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1）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内容提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先后出台了多个金融改革方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英国等）的改革方案，主要国际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的改革方案，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这些方案都是在对金融危机深刻检讨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包含的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客观需要，同时也突显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国际发展新趋势，可能构成国际社会未来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新地貌。纵观这些方案，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十分强调国内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成效。究其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只有各经济体的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法律改革，而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那么，必然会出现规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即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从规制监管严格的经济体转移到规制监管松弛的经济体，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出现金融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地域转移，并造成国际间金融业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实行严格监管的经济体的金融业的衰败。而金融机构在规制和监管松懈的经济体开展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反过来又会冲击规制和监管严格的经济体，使这类经济体在遭受自身金融业竞争劣势甚至颓败的同时，又不能幸免于难。没有全球一致的规制与监管，各经济体在监管规则和标准上就会出现一种逐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和劣胜优汰，加大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单个经济体的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必然呼唤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 一、加强和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 这场金融危机再度表明：金融、金融风险及其集中爆发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没有国界的藩篱而充分全球化，但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利器规制与监管却操持在“各自为政”的不同主权国家的手中，金融风险和危机防控的法律制度建设并没有与金融业及其风险和危机的发展变化保持同步。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当下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改革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修改新巴塞尔协议以进行资本监管改革 规制资本（regulatory capital）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利器和主要依靠。有关规制资本的新巴塞尔协议是经过长期、反复修改后于2006年正式定稿的，相比老巴塞尔协议对风险更具敏感性，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归咎于新巴塞尔协议，但危机暴露出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弊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危机，对其修改势在必行。从目前来看，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提高资本基础（capital base）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要求，提取超额资本以缓解助周期性和提高抗周期，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关联性。 1.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数量、一致性和透明度。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规制资本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英国的《特纳报告》（The Turner Review）指出，金融危机表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股份资本和储备）以外的低质资本不能在持续基础上有效地吸收损失。例如，二级资本中的次级债（subordinated debt），并不能持续、有效地吸收损失，失去了规制资本作为风险防护层的作用。因此，该报告提出对金融体系重要的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可以考虑删除有关二级资本作为规制资本的资格，用一级资本满足规制资本的要求，以更好地抗御资产风险。 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强调要提高规 制资本的质量。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银行体系应具有更多的资本，规制资本要超过现有最低资本水平。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应持有更多的资本，不仅要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有风险，而且也要纳入更广泛的宏观审慎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国际社会，特别是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意见，于2009年7月通过的《加强新巴塞尔协议框架》（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 II fram ework）和《修改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框架》（Rev isions to the Base l II m arket risk fram ework），加强了规制资本的监管框架，其中就有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的内容。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Consultative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 f the banking sector），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借鉴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监管资本基础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的措施，尤其是加强一级资本的要素，使一级资本能够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全部用来吸收损失，以此降低由银行体系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首先，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为保证非股份公司制银行持有可比的、高质量一级资本，巴塞尔委员会专门建立了一套适用非股份公司制银行的原则。其次，二级资本工具也将统一，仅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所谓三级资本将被取消。最后，为强化市场约束，改进了资本工具的透明度标准，监管所有要素都必须披露，并且与会计报表相协调。 对于最低资本应提高到何种水平，2010年9月12日，27国央行在瑞士一致通过了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巴塞尔协定III》，要求一级资本中的普通股占比从目前的2%，提高到2015年1月1日的4 5%，包含普通股和其它合格金融工具的一级资本将同期从目前的4%提高到6%。此外，银行还要另外以普通股形式持有2 5%的资本防护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用于吸收金融和经济危难时期的损失。这样，普通股的总要求最终将会达到7%。 2.扩大风险覆盖范围。未能捕捉表内外风险、衍生交易相关的风险暴露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留下的重要教训之一，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松弛是许多国际活跃银行损失的主要源头，因此，巴塞尔委员会进行了扩大资本框架的风险覆盖范围的改革。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完成了对新资本协议框架的一些重要改革，提高了对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强化后的监管安排引入了基于12个月的严重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压力风险价值的资本要求。 此外，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中的所谓？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改革措施还提高了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标准以及强化了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要求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第二支柱的风险管理标准立即生效。2009年12月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提出了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建议。纵而观之，扩大风险覆盖范围的法律规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交易项目规制资本的改革。对交易项目的规制资本要求，源于1988年老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老巴塞尔资本协议最初仅关注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即交易对方的违约风险，而没有关注市场风险，即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项目和表外项目的头寸因市场价格变动而面临的损失风险。但是，由于国际性银行日益活跃地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已使一些财力雄厚的跨国银行损失惨重，市场风险已不容忽视，因此，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对巴塞尔协议包含市场风险的修改》（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market risks）（以下简称“修正案”）。《修正案》的宗旨是规制市场风险，核心内容是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提相应的资本。《修正案》引入老巴塞尔协议后，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性时，按照银行业务的性质，将银行的表内表外项目分成银行项目（banking book）和交易项目（trading book）。银行项目包括存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包括与这些业务相关联的衍生品。这些业务不以交易为目的，性质上较被动，较少考虑短期市场因素波动的影响。交易项目包括债券、股票、外汇交易以及与这些交易相关联的衍生产品。这类业务根据市场价格变动而开展，目的 是获得短期收益。新巴塞尔协议将《修正案》的规定纳入其中，这样对主要风险为信用风险的银行项目仍然要按相应的信用风险权重，对各类表内表外项目计算信用风险；对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的交易项目，要按《修正案》规定的方法计量市场风险和资本要求。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生的损失和高杠杆率集中在交易项目。导致这一问题的主因是，交易项目的资本要求松弛，且建立在上述《修正案》基础上的有关市场风险的资本框架没有能够捕捉到一些重要风险。英国《特纳报告》指出，银行资产的增长集中于资本要求宽松的交易项目，而不是银行项目。报告还指出57%的银行资产在交易项目中持有，但交易项目的资本仅占总资本要求的4%。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呼吁大幅度地提高交易项目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对此做出了以下反应：对交易项目采取的在险价值法（VaR）进行补充；对于没有证券化的信用产品要增加资本要求，涵盖违约风险和转移风险；对于证券化产品，一般要适用银行项目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采取的以上措施旨在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银行项目和交易项目之间进行规制套利。此外，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许多银行的交易项目损失远远超出了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第一支柱的市场风险规则计算的最低资本要求，为此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银行加强在险价值法的压力测试要求，同时借此降低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助周期性问题。 （2）对证券化和再证券化规制资本的改革。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前，证券化被广泛地认为是重要的融资和分散风险的市场工具，但是，贷款资产证券化构成了次贷危机转化为全面金融危机的传送带。事实表明风险不仅没有被证券化有效分散，反而成为金融风险传播的源泉。证券化打破了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传统关系，造成了市场约束不能校正的利益冲突。资产证券化的贷款发放人不要求提供收入和支付能力的充分证明。证券化机构没有为其愿意购买的贷款制定高标准，从而怂恿了放贷标准的降低。[11]为此，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稿，加强了对第一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下某些证券化的处理方法。修改后的协议框架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即所谓的资产支持型证券中的债务抵押证券）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以更好地反映这些产品的内在风险，并提高了为表外管道实体提供短期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巴塞尔委员会还要求银行对采用外部评级的证券化风险暴露进行稳健的信用分析。此外，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稿还包括了对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的完善，加强了对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活动的信息披露要求，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 （3）强化对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源于衍生品交易、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主要措施有：银行必须用压力输入因子决定其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银行对与交易对手信用水平下降相关的盯市损失（信用估值调整CVA风险）计提资本。[12]持有对一个交易对手大量的、非流动性的衍生品风险暴露的银行使用更长的抵押期限，作为决定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银行若达到中央交易对手的抵押品和盯市风险暴露的严格标准，将适用0%的风险权重。在巴塞尔委员会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将提高这些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降低助周期性，为场外衍生品交易转向通过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所交易提供了额外激励，因而有助于降低金融体系之间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将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交易对手信用暴露的风险管理。 3.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要求。增加总杠杆率以补充规制资本要求，是对新巴塞尔协议修改的重要内容。总杠杆率是总资产与资本的比率。这场金融危机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体系的表内和表外杠杆率的过度累积，原因在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以内部模型计算规制资本的要求，总是趋于对规制资本的宽容对待。而杠杆率的过度积累导致危机期间银行业被迫降低杠杆率，放大了资产价值下滑的压力，恶化了损失、银行资本下降与信贷供给能力收缩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因此，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增加总杠杆率以补充规制资本要求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也要求引入杠杆率要求，旨在实现以下目标：为银行体系杠杆率累积确定底线，有助于缓释不稳定的去杠杆化带来的风险以及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采用简单、透明、基于风险总量的指标，作为风险资本比例的补充指标，为防止模型风险和计量错误提供额外保护。为保证可比性，巴塞尔委员会将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杠杆率的计算方法，并充分调整会计规则方面的差异。在考虑新资本协议相关变化的基础 上，通过校准确保该比例能够作为风险资本要求的一个可靠的补充指标，并拟将杠杆率纳入第一支柱框架。 4.提取超额资本以缓解助周期性和提高抗周期。助周期性或顺周期性（procyclical effect）一般是指监管标准或要求具有放大经济周期起伏的效果。无论是新巴塞尔协议，还是老巴塞尔协议，都是将规制资本要求与风险资产相匹配，这就造成规制资本水平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状况而波动，在经济景气时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小，占用资本少，既有资本数量由于能够支撑更多的贷款，从而使经济趋于膨胀和“火上浇油”，而在经济不景气时风险增大，占用资本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削减或回收贷款以满足资本要求，从而趋于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取代1988年老巴塞尔协议的新巴塞尔协议对风险更具敏感性，且同样将资本要求与风险相匹配，亦具有助周期性的效果。 这场金融危机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是金融冲击遍及整个银行系统、金融市场和实体，放大了助周期效应。导致助周期性的渠道包括盯市计价和贷款持有到期的会计标准，保证金做法，杠杆率的累积及去杠杆化等。金融危机发生后，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考虑引入一系列措施，应对助周期问题，提高银行体系抗未来经济和金融压力的能力。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加强新巴塞尔协议框架》和《修改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中提出的抗周期性措施主要有：降低最低资本要求导致的过度周期性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使用更长期间的数据来测算违约概率，引入逆转违约损失测算（downturn loss given default estmiates），要求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考虑经济衰退时信用组合的下降；提高压力时期可提取的缓冲资本储备；引入杠杆率作为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规制资本的补充和保障；用更具有前瞻性的方法来计提准备金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对上述措施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强调抑制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推动采用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建立鼓励资本留存的制度，建立充足的、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超额资本，以备出现压力时期使用和经济下行时吸收损失；在宏观审慎层面上避免银行体系信贷过快增长。前文已述，2010年9月12日，27国央行一致通过的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确定，银行需要以普通股形式持有2 5%的资本防护缓冲。 （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 流动性是指金融机构在不引起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前提下，为新增资产和满足到期债务而获得资金的能力。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有助于金融机构始终拥有满足现金流需要的能力，而对现金流的需要由于受外部事件和其他机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流动性固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一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会带来系统性的负面影响，因此，流动性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了突出的验证。在金融危机之前，资产市场欣欣向荣，银行获取资金容易且成本很低，但在市场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流动性迅速蒸发，金融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究其原因是这些银行未能审慎管理流动性，导致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支持货币市场正常运转，甚至对某些银行机构施以援手。 流动性和资本是银行应对外部冲击的两道防线，两者相互补充，共同维护银行持续经营。在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资本监管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而流动性监管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际社会并没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类似资本充足率的安排，没有建立起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流动性监管的国际标准。2000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仅适用于银行机构的《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稳健做法》（简称《做法》），但这场金融危机突显出流动性是所有金融机构都面临的一个脆弱性问题，且《做法》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收效甚微。此外，这次金融危机还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资产的可交易性上升，流动性风险向清偿力风险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与资本都是维护银行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必须同时强化监管。 为了总结教训，在流动性的管理上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保持同步，巴塞尔委员会在2008年9月了《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规定了流动性管理和监管的17项原则。该！原则？以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基本原则为统领，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治理、流动性风险计量和管理、公开披露、监管机构的角色四个向度建构起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强调了压力测试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完善有效的应急融资计划相联系。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正在通过引入全 球一致的流动性标准建立流动性框架。与全球资本标准一样，流动性标准将建立最低要求，并促进全球公平竞争。《原则》提出了风险管理和融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具体指引，作为流动性监管框架的基础，有助于提升该重要领域内的风险管理。尽管如此，《原则》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例如，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不应仅停留在对传统的重新定价风险而导致的流动性问题，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包括紧急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对所有系列的流动性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为了补充上述《原则》，巴塞尔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流动性监管框架，于2009年12月《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 monitoring），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两个流动性监管量化的最低标准。一个是覆盖30天的流动性覆盖比率，衡量短期压力情景下的单个银行应对流动性中断的能力，目的是提高短期应对流动性中断的弹性。该比率将有助于全球性银行拥有充分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得以经受监管当局指定的压力条件融资场景的冲击。第二个标准是长期的结构性比率，应对流动性错配，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推动银行使用稳定资金来源为其业务融资。该框架还包括一套监测指标以帮助监管当局识别和分别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趋势，并提高跨境监管一致性。这些指标有助于监管当局识别和分析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发展趋势。 （三）其它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 加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抗风险和危机的能力，除需要完善以上规则和标准外，还需要加强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其它制度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论坛、[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等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了一套涵盖十二个领域的标规（standards and codes）。这些标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由IMF制定，涉及金融业及其以外部门，包括数据、财政透明度、货币和金融透明度等标准。第二类和第三类由其他机构制定。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独立的模块，包括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和支付系统的重要监管原则和标准。第三类主要由对各国和国际金融体系有效运行影响重大领域的标规构成，包括公司治理、会计、审计、破产和债权人权利、反洗钱及金融反恐等方面。不仅于此，IMF还在各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对各国执行标规的情况进行评估和报告。评估报告有两类：一是《标规遵守报告》（Reports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以下简称ROSCs），涵盖以上12个领域。二是《金融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以下简称FSAP）。对一国遵守金融标规的评估是FSAP的核心内容，同时构成ROSCs的一部分。FSAP寻求发现一国金融体系的优势与不足，确定如何控制和管理主要风险源，帮助提出需要优先采取的政策措施。此外，近些年来，随着一些离岸金融中心积累了巨大的全球流动资本，对许多国家的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影响，IMF也开始对离岸金融中心遵守以上标规及其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以加强对此类中心的监管，使国际规则和安排能够适用于此类中心。 可以看出，这些标规的目的明确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较为系统和具体，且辅之行动。当前，这些标规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再次受到重视。200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使其专门负责协调、组织关于国际金融标规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国际金融标规的评估。2010年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了《促进遵守国际标规的框架》，详细阐述了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金融标规的评估和实施计划。[14]金融稳定理事会通过设立标规实施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并通过同行审查（peer review）鼓励所有国家和法域提升对国际金融标规的遵守，其主要鼓励措施和手段有三：示范推进标规遵守；定期举行同行审查（periodic peer review）；制定措施清单（a toolbox of measures）。[15] 但这些标规要转化成为多边法律守则，还面临一系列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首先是标规的制定。一些标规是由MIF制定的，另一些标规则是由其他机构制定的，都 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如何赋予这些标规以法律效力，取决于各国意志。其次是对标规的执行进行监督的法律效力。MIF对会员国具有汇率监督等法定职能，接受IMF的汇率监督是IMF会员国的法定义务，但是，标规本身没有法律强制力，ROSCs和FSAP只是MIF应会员国的请求而完成的，充其量只是属于MIF提供的具有自愿性质的技术援助。金融稳定理事会对标规遵守的推动由于该机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厘清。这样，由哪家机构负责标规遵守的有拘束力的评判，也需要通过改革来完成。 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制度建构研究（批准号：08A JY 01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07年国家法治和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金融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研究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为重心（批准号：07SFB2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管理的方式，在法律上构成国家相关的管理制度。规制可以看作是政府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产生的结果。监管是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及其活动是否符合要求所进行的监察、督促、组织、协调、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以此来实现法律和政策旨在实现的目标和目的。参见韩龙：《规制与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法品性的再证明》，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 系统风险通常是指一个金融机构倒闭引起其他金融机构连锁倒闭，并进而扩及和损害整个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对于规制资本或监管资本概念应从新老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资本充足率来把握。资本充足率是规制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不是简单地用会计资本除以总资产。规制资本不同于会计资本。例如，有一些负债，比如次级债、可转债等，如果符合条件可被计入规制资本当中，而这些负债却不构成会计资本。同时，资本充足率的分母也不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而是将资产根据风险的大小进行加权后得出的结果。加权的方法或简单或复杂，但其背后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就是风险越高，权重越高，需要的资本越多。 老巴塞尔协议的全称是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的《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 easu rem en t and cap ital standards）。鉴于老巴塞尔协议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巴塞尔委员会经过数年的修改于2006年正式定稿出台了新巴塞尔协议（Basel II）。 资本基础是指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或后续股票发行获取的资金，加上留利。 《特纳报告》是由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主席特纳勋爵于2009年3月19日提交的。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是较为权威、也较为各方接受的关于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报告，大胆地提出了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的建议。 次级债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包括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 Basel Comm ittee on Banking Superv ision，Group ofGovernors andH eads of Supervision announces higher globalm inmi um capital standards at http：//www b is org/press/p100912 htm，12 S eptem ber 2010. 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342页。 对证券化产品不适用银行项目资本要求的例外，仅限于某些有相互关系的交易活动。在这些例外情况下，监管者在银行遵守严格的最低定性要求和压力测试要求的条件下，可允许银行综合计算针对风险所需要的资本量。 [11]韩龙、彭秀坤、包勇恩译：《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重构金融监管与规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0期。 [12]虽然现行的新资本协议包括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但没有覆盖CVA风险，与源于违约的损失相比，CVA风险是更大的损失来源。 [13]金融稳定论坛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于1999年初由西方七大国发起成立的，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2009年4月2日，G20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峰会，决定创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以取代金融稳定论坛，并扩大其职责。 [14]FSB，FSB Fram e w ork for S trengthen ing A dheren 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9 January 2010，p 1. [15]FSB，FSB Fram ew ork for S trengthen ing A dh 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 tandards，9 Janu ary 2010，p 4.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2）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131-0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运行都是在波动中发展的。经济的发展有快有慢，这种发展快慢所形成的波动大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阶段性周期循环，即所谓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与周期性循环是经济总体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的波动往往有顺周期和逆周期之分。在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顺周期和逆周期往往此起彼伏，形成周期性现象。如何把握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掌控经济的波动性，使之形成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金融监管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经济的波动运行与逆周期金融监管战略1.经济的波动运行与逆周期战略的产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模式都是在波动中发展的。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与周期性为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课题。如在繁荣阶段，企业往往增加投资并且成本较高，在随后的衰退期则很可能遭遇损失。如果能够把握“这种经济周期规律，并合理运用，就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在资本数量方面，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应累积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衰退时期的需要；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适当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标准，促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推进经济的复苏”[1]。这种“逆周期”监管，可以使企业在经济的繁荣阶段，避免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股权投资、大幅扩张经营规模等；在萧条期，固定资产及股权的价格均大幅下跌，此时可以逆势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购入股权、扩张经营规模等。比如，对于企业运行来说，繁荣时期需求增多，成本必然走高，价格就会上涨。此时如果大幅买进商品，等到商品到手后很可能已经进入衰退期，届时商品价格就会下跌。所以，顺周期时大量囤积商品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是在逆周期背景下，此时买卖萧条，商品成本低，就应该大量买进商品，而且会在未来的复苏期和繁荣期获得较好的收益。

2.经济的波动运行要求国家进行逆周期金融监管

在经济运行实践中，市场资源的流动存在显著的顺周期性，经济的上升和下行必然会引起资源的流入和流出，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幅震荡，从而引发经济风险。为了保证我国经济运行和国际投资的安全性，必须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逆周期监管。同样，经济的波动运行会带来“羊群效应”、理论模型、资本监管等因素的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必然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必须在经济的波动运行中对银行信贷行为进行逆周期监管[2]。此外，信用与期货投资行为、金融业间和内部体系中的借债行为、企业存货投资行为和居民投资与消费行为等，都受经济的波动运行影响很大，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经济工作必须把握这种波动性，在顺周期中进行逆周期监控。

怎样把握经济波动中的逆周期是我们制定经济和金融战略必须要考虑的。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市场动荡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发展为全球性经济危机，此次危机在欧元区以债务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由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高度关联性，金融危机也从公司层面逐渐演变为政府层面。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为世界金融监管进入逆周期视野提供了前提条件[3]。 二、逆周期金融监管在经济波动运行中的价值选择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多次出现过经济的周期波动性：如1827年、1837年、1848年、1857年、1871年、1907年、1929年和1933年、1997年和2007年。可以看出，经济周期大体是小周期为五年或十年，其中以十年居多，其间也穿插着其他个别国家的经济危机。

逆周期金融监管是20世纪早期世界经济危机后，一些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所作出的重大思考和战略选择，其意义在于对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过热或金融危机现象进行合理调控，发挥其在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4]。它在平抑经济带来的波动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笔者认为，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利于金融秩序的稳定。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各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步伐必然加快，国际离岸经济的发展和场外交易规模的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冲击着市场规则，微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方式已经不能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必然对宏观环境、政策及金融监管提出要求。而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恰恰是在经济波动中从宏观上审视整个金融体系，并重点关注处于经济逆周期状态下金融机构之间的运行和面临的风险[5]，它有利于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防范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

第二，能降低经济波动的风险。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时，顺周期情绪会使商品价格走高，但是，市场一旦转向时，恐慌情绪将加快泡沫的破裂，使商品的价格下降，带来经济风险。国家实行逆周期金融监管，可以依据经济波动的周期进行监控，并且经过经济的适时发展而反向调控。“在经济金融繁荣时，提高监管标准，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指标、降低杠杆率等，适当控制资金投放；相反，金融监管可以采取反向措施，使金融机构有足够多的资金应对危机，进而达到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5]，降低经济波动的风险性等目的。

第三，有利于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任何经济运行都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这种波动性又呈现出周期性。如何把控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经济监管中的重要课题。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能够从全局的视角，预测出经济扩张时期风险的集聚，经济衰退时期风险的集中释放；它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应对战略，来抵御经济震荡，减少不良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能够监控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繁荣和萧条交替的周期，能够运用宏观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繁荣时采用收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6]，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三、“逆周期”视角下中国的金融监管路径选择逆周期的政策选择也叫逆向政策选择，是相对于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状况之下经济学分析所支持的各种公共政策和微观经济措施而言的，是一种逆向思维的思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单单源于外部冲击，市场的反馈机制对经济波动也会产生显著效应。如果存在大量的正向反馈，就会显著放大系统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加剧系统的不稳定性”[7]；如果是负向反馈，将减少经济的震荡。加快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正是调控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它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市场调控的必然要求。

第一，确立经济波动中“逆周期”的监管理念。逆周期的监管包括了监管目标、调控手段、政策体系、机制建设等，涉及银行、影子银行、资本市场和经济调控等方面，它能够将经济波动中的周期性震荡和各种风险性因素进行战略审视。实行逆周期的金融监管，可以依据经济的周期进行反向调整，在经济繁荣时，提高金融监管标准，“当经济金融萧条时，金融监管当局可以采取反向措施，使金融机构有足够多的资金应对危机，进而达到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熨平经济周期的目的”[5]。逆周期金融监管的意义在于：一是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还要考察资源整体的流动性状况以及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二是不仅需要考虑社会融资总量以及监管目标，而且还需要监管基础层面的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等监管新手段，监管和调控信托贷款、理财产品等。逆周期监管理念的确立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二，科学设置和合理界定监管机构。要实行逆周期监管，必须科学设置和合理界定监管机构。监管机构代表国家相关部门，具有监管权和执法权，它需要对经济运行进行日常监管和持续跟踪。一般来讲，监管机构应包括金融监管与经济监管、政府监管与市场监管、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等监管机构的设置。科学设置和合理界定监管机构在经济波动中非常重要：一是它能为经济波动的监管提供组织保证，二是能够为逆周期监管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政策措施，三是可以杜绝各种社会机构带来的虚假政策引导。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经济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必然带来金融的风险性，因此，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刻不容缓。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讲，经济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冲击而形成的。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会有多年的潜伏期。尽早预测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管理部门能提前作出政策反应，从而降低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构建逆周期预警系统的意义在于：一是不仅能识别经济出现的风险性和脆弱性，还可按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来排列；二是从经济波动性的周期来讲，建立逆周期金融监管的监测长效机制需要“从预警方法、预警指标、预警模型、制度安排与管理信息系统等多方面入手。在数据库、指标临界值、危机发生的判断标准、预警信号、警报发出后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步步为营，逐个落到实处”[5]。

第四，逆周期的金融监管需要建立协调机制。实践证明，逆周期金融监管既不同于对日常货币政策的管控，也不同于对微观机构的监管；不仅需要对一系列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而且需要对金融体系中的利率波动、汇率规则、资本投放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政策管理。特别是逆周期金融监管涉及“指标选取、信息获取、模型甄选和构建等诸多内容，必须要建立一套相对和谐的协调机制才能运转。完善逆周期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就是应对经济周期波动性，在时间轴上建立‘损有余、补不足’机制，也就是在经济高涨期留存储备以冲销经济衰退期的损失”[8]。由于我国目前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监管的格局，在逆周期金融监管背景下，必须强化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机制，使平衡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监管目标协调统一。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在资本、杠杆率、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到总体协调、分工负责，实现逆周期金融监管的目标。

第五，降低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传统的宏观审慎监管忽视了金融市场中微观主体竞争的同质性、金融制度的顺周期性、金融市场透明度不足以及金融过度创新后监管不到位出现的杠杆率过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对金融稳定来说是最严重的威胁。资本监管要求应随着经济步入周期的不同阶段应时而变，强化金融体系顺周期性既有金融机构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规则因素。内部因素包括风险计量方法和模型采用过短的时间跨度、鼓励追求短缺利益的激励机制和金融机构在发展战略、风险管理模型和风险暴露方面的趋同性等；外部因素包括关于信用评级法的规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在景气时期设定较低的不良贷款率监管指标以抑制信贷扩张，在萧条阶段则提高该项指标以刺激放贷[9]。

第六，逆周期视野下要实行动态拨备覆盖率监管。在顺周期监管体制下，贷款质量较高，贷款损失拨备计提水平较低；但到了逆周期阶段，萧条的市场必然带来贷款质量恶化，需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经济实践证明，经济繁荣阶段时应对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提高监管要求，在逆周期监管体系下就必然要降低，使商业银行在景气阶段计提的较多资金可以用于萧条阶段弥补贷款损失，从而达到“以丰补歉”之效[10]。建立健全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动态拨备要求和额外资本要求，通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平滑信贷投放、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从而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弹性和有效性。

第七，实施差别化的监管体制与政策。金融监管会随着经济的波动性变化而适时改变。一是在顺周期时期，各商业银行应累积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衰退时期的需要，监管部门应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跨业经营，防范金融风险在信贷市场、资本和保险等其他市场的蔓延，此时，对不良贷款率可以保持较低的监管容忍度；二是在逆周期背景下，为了防止经济衰退而推动经济的复苏，必然要适当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标准，要促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推动商业银行开展跨业经营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在资本质量上，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中核心资本的占比应较高；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允许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上更多地依赖附属资本。”[1]

第八，构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体系建设。一是商业银行要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和组织架构。二是要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强化风险管理，努力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三是要不断改善金融产品的运营管理，实施灵活与针对性的信贷模式。四是要建立健全逆周期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监管体系。使金融体系中的周期性不良贷款、各种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投资风险、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现象和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监控。五是要强化审计职能。强化内外部控制与审计职能，建立内部制衡机制。六是改进激励考核机制，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

参考文献：

[1] 蒋定之.探索逆经济周期银行业监管机制[N].中国保险报，2010-04-14（4）.

[2]马涛.平抑经济波动须缓解市场顺周期行为[N].人民日报，2012-12-29（7）.

[3]张存刚，胡瑜杰，张小瑛.虚拟经济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及其对策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5-19.

[4]陶冶.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构建[J].中国流通经济，2012（11）：121.

[5]谷秀军.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具有现实意义[N].金融时报，2011-04-07（1）.

[6]李志辉，王颖.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J].高校理论战线，2012（6）：13-16.

[7]马涛.加强逆周期调控 缓解顺周期行为[N].证券时报，2010-11-03.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3）

定律1：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经济周期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当“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续经营”成为中国众多企业的目标甚至口头禅时，企业一定要明白，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和多个产业周期，既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红利，又经历过经济衰退的磨难，甚至经历了经济萧条的九死一生。

只有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才会明白企业的资产绝不仅仅限于资本、品牌、技术和人才，还包括经历经济周期所积累的智慧、面对危机时候的从容、在经济高涨期为危机所做的准备。

因此，当本轮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获得了以往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企业一定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知识管理。企业既要努力应对金融危机滋生的各种难题，更要以基业长青目标来研究经济周期的规律，积累应对经济危机的智慧。

或许，本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最值得庆幸的既不是企业活下来了，也不是销量或利润的增长，而是经过经济危机，企业对基业长青和经济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业更成熟了，对基业长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无论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到过多少关于经济周期的知识，都不如一场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教给我们的知识那么多。

定律2：经济周期是逃不开的，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经济危机其实是企业经营的常态。

静止，增长，信心，兴奋，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经济总是逃不开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动作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

知名的经济周期有长度为2至4年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长度为9年的资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长度为18年的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

熊彼特认为，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实际上，每次经济周期后，经济总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同时，对于陶醉在狂热增长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经济周期其实是迎头浇的一桶冷水。

经济周期是检验一个企业实力的最好考试。巴菲特说：潮水消退，才知道谁没穿泳裤。没有通过经济周期考试的学生算不上优等生。

定律3：我国的经济周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1989年中国经济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经历了震荡；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受到影响。

经济周期有其规律，但它最独特的规律却是：当你自以为搞清楚规律时，它的规律又发生了变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慌。

金融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因此，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经济高潮时，人们相信高潮是永恒的，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金融危机下之所以绝望，就在于继续看淡经济，没有发现谷底已经到来。

有办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定律5：传媒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金融危机的负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危机本身，而是对金融危机的传播。

媒体天生对负面消息敏感。当媒体主导社会舆论时，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报道的机会。因此，要正确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既不能被媒体所主导，也不能被以讹传讹的各种小道消息所主导，一定要深入一线，亲自了解金融危机到底如何。

可怕的决策莫过于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决策，企业的信心源于正确的信息。经济危机期正确的信息源于企业老总(老板)深潜市场。

定律6：“积极的消极”比“消极的积极”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说什么，而在于行动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极措施，说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积极措施，说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极的，越是积极地执行，结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积极的，哪怕执行得并不到位，结果仍然是积极的。

即使金融危机的影响足够大，也一定要保持积极的行为。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发现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比2008年增加了50％。我问他们为什么敢于增加人员，老板告诉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做事，企业就能在危机期仍然保持增长。一旦繁荣期到来，我们也为调整增长做好了准备。

定律7：金融危机下企业收缩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陷入螺旋式收缩或瘦身，从而进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机下的消极思维是瘦身。瘦身的结果是企业能力下降，导致企业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业绩下降一继续瘦身一能力持续下降一业绩持续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业消极行为的结果。当对未来特别不看好时，企业行为就会消极。一旦消极行为促使企业进入螺旋下降通道，企业的信心就会受到反复打击，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需要稳定的信心，判断稳定的信心的标志是是否找到新的营销节奏。

金融危机打乱了多数企业的营销节奏，原来的目标和方案都在调整。“冒烟”的市场很多，所以很多企业都在救急。企业救急时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营销节奏，而且很难有稳定的信心。

稳定的信心不是对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只有当企业找到新的营销节奏，才表明企业对危机有了稳定的判断，对应对危机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机情况下更需要活跃市场，活跃市场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创新思维。

金融危机时，企业的“姿态”很重要，“姿态”是企业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活跃市场就是企业的信心的“姿态”，它既传递信心，也能收到实效。

定律10：经济高涨时员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励出来，可以靠员工“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危机时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层指导出来。

经济高涨时，只要员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确，照样会有效。经济危机时，员工可能束手无策，高层空洞的激励无法产生信心。

一般来说，多数员工没有经历多个经济周期，所以普遍缺乏应对方法。因此，经济危机期，高层对员工的指导要更加具体，对员工行为的反馈要更加及时。

经济危机时的有效办法也许是员工“发明”的，但一定是高层“发现”的。个别员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层“发现”，然后全面推广。

定律11：经济危机期的企业信心并不一定来自结果。往往来自趋势或好的苗头。因此要拿着放大镜发现营销的“亮点”，“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种子。

经济危机期，并非所有市场都有问

题，一定会有些市场表现得超出寻常的好。个别市场能够做到，为什么其他市场不能做到?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特别关注那些表现杰出的市场。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笔者曾经花了20天时间考察了30个县级以上市场，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处方”才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定律12：经济危机期判断企业是否正常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

经济高涨期判断企业运行状态，通常是看销量或利润增长情况。经济危机期，销量或利润下滑是正常现象，传统的判断方法就失去了标尺作用。

判断经济危机期企业是否正常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看企业增长速度是否低于行业增长速度，企业在行业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企业与行业的关系就如同水与船的关系，水涨船高，水降船落。销量增长并不代表企业进步，销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业退步。当行业增长时，企业增速低于行业增速，企业实际上在退步。当行业下降时，企业下降速度低于行业下降速度，也说明企业在进步。

二是看企业离“死亡底线”有多远。经济危机总有一些企业要死亡，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死亡底线”，在“死亡底线”之下的企业多数会死亡。

机会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经济危机情况下也是如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我们研究过一些著名企业或企业家，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危机期比高涨期更快。

把所有的机会列个清单，把所有的问题列个清单。可以发现，当抓住机会时，问题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经济危机是企业无法左右的，产生的问题也是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成功就是当大众沉浸在危机伤害氛围时，能够发现一线生机。

定律14：我的困难是问题，对手的困难是我的机会，大家的困难是我的最佳机会。

经济危机是所有企业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企业可能难以找到危机期企业生存的正确方法。那么，少数找到正确方法的企业就找到了机会，在危机期迅速与对手拉开距离。

定律15：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

经济危机时，企业需要处理的问题比平时更多，因此，企业老板(老总)和管理者们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物。

解决经济危机的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因此，老板(老总)应该走出去，用更多的时间发现市场的机会。只要找到了机会，内部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业一线人员在危机期传回来更多负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线人员的视野和水平，他们虽然身在一线，却通常不是一线思维，而是负向思维，即对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关注；二是负面消息通常是自己业绩下滑的“理由”，隐含的意思是“市场如此，我也没办法，完不成任务的责任不在我”。

在危机情况下发现机会，通常需要高层人员深潜市场，以不同于以往市场调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场。老总深潜市场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决金融危机下营销转型的灵感源泉不在专家，不在办公室，一定在市场一线。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线的时间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节，当媒体爆炒2000万打工仔失业回乡时，一家企业老总下乡后发现，由于农民工回流，农村市场比往常购买力更强。当农民工把沿海消费模式带回农村时，农村消费面临着一个升级的机会。因此，面对农村市场的产品只要调整结构，是有机会的。

定律16：机会存在于大众思维盲点。

机会没有被发现时，不是机会；机会被所有人发现时，也不是机会。机会只有被少数人发现时才是真正的机会。

有些机会，大家都“看见”了，但只有少数人“发现”了。这是因为机会源于大众思维盲区。即机会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思维问题。面对同样一个现象，有人认为是问题，有人认为是机会，这就是思维问题。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农村乡镇渗透，这种现象怎么看?做通路销售的人说：“由于通路销量下降，所以公司销售遇到很大问题。”做商超的人则可能说：“由于商超销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机会来了。”同样的问题，思维方式不同，则结论不同。

一些企业问我：“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没调查就能够告诉你，那么这样的机会还是机会吗?

定律17：经济危机下通常会有大量企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找到这批企业，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感染。你或许也能在经济危机下脱颖而出。

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交流，特别是跨行业的交流。虽然说隔行如隔山，但实际上隔行不隔理。总结1997年成功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的企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普遍采取了市场重心下沉的措施、着力改善产品结构、越是困难越要推新产品等。

最近在与众多企业交流中，发现应变良好的企业都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办法，甚至还有不少企业把危机当成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企业，不仅仅老板有这样的信心，员工也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对机会的把握与认识。

与优秀企业接触、交流，接受优秀企业的感染，对于缓解金融危机的恐慌，正确理解金融危机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当一件不利的事情发生时，基于人的自卫的本能，企业一定会做出自卫性防卫。自卫性防卫通常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不利事情发生时。企业通常不是采取积极性应对措施，而是消极性应对措施。

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成功。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专业还有何用?

不管是否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人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一定是本能而不是专业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间的反应能力。在企业的拓展训练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专家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竟然完全忘记了专业，竟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对危机时，成功企业与普通企业的差别不在第一反应，而在第二反应。即当第一反应是本能时，随即能够做出第二反应，即基于专业和理性做出的反应。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第一反应做出自卫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则是在稳定情绪后迅速做出第二反应，第二反应通常是积极的反应，即目标不是损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众的集体本能反应必然形成“合成谬误”，因此。本能反应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

金融危机会在瞬间传染到产业链的所有企业。当收益下降时，企业的集体性本能反应是：削减费用、裁减

人员、降价或促销、减少广告费用，即当收益无法扩大时，通常降低费用保住企业的利润。

殊不知，削减费用、裁减人员会造成营业额的再次下滑，并导致企业进入第二轮下降循环。同时，当对手集体削减费用、缩编人员时，意味着市场出现了空当，意味着市场的竞争在短期内降低了。

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无效。一个企业或少数企业采取某种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数企业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则该做法无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能反应也是相似的。集体本能反应就会进入合成谬误。这也是为什么说成功是因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进入合成谬误，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虑大众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业采取相同的做法，则很容易进入合成谬误。

定律20：企业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节支手段，也尽可能不要节省创造收益的支出。

我们理解企业在看淡未来时采取的本能的节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领域节约支出，在什么领域扩大支出，则是值得仔细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的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营销产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业的利润就越低。因此，如果节支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营销领域的节支必须慎之又慎。

定律21：经济危机期为了挽救销量，企业的本能营销措施是降价、促销等似乎短期见效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即使能够短期挽救销量，也会把企业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多数企业在初期都采取了降价的措施，促销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亚洲金融风暴所赐。但企业很快发现，降价是经济危机期典型的合成谬误行为，因为这是企业最容易想到的简单办法。然而，一旦开始降价，就难以再涨回来，企业难以承受长期降价。于是，被迫采取降质降成本措施弥补降价损失，于是企业进入恶性循环。

结构定律

定律22：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总量收缩，本质是结构变化。

经济危机发生时，最突出的现象确实是总量萎缩。但是，真正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恰恰是通过结构解决总量问题。

经济危机导致总量下降，这个现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类、不同档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样，自然导致结构性变化。但是，总量下降掩盖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总量下降是显性的，而结构变化是隐性的。因此，结构变化更能反映经济危机的本质。

定律23：经济危机时，结构改善比规模增长更重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很多大企业死亡了。为什么?因为经济高涨时，规模经济是优势。但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规模优势有可能变成“规模包袱”。一旦亏损，往往是规模越大亏损越多。

规模分摊成本，结构产生利润。经济危机情况下，多数企业总是过分关注于销量增长或下降。其实，产品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经济危机，越应该调整产品结构。

定律24：梯队化的中国市场结构是企业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空间。

中国的市场，既有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都市化市场，也有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市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种市场状态共存的“宽频谱”市场。“宽频谱”市场给了企业延伸的巨大空间。把一线市场的营销模式延伸到二线、三线，就能开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场空间。

目前，中国还很少有企业能把国内的所有市场空间全部占领，每个企业都有巨大的市场延伸空间。市场延伸空间越大，企业的机会就越多。

定律25：升级新品通常是经济危机期挽救困境的有效办法。

经济危机期推新品固然很难，然而新品挽救企业的能力最强，越是经济危机期越是要坚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两家企业，初期都采取降价措施。后来一家企业采取既跟随降价、又推新品的方式。为了推广新品，企业硬是顶住压力把推新品不力但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营销副总免职，才最终通过新品挽救了企业。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业则最终失败了。

定律26：中国营销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式营销，有精耕细作的巨大空间。

以笔者看来，经济高涨期的多数中国企业不是在创造客户，而是在“挑选”客户，“客户是上帝”只不过是说起来没有任何敬畏感的话。实际上，经济危机期只要把过去的空白市场开发出来，把过去不愿意服务的客户捡起来，或许就足够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经济危机过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时已经是别人的江湖了。

很多处于边缘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如意算盘是：暂时退出市场，等到市场好转时再“卷土重来”。

这样的算盘通常会落空。

经济危机使企业从渐变状态进入到剧变状态。危机后生存下来的企业比危机时有了质的变化，危机结束时将不会给传统营销模式的企业留下市场空间。

整合定律

定律28：经济危机相当于对行业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门户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效果与价格战相似。

中国的很多行业面临的问题是“该死的企业死不了，该活的企业做不大”。没有产业整合，就难以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自然状态下的市场整合是缓慢的，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危机其实相当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够让处于死亡边缘的企业瞬间死亡。经济危机会使落后企业的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自然转移”，比起残酷的对抗性竞争形成的市场整台，其实更有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危机其实能够推动中国企业的整体进步，对于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是有益的。

定律29：经济危机会加速产业整合速度。

产业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市场整合，二是资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经济危机会调整上述三种整合的时间点和节奏。

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市场整合弱势企业的难度很大。但是，经济危机可能使得市场整合“不战而胜”，即没有发生对抗性竞争，对手就消失了。问题是，消失的对手，他们的市场被谁接收了?是被你的企业接收还是被其他的对手接收?

经济繁荣期，资本整合的代价比较大，通常要以“溢价收购”的方式整合对手。但是，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问题的企业遇到生存困难，资本整合的机会增多，代价降低。但是，资本整合的风险也增大。

我们的建议是：经济危机初期，要更加关注市场整合问题。因为只要有企业退出市场，就少了一个对手，就要考虑接收他的地盘，“不战而胜”的事不做，难道还要等到下一轮繁荣期吗?因此，优势企业在经济危机期的销量可能下降，但市场份额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经济危机后期，更多地要考虑资本整合。因为经济危机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业是没有资本整合价值的。在经济危机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业才有整合价值。而且，资本整合后就面临

经济复苏，资产会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经济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客户遇到了困难，最大的机会也是客户的困难。

经济危机下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你的客户遇到了困难。如果没有解决客户的困难，自身的困难就永远无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帮助客户解决了困难，就把困难甩给了对手，自己则赢得了机会。

营销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在经济高涨期，客户的问题或许不突出，而在经济危机期，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因此，经济危机往往把营销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定律31：经济危机使传统客情关系变为非典型客情关系。

经济危机使所有企业的客情关系面临考验，以前靠客情关系可能是有效的，现在可能是无效的。同理，对手的客情关系同样会遇到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关系的最佳时机。

定律32：经济危机使客户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变为“生病的上帝”。

经济危机使多数客户变成“病人”。当一个人变成病态时，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病人的心态是脆弱的。

讨好一个“病人”不如治好一个“病人”，或者给“病人”介绍一个会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户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个会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关系有可能发生反转，即“病人”因为指望着你“救命”而把你当做“上帝”。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研究客户的问题，协助客户解决问题。

定律33：经济危机会使大量可靠的客户变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户变得可能。

经济危机会使客户以更挑剔的标准审视企业，以前勉强维持的关系或许维持不下去了。然而，经济危机也会使以前不正常的关系变得难以维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维持的关系或许难做了，客户需要真正的服务了。

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期的关系更应该回归关系的本质。同时，在维持老关系时，也获得了发展新型关系的机会。

定律34：经济危机期，客户对自身问题的关注往往超过对供货商产品的关注。

营销的真谛是：因为你解决了产品的问题，所以你的产品被“搭配”出去了。企业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产品却难以发生变化。企业最容易变化的是与产品配套提供给客户的解决方案。

定律35：经济危机期，增值服务是比降价或促销更有效的维护关系的方式。

经济危机期，客户肯定要求降价或促销，因为这样能够把危机的损失向产业链前端转移。然而，转移损失不如消灭损失。增值服务的本质是把客户的困难向产业链前端转移，但不是转移损失，即由供应商协助解决企业的难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应提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主要应该是帮助客户解决困难、缓解危机的增值服务。

变革定律

定律36：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要么是形势最好的时候，要么是形势最差的时候。

营销形势好的时候是发起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之一，因为此时开展营销变革没有压力，能比较从容。同时，经济危机期也是开展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反正都已经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平时搞营销变革，可能瞻前顾后，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只有创新一条路了。

定律37：经济危机是营销变革的“倒逼机制”。

因为变革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中国人的信条是“利不百，不变法”。正常经营期，人们面对变革的思维往往是“变革会产生什么问题”。经济危机期，人们的思维可能转变为“维持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变革的最大障碍是思维在过去的围城中无法跳出。倒逼机制就是把你逼出围城，站在围城外看待围城。

定律38：每次经济危机。既有一批巨型企业沉没，也有一批企业新贵崛起。企业新贵往往代表着创新营销模式。

企业的营销模式往往随着经济周期变迁，经济危机通常宣告一种成功的营销模式终结。经济危机期，比平时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机的办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营销模式和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

经济危机使市场环境发生质变，新营销环境通常会催生新营销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些在经济危机期表现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规模并不大却充满生机的企业。

管理定律

定律39：经济危机会成为很多人无法完成任务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经济危机发生时，有一句话很流行：“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我们……”我发现，在一些受益于经济危机或基本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行业，也有一些企业把业绩波动归咎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讲经济危机，而是不能仅仅从概念化的角度讲经济危机。

说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具体化影响，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业的老板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员工大而化之讲的影响条理化了，并且为每个具体的影响找到了解决办法。

定律40：经济危机期，比裁员更重要的是提高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

裁员是节省费用的办法，提高效率是增加业绩的办法。只要营销人员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员就不存在裁减问题。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4）

中图分类号：S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382-01

引言

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最为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均衡性，而非均衡性中一个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周期，我国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针对现阶段金融经济周期和金融监管的对我国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并掌握其最为基本的特征，进而提供金融监管的力度，确立更加科学的监管体系和方法。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体系理论分析

1.金融体系显著影响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20世纪80年代，Bernanke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对货币和证券“中性论”进行了批判，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后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并建立了一般理论框架。金融经济周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主要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法国中央银行专家组将金融经济周期作了如下定义，用与经济长期均衡水平密切相关的金融变量度量的经济实质性、持续性波动。因此，金融经济周期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波动与金融因素之间的关系，体现了金融变量对真实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

传统的周期理论认为金融因素不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强调实物因素在经济周期生成和传导中的作用。然而，历次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证明，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影响十分显著。1890年，巴林危机不但令阿根廷陷身囹圄，而且波及奥地利和土耳其；1914年，美国的金融恐慌导致经济衰退；1931年，中欧货币危机波及全世界，并引发大规模国际债务违约；发生在1980年前后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增长在随后十几年里持续萎靡；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再现了拉美债务危机的阴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消极效应至今犹忆。金融因素决定着现代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国际游资、汇率和货币危机、外债清偿问题等无不对经济周期起着重要的影响。

2.目前，由于世界经济的证券化趋势，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不断增加，这导致了金融周期的出现，金融周期叠加在实体经济周期之上就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周期的频率更不规则。实体经济周期不再符合传统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规则分布，而是频繁波动；二是实体经济周期的峰谷差更大，经济景气时出现“虚假繁荣”，经济萧条时出现严重的“经济寒冬”，总体上表现为“大起大落”。

二、对我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以“次贷危机”以来为例

金融经济周期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以次贷危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我国的影响，具体如下：

1.“次贷危机”中的我国金融经济周期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由来已久，并且也殃及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初期影响发生在07年十月，开始的表现是我国金融市场的货币紧缩现象严重，随着这样的情况不断加剧，我国证券股市市场也开始出现公允价值不断下降的问题。

2.2009年以后的金融经济周期苗头

2008年年底开始，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次贷危机”。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是刺激实体经济的政策，总计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都是以直接项目的形式投入实体经济中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是刺激证券市场的措施。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松动不会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由于“流动性陷阱”问题的存在，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信心的提升则极为显著。2008年年底我国货币政策放松后，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立即改变了，2009年1月开始我国金融市场领先实体经济约半年左右，实现了率先回升。上证指数从1664.93点回升到2009年8月4日的3478点，翻了一番还多，出现了一轮“牛市”行情，但此时实体经济还没有见底，因此还处于继续低迷状态；那么反过来看，再缺少金融市场反弹的情况下，我国的实体经济也比然会遭到无法预测的问题，11年我国股市也开始经历低谷，并且实体经济也逐步呈现出问题，到2011年10月后实体经济才开始回落，股市回落领先实体经济约半年左右。

三、我国金融经济周期对金融宏观监管的启示

1.金融宏观监管的提出

针对金融经济周期问题，国际清算银行与上个世纪中期，提出了金融监管框架体系。然后，又相继提出了界定金融宏观的监管概念。针对这个问题，相关的专业人士认为，将宏观的经济走势作为稳定金融体系得以稳定的基础是作为重要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Borio等人则强调金融监管应从微观向宏观全面转变。理论界已经认识到，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做出相应的政策反应。一个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被认为能够提供监测和处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总体框架，从而更加合理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时减轻经济周期中的溢出效应。

2.我国金融经济周期问题对金融宏观监管的启示

2.1 必须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我国金融监管总体上还侧重于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意识依然薄弱。宏观监管理论在国际上还是一个前沿理论，提出的时间还不长，真正成为热点还是最近几年，我国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总体还没有确立宏观监管的理念。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很少有针对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进行研究的情况，缺乏像IMF那样定期公布金融经济周期研究报告，这表明我国金融监管总体上还处于合规性监管上，其监管的依据是管理办法及其技术性指标，缺乏与金融经济周期之间的协调，这也表明，我国金融监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金融市场风险防控的需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

2.2 必须构建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想要有效施行金融监管，首先就要从其核心问题入手，也就是说，科学，合理的把握经济手气问题，并且能够以此为基础，跟踪并分析其作用，进而实现对金融周期规律的把握，这就需要我国相关监管部门需要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并确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从而为其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现阶段，我国在这个方面还是十分欠缺，尤其是在金融监管部门中，所以说，要实施金融宏观监管，就需要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经济周期检测体系。

结束语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金融经济周期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非常明显，从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低迷逐渐开始复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监管工作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文章将美国次贷危机作为研究背景，分析了其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金融监管体制的相关问题，旨在促进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5）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96-04

一、金融危机定义及立法监管的中国特色

（一）金融危机定义及其成因

1.金融危机定义及特征

国际机构一般把金融危机分为四类，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最简单，持续期限一般较短，1997年俄罗斯货币危机属于此类危机。银行业危机案例，如1984年美国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倒闭，紧随其后美国又有超过43家银行出现问题。2010年开始的希腊债务问题，是欧洲联盟拥有统一中央银行（ECB）但各国财政不统一问题的缩影，本质上是外债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直接原因是政府过度举债、欧洲式的高福利模式所带来的私人部门负担过重引发。

系统性金融危机，IMF将其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指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金融危机特点一般是指金融资产价格非理性下跌（证券市场中的股市或债市暴跌、房地产、土地价格明显下跌）伴随货币币值严重贬值（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泰铢兑换美元汇率）、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增加，一国的国际收支恶化或国外资本撤资等行为的同时发生。尤其是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比如，1930年引发西方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从美国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

2.金融危机形成机理

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包括一国本币的高估与汇率定价机制漏洞、短期资本流入冲击、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监管能力低下等原因。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算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特例。纵观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背景，其原因复杂多样，且随着金融不断发展，危机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新古典经济学代表性大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79年提出提出货币危机理论模型，又称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或克鲁格曼模型，克鲁格曼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国内信贷扩张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流失，其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保持一定比例。引发这一现象最一般缘由是，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信用扩张将导致通胀压力或某种形式的贬值压力，这会迫使该国居民通过对外投资、购买外国商品或直接持有外汇资产的形式抵御或转稼这种压力，从而引起外汇储备的流失，并使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重新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从而导致对固定汇率的冲击而产生货币危机。

如今克鲁格曼货币危机模型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各国经济周期波动加剧，引发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金融领域中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为突出，心理预期的多变、契约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都使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安，更加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

（二）金融危机法建构以适合国情为目标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沿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改革的整体效果基本上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由于金融市场是一个特殊的资本运动市场，金融业同样是一种特殊行业，它构成对国民经济及产业主体的核心支持，因而金融业的运营受到诸多公法约束，旨在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但同时金融立法要尊重金融市场本身运动规律，要为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保障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各种权益。

我们知道，金融交易本身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客观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要及时依据市场变化对监管规则作出调整。学界常出现批评金融类法律相对滞后的呼声。对于立法与法律修改的时滞性，出于法律严肃性，事实上各国法律的修法程序都是相对慎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正是从积极应对金融风暴的举措中总结出监管金融市场波动的有效经验，从而不断完善自身金融立法，加强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

如2007年，仅仅中国证监会就对于包括重新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等26件规章都列入2007年法制法规建设日程中，2007年9月18日，中国证券会颁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3] 11，针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做出相应规范。

二、我国《金融危机法》立法的迫切性剖析

（一）现有金融纵向监管难于应对复杂的金融环境

我国近年来陆续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这些法规为金融企业规范经营和人民银行实施有效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金融法规的司法性和透明度不高。《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比较笼统、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商业银行法》已经不能适应未来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如商业银行网上银行业务等新业务风险控制的相关法规仍属空白，近期出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立法也属空白。互联网金融风险及深层利益调整需求呼唤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相应金融监管法规。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应对金融危机的内容在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管准则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有数条规定。此类法律法规各自制定的历史时间以及立法背景不同，法律的适用范围差别很大，对于我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积极对应及赋予某一机构处置权利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法律规定，更未形成能有效快速反应、全面应对金融危机整体法案，这与类似美国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比较起来，差之甚远。我国央行从2008年11月开始，针对美国金融危机深入发展，多次降息并下调存款准备金。2008年下调幅度最大，是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堪称近11年来之最。央行增大M2发行释放流动性也是空前的，但这一政策是“双刃剑”，虽然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但也推高了资产泡沫，提高了金融风险。

1.混业经营趋势使得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出

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滞后或失真，信息甚至不能共享。在监管的过程中除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机构以外，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审计、法律和舆论等机构的力量比较薄弱，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管网。

首先，分业监管使得各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系列统一监管及联动协调监管机制，当系统中出现薄弱环节，被监管对象往往就有可乘之机。尤其对于不同金融机构推出交叉性业务时，对新业务监管一般要经多个部门长时间跟踪协调才能完成，这样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其次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尚待理顺，同一级别及不同级别监管机构之间职权划分不明，监管合力不强，并且不重视行业自律和社会外部监管。更为关键的是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者难于全面掌握经营多种业务的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央行监管也难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能有准确的把握。从下表1可看出我国金融监管的纵向分业监管模式。

2.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危机法针对的主要风险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金融市场波澜起伏、危机不断，墨西哥、俄罗斯先后发生金融危机。1997年泰铢大幅度贬值引发东南亚股市危机，进而形成亚洲金融风暴。本次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证实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严重危害性，每当系统性风险破裂导致金融危机发生，极大地伤害实体经济、阻滞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监管受到全球各国的一致重视。

依据我国证监会的解析，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单个或少数几个金融机构的破产或巨额损失导致的整个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的可能性。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系统性风险对整个系统的功能构成影响，而不是对某一个单纯的局部。二是它使不相干的第三方也被动地介入其中，并承担一定的成本。三是它具有较为明显的蔓延特性和传染性。四是负的外部性以及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巨大溢出效应是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①

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分为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横截面维度的风险衡量的是某一时点金融系统内累计的风险。时间维度的风险衡量的是隐藏在系统内部、在某一时间爆发的风险。横向维度是风险暴露和相互联系在金融体系内使特定冲击在金融网络中得以传播并演变成系统性风险。纵向维度与经济周期相关，其主要关注的是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即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并演进。由于纵向系统性风险更多源于金融机构的“亲经济周期性”，所以其监管注重于逆周期监管，即在经济繁荣时期，监管当局会要求提高对金融机构净资本、拨备等方面的要求，而在经济萧条时则沿着相反方向操作。

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商业银在股份制改造、实现资本市场上市之前，其不良贷款比重一直较高，累计了相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014年我国的信托及理财出现违约，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及煤炭行业信托产品，部分地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我们幻想金融市场本身能依靠自身力量化解金融风险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客观现实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行为依法实施监管并对其风险施行干预，以防止金融市场因为信用秩序混乱打乱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本次各国对于危机救助经验也告诉我们，监管当局如果仅仅以增加货币供应的手法作为危机救助主要手段，往往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流动性效应下，造成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甚至股市暴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程度。

（二）政府依法有序监管是金融市场稳定的保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本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各国救助方案告诉人们，政府对于金融监管和危机救治可以有大的作为，金融立法补救以及推行适度有效管制，既是稳定金融市场的前提，也是一国金融稳定的基础。

实现健全有效的监管，首先要理顺金融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有我国国企、居民、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政府及民营企业、中介组织等也参与其中。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要以《巴塞尔协议》为蓝本，对包括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风险类别做出规定并依据各类不同风险展开监管。

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的各类金融风险突出是不争的事实。金融机构运行中包含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及汇率风险等风险品种。

三、借鉴美国监管理念，构建我国《金融危机法》监管框架

1.我国金融危机法的立法准则

（1）立法主体。可学习美国授权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应对危机必要措施方法，在危机时期，为稳定金融市场，积极干预并推出监管法令。具体做法上我国是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事先搭好监管班子，借鉴美国经验加强金融市场监控并推出金融监管立法。

（2）应依据我国宏观经济需求设计法制调控体系，重点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要架设针对金融市场的防火墙，安全结构上可贯彻“外紧内松”准则，形成监管锁链，即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海自贸区沿海中心到广州南沙、前海、横琴一线的人民币国际化风险链条，到逐层级化解、降低从国际金融市场传播过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等级。

（3）金融危机法要求危机救助机构具有权威性，但权利要接受监督。满足于金融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往往难于精确预见，我们制订金融危机法，要明确赋予法律关系主体面对危机的处置权利，清楚在危机来临时应当做什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当危机到什么风险等级需要进入危机救助的下一级别，实现风险调控的转换机制。同时，在危机救助法例中要注意协调受危机影响的各方利益，特别注意不应使纳税人的利益明显受害。危机求助机构要学习美国财政部做法，不能滥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可见，平衡各方利益，秉承以民为本是我国金融危机法的重要立法理念，克服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一协调功能的立法弊病。

2.设立金融危机有效救助的制度机制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候，各国政府都为维护本国金融稳定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市场信心。

我们要学习东亚国家在对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积累的立法经验，规范政府干预金融市场行为准则，严格控制金融行业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播。我国金融危机法不仅要在微观层面上能保障搞活金融，并且在宏观层面上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金融危机的有效救助要求对金融危机监管执行机构给予监督和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我们要注意划分好各行政机关的职权，避免在危机救助执行中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等常见问题。我国必须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的合作，建设稳定有序、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一如既往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我国的金融立法要对即将面临的诸如银行业混业经营、银行表外业务导致衍生金融风险累积问题，及时架设风险预警体系，努力建设好金融市场监管的护城河，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开放、富有效率地运营。

四、构建我国金融危机法实现国家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议

1.金融危机法的立法关乎国家金融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立法建设主要抓手是经济立法为GDP平稳增长服务。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国民经济几度曾因投资过热、重复建设等问题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2008年四万亿政府投资的后遗症也在逐渐涌现，房地产等资产泡沫、银行理财产品违约等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加之目前困扰金融体系建设的诸如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等一系列问题，都导致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累积，处理不当将危机我国金融安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扩大国民内需，以有效的市场新需求克服产能过剩、拉动经济增长。政府要积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下层居民收入水平。合理调整国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财政投入，做好资源分配上的利益调整。要深度改革金融市场结构，使其能为民间资本出路，为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通畅发挥正常功能。

2.金融危机法要在金融与财政之间架设风险隔离机制，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近30年我国对财政体制及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了相当成效，金融市场基本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其职能需求。2014年5月，中央同意10省区试点地方自行发债，未来如果地方债务发生违约，不仅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而且央行和中央财政很可能成为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财政与金融关系更将更为错综复杂。及早制定金融危机法，是防范金融与财政风险关联的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未来金融市场将围绕降低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资产泡沫，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在可持续增长模式中逐步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服务。

经济学者夏斌2013年曾提出美国有学者说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机构也有预测说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夏斌认为，我们可以将国外预测当苦口良药吃，以起到对我们的警示功能。

夏斌以打击投机炒房为例分析金融风险传导过程，并从金融及企业资金链角度来分析，即如果土地价格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出问题引起银行体系不稳定。①

3.推进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现今我国A股市场仍在调整之中，2014年上半年金融市场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泛滥、余额宝对存款市场的竞争，导致银行外部资金环境恶化。我国虽然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差大，容易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套利行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国际游资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加大。

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定价机制已经进入第二轮改革攻坚阶段，汇率制度改革举措包括提高了人民币汇率单日波幅限制，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未来制度设计将进一步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做好汇率制度与金融市场监管规制做准备。

为稳定我国金融市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将围绕两个现实目标，一个是合理外汇储备规模，控制M2投放中的外汇占款问题；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国际游资的短期非对称性冲击问题。伴随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其风险程度将是不断攀升。

我国架设金融危机综合防范机制，主要是针对国际游资短期内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直接加大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深入，人民币不仅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进而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金融产品定价、支付货币以至储备货币功能，即初步具备国际性货币的职能。到那时候，国际市场巨额人民币资金的可能回流，对国内金融市场及商品市场带来巨大冲击，是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

由于国际游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模大、期限短特征，一方面，它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无序运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监管带来难题，给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我国制定《金融危机法》将对防范国际游资冲击下的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我们架构《金融危机法》的立法框架，是以它能否为建设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服务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作为我们对架构这一法律评判的基本标准，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段居正，郭冬.克鲁格曼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的新启示[J].现代商业，2010，（23）：6.

[2] 李江涛，邹建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转型期金融体制改革[J].学术研究，2007，（2）：88.

[3] 中国证券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方法[N].上海证券报，2007-09-18（11）.

[4] 王亚丽.如何从法律层面应对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J].法制论坛，2009，（3）：17.

[5] 王元龙.防范国际游资冲击：借鉴与举措[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6）：60.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law in China

LI Jiang-tao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6）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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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7）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诸如债券、汇票等有价证券，股份公司的发展又形成了大量股票，从而产生了巨额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指独立于现实资本之外、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能给所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或者说，虚拟资本是同国际资产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可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各种凭证。

第一、银行资本的物质构成具有虚拟性

1，有价证券具有虚拟性。银行资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汇票。二是现金(金或银行券)。另一部分则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马克思是把银行资本第三部分有价证券称为虚拟资本，而且这种资本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广泛发展，资本越来越虚拟化，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马克思说：“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虚拟资本作为银行的资本是因为：一是可以获得定期收人，通过定期买卖证券大量赚钱；二是可以通过掌握股票、债券控制企业；三是可节约自己的预付投资。

2，金融衍生工具也是虚拟资本。随着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系统工程和国际互联网技术等向金融领域渗透，特别是现代数学、博弈论、数理统计及信息经济学等也被运用到金融领域中去，出现了Blrdck-schole定价模型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们是期权定价理论的基石和金融创新理论之一。在这些影响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诸如各种各样的期货、期权以及互换、远期利率协议、承诺、上限和下限、票据发行便利等等。这些金融衍生工具，在形式上是金融改革创新的结果，但其本质上也是虚拟资本的进一步深化，是金融信用的延伸与发展，展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衍生信用”和“虚拟货币”等概念的规定，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形式。

第二、虚拟资本的固有特性诱发金融风险

虚拟资本也是商品，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卖，但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价格的独特运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公司的急增，有价证券投机活动就会盛行，虚拟资本的迅速膨胀往往快于实际资本的增长，使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职能相脱离，使它们的票面价格往往与市场买卖价格相背离，必然使它们成为投机的对象，加剧欺诈、勒索等活动，最终导致资产贬值，形成“泡沫经济”现象。马克思说：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

马克思把虚拟资本价格回落称为一个复归原点的运动，他说：“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这种“回归性”显示虚拟资本价格的暴涨必然要下跌，“泡沫经济”必然要破灭。有价证券股票、债券与金融货币市场中的汇票的暴跌，往往反映着“经济过热”或“泡沫经济”及通货膨胀或是上市企业业绩下降，经济结构出现不利增长的态势。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具有剧烈的冲击，尤其在开放的资本市场中甚至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与金融货币危机的可能。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虚拟经济的交易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与实物的相分离意味着“信用货币的贬值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

信用危机导致虚拟资本那种带来收入的特性将大大丧失，虚拟资本量也将大大减少。马克思说：“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流通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强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股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

美国金融海啸爆发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它具有必然的规律性，但也有人为的因素。

1，经济周期所致。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不断交替的周期性波动，一般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十年一次，经济周期决定金融周期，两者基本一致，这次美国金融海啸是受经济周期性因素影响的结果，无疑具有规律性。正如IMF研究部主任迈克・穆莎所说：“银行业所经历的困难，某种程度上都与宏观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有关。银行在繁荣期内常常发放一些风险很大的贷款，而这些风险大的贷款到了萧条期就会发酸，即变成呆账。”

2，人为的次贷危机的作用。次级贷款一般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次级抵押贷款贷款者信用以及还贷能力低，但贷款利率高，而收益也高。“9・11”以后，美国政府为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降低信贷利率，鼓励房地产迅速发展，以求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逐次调低到1％。在利益驱动下银行等贷款机构不断降低贷款门槛，给信用低或不具备贷款条件和还贷能力的人贷款买房地产。2006年底开始，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但利率上升，贷款者无法还贷，引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不断繁升。大量银行、投资机构、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连续不断出现亏损和倒闭，让人眼花缭乱，在这过程尽管布什政府出台了各种救市方案，但依然无济于事，最终引爆了震惊世界的金融海啸。

3，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不力。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追求高额利润，为达到目的必须依赖虚拟资本的高扩张、快速循环来实现。而虚拟资本的特征就是以少量的资产，通过负债融资，大规模扩张，获取比原资产高出几十甚至几百倍的利润。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美国实行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导致金融衍生品滥用，对冲基金大量涌现。金融衍生品市场在提供流动性防范风险的同时，也形成大批投机行为，造就了美国金融衍生迅速大量繁殖与成长，从而使美国的经济一定程度上成了空壳经济，泡沫经济，特别是，使美国乃至全球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链条捆绑在一起，美国这个链条环节出现了问题后，便出现连锁反应，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总而言之，经济周期具有它的固有规律性，谁违背了它谁便会遭到惩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

次美国金融海啸之所以在美国发生，本质上就是由于美国的经济政策过“左”了，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从而遭到惩罚。

美国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

美国金融危机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实体经济。根据有关部门预测：中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约为0.34，即美国GDP每增减1％，中国GDP就增减0.34％。美国的金融巨头雷曼、美林、AIG等相继，造成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并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里，仅以出口企业为例。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额的25％左右。危机导致美国进口需求大幅下降，2007年，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2008年我国出口下降20％以上。2009年1月，出口进一步下滑。我国出口增长的下降，必然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汽车、纺织品、家具、房地产等实体经济，又特别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影响更甚，企业产品出口大量受阻，利润骤降，倒闭企业剧增。而且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其影响程度还未见底。从而造成了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小于劳动力的供给，使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成为党和政府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经济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二、美国金融海啸的启示：基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思考

美国金融海啸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衍生金融品的膨胀，实质上也是虚拟资本的膨胀造成的。美国金融海啸的发生昭示我们：必须加大对虚拟资本的风险防范力度，特别是应将法律监督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结合起来，使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点。就一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般应从如下考虑。

启示一：防范金融海啸，必须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推动国际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建立。

1，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如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的《防范金融危机宣言》。宣言强调，各国监管当局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确保所有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都受到相应监管或监督；根据公认和强化的国际行为准则，促进和保护世界金融市场的诚信，防范金融风险。

2，国际社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在《宣言》框架下，应进一步完善或制定国家之间或地区的金融监督合作法律，积极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防范金融危机，如欧共体成员国、东盟成员国等应进一步完善或签订谅解备忘录等金融监管区域合作协议。如1998年3月，我国在北京与法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种双边的谅解备忘录是通过两国就金融监管某一领域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共识，通过签订协议来明确双方在这一领域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合作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它有效地改善金融机构资本状况，刺激本国经济增长，防止金融危机在本地区成员国爆发，起到一定作用。但这些文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涉及防范衍生金融工具的内容极少等。同时与金融发达的亚洲与世界各国签署的备忘录太少，难以应对像衍生金融工具引发的金融危机。所以，进一步加强我国同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美国、德国、澳洲、加拿大等金融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的金融监管合作，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势在必行，如签署发表联合声明，以及诸如《本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基础建设协议》等文件，进一步增进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3，区域间的合作。在加强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同时加强我国地区之间的合作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如广东与香港、澳门之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框架下，完全可以签署《衍生金融产品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法律的层面上加强合作，防止金融危机在该地区发生。

启示二：防范金融海啸，必须进一步完善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法律体系，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现阶段的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法律体系，主要是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各国国内法，监管的国际组织有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业协会、国际会计师协会、三十集团、全球金融衍生工具研究集团等。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组织也颁布了一些统一的国际规范性文件，但很少，更谈不上形成法律体系。如国际证监组织1993年的《衍生品市场、产品和金融工具的监管》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是金融衍生品国际监管组织所的，但这些国际组织的级别并非国际组织中最权威的，因而难以监管美国、英国等经济大国的金融衍生品，这次金融海啸在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爆发就是权威的证明。

美国金融海啸昭示人们，必须进一步完善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

1，提高金融衍生品国际监管法律组织的级别。由原先国际证监会组织等，调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与金融衍生品国际监管组织共同，或分级别。

2，统一的国际规范性文件，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3，完善金融衍生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如金融衍生品国际监管主、客体法律制度、宏观调控以及保障制度，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处理等制度安排。

启示三：防范金融海啸，必须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维护我国金融经济稳定发展。

1，进一步完善《证券法》。我国颁布的金融证券法虽然不少，截止2007年8月，已达72部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欠缺规范化，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法律法规的内容要完备，而且各项法律法规所构成的系统的覆盖面要完备；有关条款也应具体明确。修订后的《证券法》，对法律责任的条文有30多条，但绝大多数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的规定只有5条。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主体，范围广大，直接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对保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证券法》作为规范证券市场根本大法已不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美国金融海啸为鉴对《证券法》进行大修订，特别是增加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刻不容缓。

2，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制度。我国制定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法律法规极少。目前主要有2007年的《期货交易管理办法》、《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等十几部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本身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更谈不上形成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笔者认为，制定单独的《金融衍生品监督管理法》现在是一个好时机。我国的金融衍生品特别是金融机构的金融衍生品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如果立法跟不上，一旦我国某个时期经济出现紊乱，很容易造成大的问题。同时，在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未造大破坏之时，对金融衍生品进行单独立法也是我国金融机构真正走向世界的需要。

3，要进一步加强网上银行的监管。网上银行也称

虚拟银行，新式的网上银行包括有虚拟家庭银行、虚拟私有银行、虚拟银行金融业以及虚拟金融世界等，它实际上是银行业务在网络上的延伸，因而它几乎包含了所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其特征是在Internet上的虚拟银行柜台。既然网上银行也称虚拟银行，而且绝大多数业务属虚拟资本。网上银行的虚拟性特点，它实质上也是金融衍生品，因而它具有风险性。除了像幽灵一样计算机病毒侵袭外，更可恨的是网络黑客成灾，导致机密数据的泄漏。同时我国计算机系统的薄弱性，也会造成计算机技术和产品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完善性。这些特殊性要求我国加快和完善电子商务立法体系。2003年2月1日，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电子商务法一《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正式实施。随后几年我国陆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几部重要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显示了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国电子商务立法水平还远不适应我国经贸发展的需要，还没有形成体系。当务之急是建立我国的网络银行安全体系，从而维护我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安全与稳定，防止金融海啸的发生。

启示四：防范金融海啸，必须将法律监管与宏观调控政策等配套措施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

法律监管与宏观调控政策是互相作用的，两者互相匹配，才能有效防范金融海啸，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

1，扩大内需

我省的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靠“三来一补”起家，现在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转移过程中，绝大多数企业依然是外向型的，产品主要靠外销，但受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美元贬值，购买力大下降，产品出口国对我国的产品需求骤减，国际市场订单大幅减少，同时我国的结构性矛盾恰好就是出口比重大，内销比重极少。所以，必须加大扩大内需力度。

一是出口转内销。特别是注重开拓农村市场，建立农村商品市场销售基地，政府应加大对生产厂家的支持力度，采取更加优惠政策，鼓励产品下乡，增加产品在农村的销售量，提高生产产品的经济效益。

二是调整开拓国际市场结构。我国对美贸易大，就广东而言，占40％。在对美贸易受阻的情况下，应主要扩大东盟、南美、中亚等市场。东盟国家是华人聚集地，对我国的产品需求大，而南美、中亚等国家，与我国也有一定的贸易往来，扩大出口这些地区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三是国家扩大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消费需求。如“三农”建设、交通和能源重点工程、节能工程和循环经济以及社会事业等的投入，从而扩大对企业产品的需求。

四是加大全民社会保障力度。如果全民都有社会保险，生活有了保障，广大群众就会无忧无虑地买车、买房、旅游、消费，就会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五是各省、市可以发行购物券。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全国各地的做法应有不同，各地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为，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可以指定在哪些行业购买，也可以不指定，购物券的发行要适度，不能一窝蜂而上，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诱发通货膨胀。

六是把扩大内需保增长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深化改革、保民生结合起来。特别是要调整出口产业结构，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提高一般贸易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从而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

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继续扩大预算赤字，扩大政府投资，激活市场需求，从目前的投资状况看，主要用于基础项目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增加政府支出与补贴。继续扩大社保和医保的覆盖面，加大农业直补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减免税收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供给，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如可以取消利息税、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的免征基数、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等。但必须对我国的税收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就广东而言，必须及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等等，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8）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国的很多企业也由此被链式的连锁反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也大力开展行之有效的救市措施。因此，探讨用财务会计的眼光和方法理论来化解和防范金融危机已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是在事业单位工作而非在金融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情况。认为首先，应认识金融危机，针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形成深度剖析，然后运用财务预警制度对已发生的经济活动有效管理，再次有的放矢地运用财务杠杆原理等对金融危机产生内容之一债务危机的化解的招数一二，最后笔者希望能通过以法律为保证，加强监管，消除隐患，来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类型

金融危机在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极度混乱和剧烈动荡下股市狂泻、货币贬值、利率极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市场一片混乱，从而诱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二、未雨绸缪，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机制防范措施

财务风险预警是指当集团内企业出现财务状况恶化的迹象时，提醒企业经营者尽早采取措施，及时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化解财务风险。

（一）财务风险预警的几种情况

财务风险预警在企业预亏预损，预算完成情况出现异常偏差，财务指标异常变动，重大法律纠纷及出现其他重大财务风险时起到警示作用，提请管理层重视。当预计当年完成营业利润为负数，或预计某投资可能出现1000万元以上的损失（规模较小的企业，占企业注册资本10%以上的损失）时应提醒；当企业每季度对完成年度预算指标进行分析，主营业务收入、成本费用、利润总额等指标偏差超过20%时应提醒；当企业定期对资产收益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分析，以上指标与上年周期或当年预算指标相比偏差超过20%时应提醒；当应收账款回款困难，重大法律纠纷导致财务风险，造成企业非正常资金流出或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时应提醒。

（二）预警监控体系

集团企业建立两级财务风险预警监控体系，设专人在总部通过联网方式对成员企业财务系统进行实时监控，随时进行财务风险预警分析抽查、发现险情通知各成员企业排查。

各成员企业应通过明确财务风险预警程序，记录，报告财务风险的发生原因，解决措施、处理结果等，弥补企业现有财务管理及经营中的缺陷，变事后控制为事前、事中控制，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各成员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对本单位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财务异常状况应分析研究原因，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和应采取的措施建议，并及时上报。

各成员企业财务部门应将相应的财务风险预警分析报告及采取的措施每月汇总上报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并继续追踪处理财务风险报告内容，将处理结果及时上报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门。

对于存在重大财务风险的单位，集团企业将要求限期整改，改善财务结构，降低借贷规模和负债比例。

对于财务风险预警控制不力造成损失的企业，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金融危机之债务危机的化解

根《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解释：债务危机是一个普遍的用语，用于任何不能按计划还本付息由此损害其他债权人财务健康的情况，通常债权人会接着切断进一步的贷款，从而使最初的情况加剧。如果无力偿还是一个长期状况，那么可以将它看成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高利率的条件下，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可以迅速变为无力偿还问题。现代金融危机很难做到只表现为货币，银行，外债等部门的危机，通常会表现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且一国的金融危机还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人们的心理效应等渠道传染给周边国家和地区。负债可以达到资本结构最优化，实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但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一）财务杠杆效应来化解债务危机

资本结构的财务杠杆效应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比例的选择而对权益资本利润率的影响。MM理论认为，有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加上一笔风险报酬，而风险报酬的多寡视负债融资程度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大小而定。

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大于负债利率时，企业适当地多借入资金，就可以提高权益资本净利润率，这就是财务杠杆产生的正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小于负债利率时，企业如果不缩减负债规模，就会降益资本净利润率，侵蚀股东权益，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这就是财务杠杆产生的负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等于负债利率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什么危害，但由于借入的资金无增值，因此企业如果不尽快地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财务杠杆也会产生负效应。美国两大房地产商和雷曼兄弟因严重资不抵债，大量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最终有百余年企业在泡沫经济下破产。所以，从理论上讲，在企业里只要有固定资本成本的存在，权益资本利润率的变动幅度就应大于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变动幅度。这一特点，在企业财务管理学中补称为“财务杠杆”，也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的一种规律性。

（二）对重大财务事项建立报告制度来化解

通过对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全面系统的核算与监督，以为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等经济信息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称之为财务会计。

关于报告内容，的确现行财务报告的计量主要限于货币度量，对于使用者非常有用的公司人力资源、客户、核心技术等就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另外财务会计的确认交易、事项的前提是它们必须是已经完成、至少是已经发生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始终以表内信息为核心，适当的表外信息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分散报表使用者的注意力。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局限性，尤其是近年全球性的会计造假案例的出现，改进财务报告的呼声越来越高，如90年代初新加坡巴林银行倒闭破产案，正因为缺乏对重大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漏洞，未及时上报，导致酿成悲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对重大财务事项建立报告制度。

当集团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重大财务收支，大额资金调度，对外投资融资，贷款担保，利润分配，法律纠纷，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财务负责人是对重大财务事项的信息收集，整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单独注明的事项外，各成员企业一般应在重大财务事项发生后立即向集团财务会计审计报告，报告应采用书面形式。内容包括：一是重大财务收支事项的报告，包括大额回款，大额资金支出，大额资金调度等。二是每周上报资金状况（资金周报表）：超过100万元以上（规模较小的企业10万元以上）的大额合同付款，每月应汇总报告。三是企业股票、债券投资应说明该投资的具体种类，金额、期限以及资金来源等，并每月将各类投资情况汇总上报。四是对外长期投资的发生、转让和收回。五是对外筹资融资。六是对外担保。七是法律诉讼事项。八是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包括（法定盈余公积金，任意盈余公积金）变化情况，应在报董事会审议之前上报财务审计部门。九是企业并购、资产重组、重大业务计划制定等事项。十是其他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各成员企业应时常督促各部门、分（子）公司对应报告的重大财务事项进行收集，整理。发生制度规定的应上报内容而未及时上报的情况，造成不良影响，将追究财务负责人的责任。

有专家认定对这次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由于金融创新产品失去应有监管所造成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承认他过去抗拒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的做法，有部分的过错。金融危机的启示：财务会计应保持谨慎性原则；财务会计应保持应用预警机制；财务会计应保持灵活和多样性的监督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刘东明，张雁.企业会计学：管理者视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58-359

[2]孙力实，姚红霞.现代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制度实用范本[M].中国市场出版社， 247-252

[3]徐学锋.全球金融监管新趋势[N].国际金融报，2009-6-9

[4]况杰.决胜金融危机，揭秘危机真机，看懂中国经济[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9）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金融危机周期规律篇（10）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