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哲学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0-09 00:06:19

系统哲学论文

系统哲学论文篇(1)

首先,中国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革命的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哲学体系。但中国哲学的研究受到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党性学说的影响,加之我们“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泛滥,从而将哲学史说成是两军对战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进而又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把一部智慧之学变成了纯粹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步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从而从头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短短30年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一个科学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个研究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其次,我们必须重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哲学范型的巨大影响。毋庸讳言,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没有出现过,全世界哲学创制的范型是西方哲学模式,所以中国哲学的学科创制之初就在相当程度上对西方哲学存在依附关系,由此,西方哲学成为衡量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有关内容是否可以被归之于哲学的基本标准。在这种范式指导之下,不仅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的思维范式在自觉不自觉中是西方中心论的,以西方哲学为坐标系的,同时,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学科范围的划定、体系框架、价值取向、甚至于概念范畴等话语系统,都笼罩于西方哲学的范式之下。这一套范式对中国学术传统完全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它不仅不可能充分全面体现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而且极大地曲解、肢解、贬低了中国哲学的价值。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较为极端的“合法性”问题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是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和争论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密切相关的。在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其内容来讲中国哲学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但表述形式又是西方的,这确实是个很深刻的矛盾。广大中国哲学学者一直在做一项重要工作,即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哲学是本土生成的,却又一直没有证明和体现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基本价值,没有或不能超越西方哲学范式,因而很难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也是一个困境。所以合法性讨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应当采取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取西方模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是否有哲学就会受到挑战。反之,换一种方式,用中国的话语系统、概念范畴、命题及思维方式去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这里又必然涉及三个大问题,一是什么是哲学,二是多年来在西方哲学视野下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否要全盘,三是中国传统概念范畴命题等话语系统能否适应当代中国的文化需求,适应时展的水平与节奏。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

二、面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这一时代课题,首先必须有总体性的清醒认识。

其一,必须承认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的共相,西方、中国以及别的民族在不同文明时期所产生的哲学都是人类哲学的殊相,历史上的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数学、化学、物理学,甚至不是逻辑学,历史上的哲学都是有民族性的,因而模式是多样的,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哲学的内容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人类哲学这个共相也才具有普遍性。

其二,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特征,它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中国哲学没有西方本体论的三大特征(抽象的存在,本体与现象相分离,逻辑论证方式),没有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认识方式,没有形成西方的逻辑思维系统以及与自然科学血肉相连的理论品格。但是中国学术传统中,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总之,文化哲学却极为发达,中国哲学的样态就是典型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与方法,它从形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景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中国哲学研究的就是这些问题,因而有极高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就具体层面来说,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有机宇宙观,以经验直观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和原始系统论,以理性及心理体验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价值系统,以大一统君权至上和以民为本相互补充的政治哲学,以追求和而不同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辩证法,有道德修养和直觉体验为特色的认识论,有以儒、佛、道互补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和深邃的理论内容,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殊相,其内容之丰富,其价值之崇高,其立境之高远,其思考之深刻都是许多民族不可比拟的,在文化哲学上西方世界也只能望洋兴叹。

其三,必须承认西方哲学模式以及概念范畴体系、即话语体系,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西方哲学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对古代学案考据等方式研究的冲击,一部系统的现代的中国哲学及哲学史就成为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代中国哲学体系绝不是某些“合法性”讨论者认为的完全是“以西释中”,其实它的根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分不开的关系。胡适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开拓者,而后来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们不但自觉地运用西方范式,更是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但又不完全沉溺其中,而是根据中国本有的学术传统以及理论特质,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体系的构建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如果没有西方哲学范式以及话语系统的引进,那么,作为学科的现代中国哲学根本无以谈起,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对建设中国哲学的作用无与伦比,绝不可轻言否定,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许多学者想在现有体系之外创建一个新的体系的艰辛努力仍然没有看到成功的曙光。其四,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即存在着缺点和缺陷。例如,1、中国哲学的逻辑分类比较欠缺,只有经史子集的划分而基本没有区分和考察超验与经验现象间的关系;2、中国哲学本体与现象是不分离的,本体是在经验基础上的超越,对本体的真正把握是自己对它的切身体验,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注重亲身体验,所以才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径,这也是一种注重因循的经学传统;3、由于不注重纯粹超验的研究,不注重逻辑方法的研究,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与数学以及物理公理系统的关系较远,影响了科学(几何定律、公理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儒家的轻自然、薄技艺和道家对科学的排斥,因而体现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怀疑精神是极少的,对善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真的追求。(这决定了中国文化很难进入超验领域);4、本体与现象的融合性决定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领域里没有建立在严格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认识体系上,而是侧重于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带来认识的模糊性、混沌性,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认识论不发达的结果。由于其伦理道德学说以及中庸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对个体以及社会的注重远远低于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导致追求民主平等(法治、公德、公平、正义)之类的观念成为不可能。缺陷当然还有很多。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哲学的优长之处,而且这些优点在后现代社会里依然会发生重大影响,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大智慧,但同时也要承认中国哲学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可能正在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能因为要复兴传统哲学,就把它看成一朵花,把别人都看成豆腐渣,否定西方哲学,其实,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在理论形态和内容上都高于中国传统哲学一个层次,这也是促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的一个原因。

三、如何重新构建中国哲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现在正处在两难状况之下。一方面,如果依然按西方哲学范式构建中国哲学,不做大的变动,只是有所损益,或做更多的理论诠释,这样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就很难显现出来;相反,如果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标准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那么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脱离西方重写中国哲学的呼声很高,有人认为,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进行诠释,那么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状、品格,就会不证自明,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首先,我们已经运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一个多世纪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话语系统也有近一个多世纪了,这两种话语系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了,如果我们丢掉这两个话语系统,中国哲学是什么样态的哲学,我们无法设想。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资料的研究与分析中,在许多方面是依靠西方与马列的,这些分析与研究其大部分成果是正确的,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与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范畴概念的基本内涵,以至于精神实质之间的关系已经约定俗成,用这一套话语以及先进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表述中国哲学,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如果完全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命题、思维表述中国哲学,当然是最忠实于中国哲学之原旨,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色,但这已经与现代的语言系统有了十分巨大的差距,结果是今天的人理解起来仍有困难,还需要用我们已经习惯的话语系统去诠释,更为重要的是,用传统话语系统表述中国哲学只能较准确地反映过去的哲学成果,而不能完整反映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所以,牟宗三的“以中释西”的做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成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赋予了现代哲学话语中的范畴以特定的内涵,这些内容,是传统的概念范畴体系不能涵盖的,所以完全使用中国古代固有话语系统也会带来许多矛盾,也不会创新出一个现

代的中国哲学体系。

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规范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中西哲学的关系,用西方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框定中国哲学,完全无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从而了中国哲学,使其失去了丰富的色彩和强壮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应该排除的首先是西方哲学的内容结构和思维方式,排除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对其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精神以及研究方法,应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仍应该走中西马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西方哲学的哲学精神(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怀疑精神,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追求逻辑和思维严密的精神,追求超验的形而上学的传统,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精神,以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精),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特点相结合,也就是中西马相结合,以中国哲学内容为基础和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西方哲学为借鉴,中西概念共同使用,互相诠释,从而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建立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

现在已经有许多西方哲学概念的内涵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不必完全抛弃,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也可以混合使用,如本末、体用、道、仁、礼等等。笔者主张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是接着讲,而不必过分强调照着讲,要在古代先贤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其思想,超越其哲学,建立一个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主要之点在于其关注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崇玄思,具象合道,即事而真。发展中国经世为人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的特色,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人生提供一种大智慧,提供一种博大、宽容、豁达、变通的人生观,提供一种全世界都可以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以人为本合乎人道的价值观念,把中国哲学的特色发展到极致,使其成为真正充满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特色鲜明的哲学,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也应当克服传统哲学之不足,增添一些反映世界快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独领、人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全人类面对的整体危机的相关哲学思考,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课题,承担起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前瞻性和整体性指导功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和谐世界的建立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究天人之际,合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

四、诠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内容,其理论价值极高,而且就其某些方面来看,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因而诠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解,诠释学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笔者不大懂诠释学,但就初步了解的一点皮毛知识而言,已经感觉到这个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诠释与重构。

诠释学刚刚产生之时,是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又在更高的层面上阐发了本体论诠释学。我认为,这两种诠释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非常强的指导和应用意义。

系统哲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19-03

一、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

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人这一生物自出生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永远不会满足现有的生存状态,总是在追寻更高层次的存在。这是人类的哲学本性,即不断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这也构成了任何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当前科学日益昌盛,但是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重大的命题,而且似乎离人类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远。虽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对人的讨论上存在方式上的差异性,但是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以“本体论”为主。[1]西方哲人一般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来构建高于外表世界的虚拟世界,即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本质世界。从西方哲学的构建方式看,西方哲学都是通过逻辑模型构建的,不属于任何世界实体,从而表达了西方哲学家的终极追求。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之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和完善,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了其高峰,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同时,西方哲学目前也面临着其发展中的困境,很多西方哲学家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与此相对,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哲学从来都不为科学和思想解放而服务,而是关照人的生存问题。先秦著名思想家老子自其著作《道德经》问世之后,各种“道”的思想纷纷涌现。中国古人从不以逻辑思维作为思考方式,而是通过“悟道”的方式来实现终极理想。可以说“道”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甚至传统文化的根本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是由“道”而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这与西方的本体论截然相反,但是其同样具有追寻世界本源和终极的目标和作用。根据老子的“道”的思想及其他思想家的学说,“道”是世界存在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是由“道”而生,随“道”而变。“道”既可以包罗万象,囊括天下于其中,也可以细微如尘,任何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道”的思想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说什么都讲“道”:茶有茶“道”,武有武“道”,棋有棋“道”。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说清楚什么是“道”,但是确实能够体察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人们的影响。古人言明证道需要体悟,是靠人的悟性来修得正果。可见,“道”这一存在与人的思想一样,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道”对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西方哲学也在追寻超越人的思维之上的存在,但是其采取的是本体论的方式,在人的主观世界之外重新构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世界”。[2]这里就涉及到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任何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中间存在上帝。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才能实现。但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随着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很多西方的思想理念都出现了种种的矛盾和冲突。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世界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的,“绝对真理”存在于逻辑世界当中。这样的哲学形式虽然表面上非常显明而直观,但是内在的逻辑矛盾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二者如何进行沟通,二者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人可以通过“悟”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西方哲学本身就是超越科学的独立存在,而往往西方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命题时采用科学的方式,这样就容易出现悖论。这都是因为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从人的理念的视角来研究外在世界,很容易走向世界这个对象是不可知的困境。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种种问题,这是西方哲学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阴”和“阳”的辩证思维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占卜文化极为繁荣,“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柱。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易”而生,生克变化往返不息。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用逻辑思维,而是通过研究万物的特征来给其定性。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从狭义上来看仅仅包括老子《道德经》的道经部分,甚至排除了德经部分。因为狭义上的哲学是追问宇宙的终极,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而德经包括后来各大思想家们都是在讨论人伦和人的生存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在利用辩证思维研究宇宙中取得了较为丰盛的成果,但是辩证法仅仅是哲学的低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高层次哲学研究的范畴。很多问题如果用辩证法来回答往往是无果的。[3]例如回答“阴”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其本质什么东西,只能用“它是阳的对立”来回答。而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虽然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缺陷,但是它通过对世界特征的归纳来研究意象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是参照。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

中国传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在理论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哲学体系是围绕本体即自我意识本身来建立的,它以追寻宇宙终极为目标。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天”和“道”为中心,讲究“天人合一”,并非追寻知识本身,而是通过探寻天和人的关系来教诲人应该怎样为人。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了独立的伦理学说,而是渗透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无论从哪一领域都可以探究人和天的关系,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发掘到最后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注重对事物和规律的认知,即使有些情况涉及到高深的科学知识也是浅尝辄止,从来不会应用到生活当中。中国传统哲学从实质上来看可以说就是道德哲学,因为其主要为道德和价值观服务。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知和行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在探索天人关系时主要通过顿悟而不是求证。[4]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生存为背景,以人伦关系为重点,主要通过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理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学者张岱年先生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哲学家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探寻更高层次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哲学不是以逻辑推导为基础,而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的世界分离开来,用人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中国哲学注重人和宇宙的统一,从宇宙内部看待人和宇宙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宇宙真理和人生至善是统一的。[5]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体系上有很大不同,但并不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不完善。相反,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只不过这一体系都是围绕价值观建立的,所有的内容都和价值相关联。[6]先秦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都阐明了君子之道,通过求知和为学等途径来完善自我,实现人生至善的目标。

三、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重构太极图的形。我国传统哲学以《易经》为根基,通过辩证思维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自宋明两代的“太极图”问世以来,我国传统的哲学发展到了高峰,“格物致知”成了中国哲人的主要研究方式。当前我国国学没落,传统哲学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显得一蹶不振,有必要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昌盛中国文明。因此要再造“太极图”,延续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脉。当然,这里并不是主张恢复旧有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去粗取精,吸收传统哲学好的部分加以创新和丰富。[7]宋明理学讲求通达,主要研究身和道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追寻道应该从身出发,让自身回归到自然的世界中去,一切以身为开端。放在哲学理论中来讲,身在这里指的是处于宇宙当中的“此在”属性。身是宇宙万物的化身,通过对身的参悟可以领悟到宇宙的真谛。这和西方哲学中原罪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身的理解,中国哲学可以依靠其重新构建“太极图”的形,也就是将身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围绕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样就避免了盲目地追寻传统哲学中无法捉摸的“道”和“法”。自“太极图”问世以来都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思想,但是缺少实际意义上的主体,导致哲学研究走入了困境。将身这一主体引入到“太极图”当中能够为“道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打好根基。太极中的两仪实际上就是阴和阳两种属性,以往对其的解释玄之又玄,如今引入了“身”的概念之后,在哲学研究中可以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男性和女性。这样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古人所关心的事物都是和其生存有关的事物,很多现象在古人眼中都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从而出现了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体现了古代生存环境紧张,古人关注生命形成转化的现实生存状态。从阴和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并不仅仅作为人而存在,而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关键,阴由阳而生,阳由阴而发。它体现了人伦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哲学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的伟大愿景。

第二,重构太极图的势。除了要丰富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之外,还要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相关的讨论和完善。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是理论和方法一体,理论可以当作方法,方法可以用作理论,这显然存在不合理的方面。[8]身是研究的主体,宇宙变化是其演化的环境。这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大特点,是与其方法二重性相应的体用二者的兼备。实际上,阴阳两种属性可以作为方法论,而五行是演化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身即生命,生命由两性而来,两性形成家族群体;身又可以说由五行生克变化而来,五行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体系。二者同属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方法论,各自是独立的,不能混为一谈。传统的哲学将自然放在太过显著的地位,导致很多哲学讨论都陷入了虚无主义。当下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要将阴阳这两种自然属性严格地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形成独立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哲学既需要传统的体察思维,又需要格物致知的观察思维。不仅要研究天道,找出自然生克变化的自然规律,还要研究人道,通过人的属性特征来弥补哲学体系中的漏洞。总之,要将人与天二者区分开来,独立进行研究,同时也要着力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构建中国哲学的体系。

第三,重构太极图的义。“太极图”的阴阳属性带有强烈的生化含义。阴生阳,阳生阴,二者在循环往复中构成了宇宙万物的模型。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命的讨论和西方哲学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宇宙生命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时采用的是线性思维,而中国传统哲学采用的是回互性思维。无论是从阴阳的角度还是从五行的角度,生命的起始、发展、衰落和灭亡再到起始都是循环的,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结果。老子有云:出生入死,说的就是人从一出生就朝着死亡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生命逻辑是共生的。我国传统的道教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关于生与死即阴与阳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道生一是万物的起源,也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开端。中国哲学在研究传统的生命观上具有独到的建树。当下中国哲学更需要注重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弥补自然主义好虚无主义的缺陷,为研究人和宇宙的关系提供科学的方法。“太极图”的重构绝不是复原传统的阴阳和五行,而是要通过对事物属性的研究中找到研究天人关系的路径。

四、总结

本文首先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然后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最后说明了如何对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或神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的宗教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当下阶段,需要解决虚无的自然主义问题,其关键是要形成研究天人关系的方法体系,再造“太极图”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武经伟.中华文化传统及其哲学的反思与重构――张尚仁先生《道家哲学》的启示[J].思想战线2012(04):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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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再林.再造“太极图”――重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设想[J].江海学刊, 2013(03):88-92.

[4]乔根锁.世界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转型理路――兼论诠释学对中国哲学现代建构的借鉴意义[J].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3):95-99.

[5]李建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4-6.

系统哲学论文篇(3)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亦可谓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有哲学的思想,这就是“天人之道”或研究“天人之道”的“天人之学”。

 

“哲学”之名的引进,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用“哲学”来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西周先是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1]。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的特点。

 

将“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尚书正义皋陶谟》中“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而《尚书正义伊训》中“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据此,孔学亦可谓“哲人之学”。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如何处理这里的同异关系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先有“中国哲学史”之名,如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讲学的陈黻宸著有“中国哲学史”讲义,谢无量亦著有公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显然,这种讲法虽然用了哲学之“名”,但离哲学之“实”还相差甚远。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特长”如蔡元培写的“序”所说,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开始。但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4]。

 

冯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他在“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52-253。金岳霖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5]617_618。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的观点。因为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

 

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616。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

 

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

 

张先生针对“有许多人反对给中国哲学加上系统的形式”,指出“其实,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这段话在前些时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常被当作批评的对象,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在此后还有“至多不过如太史公作《史记‘分散数家之事'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7]4-5更重要的是在此书的“自序”中还有“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8]19在“序论”的第三节,张先生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这就是讲中西哲学之“异”,强调它是“中国系的哲学”,而非“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

 

有了哲学的“类名”与“特例”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9],所论甚精。显然,金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不认为“中国哲学”的名称有“困难”了(最近,陈卫平教授撰文,认为金先生在40年代承认有“中国哲学”当是受了张岱年先生《大纲》“序论”的影响)。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10]。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11]。这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二、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

 

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这当然是“参用”了西方哲学的“三分法”_-249,但这种“三分法”是否就完全违背或曲解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呢?我认为,未必然也。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所注重的方法之一就是“察其条理系统”,亦即“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_-19。张先生也认为,中国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总此三部分,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7]3。这里所说的“相当”,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中西哲学共有的普遍性。如果中西哲学没有普遍性,那也就没有“哲学”这个类名,西周所谓“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也就不能成立了。

 

凡讲“系统”都要讲明系统中的“条理”或“部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可以说主要就是讲明“天道”与“人道”,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究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天人合一”。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天’与‘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哲”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史记夏本纪》将大禹所说的“知人则哲”记为“知人则智’)。但孔子所谓“知人”,其义不仅在于“能官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是孔子对于“知(智)的指点语,而非定义语。实际上,孔子所谓“仁者爱人”,是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其所谓“智”在“知人”,也是对于“人道)”的普遍之知。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论语为政》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可谓是“知人”的境界,而“知天命”就不是“知人”所限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也是为了“知人”。

 

《孟子尽心上》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里所谓“无不知”,当然是既“知天”也“知人”,但当务之急是“知人”,尤其是知人之“性善”所谓“无不忧”,是要遍爱所有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贤”,亦即“能官人”。从孟子对“尧舜之知”和“尧舜之仁”的表述中,我们仍能看到“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影响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14)。《孟子尽心上》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由“爱人”而进至泛爱万物了。

 

郭店楚简的《语丛一》云“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察天道以化民气。“《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传系辞上》亦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周易》的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儒家的“天人之学”除受道家的影响外,也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如《孟子告子上》引《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接着引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虽然儒、道两家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他们对“天道”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他们的共同哲学架构。《老子》二十一章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也体现了道家的“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的思想特点。

 

《荀子天论》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儒效》讲“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这是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淮南子人间训》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这也有“儒道互补”的思想特点。尽管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互补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仍是共同的哲学架构。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先秦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就是说,先秦六家的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了各种学说,亦即在“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都是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

 

汉代的儒学大讲“天人感应”,而主张对神怪“曼云”的扬雄《法言君子》也说“通天、地、人曰儒。”魏晋玄学家申论儒家的“名教”本于道家的“自然”,《世说新语文学篇》中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这里的“学”虽然还不是“学科”的意思,但宋明理学家对“哲学”的精神确实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清代的戴震《原善》卷上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戴震的宗旨是要追究“善”为何义,但“原善”必须讲明“天人之道”,这是儒家经书中的“大训”大义)。职此之故,我认为,儒学、经学中作为其“大训”的讲“天人之道”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儒家的哲学。统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哲学可称为“天人之学”。

 

从“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实也就是天论宇宙论)和人论人生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的知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知人”是中心,“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是宗旨。这个“三分”架构的系统,既与西方哲学有着“相似点”,实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固有的脉络和特色。

 

中国哲学的“天人之道”,常可略称为“性与天道”,可见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哲学所讲的“性”,是相对于“习”而言,“人性”就是人的生而既有、与生俱来的本性。《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正蒙诚明》“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性即理也”,可见“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性与天道合一”此在道家就是“德”与“道”合一,在佛教就是“佛性”与“真如”合一)。人性论既是中国哲学的人论的首要内容,又是天论与人论交揆合一)的一个枢纽。从性善论的传统说,“性与天道合一”也就是真与善的合一。

 

“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明人事”就是要确立一个行为的规范、价值的准则。有了这样的规范和准则,才能够“修己以安民”,“务为治者也”。因此,价值观或价值论:axiology)应该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宗旨。中国哲学表达哲学意义之“价值”的词汇是“贵”,所谓“和为贵”就是以和谐为最有价值,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就是说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价值取向有不同。

 

人性论的理论形态是讲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而价值观的理论形态是讲人“应该”怎样。人性源于天,且奠定了人将怎样生活或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基础。在“人性是怎样的”这个看似事实判断的命题中实蕴含了“人应该怎样”的价值预设。因此,除了“性与天道合一”之外,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之后紧接着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焉”,就是要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开始,最终推衍出来的一个理论归宿或宗旨“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亦是如此)。周敦颐所讲的“五性”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此性是与他所要确立的“人极”相统一的。

 

系统哲学论文篇(4)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思想和理论载体

在这里说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强调其根源性,像当代新儒家所企望的那样让传统儒家哲学“开出现世之花”,而是认为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在价值观的重新选择确立,民族精神的重新铸就等问题日显重要的今天,向来以“德性之思”为特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能为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当代中国的新哲学,它最首要的特征应是“民族性”,即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要体现这种民族性,就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文化资源。尽管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凭借对西方哲学的转述和挪用而成就真正的哲学,只有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蕴含着当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传,它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和中国社会的自我理解提供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传统背景和历史参照。就是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也并没有完全脱离我们,只不过是存在于一种模糊笼统的状态之中。

    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标志我们民族两千年主导思想的符号,极易获得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和感情共鸣。这些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在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种积淀和影响是任何外来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追求,必然要以中华文化为精神载体。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中国新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浓缩与总结,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割不断与历史的联系。没有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就像支流失去了源泉而最终走向干涸。传统思想文化是任何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得以存在下去的依靠。当代中国哲学要真正走向世界,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要在立足当代实践需求的前提下,深刻地挖掘传统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当代价值,以这些思想资源作为新理论体系立论的起点。具体而言,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应包含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意蕴之中;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也必然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更好地完成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对接,还是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国传统哲学都会以其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的特有理论品质彰显其在现时代的重要价值。

二、现当代哲学家哲学创新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些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行哲学创新尝试的哲学家无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依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是从内容上看无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的。

熊十力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自觉地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西洋哲学的影响下,熊十力以本体与现象纲,从批评佛教的唯识论入手,将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的哲学融会起来,建立起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虽然“新唯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结合的最早尝试”,体现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哲人在早期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表明在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备受责难的情况下,熊十力先生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态度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熊十力先生基于强烈的爱国自强的思想底蕴,十分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不同意当时有些人对民族文化采取一概抛弃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把阐扬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作为自己的职志。他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以俱被摧残,如蒜之精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而殚精竭力,以从事东方哲学之发挥。新唯识论,所由作也。”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以宋明理学为主,杂有道家和禅宗)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分析方法)融合的产物。”他想建立一个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新系统,创立新理学的根本目的是“想把中国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虽然在内容上新理学吸收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从方法上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新理学所讲的最基本的概念却是来之于宋明理学。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开头就说:他讲的哲学,“大体上是承接着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虽然因冯友兰先生当时的思想局限和阶级立场问题,新理学在创立之后其思想内容受到胡绳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激烈批评,但是从哲学创新的角度而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贺麟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也力图将中西哲学融合起来。他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人类的责任”。他反对全盘的西洋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因此他主张应以西洋哲学于中国孔盂、程朱、陆王之哲学汇合融贯,产生能发扬民族精神之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之新危机,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抛开当时他的阶级立场,单纯从对待中西哲学文化的关系角度而言,这种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

老一辈哲学家们在理论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钟情,对西方哲学思想容纳的态度,还是在两者互融基础上创建新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勇气和热情,对于今天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在理论领域创建新哲学体系的尝试与在实践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及形成的理论成果一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任何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被抛弃,新哲学的创建与产生不能没有传统哲学的参与;在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对流和融通中,只有从时展的需求出发,新思想的结晶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传统的哲学思想才能有真正的传承。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具有内在统一性

把传统哲学思想作为新哲学的思想和理论的起点与载体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体的地位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互补性。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在近现代的败落,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基础的丧失。但其本身的理论资质较差,缺乏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之思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其不一致。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把东方思想引向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方向。对比西方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德性之思的视域遮蔽了纯粹理性态度的思想维度,从而使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受到减损。而这些思维领域正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前提。

传统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古代社会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解了。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已不可能成为观察、解决中国和当代世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也不能像当代新儒家所希望的那样能在儒学的传统中开出现代的科学民主,在儒学的基础上来解决中国以致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单纯的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它的基础地位应着眼于它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的历史影响和制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开创出中国的新哲学。它只能是新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根本。不是“老树新枝”,而是在它的基础上长出一棵新树,形象一些它就是形成这颗新树的土壤。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体形态,但是这并不排斥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新哲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正像许多学者认同的那样,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又同中国哲学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和联系。正如冯契先生所述:“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在近代史上起了重要影响。在我们的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候,那灌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非常深厚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烧地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中国人之所以能比较快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同中国富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地优秀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结合,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其主体地位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一直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又要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又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主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毛泽东从青少年时起就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他能够很好地把马哲的基本观点同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加以清理和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之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对今天肩负着哲学创新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化的形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就它们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又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哲学反映,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有着紧密地联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哲学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传统哲学的延续,也是新时期、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四、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

尽管在理论上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已是不争的共识;在现实生活中,当下的国人迸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高涨的热情,但是对于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现其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转化”,正如傅伟勋先生所言,就是“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发展”,也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题既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相关论题的逻辑延伸,也是新世纪里中国学人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突中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与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思想探索中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希望。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尝试早已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已提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一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对金岳麟“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论的改造,并将佛教哲学“转识成智”的命题纳入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范畴,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想,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在新时期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会贯通,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

系统哲学论文篇(5)

“哲学”一词系由日本学者西周氏于1874年在其《百新一论》一书中绍述西方哲学,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意指“百学之学”,后来流传至中国为中国学者所广泛采纳而沿用至今。《尔雅·释言》对“哲”字释出二层含义,一指智,另一指贤智之人,例如:“先哲”、“学”字在古籍中较常见。《广雅·释诂二》以“识也”、“觉悟也”释义。《广雅·释诂三》以“效也”释字义。“哲学”作为中文的复合词,意谓着人之能有所识,有所觉悟且实践的明智之学。至于“哲学”在中国大学体制建立后,如何设立这一学科可回顾史脉。清代于19世纪初仿习西方建立现代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庭命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拟定“奏定学党章程”(于1904年颁行),将哲学排除在高等学堂的课程外,引起王国维之批评,他在1903年发表《哲学辨惑》一文,提出五项论点:(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论研究西方哲学之必要理由。他主张将哲学纳入高等教育体制而成为一门学科,他在文中指出:“今如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夫六经与宋儒之说,非著于功令而当时所奉为正学者乎?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换言之,先秦诸子之学与经学和宋学家等人的论著皆为中国具有哲学性思想内涵的固有之学。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研究西方哲学有其必要性,他论述说:“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记,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中国自古所流传发展之具思想性的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哲学资源,可是却呈现“繁散而无记,残缺而不完”的状态。哲学的旨趣在探索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普遍原理及普世精神价值,若我们要将中国哲学的原有状态,由繁散而重建出严密的系统性理论而成一家一派的完整自足之学说,则有必要虚心向西方学习其治哲学这一学门的严谨方法和系统化的理论论述架构。王国维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但有助于中国哲学之重建为现代学术之骨干和风貌,且能在会通中有所超胜而昌大中国固有之哲学,进而丰富且深刻化地成为世界高度的人类哲学。

 

我们可在王国维既有的洞见下,更进一步细致地论述百年来中国哲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检视出当前应有的扎实工作之要项和展望未来发展的愿景等三个维度。

 

一 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之概略回顾

 

百年来的中国处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与文化急剧受冲击和变化的历程中。造成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挑战和回应的主要因素,主要来自西方现代性突起的哲学、科技、资本主义思潮,随之而来的崛起之西方对中国各方面之挑战和中国内部务求思想、制度、器物等文化的自强革新运动。在中国哲学的开展上,冯友兰分别于1931年及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他以英美新实在论观点首创中国哲学全史的研究成果,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透过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对比,突出中国文化之特色,且身兼推动政治、社会改革运动的儒家实践者。他确认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主体,以伦理为本位,其精神价值在道德理性早熟,重现伦理情谊之感通和伦理义务之践履,职业分殊而无阶级对立。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进科学技术与团结组织,企求改良社会。他可说是位追求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实践者。

 

大陆哲学界引进俄国日丹诺夫的哲学史研究,规制了一制式的框架。他说:“科学的哲学史,是从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对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于是,大陆哲学界在采取官方既定的历史唯物论、批判继承外,得套上唯心、唯物之辨的教条式框架,卷入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漩涡中。尽管如此,张岱年回归原典,针对中国哲学的内容做论题分类,从扎实的经典文献中爬梳,统整出《中国哲学大纲》,之后又提出以概念范畴研究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影响力至今不歇。

 

大陆在经过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动乱后,逐步冲破框架时期。1986年至1989年为发生文化热时期。1990年至今则一方面继之以国学热,另方面中国哲学的研究则较开放、自由,吸取港台以及日本和西方汉学界的成果,在研究题材、方法、取向上有着丰富而多样化之可喜现象。

 

台湾方面,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中文系所、哲学系所以及后起之秀的汉学研究所分途进行。港台当代新儒家继承大陆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既有研究成果,在创辟心性价值根源,探索道德实践之形上根处,亦即天人性命贯通的道德形上学基础上,殊途进展且成果丰硕,影响深广。此外,方东美机体主义的融合体系以及罗光与吴经熊所拓展的中华新士林哲学的综合体系,共构成中国哲学研究分立自足的三系。

   二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之优势与

 

局限(以台湾学界为范围) 作为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现代学科之中国哲学,前者自1949年以来已有60年,后者已有20多年。其主要的基底系来自1949年以后大陆来台的中国哲学学者,分别在中文系以及哲学系所进行教学与研究。在儒、释、道、墨、法、名、阴阳家等七学派方面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及培养了一批批后学。在着力较深、成果较显著方面,以儒家哲学居首,再依次为道家、佛学和墨、法两家。就研究的特色而言,随学系课程结构及训练重点的不同而有所分别,优点及不足之处互显。一般而言,哲学系学生经过西方哲学基本课程一套有系统化的训练,对后续性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有连贯性,但是否能转轨于内容性质与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成为问题。同时哲学系课程的规划既以西方哲学的基底为设计,自然排挤了培训中国哲学人才所应具备的相关文史之背景知识和中国哲学入门工夫的基础性、系统化的训练。如是,哲学系的学生对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文献之辨识及研读能力较薄弱,典籍材料的蒐集筛选能力较不足,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素养和视域较窄。然而这些不足之处反而是在台湾中文系课程训练下的优点。然而,有趣的是中文系同学未修习过西方哲学的基本课程,对什么是哲学性的问题,如何在既有的传统学术资源上辨识具哲学性的精神遗产较不具辨识能力。再者,他们对具有思辨性和批判性的哲学概念之厘清、较严谨的论证能力,以及内具结构性的系统化理论之建构,没有长期磨炼的机会。不过台湾前辈学者如:方东美、牟宗三、罗光、劳思光以及较后辈的学者如: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沈清松、傅佩荣、李明辉……等人受过西洋哲学训练,又钟情于中国哲学,他们将其西方哲学基本功力的学养转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上,卓然有成,可启引年轻学者见贤思齐。由于台湾的哲学界较能有自主性的独立研究机会,特别是民主化的进程中,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愈来愈少。因此,台湾学界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论题、方法、形态上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就研究成果而言,以儒、道、佛等专家哲学,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智岂 页、吉藏、僧肇等特定的哲人之著作最多,专题研究及比较哲学较少。在研究的性质上又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热点,继往开来之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尽管如此,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方东美的价值哲学、罗光的生命哲学、傅伟勋的生死学仍较具代表性。

 

在此,我们可以较不像当代新儒家那般受人普遍注目的方东美和罗光的中国哲学之研究特色做一简介。方东美认为中、西哲学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不同的取向。西方哲学采“以物观物”的方式,故较侧重知识论,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因此,中国哲学智慧体现在人生哲学这一向度上。简言之,中国哲学采取“以我观物”的进路,照映出人的精神和生命力,他力陈中国哲学采机体论的形上学路向,系“综之而统,橫之而通”的旁通统贯之生态系统。因此,中国哲学在论述现实人生与价值理想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形上学表现为一种“既超越又内在”、“即内在即超越”之独特形态,与流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之“超自然或超绝形上学”,迥乎不同。西方哲学所以呈现超绝形上学形态,肇因于采取割裂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世俗生活领域与价值理想领域的二分法,形成二元论之困境。方东美以道家为例,他说老子崇尚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乃是一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更进一步而言,道家形上学有超越性,对其人生精神幸福之关注,道引人以“道”为出发点的终极目的,在于将理想境界贯注于现实人生中。他认为《庄子·逍遥游》系以诗兼隐喻之象征性的比、兴语,表述北海之大鲲鱼化为大鹏鸟而层层提升人对世俗之超越性而臻于理想的人生境界,他注释其深层涵义说:“《逍遥游》其精神遗世独立,飘然远引,绝云气一负青天,翱翔太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御气培风而行,与造物者游。”“造物者”、“天地精神”皆指谓具无限属性的生生者或机体宇宙的生命根源所在。《逍遥游》寓意深远,将人的精神生活开拓出无限可能的丰富美好境界。辅仁大学的罗光对儒家用力最深,成就也很卓越,主要有《儒家形上学》、《儒家哲学的体系》、《儒家生命哲学的形上和精神意义》等专著。他对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系采取与西方的士林哲学相融合,致力于系统化、周备性的研究。他以“生命哲学”为中国哲学的理论核心,贯穿儒家形上学与伦理学且予以体系化,融铸成其个人的生命哲学体系。简言之,他以儒家“生生”的形上学、“仁爱”的伦理学,“诚之”的生命修养工夫,三合一地融会贯通成一系统化的儒家哲学体系,他扼要地指出:“人的生命为天地好生之德所化生,为天地之仁的表现。……(人)知道好生之德的意义,……乃以自己心中之仁,和一切的人物相通,自己一己的生活成为仁的发育,生命和仁相连,仁为生命的根基,为生命的意义。”

   三 对中国哲学研究之未来的展望

 

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由回顾过去,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可提出几个富愿景性的建言。

 

1.对中文系、汉学研究所长期累积出来的中国哲学典籍文献的研究成果应予以肯认和珍视,在这些既有研究成果指引下,对原典的研究才能厚实,对古典文字的解读能力才能较准确。此外,对前人辛苦整理编定的工具书,如中国哲学辞典、中国哲学史史料史或资料书,不但要持续做下去,且应充分利用。因此,哲学系、所治中国哲学的同学应自觉地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在这方面的研究才能承先启后的延续不息。

 

2.对西方哲学研究者的哲学性问题意识之营造,哲学性问题的提法、问题之属性分类(形上学、知识论、价值哲学)应认真学习。对其哲学概念之思辨、批判、分析和精确界说、命题的证成、概念之间、命题之间如何进行其间关系的推论,特别是分析的精巧性,理论严密建构的系统化,均应反复观摩和采取实做性的练习。

 

3.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既然是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以及关怀一切生灵,安顿群体生命的普世性生命哲学,则我们面对中国哲学的未来,不但要发展出其如西方哲学般地有学术架构的严密性、系统性,更应以开放的人文心灵珍惜自己和他者的生命,对生活有热忱,对一切生命有美好的愿景。换言之,中国哲学应以情理感通的心灵在生活世界中对一切生命有情境脉络的实存性体验。就其实质内涵而言,中国哲学应在自我的生命历程中,自觉性的有灵修的工夫,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学习儒家的“民胞物与”、“一体之仁”的崇高情怀,道家“道法自然”、“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以及佛学转识成智、发大慈悲心、悲体同运、普渡众生之生命情操。明末东林书院所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说是学习中国哲学者所应兼备的价值理想和人文生命素养。此外,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世界中涵养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韵味,深入中国心和中国情,密契文化传统中的各种心灵境界。

 

系统哲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系统哲学论文篇(7)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430072。

一、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议论的热点话题。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作一界定。就这个概念的构成看,有两个关键词需作厘定,一个是“中国哲学”,另一个是“当代形态”。这里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与中国哲学传统相联系而接着讲的哲学思想,是指“中国的哲学”,而不是指“在中国的哲学”。1这里的“当代形态”,指的是“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中所呈现出的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最新延续与发展。这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就有了清楚的界定,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得以明确。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既然是接着中国哲学传统而来建构“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的新形态,这就有三个相关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哲学资源如何获得的问题;(二)哲学话语如何建构的问题;(三)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探讨,而第三个问题最有难度,也最需要加以注意和探讨。这一问题中所说的外来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精神武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开放,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再度兴起,强调只有那些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哲学思想,即只有作为“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在中国的哲学”,才能在中国思想世界发挥主导作用。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所要建构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哲学”,也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发掘和阐释,从中获得思想启示和哲理支撑,从而作出合理的回应和解决。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发掘和阐释存在明显的限制性。具体地说,对于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哲学资源的获得和哲学话语的建构,这种发掘与阐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它很难解决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实是一个寻找哲学的历史文化之根的问题。因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只有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如现代新儒学,才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这种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掘和阐释才是有效的,才能够解决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而近百年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如何中国化,仍然不可能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开展中生发出来的,不可能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仍然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能否解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长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它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就会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

要从理论上化解这一危机,就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而这个历史根据、这个结合点、这个历史文化之根,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因此,面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诸前提性问题,需要重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这一段哲学历史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何谓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自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来,不同时代的人所讲的“古”与“今”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变”有着不同含义。本文所论“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是指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从其源头上看,可以追溯至明清之际。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开展中,即已孕育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最初萌动,但受当时社会历史和哲学自身等因素的制约,新形态中国哲学并未能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接生出来,出现了侯外庐所说的“中国近代思想难产”①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中国哲学自身的原因。从中国哲学自身看,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十分充分、积淀非常丰厚、传统惰性力极其强大,而早期启蒙思潮的新因素则尚处于破块启蒙之中,远不足以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和古已有之的思想存在,从中接生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些导致“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因素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从那时起,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获得了用以改造中国古代哲学、更新中国哲学传统的新的思想资源,通过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交流、融会,产生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从而走出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困境。这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首先从哲学形态上表现出来,它经历了两个大的变化阶段:19世纪中叶后的60年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严复开始,中国哲学由近代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实则就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古代的经学形式,表现为一种哲学与经学、科学的混合物;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则走出了经学时代,开始探讨现代哲学问题,形成现代哲学话语,建构现代哲学体系,表现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这种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变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哲学传统也出现了变动和更新,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产生明确的自觉意识,并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一是促成了历史观的更新,形成了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二是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从惟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三是开展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形成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化。这就促成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基本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由此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②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中国哲学家进一步环绕现代哲学问题,融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以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人文主义思潮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科学主义思潮有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等等。这些新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标志性成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基线与主体。③

今天人们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在新世纪的延续和深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传统,才能对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获得正确的把握,对这一建构工作面临的诸前提性问题予以合理的回答。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所谓哲学的转型,即哲学形态的转换与更新,是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则是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的划时代转变,形成了与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哲学开展明显的区分和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哲学开展,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相对独立、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那么其后的中国哲学则是在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后,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要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呈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

西方近现代哲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获得大规模传播并为中国人多方面吸取,是因为它们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这些西方哲学思想,既在传播中显示了自己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只有这样,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而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性、特点与传统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之只剩下与中国古代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和新的理论创造,从而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严复在20世纪初就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②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带给中国哲学的新内容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起,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中国古代哲学,力图创造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从哲学形态上看,体现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冯契就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哲学历程称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①。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对此予以认肯。早年梁漱溟在开启现代新儒学时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②晚年冯友兰总结20世纪后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开展时,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开展称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③。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之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开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以其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种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有的会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阻碍作用,有的又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伴随着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与选择、承续与综合。这一点,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就作了明确揭示:“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④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实现的。这两种哲学运动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展现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关联与互动。有人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开展片面地归结为“西化”,进而加以贬抑乃至否定。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理上看,正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些特点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所致。

四、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变动与更新,由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转变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不仅有古代传统,而且有现代传统。

对这两种传统的认识可追溯至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这里的“孔夫子”,指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这里的“孙中山”,指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毛泽东1949年对孙中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表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②显然,他所说的“孔夫子”、“乌龟壳”与“孙中山”、“共产党”分别代表着两种传统。③

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两种传统的区分的是冯契。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并凸显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说:“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⑤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⑥他把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书来表达,实际上正是分别对中国哲学两种传统进行考察与反思。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本文所讲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是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中形成的,积淀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成果与核心内容,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被保存和积淀下来,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如经世致用学风重实际、重现实、重实践的求实精神,公羊三世说所讲的“小康”与“大同”不同阶段的历史演进,民本思想所强调的对“民”的重视、尊重与爱护,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保留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绝非截然的断裂与对立,而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严复所说的“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就是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更是这样的内容。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不同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哲学传统确实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哲学开展中获得了更新。

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哲学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家国情怀和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否则,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很难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变动与更新,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不可简单地将其指责为“反传统”而加以否定。①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不论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还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理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之中。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革命”取代“维新”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发生了古今之变,由古已有之的“汤武革命”观念,转变成包含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内容的现代革命观念,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吸取。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称“顾自马尔克(马克思当时的中译名——引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Socialism)”②,力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理解孙中山和同盟会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感叹地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③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中国产生了一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积极参与并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这一时期的诸重大哲学问题,不论是历史观的更新、政治哲学的变化,还是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论争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李达在其专著《现代社会学》中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他们又以唯物史观派的身份参与了原本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展开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对代表人文主义思潮的玄学派和代表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派都进行了批判。瞿秋白在论战期间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力主用辩证唯物主义阐明哲学本体论问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自己的学理探讨予以了推进和深化。例如,知识客观性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开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曾引起中国哲学家的多方探讨,形成了两种倾向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可以通过经验,把外部世界如实地反映到主体之中,从而使主体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具有客观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的经验不能如实地反映外部世界,主体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人的感觉、心理所加工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客观性。这两种看法都以经验为人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中介,而分歧的关节点就在于哲学家对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对这两种倾向性看法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提出:“在知识经验中,就心理上的原始或基本着想,‘有外物’这一命题和‘有官觉’这一命题至少同样地给我们以真实感。这两命题都是知识论所需要的。不承认有官觉,则知识论无从说起,不承认有外物,则经验不能圆融。”①但对于经验何以“有外物”的问题,他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说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认识论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毛泽东则在《实践论》中进一步说明了人是怎样从感觉经验出发,经过实践来获得客观性知识的。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对知识客观性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予以了学理的推进。②

这些哲学史上的事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方面参与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由此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从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具有了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中国的哲学”,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③

六、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看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回答哲学资源如何获得、哲学话语如何建构、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这三个前提性问题,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的新内容,而且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在21世纪的综合创新以建构新形态中国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中获得启示则更有意义。

系统哲学论文篇(8)

NO2

一、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体系整体结构的理论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现代科学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按照系统原理考察其结构。他认为,传统科学分类以学科研究的对象领域为依据,这种分类本身并不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这是科学的共性,不能成为分类的标准。他提出,应该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如,自然科学是以物质运动为着眼点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等等。

按照所阐释的分类标准,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11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科学、建筑科学。

钱学森认为这11大门类具有共同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和一个通向哲学的桥梁: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有的各种理论;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用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作为重点例释,钱学森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它既处理自然界的问题,也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所以,系统科学既不从属于自然科学,也不从属于社会科学。另外,他也不同意把系统科学简单地称为交叉学科。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与其它10大门类科学相并列的一类新兴学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体系与其他10大门类科学的体系一样也分为四个层次:

按照钱学森于1981年绘制的现代科学体系图[1]25,可以绘制出他关于系统科学体系的具体图示(图1)。

图1: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图

二、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

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富有创新性和合理性。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就是引入了某种哲学普遍理性的观念或方法。这样的分类学视角集中体现了哲学和科学的层次贯通和层次相容的统一性关系。

所有层次的科学学科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联系的方式通向哲学,而哲学又作为某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方式贯通和作用于所有层次的科学。

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2]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理论说明的正是普遍理性的层次性、相对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下向上看钱学森图示说明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世界观。从上向下看钱学森图示说明哲学是科学的指导。哲学是方法论。

哲学的普遍理性乃是统摄人类知识的普照之光,在哲学的普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科学体系的整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领域和层次便都具有了某种普遍理性的色彩、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镶嵌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

然而,我们如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先生的学科分类就已经达到了完善和标准的程度。事实上,钱学森先生对现代科技所作的11大门类的具体划分,以及把系统科学并列于其他11大门类学科的作法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所划分的并列的11大门类中有些门类应该是种属关系,如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和文艺科学;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如人体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系统科学则又普遍交叉于其它10大门类科学。虽然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是,研究视角也应该分有层次,某些只在局部领域中适用的视角分析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则不应当放到并列的大门类学科之中,如,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科学,等等。另外,钱学森仅把信息科学看作是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层面的学科,从而将其附属于系统科学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虽然相互交叉,但是看待世界的系统方式和信息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并且,信息方式比较起系统方式来也许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具有本质性特征,因为,在哲学存在论意义上,信息世界构成了区别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世界。[3]

三、从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式

古希腊原子论为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和科学的范式,近代科学分化发展的还原论方式,正是古希腊原子论学派试图对世界终级统一性进行阐明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的科学贯彻;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理论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基本理论的性质上都恰似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的近代科学版本;牛顿质点力学则不仅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为其立论之基础,而且还以西方基督教宣称的上帝创世说为其哲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和超弦理论,等等,已经日益合流为一门统一的探求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关于宇宙本性和本源的理论物理学。人类现代科学的微观和宇观研究的相通、相融性充分证明了人类科学、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全息相关性和统一性。这样的一种两极相通的性质,不仅是宇宙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

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能量比质量更为基本的性质,从而打破了传统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用有质量的最小微粒构造世界的本体论信条,建立了质-能统一、能量为基的新唯物论。

现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全新存在领域――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这样,传统科学和哲学中关于整个存在领域被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的信条也被打破了。现代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革命论――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基本反映了人类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的性质。

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的现实以及复杂性科学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并在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与哲学、与宗教、与神话等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形式之间建立某种自由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反馈环链。只有这样,科学以及人类的文化才可能获得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中的科学和哲学的割裂和分离仅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深刻促进了哲学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们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的别具特色的哲学认识论学说。

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们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在科学自身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对。

从人类关于实体和场的统一、四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力的统一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科学有一种自发追寻终极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哲学所追寻的一种思辨性的理念,也是科学所追寻的一种实证的目标,这其中深刻体现着哲学和科学的相协迸进、相互导引、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在世界的微观和超微观尺度上具有怎样的终极构造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已经走过了如下的历程:

实体――原子论――化学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场)――超弦(超大统一力场)。

“图2”简要标明了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图2: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

系统哲学论文篇(9)

一、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三、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

四、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系统哲学论文篇(10)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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