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概念汇总十篇

时间:2023-07-14 16:40:54

金融市场的概念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1)

雄安概念股首先爆发于我国香港市场。4月3日,港股金隅股份大涨34.67%,其间最大涨幅超过45%。受设立雄安新区的影响,美股中国汽车物流(CALI.O)在4月4日暴涨54.89%。而清明假期后,A股中的雄安概念股迎来爆发热潮。4月5日,沪深股市中的雄安概念股几乎全线涨停,多达40余只个股一字涨停,而截至当天收盘,京津冀地^上市公司有78家上市公司涨停,而封盘资金高达百亿之巨。6日,雄安概念股依旧保持强势,雄安概念板块涨幅“雄居”榜首。

或许是早已预料到设立雄安新区可能引起的市场反应,亦出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在4月4日,沪深交易所即要求河北省内上市公司公告,以证实或澄清与雄安新区是否有关联。即使如此,某些目前与雄安概念无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仍然受雄安概念股的炒作影响大幅上涨,像华夏幸福即是其中之一。

在沪深股市有步入下跌通道危险的情形下,高层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无异给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在雄安概念股暴涨刺激下,沪深股市一改此前的颓势,纷纷放量上涨,像上证指数还创出2017年以来的新高,也凸显出设立雄安新区对于资本市场本身的影响力。

目前市场对于雄安概念股进行炒作,本质上是出于一种预期,像华夏幸福等非雄安概念股同样遭到市场的炒作,客观上亦与市场的预期有关。不过,设立雄安新区,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或者说发展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切都只有等时间给出答案。然而,市场炒作雄安概念股,除了个中有“李逵”外,亦不乏有“李鬼”混迹其中。

这与A股市场热衷于投机性炒作一脉相承。A股某些上市公司有“赶时髦”、追逐市场热点的特性,市场出现相关热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重点就指向哪。近几年像影视、游戏、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火爆,相关上市公司要么将并购标的瞄准这些行业,要么欲向这些行业转型,匹凸匹的案例颇为典型。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2)

    【关键词】资本市场;规制对象;判断要素

    罪名是罪状的概括,是犯罪构成要件的高度提炼。但是实践中对罪状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关注度远甚于罪名规范本身,前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后者丰富。究其原因,系罪状及犯罪构成理论关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一罪与数罪,而罪名本身既不涉及罪也不影响刑,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符号或标志。笔者认为,罪名、罪状以及犯罪构成之间是立体、动态的关联关系,对具体犯罪行为的研究应当贯彻“三位一体”的思路。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罪名的意义在于以点带面而非“管中窥豹”,对罪名发展做专门研究,不但可以探索其规范规律,也可以折射出社会相关领域的变化。

    对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法定犯而言,其罪名选择、发展与资本市场中形形色色的金融概念密切相关,了解其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极有必要。中国走上经济改革之路是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的先决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萌生的经济和社会土壤{1}(P.3)。“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实现全市场乃至全社会资产配置的优化。”[1]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需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作程序。然而,资本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诸如欺诈、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并且逐步呈专业性、复杂性、隐蔽性等趋势,现行刑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迅速的犯罪类型。学界对资本市场法律规制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并且成果丰硕,[2]不过这些探讨主要围绕该罪的犯罪构成或者修正条款等实体性内容展开,尚无论着从基础性角度对该罪的罪名选择进行系统研究分析。鉴于此,本文拟撇开常规的研究方法,从罪名的产生、发展入手,理顺资本市场相邻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罪名规范的发展规律。

    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罪名变更评述

    诚如上文所述,罪状是指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特征(要件)的描述,是犯罪构成的载体或规范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各罪状的剖析,才能掌握种种犯罪的构成特征,明确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2}(P.240)。而罪名具有浓缩罪状和归纳犯罪构成的特性。这种特性对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均提出了严格要求,不但应当注意罪状规定的科学性、明确性而且应当在掌握罪状规定本质的基础上,简洁、概括、明了、专业地进行罪名选择。通过对罪名衡量标准以及发展变化作深入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犯罪构成的变革,把握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对立法或司法机关提供学术参考。罪状把握不准、罪名归纳必然有失偏颇;反之,罪名选择不当,必然紧随罪状的修订而频繁变动。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的连贯性,而且影响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该犯罪行为的清晰把握。随着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资本市场细分概念越来越多、界限越来越模糊,加上资本市场的特殊性,错误使用概念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如何科学归纳、规范选择罪名应当成为新的研究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182条规定,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法释[1997]9号)的规定,该条罪名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但是立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很快发现,期货市场同样存在操纵行为,发生频率、欺诈手段以及社会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证券市场。1999年刑法修正案(一)[3]第六条对该罪进行了补充修订,将期货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法释[2002]7号),将该罪罪名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现实的迅速变化,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显着的特点,立法机关试图制定出明确的、系统化的法律以适应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3}(P.80-83)。实际上,期货市场发展时间并不晚于证券市场。[4]操纵期货市场未能与操纵证券市场同时“入罪”,显然不是因为“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客观现实”,罪状稍作修改即导致罪名修订值得深思,有悖于罪名是罪状的高度提炼这一基本特征。刑法第182条以及刑法修正案(一)无论是立法内容、立法技巧,还是罪名归纳方式均经不起仔细推敲。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颁布施行,实现了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法释[2007]16号),该罪罪名最终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从罪名发展看,《修正案》(一)是罪名的被动修订,而《修正案》(六)则是罪名的主动完善;从内容上看,修正案(六)从多个方面对该罪进行了颠覆性完善,在此不再赘述{4}(P.70-71)。不过罪名频繁修订足以说明对资本市场相关概念进行理清的重要性。首先,罪名变动频繁,不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尤其是证券、期货这种法定类型的犯罪。刑法第182条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到“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再到“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成为我国刑事法律中修订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不仅反映出相关主体对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本质认识存在局限性,而且也使得立法活动远远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状况显露无遗。其次,罪名变动频繁,反映出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性差强人意,例如原条文开宗明义描述“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行为,但客观要件第(2) 、(3)项却规定“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说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不仅包括操纵交易价格,同时也包括操纵交易量。第三,罪名变动频繁,表明罪名归纳技巧尚需完善。

    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罪名相关概念及功能

    “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3}(P.67)。界定基本概念对于研究具体罪状及犯罪构成必不可少,对于罪名选择尤为重要。虽然有不少学者尤其是普通法系学者对“概念法学”提出了猛烈抨击,但是对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层层剥离,是进一步解析犯罪性质的基础,对基本概念把握不准,也是罪名频繁变动的原因之一。

    在诸多资料中,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在许多场合常被当成相同的概念使用,在述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时也不例外。实际上,三者之间不但内涵迥异,外延也大相径庭。在研究操纵市场犯罪时,证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是否等同,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是否同一层次,关系到是否准确、规范使用罪名。需要说明的是,该罪罪名的研考本应从“证券市场”入手,但是在金融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处于承上启下地位,以“资本市场”为切入点,可以更清晰地理顺不同层次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根据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的解释,资本市场即进行长期资本交易的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的场所。在金融活动中,该市场涉及资金期限长、风险大,具有长期较稳定收入,类似于资本投入,故称之为资本市场,亦称“长期金融市场”、“长期资金市场”,旨在与调剂政府、公司或金融机构资金余缺的短期资金市场相区别。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5]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要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刑事立法机关要规制破坏资本市场秩序的行为,相关司法机关要总结罪名,首先都应当弄清资本市场的性质及内涵。目前相关司法机关或者刑法理论学者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存在偏差,政府机构的纲领性文件也含糊不清,以致于刑事法律关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犯罪的表述存在不少误区及漏洞。[6]

    为了理顺金融体系内部各层次子项目之间的关系,从立体、直观的角度论述证券、期货市场犯罪行为,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及其功能进行简要分析。

    1.金融市场与罪名排序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3)

另外,大东方(600327)也是具备金改概念龙头股之一,公司持有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景信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从二级市场表现看,前期调整后稳步攀升,明显有主力资金吸筹,随着金改概念股的进一步发酵,金改股仍有望强势。还有就是中小板的怡亚通(002183)拟从宇商小额贷款转型为民营银行,也可重点关注。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研究意义及背景

当你环顾四周,你不得不承认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信息化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社会变革的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我们也因此正在步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的金融模式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这种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模式在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金融领域的热点话题。

同时伴随着电子信息化、金融技术创新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而这些概念和技术的创新带来了许多金融领域新兴概念、事物的出现和发展。而在此大背景之下,同时由于经济自由度不断提高,专业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影子银行这一相对于传统银行的概念被提出。由于其对金融运作效率有着显著的提高,因此影子银行这一概念无论在金融市场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和强烈的关注。

二、互联网金融概念及业态

1.互联网金融的崛起

谈到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就不得不提到与其息息相关的余额宝。正是阿里巴巴公司在2013年6月推出的余额宝业务将“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真正的推广给了整个社会,让这个早已存在的名词成为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新概念[1]。

为什么余额宝有着如此大的推动力?我们只需想象一下不远的几年前,我们投资股票时必须到每个城市为数不多的几个证券交易大厅去排队买股票,盯着十几秒一换的大屏幕不停的观察,而现在我们只需拿出手机,随时随地解决了问题。几年前我们需要跑遍城市的所有商店去买一件急需用品,而现在我们只需轻点几下即可。这种例子数不胜数,而正是顺应了信息化时代这样的大潮流,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才能如此迅速和强劲的崛起。[2]

2.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其提供的服务层出不穷,而从其推进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是网络化的传统金融业务。这些业务将传统线下业务转为网上业务,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便捷性,同时降低了金融机构如房屋租金等方面的成本;其次,互联网推出的金融业务。这些业务包括第三方支付、P2P互联网借贷、借于网络的大众筹款等方面;最后,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产生的新业态,余额宝就是这种类型的服务。[3]

三、影子银行概念及特征

1.影子银行的定义

和互联网金融一样,影子银行的概念似乎也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金融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这一概念的突然走红和美国次贷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07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执行董事麦凯利在分析次贷危机缘由及影响时最先提出[4]。甚至,一些持有全球信贷过剩理论的学者认为,正是影子银行的存在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关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各方学者也并未达成一致。而现在较为流行和统一的一个定义是:影子银行属于一种能够进行期限、信贷、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相比于传统银行,虽然二者皆有类似的功能,但是影子银行却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

2.影子银行的优势与缺点

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自由性和其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特性,影子银行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这种矛盾导致了影子银行即对我国银行业是极大的补充,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影子银行的优势在于其极大的灵活性。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影子市场的业务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市场发展导向银行业务趋势,这种灵活性是传统银行无法比拟的。然而,影子银行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由于其脱离于监管之外,其业务也无法得到明确的监管。[5]

四、互联网金融是否属于影子银行的界定

1.影子银行的界定

在我国,影子银行仍未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不过大致可从以下三个关键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影子银行的范畴。首先,影子银行需要具有商业银行的特征,能够完成商业银行的所有业务。其次,影子银行是游离于监管系统之外的,这是它与传统银行最主要的区分点。最后是银子银行业务交易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影子银行的业务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相比于传统银行,并不存在固定业务,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业务,影子银行均可以承担。[6]

2.互联网金融是否属于影子银行的界定

由互联网金融概念、业态等方面判断,又通过影子银行界定方法进行界定后,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属于影子银行的范畴,是特殊银行,即影子银行的进一步特别化。

判定互联网金融为影子银行的原因如下:首先,互联网金融拥有传统金融业务,也即满足了影子银行界定的第一条具有商业银行的性质。其次,网络金融目前而言还不属于银监会等金融监督机构监管之下,即也满足影子银行游离于传统监管系统的性质。最后,随机性、自发性、不确定性更是网络金融业务最主要的特点,从这点来说,互联网金融完全符合影子银行的界定标准。

五、结语

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这两个由于科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产物从诞生伊始就引起学术界、经济界、金融界的广泛关注。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概念其内在却息息相关,本文从各自概念出发,通过影子银行界定范围的分析,通过互联网金融业态比对得出互联网金融应该属于影子银行的一种。同时由于影子银行界定范围的争论,互联网金融是否属于影子银行的争议必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杨群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及防范研究[J].金融科技时代,2013(7):100-103.

[2]尹龙.对我国网络银行发展与监管问题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1(1):76-86.

[3]周宇.互联网金融:一场划时代的金融变革[J].探索与争鸣,2013(9):67-71.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5)

笔者认为,中报概念股的重点应着眼于高送转题材上,投资者应从以下思路选择标的:第一,选择已明确送转方案的股票逢低布局、中线持有,博取更大的收益,建议关注智云股份、向日葵等龙头品种。第二,从公司基本面分析出发,从各项财务指标中挖掘可能高送转股票,建议关注沃森生物、闰土股份、老板电器、焦点科技、海格通信、科远股份等股票。

手机游戏概念股依然倍受市场资金青睐,众多上市公司更是掀起了向网游进军的风潮,无疑都是看重手机游戏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本周市场以浙报传媒、掌趣科技、天音控股为龙头的正宗游戏概念股、以华润锦华、深圳华强为首的泛手游概念股都有不错的上涨。

互联网金融是继温州金改后掀起的金融改革新浪潮,这是来自草根的金融革命,必将引发中国金融格局的惊天变化。内蒙君正、金证股份、东方财富、大智慧等龙头股连续涨停,内蒙君正等龙头股随受特停影响,相关概念股出现短期震荡,但不改互联网金融概念股中期上升趋势。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6)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捍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王元龙:《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4.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郑汉通:《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雷家?:《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郑军,林钟高,彭琳.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2)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8)

有些基金经理表示参与了相关概念的炒作,但参与量不是很大,操作也停留在短炒层面上。主要原因是三网融合概念比较模糊,并没有真正反映到上市公司的盈利上,还处于炒预期阶段。

不过,基金经理并不否认三网融合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并表示未来将有一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在国家调结构以及产业升级背景下,三网融合将带动行业产业链的发展,包括内容和服务提供商、运营商以及光纤通讯设备制造商等。

长期有投资价值

“整体上看,三网融合并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包括之前的物联网也一样。这次加快三网融合建设,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大的布盘,前景不容置疑。”一位在外调研的基金公司TMT行业分析师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三网融合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通信、传媒、科技三大行业。上述分析师告诉记者,从投资的角度看,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通信设备、有线网络设备提供商最先受益,比如广电网,之前只能传输电视信号,如果要传输上网信号,中间要加很多设备,这对相关设备制造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实质性利好;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最吸引人的是增值服务,包括游戏、视频以及移动支付等;对于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而言,利好更是不言而喻,表现在有线网络上,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提高收视费。

很多基金经理并不否认三网融合所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纷纷表示“很看好”。

“就TMT(包括通信、传媒、科技)行业而言,我跟很多机构交流过,大家都普遍认为,接下来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深圳一位基金经理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说。

短期有些虚高

长期看好,并不等于现在就值得买入。

根据《投资者报》记者掌握的情况,很多基金公司的分析师以及基金经理,并没有因为最近市场热炒三网融合概念,而加大对相关行业的调研力度。

“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这是多位基金经理给《投资者报》记者的答案,而他们当前的操作,也仅停留在短期炒概念层面上。

“参与了一些,但不是很多。”一位基金经理对记者说,“眼下看来,三网融合充其量算个市场概念,而且比较模糊,政策虽然向好,但是并没有真正体现在上市公的盈利上,纯属于炒预期。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9)

四因素促成银行暴涨

上海自贸区触发更多的金融改革、优先股、经济回暖态势明确以及低估值是银行暴涨的主因。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成为最近经济改革的热点话题,金融改变也催生银行的希望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优先股的推出。优先股到底是什么?为何对银行股有那么大的推动作用?

通俗易点说,优先股不能流通,每年分红固定,没有表决权,没有规定最终到期日,它实质上相当于一种永续性债券。

优先股对大盘股是大利好,大股东天量股份被锁牢,大盘股变中盘股了。这样对二级市场的压力会小许多。实行优先股制度,主要是针对大蓝筹,银行股是不错的选择,因为银行股分红率高,保险资金、养老金都喜欢这类固定收益类。而且银行股如果再融资时选择优先股,不会增加流通股,对二级市场就没有了压力。

除了政策利好以外,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确立对银行股也是利好。从最新公布的CPI、PPI、发电数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8月份经济数据都充分表明经济回暖,历史经验表明,银行上涨周期和经济增长周期密切相关,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向好无疑为银行股的上涨奠定基础。

银行股此前极度不理性的低估值也构成了巨大投资价值。其实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2月份市场已经领略过估值弹簧压缩至极致之后的反弹动能之狂暴。过去的半年,银行受贷款质量、利率市场化等压力而深跌,但极度不理性的低估值构成的巨大投资价值。

对于银行股上涨能否持续、能涨多高?国泰君安认为:经济悲观预期边际改善是本轮反弹的核心逻辑,只要逻辑未破坏,上涨将继续;预计9月经济数据还会惯性向上,三中全会前政策维稳预期强烈,因而,判断有银行股有接近3个月的安全期。

银行个股基本面大致相当,选股优选与自贸区概念有交集的个股。预计自贸区的首批试点银行名单将更多地来自于总部在上海的银行,主要是浦发和交行。这些试点银行将有望获得自贸区内利率竞争的自由度和相对优势。国泰君安认为浦发银行在自贸区受益程度、优先股获批进度、政府对浦发的整合力度、银行内部改革力度、金融互联网推进速度等方面存在超预期,是本轮反弹当仁不让的龙头。若以自贸区的线索延伸,则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会是下一批受益者

参股金融股随风起舞

随着金融板块的大幅飙升后,一些参股金融概念股的上市公司的估值应重新估算,尤其是一些大幅参股的投资类公司,必然受到市场资金的追捧。目前参股金融股的上市公司主要分为四类,一类是参股银行的参股金融概念股;一类是参股券商的参股金融概念股;一类是参股保险的参股金融概念股;还有一类是参股信托的参股金融概念股。

去年12月至今年年初金融股也有过一波颇为壮观的行情,除了银行股大幅飙升以外,参股金融概念股也都有非常不错的涨势。哈投股份、西水股份、东方集团、新希望、南京高科等尽皆出现飙涨。这样的情况本周也开始出现。

金融市场的概念篇(10)

一、引言

财务报告中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概念和运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在20世纪80年代,公允价值概念被广泛应用在收购会计中,作为所购资产入账价值分配的基础。然而,尽管有诸多此类经济现实的复杂性,早期的财务会计还是以多种计量属性共存为特征的。原因在于像公允价值等一系列现值计量方式的应用非常分散,而准则制定者们所坚持的原则却是实用主义。尽管学者们都普遍认为历史成本计量具有缺陷,会使得会计账面净值与市场资本化价值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对于一个独立完整的计量体系的呼声却日渐减弱。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将危机的发生迁怒于公允价值,使得公允价值再次成为政策制定者、学者们的讨论热点。然而,尽管许多部门都对公允价值的实施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如欧洲银行为了保持关键领域财务报告的谨慎而反对,但是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看似还是有蓄势待发的能量并会变得更加制度化。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允价值得到了广泛的重要认同,但同时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政策程序范围内也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实际上,公允价值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计量惯例,对于它的支持者们来说,公允价值还代表了一种全球都期待的变化趋势,并且公允价值越来越反对多种计量属性共存所产生的内在不一致性。

二、公允价值和可靠性

众所周知,在会计计量中可靠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公允价值讨论中它被各方都认为是毫无争议的。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对不同可靠性概念的反应是不同的。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财务会计中并在理论上被接受,但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才成为分析和讨论的主题(Bromwich, 2007)。此外,公允价值不是一个单独的计量方法,还包括许多对脱手价值进行估计的方法。因此,支持或反对公允价值使用的理由没有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Laux and Leuz, 2009)。然而,准则制定者们相对缺乏辩解理由,这也解释了公允价值会计在讨论中成为焦点的可能性。

尽管公允价值的不同概念存在细微的区别,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是相似的。FAS 157(FASB, 2006)把公允价值定义为:“在有序交易中,市场参与者之间在计量日进行资产买卖或债务转移的价格”。IASB (2009)后来又重新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原则。然而,公允价值同时也是一个观点和假设的复杂混合体,指未来在市场中所接收到的价格的估计值,公允价值的使用有特定的假设条件。于是,一些学者便对公允价值的“虚构”的成分和“想象”的成分进行了评论,他们认为公允价值太主观并容易纵和歪解。

会计上公允价值的支持者们常常会呼吁如实反映经济交易的本质及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他们将公允价值运用于养老金会计领域或者金融行业,在这些领域,公允价值会促使人们更早发现潜在的不良问题,因此公允价值在这些领域的使用有助于修正决策者的行动。然而,客观地来说,公允价值并不是糟糕的资产质量的罪魁祸首,它仅仅是充当了一个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我们不应当杀死糟糕资产质量的“送信人”。但是公允价值的批评者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金融危机证明了公允价值的顺周期,因为在严密的监管体系下,对于流动性不强的资产按照市值计价会使得会计计量信息不可靠,尤其是对那些想长期持有的资产来说。

根据Laux和Leuz (2009),关于公允价值的讨论不应当极端化。公允价值在会计计量中的运用既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但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再者,反对公允价值的理由也不应当成为支持历史成本会计的理由。有关资产现值的信息、对现值的最佳估计的信息以及许多其他的信息,都对管理层和市场分析师是有用的。在危机到来时,契约和合同对资产按市值计价的策略是高度敏感的,此种情况下,争取喘息空间减少波动性才是最优选择。

公允价值会计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明显动机是公允价值能够最小化操纵会计数据的空间(CFA, 2007)。从定义上来讲,基于市场得到的价值信息,是一个非管理基础的衡量指标,恰如在审计上,审计证据质量最高的证据是那些既独立于被审单位又独立于审计师的审计证据。因此,公允价值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不同于实体的价值观,使得会计可靠性尽可能地依据市场的集体判断。

在早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内(FASB,1980),可靠性是一个基本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然而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却不是给定的,而且会计可靠性的涵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具有相对而非绝对的意义。Barth (2007)挑战了交易基础的可靠性观点,他认为,可靠性不再等同于可证实性,但本质上与忠实表达有关:“只是因为一个能被精确计算的数值,不一定是一个它意在表达的真实世界经济现象的忠实表达”。这种观点及其他类似的论述,形成了对可靠性概念的重构,尤其是将可靠性浓缩为相关性。与交易为基础的可靠性概念相反,Barth的可靠性概念将可靠性的重心转移到了市场和由市场产生的价值方面。

新的会计可靠性概念认为可靠性的标准是最透明有序的市场,即这种透明有序的市场所产生的那些估值方法通常是比较可靠的。这种新的可靠性标准,与它所体现的可靠性概念,已被扩展到了使用“通用经济方法”来模拟市场价格的类推和模型中――所谓的公允价值估值体系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对于那些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估值专家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那些认为必须要指导会计从业人员寻找可靠的估值证据的会计监管机构来说,如何在公允价值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上进行可靠的会计估值,这确实是一种资源和专业技能的挑战。公允价值第三层次的模型估计向那些信任并依赖估值模型的审计师也提出了知识挑战(Humphrey et al., 2009)。

总之,人们已经认为,到底什么会计估计是最可靠的概念,引起了公允价值的讨论。后面的分析主要不是为了宣判公允价值的正确或失误,而是更多地探讨公允价值被广泛使用的可能深层条件。从这点来看,会计中公允价值的使用代表了会计实践生产的一个新基础,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是基于金融经济的兴起。

三、金融经济与信息使用者

会计中公允价值计量的出现是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知识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Whitley (1986) 分析了美国企业融资到金融经济形成的转变,这是二战后经济扩张和科学化的一部分。随着从描述性学科到使用先进统计技术的转变,金融渴望成为新的分析式经济学的一部分,该分析式经济学主要研究完美市场理想背景下的资产估值。根据Whitley,由于具有理想型的性质,这种金融分析性研究的不确定性比较低,但是它面临着内在本质与外部经验询问并不相一致的问题。

Whitley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有效市场假说只是表面上可解释的。比方说当前市场价格提供了证券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实际上并没提到实际的市场。它“只是根据反映可用信息的预期收益搞清楚了市场平衡发生的条件”。

相应地,Whitley同时也认为,与实践联系密切的更多的是关于金融经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知识系统,在该系统内金融知识的成长源于实践和实际运作机构的复杂性。实际上,纯粹的学术知识一直在职业界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提供实践需要的合理的理论化解释。金融经济几乎是这方面的完美例子。金融危机提供了对金融和经济学科的广泛的批评机会。

不管人们对金融经济批评还是表扬,它将继续成为一种高度发展的知识体系。例如,随着金融计量方法的使用而发展的财务会计主导的研究惯例之一,需要调查证券价格对会计信息的反映。许多年来这种市场基础的研究被认为是远离会计政策的,甚至学者们都抱怨它与政策制定者不相关。

所有的学科和专业都需要在它们的知识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抽象。但是财务会计一直是一门混合型的学科,抽取并使用了法律和经济学的特别元素,因此财务会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金融经济系统的树立。

四、衍生品:公允价值催化剂

会计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已在不同的国家被讨论。然而,公允价值的广泛兴起,计量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挑战,表明了两者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即“财务会计的金融化”。

“财务会计的金融化”源于金融衍生品的出现,衍生品自身的性质向会计计量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历史成本与它们的价值是无关的。此外,还存在一个基于管理层持有意图的金融工具分类的问题,是划分为持有至到期的金融工具还是划分为交易性的金融工具?这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会计计量就为会计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难题。

在2000年,由IASC领导的国际准则制定组织联合工作组(JWG)了一个金融工具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可靠估计对于财务报告的目的来说是可获得的……如果一个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基于可观察的市场价格,那么应当使用估值技术来估计,这种估值技术与公认的经济定价方法是一致的。”

计量衍生金融品的挑战在公允价值的历史发展中也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JWG集中研究了金融资产和负债在有序运转的市场上公允价值的使用,因此JWG的工作过程是公允价值构建的一个重要阶段。

衍生品对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催化作用只是部分地与某些相对重要的衍生品,或者与某些特定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工具有关。此外,它只是部分地与使用估值模型作为在资产负债表上计量和报告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的基础有关,尽管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热点。

总之,公允价值的支持者都认为使用公允价值来进行会计计量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们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在金融经济的支持下,他们也重新定义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概念。此外,衍生品会计虽然有其粗糙的一面,但是它也进一步体现了公允价值会计作为市场“镜子”的原则。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公允价值会计为什么及怎样得到重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公允价值兴起的可能内在条件,即金融经济的兴起和衍生品会计问题的必要性。这两方面有助于解释公允价值在面临重大反对和批评时仍然得到应用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当然增加了公允价值讨论的赌注,但至目前为止FASB和IASB关于公允价值未来的方向仍然是不确定的。毫无疑问,金融机构利用这场危机的到来强烈反对公允价值在会计上的使用。

【参考文献】

[1] Bromwich, M. Fair Values, Imaginary Prices and Mystical Markets[R]. London, 2007: 46-68.

[2] Laux, C., Leuz, C. The Crisis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Making Sense of The Recent Debat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J]. 2009,34(6/7): 82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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