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茶文化篇（1）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汉族的茶文化篇（2）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③。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④。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⑤。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⑥。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⑦。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⑧。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⑨；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注：

①、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②、＜明〉谈修：《滴露漫录》。

③西汉王褒在其《僮约》中有“牽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川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

④、《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⑤、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⑦、＜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汉族的茶文化篇（3）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③。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④。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⑤。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⑥。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⑦。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⑧。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⑨；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注：

①、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②、＜明〉谈修：《滴露漫录》。

③西汉王褒在其《僮约》中有“牽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川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

④、《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⑤、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⑦、＜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汉族的茶文化篇（4）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100-01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

一、生存环境所致的文化差异

藏族主要分布在辽阔的青藏高原，聚居在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藏族自治州、藏族自治县。喜欢喝酥油茶，总体上牧民们以牛、羊肉和奶茶为主要食物，农区藏民的饮食以粮为主，蔬菜为副。藏族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茶，酥油茶是藏族人时刻不可缺少的饮料佳品。青稞酒是藏民过节必备的饮料。习惯上，青稞酒多指青稞啤酒，此酒黄绿清淡、酒香甘酸。在，除僧人依教规忌酒外，藏族男女老幼几乎都喝青稞酒。藏族人民这种饮茶的习惯，与高原独持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据有关专家研究证明，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碱、咖啡因、维生素B1、B2和维生素C等物质。藏族人民主要以畜牧为生，食肉为主，茶碱能溶解脂肪，可以消食比腻，帮助消化。高原新鲜蔬菜和水果相对平原较为缺乏，人们难于摄足人体所需维生素，大量饮茶，可以适当加以弥补。雪域海拔高，风寒氧缺，常常寒风刮得肌肤绽开，脸面龟裂；缺氧使人头晕、气急、心慌、呕吐，茶中的芳香油、咖啡因能起到兴奋大脑，促进肌体新陈代谢，增加血管和心脏的功能，从而提神醒脑，保护肌肤，补充氧气，减轻高山反应。

二、文化习俗所致的文化差异

藏族的礼仪是多种多样的，礼俗与佛教也有密切联系，主要有以下几种礼仪：1、献哈达，献哈达是藏族最普遍的一种礼节。婚丧节庆、拜会尊长、觐见佛像、音讯往来、送别远行等等，都有献哈达的习惯。是对人表示纯洁、诚心、忠诚的意思。自古以来，藏族认为白色象征纯洁、吉利，所以哈达一般是白色的。当然也有五彩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色表示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黄色象征大地。五彩哈达是献给菩萨和近亲时做彩箭用的，是最隆重的礼物。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所以五彩哈达只在特定的时候用。2、磕头，磕头也是常见的礼节，一般是朝觐佛像、佛塔和活佛时磕头，也有对长都磕头的。磕头可分磕长头、磕短头和磕响头三种。3、敬酒茶，逢年过节，到藏族家里做客，主人便应敬酒。请喝青稞酒，是农区的一项习俗。青稞酒是不经蒸馏、近似黄酒的水酒，度数十五度至二十度，几乎男女老少都能喝青稞酒。敬献客人时，客人必先喝三口再一满杯喝干，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不然主人就不高兴，或认为客人不懂礼貌，或认为客人瞧不起他。喝茶则是日常的礼节，客人进屋坐定，主女或子女必来倒酥油茶，但客人不必自行端喝，得等主人捧到你面前才接过去喝，这样，才算是懂得礼遇。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乐天知命和尊敬祖先是汉族的主要传统观念。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

三、藏汉翻译的意义

1、促进民族大融合。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国家的繁荣发展需要全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较低，这制约着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2、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所在。如果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落后，发达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制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汉族的茶文化篇（5）

语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语言的理解。比如，“真是多谢你了”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可以表示“感谢”、“讽刺”、“埋怨”等含义。从汉日双语语境出发对茶语言文化进行对比，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的语境理解语言，从而促进交际双方最终达成跨文化交际。

1汉日语境与跨文化交际

1.1语境的定义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19世纪20年代，外国学者Malinowski首次提出“语境”（context）的概念，并认为“语言与环境密切关联”以及“语言环境关系到语言的理解”。语境概念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之后以韩礼德为代表的中外语言学家和相关学者对语境展开了研究，语境理论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和系统。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语境理论也逐渐形成了多个分支，比如言语语境与情景语境、言语语境与非言语语境、静态语境与动态语境等。具体来说，语境表示交际双方在谈话过程中所处的特定状态。根据环境和场景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语境划分为自然语境、局部语境和人工语境三种。其中，自然语境就是我们的母语环境，可以说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种语境。局部语境是交际者在部分时间内接触的语境，比如日语学习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的语境就属于该类语境。人工语境表示人为营造出来的语境，比如高校举办的英语角活动、计算机中的人机对话等都属于该范畴。

1.2汉日语境研究对跨文化交际的作用

汉日语境表示汉语和日语的双语言环境，通常来说，汉日语境在中日两国居民跨文化交际中更为常见。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带吸引了很多日资企业，这些企业内部的运营和管理等都处于汉日语境之中。当然汉日双语语境还涉及到中日学者交流活动、中日经贸往来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我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受到我国茶文化的影响，从汉日语境的角度对两国茶文化和茶语言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帮助茶学研究者更好地发现两种茶文化的异同，同时也可以帮助日语学习者透过茶文化把握语言学习的规律。在跨文化交际场合，我们从汉日双语语境出发进行交流，就可以时时刻刻留意文化语言之间的差异，从而避免触碰对方的文化底线，这对于双方的跨文化交际也是大有裨益的。

2汉日语境下的茶文化比较

随着茶叶种植的普及、饮茶活动的推广，饮茶逐渐从文人雅士的喜好演变成千家万户的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有着深刻内涵和厚重底蕴的茶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似，茶文化也可以分为精神层面（茶史、茶思想、茶俗等）和物质层面（茶叶、茶具等）。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俗语不难发现，茶早已与华夏儿女结下不解之缘。后来，茶叶传往东亚、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并与当地的传统习俗相结合，形成了特色的饮茶文化。以下主要从三方面对汉日语境下的茶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2.1茶文化的历史起源

相传，茶是炎帝神农氏所发现的，当时茶被当做一种解毒药草。后来，人们发现茶水还可以提神醒脑，有着多种神奇功效，于是人们开始饮茶。但是，先唐时期饮茶人群都是小范围的，比如从王公贵族到后来的人文雅士是当时的主要饮茶群体。茶从最开始的奢侈品转变成一种可以愉悦人心的“雅事”。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生产力水平的增强，茶叶种植效率也越来越高，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茶叶流入市面。一直到唐代，饮茶活动开始成为社会潮流，茶叶得以进入千家万户，饮茶活动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茶文化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系统的文化范式。当时，中国国力强盛，日本经常派遣使者来我国学习。比如说，日本僧人最澄在归国时将我国的茶树以及茶籽带回日本本土栽培；荣西禅师则从中国茶叶加工方式中汲取经验，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吃茶养生记》。起初，茶在日本是奢侈品，只有上流社会的人可以享用茶。后来，随着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大，茶叶开始在日本民间社会普及。之后，千利休提出了日本茶道思想，而这也标志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正式形成。

2.2茶文化习俗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茶文化有着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茶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由于茶起初是一种奢侈品，所以人们习惯性地将其作为贵重物品看待，并将茶作为礼品馈赠亲友，即使后来茶叶得以普及这种习惯也保留下来。同时，民间社会至今还有着“以茶待客”、“倒茶七分满”等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饮茶活动事实上十分讲究“礼”，这多多少少受到古代儒家“尚礼”思想的影响。在少数名族地区，饮茶习俗又有所不同。比如就民族来区分，饮茶习俗主要有三道茶（白族）、盐茶（纳西族）、凉拌茶（基诺族）、竹筒茶（傣族）、香茶（维吾尔族）、锅帽茶（布朗族）、酥油茶（藏族）等。就地域来区分，饮茶习俗包括擂茶（粤东）、功夫茶（粤西）、九道茶（云南）等。相比之下，日本饮茶习俗也较为丰富，比如日本人在平时待客以及宴请宾客（包括婚宴）时会将茶作为招待客人的饮品。当然，日本现代社会还流传着玉露茶和番茶的饮茶习俗。

2.3茶具及饮茶方式

从茶具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我国茶具的形状和样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饮茶习俗的变迁也是原因之一。现代茶具主要泛指制茶以及饮茶时使用的器具，主要包括茶壶、茶碗、茶杯等。从材料来看，我国茶具主要包括陶瓷茶具、金银漆器茶具、紫砂茶具、竹木类茶具以及玻璃茶具等。我国的饮茶方式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比如唐代煮茶法发展至宋代点茶法，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冲泡法。冲泡法更加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因而也是现代社会主要的饮茶方式。与我国相比，日本的茶具除了表示饮茶器具之外，还可以指代储存茶叶的罐子。从日本当地的博物馆中可以发现，经典的日本茶具主要包括吕宋壶（茶叶储存罐）、蚂蝗绊（茶碗）、曜变稻叶天目（茶碗）、千鸟香炉（名贵茶器）、朝仓文琳（茶叶储存罐）、不二山（茶碗）、黑乐茶碗、北野茄子（储茶罐）等。同我国相似，日本人饮茶也追求茶叶本身的原滋原味，不喜欢在茶叶中加入其它成分。“抹茶道”（用茶筅烹茶）和“煎茶道”（煮茶）是日本现代社会的主要饮茶方式。

3汉日语境下的茶语言比较

汉日语境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汉日语境下的茶语言也是该语境下茶文化的反映。对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茶语言进行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汉日两种语言的异同。下面从两方面对汉日语境下的茶语言进行对比分析：3.1茶的基本含义在汉语中，茶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茶叶”、“茶树”、“茶水”、“茶饮料”等。茶可以表示茶叶，比如龙井茶表示产自浙江杭州西湖龙井村一带的茶叶，而铁观音表示产自福建泉州市安溪县西坪镇的茶叶。同时，茶还可以表示茶树，比如山茶就是南方地区较为常见的茶树品种。茶还有着“茶水”的释义，比如“我要喝一杯乌龙茶”里面的“乌龙茶”就是表示用乌龙茶茶叶泡制的茶水。日语中“茶”的发音受到我国茶读音的影响，主要有“ちゃ”[chai]和“さ”[saa]这两种发音。在日语中，茶的基本释义与汉语相差无几。同样地，日语中的茶可以指代茶树、茶叶（茶の葉）以及茶水等。比如，“花入り茶”、“ウーロン茶”中的“茶”就用来表示茶叶或者茶水。3.2茶的引申含义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与我国其他文化发生碰撞交融，其内涵也在该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茶”最开始是一种高雅的象征，后来茶成为普通人家的日常饮品，人们开始赋予茶越来越多生活化的含义。茶有着诸多的引申含义，这些含义与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茶的延伸含义主要包括“休闲”、“生活”、“心情”等。比如“粗茶淡饭”、“茶饭不思”、“茶余饭后”、“清茶淡饭”、“不茶不饭”等成语将“茶”和“饭”放在一起，增加了茶的生活意味，这也反映出茶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当然，人们也会用茶来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情感，比如“茶饭无心”（忧愁）、“茶余饭后”（惬意，休闲）等。相比之下，日语中茶的引申含义包括“捣乱”、“讨好”、“溺爱”、“耍花招”、“玩笑话”、“幸运物”等。比如，“祖母育ちで甘茶々な”就经常用来表示“娇宠”之义。再比如，日语动词“茶化す”在不同语境下有三种含义，即“开玩笑”、“嘲弄”、“蒙骗”。举例来讲，“オレを茶化すつもりか”的汉语翻译就是“你想蒙骗我吗”。再比如，“茶坊主”除了表示司茶者之外，还用来表示“奴颜婢膝，狗仗人势的人”。起初，日本的茶坊主指那些地位低下的茶室侍者，后来逐渐演变出“奴颜婢膝”的含义。比如说，“李さんは茶坊主です。信用す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的对应翻译就是“小李狗仗人势，不值得信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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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茶文化篇（6）

二、西昌市及其周边地区

在西昌市，有许多来自木里藏区的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生意人和来西昌务工的年轻藏族同胞，早上打酥油茶当早餐的人不少。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用茶杯盛酥油茶当早餐边喝边赶往办公室的情况。在西昌市一年一度的藏历新年庆典活动中，酥油茶文化演绎的淋漓尽致。在昌的全体藏族同胞身着节日的盛装，欢聚一堂，喝着酥油茶，品着强丁酒，吃着卡赛，相互道喜祝贺。吉祥的海螺吹起来，礼仪队给来宾献哈达、敬酥油茶……甘洛县和越西县的尔苏藏语中，“早餐”和“喝茶”是同音同义。他们现在还有一种饮食习俗，烧油汤调糌粑面。这是酥油茶的变异，油汤代替了酥油茶。可见他们过去是喝酥油茶的民族，迁徙到现居地后变成了农耕民族，畜牧业的退化产生了酥油茶文化的嬗变。西昌市西南部的老海亭有数百个商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经营酥油茶的。这里消费水平较高，都是有钱人请客喝酥油茶的场所，双休日和节假日有上万人在此消费。在西昌市城北的胜利北路酥油茶一条街，街道两边全是酥油茶馆。每到夜间生意火爆，家家商铺都坐满了食客。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老大哥，在喝茶闲聊中了解民族文化，学习民族饮食文化。通过喝酥油茶增进了解民族文化，通过了解和学习民族文化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团结，相互提携。实现了文化沟通和涵化，增进来了民族团结。所以酥油茶文化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利因素。在西昌市有若干个酥油茶制品专卖店，专卖酥油、制作酥油茶的各类香料以及制作精美的茶桶和其他配件。尤其以西门坡农贸市场底楼的专卖店为甚，我们观察两次，各两个小时，顾客没有间断过。2013年1月10日下午，我们前去购买酥油茶原料，买了250克优质酥油，单价120元，比木里县城每500克100元高出20元;普通的酥油每500克卖40元，比木里高出10元;麻籽等香料混合机打原料每500克12元。另加黑桃米籽，每500克60元。越是临近春节，原材料越贵，酥油制品供不应求。西昌市市区的酥油茶消费的盛况可见一斑。此外，我们在昭觉、越西、甘洛、冕宁四个县考察了酥油茶消费市场。这几个县都有专营酥油茶的茶馆，并且生意十分红火。冕宁县的酥油茶馆更多，销售量大，发展更快。昭觉黄某是机关干部，下班后开始经营的酥油茶馆，每月有毛利润4000余元;越西县黄某也是机关工作人员，下班后营业，每天盈利300元左右，每月有万元左右收入;甘洛新市坝镇周某经营的酥油茶馆每天营业额2000元左右，毛利润七八百元，除开人工工资和税收，也有两三百元纯收入。酥油茶成为木里县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凉山地区各族人民的消费产品和旅游产品。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服务产业，推动了木里藏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多民族的和谐共居。

三、木里酥油茶文化的社会学意义

(一)酥油茶是高寒地区的特色食品

酥油茶是藏族人民以茶叶、食盐、酥油为主要原材料，用独特的茶具和熬煮之法创造的一种集餐饮为一体的特色食品。公元8世纪的藏族医学家宇妥•云丹贡布在《四部医典》中曾对新鲜酥油能强筋骨、生泽力等功用有所论述。由于高海拔地区的氧气相对较少，生活在高寒地区的藏人排尿量要比矮山地区的人的排尿量多，藏人只有靠饮茶来维持体内水分的平衡和正常的代谢。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类，包含Vb、Vc、Ve、Vk等。Vc能防治坏血病，增加机体的抵抗力;Ve可抗氧化，阻止人体中脂质的过氧化过程，具有抗衰老作用;Vk可促进肝脏合成凝血素。所以说，饮茶可以补充人体必需的维生素，提高机体的抵抗力。牛羊肉属于酸性食物，经人体消化后会产生一定量的氢离子，使人体血液偏酸性，出现胃酸过多、便秘、疲劳等症状。大量饮茶后，在人体内可产生一定量的氢氧根离子，促使人体内的酸碱维持平衡。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木里藏族人民，因气候寒冷，缺少新鲜蔬菜，主食牛、羊肉所含热量高，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③。西南民族大学丁克毅博士告诉我们说，酥油茶有很多种氨基酸，脂肪中不饱和脂肪含量很高，约占百分之四十，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量的三分之一，尤其是亚麻酸高达百分之五，营养成分极为丰富。酥油茶营养丰富，醇香可口，有补充体力，解饥去乏，提神醒脑，生津止渴，缓解高原反应等作用。喝酥油茶可以预防因天气干燥而嘴唇爆裂，还可以起到很好的御寒作用。所以，喝酥油茶是一种便捷的保健措施。藏民族祭祀神灵要酥油，娶妻嫁女、迎来送往，茶叶与哈达同是首选的礼物;节庆聚会时候的赛马、摔跤、箭术、唱歌等比赛的奖品也是首选茶叶。招待客人少不了酥油茶;寺庙念经作法也要熬茶布施。木里某帕子④的爷爷在上世纪初到九龙王家请象形文经书来家里供奉，见面礼就是一担砖茶。因为送了一担茶，朱姓帕子顺利地请来了两部象形文经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说:“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酥油茶正是在满足藏人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的特色食品。

(二)酥油茶是汉文化涵化的产物

藏民称茶为“甲(jiǎ)”⑤。古汉语称茶为“槚(jiǎ)”，甲槚同音同义，这是茶源自汉区、茶文化源自汉区的原因。陆羽《茶经》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槚(jiǎ)，三曰蔎(shè)，四曰茗(míng)，五曰荈(chuǎn)”。槚读音(jiǎ)，荼指苦茶［1］(P．2638)。唐以前的汉文化典籍如《九经》《班马字类》中都没有茶字。一般书写为荼字。隨着古人对茶的认识深化和分类细化，到唐代“始妄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读音隨之改为“茶(cha)”。《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中文词典，又是列入“十三经”的儒家经典，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东汉。所以木里藏族称茶为甲(jiǎ)说明茶引入木里当在东汉末年或初唐时期。木里藏区的酥油茶文化兼容了汉、藏人民古代茶文化元素。煮茶之法是继承了汉区古代煮茶习俗。早在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僮约》中记载有资中人王子渊在买僮奴时双方约定:“烹荼尽具”是僮奴的任务之一。这“烹荼尽具”四字明示:汉代人是“烹”茶叶而食的。后来的诸多史籍也记载有唐宋以前中原人熬煮茶叶制成饮品的过程。五代时期的文人温庭筠写的《采茶录》中记述的煎茶方法是:“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为碳之有焰者，当使汤火妄沸时，庶可养茶。”他还说煎茶须经“三沸”方可，“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皮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2］(P．3－5)。唐代陆羽《茶经》所载的烹茶方法是:“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煮之百沸”。“初沸则合水量，调之以盐味，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荚环激荡汤心，则量茶末当中心而下，有倾势若奔涛而溅沫，以所出水止之……酌置诸碗”［3］(P．13)。唐人将茶煮到始沸时要加盐调味，还要加葱、姜、茱萸等辛香物。如今汉区人们的饮茶方法，以沸水冲泡茶叶而品之，很少有煮茶及加辛香物于茶中的习俗。木里藏区人民继承发扬了这一古老的煮茶传统，木里藏族打酥油茶先煮茶熬浓汁，搅拌时加盐和香料，现在的人还要将生鸡蛋打入茶桶中，再将滚开的浓茶汁注入茶桶搅拌，改善了口感，增强了营养。这是木里藏区人民继承古代汉人的烹茶、熬茶的办法，再综合藏区人民食奶制品的传统习俗而创造的饮食习俗。酥油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品，拌糌粑时酥油是主料之一，煮强丁酒要用酥油，打酥油茶、炸面食做油炸果子也要用酥油;木里的藏传佛教信徒敬神供佛时，点灯和煨桑都要用酥油;民间挼皮革时涂一点酥油可以软化皮张;酥油还可制作酥油花、堆绣和壁画，这三种艺术品在藏区非常著名。木里地区的藏族人民，喝酥油茶讲究礼仪。首先主人家把酥油茶放到面前才能取食，不能伸手去接。其次端酥油茶碗要用右手手掌向下，四指扣住碗边，再把虎口面向自己，嘴从虎口下方吸食茶液。再次不能一口气干了茶液，要慢慢喝，留一下部分在碗底，主人家就会不断地熬茶打茶续上。如果一口干了，表示不再喝了，主人家会停止打茶，不再续茶。最后要喝完碗里的茶，包括沉淀在碗里的调料渣滓，那是打碎了的芝麻壳和南瓜籽的皮，都可以吞食。实在吞咽不下也要咀嚼一下再吐到垃圾桶里。其他藏区喝酥油茶不能够喝干了，要留下一点点酥油花。这种礼仪的不同也是汉文化涵化的结果。喝得干干净净表示你的茶打得好;喝不完表示你好客大方，打的茶多，喝都喝不完，寓意年年有余。

(三)酥油茶饮食业带动木里藏区商品经济

任何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民族习俗的形成，一定与其拥有的物质条件和人们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密切相关。木里藏民酷爱饮酥油茶习俗的形成，首先是为了适应当地地理环境，适应生存需要。其次必须有酥油茶的三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质基础。酥油是畜产品，是高原藏区的特产;而茶叶和盐巴则须靠外地供应，必须有可靠的盐茶供给渠道。茶叶和盐巴是木里藏族人民最稀缺的重要商品。木里县志记载，解放前，木里地区农牧民的经济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茶叶和盐巴。晚唐以来开辟的藏区和内地茶马互市，为藏区酥油茶文化的形成和对木里藏区社会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唐开元以后随着唐蕃之间交往的增多，饮茶习俗渐渐传入吐蕃。到了晚唐时期，唐蕃开始在河西和青海进行茶马互市，茶叶开始大量运往藏区，此后茶马互市盛行。1372年始，明朝专设茶马司管理茶马互市活动。清初，茶马互市制度正式建立。茶叶开始源源不断输入藏区并进入寻常百姓家。长期以来的茶马互市在晚清时期因为不再需要大量的战马而演变为货币交易。木里的茶叶消费市场有金尖茶、紧压茶、花茶、红茶、绿茶等。过去有两条路通木里，一是由雅安经康定人背马驮进入木里，一条是雅安经石棉过海棠、顺南亚河翻拖乌下冕宁，再由冕宁县经泸宁过雅砻江到木里。近现代由雅安经西昌、由盐源进入木里。各族商人运送茶盐到木里，收购当地的黄金和名贵中药材，一来一往，获利颇丰。据统计，解放初期从关中进入木里的陕商就开了9家商店，他们从康定贩运边茶、盐、布匹等百货来木里销售，收购黄金、贝母、虫草、大黄、豹皮、狐皮等特产，长途贩运谋利。长久以来，木里藏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以土司、活佛和大喇嘛为首的统治阶级鄙视商业，排斥经商。藏民篤信佛教，藏族僧侣恪守藏传佛教戒律，不准经商。寺院、头人、大喇嘛所需茶叶等日用品，有专人到外地采购或指定商队专程运来。后来一些陕商从关中进入木里，开了很多商号坐地经商并缴纳茶税。在人类社会历史当中，利益是最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力量。市场经济的萌芽培养了藏族人民的经济理性。土司衙门的官员们看见商家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意识到经商可获重利。利益驱使他们不惜违反教规，指使亲信或亲戚贩运茶盐经商，有的僧侣和官员还亲自参与经商。民间的黄金、名贵药材与茶叶、盐巴为主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存在已久。原本不会做生意的木里藏民因为生存的需要、受到外地商人的熏陶和影响，学会交易，购回自己需要的茶、盐和布匹。商品交易渐渐被木里藏区的统治阶级许可，渐渐地被藏族人民接受，藏族传统的贱商观念嬗变了。茶马互市在向藏区提供茶叶和食盐的过程中，实现了汉藏民族在经济上的友好交往，培植了木里藏区的商品经济幼芽。茶盐的消费促进木里藏区传统的贱商观念的突变。资本萌芽在农奴制自然经济里破土而出，这是木里藏区社会经济进步的开端。千百年来酥油茶文化在木里造就了一个持久的、需求量大的茶盐消费市场;培育了木里藏族人民的商品意识。推动了木里藏族人民与外界各族人民的商品交换，促进木里藏区的农牧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当代的木里藏区，无论是人民的生活还是生产都离不开内地的支援，木里藏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共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改革成果。

(四)酥油茶成了凉山各族人民交往的媒介物

凉山州的藏族同胞和汉族彝族等兄弟民族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少不了酥油茶。朋友相聚要打酥油茶来喝、藏族人家里来了异族朋友，打酥油茶请客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西昌市很多餐饮娱乐场所都有酥油茶，“青稞美酒酥油茶”的赞歌到处都听得到。每年的藏历新年，凉山藏胞要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其他民族的客人来了，要敬上酥油茶，献上哈达。兄弟民族的同胞感受到藏族人民浓浓的兄弟情和独特的以酥油茶为代表的藏族饮食文化。现在，许多人谈生意、介绍业务、处理各种矛盾都选择酥油茶馆。许多合同在酥油茶桌上谈妥，许多业务在酥油茶桌边做好，很多矛盾在酥油茶奶香中化解。这里酥油茶文化满足了各族人民交往的需要、工作的需要。

(五)酥油茶文化是旅游资源

在国家颁发的《旅游资源基本类型》表中，酥油茶是多类型都可列入的代表性旅游资源。作为美食，酥油茶是招待客人的“具有跨地区声望的地方饮食”;酥油是“有跨地区声望的当地生产的畜产品及制品”;列入“非遗”名录的竹、木、土陶、金银茶具是“具有跨地区声望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酥油和酥油茶的制作过程是颇受游客欢迎的参与性旅游资源;茶马古道支线的原始风光与伸臂桥等桥梁文化，古朴典雅的藏区民风民俗，都是独特的体验性旅游资源;川西南杂散居藏区酥油茶待客礼仪和餐饮方式、祭祀礼仪是“特色饮食风俗”。内涵丰富的酥油茶文化，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地域特色。自木里旅游业兴起以来，酥油茶及酥油茶文化己成为著名旅游品牌。富有创意的工艺茶具成为在木里打工、经商、旅游的客人争相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品尝和饮用酥油茶成为到藏区旅游的必选项目。木里藏区的酥油茶广泛地传播到凉山州各县市及攀枝花各地区。独树一帜的藏餐系列隨着酥油茶走出木里，成为西昌、冕宁、盐源等县市和旅游集散地著名的旅游商品。同时又是汉、藏、彝、蒙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见证。

汉族的茶文化篇（7）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0-79-1

一、茶叶包装民族化设计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茶叶包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方向下却显现的有所不足，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对茶叶包装概念的理解仍然严重不足。

首先，很大企业设计对茶叶包装民族化的时代意义和理解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设计上保守的思路，对建立品牌意识缺乏，没有以全新的包装概念来展现茶叶的包装。无论是从使用的材料，或外表现都比较死板，缺乏创新。目前市场上的茶叶包装材料的选择种类少，更普遍的是，纸和金属的包装运用比较多，很少有与中国民族地域特点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包装材料。

其次，茶叶包装设计由于不同厂家，无论是从颜色或形状都大为相似，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疲劳。往往写有几个中国书法字体或绘画来代表中国民族包装，以至于不能达到良好的承载文化的作用，而一些民族化缺乏个性的地域文化特色，内容比较肤浅，给消费者的印象不深。还有一些厂商过分强调包装商业功能，大肆豪华包装产品，分层包装，严重背离包装设计原意，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二、茶叶包装民族化设计的表现策略

当今的包装设计潮流是巧妙的运用民族文化艺术作为商品包装的设计元素，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融入现代的表现形式，使传统文化艺术的使用价值得到一个新的升华，使商品包装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民族感，尽显商品品牌的个性特征。

（一）传统的图腾纹饰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反映

传统元素融入茶叶包装设计，例如具有民族化设计的香港设计师靳埭强，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标志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张，使用“同心相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为基本框架的，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衍生、再造一系列过程，这样的标志具有东方民族特色，也更适合未来发展用途。

（二）汉字艺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反映

汉字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也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它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方式在世界各国文字中。从皇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再到秦汉时的小篆、古隶和宋明时的印刷字体，对于现在常用的字体以视觉艺术的角度上，汉字无疑是一个有着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被广泛应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创造现代视觉设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三）民间艺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反映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创造并享受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例如：剪纸、刺绣、扇艺、风筝、木板年画、民间玩艺等等，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这些民间艺术运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添加了机械化的人文关怀。在随着时代的多元化，茶叶包装必须有前卫的设计，时尚元素，但也不缺乏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元素。因此，我们应该弘扬民族文化，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蓬勃发展，中国民族元素符号的精神元素融入茶叶包装设计，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同集成到现有的时代设计艺术主流。

三、案例体现

现代包装视觉传达设计包括图形元素、色彩元素、文字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应用，有助于现代设计的发展，作为设计师，我们需要在该领域的现代设计传统和蓬勃发展。这里以黄鹤楼茶叶的包装为案例做以下分析：品牌介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湖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武汉是茶马古道的起点，自古就有“茶不经汉口不香”之说。黄鹤楼是武汉的象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茶系列包装设计，以“1858・世纪茶港”为品牌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的汉茶文化。

在黄鹤楼茶包装设计的形式中，色彩传达一种感觉，起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一种信息，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作为抒情表意元素的颜色，涉及到茶叶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对美的追求，也反映了地方文化。它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探索无限边界的颜色。更符合时尚色彩，反映了武汉文化和人们心理状态，影响茶叶的发展，包装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语言。图形元素在黄鹤楼包装中具有审美功能，根据茶叶的舒适性，具有社会的关注，寄托黄鹤楼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体现了时代的性别，这意味着该产品包装的图形背后隐藏着一个虚构。而这虚构出来的就是对黄鹤楼汉味茶叶文化的了解，不再是实用的功能，审美功能的独立性也开始存在，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跟随者时代的步伐。包装中“盛世千秋”专门的字体设计和开发工作这是品牌营销的成功的关键。通过文字信息传达黄鹤楼的品牌名称和产品介绍。这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重要依据。虽然文字元素风格发展的千变万化，但设计师永无止境的需求，对文字设计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

茶叶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饮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突出包装中的文化底蕴是茶产业持续发展和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郭湘黔.品牌包装[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7.

汉族的茶文化篇（8）

除此而外，这里将藏文文献中有关茶叶来源的一些记载例引如下：

“芒松芒赞的儿子都松莽布支龙南木神变之王，生于阴水鸡年，二十九岁去世。他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茶叶、器乐，并有七名武艺高强的人出世。”

“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道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美丽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看见了小鸟，开初并没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小鸟又飞来了，还和前一天，一样啼叫。国王对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收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之上。国王发现这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树，于是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说：“诸位大臣及平民请听，我在这次病中对其它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对我尽忠尽力的大臣们，请你们去寻找这样的树长在何地，对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赏。”吐蕃的臣民们遵命在吐蕃的各个地方寻找，俱末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为忠心、一切只为国王着想之人，沿着吐蕃边境寻找，看见汉地一片密林笼罩紫烟，就前往该处。他心想，那边密林之中，必定有这样的树木。密林的这一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却隔着河望见那种树就长在对岸林中。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大臣到达密林之中，只见大多数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驮载。乃试验之，果然如愿。于是收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王宫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收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此大臣重加赏赐。国王疗养病休，亦大获效益。”

笔者认为，仅就西藏而言，上述记载不无道理，但如果就全国藏区而言，茶叶最早传入的地区，当为今四川藏区，也不排除云南藏区的可能性；最早传入的时间则应为汉代。

其理由如下：

（1）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样地，各国茶种、茶叶栽培技术及茶道皆源于我国。在国内，又以四川为早。据贾大泉、陈一石先生考证，“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巴族人民至迟在周代已把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珍贵作物，并且是向周王朝缴纳的贡物之一”。汉代，四川产茶地区逐渐增多，“司马相如《凡将篇》就记载西汉前期蜀郡有茶。杨雄《方言》则说：‘蜀西南人谓茶为蔎（she）’，说明蜀地出产茶叶。《华阳国志》则更明确记载汉时广汉郡的什部‘山出好茶’；键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滇黔边区的平夷郡‘出山茶、蜜’。此外，名山县的蒙顶山亦是盛产茶叶的地方”。四川的茶叶市场此时已经形成。“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僵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偅奴的任务之一是‘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县，从资中到武阳买茶，那里必定是一个著名的菜市。”四川甘孜、阿坝、木里藏区，其时为西南夷地，紧邻上述茶叶生产地和茶叶市场，这就给其提供了一个输入茶叶的良好外部环境。

（2）汉初，蜀郡北、西、南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等史籍中都有记述。邻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駹（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部分产茶地区如雅安、名山、天全、荣经等地在汉时均为徒、笮之地，再西还有白狼、槃木、唐菆（z6u）等百余部。而川西北产茶地及菜市彭山、什邡等又与冉、駹相邻。汉武帝时开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设置郡县。大量记载充分证明，今四川藏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汉代就己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些地方的首领向汉朝“奉贡”、各郡县与汉王朝的频繁往来，都为茶叶向上述地区的输入提供了政治保证。

（3）汉武帝建元年间，唐蒙开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马相如趁势请开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称之为耗牛道，后来又被称之为茶马古道。牦牛道通后，汉族同西南夷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繁盛。“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b6）、偅、髦（耗牛），以此巴蜀殷富。”交通是促进当时民间经济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通过交换，不仅可获得笮马、耗牛等土特产品，从当时茶叶生产的状况分析，把茶叶作为产品交换的可能性也极大的。

（4）汉代居住在今阿坝州境内的冉、駹等部少数民族，由于那里“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尔于冬季便到蜀中“庸赁自食”。他们在蜀中，必然会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在其中。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云南也是种植茶叶较早的地区，据《普洱府志》记载，云南少数民族在汉代已经开始栽培茶树，可见滇西北地区饮茶的历史也是较早的。

从汉代历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区正处于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发展阶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史籍中可以窥见与内地的联系屡见不鲜，而与吐蕃的关系则不甚明显，所以当时茶叶的传播和使用是局部的，范围并不广泛。到了唐代，吐蕃势强，随着藏族与内地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茶叶分别从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向西纵深辐射，直至覆盖全藏区。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与祖国内地的渊源关系的另一基本线索，就是茶叶名称和饮茶之法。

在汉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叶以后茶业兴盛，才易“荼”为茶。随着产茶地区的增多，各地对茶的称呼也逐渐增多，除茶以外，还有槚、茗、荈（chuаn）、蔎、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名。《尔雅》中说：“槚，古茶”；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名一曰茶，二曰槚”。藏族从古到今。均称茶若“甲”，不少学者认为，此系汉语“槚”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藏区的茶均从内地输入，引物并名的事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甲”是藏族对茶的统称，对于内地不同产地、不同特点的茶叶又各有称谓。《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重要的十六种茶，各称分别是：札那普达、乌苏南达、郭乌马底、阿米巴罗、哈拉扎、阿古达玛、哈鲁巴达、朱古巴拉、萨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达鲁、拔拉米达、呼嚕呼嚕、扎那扎都。其中，“生长在农田中的茶树，被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气味如甲明树气味，适速煎，饮之去痴愚”；“被称为居那达鲁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树枝叶缠绕一起，虽然没有香味和光华，但一经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红花，又如犊牛奶提取的酥油，饮之能调养身体无病，使人容光焕发”等。上述茶的名称多数是依茶的不同药物功能，并根据《四部医典》中的相关名称来命名的，也有以引进该茶者之名来称呼的，目前还难以指出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称来。《汉藏史集》成书于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们至少可以说，藏族此时已经对汉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说藏区至少贵族中已经接触并饮用过上述茶叶。

汉地在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方法均为煎制。温庭箔在《采茶录》中对茶的煎制作了细致的记述：“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此谓煎茶三沸。陆羽在《茶经》中还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说当茶煮到一沸时，还要加盐调味。藏族饮茶，惯于煎制并放盐，通常称之为“熬茶”。这显然是沿袭了汉

地古老的饮茶方法。据《神农本草》记载，古人对茶的认识最初是从其药用功能开始的，认为茶性苦寒，可以清热解毒，治疗疾病。随着人们长期饮茶，不断体验总结，逐步认识到茶能清热解毒，生津提神。前引《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因得茶而病愈的记述，证实了藏族对茶的上述认识。藏区地处世界屋脊，“雪雨风雹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气息”。海拔高、气候恶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再则，藏族饮食多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显主要。正如《滴露漫录》所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特殊依赖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长期沿袭的重要因素在于：（1）古代藏族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加之本地又不产茶，全凭内地供应，交通不便，道路艰难，茶的确来之不易，故尔爱茶惜茶。放一次茶叶，要反复熬许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渐尽时，还常加一些自制的碱与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后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扔掉，物尽其用，喂养牲畜。（2）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茶叶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3）饮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无浓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为中心的内地与藏区间的贸易旷日持久，经千余年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从未间断。它在汉藏关系史以及我国民族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我国茶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自开元十八年以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马市，虽然茶马贸易在当时并末形成一种专门制度，但为宋代以后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是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它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我国西部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的需求迫切；其二，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夏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王朝为加紧战备，战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时“宋王朝的实力还未控制到产马地区，契丹、西夏政权又与宋朝对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地将战马输入宋朝……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市马招马，保征战马来源，但自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鳞、府、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使宋朝的战马来源大为减少。元昊建国后，“西夏战马亦很少流入宋朝，战马来源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其三，因宋王朝财政十分困难，经费拮据，而马价十分昂贵，其中由蕃部自费运至京师的券马，价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其价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沿边州郡买马场购买的省马，其价“以婚钱计之，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在嘉祐之际，宋朝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虽以茶易马并不占主要，但绢价又贱，大约需三十匹绢才能换回一匹马，这就刺激以茶易马的兴盛。其四，当时东南地区和四川省盛产茶叶，年总计产茶在五千万斤左右，给茶叶的外销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川茶叶在当时的茶马贸易中为大宗，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将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贱买贵卖，获利甚优。“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卖出三十贯或四十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博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当时在陕西诸州所设之市，绝大部分以四川茶叶作易。“在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茶］二万驮。”

四川的茶马贸易在宋代渐为兴盛。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和雅州。这些地区实行的羁縻买马制，有别于其他地区易马性质，是出于对沿边少数民族实现以羁縻为政治目的的易马制度。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朝廷，奏陈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马之法。大更茶马之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弊病，实行商买商卖，建立茶引制度；（2）精减茶马管理机构及冗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3）增设易马市场。其增设市场主要在四川。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的根据地大草原骊騜（huang）成群，战马云集，已不必依赖藏区输入战马，故对汉藏荼马贸易管理松弛。“元初由政府统购茶叶，销于藏羌地区。由于加价过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几乎酿成骚乱，成都路总管张廷瑞乃变更茶法，政府停止经营，由商人按引纳二缗，自行购运，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茶、马，国之要政。都御史杨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此外，由于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世祖还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西藏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干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1）藏区商贸集市口岸不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3）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4）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保护茶商的专利。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

1893年（光绪十九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剧，《中英印藏条约》的签定，英印在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西藏，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西藏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英印茶叶在西藏充斥的状况，遭到了西藏僧俗各界的抵制和反对。在《中英印藏条约》签定之前，西藏僧俗人民就已经洞察到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各寺庙及僧俗人士在呈给驻藏大臣衙门的公禀中称：“该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虫蚁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言……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交涉买卖之事，实难放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陈述藏事道：“荼系内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税，交藏地税．，兼之藏众欲饮此茶，若令英人贩卖，必贫易售，且于税收一项，诸多窒碍，应请一律禁止。

1873年（光绪三十二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帮办大臣，他态度鲜明，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抵制印茶入藏。（1）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并试图以重税印茶来保障川茶之利权。（2）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3）主张减少川茶课税，改善运输条件和经营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高川茶的竞争能力。（4）拟设“官运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区的运销业务。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为抵制印茶入藏，振兴荼业，力挽利权，亦采取了如下措施：“（1）派遣巡检郭士材赴西藏、印度调查茶务。（2）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3）严禁假茶，以为着政……（4）组织边茶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内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但因清王朝覆灭，赵氏抵制印茶诸举搁浅。民间初，云南商人在拉萨十分活跃，滇茶在西藏与印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西藏，川茶在西藏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西藏，压制了印茶在西藏的影响。“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间佛海县销藏茶量……在一万担以上。每担合六十三点四公斤，即年运销西藏紧茶六十三万四千多公斤。其中比较著名的‘云南恒盛公商号’为贩运滇茶入藏，于猛海设立茶厂，在拉萨设分号，并与西藏‘热振昌’合作开设了康定至拉萨的茶叶运销业务，年运茶入藏达一万包。”

民国时期，印茶继续在西藏侵销，英印轻工产品亦随之入藏，对川藏边茶贸易影响较大，加之康区多事，政局混乱，康藏交通不时受阻，尽管汉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边茶贸易始终不振，呈衰退趋势。“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

清、民国的边茶贸易，历史地看，应归结为边茶贸易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较之茶马贸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纵观从公元8世纪初至解放前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内地与西藏的贸易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脱离不了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约。故尔历史上的贸易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复合体。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内地与西藏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千多年来，藏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间，通过民间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汉藏关系发展不断紧密的总趋势，与内地与西藏间的贸易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内地与西藏贸易的实质和主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代中央政权过于强调茶叶对藏区的羁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基于政治目的而强化行政调节的经济关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处于附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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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以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都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2）带动了高原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门设茶马司。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悉蠲其徭役，专今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为互市市场。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在滇西北藏区，嘉靖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区以及西藏昌都地区的盐井一带后，滇西北藏区的房东制贸易得到发展。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入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按地区分类有陕帮、云南帮、川帮等，川帮中又分川北帮、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干万斤以上。民间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在今甘孜州藏区，除打箭炉外，还有泸定、理塘、巴塘、道字、炉霍等县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发展。在川西北地区，集市首数松潘，“在明代松潘已是烟火万家，俯视即见城镇；到了清代县城扩大，偏街小巷约四十道，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揍。松潘所辖地域辽阔，包有今之南坪、黑水、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县。辛亥革命后商业发展迅速，成了甘、青、川三省边境藏汉商人与内地物资交流中心，藏汉贸易最大的交易市场”。明嘉靖年间，四川茶引年例为五万道，其中派往松潘茶引为二千引。隆庆年间，川茶引额调整后，松潘一直维持在四千引左右。清嘉庆年间，行销于松潘等地引额达到一万八干余张，清末为三万六干张。民国时期，随着漳腊金矿的发现和开采，松潘的贸易又得到发展。

“随着滇藏关系的密切，清代西藏地区历次发生政治军事事件中，滇军均派兵进驻西藏，事件平息后，滇军常驻昌都……滇军的驻防进一步开拓了滇藏交通，促进了商人的往来。滇西北的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变成了滇藏贸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在滇西北迪庆藏区，“至清末民初，因中旬‘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县城东外本寨，有大商号五十余家；归化寺前的小街于有‘大堆店三十余所’，两地每年货财出入最少在七百万元以上”。

从明代到民国的数百年间，藏区兴起的贸易集市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增多。这些集市，是由汉、藏、回、纳西等民族携手共同创造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参与经营的民族不断增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旅店、饮食、金银器制品和皮革等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川、滇、藏茶马古道的拓展。

民族间经济的交往，交通既是条件，又是保证。唐宋时期，汉藏茶马互市市场主要在西北一带，故唐蕃古道为主要贸易孔道。“内地差旅主要取道西宁越当拉岭沿乌苏大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沿此道。”’通往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条为松茂大道，又称西山道、西路，从灌县溯岷江而上，经汉川、茂汉、松潘、南坪，然后辐射甘肃、青海部分藏区。该道前身为湔氐道，秦汉时已通，“唐宋时期，这条西山道是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其时，西山道上松、茂、文、永康军等为茶马市场。“宋元时代，曾着力于西山古道的修整。”明洪武年间，为确保川西北道路畅通，曾经对其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整。“明洪武十一年（1294年），四川都司遣人从灌县修西山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曹震派茂州卫指挥同知余胜组织修治松驿铺桥道，‘作驿舍邮亭，架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据现在可考，明代松茂驿站共有十个驿站”。自明代茶马贸易中心南移，并实行引岸制度以来，“西山道便是边茶运销的重要道路。到了清代，以灌县为中心制造的边茶行销松、理、茂一带，称为‘西路边引’。”除西山道外，另外两条茶道，一条即历史上的“灌汶通金川道”，又称小路，“从灌县经卧龙翻越巴射小山、牛头山到懋功（今小金），被称为小路”；另一条“从威州经理番（今理县）越鹧鸪山到刚金寺再进入牧区，也是一条较大的支线”。从川西通往康、藏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经名山、雅安、荣经、汶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的江达、昌都至拉萨。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泸定桥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取此道。“滇藏贸易的主要交通线，历来以滇藏和滇康为主要干线。滇藏线，一是经普洱、景东、丽江、昌都至拉萨。另一条是从澜沧、双江、临沧、丽江、昌都到拉萨。此外，滇康线是由昆明、元谋、会理转运至康定。”

汉区运往藏区集市口岸的茶叶，基本靠人力背运，俗称“脚夫”，均系汉地贫苦农民，有的农闲时才从事茶叶背运，有的是祖祖辈辈操此业，长期在茶马古道上辗转，十分艰辛。西路边茶分大茶和小茶，均呈方扁形，故又称“桌茶”；大茶一包重一百二十斤，小茶一包重六十斤。南路边茶，每包十六斤或十八斤，呈条形。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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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或谓“西番茶”、“乌茶”、“马茶”等，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在元代，松、潘、黎、雅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叫‘西番茶’，以别于腹地所饮的各种川茶。”“明代，“腹茶与边茶不仅销售范围、对象有区别，而且在采摘季节、制法和包装均不相同。腹茶又称‘细茶’、‘芽茶’，它来自清明前后的嫩芽绿叶，经过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经泡。边茶又称‘剪刀茶’、‘刀子茶’，系在秋季采摘。茶农用小刀连枝带叶．制成粗茶，此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故颇适藏区市场需要”。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则与腹茶类似，以绿叶制成，价格较腹茶低，而用量又比川边茶少，且耐熬煮，亦为藏族人民所喜爱。“由于边茶需要长途运输，加以民族地区‘番人不辨权衡’，在计量上容易发生争执。将茶叶蒸压成块，既有利于统一重量，又便于运输。”“清代以来，各路边茶的制作形状、包装、品种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路边茶主要产于四川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其品种主要有以下七种“（1）芽茶：雅安产，每包十六斤，每包值二十元左右，品质最佳，行销拉萨，非贵族、大喇嘛不购也。（2）砖茶：雅安、荥经均产，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砖形，值十元左右。品质较次，行销康藏各地。（3）金尖：各县均产，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质较次，价格亦较低，行销康藏各地。（4）金玉：各县均产，每包十八斤，价二元左右，粗细掺合，行销关外各县。（5）小路茶：天全产，纯以粗叶制成，价值均次于金玉，牛厂牧民多饮此。（6）红茶：荥经产，粗叶制成。价值较小路为高，亦销牛厂。（7）散茶：各县均产，价无一定标准，零整均售，行销各地”。

西路边茶产于灌县、什邡、北川、大邑、绵竹、安县等地，以灌县为制作中心。包装与南路边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称“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

云南的边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其品种主要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销本省藏区和西藏外，今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场。

销往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边茶，除部分系四川西路边茶外，多系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藏族人民由于饮食结构特殊，所处自然环境也特殊，故饮茶习俗十分浓厚，风格独特，丰富多彩。茶在藏族的饮食文化和其它习俗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管是集镇、农村、牧区或是寺庙，人们早炊的首要任务便是熬茶。藏区泛称早餐为“喝早茶”，早茶的食品多为糌粑；牧区除糌耙外，还有干奶渣，都是与茶相配的干食品。糌粑或用手捏成团吃，边吃边喝茶；或是先在碗内先放糌粑，然后倒上茶，直至舔尽喝足，这种吃法叫舔“卡的”；若吃干奶渣，则先在碗里放上一些干奶渣后，再倒入茶泡奶渣，食尽奶渣。早茶中，茶为主，食为辅，故管早餐称“喝早茶”。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茶。无论是吃饭还是平时饮茶，无论是主人或是客人，都有个习惯，可谓不成文的规矩：饮茶时，不能一次饮尽，喝一点，掺一点，再喝再掺，如果不想喝了，方能一饮而尽，不然被视为不懂规矩，不礼貌。凡外出，除了带干粮外，茶叶、盐巴和熬茶的饮具必须齐备。

藏区饮茶的花样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清茶：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类。在锅内掺入适量的冷水后，即放入茶叶，待开锅时，用铜瓢在锅中舀起茶水，高高扬入锅中，反复几次后，掺入少许冷水，继续熬煮，再沸，再扬，再加冷水，一般三次左右，待茶色转浓，茶香溢出即可。然后用藤制的圆锥形漏斗将茶叶滤尽，再加盐即成。也有在熬制过程中先加盐的。已熬过的茶叶需盛放好，下次熬茶时还可继续使用，一般要使用三次左右，茶色方尽。

清茶的另一种熬制方法是，熬制茶卤。是在锅中或壶中放入过量三至四倍的茶叶，加长熬制时间，有的为了追尽茶色，加入土制的灰碱或白碱，将茶汁浓缩为卤汁，存放起来，需要时，只需在开水中放入适量卤汁即可。这种方法节省燃料又省事，比较方便。清茶色鲜、可口、清醇，是农牧区家庭常饮的方便茶。

（2）酥油茶：是享有盛名、风格突出、营养丰富的饮茶。其原料有清茶、酥油和盐。制作时，先将酥油和盐放入专门制作酥油茶的“浆桶”内，掺入小半“浆捅”热清茶，用木制带柄的活塞（藏语称“甲洛”）上下反复用力提按，并发出阵阵铿锵有力的“咕都、咕都”声，一般大约提按五六十下，酥油、盐、茶搅合均匀，成为粉乳色液体。之后再加清茶，直到“浆桶”装满，再放慢速度，提按“甲洛”若干次，酥油茶便制作完农。现代，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家，酥油茶的原料又有所增加，如加核桃仁、加奶粉，或是芝麻酱等，如此酥油茶既浓、又香，更为诱人。

（3）奶茶：夏秋季节，在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奶茶最为流行。奶茶制作一般为两种。一种是事先将茶叶捣成细沫，放入锅中与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后，放入适量鲜奶和盐，用藏式茶瓢搅匀后即成，喝时连茶带沫一道饮。另一种是用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壶盛装，再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摇动茶罐或茶壶，待奶、茶、盐均匀后，即可饮用。

（4）面茶：这种茶在农区比较普遍。先在锅中放入少许面粉，进行干炒，炒熟后，边掺清茶边用锅铲搅拌，并放上盐，待搅拌均匀、浓度适宜后即可饮用。

（5）油茶：主要在农区流行。将牛油（或肥牛肉）、猪油（肥猪肉）用刀切成小丁，然后放入锅中炸炒，待油熟后，放入少许面粉或糌粑，再掺入清茶并加盐，边掺茶边用锅铲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即成。

（6）甜菜：甜茶在西藏拉萨一带比较流行。其茶叶系较为高级的红茶，加奶和糖熬制。本为西方饮料，传入西藏时间不长，最早在上层贵族中饮用。现已在民众中盛行，并已进入市场，拉萨城内有专门的甜茶馆接待顾客。

藏族无论喝哪种茶，都喜欢热饮，特别是带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内总常备灰火，并将茶罐或茶壶置于灰火上，以保持茶温，随时饮用方便。

藏族对茶具是十分讲究的，特别是茶碗、酥油茶桶和茶罐。

关于碗的种类和来历，《汉藏史集》中有专门的记叙，提及茶碗的制作最早在西藏，但是制作工匠和技术来自内地。书中记载：“藏王（指都松芒布支）说：‘此种树叶乃上等饮料，饮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成的瓢勺，需要找一种以前没有的器具。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来’。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汉皇帝说：‘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为利益吐蕃，我已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各种乐师……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回，并向藏王奏闻出使经过。藏王说：‘如此我们还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材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说：‘原料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也可以。’藏王说：‘如此，这三种原料都可供给。’工匠问：‘碗的种类很多，不知要造什么样的？’藏王说：‘我想要造的碗，应该是以前汉地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碗上的图案，第一应是鸟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应绘鹿在草山上。比这三种再差一些的碗，由工匠自己随意决定。’于是工匠按原料的优劣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按照藏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策、额策、朵策。”据以上资料分析，当时吐蕃请来的汉族工匠极少，故制造出来的碗，只能供吐蕃王室及贵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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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民间的制陶技术已经较为普遍，民间广泛使用的应是陶碗。此外就是用木头制作的木碗。藏区多森林，制作木碗的原料充足，工艺也简单。木碗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无盖木碗，这种碗的碗口向外翻，呈喇叭口形。第二种为扣合木碗，是由两个大小相同，形同钵状，一碗口有内切圈，一碗口有外切圈，二者可以扣合的木碗构成。多为外出时使用，打开后一碗可盛物，一碗可饮茶，携带方便。第三种是将无盖木碗内壁和碗座用银皮镶嵌，既珍贵又精美，有的还配以银质宝盖，或作珍藏，或敬神用，或有最尊敬的客人来时以待客用。木碗至今还在民间广泛使用。

当今藏族最喜爱的磁碗是内地制作的绘有龙图案的白磁龙碗和绘有八吉祥图案的白磁八宝碗。关于藏族喜爱绘有上述图案的碗的历史，《汉藏史集》中也有一些零星记载，可见由来已久。

酥油茶捅是藏族用来打酥油茶的专门用具，是由一个口小腹深的圆柱形小捅和一个带柄的木活塞构成。因使用原材料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木质的，所取木材质地较松软，纤维伸直．直径一般在15＆＃0；25cm之间的小圆木。制作时先对剖，并将中部挖空，然后对合，对合时配制木制桶底，用柳、藤等类木条作箍，约四至五道。另一种是用竹作原料的竹桶，一般竹质桶的直径和高度都比木质桶小，小巧易携带。精制酥油茶桶，其箍均用铜制，甚至外表全用铜、银包裹。

盛装各类茶的茶罐最古朴的是产于本地的陶制茶罐，造形别致高雅，形似内地古代鼓腰高颈酒壶，罐表雕有简单线条图案，或是嵌碎磁片。解放后内地工厂仿藏族陶罐式样，生产糖瓷、铝合金茶罐销往藏区，极受欢迎。

藏族十分重视礼节，茶叶在民间礼仪中，常有与哈达相配的用场和作用。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哈达和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狡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在家中，人若有不适，便将茶叶或糌粑放入火中，以烟熏之，认为可以驱邪；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茶叶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自然会反映到作为文化的一个视角的文艺作品中去，在藏族的民间故事、民歌、谚语，以及作家诗中得到体现。

在藏族民间故事中，与茶有关的代表性作品，一个是《藏王赤都松和茶》，另一个则是妇孺皆知的《盐和茶的故事》。盐和茶的故事描述了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文登巴和麦美措之间爱情的悲惨遭遇。他们死后；灵魂相商，“咱们到内地和羌塘，变成盐和茶相会吧”。“后来文登巴到羌塘变成了盐湖里的盐，而麦美措却到内地变成了茶树上的茶叶，尽管他们二人灵魂相距很远，但最终相会到人们的茶碗里，每当人们饮茶时，就会想起这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

在藏族民间歌谣中，有大量涉及茶的歌，在此略举几首，以见端倪：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茶叶最先出在南方／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山的铜锅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买来的茶／汉白大洋换来的茶／驮夫道桑翁姆驮来的茶／渡过了大江小河的茶／翻过了高山峻岭的茶／用黄金白银换来的茶／种在家乡土地上的茶／将茶放在锅力熬／好像空中黑鹫飞／茶在锅中开三遍／好像大海波涛翻／金黄酥油放其中／好像黄鸭湖中游／白盐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将茶倒入茶桶里／恰如喇嘛带黄帽／头道茶香敬贵客／二道茶香敬朋友／最后共饮如意茶。

多么清新、朴实的歌：读了这首歌，关天茶叶的来历、茶的熬制、饮茶待客习俗等就一目了然。

还有描绘茶具的民歌，如：

酥油茶桶铜丝边边／阵阵香茶浓郁扑鼻／茶灌闪光荷花彩绘／碗破奶茶奶香醉人。

藏族民间谚语中，有关以茶喻物的佳句府拾即是。例如：

慢慢熬茶味道好，慢慢说话意思明。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

茶越熬越酽，书越读越精。

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

近人贺觉非，民国时期曾任理塘县长，他对康藏史地有所研究，也写丁关于康藏民族风情的一些旧体诗，其中有关于茶的诗句。如《南路边茶之消长》中这样写道：

绿叶丛中笑语哗／山头园户一家家／提笼相顾遥相知／四月清和好采茶／／

汉族的茶文化篇（9）

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才有了空前的发展，宋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茶马互市。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茶叶已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自唐茶叶传人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31。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有饮茶习惯。同时，中原地区种茶区域扩大，种植技艺不断提高，茶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第二，宋代定都中原战马紧缺问题相当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产与宋朝的边疆防御。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夏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挑衅争战，威胁着宋的安全。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匹输入宋朝，因为此举只会加强对手的实力而威胁自身安全。史载契丹就一直拒绝往宋输马。于是宋朝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内属戎人驰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H。至此，沿宋朝疆域边境的“州郡市马”始有政策。而且，形势所迫，宋朝疆域西北的藏族地区划为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甘肃天水)各置榷茶、买马司，派官“入蜀经划买茶，于秦(水)、凤(今陕西凤翔)、熙(今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博马”[51。不久，再“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察市马者”。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掌管以川茶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马匹。出于防御需求，在茶马互市中，贸易量一般都十分可观。南宋时，朝廷偏安江南，为稳固政局、抗击金兵，对马政格外重视。而此时，宋朝的马源更主要依靠阶州、文州、西和州、黎州等吐蕃地，并与大理政权之间进行互市。

史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大理“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之最”。从两宋政府参与控制茶马互市的情况看，宋代汉藏茶贸易异常繁荣嘲；但从宋代茶马互市的发展历程看，宋前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茶马互市。至宋太宗之前，宋政府易吐蕃马，主要还是以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茶叶居其次。此种局面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实际上，就当时的现实而言，藏族地区饮茶之风很盛，几至“一日不可无茶以生”。由此决定了汉藏经济交往中，藏族人民更为急需的是汉地之茶。就宋朝而言，虽需马甚急，但如果大量使用铸造的钱币，至少会给宋朝带来两方面不利：一是加大财政负担。当时茶马交易中，马价优于茶价。据贾大全先生统计，是时“平均马价为30贯，以每年购马3万匹计，则需铜钱9O万贯，这一数字几乎相当宋朝年铸钱量。”删显然，长期如此贸易下去对宋政府十分不利；--是“大量金属制品流入边疆地区，若边疆民族以之铸为兵器，无疑将使本已十分严峻的宋朝边防形势雪上加霜，这也是宋最高统治者极不情愿见到的事情。”【q鉴于上述事实，宋太宗下令禁止以铜钱易马。自此，宋代汉藏茶马互市才真正名副其实的开始。宋代茶马互市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制度，政府以强制力参与其中。这一事实说明，藏区游牧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决定其十分需要中原农业经济区的茶；宋朝边疆形势决定其迫切希望有不断的马源，而自身经济实力又使宋朝在易马活动中不可能无限制地支付钱币。因而，在汉藏经济交往中，最终确立各自所急需，且是对方有代表性的产品，乃大势所趋。当然，宋王朝也曾采取“羁縻马”制，但主要局限于西南藏区[1l】，其目的是使藏民族通过茶马贸易，增加经济收入，不致生计困难而滋生事端。总的看来，宋代汉藏茶马互市虽因宋王朝急需战马而采取过垄断措施，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族间互通有无的纯经济轨道，但宋时吐蕃之地尚未归人中原王朝治下，宋朝只专茶马之务，便不具备“驭藏”的政治目的。同时，就宋王朝控制汉藏互市的力度看，亦同样未达到经济手段为政治军事服务的目的。经济功能的政治化茶马贸易发展到了宋代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代开始的汉藏民族间茶马交易基本上是一种自愿互利的经济行为，强制成分很少。到了宋代，王室需马整兵，早期以钱钞、绢帛易马，给政府增加了极大的财政负担，而用茶易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因而，两宋与藏民族易马均提高茶值。可见，唐政府多重茶利、宋政府极缺战马是推动两朝重视“茶马互市”的内在动力。

二、茶马贸易优势

《宋史食货志•马政》中反映的茶和马的比价是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的。根据多种变化因素，茶马互市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商业交易，有优势自然就有劣势，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贸易，其影响与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政府税收

“以茶易马”的贸易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经济交流。首先，在经济方面，对于宋朝来说，因贸易而设立的榷场所得的商税是国家财政中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茶叶赢利丰厚，“乾德三年(965年)，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余万缗。”因此，茶叶由官府专卖，实行榷茶制。通过茶叶贸易，每年所收税息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

2、榷场贸易：促进沿途交通驿站发展

汉族的茶文化篇（10）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或是清幽茶寮之中；或是宫廷文事茶宴；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是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方面，都能够形成自身完善的系统，这三方面在一起，完整的支撑起了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