政体系管理。（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3）：55-113。）

另外，为了理解一个大帝国如何掌握及分配全国性经济资源，必须利用数据性史料。对这方面的史料，赖建诚在《〈万历录〉初探》文中举《万历会计录》做资料性的解析。此书为记载明万历年间政府田赋、盐茶钱法、商杂税的收入，以及官僚俸禄、各镇军饷额、宗藩禄粮及皇室开支等支出。著者认为，对于理解明朝经济结构的变迁而言，此书的贡献不如《会典》、《实录》。但《会记录》中各行政层级的收支细况极为详细，可用以分析经济资源分布不均度。至于书中盐茶钞三项资料皆是沿革事例，助益不大。（注：《汉学研究》12. 2（1994.12）：137-156。）

（五）货币、、物价

传统中国实行银钱平行复本位制，银、铜的供给除了中国本地所产以外，境外银、铜输入量的变化如何对境内货币流通产生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关于银的供给，16世纪以降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形，全汉升曾有多篇论文详论。其近作《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采取法国学者索鲁（Pierre Chaunu）的估计， 认为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出口量中约有1／3透过不同的路线流入中国。（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679-691。）至于铜的供给，据刘序枫《清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的估计，自1684年海禁开放后，日本铜的年输入量约300-400公斤，1696至1710年达到最高输入量400-700万斤， 其后日本两度限制铜的输出量， 至乾隆末年降至140-150万斤左右。文中讨论的官定办铜额的改变、滇铜的增产，以及1739年乾隆的铜政改革，都与日本限制铜的输出量有关。（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国内货币流通方面， 主要的问题是钱币私铸现象。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说明私钱流通之所以严重，实与制钱供给不足、官钱减重有关。而乾隆朝官方面对此况的态度，先是容忍弛禁，之后转为查禁收卖，其查禁收买政策的推行规模，较前代更为扩大。（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1997.6 ）：235-286。）

以上诸文多就传统货币制度的运行而言，至于传统货币的改弦更张和金融组织的设立，要晚到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但是这期间的改革过程波折，问题丛繁，受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影响极深。卓遵宏《甲午战争与清季货币金融改革（1894-1900）》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战败、巨额赔款及借外债所引起的耻辱，刺激了当时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此际货币改革主要是沿承张之洞购置机器仿铸西式银元的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则模仿西人兴建新式银行。然而两者皆因著眼于财政困窘，以筹款为利，形成货币制度混乱、滥发钞票的局面。（注：《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595-639。）卓氏另文《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备战（1932-1937）》，以1935年法币政策顺利实施、建立中央银行及组织政府银行团等务的改造，视为抗日备战的基石。（注：见《国史馆馆刊》复刊20（1996.6）：115-138，此文以《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准备（1932-1937）》为题收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页476-500。）法币政策实施之后，衍生了交易上的大小票问题（民间使用小面额法币交易，大面额钞票反而须折价行使）。林美莉《抗战时期法币的大小票问题：通货发行与物价上涨史实的一个观察》一文，即陈述形成此种问题的因素、国民政府的因应措施，以及不同政权之间的货币战争，认为不能单纯的以货币银行学中的货币数量学说，解释这时期的大小票现象。（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9（1998.6）：223-248。）

金融业方面，近年论文多以金融政治的关系作为主要的讨论核心。例如许鼎彦《中国、银行与帝制运动》及《交通系与民初的内国公债（1914-1916）》二文，都是叙述民国初年梁士诒及其所领导的交通系，利用各种金融业务的便利为袁世凯政府筹款。其中，利用中国、交通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引发1916年的中交停兑风潮；1914至1916年发行的三次公债，意在资金取得，未能朝健全金融体制的方向努力等等，都显示当时官僚支配金融组织的运作，作为角逐政治势力的手段。（注：许鼎彦二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7（1995.9）：243-257、28（1996.9）：333-347。）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缺乏合理法制规范和正常经济秩序，前述许、李文中提及的政商关系，在许文堂《中法实业银行的政治与人事纠葛（1913-1925）》所述中法实业银行的创设及经营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特征。（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8（1996.9）：307-332。）此外，在金融的研究部份，毛知砺《抗战前十年的〈银行周报〉与〈钱业月报〉》，以上海地区扮演银行、钱庄喉舌的这两份专业期刊为主，希望从期刊批露的讯息中了解抗战前十年的财经、金融改革及变迁。（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5（1998）：259-311。）

物价史领域，台湾的经济史研究者较少触及。不过，还是有文章讨论物价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例如，王业健《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王良行、陈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王、陈合著一文，容于后节"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中介绍）。王业键对于学界解释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二种学说（人口危机说、社会两极化说）有所质疑，他另辟蹊径，论证19世纪上半期由于银价升腾和物价低落，造成市场收缩、经济萧条，及对农民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农产品由于缺乏弹性，价格下跌程度较其他物品尤为严重，农民为了维生而必须出卖的农产品无形中相对地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显然是降低了。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收缩，蚕桑、纺纱、短工雇佣机会等副业收入随之减少。同时，以银为征收单位的赋税额即使未增，农民的负担也形同增加。这些冲击对市场依赖性较高的长江下游地区而言，其不利影响较其他地区更甚，而太平天国政权能在此区得势，与此有关。（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9-284。）

（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

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受益于其完备的经济学及方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则不然，但这不表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西方相近或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学理。因而，藉西方经济理论，以他山之石赋予中国经济思想现代意涵的研究方法，实可一试。

这方面的研究，总论性的文章，如侯家驹《从西周到汉初经济制度暨思想之演变》，其主要架构是以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为座标，做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参考架构，并比较中西之间的异同，归纳其历史。他认为中国从西周到汉初的经济制度与思想发展，类似欧洲5 世纪到18世纪的演变，其规律都是由封建自给自足式的庄园经济，经过重商、重农主义及自由经济思想的萌生，以至发展成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战国至汉初所谓的"大同派的儒家经济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中所述观点，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论自由经济者若合符节，中国的资本主义即萌芽于这一时期（后因汉武帝实行统制经济而夭折，明中叶曾昙花一现再度萌芽，至20世纪台湾才真正出现资本主义）。（注：《汉学研究》12（1994.12）：81 -119。）

其次，关于经济发展观点与道德论的关系和分殊方面，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藉明人陆楫《禁奢辨》思想的探讨，认为学界使用"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架构的研究取径，有时易于将历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或学说予以孤立，强调应该纳入当时的学术思想脉络中来看，以及重视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联性。她认为陆楫崇奢观的务实倾向，与当时其他儒士一样，都是从观察社会经济现况形成其经世理论，而且在源流上继承了《管子·侈靡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思想，也不脱《孟子》和《晏子春秋》的立论范畴。（注：《新史学》5.1（1994.3）：131-153。 ）陈国栋对于林文加以回应，在《有关陆楫〈崇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中，他引介相关的经济学学理，诠释陆楫反禁奢思想。例如：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节俭的矛盾性"（pardox of thrift），导引出消费不足（或过度）与国民就业的关系，解释陆楫的崇奢观，即是"奢侈（浪费）有助于人民生计"。意即：个别家庭尚俭虽有助于财产累积，但此论未必能符合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效需要较强，消费活动活跃，工商发达，提供奢华劳务者可得到雇用机会，人民可就业，不应禁奢；经济落后地区有效需要不足，人民难以奢侈，工商服务业不发达，无奢侈之虑。（注：《新史学》5.2（1994. 6）：159-179。）

可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经济思想，不失为了解中国经济史议题的一个取径。与陈国栋类似，林满红在《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一文中表示，19世纪前半期的经世学者--"道德派"和"务实派"对当时货币危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论辩，近似于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之间的论战。"道德派"论者包括王鎏、梁章钜、吴嘉宾等人，倾向国家统制，以货币发行权象征国家权力的伸张。"务实派"论者，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及冯桂芬等人皆是，较留意市场力量的正面作用。双方论证其货币主张时，皆各自援引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成功事例佐证，显示中国传统原即存在自由及统制两派的经济思潮。（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1 -203。）

在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及制度方面，郑润培《从汉阳铁厂看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就郑观应整顿汉阳铁厂时期的华匠与洋匠管理问题加以探讨，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迟缓与厂务管理混乱有关。著者认为，汉阳铁厂呈现的管理问题在于：（1 ）官督商办制度使工厂形成官商两套管理系统，主要管理阶层互不统属，事权不一，且华匠与洋匠的管理各有主管；（2）技术极其倚赖洋匠， 但优渥条件招来的洋匠工作表现不佳，不但职位不称、彼此工作亦不协调，甚至挟其技术评估能力变相拥有用人的行政权力。（注：《东吴文史学报》12（1994.3 ）：107-124。）

就郑润培一文所示，官督商办制度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作业的正常化，但是近代新式企业的营运所遭遇的问题，尚不只内部管理作业方面。根据刘文宾《清末民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及《近代中国的企业管理及其演变》二文的研究，政府长期以来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使清末新式企业的营运发展缺乏正当性。他认为对清末企业经营产生最大阻碍的是传统的抑商观念，这使得当时的企业集团多半着手于克服不利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至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控制，要到1920、1930年代才真正成为企管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对于百余年来企管制度的演变，刘文宾以企业组织、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类管理要素进行分析。企业组织方面，科层化色彩逐渐加深，包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发展，以及人事、研发部门的成立。人事管理方面，渐在身分关系取向的传统用人方式之中，带入客观的考核选任程度，对职工素质的提升也有所努力；但企业经营者对低层职工倾向运用控制与惩罚的威权式管理，对中上层干部则倾向敬重与信任的人性管理。至于财务管理，恒为中国企管制度发展中较弱的一环，举凡新式会计制度的推广、成本会计的运用及预算制度，都晚至1920年代才成为革新要务。（注：这二篇文章分别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77-115、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53-397。 其《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与制度的演变（1860-1949）》（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有更完整的叙述。）

其他以商人或企业家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为主的论文，尚有毛知砺《张嘉璈经营中国银行的理念与作风》，举1920至1930年代成功的个案，阐述企业家的经营睿智。（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177-199。）不过，在企业经营理念之外的其他观念，事实上会影响企业主的经营决策。李达嘉在《国权与商利--晚清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中，以晚清诸多外力侵逼时期为背景，探讨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与其商务利润考量的关系。他认为商人民族意识的勃兴，除表现在投资新式企业之外，对抵制美货运动、回收利权运动的展开，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参与或面对抗争时，常采取较为务实的考量，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利用同乡同业组织、商人社群中的绅商领导体制、运用与外人的关系和外国领事交涉等和平手段，是他们务实性格之下的权衡策略。（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85-320。）

前述刘文宾著作中曾提到传统的抑商观念阻碍近代企业的经营，与抑商近似的观念尚有贱商、反商，大都是相对于重农观念而发。不过，产生贬抑商人或商业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阶段上的差异。据陈国栋《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的"贱商"、"反商"思想》的研究，追溯对商人特加贬抑或轻视的观念源头时，可以发现贱商思想要到中古时期才彻底发生，更早之前的情形迥不相同。在东汉结束以前，贱商、反商言论自"农战"、"四民分业"这两大思想主流滋生而出，但都是限制商人这类人群的数目，非将商人整体排斥于社会以外。同时，商人与士、农、工其他分业同为正业，四民皆有本业、末业之别，商人并未受到全面的歧视。也就是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贱商、反商思想未成为普遍的问题。（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35。）虽然如此，李达嘉《晚清的重商思想与重商政策》认为，1895年以前的中国，盛行农本商末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观念，直至晚清商战论出现，衍生了重商思想，四民论和抑商观念才产生变化。不过，此时的重商思想在意义上有新的意涵，它包括：强调与外国通商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而非针对国内贸易的商务行为；强调商人角色在近代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因此应该扭转传统的轻商态度，对商人加以保护和奖励，并将商人的地位自四民之末提升上来；强调农、工矿业的重要，振兴实业。这股重商思想流行的结果，促使清廷展开振兴工商业的措施，并落实为政府的具体政策。（注：该篇论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内研讨会论文（1994年9月）， 摘要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9版。）

清末商战观念兴起，重商思想抬头，这种思潮又对清朝政府自开通商口岸以求存续的思想有所影响。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探讨1898年清廷主动开放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和江苏吴淞等商埠的思想背景。他认为开埠与三方面的背景有关，来自以夷制夷思想所衍生的均势思想（列强在华均势则中国可以保祚）、重商思想下的开放通商口岸有利说以及主权意识的提升。这种自开商埠对外贸易，不设租界，与条约口岸的开埠性质不同，是清朝政府面对列强瓜分危机时的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79-110。）

自从清末朝野意识到为图富强而开办新式工商企业以来，重商思想和工业化时潮，直至本世纪30年代依然兴盛。然而1930年代经济恐慌深化时间，的凋弊和城乡明显的差距引起当时人的注意，重农言论随之兴起。李宇平《从发展策略看一九三年代中国重农说的兴起（1931-1935）》即是针对这种现象，将当时提出锐意拯救农村经济的言论，分为货币论者与贸易论者两类，阐述其经济主张。前者以吸引外资为首，主张导引资金下乡致力生产（发展需从国外进口产品的产业）以形成民族资本，纾解乡间通货紧缩、资金不足的困境。后者主张出口扩张，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保护关税、统制贸易）改善贸易条件，强调农业工业化、发展轻工业。这两类言论致力的手段不同，但都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与保守份子反都市、反工业化的重农观点迥异。（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6（1998.6）：199-233。）

（七）其他

除了以上各类范畴的之外，尚有部份论文著重整体现象变动因素的讨论，或以研究私部门的财货分配为主，或探究经济史料的利用价值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关于整体经济现象的部分，讨论的断限，一为18世纪乾隆时期，一为1930年代。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系重申其旧作《世界经济与近代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中的基本论点，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评论此一旧作的意见所作的答覆。林氏与岸本对汪辉祖的记述，对乾隆朝物价变动、经济景气趋势有不同的意见。林满红以1775年将乾隆朝分为该年之前的A 期与之后的B期，考察人口及货币因素在这两期的变动。她推论A期是经济困难期，货币供给和农业成长皆不及人口成长，因此每人所得减少，人口压力使得粮价腾贵（非民生物资的价格未涨）。B期则是经济繁荣期，货币供给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农业成长较人口增加快速，人均所得增加，此期物价全面上涨但民生充裕。（注：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见《近代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其《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35-252。 ）岸本美绪的质疑在于：（1）1775年的分期根据不清楚；（2）物价动向并非A 期只民生物资特别昂贵，B期物价全面上涨；（3）货币、人口、农业生产量之间的变化，除了对安南、缅甸的银输入期认知错误、人口数据有、农业产量难以估计之外，无法推证这三项变数都呈上扬趋势的情形下，何者上升率较高。（注：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23-234。）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8-0014-02

随着我国电影与国际接轨，除了高等艺术院校，许多综合性大学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专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全国1070所高校中，已有600多所设置电影专业方向或专门院系，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可设电影业招生的高校又添25所，电影学科的教学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1]

在教育部2011年3月8日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下设5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这意味着影视学由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这一举措使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高等艺术院校的电影史课程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作为专业必修课，在电影学专业中开设；二是作为全校性通选课，面向其他专业开设。这就意味着，电影史课程的教材与教学法都应该分为电影学专业和非电影学专业两个层次。本文在此主要讨论电影学专业学生（包括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影视艺术方向的学生）的电影史教学法。

一、电影史课程教学现状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尝试在电影课教学中应用电化教育手段，形成了“课堂讲授―影片观摩―讨论总结”的教学模式，沿用至今。这种教学法能让学生通过影像资料，对某一时期的电影风格，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或电影表现手法，如蒙太奇等，产生直观感受，进而理解、记忆，有效消除了单纯讲授的许多弊端，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作品，轻历史

电影史课程是对电影艺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各个阶段电影类型与风格的归纳，对重要电影作者及其主要作品的解读。教师在课上对电影作品的解读目的在于，让学生理解影片的时代、历史背景对电影艺术风格的影响，理解电影作者的个人经历对个人风格形成与变化的影响。而目前的电影史教学中，教师对电影作品的把握大多停留在影片故事情节的讲解与欣赏上，或是通过播放电影片段，介绍各个阶段形成的电影流派和电影理论，缺乏对影片历史背景与文化底蕴的探析。

（二）“大历史观”缺失

“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结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从传统观点看，这些方面的每一个一直都是电影史研究中互不相干的次学科。基于这一事实，我们把对电影史研究的讨论分成四章： 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2]电影的艺术性、技术性、社会性决定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涉及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自然科学史等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学习电影史，不单单从电影作品与电影作者出发，也不仅仅关注电影技术和电影语言的发展，还应该把电影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也纳入其中。而当前电影史教学中，教师着重于对电影史中重要事件、人物、影片的分析，但对影响电影发展的技术革新、产业动态、传播问题缺乏重视。

（三）历史与当下割裂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电影史课程教学中，教师通常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向后推进：电影的诞生―电影叙事观念的形成―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美国经典叙事传统―现代电影……揭示每一个阶段的总体风格，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和电影作者，进而将作品的艺术风格与阶段特征联系起来，但对各阶段电影之间的联系，前一阶段电影理论对后一阶段电影的影响，当代电影对历史经典电影的借鉴等等，却一笔带过，甚至不涉及这部分内容。这从客观上割裂了历史各个时间点的联系，即历史与当下的联系。

（四）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长期以来，艺术教育形成的“重技轻道”氛围，致使大部分学生对电影史课程缺乏热情，把学习重点放在了艺术技艺的研习上。即使有学生感兴趣，也由于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文史哲背景，一方面电影理论知识掌握不全面，而对电影史理解困难，因此他们的学习难以形成体系。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电影日新月异，商业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对当下的学生影响很大。学生对于经典电影以及电影的传统表现手法了解得少，也关注得少。虽然播放影像资料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对某一阶段的电影风格或电影表现手法有所理解，但学生在观看影像资料的过程中，焦点过多放在了影片情节发展、人物形象上，以感性认知为主，缺乏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对于欧洲艺术电影，笔者所教授的学生中，有60%的人表示“看不懂”“没兴趣”，仍然以观看商业电影的心态来对待。这直接造成了教师在教学中无法达到“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教学目的。

二、电影史教学改革的实现路径

“学生们需要一种研究电影的方法， 使它与他们通过所了解到的美国相呼应： 他们需要一种探讨电影的方法， 不仅要把电影看做一种艺术， 而且要把电影置于它的社会背景之中。”[3]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学习、研究的方法。通过培养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引导他们发现问题，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到电影史课程教学上，学生不仅要了解电影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阶段特征，还需要获取研究电影的方法。笔者认为，电影史课程教学改革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由重作品向重历史转变

“电影或电影业并不只是一个东西，它的内涵肯定要比一组精选影片丰富得多。它是人类交流、企业实践、社会关系、艺术潜能与技术体系的一整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影片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生产和消费。”[4]电影史教学应将电影作品或电影作者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在丰富的史料中寻找答案。如要考察美国西部片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就要把这类影片放置到美国的政治、文化大系统中，了解美国的西进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西部文化，了解北美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文化冲突。教师可一边展示图片资料或播放相关纪录片，一边讲解，培养学生对美国西部开拓史的“感觉”。

具体到“电影史”本身，对于一些常识性的电影史知识，如电影作品内容、产生年代、电影作者经历等，教师可让学生自己通过查阅资料去了解，不做过多过细的讲解。讲授的重点应放在电影艺术发展史的重要转变以及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突出对起重要作用与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的讲授，此其一。其二，教师应注重各阶段电影的联系，如新好莱坞电影在电影形态方面对欧洲艺术电影的借鉴，如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对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的影响，等等，使学生能够对电影发展史进行整体把握。

（二）运用比较、联想教学

为了避免与现实脱节，教师教学应该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由于时代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局限，学生对经典电影缺乏兴趣，这要求教师循序渐进地引导，有目的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在教学中，教师可采用对比、联想教学法。一是可将经典电影与热门电影相结合。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开头的谈话场景，模仿的是美国黑帮电影《教父》；开车冲上月亮的情节，来自梅里爱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此外还有对费里尼《八部半》、卓别林《大独裁者》等影片情节的模仿。通过将经典电影与贴近学生的热门电影相结合，让学生明白经典影片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其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二是可将中外电影相比较。如在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时，可将其与中国新生代电影人的一些作品进行比较。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等影片都表现了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在讲授时教师可将这些影片与李杨《盲井》、贾樟柯《三峡好人》等学生较为熟悉的中国电影进行比较分析。三是比较同一电影表现手法在不同影片中的运用。教师可将某一电影表现手法在热门影片当中的运用与在经典电影中的运用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异同，表达效果上有何差异，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三）采用互动式教学

“教学相长”，讲求的是通过教学双方的交流互动，达到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目的。笔者曾对所教授学生进行调查，有80%的学生表示，希望教师不要将网络中搜索到的电影分析、评论“搬到”课堂上。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对不同的电影，采用不同的角度加以评析，或对同一电影采用不同的角度进行诠释。“世上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电影史研究方法，不存在只要采取‘正确的’观点去写作，所有电影史中的‘事实’便会真相大白的‘超历史’。”[5]“研究历史需要判断力，而不仅仅是传达事实。”[6]电影史教学的目的之一，正是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鉴赏能力。

教师在授课中可以打破传统的讲授―电化教学法，采用互动式教学法。如可把学生分为6―8人一组，选出组长。在讲授某一电影流派时，将其代表导演及作品分配给各小组，安排他们课后查找资料，观看并讨论分析影片，做课件。上课时让各组选代表作为发言者，对电影导演和影片进行介绍、分析。而后，教师可针对该组的发言进行点评，同时鼓励其他学生提出疑问，引导学生开展讨论。这种师生角色的互换，既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能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在准备过程中了解和掌握电影信息，逐步学会运用教师教授的电影分析方法，评析影片。

参考文献：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7）

在教育部2011年3月8日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下设5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这意味着影视学由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这一举措使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高等艺术院校的电影史课程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作为专业必修课，在电影学专业中开设；二是作为全校性通选课，面向其他专业开设。这就意味着，电影史课程的教材与教学法都应该分为电影学专业和非电影学专业两个层次。本文在此主要讨论电影学专业学生（包括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影视艺术方向的学生）的电影史教学法。

一、电影史课程教学现状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尝试在电影课教学中应用电化教育手段，形成了“课堂讲授―影片观摩―讨论总结”的教学模式，沿用至今。这种教学法能让学生通过影像资料，对某一时期的电影风格，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或电影表现手法，如蒙太奇等，产生直观感受，进而理解、记忆，有效消除了单纯讲授的许多弊端，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作品，轻历史

电影史课程是对电影艺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各个阶段电影类型与风格的归纳，对重要电影作者及其主要作品的解读。教师在课上对电影作品的解读目的在于，让学生理解影片的时代、历史背景对电影艺术风格的影响，理解电影作者的个人经历对个人风格形成与变化的影响。而目前的电影史教学中，教师对电影作品的把握大多停留在影片故事情节的讲解与欣赏上，或是通过播放电影片段，介绍各个阶段形成的电影流派和电影理论，缺乏对影片历史背景与文化底蕴的探析。

（二）“大历史观”缺失

“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结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从传统观点看，这些方面的每一个一直都是电影史研究中互不相干的次学科。基于这一事实，我们把对电影史研究的讨论分成四章： 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2]电影的艺术性、技术性、社会性决定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涉及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自然科学史等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学习电影史，不单单从电影作品与电影作者出发，也不仅仅关注电影技术和电影语言的发展，还应该把电影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也纳入其中。而当前电影史教学中，教师着重于对电影史中重要事件、人物、影片的分析，但对影响电影发展的技术革新、产业动态、传播问题缺乏重视。

（三）历史与当下割裂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电影史课程教学中，教师通常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向后推进：电影的诞生―电影叙事观念的形成―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美国经典叙事传统―现代电影……揭示每一个阶段的总体风格，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和电影作者，进而将作品的艺术风格与阶段特征联系起来，但对各阶段电影之间的联系，前一阶段电影理论对后一阶段电影的影响，当代电影对历史经典电影的借鉴等等，却一笔带过，甚至不涉及这部分内容。这从客观上割裂了历史各个时间点的联系，即历史与当下的联系。

（四）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长期以来，艺术教育形成的“重技轻道”氛围，致使大部分学生对电影史课程缺乏热情，把学习重点放在了艺术技艺的研习上。即使有学生感兴趣，也由于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文史哲背景，一方面电影理论知识掌握不全面，而对电影史理解困难，因此他们的学习难以形成体系。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电影日新月异，商业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对当下的学生影响很大。学生对于经典电影以及电影的传统表现手法了解得少，也关注得少。虽然播放影像资料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对某一阶段的电影风格或电影表现手法有所理解，但学生在观看影像资料的过程中，焦点过多放在了影片情节发展、人物形象上，以感性认知为主，缺乏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对于欧洲艺术电影，笔者所教授的学生中，有60%的人表示“看不懂”“没兴趣”，仍然以观看商业电影的心态来对待。这直接造成了教师在教学中无法达到“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教学目的。

二、电影史教学改革的实现路径

“学生们需要一种研究电影的方法， 使它与他们通过所了解到的美国相呼应： 他们需要一种探讨电影的方法， 不仅要把电影看做一种艺术， 而且要把电影置于它的社会背景之中。”[3]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学习、研究的方法。通过培养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引导他们发现问题，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到电影史课程教学上，学生不仅要了解电影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阶段特征，还需要获取研究电影的方法。笔者认为，电影史课程教学改革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由重作品向重历史转变

“电影或电影业并不只是一个东西，它的内涵肯定要比一组精选影片丰富得多。它是人类交流、企业实践、社会关系、艺术潜能与技术体系的一整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影片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生产和消费。”[4]电影史教学应将电影作品或电影作者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在丰富的史料中寻找答案。如要考察美国西部片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就要把这类影片放置到美国的政治、文化大系统中，了解美国的西进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西部文化，了解北美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文化冲突。教师可一边展示图片资料或播放相关纪录片，一边讲解，培养学生对美国西部开拓史的“感觉”。

具体到“电影史”本身，对于一些常识性的电影史知识，如电影作品内容、产生年代、电影作者经历等，教师可让学生自己通过查阅资料去了解，不做过多过细的讲解。讲授的重点应放在电影艺术发展史的重要转变以及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突出对起重要作用与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的讲授，此其一。其二，教师应注重各阶段电影的联系，如新好莱坞电影在电影形态方面对欧洲艺术电影的借鉴，如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对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的影响，等等，使学生能够对电影发展史进行整体把握。

（二）运用比较、联想教学

为了避免与现实脱节，教师教学应该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由于时代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局限，学生对经典电影缺乏兴趣，这要求教师循序渐进地引导，有目的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在教学中，教师可采用对比、联想教学法。一是可将经典电影与热门电影相结合。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开头的谈话场景，模仿的是美国黑帮电影《教父》；开车冲上月亮的情节，来自梅里爱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此外还有对费里尼《八部半》、卓别林《大独裁者》等影片情节的模仿。通过将经典电影与贴近学生的热门电影相结合，让学生明白经典影片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其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二是可将中外电影相比较。如在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时，可将其与中国新生代电影人的一些作品进行比较。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等影片都表现了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在讲授时教师可将这些影片与李杨《盲井》、贾樟柯《三峡好人》等学生较为熟悉的中国电影进行比较分析。三是比较同一电影表现手法在不同影片中的运用。教师可将某一电影表现手法在热门影片当中的运用与在经典电影中的运用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异同，表达效果上有何差异，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8）

一、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与人文关怀

电影作为艺术，有其人文关怀。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般可分为三种：艺术手法创新的，对人生处境进行探索的以及合并两类而能雅俗共赏的。

对一般人来说，电影是一种消遣娱乐，除此之外，电影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是否与文化传承有关，是否呈现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则不太愿意进一步思考。普通人去看电影，是为了消遣，不太愿意花精力，因此，遇到严肃思考的主题，或艺术探索的手法技巧，就会抱怨那种影片太难懂、看了头疼，甚至觉得不知所云，有时候会给它贴上标签，称之为“艺术电影”。

这种不太容易看懂的电影，并不见得都很“艺术”。有的只是编导的艺术“企图”，真正的成品却眼高手低，卖弄些半生不熟的技巧，使人如坠云里雾里。但是，也有很多不容易懂的影片，是了不起的经典杰作，不但会在电影艺术上永垂不朽，在整个文化发展传承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经典影片若是难懂，经常是因其处理的题材，涉及人生经验本来就错综复杂的环节，本来就是一言难尽，本来就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答案。另一种难懂的经典影片，则是因为其艺术形式的前卫创新，使用的呈现手法具有强烈的探索性质，使一般观众应接不暇，无法招架，因而产生抗拒心理，致使艺术感染力无法传递。前卫探索的艺术手法，经过一段时间，观众逐渐熟悉之后，就比较容易接受。

然而，影片不见得一定要难懂，一定要被观众标为“艺术影片”，才是经典之作。有的影片走的就是雅俗共赏的路子，甚至有的就是商业取向的大制作，如所有好莱坞出品的名片，像《乱世佳人》《岸上风云》之类，丝毫没有难懂之处，但其艺术造诣也相当高，无愧于经典名片之称。雅俗共赏的影片也有可能成为经典，而其原因就是能够集大成，融会当时电影艺术的各种创新，同时还让一般观众觉得好看。雅俗共赏就必须兼顾创新与一般的人文关怀，走出个人艺术家的自我想象天地，能够联系一般人的思想感情。

优秀影片成为经典的原因，都是由于其中深厚的人文关怀。有的影片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却触及人生经验中深沉的一面，显示了个人命运复杂或在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中挣扎（如《马路天使》与《单车失窃记》）；有的影片专注镜头的奇诡跌宕，以崭新的视觉震撼，迫使观众思考人生处境的变动（如《波坦金战舰》《黄土地》和《戏梦人生》）；更多的优秀影片则是在叙述感动人心的故事时，触及人生处境的重大课题，又善于运用影视技巧来呈现（如《岸上风云》《罗生门》《活着》）。

二、以《马路天使》与《戏梦人生》为例说明中国电影的人文关怀

讨论电影的文化意义是强调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思维是文化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艺术手法或技巧是艺术思维的具体展现与实践。以1937年袁牧之的《马路天使》以及之后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为例讨论电影的文化意义。

《马路天使》一开始的片头字幕部分，用了70多个短切，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呈现上海夜生活的五光十色以及高楼大厦的现代氛围，令人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再配上旋风急转式的音乐，听得人头晕目眩，不知东南西北，身在何处。这部影片的开头，显然是受到爱森斯坦碰撞震撼蒙太奇手法的影响，完全以影像以及声效，激荡出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都市生活的感受。短短一两分钟内，影片就呈现了上海的现代大都市面貌，像工业科技化身的一头怪兽，睁着千百双灼灼巨眼，让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感到生命的游离无助。

字幕一完，故事开始是迎娶的场景。有中范樱有西乐队，有新郎官骑大马，新娘子坐花轿，但也有完全不搭配的雄壮的军乐，奏着操兵的进行曲。这一段呈现上海华洋杂处、新旧交错，风俗文化搅拌混合，的确是神来之笔。而镜头的运用，则忽而从东到西，忽而从西到东，一会儿照头，一会儿照脚，虽然不是大岛渚的镜头颠簸手法，却完全有其效果，令人感到七上八下，生活无所适从，生命无从定位。

《马路天使》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故事主体还没有展开，就已经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文化材料与人文思考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是通过镜头摄影与影像剪接造成的，是直接诉诸视觉与听感的崭新体验，是中国文化思维中新开拓的领域。我们应当怎样探讨这部影片？只是艺术技巧的创新吗？只是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在中国的实验吗？别忘了，我们这里说到的，只是片头与开始的场景，还没进入故事主体呢！

再来讲一下侯孝贤《戏梦人生》的开头片段。影片在锣鼓声中显示字幕，从容不迫，带着观众回到了甲午战败之后的台湾。影像开始是一段序幕，叙述李天禄出生时，阖家欢庆，以及报户口时惹起的纠纷，一切都如此自然，往事历历在目。背后的配乐，一直都是戏曲音乐，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过去，是戏，是梦，还是真实的人生？哐哐锵锵之中，显出“戏梦人生”四个字，这才是正戏的开始。

哐哐锵锵的戏曲音乐隐去之后，紧接着是私塾先生带领学童吟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私塾先生朗吟一句，学童跟着复诵一句，翻来覆去，像佛寺中梵呗清音净化一切人世变化，更像轮转曲回旋反复萦绕，使人不知不觉融入传统文化的氛围。导演是用不经意的手法，重塑历史文化环境，领着观众进入再造的过去，以影像与声音重写历史文化传统吗？

影片接下来展现了稻田，以侯孝贤最拿手的深焦长镜头，舒缓地呈现了乡村田野风味。田间小路上走着一老一少，老的在前，小的提提拖拖跟在后面，过一会儿见老的反身，伸手打了小的一巴掌，小的警觉地躲开。这个场景所呈现的人际关系，有一种农村风味的戏剧性，是对环境亲切熟稔，不必去询问打探，迟早会弄清楚的那种暂时悬疑。熟悉侯孝贤电影的人，看到此一定会击节赞叹，说这就是典型的侯孝贤风格，再也错不了的。

从《马路天使》与《戏梦人生》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导演所呈现的独特艺术风格，就说这是导演个人的艺术独创。我们再深一层去看这些影像与配音所呈现的艺术感受，就可以从个人独创风格，推演到两层艺术文化思维的脉络：一是电影本身的艺术传承。袁牧之如何转化了爱森斯坦、卓别林及德国表现主义手法，侯孝贤如何承袭了小津安二郎、楚浮、安东尼奥尼。二是文化传统及历史环境与艺术思维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的袁牧之是如何感受到中西文化冲击的巨变，如何在畸形却极速发展的上海，看到世界上的一切影像的？这里出现的艺术探索与独创，不只是艺术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在客观上是广大的时代人文体会，同时更在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延续上，提供了新的视觉听觉资源。20世纪80年代的侯孝贤则是如何感受文化寻根的重要，如何经历了百年动荡之后，要在身边当下重建历史乡情的文化脉络，一切都能通过舒缓的深焦长镜头，娓娓道来。侯孝贤与袁牧之艺术手法之不同，是时代精神的变化，使艺术家（必须是高明的艺术家）得以施展其艺术思维的长处，呈现其人文关怀的特殊角度。

因此，这样的电影艺术蕴含了广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充满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与人文精神的复杂关系。

三、历史学家关于电影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探讨

历史学家注意到电影材料的重要，主要还是受到法国年鉴派史学家的影响，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政治史、思想史，逐渐转移到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与文化史。最早论述电影与历史文化的史学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费罗（Marc Ferro）。他在1977年出版了《电影与历史》（Cin’ema et Histoire）。在这本书中，他探讨的重点是电影对历史意识的冲击，以及将来历史认识范围的扩大与调整。书中探讨的材料，则集中于影片如何有意识地呈现历史，也就是纪录片与历史纪录片。“电影和历史的相互介入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在历史发生的紧要关头，在它影响当今或决定未来的关键时刻。在所有这些时候，电影都介入了。首先，电影是‘人类历史的代言人’。依时间顺序来看，电影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工具，因为爱德华，麦布里奇（Edward Muybridge）和马瑞（Marey）的成果是提交到科学院的。今天，电影仍然保有这一最初的功能，并将其拓展到了医学领域。一开始，电影亦被军事部门所使用，比如用于鉴别敌人的武器。”

费罗认为，电影不但提供了历史材料，还是推波助澜的历史动媒。关于“历史动媒”这一点，费罗强调的是电影的出现及其社会功能，可以视作一切改变历史及历史认识的重大科技发明。这种新的知识传递媒介，一方面充满了制作人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因镜头有影必录，又留存了许多超越意识形态的材料，反而可以让有批判眼光的史学家看到潜伏在历史表层之下的真相。

另一位研究电影的史学家，是巴黎大学的教授比耶，索林（Pierre Sorlin），代表作是《历史中的电影：重演历史》（The Film in History：Restag-ing the Past）。他对历史研究应当取材电影，以及电影如何作为历史材料的看法，与费罗大体一致。电影有汇集社会记忆的作用，也能反映社会的集体取向。他举出四种标准：影片的原创性、它与时事的关系、大家接受的程度、在危机时期制作与发行。索林提出这四种标准，是为了检视影片如何反映与联系整个社会的历史感，以此探讨影片的历史意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当时并没有什么战争题材的影片，反而是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大盛，开始大肆侵略之时，《马赛曲》《大幻灭》《乱世佳人》等名片才纷纷出现。影片所反映的时代，不管是法国大革命也好，是美国南北战争也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不是史学家要在影片中寻找的。影片背后所反映的制作当时的历史，贯穿影片的时代焦虑感，才是史学家必须深入探究的材料。因为这里反映的，不但是真实的历史感受，也涉及了如何去解释过去历史的问题。

费罗与索林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已经开辟了新的方向。他们不但强调电影是研究历史的新材料，同时也指出研究这类影视材料的做法，要与单单研究文字资料不同。索林极为不满一般研究者处理电影的态度，认为那是刻板的历史书写模式。大多数讨论影片中历史材料的著作，总是拿影片中出现的事件，与文字材料中的历史记录对比。索林认为，这种比勘之法，毫无意义。

年鉴学派深入民间的研究方法，对史学界的影响很大。美国学者中大力提倡电影研究，主张这是史学研究新方向的重要任务，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

罗森斯通的代表作是《往昔的景象：影片对历史观念的挑战》。在这本书中，他指出，过去研究电影与历史的联系，还是从文字书写的角度出发，把历史的呈现当作固定的、客观的真实性描述。他要史学界特别注意，从事电影理论研究的人，心目中的“历史”与史学家所关切的“历史”，经常有不同的意旨。传统历史学家重视事件、事实、资料，从材料中重新拼凑组合逝去的世界。电影理论家关心的则与文化批判的主要领域，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等，是息息相通的。因此，理论家重视历史意义的创造与整合，企图挣脱传y论说的模式，开创新的论说空间。

他说：“电影，这一现代媒体不仅能表现历史、传递过去，而且还能挽留住广大观众。因为电影可以让我们观赏风景、聆听声音、见证人物情感或者目睹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罗森斯通自认是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觉得文化批判理论是史学家应当注意的。

对于历史研究，他有以下的反省与展望：“一切历史（包括书写的历史），都是建构，而非反映。历史（如我们所实践的）是西方世界发展的特定时期里，出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产物。历史是思维过去的一系列俗成的规约。历史宣称的普遍性，与任何人事系统的宏伟宣称并无二致。语言文字只是写历史的一种俗成规约，有利于某种元素的发展：事实、分析、单条脉络。明白的含义是：历史不应只写在书页上。它可以不使用书写文字，可以使用其他元素的思维模式：声音、影像、感觉、蒙太奇。”罗森斯通在书中不断强调影像的重要，并多次重申他的后现代立场。该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他的后现代尝试，把电影的技巧与呈现手法，援用到历史书写上。一会儿用蒙太奇、交叉剪接、拼图，一会儿采用各种表现形式，运用创新手法，融合事实、虚构、历史、记忆、自传……企图探索新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方向。

罗森斯通的探讨很有趣，他强调的影视思考方向，比费罗和索林更进了一步，特别是援引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打断直接思考的历史思维积习。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两点：第一，电影不是书本；第二，电影是影像的历史。

四、电影与人文精神的文化建构

对于学者来说，批判文化传统可以刺激思考，在批判中创新，甚至打破圈套，开创文化的新天地。对于一般人而言，甚至包括大多数一知半解的半吊子学者而言，没有坚实的学习基础，就没有严密的思维训练，一味讲批判，讲创新，讲“大破大立”“破中有立”，最后可以开创什么样的新天地呢？罗森斯通引用后现论，以影片为材料，批判传统史学的圈套，企图开创历史研究的新疆域，是一个史学出身的严谨史学家的思考，是一种实验。这并不表示，传统史学方法可以放弃，可以“扫人历史的垃圾堆里”。

研究电影与历史文化的关联，研究电影与人文思维的关系，一方面是着眼在文化艺术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了电影的广大社会人文基础。电影发展到今天，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和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一样，其中有多种多样的类型，不可一概而论。我们既然知道历史研究成为学科之后，逐渐定型，甚至在学院里定于一尊，出现“正统史学方法”，也就要注意，电影研究也有可能走上学术霸权道路。学术研究的倾向，是探索与创新，也就喜欢研讨探索性与创新性的影片，而蔑视通俗性的影片，甚至贬低雅俗共赏的影片。

然而，电影有其广大的社会人文基础，有其延续生命的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大众的文化娱乐。在这个广大的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少数精英，进行文化艺术探索，进行影像思维的创造，逐渐形成精英形态的“小众文化”。我们研究电影的文化意义，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思考，并不只是想着重建过去，并不只是像费罗、索林、罗森斯通那样，在历史学科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还要想着将来，想着电影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想着电影（以及一切影视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人文思维，如何创造未来的文化。

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历史的脉络，也许是复杂多重的脉络，就像江南的河渠水道一样错综复杂，但毕竟还是有脉络的，而不能只看到没有航运的水道，就硬说那是众水流淌的方向。罗森斯通的说法，我原则上是赞同的，历史是建构，他用后现代方式建构，我用我的方式建构。但别忘了，电影艺术在建构；电影工业也在建构，艺术家在建构，普通人也在建构。其实，后现代的文化，是大家在创造的文化，而且文化霸权难以隶属一尊，学术界更有退守精英主x的倾向。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法，有时就成了学者自称开放、自以为开创文化新机，其实只是陶醉于自怜的自我封闭。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9）

一、上半年主要工作回顾

1、圆满完成《民营之路》后续工作。《民营之路》出版后，为了尽快与读者见面，我们善始善终地做好本书的有关工作。一是大力宣传，协助发行。《民营之路》出版后，我们迅即在《怀化日报》上刊发了短讯，对本书作了推介，同时向各县（市、区）和社会各界信息，为发行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到目前为止，共发行和赠送书籍近2000册。二是认真做好稿酬的发放工作。我们对有关协编单位、编审和重点作者实行上门服务，同时利用全会和主任会议的机会，将赠书和稿酬发放到相关单位、委员和作者手中，此外，还与邻近地州市进行了交流。三是协同市委党校举办民营经济座谈会。7月8日，我们召集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经调室、市统计局以及有关老同志和部分民营企业代表就怀化民营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此次座谈会，是我们继《民营之路》出版后，对我市民营经济问题的再认识、再研究、再深化，也是通过书籍促调研、通过调研促发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全面启动《怀化电力发展史》和《怀化铁路建设史》的征集、组稿工作。根据主席办公会议的安排部署，今明两年，我们将着重编辑《怀化电力发展史》《怀化铁路建设史》。为此，我们在年初就启动了两本书的前期筹备工作，多次与电力电业及铁路部门就两本书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讨和协调，并制定了编辑方案，与市水利局、电业局、电力公司联合下发了征稿文件。6月，我们又先后赴芷江、会同、靖州、通道对当地的电力发展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目前，征集、组稿工作正有序地进行。

3、建立文史资料库。文史资料是文史工作打造精品出成果的基础。今年来，我们十分重视史料的征集工作，明确提出了在年内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史资料库的目标，并下发文件，要求各县（市、区）按照“广征博采”的原则，全面收集反映我国建国前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及各项事业发展的史料，然后集中收归我委建档保存，实现资源共享。目前，我们已收集到各县（市、区）政协文史资料110余册，近2000万字；外省（市）文史资料600多册，约1.2亿字。资料库已初具雏型，为今后编纂出版文史书籍提供丰富的基础资料。

4、组建了一支稳定的文史工作队伍。一是建立市县两级文史网络队伍。我们在各县（市、区）明确了13人为文史工作联络员，负责组织和协调本县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二是聘请了16位阅历丰富、文化水平较高并热爱文史工作的老同志担任文史资料特邀编辑委员，3月19日召开座谈会，发行聘书，听取意见，通报工作，调动了特邀编辑委员的积极性，此举较好地拓宽了史料征集的渠道和社会接触面。

5、积极参与提案的撰写和督办。上半年我们先后提出了“关于在城区建立书报亭”和“关于整修怀化烈士陵园，将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两个提案，均引起了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此外，我们还积极配合市政协开展“提案督办月”活动，参与了由本委委员提出的部分提案的督办，有效地促进了提案的办理。

6、认真组织和开展了调研活动。启动年初安排的调研活动。6月29日，我们赴会同开展了对名人故居保护和管理问题的调研。约请了会同县文物管理所和粟裕纪念馆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并深入到纪念馆进行实地调查，对故居和纪念馆的保护与管理、开发和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7、向省政协汇报并向兄弟市政协学习业务工作。4月19日至24日，童副主席带领文史委同志赴吉首、张家界政协学习取经，并就如何开展文史工作和完善文史资料库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随后，我们赴省政协文史委，就今年的工作打算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8、积极完成省、市政协交办的工作。上半年，我们先后负责二届二次全会的宣传报道工作，参与了全国22城市横向联系会议的有关联络工作，热情接待了柳州市政协来怀考察的领导，加深了....

二、下半年工作打算

1、继续做好《怀化电力发展史》史料的征集整理工作。目前，《怀化电力发展史》的编辑工作已进行实质性的运作阶段。下半年，我们将召开编辑工作座谈会，制定编辑总纲，深入各县（市、区）全面开展稿件和相关图片资料的征集工作。

2、进一步搞好调研和视察。拟在8月组织本委委员完成“名人故居保护与管理的调研以”及“打造五溪文化品牌”的视察。

电力发展史研讨篇（10）

学习内容

学习形式

备注

3月份

1.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3.“百年奋斗 初心弥坚”（“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4. 全国“两会”精神

5. 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集中学习

及时跟进学习最新讲话精神

围绕“感悟思想伟力”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交流研讨

1.《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2.新中国70年宏伟历程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4.观看电影《建党伟业》

5.红色故事是最生动的教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个人自学

时间

学习内容

学习形式

备注

4月份

1.《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2.“用正确历史观看百年党史”（“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3.周恩来谈学习党史（“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4.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5.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集中学习

及时跟进学习最新讲话精神

1.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干部网）

2.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干部网）

3.伟大转折，打开革命新局面（“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4.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5.这场伟大“创业”为什么会成功？（“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6.观看电影《建军大业》

个人自学

时间

学习内容

学习形式

备注

5月份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2.在学习党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党建网）

3.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根本秘诀（中国社会科学报）

4.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读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5.抗美援朝：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之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集中学习

及时跟进学习最新讲话精神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2.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党的文献）

3.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领导科学）

4.观看电影《秋收起义》

个人自学

时间

学习内容

学习形式

备注

6月份

1.《中国共产党简史》

2.五四运动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3.7月1 日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如何探索出来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5.西安事变为什么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集中学习

及时跟进学习最新讲话精神

围绕“把握思想规律”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交流研讨

1.《中国共产党简史》

2.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摘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