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款的程序篇（1）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深化发展，新的特点、新情况、新问题、新的纠纷不断出现，青岛市中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需要在审理案件和解决纠纷时加以深入思考，找出相应对策。

一、 争议焦点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可分为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实体方面的问题高达70%，但随着民事主体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律师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程序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一）程序方面。该类型案件在程序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主体是否适格、管辖权异议、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及诉讼时效等方面。

（二）实体方面。借贷纠纷案件在实体方面的争议焦点绝大部分围绕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其所占比例高达42.22%，而实践中借贷是否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也是比较常见的争议问题。

二、 裁判结果

（一）二审案件的裁判结果。青岛中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二审结果发改率达27.27%。其中5个发回重审的案件，有3份判决的理由均为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三）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另2份除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外，还涉及《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四）项，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管辖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在摘取的45件借贷纠纷案件中，有4件属管辖权异议，但青岛中院都作出了维持的裁定。

三、 裁判观点

（一） 程序问题

1.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为借贷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非该借款金额的实际使用人。

上诉人张维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延贵民间借贷纠纷案中[（2014）青民二终字第144号]，上诉人辩称，其是代姜诚诚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实际借款人为姜诚诚。青岛中院认为，2014年2月27日上诉人以借款人身份出具借条，即便该款项实际为姜诚诚所用，但姜诚诚以担保人身份签名，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是实际借款人，姜诚诚是担保人，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责任主体，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

2.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此外，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施行，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确定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以新司法解释为准即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中“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不再适用。

（二） 实体问题

1. 借款人出具借据，且贷款人实际交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上诉人周健与被上诉人青岛玉柘木业有限公司民事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96号]中，原审法院认为，玉柘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10月18日给付周健20万元系借款，周健虽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笔款项系玉柘公司替他人向周健偿还借款，但周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以为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玉柘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玉柘公司主张该20万元系借款予以支持。上诉人于上诉期间提交的证据证明：①被上诉人股东分别为张守玉、张吉春、张桓；②在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万元以前，上诉人曾支付张守玉10万元，支付张吉春8万元。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仅凭该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

2.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上诉人藤素英与被上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花园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青金商终字第62号]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系期间，藤素英应与王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青岛中院认为，结合①上诉人与王波于2004年6月26日签订了关于收入与债务相互独立的协议书，②两人于2009年10月4日将上诉人单独购买的房产产权进行公证，该两份证据，认定上诉人与王波对于家庭财务收入和支出相互独立。上诉人对于本案借款，既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实际使用款项，不应对王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借贷合同中的借款金额为借贷合同记载的金额，但贷款人未足额交付的，以贷款人实际交付的金额为准。

在上诉人纪毓德与被上诉人栾志强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14号]中，栾志强在一审中辩称，人民币10万元的借条纪毓德实际只交付了9.7万元。原审法院认为，纪毓德提交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因纪毓德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栾志强提交的借条及双方陈述，确认纪毓德实际支付栾志强借款的数额为9.7万元。而青岛中院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支付9.7万元的主张，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10万元借款。

四、 结语

本文是对青岛中院近两个月来已公布的借贷纠纷审判案例的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借贷多采用书面形式、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手段增多、借贷合同的形式多样等问题，因此借贷纠纷所涉及的各项法律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2）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49-02

一、民间借贷的界定

民间借贷又称民间贷款，它与正规贷款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广义上，民间借贷是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之外，除正规贷款外的贷款，民间借贷不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报表中，同时也不受法律保护，它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活动。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下企业融资活动的产物，当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出现总量与结构供给不足时，它又成为必要的补充。民间借代的主体仅包括纯粹的民事主体，但是不包括金融机构，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民事主体之间。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行为，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存在于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它是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为内容的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

二、民间借贷激增的发生机制

1.民间资本日益增多，融资渠道不畅，人们转变投资方式

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加之人们投资意识的增强，房地产、股票市场火爆，但这些投资行业高回报高风险，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传统的借贷方式投资较安全，程序简便易操作，既能使借贷者较快取得收益，还免除正规贷款、投资的必要的工商、税收、银行等的手续，节省资本，因此民间借贷成为人们投资的首选方式。

2.银行贷款门槛过高，程序繁杂，人们转向民间融资

首先，银行的贷款门槛过高，把那些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或者提供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担保人提供担保的贷款者拒之门外；其次，银行为了避免金融风险，严把放贷关，贷款程序复杂，人们转而投向见效快，程序简捷的民间融资。

3.基层金融机构功能的衰退

金融体制改革后，我国四大银行基层网点的减少与信贷管理体制的集中化，最终，以这些正规、普遍的融资方式作为基础的基层城乡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功能性疲软。同时，在资金实力、服务功能方面，像农村信用社这样的中小金融机构也无法从根本上填补这种缺位。所以，中小型企业走民间借贷这条路是必然的选择，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和市场自身规律的作用，

4.高回报率进一步活跃了民间借贷市场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比同期银行贷款利率高出几倍，所以出现了民间借贷发展势头迅猛的趋势。尤其是在当前正规融资渠道走势低迷的形势下，民间借贷的优势更见凸显。

5.作为民间信贷运作机制基础的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本位促进了其发展

民间金融机构在放贷时是以借款人和中介人的信用为基础的，它一般不以抵押或担保必要条件。这种方式有着道德约束的保障，发生的是个人的关系，属于民事行为，诉讼方便，避免了与银行、工商等部门的诉讼，节省诉讼资本，并且民间放贷自由灵活，对担保品的限制较小，正因其符合传统多数人民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故其激增在情理之中，民间借贷风险正是依靠亲缘和熟人关系来维护，才使得其势如破竹、发展迅猛。

6.借贷双方具备各自的相对优势

民间借贷的贷款方之所以热衷于选择民间借贷方式而舍弃其他投资手段，正是看中了这种方式可以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借款人而言，选择民间借贷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大收益，即使民间借贷需要付出高成本，其仍能迅速缓解燃眉之急，日后收益足以弥补现实损失，仍有利可图，尽管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但其融资成本过高，故其自然会选择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双方都有利益可图，为民间借贷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

三、民间借贷完善、规制的措施

鉴于以上对民间借贷激增成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固有的参与主体及其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借贷方式的灵活性、借贷形式多样化、借贷期限长期化、借贷利率市场化的特点，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实践，本文在坚持对民间借贷的规制采取有重点，依分类的原则下，对其体制的完善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性建议。

1.制定《新型民间借贷机构法》

首先应明确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机构有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亟须法律对其主体合法性给予明确规定，以求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所以允许民间闲散资金参与现有融资市场势在必行，制定《新型民间借贷机构法》刻不容缓；其次应当明确其具体职能，服务于民营经济主体。这样，以法律对其职能、内容、形式等予以明确，使其与现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体制融和、对接、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完善具体立法体系。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在立法上，以分类规制的方法，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我国现有的相关普通民事法律主要用以规范非针对性的个人借贷行为；二是相关主体法用来规制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融资法律关系；三是专门的民间借贷法适合规范以具有商业目的并以从事此行为为经常性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的法律行为。同时，从民间借贷的主体、利率、区域、资金来源等方面有重点的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以有利于民间借贷最大优势的发挥为原则，以民间借贷是否形成规模经济，民间借贷风险集中度的高低来确定民间借贷的具体实施区域，坚持有层次，分步骤的立法，执法，司法原则。

3.建构新型民间借贷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应从以下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相关法律：一是通过制定浮动注册资金行为的方式以实现限定主体的目的；由于借贷行为的资金密集性高的特点，其注册资本的限定远远高于我国队一般公司的规定。实现交易的安全，维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符合其可期待利润，最终达到金融市场秩序有条不紊地运行。正因为高门槛可以屏蔽不良放贷人的进入，减少其风险性，并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所以规定是适宜的。二是在审查申请人资格的方面重程序、严把关。把对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作为重要突破口。鉴于民间放贷行为极易引起纠纷，引发犯罪，因此加大审查力度，完善相关规定，以求把那些必须有瑕疵的主体排除在健康民间借贷市场之外，应重点审查放贷人资格中的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并细化程序。

4.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转移制度

通过设立由金融，法律专家组成的危机鉴定中心，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定期警报信息，改进、加强相关网络的融通，实现点、线、面全方位立体化覆盖，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对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要求其与银监会相互协作，对区域内外的隐患给予综合评定，对危险因素加以排除，随时追踪、预测、分析，以期实现市场那个的良性互动。

5.民间贷款利率问题亟待解决

利率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关键，在目前的法律框架范围内，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息息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制约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力度。必须设定利率限制，首先要合理规定利率上限。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要求具备很强的技术性，需要对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加以考虑，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也应列入必须予以关注的因素，因此，有学者建议确定一个不确定的利率限制。关于高利贷的最适宜的标准，为达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则不适宜制定较高标准，并且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某些借款人为偿还贷款，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时道德风险的发生必然随之而来，同时，若对高利贷的标准制定得过低，也将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银行对借款人发放贷款缺乏积极性，使借款人融资出现困难；二是民间借贷从合法转向地下，法律规定的相关缺失，借款人将付出更大的成本。立足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地下钱庄的泛滥充分对第二种可能提供了事实证明。其次需要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民间借贷立法可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对进一步削弱高利贷的负作用，同时也可以减少刑事手段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以实现法律社会的双效应。

6.相关执法部门需加强监管、监察力度，规范执法活动中新型融资市场的秩序

严格控制民间贷款在公司总资产中的负债比例，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风险临界点—禁止吸收公众存款，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立法的严重缺失和执法的不作为，必将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风险临界点的前提下，应当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提供新的，更加多元化的解决途径，以便于民间借贷的有序、和谐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以确保商业性民间借贷负债融资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首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在立法上必须给予明确的划分。其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下，应有层次，分步骤地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等融资的渠道。再次，对从事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进一步加大政策性融资资金支出，减少可控的风险。最后，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金融证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使其具有预见性，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刘保玉.物权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建华，等.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3）

一、形成的原因

1、因地区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高，个体私营企业要获得信贷支持的要求不断增大，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因其繁杂的管理操作规程，造成个体私营中小企业贷款难度的增加。个体私营企业融资“需求旺、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特点，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程序存在冲突。企业急需资金的时候，银行解决不了其燃眉之急，贻误了企业生产的大好时机。导致地区个体中小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这无形中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2、民间借贷对借款方来说有以下几种优势：一是手续简单、二是利率低、三是费用省。而民间借贷的收益远远高于储蓄存款的几倍，每万元年可以获得800-1000元的收益，远远高于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收益。而且现在民间贷款人为了控制贷款风险从法律手续上都逐步健全，大部分借贷都采取公正和抵押方式，借款人用借款两倍以上的房产做抵押担保，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资金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直接的、灵活的、自由的融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要。

二 、民间借贷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影响

1、增加了金融机构组织资金的难度，如果此情况得不到有效控制，新一轮的高息揽储、实物补贴等不正当竞争将不可避免，严重时还可造成地域性的金融秩序混乱。

2、间借贷转嫁风险给金融机构。一方面，民间借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率高，当借贷双方发生关系时，借贷利率多由放款人说了算，当借款到期时，借款人往往因利息过高，无力支付，当被逼无奈时，借款人就要千方百计套取银行贷款，就注定成为金融机构的风险贷款。

3、农村资金在资金配置上、投放上的无政府状态，容易导致经济管理秩序上的混乱，不利于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特别是不利于政府对农村资金的统筹运用与把握，不利于农村信贷、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1、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农村信用社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特别是加大农村金融服务的力量，尽量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要。

2、要适当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全面提高工作效率，靠优质、高效的信贷服务留住客户，为农民致富的小额贷款业务，以方便、快捷、优惠的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4）

一、 我国目前企业间借贷现象的存在现状

企业间借款是指无金融经营权的两个企业之间互相拆借资金的民事行为，其内容是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由一方企业将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借给另一方企业使用，另一方企业在约定期限届满后归还本金，支付利息。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企业间的借贷是不被允许的

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不仅不得办理借贷，而且连“变相”借贷融资都不被允许。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根据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及1990年11月12日《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判决企业间签定的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由使用借款方向发放借款方返还本金，对利息则一般不会支持。

关于为什么不允许企业间借贷，在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中这样解释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的借贷活动，不仅不能繁荣我国的市场经济，相反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因此，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认定无效。

二、我国企业间借贷合法性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小小民间企业如雨后春笋逐渐增多，在资本和数量上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企业为满足自身在资本市场正常运作急需融资。然而通过金融机构间接融资手续繁琐条件复杂，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开放企业间借贷几乎是唯一解决融资困难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 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理由

1、放宽企业间借贷，有利于我国目前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优化。近年来，我国金融资产规模越来越大，但规模迅速的扩大并没有带来金融资产结构上的大幅度调整，存贷款等传统投资方式在金融资产中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这种资产结构不符合国际金融资产管理的理念。除过度集中的存贷款外，我国金融机构的其他金融工具运用也存在不合理的结构，这点突出表现在利率产品的偏重上。企业间贷款的放宽，将有利于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能够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促进企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2、有利于降低企业间接融资带来的成本及风险。由于企业间借贷现在仍处于非法状态，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采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或者通过自然人为中介贷款等方式进行间接借贷。这样就使得融资过程中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时也增加了间接融资的风险。如果现阶段放宽企业间借贷的法律规定，那么企业面临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将大大降低。

3、企业间借贷大量存在存在合理性依据。市场经济在开放的状态下，民营企业大量出现，资金来源越来越多样化，企业经营需要独立的自主经营权。而禁止企业间的借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间的自主经营权。

（二） 相关法律制度对企业间借贷合法性的默许

由于企业间借贷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支持企业间借贷的合理性成为目前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不可回避的事实，我国现阶段许多法律法规对着方面有所涉及。这些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企业间借贷是合法行为，但是已经默许了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少数判决默认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

1、 《公司法》第149条第三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按照通常理解，只要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董事或高管就可以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而此处的他人并没有详细限定范围，也未对出借资金的公司限定范围，因此按通常理解，企业间借贷是被允许的。

2、 《税法》规定“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据实扣除”，这里所讲的借款利率，指的是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但是，从民法通则的角度讲，法律规定企业间的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期借款利率的30%是受保护的。

国家税务总局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规定了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在税前扣除； 第三十六条规定： “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 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这些条款的规定也将企业间不违反利息标准的借贷行为默认为合法有效行为。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有相似的规定。《条例》第38条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一）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二）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该条第二款表示，对于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企业间的借款利息，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个条款隐含的意思在于，低于同期贷款利率的部分是受到法规保护的，而超出部分不能得到法规的保护。虽然该《条例》并没有直接明确企业间借款的合法性，但是从税法的角度对于企业借贷行为间接地予以部分的肯定。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的，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该解释中规定的垫资部分性质上实际属于企业借贷性质，也就是说该解释实际上已经默认企业以垫资方式借贷为合法行为。

三、 促进企业间借贷制度合法化的建议

（一） 完善国家关于企业借贷的立法

禁止企业间借贷是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需求。现阶段，我国可以逐步放开对企业间借贷的禁止性规定，分阶段逐步完善企业间借贷有关的法律规定。这样可以保证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市场有序进行过渡。

对于企业间基于自由意志进行相互支援或者帮助，利用企业自由资金合法借给其他企业的情形，如果企业资金来源合法且是自有资金，合同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法律应该对这类合同给予保护。企业之间借用资金用于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或者生产经营管理，双方约定利率低于银行四倍利率，这类借款符合我国关于民间接待的规定，应当得到保护。企业之间基于生产经营、管理或者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借贷自有合法资金，但是约定利率产国银行四倍利率，这类借贷违反了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属于非法借贷，超出银行利率的部分将不被保护。企业利用银行套现、非法集资等方法变相吸收公众资金，此类企业借贷应为无效，应予以取缔。

（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企业内部控制是以专业管理制度为基础，以防范风险、有效监管为目的，通过全方位建立过程控制体系、描述关键控制点和以流程形式直观表达生产经营业务过程而形成的管理规范。如今，我国仍对企业间借贷持否定态度，原因之一是担心企业间借贷无规范的程序，对资金的利用和企业经营风险存在担忧。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规范企业借贷，防止资金利用和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间相互借贷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借贷双方均应该持谨慎态度，以保证公司的利益，利利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规范，企业内控在规范企业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完善避免独断的经营决策的出现。公司在加强内部控制时，可以增加资金出借程序方面的规定，来控制资金借贷的安全。正如《公司法》规定：公司对外提供借款，必须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讨论形成一致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借款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讨论形成一致决议；受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此次借款事项的决议，此次借款事项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内部控制的完善不仅保护着贷款方的利益，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为借款方防范风险的作用，由于企业间借款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对借款方来说不仅要承担偿还本金的义务还要承担偿还大量数额利息的义务，借款方企业需要通过完善内部控制程序来保障借款程序，在借款前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还款能力作出真实的评估，对于借款方企业来说，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保障企业不会因借款的高利率而使企业经营陷入财务危机。

[参考文献]

[1]江楠.企业间借贷行为合法性的分析与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2.2.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9-0044-04

民间借贷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其流动可以表现为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和合法民间借贷两种状况。“高利贷”具有危害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违背公平合理原则等问题，应该予以坚决打击；合法民间借贷具有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资金所有人财产权的具体方式。《宪法》第21条规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对非公有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十二五规划》、《民间资本三十六条》明确提出促进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方针，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政策和依据。

《宪法》同时要求对非公有经济进行监督和管理，所以必须坚决禁止和打击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相关部门制定和颁布《刑法》、《商业银行法》、《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强对高利贷等违法行为的调整，维护信贷市场稳定。

显然、我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坚决打击高利贷，合理引导合法民间借贷发展。不过，关于高利贷的本质和规范措施一直存在模糊认识，以下详细分析英国的信贷制度，为中国制度发展提供借鉴。

一、英国《消费信贷法》的基本特征

英国《消费信贷法》于1974年颁布，该法规直接替代小额贷款、典当贷款、租赁信贷的相关立法和规定，形成统一的信贷消费立法。该法规经过多次修订最终形成《消费信贷法》（2006），截至2009年10月，消费信贷的监管部门又制定了多个单项立法，不断完备和充实《消费信贷法》的法律体系。

英国《消费信贷法》以保护消费者，建立新的制度体系，维护公开、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为立法目的。《消费信贷法》共190条，分为12部分，涉及到消费信贷审批和执照、信贷合同、商业推广、担保、司法管辖等多个方面。总体来看，英国《消费信贷法》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宽松的市场准入审批制度

英国的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是信贷市场的审批和监管机构，该机构是英国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管理机构。公平交易局通过审批制度管辖消费信贷的市场准入，《消费信贷法》针对申请人确定了抽象的“适合”性标准（Fitness standard），牌照应该授予“适合”消费信贷经营的申请人。《消费信贷法》确定的相关因素包括申请人及其相关人员的具体环境；主体是否涉及到欺诈、欺骗或者暴力犯罪；是否违反《消费信贷法》的任何条款，或者其他任何与调整个人或者个人交易相关信贷条款的条款；是否导致基于性别、肤色、种族、民族、国籍的歧视；以及申请人是否存在其它不正当或者不合适的行为（无论是否非法）。显然，《消费信贷法》确定的市场准入标准宽松且抽象，并且对于资本要求没有设立任何的“门槛性”要求。公平贸易局于2008年1月颁布的单项《消费信贷审批法》没有增加申请标准难度，但对“适合”标准确定了更加具体的指标。

（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消费信贷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贷款人在商业广告、缔约前谈判、合同的成立和履行等不同阶段承担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否则需要承当相应的法律后果。

《消费信贷法》针对商业推广阶段的广告确定了专门的信息披露要求，立法部门有权针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制定独立的标准，《消费信贷法》第48―51条规定的条款确定了违反信息披露规定导致的各种犯罪类型。

谈判缔约阶段的信息披露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对于面对面的谈判缔约方式，借款人需要按照《信贷消费信息披露规则》（2004）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二：对于远程谈判缔约方式，借款人有义务遵守《远程金融市场规则》（2004）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两类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方式和程序不完全相同。

《消费信贷法》（1974）要求合同成立和履行阶段应该披露往来账户的定期报表、协议变更的通知、违约通知、合同执行和终止通知、依据要求的信息披露。《消费信贷法信息披露要求》（2007）（2008）进一步修正了信息披露要求，其范围扩大到定额信贷年报、往来账户报表的其它信息、欠款总量、违约款项总量、违约通知的其它信息、事后利率（post－judge interest）等。

公平贸易局有义务制定信息披露表格（Information sheet），协助和规范贷款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贷款人一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除了承担上述刑事责任外，还可能导致民事责任。例如：在缔约谈判阶段如果贷款人没有充分的披露信息，借款人有权利撤销合同；如果贷款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没有披露借款人的欠款情况，那么借款人没有义务支付借款人应该披露而没有披露期限内的借款利息。另外贷款人对于违约、违约数量、合同内容等事项都具有充分披露的义务。

（三）完备的追债制度

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追债是消费信贷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公平贸易局2003年颁布《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Debt Collection Guidance－Final guidance on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该指导在2006年12月被修订，公平贸易局于同年12月还颁布了《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Debt Collection Guidance Compliance Review）。这些法规将追债行为区分为公平的商务行为和不公平的商务行为，并区别对待。

《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确定的不公平商务行为包括：不公平的信息传播、不当表述、生理或者心理侵害、欺诈或者不公平的方法、不公平的追债成本、不公平的追债走访。

《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则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合规审查的申请、审查标准、审查角度、审查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四）成熟的负债管理服务

公平贸易局制定《负债管理指导》于2008年12月颁布，该《指导》适用于消费信贷牌照的申请人和持有人，主要调整牌照持有人和申请人如何提供负债管理服务。英国的负债管理服务发达，在颁布本《指导》之前，存在大量的非收益性机构提供该类服务，例如公民咨询处（Citizens Advice Bureau）、消费信贷咨询服务机构（Consumer Credit Counselling Service）、国家理债专线（National Debtline）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营利性负债管理公司得到发展。《负债管理指导》主要涵盖债务重组、债务偿还、提前偿债、代表债务人和债权人协商债务问题、审查债务人的经济情况、提供咨询意见等。

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债务管理咨询服务体系，并且咨询服务体系的内容由立法严格规定和调整，保证了服务的全面和质量。对于借款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债务具有积极的价值。

（五）高度权威的司法救济制度和措施

公平贸易局有权运用行政手段对交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实施行政裁定。《消费信贷法》还设计了司法救济制度，强化司法机关在消费信贷中的地位和作用。司法机关有权对是否存在“不公平行为”作出判决，并可以进一步判决相应信贷交易的法律效力。其司法救济的特点如下：

其一，司法救济程序的申请人范围广泛。借贷合同中的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是合法申请人；借款人或者保证人处于任何诉讼程序中并是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该程序将执行该借贷协议或者相关协议，那么诉讼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有权利成为申请人；借款人或者贷款人处于其他诉讼程序中，依据该协议或者相关协议为一定数量的支付或者可为一定数量的支付，那么诉讼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有权利成为申请人。

其二，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消费信贷法》在证明是否存在“不公平关系”这一实事时规定了被申请人“自证无辜”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任何的诉讼程序中，借款人和保证人主张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针对借款人的不公平关系，贷款人有义务作出相反的证明，否则法院将认定存在不公平关系。

其三，司法裁判命令手段多样。针对信贷协议中的不公平关系，法院有权利做出以下判决：要求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整体或者部分返还任何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支付，不考虑该是否直接支付给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要求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实施、中止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减少或者免除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支付；根据担保的目的，要求返还保证人提供的任何财产；撤消协议或者相关协议中借款人或者保证人的任何义务；变更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条款。

二、英国《消费信贷法》的主要经验和评价

英国的《消费信贷法》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实施中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从其立法本身分析，英国《消费信贷法》下列层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英国已经实现统一的消费信贷立法

英国制定统一的《消费信贷法》之前分别制定了单项法律调整小额信贷、消费信贷、典当信贷和租赁信贷等信贷方式。经过多年立法实践，立法机关于1974年制定统一的《消费信贷法》。统一立法的价值消除了制度间的冲突和不统一，提高了立法和执法的协调性。英国小额信贷、消费信贷、典当信贷和租赁信贷市场的充分发展和相关立法经验的积累是英国统一立法的基础。

（二）消费信贷市场由商业行政机构审批和监管，一定程度脱离金融监管

消费信贷行为本身资本化和证券化程度不高，并和真实交易相联系，因此英国将其纳入消费市场而不是金融市场。英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审批和监管机构是公平交易局，该机构是英国的消费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FAS的监管范围也没有直接纳入消费信贷市场。

（三）消费信贷交易制度不断完备

英国《消费信贷法》确定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同时也确定了丰富、系统的消费信贷交易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业务推广、合同订立、合同的履行和终止、债务管理、债务追偿、行政裁决、司法介入等各个方面。

（四）借款人保护制度逐步完善

《消费信贷法》在立法目的和宗旨部分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借款人的权利。法规具体制度的安排表现出这种立法目的。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消费信贷法》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护借款人的权利，这些披露义务涵盖了缔约前至缔约后的所有阶段，制度的设计本身表现出对于借款人的极大保护。二是授予借款人特定的合同撤消权。

三、完善我国信贷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科学区分合法民间借贷和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增强制度执行效率

调查显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将“高利贷”直接确定为独立罪名，而借助一定的罪名体系共同调整。例如，针对吸存行为确定非法吸存罪；针对吸存中的诈骗行为确定集资诈骗罪；针对暴力讨债行为确定人身伤害罪。可以认为，现有的罪名体系比较完备，重点应集中在增加操作性，增强执法可行性和提高执法效率。例如，非法吸存是高利贷中的主要犯罪形式，但判断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执法效率不高。近年查处的“万里大造林案”、“亿霖木业案”、“中科案”都和非法吸存密切相关，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最高法2011年1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认定标准、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是重大的制度发展成果，明确了非法吸存的判断标准，为打击民间借贷中的犯罪行为确定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理性看待利率上限，综合运用市场和管理手段限制高利率

民间借贷中高利率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现有立法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同期同类基准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立法没有规定超过四倍属于非法。从实践考察，英美等发达国家采取完全放松管制的态度，取消了利率上限；香港地区继承英美模式放松上限管制，仅仅针对放债人和自然人规定了利率上限，不过其上限达到基准利率的20倍。显然、大部分国家不将利率作为判断合法与非法的标准，香港地区设定了上限标准，不过适用范围狭窄，并且20倍的上限远远大于我国的4倍。

英国等发达国家取消利率上限的同时确定了信息披露制度限制高利率。具体来说：信贷交易中的借贷人具体严格的披露义务：事前披露、充分披露和严格究责制度。贷款人在签约前有充分披露利率、本金、期限等重要信息的义务，并且必须在合同中写明这些信息，否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者授予借款人撤消权，虚假信息则可能构成欺诈。英美不直接限制高利率，而要求贷款人充分披露信息。实践表明、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高利贷”、“高额服务费”、“利息计入本金”等现象，并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维护利率稳定、抑制欺诈风险。

从长远看，利率上限放松管制是多层次信贷市场发展的总体趋势。从现有状况看，不适宜完全放开利率上限管制，对于高利贷中的不法行为可以通过市场和制度相结合的手段予以调整。

（三）完善法治建设，规范民间借贷发展

民间资本流通的确可能导致不法、甚至犯罪现象，英国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高利贷包含如下基本风险：高利率、欺诈、暴力追债、争议发生后借款人处于司法弱势地位。针对这些风险，英美通过如下制度建设保护借款人利益。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抑制高利率、欺诈风险。英美国家通过信息披露制度解决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并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

2.完善体制和机构建设，抑制杜绝暴力追债。追债是民间借贷滋生违法、犯罪行为最多的领域。英国的立法值得借鉴。英国公平贸易局颁布《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则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暴力追债）合规审查的申请、审查标准、审查角度、审查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英国公平贸易局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采取严格处分和处罚的态度，确定了司法权威，有效抑制了非法追债。

我国可以考虑在相关部委下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杜绝暴力追讨等问题，保证民间借贷的公平和稳定。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6）

一、问题的提出

（一）案情简介

2011年12月28日，郑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某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该笔借款由常山县某房地产公司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详细约定了借款的利率、还款日期及担保责任，当日三方共同到常山县国土局办妥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待上述事项办妥之后，李某将自有资金2000万元汇入郑某账户。借款合同到期后，由于郑某未能及时还款，李某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要求郑某还本付息，并要求常山县某房地产公司在抵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以郑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要求将此案相关资料移送该局。龙游县法院认为，因郑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由，依照《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驳回李某的。

（二）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活跃，是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高发地区，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同上面的案件相类似的案例。对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的问题，实务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直接导致了本案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

1.借款合同效力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成立作为依据。对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的民间借贷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成立为依据，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或者驳回。即使表面上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只要其构成犯罪行为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那么其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就不再属于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犯罪是法律最强制的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若当事人的借款行为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其签订的民事借贷及相关担保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否则，在法律上就有可能会出现针对郑某这一借款行为的相互矛盾的评价。

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到的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有效性应当以郑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成立为前提，鉴于郑某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尚处于侦查阶段，本案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之规定或者依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依法裁定中止审理或者驳回。

2.借款合同的效力应当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判断依据。即使郑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不会影响其签的借贷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刑事民事可以分别审理，并行不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效力的认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属于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应当遵循民商事法律规范。只有当借款人同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款，且其借款行为侵害国家依法保护的金融管理秩序时，借款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单个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未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民间借贷行为并不违法。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可以单独通过民商法的规定来得到保护时，刑法应当保持适度的谦抑性，为鼓励商事交易，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即使郑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也不应当影响其签订的借贷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应当继续审理。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执行现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根据我国《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具体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现行司法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界定值得商榷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为“金融秩序”，对于何谓“扰乱金融秩序”，我国《刑法》并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定，而是留给相关的司法解除作出具体界定。

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直接对“扰乱金融秩序”的概念作出界定，而是列举了三种情形，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三种情形之一的，就可以以该罪论处，言外之意也就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三种情形之一，就侵害了“金融秩序”的法益。依据《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规定，这三种情形分别是：一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三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

根据上述规定，若甲向乙借款金额超过20万元以上的；或者甲向乙借款10万元以上，但是到期无法偿还该笔欠款的，都可以将其列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追诉。而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超过20万以上或者债务人无法按期偿还债务的金额超过1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由此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方面总是在似是而非间争论不休，另一方面却已经是当下金融业发案最高的一项罪名[1]”，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司法解释对于“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益规定的过于宽泛。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诉标准过于宽泛带来的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为少数债务人逃废债务的借口。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相关借款合同效力认定不一，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无效使得相应的担保合同也归于无效。一方面对于债务人来说，债权人只能通过公安机关追缴的资金来得到受偿，减少了自己的债务负担①；另一方面对于担保人来说，担保合同的无效也减少了自己的担保责任。因此，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债务人很可能利用该罪来逃废债务，减轻责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诉标准过于宽泛，使得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面临刑事追责的可能，造成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容易给执法腐败提供滋生的空间，执法者可以利用和控制执法的疏漏率或者选择执法的对象来威胁利诱管辖的客体，从而实现权力寻租的目的。

三、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民间借贷行为效力应坚持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标准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刑民交错和分野

个人或企业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融资的需求，当其无法或者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来满足自己的融资需求时，即产生了民间借贷。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个完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发出借款的要约；二是出借人承诺借款；三是出借人的借款金额实际支付给借款人。按照常理，民商法的法律关系问题都应当由民商法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同刑事法律关系一般不具有交错之处。但是，由于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合同关系的客体是货币，基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将其列入监管的对象，根国家禁止不具有金融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吸收存款②，因此，当借款人接受借款行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时，其有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民间借贷的交错之处就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首先要以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为前提。出借人基于合同关系履行出借义务后，当借款人接受借款的行为符合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时，借款人的行为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分野就在于：一是刑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与否与民商法中民间借贷效力所关注的行为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与否关注的主要是借款人的个人行为，关注其行为是否侵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所关注的是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的行为，包括双方其是否达成借款的合意，双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双方主体是否有意思表示能力等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与否是对借款人个人的借款行为罪与非罪的法律评价，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不是仅针对一个，而是对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后，受到刑事处罚的对象是借款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后，出借人受到的损失往往要比借款人受到的损失要大，客观上惩罚的对象是出借人。首先，由于合同无效，出借人的利息无法得到支持；其次，本金虽然能按照不当得利主张借款人返还，但是借款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可能早已无力归还；第三，借款合同无效，可能带来相应的担保合同无效，使得出借人原来规避的风险又大大增加。

（二）刑法的谦抑性

谦抑就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当作为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屏障，只有当确无其他方式能够胜任抑制违法和保护法益时，刑法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刑法的谦抑性主要表现为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总的来说，社会越文明，刑法谦抑性的表现越明显，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在体现内相互连通，相互作用，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局面。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应当调整各种法律关系中最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当一种行为罪大恶极时，才能动用刑法来规制，当一种行为并未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部门法来达到规制时，刑法应当保持尽量的克制，由其他部门法来调整。当刑法和民法调整的范围重合时，民法是防止不法行为的第一道堤坝，刑法是防止不法行为的第二道堤坝，两者相互协调，各显其能，以达到防范犯罪之目的，只有当民法不足以抗战犯罪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刑法加以抗制[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也具有交叉之处，应当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协调两种之间的关系：第一，民间借贷是否有效完全可以有《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得到解决，刑法没有必要对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进行介入；第二，正如本文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分野中提到的，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定合同的效力，将更有利于保护出借人（也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刑法的谦抑性还要求，当某种不法行为将要动用刑法来规制时，必须考虑到刑法惩罚后能否得到良好的效果，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当今一方面国家对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保持高度保护，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矛盾下，民间融资是现实存在的需求，即使动用刑法也无法抑制这种现实需求，因此，刑法惩罚后并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现实中存在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打击民间借贷的方式规制民间借贷，实质是刑事对民事的一种干预，应当坚持刑法的归刑法，民商法的归民商法”[3]。

回归到上文所引出的案例，笔者认为第二种处理意见较为合理，而且在实务中，这一种处理意见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年第11期刊载的“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金融秩序”的界定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社会现实，有必要重新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金融秩序”的法益，放松对金融行业的高压管控，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真正的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合法民间借贷，缓解现实中民营经迫切的融资需求。“在涉及刑民交叉的民间借贷案中审理中，不能以刑事评价代替民事评价”[4]。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的民间借贷和相关担保合同效力认定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并不一定导致的民间借贷及相关担保合同无效，对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坚持以民商法的法律规定标准。

注释

①浙江省高院朱深远副院长在2011年全省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诉争的民间借贷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范围的，原则上不再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处理，依法裁定驳回。

②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参考文献

[1]周阳.《唐万新抑或中国金融的罪与罚》.载《经济》2006年第3期，第35页.

[2]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102页.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7）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

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民营资本需求越来越大，在向金融机构融资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转而向民间筹措资金，中小企业业主贷款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受经营贷款的金融机构调高放贷标准的影响，在个体户和中小企业业主贷款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得到快速发展。

1、民间借贷规模大，利率高

我国民间借贷规模宏大，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估算，2003年全国民间借贷总规模达7405亿元—8164亿元。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民间融资规模达9500亿元。近几年，民间借贷规模继续扩张。[1]相关研究报告预估，中国民间借贷市场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

由于受民间借贷高回报，高利率的吸引，大批拥有闲置资金的个体和社团组织加入到民间借贷的大潮当中。近年，受金融机构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供需两旺，借贷利率一路攀升，平均年利率超过20%，个别地区曝出的高利率令人瞠目。

2、民间借贷形式多样，手续灵活简便

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银行借贷条件的苛刻，或者制度的严谨，一般中小企业业主无法问津，因此民间借贷更活跃，方便，据笔者了解主要存在如下形式。

一，公司法人之间借贷到期归还，收取一定利息，也有不收息的。

二，公司法人向员工、亲戚、朋友借钱，或付息或分利。

三，法人与法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法人之间以抵押质押等方式借款。

民间借贷一般对借款用途不加限定，还款期限事可临时通知收回，也可要求延期归还。一般情况下，从提出借贷申请到获得资金一般只需要1～2天，并且普遍以现金方式交接。

相比于金融机构过于烦琐的审批制度，民间借贷则充分显示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条件灵活、手续简洁的特点。

二、我国民间借贷出现的原因

1、社会传统的渊源和情感因素

在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政府掌控。早期，民间金融机构被列为非法组织，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且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到银行去贷款一直是老百姓不敢想的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后，各种行业百废待兴。为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拓宽融资贷款渠道，政府才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政策。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浓重的家族血缘意识，这种借贷一般是亲友间的小额借贷，多是无息的，或象征性地付点利息，出借者一般都出于友好或礼尚往来，这给我国民间借贷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

2、信贷政策的影响

许多研究报告认为民间借贷来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3]

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银行金融机构贷差持续增大，进而造成了有不少资金在银行闲置，但是急需用钱的个体、中小企业主却得不到贷款。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企业急需资金用于创新研发新产品，在市场中占有更多优势项目，得以持续发展。然而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企业，个体散户，居民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手续烦琐繁杂。一笔贷款一般需要经过调查、担保（质押、抵押）、审批等多个环节，所需时间较长，不能及时满足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无奈之下，一些资信程度不高，又没有足够财产用作抵押，也没有担保人作担保的小企业、个体户、农户就选择手续简便，快捷的民间借贷。尽管利息稍高，但还是利大于弊能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

3、高利诱惑和盈利思维的驱动

从出借人的角度出发，出于强烈的逐利欲望，民间借贷中的出借方往往会将自己的大量闲置资金用于投资来赚取一定额的利息或回报。而我国金融行业发展滞后，资本投资渠道狭窄，加之国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息较低，“利率倒挂”现象导致民间资金不愿意进入储蓄市场。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加之民间借贷的供需两旺和放款者追求高额利息的欲望催使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法律风险

1、民间借贷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民间借贷的自发性和无序性，加上预期的高收益，易使部分民众受蒙骗，从而诱发各种经济诈骗行为。许多放贷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忽视对贷款人资信的考核和偿还能力的考察，增加了借贷的风险。当贷款拖期或者无力偿还，放贷者往往不通过合法途径收取贷款，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收贷，如对借款人及其家人实施暴力和恐吓，有的甚至雇佣黑社会力量进行暴力催讨等。

2、民间借贷对金融安全的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下的自发行为，不在任何部门的监管和约束下，所以不具有金融机构享受的政策上的竞争优势，在激烈竞争中，容易引发金融机构违规经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资金数以万亿计，如此巨大规模的资金不受金融监管，无法动态掌握资金流向，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更易导致金融信号失真，冲击和破坏金融秩序，对金融安全产生现实的威胁。

四、结语

综上可知，民间借贷广泛存在于社会中，在满足中小企业资本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对民间借贷主要采取行政管制的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将重点放在保障交易自由、维护市场秩序上来。同时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确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充分发挥民间借贷方便快捷特点，积极改善企业融资渠道，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8）

一、2011年我国民间借贷高涨的现状及成因

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上升，民间借贷的利率随之高涨，最低2分（即月利率为2%）到1角5分（即月利率为15%）。也由于条件低、手续简、放款快等优势，我国60%的民企都在从民间借贷渠道筹集资金。据央行数据调查，2011年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正处于阶段性高位。与此同时，我国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监管制度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不平衡性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违规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也是2011年我国民间借贷利率高涨的主因。（1）民间借贷比金融机构的放贷条件较为容易。无可厚非，民间借贷确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作为借贷资金主要的来源渠道，国内大型的正规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行业）因为要规避借贷所带来的还款之风险，所以必须制定严格的限制放贷的条件。譬如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贷款的条件之苛，手续之杂，耗时之长，使得银行往来业务中出现了贷款难和放款难的负面现象。而民间借贷却以其条件低，手续简，放款快等优点受到广大筹资者的拥戴。所以我国中小企业在大型正规金融机构方面无法及时获得贷款的时候，便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渠道来筹集资金发展公司的业务。（2）金融机构对借贷资金利用效率不高、政府机构监管不力。我国金融机构对资金的利用效率并不高。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深化，监管制度匮乏与利率不断高涨之间，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之间的不平衡性，间接拓宽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空间。虽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一直在保护正规金融机构在放贷业务上的垄断地位，尤其对有关民间借贷的监管亦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此时要面对需求庞大、复杂多变的民间借贷市场，其政府机构的监管力度还是不够。

二、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加重了企业与经营者的负担

民间借贷行为中企业主体在获得贷款之后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实属高息，所以带给企业的负债压力不可小觑。即便将贷款资金及时投入了生产经营，其带来的营业收入增值空间也十分有限，于是只能通过再次借贷利用转帐方式来偿还本期的高息负债，长久以往便会形成资金链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企业业务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高涨的利率事实上进一步加重了企业与经营者的债务负担致使社会上的部分流动资金几近失控，金融机构贷出的款项无法按时返还，企业借来的贷款无法偿还本息，资金链完全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如此干扰了金融机构准确地执行国家利率政策及信贷政策，也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面对民间借贷利率高涨现象的对策

第一，面对2011年民间借贷利率高涨现象，我国政府首先应加快制定有关民间借贷在法律监管制度方面的立法程序和规范标准。第二，设立专项专业的监管部门并制订严格的规章执行管理准则，实现民间借贷在立法方面的奠基和实际生活中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中具体的借贷流程和操作准则，维护大型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之间的协调合作及可持续发展。第三，完善借贷市场的投资环境及体制改革。譬如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在保证执行监管的过程中须在不断修正民间借贷监管法规的同时，允许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鼓励民间借贷行为，在法律严格的监管范围内，严厉控制借贷利率的高涨问题，打击高利贷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第四，大型正规金融机构与我国司法部门必须恰谈合作机制，实施监管必须依法执行。金融机构与司法机构这两大社会机构务必合力监控民间借贷利率的涨跌现象，保护民间借贷中借贷主体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监管期间双方主体所要实行的义务，保障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譬如政府可将诸如高速公路以及隧道修建等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选择有目的地对民间资金进行开放。

参 考 文 献

[1]任寿根．房产税研究[M]．南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9）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3]　韦熙．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硕士学位论文．2007（4）．

[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

民间借款的程序篇（10）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特征

民间借贷不是现当代社会才兴起的，在中国古代就有初具规模的雏形，比如明清时代的钱庄、典当、票号等，就是其最初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国家自己管控的银行来扶持一些企业，但在民间有个人间互助的小额贷款。它正式活跃大概是在1980年东南沿海的浙江温州一带，当时成立了私人钱庄、台会、庄会、摇会、标会等民间融资组织，因为这些私人发起的组织较为活跃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开始严格管控，最后逐渐悄无声息，2010年后再次掀起一股大浪，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的导向，2003年国家放开了民间小额借贷的限制，制定了一些扶持政策，2005年国家把非公有资本引入金融领域，2010年又把民间资本引入到金融领域，当前我们所提到的民间借贷，已经是经历了几次洗礼后的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有相对确定组织领导的、有一定专业性的民间组织。关于何为民间借贷，字面含义出发一般把它理解为借款最后还本付息，参考我国学界相关理论以及2015年最高院出台的审理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的解释，通说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笔者更倾向于对它进行否定性定义为利用社会闲散资金进行融资和盲目投资追求高利润的一种行为，这样定义的目的有点先入为主，但笔者认为以此方式更能认清民间借贷的利弊和本质。

不管是民间小额借贷还是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笔者认为考虑民间借贷的特点需与一般的借贷――银行向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对比，方能知晓其特点。银行的借贷一般经过经过六个流程，第一递交借贷申请，第二银行要了解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情况，以企业向银行借贷为例，银行需要查询该企业的上年度财务报告（包括借款申请前一期）、借款用于投资的项目、相关的保证人、抵押物等等，第三审查借款行为是否合法、安全，第四对借款人的信用进行等级评估，第五对贷款进行上报分级进行审批，第六，决定是否放贷，确定以后签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有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跟踪调查：而我们的民间借贷一般是只要有人担保要么你自己有一定资产和地位，以签合同要么不签合同，以借据的方式代表合同取得借款。按照银行正轨流程，从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一般需要一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信用等级高的有一定还款能力的老客户，最快也要10天，而我国民间借贷，据相关调查显示，在上海民间人士筹得借款资金一般只花三到五天，虽然利息高于银行，但所用于办理借贷的手续费也远远低于银行为办理贷款所花的费用。综上分析不难看出，银行的借款准入门槛较高，层层审批程序比较繁琐，最后要获得贷款估计企业已经是“夕阳落下黄花菜已凉”，而且事倍功半，而民间借贷因为借贷条件远远低于银行且手续简单，不仅省时还是省费用，用最短的时间就获得了贷款，弥补了资金链条的缺失，如果合理利用不仅满足了企业实际所需而且能使企业起死回生引导其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评价其方便、获取资金快、弥补银行对企业的扶持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因为时间短贷款人对出借人审查力度可定远不如银行，风险肯定远高于银行。

（二）法律定性

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定性主要是探讨其合法还是违法的问题，参考2015年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解释，总结为两种，第一种是民间借贷行为合法，依据的标准的依据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合同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订立的借款合同，认定其借款行为有效，认定标准主要考虑到两种情况：一是满足法律规定的借款合同生效要件；二是当事人依据个人意思订立的借款合同，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第二种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也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当事人订立的借贷合同违反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二是违反高院民间借贷合同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从金融机构、企业或者企业获得的贷款进行转贷，且借款人主观是恶意，以及利用贷款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由此看出，民间借贷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借贷行为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应当认定为有效，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凡事有度，超过一定度的范围，不仅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百害无一利，而且有可能损害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利益。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有关民间借贷产生的问题很多，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客观情况，笔者认为凸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只有对以下出现的问题运用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更好的规制民间借贷行为。

第一，企业、个人开展的经营性贷款泛滥。此处讨论的企业特指我国的中小型企业，不讨论大企业是因为大企业的财务管理国家对其监管相对到位，不论是其流动资金、固定资产的变动还是资金链缺失，企业自身有一套相对规范的控制手段也能很好的利用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自身问题，实践中中小型企业出现的问题较多。讨论的个人特指2005年至今存在的大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下的股东。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企业之间不能借贷，一些企业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转而采用自己主导经营性贷款与个人之间进行借贷乃至转贷，获得贷款的对方因为经营的企业不善或自身没能合理利用借款融资失败，借贷利率偏高，导致债务人所在的企业破产或是债务人弃身而逃。讨论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下的股东是因为，自2005后我国的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在工商局设立门槛低，大量开展所谓的合规借款，公司的内部股东也开始开展经营性贷款，主要是利用自身优势和良好的平台融入低成本的银行进行的转贷。笔者认为在法律上，应考虑对其主体进行特别规制以及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对其签订借贷合同的效力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以及社会各大众的利益。

第二，最高院颁布的法律解释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仍较为模糊，失去了其应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

我国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表面上看，借贷利率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动，有上限限制，在实务中也使法院在裁量、把握和执法上很便捷，但笔者看来却不尽其然，似有一刀切的做法，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民间借贷利率变化的因素日趋复杂，与国家货币政策、区域性经济发展程度、合同履行成本、信息收集及监督成本、借款人还款能力及信用记录等许多方面息息相关，还一味的固守这条红线，显然不妥，在其中就有学着提出此种做法影响市场资源配置，不能保护弱势群体反倒成了金融市场发展的一大障碍。

第三，在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中，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效力如何仍定以及程序上是否还遵循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还是要变换思路换成先民后刑。

原则上我国是为了避免民刑冲突，一般是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如果刑事裁判为非法集资犯罪且争诉的借款被刑事裁判为非法集资犯罪的事实，原则上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但有学着就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其并不当然无效，认定合同的效力应以《合同法》为主要参考标准，不能但从刑事审判结果来判定，认为刑法目的是对犯罪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不能干涉对私法效力进行规制，所以刑事判决效果不能作为判断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效力的依据。

对于审理案件是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有学者认为刑事裁判结果的定性最后才能认定一些借款合同的民事事实，认为刑事介入更深入，民事介入较为肤浅，也有学着认为提倡把刑事推置前方，不利于被害人民事救济权利的保护，比如未被侦查以及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提倡刑事在前，犯罪嫌疑人不被抓获，

被害人的民事救济权利就一直被搁置直到最后彻底丧失。

三、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反思

对于问题一，是否对企业、个人开展的经营性贷款这两类主体对其规制，笔者赞同姚辉教授的观点，不对这两类主体做绝对的限制性规定，因为明显与客观事实想悖离，我们不能否认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的股东以资金融通为目的，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最后使借款人合理的利用了资金，做限制的话也只能交由其他部门法限制生活中无证经营的主体，合同效力也可以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再考虑此种情形；对于企业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转贷自营，可以结合2015最新的司法解释以及1996年中国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61条，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其他不是转贷的情形，直接结合2015年高院关于借款合同有效和无效合同的规定即可。

对于问题二，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国外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如欧洲对民间借贷没有上限做出规定，即使有规定也有例外条款做补充说明，有利于个案处理，也可以考虑德国的规定，只规定一般性利率，在案件审理认定标准上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标准，排除显示公平的暴利规定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加以认定，美国对于民间借贷只规定了一个基本利率，再结合具体借款金额、用途、担保形式做具体规定，我国可以去粗取精吸收合理运用。

对于问题三，对于因非法集资等犯罪中认定两类合同的效力，在实践中法院以非法集资形式形成的合同认定为非合同并且不予受理，引起了广泛争议，笔者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与非法集资犯罪构成判定是两类情况，认定民间借贷的民事法律事实与认定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犯罪的事实，两者不存在一个共性的法律事实认定标准，应各用各的。非法集资犯罪的事实指向的应为不特定借款而民间借贷指向的是特定借款的事实，前者是一个经过量化引起质化的非法借贷，后者只是一个非法量化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而论认定刑事裁判的事实可以作为民法事实认定的标准。对于采用先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虽然学着们说的各有道理，笔者认为应根据案件事实做具体认定做区别对待，如果一方审判的结果可以作为另一方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甚至可以考虑民刑并行，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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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茂清.关于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当代经济管理.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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