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研究篇（1）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对外贸易研究篇（2）

2001年11月10日晚6时38分(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地时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中国从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我国加入WTO给九江外贸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2002年，九江在招商引资方面获得一定成绩，共利用外资2.03亿美元，引进省外资金51.49亿元。据海关统计，2009年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7.1亿美元，同比增长48%，首次突破7亿美元大关。其中出口4.62亿美元，增长75.4%，进口2.47亿美元，增长1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自2009年1月起，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市外贸出口出现大幅下挫，经过及时调整和各方努力，6月份开始企稳回升，之后呈现强劲上升势头，连续7个月实现环比增长，12月当月出口9346万美元，同比增长4.5倍，增速位居全省第2。尽管这些数据显示了九江外贸发展的良好态势，而实际上，九江市外贸产品存在一些问题。

1、技术含量低

主要体现在九江的出口产品以资源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却很少。2002年九江市出口成绩可观，但是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靠以下这些资源型产品出口：自然资源出口的产品、农业资源生产的产品、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产品出口。

2、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

主要体现是加工贸易出口较多，一般贸易的较少。2002年，九江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042万美元，占当年九江市进出口总值的17.96％，同比增长54.97％，其中出口1731万美元，占当年九江市出口总量的44.10％，同比增长70.54％；一般贸易进出口出现下滑，2002年九江市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为5788万美元，占当年九江市进出口总值的34.17％，同比下降19.66％。根据以上数据所显示的出口结构，就说明九江市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还较低。

3、品牌效应差

目前，九江出口产品还没有完全树立自己的的品牌意识，品牌效应差。其出口商品的价格、行情随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波动，自身不能对价格和销量起到调空作用。九江名茶茶叶庐山云雾，具有品牌效应，但是由于包装、管理等问题销售也不是非常理想。在九江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九江三棉印染厂。近两年，由于该厂领导管理有方，不断进行技术改造、进行产品开发以及重视产品质量，其生产的印染布在非洲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订单稳固增加，外商只要见到打有“JSY”(九江三棉印染厂英文缩写)字样的包装，就不提任何条件。

4、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

处于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的九江，突破了行政区划的束缚，从区位走向区域，逐步成为长江中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九江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水、陆、空交通网络健全。然而，坐拥众多优势的九江，多年来物流业发展滞后，处于“小打小闹”的局面。而且，九江根据其地理位置来看，虽具有货运码头的优势，但是九江出口的市场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主要出口对象集中在亚洲，比如韩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相对集中对九江的多元化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增加了九江出口的风险。

二、九江外贸经济发展的建议

1、树立品牌意识、提高科技含量

我国已经入世，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建立自己的品牌、提高品牌意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高素质人才是提高九江外向型经济的外向度，提高出口创汇能力的关键。所以，九江要发展外贸经济就要加快实施名牌战略，带动系列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增强传统出口商品的生命力；要大力发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要逐步提高电子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冲击力。

2、出口产品结构升级

结构调整的灵魂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加速贸工结合，组建以实业为依托的外贸集团，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针对国家淘汰传统过剩产能的新形势，加强研究，谋划未来，大力发展战略性、低碳型、高技术型的“新兴产业”。努力实现九江地区出口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变。

3、利用地理优势，实现外贸市场多元化

对外贸易研究篇（3）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一、我国外贸顺差的状况及原因分析

我国贸易顺差的状况：

看上面表一，2000年，我国贸易顺差为241.09亿美元，2008年为2954.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12倍。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贸易顺差为1960.6亿美元，比2008年略有下降。但在2010、2011年贸易顺差额再度上扬。再看表二，加工贸易占了几乎我国贸易的一半，而且加工贸易的顺差额比我国整体贸易顺差额还多（即意味着我国的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都是逆差）。我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使得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不断增加），贸易顺差问题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成为超出经济领域的政治问题。

二、我国现阶段外贸顺差持续的原因

（1）高储蓄率与内需不足

我们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中知道，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顺差的本质是其国内的储蓄率过高。而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国民储蓄则是形成国内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果一国储蓄率上升，居民的消费减少，相应就会减少进口，如果出口没有发生变化，该国的贸易余额会增加。中国储蓄率非常高，相应的消费水平很低，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增加。而储蓄的增加会进一步转化为投资，扩大生产，国内需求的不足导致唯有扩大出口，贸易顺差就会逐渐扩张。中国近年来一致呈现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三高”局面，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关。这就意味着这部分高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从而导致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过剩的生产必须大量出口到国外来消化和吸收，因此导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2）国家政策影响

出于保护本国的优质产业、提高国人就业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保证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等目的，我国在当前的对外贸易中采取了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些政策中最主要有： ①鼓励出口的政策。鼓励出口是指出口国政府通过经济、行政和组织等方面的措施，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开拓和扩大国外市场的一种外贸发展策略，出口退税是其主要手段。②吸引外资的政策。吸引外资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又一重要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FDI的数量逐年上升，外资的引入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顺差转移效应、贸易顺差中的贸易替代效应、贸易互补效应等机制形成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③限制进口的政策。我国对进口设置了较多壁垒以保护民族工业发展。

（3）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

中国在大量承接国家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国际顺差转移”。中国对外资优惠的政策安排及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商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这些外资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并且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将以中国为加工基地生产出来的产品返销母国，导致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而实际上，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我们所获取的利润是少之又少的。

三、改善贸易顺差的对策建议

（1）改变“世界工厂”的尴尬地位，改变市场的扭曲，沿全球价值链纵向攀升

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凭借低级生产要素，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底部的生产、加工环节。“低附加值”是我国产品出口的基本特点，获得极其微小的效益的，只能依赖产品数量的出口，出现了畸形的出口现象。于是改变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格局，改变市场扭曲，走出内生性的困境，向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延伸是外贸出口内涵型发展的根本出路。价值链上的纵向延伸意味着从微笑曲线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逐渐向左上方的技术研发和设计及右上方的市场营销和服务环节延伸。

（2）优化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给予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一定的出口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对高科技产品的资金投入，走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引导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品牌，从而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给予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更多的出口优惠并减少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比重，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而对于进口，国家要制定关于进口的鼓励政策，尤其要关注国内紧缺的原材料、技术、设备和能源的进口，并不断改善进口环境。只有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都得到合理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有效改善，从而更好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对外贸易研究篇（4）

吐鲁番阿斯塔那84号墓共出文书六件，出土时各件互不连属。因拆自死者的同一纸鞋，所书字跡相同，内容又互相关联，故将其视为同一组文书。审其内容大致可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出臧钱”内容，见第三件；另一部分则主要保存了包括各级官员押衔签署在内的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如“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等，见第三件之外的其余各件。我们将其分作A、B两个类别来叙述。

A此类文书仅一件，《吐鲁番出土文书》84号墓排序第三件文书，原定名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文书前后俱缺，上下均残。保存下来的内容，就臧钱而言，只涉及“出臧钱”，故此定名不误。就都官而言，藏锦人所出臧钱最终要“入官”，“出臧钱”只是入官臧钱文数奏文中，都官条列所奏事项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而已，因此，该文书的定名需作重新考虑。这是后话。兹就能辨读者抄录于下，仍以原定名为准（原系直书，今改横排。原书繁体，今改简体）：

三、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

[1]

虽因残缺不能通读，但大致意思是清楚的：即有关方面为“正作”与“作从”合伙藏慝丝织品而传“出臧钱”的记录。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自“某吏传”或者“次传”始为一项的开端，则“出臧钱”事共四项，其中两项内容（即第6行至第10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第6行、第7行为张阿苟作从，为第一项。第6行人名“阿苟”前据第7行补姓“张”；又据第8行补足人名“龙遮之奈”。第7行“次传”始至第10行为商胡握广延作从，是第二项。第8行“作从”前当为人名，仅余末尾一“延”字，据第10行补为“商胡握广延”。以两项的文字和内容相参比，每一项的行文大致为：以某吏传（或次传）引出“正作、”“作从”，其后具列所藏丝织品数量若干，折合银钱（即平钱）若干，最后为应出臧钱数额。据此例行格式的行文特点，第一項和第二項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补全（见补足后全文录文）。

B前录第三件外，其它五件均以高昌奏行文书末尾的例行文字、奏状官签署及写奏状的年月日为保留下来的主要内容，故归为一类。兹按原文书的排序移录于后：

一、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残奏一

[前缺]

1、四年甲午

2、长史

3、虎牙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5页）

二、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残奏二

[前缺]

1、年甲午岁

2、长

3、虎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6页）

四、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

[前缺]

1、钱壹佰

――――――――――――――――――――――――

2、案条列入官臧钱文数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

3、门下校郎陰

4、门下高

5、通事索

6、通事

7、通事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9页）

五、高昌都官残奏一

[前缺]

1、索斌

2、马

3、楊

4、张

5、九日都官奏

6、都官事麹暄

7、司马巩

8、翟武

9、王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10－211页）

六、高昌都官残奏二

[前缺]

1、更半文

2、右记识奏诺奉

――――――――――――――――――――――――

3、陰

4、高

5、史索斌

6、史史患

7、史马

8、楊

9、张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12－213页）

后五件虽归为一类，但各件内容也不尽相同。第一、二两件内容大致相同，残留部分长短互见，故可互相补充。第一件第1行据题解可补“延昌十”三字，“甲午”之下补“岁”。高昌国时期的奏文还见兵部、民部、屯田等部上奏者，其中阿斯塔那48号墓共出八件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文书》第三册，第73－88页）（以下简称《兵部奏文》）保存得最为完整，其奏文的例行格式、文字可供参比。按《兵部奏文》的格式，“甲午岁”之后当为“某月某日都官奏”。第2行仅余“长史”二字。高昌文书见长史衔者，本件为一例；另二例分别见于《高昌章和十一（541）年都官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8页）、《高昌义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第四册，第172页）。后者都官不具长史衔，贯将军号，称“凌江将军兼都官事”。将军兼领都官事之署衔还见于一件碑铭资料，《麹斌造寺碑》碑阴所刻高昌建昌元年（556）麹斌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2]契约之末附题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职官均在题名之列。诸部主事官皆具将军衔。将军为所領銜号，都官是所任职事。将军兼领诸部事外，紧接诸部主管官后，还见将军差任诸部司马，如《麹斌造寺碑》所见“威将军都官司马高”，奏文签署所以才有了“长史××将军领（或兼）×部事”和“××将军××司马”的职衔。据此，第2行“长史”之后可补“××将军领××事”。第3行补足“虎牙”，虎牙（或书作武牙）为高昌官制中等级最低的一个将军号，[3]虎牙后补“将军××”无疑。高昌奏行文书末尾有两组官员签署，一组签署于例行文字“谨案条列……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之后，一组签署于年月日之后，第一、二件的签署显系后者。

第四件与第六件所见签署属于前者。第四件第2行“奉”之后补“行”。第3－7行的签署官员之头衔，可据《兵部奏文》官员签署的例行顺序补足，分别为“门下校郎”和“通事令史”。第5行“索”下原缺，据第六件签署官员人名补“斌”。

唯第五件的性质不甚明了，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很难确定其中官员的签署属于“谨案条列”之类例行文字之后的签署，还是年月日之后的签署。当然仍有线索可寻，一个是上面提到的“索斌”也出现在签署的人名中；另一个是第5行中的“九日”，它保留了年月日的一部分，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据《兵部奏文》的例行格式，年月日均提行书写。先书高昌纪年，再书干支，后具月日。八件兵部买马奏文的年月日均按此程式书写，无一例外。然第五件都官残奏无年月，仅存日期，且提行书写。例外还是另有原因原因。《文书》示此文书前缺、后缺，部分上残（第5、6行除外）、下不残。照此推算，上残部分有限，若以第5、6行为准的話，各行上缺部分不过3，最多4个字，不会有误。如果我们根据人名“索斌”的线索，认为此件的押衔签署与第四、六件属于同一系列的话，上缺部分正好是诸官的官衔，而且以四字的为多。也就是说，押衔签署顶格或者还需要换行书写。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奏文中见到过日期顶格书写的例外，亦未见联衔签署顶格或换行书写的例外。先行假设本件按通行的格式书写，那末，第5行“九日”上还有纪年、干支和月份的行文。若本件纪年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的话，“九日”之上加上月份至少还有10个字，换句话说，第五件文书的上缺部分远比现在要多。如果假设成立的话，其它诸行的上缺文字也就有了各自的着落。以第1行为例，“索斌”的官衔是通事令史，按通例，奏文中的官衔均低4－5格开始书写，文字的间隔也较其它文字的间隔稀疏。总共算下来，“索”字之前大约可以写得下12－14个字，与第5行“都官”前的字数约略相当。我们知道，84号墓的文书是从死者的纸鞋上拆下来的。高昌地域小“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④]虽是公文，入墓时已被当作废纸。我们认为，第五件文书在入墓时已被拦腰剪断，上部残缺。经仔细查对图版，第五件与第一件的纸质、纸色完全相同，第五件上缘与第二件下缘对接后各行文字可通读。对接顺序为：第二件的第1行与第五件的第5行对接，对接后通读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九日都官奏”，（对接后的行数以第五件为准）中缺部分补“×月×日”。第一件的第2、3行分别与第五件的第6、7行依次对接，对接后第6行通读为“长史都官事麹暄”，中缺部分补“××将军领”。第7行通读为“虎牙司马巩”，中缺部分补“将军都官”。以上诸行对接后的行文与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包括年月日和官员的签署均吻合，证实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对接后除第一行已补足外，第二行中的马姓官员与第三行中的楊姓官员的官衔亦可补上，同为“通事令史”。经拼接，复原后的部分文字见补足后的全方录文。

通过对84号墓B类文书的的辨识和拼接，我们对奏行文书所涉及到的例行格式部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奏文的例行格式的顺序为：文件的开端总叙事由；接书“谨案条列”至“记识奏诺奉行”；次具负责通进奏状的门下官员之押衔签署；之后书写奏状的年月日；最后为判行主管官及各级僚属的签署。我们认为，84号墓所出部分残件实际上出自同一件都官奏文，它们是第二、三、四、五件文书。这四件文书不仅包括了奏文中的各项内容，而且，第二件的背面和第四件背面款缝处的签署与第五件正文中的都官主管官同为一人――麹暄。由于入墓时被裁剪成鞋样，又经年久残损裂为数片，《文书》所列顺序已不是它的原貌，须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顺序为：（自左向右）

第三件

第四件

第二件

第五件

84号墓文书拼接后，有一个整体定名的问题，原第三件、第四件的定名分别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与《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一“出”一“入”，相对于各自的内容来说并无不妥，前者针对“出臧钱”人而言，后者则相对于“都官”而言。但重组复原后文书的整体性质属于都官奏文，而“出臧钱文数”只是奏文中的一部分内容――臧钱入官的事由，因此，作为都官的奏文，本奏文的最终定名为：《高昌延昌十四年都官条列入官臧钱文数奏》，拼接、识读、补足后的全文如下：

从复原后的文书得到的初步印象是:高昌九部之一――都官，以官方的名义处理一起“臧钱事件”，事由握广延、张阿苟等藏慝织锦而引发，事情的结局是，握广延等人因此受到数目不等的“出臧钱”处罚。至于高昌都官的职权范围如何；握广延等人的藏锦目的是什么，窝赃、逃税或是纳税；为什么又会被“平钱”和“出臧钱”；“臧钱”的性质、为何“入官”，这是我们正面要一一讨论的。文书中牵涉到的织锦、人物更是我们所要着重关注的。

《高昌延昌十四年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为都官部门签发的文书，经过上述分析之后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都官之职最早见于曹魏时期，初置都官尚书郎，以督管军事为主。南朝并有都官尚书，主管刑狱事外，亦兼管军事。北朝亦设都官，只是统领诸部有所增损。至隋朝改都官为刑部，其所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曹所主事亦与北朝略同。汉代虽无都官设置，与之职权相当的二千石曹与三公曹所掌职事亦在水火、盗贼、词讼、罪法等项之间。高昌的统治阶层的成员，皆自河西迁入，本是汉魏遗黎，保持着汉族文化传统之名族大姓主持制定的政治制度，其大部采自中原汉地。东汉中期以后，中原板蕩，西域事务常由敦煌太守掌管，高昌实际上成为敦煌太守，后来是涼州剌史的辖区之一，涼州政权对高昌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更直接一些，故在职官的设置和名称的使用上互见魏晋中央与涼州政权者。文书及碑铭墓志所见高昌九部为：兵部、库部、民部、祀部、吏部、仓部、主客、屯田和都官，[5]散见于《魏书》诸涼州人物传的北涼诸部有：吏部、兵部、库部、考课、金部等，[6]不见都官，都官事或与后汉时三公曹、贼曹所主事略同，当为考课所主，且职权“重于诸曹”。[7]从延昌年间都官主管官的身份和地位可以看出，高昌都官的权位亦在其它诸部之上。《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正文押衔签署得知，延昌年间的都官主管官是麹暄，奏文背面两处骑缝题款更证实了麹暄其人的身分。麹暄其名又见于《麹斌造寺碑》碑文。由于立碑的时间与入官臧钱文书上奏的时间只相差一年，所以可以认为《麹斌造寺碑》碑文中的麹暄与奏文中的都官主管官麹暄同为一人。此碑是麹亮为其亡父麹斌所建之功德碑，目的是为其父歌功颂德。据碑文及碑首题识，麹斌年青时即以威远将军领横截县令，寻转折冲将军领新兴县令，以后因与突厥的多次文武交涉有功并最终与突厥建交，以功进爵，升迁至振武将军领某部郎中，并在死后获得宁朔将军绾曹郎中的赠官。麹斌死后，其弟接替他修建佛寺的工程。佛教盛行时期，凿窟建寺，修庙立碑大多为家族行为，[8]河西及高昌地区的寺窟普遍可以找到家族的背景。麹斌其弟正是麹暄，接替建寺工程时，亦接任新兴县令的职务，新兴县令之权位因其地界与突厥接境而特别重要。从吐鲁番碑铭墓志和文书资料可以得知，高昌的上层社会中，只有麹氏家族以其与之联姻的少数几个家族成员，能夠获得绾曹郎中赠官和新兴县令的殊荣。[9]麹斌家族的显赫地位还体现在，在同一个等级的职位上，他们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在其他官员之上。麹暄在职任都官事的同时，还兼伏波将军领××县令。这与《都官奏文》中麹暄的职位相吻合，只是未列县令一职。只是平时处理公务是时，并非所有的場合都亮出全部职务，视所处理的臧钱事务的性质而定。麹暄在《都官奏文》中所处理的臧钱事宜，与县级事务无涉，故公仅列都官都官长史之职。身兼三职在高昌的职官任用中，并非通例，麹氏之外，只有如张氏等不多的几个家族成员可以享有。不难看出，麹暄以任都官长史职为荣，都官长史职以麹暄出任而显。

如前所述，都官主管的事务依各朝职官的设置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出刑狱与军事兩个大项。高昌另设兵部，军事方面的事应归其管辖，当不在都官的职事之内。就《都官奏文》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因当事人合伙藏锦而涉嫌窝藏（或逃税）罪，初审其性质属于刑狱范畴，与军事无涉。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都官，还见于：一、《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8页）；二、《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柳婆、无半、盐城、始昌四县司马主者符为检校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9页。）三、《高昌义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文书》第四册，第172页。）第一、二件为都官执行勑旨下符，为在以上郡县通缉翟忠义所失奴，属于刑狱范围事可知。第三件内容系派弓师诣府之事。弓具虽系兵器，但“作具、粮食自隨”，招弓师诣府是为制作弓具，本件亦并非与军事有关。如此，则高昌国时期，至少延昌年间，即麹暄在任都官期间，高昌都官职掌当以刑狱为主，据此，《都官奏文》处理的臧钱入官事宜，亦应在此刑狱范围之内。

“臧钱入官”可以从都官的职权范围初步确定为属于刑狱执法之事宜，臧钱的性质仍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高昌经济领域活动的研究中，臧钱大多被界定为，民间向政府缴纳的一种税目，[⑩]或者是属于财政分配管理范畴的一种形式，[11]近年，有研究者认为臧钱即赃钱，属于法律范畴的用语。[12]我个人认为，后者与史实更接近一些。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下拟从臧钱的性质、平钱出臧的事由以及都官入臧钱的意义诸方面对臧钱进行一些更进一步的探讨。

文书中的“臧”一字多义，《集韻》：臧与藏同；《玉篇》：“藏也”。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文书中同时还出现“藏”本字，如“藏绫十三匹”、“藏龙遮之奈提婆锦一匹”等，作动词用。一般来讲，一件文书中不应出现二字一意的现象，因此，“臧”不能也作“藏”讲。臧又通“赃”，《盐铁论·刑德》：“盗有赃者罚”，又见《汉书》巻九十《尹赏传》：“．．．．．．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广韻》：“纳贿曰赃”。唐代的法律条文中，赃为罪名之一，《唐律疏议》诸彼此倶罪之赃条：

诸彼此倶罪之赃。疏议曰：受财枉法、不枉法及所受监临财物，并坐赃（罪）。[13]

文书中的“臧钱”即因赃罪而来。按唐律，当官物还官，私物还主：“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息，皆为见在。）疏议曰：

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14]

若赃物因各种原因或已费损，或已转易，可以铜赎赃。平赃之定则为：

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疏议曰：赃谓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值，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15]

比照唐律诸条，《都官奏文》中之所谓“平钱”、“出臧钱”即唐律之平赃赎赃是也，只是，高昌不以上绢之价平其价值和以铜赎赃，而是以当时西域的流通货银钱取而代之。

“臧钱”即是赃钱，“平钱”、“出臧钱”即是平赃赎赃，奏文所奏事因张阿苟诸人藏慝提婆锦而引起，本都官文书的性质当关乎刑狱，与军事无涉无疑。

提婆锦等丝织品是事主藏慝的直接对象，乃构成本奏的关键因素。5――7世纪是丝绸之路贸易十分活跃的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从早期以中国内地丝绸西传为主，转入兼有西方的丝织品进入中国，开始东西双向贸易的时期。东传的丝织品以西亚特别是以波斯的织锦最为著名。由于频繁和丝织品贸易的刺激，介于其间的高昌等地，往来和丝织品贸易亦十分发达，与之相适应，丝织品生产也随之发展起来，当地人将西域传统的毛织技术运用于丝织，同时借鉴先进、复杂的丝织工艺进行家庭式的或小作坊式的生产，产品的织造技艺及其质量的起事都很高，成品以织锦为主。产品有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但份额较小，在发达的丝织品贸易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丝织手工业，其产品的三部分用于外销。总体来看，进入高昌双边贸易领域的丝织品有三类：内地（包括中原、川蜀和齐鲁地区）产品、中亚西亚产品和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产品。

本件文书出现的丝织品有绫和锦，锦有三种：红锦、葡萄（中）锦、提婆锦，其中以提婆锦出现的次数最多，量也最大。三种锦出自不同的产区，以葡萄为装饰图案是中原及齐鲁地区所产丝织物的传统纹样内容，早在汉代，内地织工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织造技巧，织出工艺十分复杂的葡萄锦，颇受宫廷内外的欢迎。从使用的情况来看，红锦并不十分流行，不象是当地所产，有可能产自内地。以上两种织锦，在6－7世纪的吐鲁番墓葬中均可见到。提婆锦原产波斯，在古代阿维斯塔语中，“提婆”含有“天神”的意思，[16]本件未必波斯原产，其计量单位与中国内地织锦相同，以“匹”或“尺”量，而文书中出现的属于世纪中叶以前的波斯织锦均以“张”计。据《周书》、《魏书》西域本传，当时宜蚕的地区有高昌、龟兹、疏勒等地，而产锦的地区只有疏勒一地。文书中除“疏勒锦”外，还见“龟兹锦”、“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的记录，且皆以“张”作计量单位，可见不只疏勒一地产锦。民间订立的契券中，龟兹、高昌锦可以当作货币支付。疏勒锦和波斯锦在某类传供帐目中，与毛毯、行緤、赤韦等并列，也作为货币流通。上述内容不仅填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也为辨认锦的产地和时代提供了标识性的依据：一、公元5世纪以后，高昌、龟兹、疏勒等綠洲诸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织锦产品，其中三部分为仿制品。二、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西域各地以“张”计量的织锦，服用之外还充当货币的职能。三、随着织锦作为支付手段功能的逐渐隐退以及西域等地与内地丝织技术的不断接轨，各地所产织锦逐渐归于用“匹”作统一的单位。本件的提婆锦属于这一时期的产品。

问题在于，文书中这些织锦均被事主藏慝，那么，事主藏慝织锦的目的便不得不追究。一般来说，藏锦的动机不过为二：畄用或畄再交易。张阿苟等事主藏锦的企图亦不外乎此：留作已用或留待私下交易。所藏丝织品的数额不算小，又藏锦人中有作人，留作已用的可能性不算大。胡商的参与让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藏锦的目的是为了作私下的交易，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避开正当交易至少可以从兩个环节上获取非法利润：抬高价格或避开税收。

高昌在丝绸之路上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处在四方辐辏之地；从政治地位上看，它又处于中原政权、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乃至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为了保全自己政权的存在，一方面，它与中原诸政权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同时，又不得不臣服于柔然、高车、铁勒、西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史·高昌传》载：

……和平元年（460），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

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从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高车王阿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497），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逆接，求举国内徙。孝文纳之，遣明威将军韓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

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

从蠕蠕（即柔然）扶持阚伯周为高昌王，至高昌旧人弑杀马儒立麹嘉为王，无不反映出高昌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北方民族政权的仰仗，此种情势，在内地局势混乱、统一政权趋于崩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对高昌国百般扶持，正是出于看好高昌国从丝路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欲借助其“税收站”的特殊地位而从中牟取自身利益的企图。《隋书·高昌传》云：

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

一个“恒”，一个“重”，足见高昌这个税收大户在北方民族政权的经济天平上的份量。既要维持住与北方民族政权的这种关系，又要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致因“税之送于铁勒”而受到太大的损害，高昌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以平衡两端。

高昌政府向胡商征税的税目不见史载，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保留下来的税目有“称价钱”，这是胡商向高昌政府交纳的一种的商税。古代向商人所收税种有过境税和住税之别。[17]所谓过境税，《隋书·食货志》有云：晋室渡江以后：

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

所谓住税：

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关于住税税率：

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劵，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无论输估、散估，住税税率皆为“百分收四”。据《高昌内藏称价钱账》“二人边得钱”语，有文章疑二人中一人为买者，另一人为卖者，内藏从买者和卖者两人处收税，与上述“输估”、“散估”的收取方式相同；交易中又见有买进卖出的活动进行，根据上述两点，本文以为，内藏所收称价钱为住市税无疑。高昌市易税及其征收办法，史籍无载。高昌的统治阶层三部分来自河西，决定了高昌的各项制度大多采自河西，而河西制度实则魏晋系统本土化的产物，易言之，高昌之制度采于河西而本于魏晋。就市易制度而言，高昌当地的状况与东晋南朝的状况应相去不远，这是因为，高昌的社会经济形势类似于南朝之状况。南朝与北朝之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陈寅恪先生有云：“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关市之税．．．．．．魏书六十八甄琛传所云：（世宗时上表曰：）‘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南北朝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要点，甄琛之数语足以尽之矣。”[18]高昌本车师旧地，地窄人稀。自河西汉民陆续移居以后，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可供农桑的土地十分有限，则其国家财政税收必倚重于关市之税。从称价钱的收取上，可以看出高昌的商业税率不低。[19]

至于税收的征收办法，据《周书·高昌传》，高昌“賦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包括田地租税在内的各种税收大部分以银钱支付，在商贸活动中，更是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来支付商业贸易的税收，上述“称价钱”等文书所反映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据《隋书·食货志》：“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所谓“西域金银之钱”是指在西域流通的钱币，而所谓“西域”，应当是广义上的，其范围包括葱岭以外的地区，诸如粟特等地。高昌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贸易港，促使丝路贸易更加活跃；反过来，这种活跃的国际贸易往还又激发了高昌的手工业、商业的活力，从而一方面为高昌的商业及其他领域的高额税收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纳税商逃避高额税收提供了温床。

高额税收的结果势必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臧钱不是税钱，却与税收有关，它是由高额税收派生出的一种结果。臧钱文书的当事人中，龙遮之奈与握广延出现多次。龙姓为焉耆王姓，焉耆人多姓龙，来高昌的焉耆龙姓人大多出现在高昌国时期，其中有延昌年间在高昌当地主持修建石窟的画匠或工匠，有高昌延和至义和年间租种桃（葡萄）田的种田人，高昌国后期的龙姓人，其身分已经与高昌的乡里百姓一样，负担“剌薪”的义务。臧钱文书中张阿苟和握广延所藏提婆锦均来自龙遮之奈，龙遮之奈是锦的提供者，还是藏锦的同谋。焉耆、高昌都当丝路要冲，为获取丝路贸易利益，高昌、焉耆成为竞争对手，《旧唐书·焉耆传》将双方产生摩擦的原因归结于“大磧路”和高昌道的开通、关闭与否：

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蹟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后，西方去有两条道路可循：一般来讲，向西过白龙堆后入焉耆（即大磧路），可直上高昌皆便捷但要过大片沙磧，路途多艰险；故大多数情况下，商客往来，多绕开大磧路，北上伊吾，折而入高昌；或者直接进入高昌，图的是旅途更为安全。丝绸之路是在经过历地界，决定了通过该地区人流和物流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地区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利份额的多少。北朝末年“大磧路”未闭，丝路贸易正当盛时，焉耆和高昌的双边贸易往来相当频繁，摩擦亦相应增多。龙遮之奈作为提婆锦的提供者，逃不脱“藏锦”同谋，即非法交易者的干系。不过，有疑点在：若是同谋，龙遮之奈为何未被罚以“出臧钱”。

握广延，其名字前冠以“商胡”，这等于贴上了粟特人的标签。“延”是粟特男性人名的典型词尾，有荣典、礼物之意，古波斯语作yana-。[20]握广延从龙遮之奈处得到提婆锦，以“作从”参与“藏锦”，被都官罚以“出臧钱”。从锦的流向上看，握广延处在末端，因觸犯了相关的法律受到惩处。如按正常交易，握广延在得到提婆锦后或直接进入市場，或通过关境后再运往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易。而在这个环节上，高昌国及其政府可以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税收――市易税或过境税，握广延所要逃避的也正是税收，这是笔数额不小的税收。然而他触犯了法律，所以受到都官“平钱”，“出臧”处罚。在这里，龙遮之奈虽然为握广延提供了货物，但并未触犯逃避税收的律条，故免于受到都官的惩处。

通过对都官臧钱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可以对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以丝织品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问题进行如下的讨论。

首先，通过对住市交易的讨论，则很自然地联系到麹氏高昌对外贸易的各种形式问题。高昌不仅参与商品从生产国向消费国运送的转口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同时兼营直接、间接的进出口贸易。

高昌居丝绸之路的中段，是东西方之间进行交往的必经之地。汉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交往大多采取朝贡方式，高昌并未参与其中。晋代以后，东西方交往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经突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模式，随着实质性的国际贸易内容的注入，高昌也逐步参与到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从臧钱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高昌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中，即包括将高昌以外地区加工的丝织品（如提婆锦和龟兹锦）输入本地市場销售的进口贸易，也包括将本国生产加工的丝织品运往他国调进销售的出口贸易，这其中包括本地加工的产品（如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和外国工匠在高昌加工后外销的产品。这两种形式的贸易有时是同时通过一方、一次完成的，例如《称价钱》中的商人，既是卖方，又是买方。不过估计在高昌，进口、出口和过境、三种贸易形式中，第三种贸易，即过境贸易的额度要大一些。由于受地小人多因素的制约，高昌的出口贸易以加工产品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形产品的贸易也带动了诸如储运、译语、驿馆接待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兴起，随着有形贸易的逐渐成熟，高昌的无形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6世纪中后期，高昌的对外贸易日臻成熟和完善。

其次，我们发现，丝织品贸易中也多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臧钱文书中的平（银）钱出臧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并不排除各种交易中其它支付手段的存在，如叠、锦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货币至少是高昌商贸活动中的主要支付手段，充分体现高昌高度商业化的特征。从粟特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跃程度以及高昌、敦煌等地粟特聚落的存在来看，流通西域的通货以粟特地区流通的银币为主。[21]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的银币，显然已经超出了地方货币的职能，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高昌作为该贸易网中的一个站点，因其流通货同整个贸易网络的一致，为丝绸之路的大贸易圈所兼容。6世纪以后，高昌本体社会的商业化趋势已很明显，又处在一个西连西域诸国、中亚西亚地区，东接河西走廊，直通内地的大商业贸易圏中，这种趋势又带着明显的国际商业化的色彩。

第三，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各地的商人贩客云集高昌，使高昌的商贸活动日趋繁荣与活跃，与此同时，可观的商业利润也驱动着商业不法行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臧钱文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高昌政府对商业不法行为有一套行之而有效的办法和相应的制裁措施。无疑，建立规范的商业秩序、营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可以提高自身的商业信誉，从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加丰厚的商业利益。

第四，粟特胡商以其素擅经商的优势活跃了丝织品贸易市場，将丝绸之路上诸如高昌、敦煌等贸易平台链接起来，形成网络。他们涉足进口、出口、过境贸易等高昌的有形贸易门类外，还参与了高昌的无形贸易，诸如客馆服务业、译语等行业的活动。他们以其特有语言天赋为操持不同语言的商人充当翻译――作专职“译语人”，被政府指派作客馆管理或招待工作。同时，粟特人还是传授手工技艺的工匠。高昌除专务丝织业的工匠外，还见韦匠（负責皮革熟化加工的工匠）、画师等，在高昌后期至唐贞观年间的一份工区名籍中，有缝匠、韦匠、木匠、油匠等，其中大部分是何、康、曹、等粟特胡姓人。粟特人活跃了高昌地区的商业活动，同时也带动了高昌国内加工业的整体发展。当地加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

第五，在高昌所进行的丝织品贸易中，北方游牧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详考，[22]但其对塔里木河流域北缘綠洲国家的宗主国地位无疑从兩个方面刺激了丝绸贸易的活跃与繁荣。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7－208页。后文所引本书均简写作《文书》。

[2]碑文摹文见黄文弻《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间夾页。

[3]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51页。

[4]《周书》巻五十《高昌传》，中华书局，1971年。

[5]《高昌建昌元年（555）麹斌施产造寺碑》，原载黄文弻《吐鲁番考古记》，见《麹斌造寺碑》（碑阴）摹文，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间夾页。

[6]《魏书》巻五十二《宋繇传》、《张湛传》、《宗钦传》、《阚骃传》、《赵柔传》。

[7]《通典》刑部尚书条称：“后汉光武改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政”。见《通典》巻二十三《职官》，中华书局，1988年。

[8]如《孙永安造象记》，见（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志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9]荣膺绾曹郎中的还有张氏家族成员，如张雄及其父端、祖务。见《唐垂拱四年（688）张雄妻麹氏墓志铭》，见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605页。

[10]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麹朝税制拾零》，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期合刊，已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81页；郑学檬《十六国至麹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3－318页。

[11]楊际平《麹氏高昌賦役制度管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二册，第79－94页。

[12]卢向前《论麹氏高昌臧钱》，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13]《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中华书局，1983年，刘俊文点校本，第88页。

[14]《唐律疏议》卷4，88页。

[15]《唐律疏议》卷4，91页。

[16]元文琪《二元神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17]谢重光认为高昌征收的“称价钱”属于市内住税，且征收对象不独限于胡商，见谢重光《麹氏高昌賦役制度考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1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页144－145。

[19]朱雷前引文第79页。

对外贸易研究篇（5）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4-02

1 中国烟草对外贸易分析

1.1 世界烟草贸易规模分析

图1 世界烟草贸易的变化(1988年-2004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欧的烟草贸易保护措施逐渐取消，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烟草市场相继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烟草产品(主要是卷烟)得以大批量地涌向新开放市场，烟草国际贸易额处于大幅度增长的趋势。1996年以后，跨国烟草集团(如菲莫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实行卷烟生产本地化，世界的卷烟贸易开始下降，同时参与卷烟贸易的国家减少，而卷烟贸易占世界烟草产品贸易的一半以上(2004年，卷烟贸易占世界烟草贸易的5%)，这就使得世界的烟草贸易增长的趋势被阻比，而其他烟草产品贸易的上升，导致世界烟草贸易呈现波动趋势。

2003年5月21号，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8月28号，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个公约。公约要求各国政府对烟草的生产、消费和贸易进行限制，可以预料到，由于投资替代了部分贸易加上控烟公约的作用，未来的烟草贸易规模变化的趋势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只能是波动变化或稳中有降（程永照，2004）。

1.2 中国烟草对外贸易变化

从1988年到1989年我国的烟草贸易是逆差，从1990年开始就变为顺差，之后顺差，呈现增长趋势一直到1994年，1994年到2000年顺差减少，从2000年开始顺差又开始增长。

我国烟草出口额的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从1988年到1995年是增长趋势，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下降，然后从2000年到2004年接着增长，最高点出现在1995年(9.9亿美元)，最低点出现在1988年(0.93亿美元)。年出口额变化大于3亿美元的年份有1995年(3.13亿美元)、(1997年-3.18亿美元)；大于1亿美元的年份有1991年、1992年、1993年和1999年。

对比世界烟草贸易额的变化规律，我国烟草出口贸易额变化趋势基本吻合世界烟草贸易额的变化趋势。我国烟草进口额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主要是波动变化，同时进口额的变化幅度比出口额的变化幅度要小。从1998年到2004年，烟草进口额的最高点出现在1996年(4.57亿美元)，最低点出现在1994年(0.32亿美元)，进口额变化大于3亿美元的年份有1995年(3.27美元)，大于1亿美元的年份有1989年、1994年、1997年、1998年和2000年。对比世界烟草贸易额的变化规律，我国进口贸易额的变化有自己的特点（程永照，2004）。

图2 我国各类烟草产品的进出口变化趋势(1988年-2004年)

2 中国烟草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烟草目前处于对外贸易的初期阶段

2.1.1 制度约束和贸易方式比较落后

在中国以外的国际卷烟市场上，中国烟草产品的份额不到0.5%，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度极低，其原因一方面受到现行经济体制的束缚，另一方面，国内烟草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落后，企业决策层对开拓国际市场重视度和投入力度不够。

中国烟草目前正处于对外贸易的初期阶段，贸易方式比较落后，主要表现为产品的直接出贸易或者通过中国烟草进出口(集团)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间接出口贸易。对外投资方面，中国烟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探索在境外合资开办生产型和贸易型公司。

2.1.2 卷烟产品出口规模小，所占市场份额小

在世界烟草贸易中，我国纵观近年来中国烟草的进出口贸易发现，在烟草产品出口方面，除了传统的烟叶出口外，卷烟外销率目前仅为1%，这与英美烟草公司的99.0%、奥驰亚集团的81.1%和日本烟草公司的50.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中国烟草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出口卷烟的总体规模很小。2005年全国出口卷烟合计约156.7亿支，共流向56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各类出口品牌133个。从出口目标国家和地区来看，卷烟出口量超过10亿支的除中国香港以外，只有阿联酋和缅甸；5-10亿支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朝鲜、巴拿马和澳大利亚。

我国主要的烟草产品出口目的地中，我国香港、印尼和新加坡进口的烟草金额比重比较大，而且这个比重较为稳定；菲律宾和埃及近几年来从我国进口的烟草产品金额比重开始上升；马来西亚从我国进口的烟草产品金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在10%以内；俄罗斯和比利时从我国进口的烟草产品比重较小。

我国的烟草产品在中国香港、印尼和新加坡市场上的份额较大，非常具有竞争力，但在中国香港和印尼市场上的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很大。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加大了对印尼等市场的烟草出口，减少了我国的份额。

整体来讲，我国的烟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对进出口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2.1.3 缺少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烟草同国外客户通常只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双方只注重短期购买行为，缺少长期战略合作观念，企业之间很少缔结联盟。中国出口卷烟进口商大多是中间商，还有不少中介公司，他们在经营烟草制品方面缺少专门人才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国际市场营销方面投入资源少、满足于一卖了之。

2.2 中国烟草对外贸易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烟草的对外贸易目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提升出口贸易水平。中国烟草多年来一直为出口不增量、出口市场反复波动、难于开拓新市场等问题所困扰。归根到底，就是没有突破传统的以产品一般贸易为主的、处于较低层次的经营方式。中国烟草缺少利益互惠的、能够长期信赖并有效帮助中国烟草制品进入国际市场实现双赢目标的“桥梁”或“纽带”，企业的销售缺少延伸到国际市场的某种机构或中介力量。

中国烟草没有突破传统经营方式的原因：一是国外烟草产品买家对中国烟草产品和企业不熟悉。二是中国烟草对国际烟草市场行情不熟悉。三是烟草产品本身的特殊属性也是造成国际市场进入困难的一个方面。

3 中国烟草提升对外贸易水平的对策建议

3.1 以契约式联盟为主，股权式联盟为辅

中国烟草在开展跨国经营时，契约式联盟可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而把股权式联盟放在其次的位置，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以契约为基础的联盟比较靠近市场，无须建立新的组织，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国际战略联盟包括很多种契约式的联盟，像技术许可生产、营销协定、供应协定、技术协定等，这样的联盟交易快捷，治理结构简单，日渐成为跨国公司间流行的范式。

二是契约式联盟可以使国内企业保持自身的柔性与灵活性，并且容易找到合作伙伴。契约式联盟和股权式联盟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契约式联盟灵活性高、企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股权式联盟使企业受到更多的限制。同时，较高的灵活性也使企业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便于企业扩大合作范围。

三是股权式联盟的风险相对较高。中国烟草企业现阶段还不完全具备在海外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条件，采取股权式联盟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而通过契约式结盟，可使企亚摆脱国际市场经营的风险，使企业有更多的选择。

3.2 中国烟草应多同实力对等的外国企业缔结联盟，以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中国烟草同国际大型跨国烟草公司相比无论在规模、销售网络和管理等诸多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同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结盟会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不对等的联盟使得联盟中的资源、核心技术和知识为大型公司所控制，长期下去会造成我方企业对它们的依赖性，不利于自身经营水平的提高。而国外的许多中小型跨国公司在同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中也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它们在同大型跨国烟草公司的竞争中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必定具备某种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同这些中小型跨国公司缔结联盟不仅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且能够从它们身上学习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对于中国烟草来说，选择合适的联盟对象直接影响企业联盟的绩效。国际战略联盟能否获得成功，联盟伙伴的选择是关键因素。

3.3 中国烟草企业应通过跨国联盟学习国际贸易知识，提高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

中国烟草通过国际战略联盟，能够不断学习国际贸易知识，逐步提高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企业现阶段开展跨国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学习联盟伙伴的知识，这既包括企业经营方面的知识，也包括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有效地开展跨国知识联盟，使企业提高组织和管理技能。

对外贸易研究篇（6）

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同比增长34%，高于整体增幅14.1个百分点，占外贸比重6.8%，高于去年同期0.7个百分点。机电类、纺织服装类产品平稳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偏低。2011年，全省机电类、纺织服装类产品分别出口921.05亿美元和602.5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4%和21.1%。机电产品出口增速略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其中船舶出口比上年下降10.2%，对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影响较大，剔除船舶产品，其余机电产品出口比上年增长19.1%，与全省出口平均增速基本持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55.23亿美元，同比增长5.4%，大大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出口主要商品中，增长较快的有成品油、铝材、集装箱、轴承、钢材等商品，出口同比增速均超过30%。贸易摩擦涉案数量创新高，涉案金额略增。2011年，我省共遭遇贸易摩擦案件93起，涉案金额为14.08亿美元，涉案数量超2009年金融危机时水平，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6%，涉案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略增3.5%。其中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2起，337调查5起，反规避3起，特保措施2起。浙江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中，美国发起19起，土耳其发起13起，印度发起11起，巴西发起8起，欧盟、加拿大各发起7起，澳大利亚、泰国各发起案件5起，阿根廷发起4起，印尼发起3起，墨西哥、南非发起2起，俄白哈关税同盟区、哥伦比亚、秘鲁、台湾（地区）、摩洛哥、韩国、埃及各1起。

2012年浙江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分析做好今年的外贸工作，需要对形势有准确的预判，采取正确的应对举措。我们认为，一方面，今年外贸发展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制约外贸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浙江外贸发展具有一定基础和有利条件，经过努力仍然有望实现平稳增长。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一是世界经济基本面脆弱，但不会出现严重衰退。从目前情况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放缓，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在放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有：欧洲债务风险上升、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全球性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新兴经济体增势趋弱、中东问题等非经济因素干扰不断增多，等等。鉴于以上问题，全球增长前景黯淡，世界经济增速可能长期低位徘徊，并面临严重的下行风险。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数次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4%下调至3.3%。

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和下行风险增加，势必对浙江外贸稳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如国际市场需求不振、经贸摩擦形势更加严峻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总体保持稳定，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衰退，国际市场需要可望保持基本稳定，我省外贸出口仍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2011年各季GDP环比增速持续上升，个人消费及就业率等主要数据有所改善；欧盟第二轮总额共1300亿欧元的救助希腊计划已获批准，债务危机风险有所缓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维持在快速增长的区间。二是经济增长面临放缓的压力，但宏观经济有望保持稳定。2011年我国GDP增长9.2%，较上一年回落1.2个百分点，GDP增速呈逐季回落的态势，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所滞缓。国内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叠加，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内外风险与挑战包括：通胀压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抑制经济泡沫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难题，国家经济增长面临放缓的压力。三是浙江经济面临转型挑战，但也面临发展机遇。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运行的要素环境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1年，浙江GDP同比增长9%，增幅低于全国0.2个百分点，在全国仅高于北京和上海；浙江面临的资源要素制约更加明显，局部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倾向、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用工荒、用电荒、工业用地紧张等问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向中西部倾斜。浙江经济进入转型期，已有的发展优势需要巩固和再造，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变，已成为未来浙江经济兴衰成败的关键。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企业总体经营环境趋紧，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增大。

主要存在六大难题：一是融资难度加大。在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偏紧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资金短缺问题尤为突出。半数以上的企业表示融资出现困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贷不到款或授信额度不足；另一方面，贷款利率偏高。企业目前所获贷款额度，一般采取“现金+银行承兑汇票”打包方式获得，其综合年利率比基准利率高得多。此外，银行还要求企业保持一定的存贷比，要求购买理财产品，要求苛刻的资产担保+企业相互担保，部分民营企业还遇到银行抽贷，个别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跑路”现象发生。二是招工用工困难。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比较突出，同时缺工现象向欠发达地区蔓延，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企业不但对接大单、长单持谨慎态度，连在手订单也面临不能按时交货的风险。大部分企业反映劳动用工成本上升较大，过去三年制造业普通用工成本几乎上涨一倍，而且流动性上升，目前企业职工的月流动率在8%—12%之间，而较为正常的情况则应在4%—7%之间。三是出口订单减少。

据“浙江省外经贸运行监测系统”数据显示：自去年二季度以来，重点联系企业中出口订单开始逐月回落的态势明显，去年年底以来我省出口订单景气指数一直处于微弱景气状态，明显弱于年初一直在较为景气区间运行的情况。预计2012年一季度将延续2011年底的态势，出口增速继续下行。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仍然较大。今年人民币有进一步升值的压力，预计仍将继续缓慢升值。据调查，在当前外贸企业担心的若干重大问题中，人民币汇率名列榜首，汇率的稳定成为企业的殷切期盼。人民币升值客观上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出口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汇率不稳也使得交易双方预期不明，为防止汇率风险而推迟或减少减小订单。五是“电荒”等问题仍将持续。2010年以来浙江电力供应几乎没正常过，2011年夏季用电高峰期，浙江省启动有序用电C级方案，即全省错避峰负荷300万千瓦。

到2011年9月初，用电缺口仍达200万千瓦，众多中小企业仍处于拉闸限电状态，“开三限一”、“开五停二”，而被限电最多的就是中小型民企，不少企业反映生产节奏完全被打乱，合同完不成，开工不足，工人工资还得照付。据省能源局分析，2012年浙江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将达到900万至1000万千瓦。六是大宗原材料高位波动。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反映，2010年棉花价格高企，一度超过36000元/吨，2011年棉价大幅“跳水”，目前仅在22000元/吨左右，令纺织企业损失上升。类似情况也出现于光伏、农产品等行业。大宗原材料大幅波动给我省外贸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2012年浙江外贸预测与对策建议通过政策扶持稳市场。对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的引导和推动，金融危机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外贸的扶持力度，对企业有效应对危机、稳定外贸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历年的外贸政策发展脉络来看，存在忽冷忽热的问题。外贸出口形势好，出口退税税率就可能下调，各种支持力度减少，甚至有些原定的政策不到位、不落实；而一旦外贸陷入低潮，各级政府又紧急启动，上调出口退税率，增加扶持资金。这种政策的频繁调整，不利于企业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也容易诱发国际贸易摩擦，如出口退税政策本身是国际惯例，是世贸规则允许的，由于频繁调整，也被西方国家指责为一种变相补贴，甚至国内也有很多误读，以为企业出口就是赚国家出口退税的钱。当前，广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普遍反映形势比金融危机时还要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财政扶持资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外贸企业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努力增加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额度，并积极研究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争取订单。要认真做好出口信用保险工作，努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积极通过展会拓市场。面对当前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能展尽展、全力促展”的工作方针，通过参加各类展会争取更多订单。要积极培育境外自办展。目前我省已成功搭建了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会、迪拜交易会、越南交易会等境外自办类重点展会平台，在整体推动浙江产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要继续扩大范围，争取在中东欧、南美、非洲等地区培育自办展，推进市场多元化。要积极做好广交会等国内重点展会工作。继续积极向商务部争取保持广交会展位，不断优化展位结构，提高品牌类展位数量，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参展条件和机会。

今年商务部计划对广交会摊位分配进行调整，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近年来外贸增长快的省市倾斜，在广交会摊位数量难以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已有存量进行调整，我省一直是广交会摊位大户，高居全国第一，首当其冲，可能会丢失部分摊位，我们要未雨绸缪，改进广交会管理，完善广交会展位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块状经济抱团参展，提升展位形象。同时，要继续组织好华交会、消博会、义博会、东盟博览会、亚欧博览会、中西部博览会等其他境内重大国际性展会的组织工作，力争取得好的参展效果。要积极组织参加境外各类展会。加强展会的分类分层指导，做好参展企业、参展商品、目标市场细分管理。要从招展、布展、展后评估等方面加强领导、认真组织、细致执行，并为参展商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提高参展实效。积极转型升级立市场。入世10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浙江外贸出口也位居全国第三，但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存在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国际竞争手段比较单一、外贸结构发展层次较低、外贸主体竞争实力不足、外贸产品议价能力较弱等问题。要推进浙江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就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我们要把出口基地和出口品牌建设作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工作抓手和工作突破口。

对外贸易研究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对外贸易；战略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伴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贸易、投资、金融日益趋向自由化，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几乎席卷了全球所有国家，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全球化经济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贸易自由化使各国更加有序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我国加入WTO后，我国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当前，我国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过进程中，应竭力争取利益，规避风险，不断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综合竞争实力，保证国际经贸的有序安全。在世界经济力量向发展中国家转变，在多边贸易体系自由化逐渐放缓，区域自由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贸易飞速前进的趋势下，我国应顺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调整与之相适宜的外贸战略，紧抓利益增长点，促进国家对外贸易综合实力的提升，推动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1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1.1世界经济力量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中美国、欧洲、日本占据主导，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以美、日、欧为中心的“三足鼎立”状态，而21世纪后，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趋向低迷状态。而此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经济走向高速发展之势，2015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中，中国位居世界第二，GDP总量为10.3万亿，巴西位居第七，GDP总量为2.5亿万，印度、俄罗斯紧随其后为2.1万亿。相关研究表明，未来10年，新兴力量的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上将趋平。

1.2多边贸易谈判放缓

现今，世界贸易已然进入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然而与此同时，保护贸易仍在存在，并与之相对立。针对这种情况，世贸组织进行多次多边贸易谈判，但因许多国家未能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致，使得多边贸易谈判始终陷于僵局。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仍在持续前行。当前，WTO将进一步就农业问题、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转让等问题做深入谈判，着力协调各国立场，努力寻求适宜的解决方法。

1.3区域自由贸易快速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经济转轨阶段的国家促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向好，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双边贸易谈判放缓，世界各国贸易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途径，国际经贸自由化发展更加深入，国家经济贸易更加便捷。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发展进程，世贸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更加频繁，区域自由贸易更加活跃，且深入快速发展。

1.4世界服务贸易蓬勃发展

现今，服务贸易俨然已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更是国境经贸中的最高利润增长点。在电信、通讯、保险等新型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些都属于服务贸易中拥有较高附加值的部门，而位于领先地位的依然是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

2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2.1转变出口贸易结构，更新出口贸易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战略伴随着国际经贸形势而不断调整，但一直以来，出口贸易仍为主要的对外贸易形式，且近年来经济贡献巨大。但当前的出口贸易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出口结构上，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足。对此，我国应适时转变对外出口结构，更新出口方式，着力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设备，有效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增强其在世界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

2.2大力发展战略性贸易

对于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力不强的产业，如钢铁、汽车等产业，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缺乏，主要技术依赖进口，而这些产业又是国家工业产业的重要支柱，对此，我国应对其给予大力保护与扶持。对此，国家应大力扶持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科研开发，构建科研成果转化部门，培育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国家制定适宜的科研补贴，为外贸产品的科研开发提供物质支持。

2.3着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服务贸易是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但是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整体水平滞后，竞争能力不强，对此，我国应着力推动新型服务型产业的发展。第一，政府为服务型产业发展营创良好外部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财物力的支持，着力改进传统服务产业发展基础，为服务贸易发展制定适宜的战略举措。打破垄断模式，提高服务业综合竞争能力，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立法，完善贸易管理机构。其二，优化服务质量，完善出口结构，着力提高传统服务业服务管理水平，提升劳动者素质。具体而言，电信行业应做好对外投资，推动跨国经营；保险投资咨询行业，优化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质量，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行业进行兼并重组，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增强其服务管理水平。

2.4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

基于现如今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大环境，我国应积极融入其中，以增强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对此，应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密切与港澳台的合作，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与繁荣；第二，立足现实，纵观世界大局，放眼未来，在世界格局中，在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背景下，找寻与我国关系友好且需求互补的合作对象。

对外贸易研究篇（8）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86 — 02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齐齐哈尔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由于本国经济萎缩而进口减少。同时，很多国家意识到对外贸易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缓解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各个国家通过制定有利于本国产品出口的政策等各种方式来加大产品出口力度，导致了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欧美等国还频繁的对来自于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使企业出口受阻，贸易摩擦严重。齐齐哈市的对外贸易在此大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的现状

（一）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顺差明显

数据来源：齐齐哈尔统计信息网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出口和进口有增有减，贸易规模总体不断扩大。10年间进出口总额由2003年的6，517.74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02，888.2万美元，其中进口由2003年的3，468.77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45，593.8万美元，呈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由2003年3，468.77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7，4425.4万美元。从2003-2012年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连续10年呈现贸易顺差（见图1）。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萎缩对齐齐哈市对外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2011年出口总额下降了23%，2012年进出口总额也呈现了10年来的首次下滑，但2013年1-3月份初齐齐哈尔对外贸易总额呈现回暖的趋势。

（二）进出口商品主要以机电产品、农副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

2012年齐齐哈尔市出口的机电产品为37，105.80万美元，高新技术产品为1，881.69万美元，两类产品的出口占全年总出口的61.35%，即达到了出口产品的六成。2012年齐齐哈尔市进口的机电产品为12，223.81万美元、进口的农副产品达到了1，529.60万美元，两类产品的进口占全年总进口的74.3%，即达到了进口产品的七成。国有企业的进出口占的份额比较大，2012年国有企业进出口达到了全市进出口总额的83.17%，其中轨道交通、北钢和一重股份三家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全市进出口总额的81.10%。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为辅。主要的对外贸易合作伙伴来源于大洋洲、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与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关系。全市所辖16个县（市）区中，龙沙区、龙江县、依安县等在进出口中表现出色。

一、 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的瓶颈

虽然齐齐哈尔市在对外贸易方面有很多优势，对外贸易额逐年增长，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竞争的加剧使齐齐哈尔对外贸易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

（一）劳动力优势减弱，微观经济运行阻力加大

齐齐哈尔市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较大，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是，随着其它不发达亚洲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我国进入劳动者收入增长期，使我们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逐渐减弱，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低于我国，这使得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面临严重的挑战。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企业普遍人工及福利支出费用增加，企业负担有所增大。以对外贸易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二）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齐齐哈尔出口的产品中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其高技术含量，但是齐齐哈尔出口的大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其技术更新速度相对较慢，部分出口产品的零部件还要依赖进口，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由于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一些机电产品在设计上没有考虑到进口国的气候等温度变化条件，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当地天气过热，机器零件热涨导致返修率较高，售后成本加大，受到欢迎和认可的程度逐年下降，所以企业迫切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开展技术创新，开发和研制先进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品在设计上要有针对性，来顺应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配套服务不健全，外运服务便利性不够

齐齐哈尔除了几个进出口龙头企业具有报关权外，其他多数具有进出口能力的企业没有报关权，只能委托报关行和兼营报关的国际运输企业完成进出口报关，但在齐齐哈尔专门从事报关业务的报关行少之甚少，报关成本相对较高，导致进出口报关受阻。同样，从事国际物流的企业相对较少，中国外运黑龙江齐齐哈尔公司是为数不多的国际运输企业，进出口运输在物流的选择上受到极大的限制。

（四）专业人才相对匮乏，软实力亟待增强

齐齐哈尔市已经具有进出口能力的企业，对报关员、商务谈判人员及通关事物办事人员的需求旺盛，相关进出口业务潜在量巨大，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无法拓展进出口业务。人才相对匮乏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流失严重，在工作中成熟起来的高级商务谈判人员以及熟练的报关人员，在齐齐哈尔市的收入待遇往往低于南方发达地区，导致高级人才频繁“跳槽”；二是新生力量补充不足，多数齐齐哈尔当地的优秀应届毕业生选择去经济相对发达城市从事外贸工作，不愿留在齐齐哈尔，致使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专业人才队伍出现“供血不足”现象。

齐齐哈尔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同发达城市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企业在收到国外企业的发盘时，掌握不好谈判的技巧，错失了很多机会。同时谈判人员对非关税壁垒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贸易国的法律法规等没有深入研究，使签订的合同在贸易术语的选择、国际运输、货物保险等方面问题的处理上处于被动的局面。当遇到贸易摩擦时，很难依据国际商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型企业虽有报关权，但是缺乏经验丰富的专业报关员去报关，导致通关的效率低下，报关差错率较高。

二、 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的对策建议

齐齐哈尔市对外贸易虽然面对发展的诸多瓶颈，但是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出发，不利因素可以减轻和克服。齐齐哈尔大学的肖艳红认为“任何产业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竞争。”和“准确把握不同国家或不同区域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对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完善国际化战略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应该在掌握齐齐哈尔对外贸易瓶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利于本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同时政府应积极引导，加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与周边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另外，政府可以通过高层会晤等方式，为企业进出口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积极创立进出口贸易信息的公共平台，为企业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助力。

（一）企业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不断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

出口产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受到亚洲其它兴起国家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影响下，应积极培育新的优势，比如在产品性能，产品质量方面开发出其它企业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以弥补我们在成本上丧失的竞争力。企业应根据市场形势，竞争对手情况，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仍有一席之地。也可以通过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把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更多的推向国际市场。

企业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核心竞争力方面，不断的研究国际市场、进行市场调查、对国际市场同类产品要深入了解其优势，以便对本企业产品的竞争对手情况熟悉，避免与其发生两败俱伤的竞争。在了解竞争对手的基础上，提高自身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明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性会更大。

（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要不断创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要提高创新能力，企业应重视研究开发。由于研发部门需要先投入大量资金，培养和提高研发能力，而开发出新产品的年限相对较长，所以很多企业不愿意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这种做法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企业应拿出专项资金作为研究开发的投入，反复的进行新产品的实验，为提高研发水平，可以聘请专家学者到企业进行业务培训，鼓励具有一定创造力的研发人员，激励他们不断开发出新产品，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健全配套服务，提高外运的便利性。

鼓励当地创业者成立报关公司和报关行，为进出口通关服务，同时，也可以吸引知名的报关公司和报关行在齐齐哈尔建立分支机构，为齐齐哈尔进出口业务办理报关手续。在国际运输方面，加强对物流公司的管理，吸引有实力的正规国际物流公司进入齐齐哈尔，从事国际货物的运输，以此来降低产品出口运输的成本，形成物流竞争的局面，这样可以提高运输的效率和提升物流服务的质量。

（四）吸引对外贸易人才

企业应积极留住本地从事对外贸易的毕业生，同时尽可能吸引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商务谈判等专业人才。可以通过提供岗位需求，进行毕业生专场招聘、到大学进行宣讲等方式吸引毕业生，毕业生入职后尽可能多的让他们从事报关等进出口业务。刚入职的谈判人员，可以作为有经验谈判人员的助理，不段学习谈判经验和技巧，不断提升入职人员的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明确在企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进而会踏实工作，提升自我业务能力，而不会想着离开本企业。对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企业可以通过高薪、良好的福利待遇以及提供重要的岗位来吸引，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在实际业务上会给企业减少很多意想不到的损失。

〔参 考 文 献〕

〔1〕 肖艳红. 产业国际化水平统计模型构建〔J〕. 商业时代，2011，（24）.

〔2〕 深刻理解“一号文件”精神加快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J〕. 郭翔宇，农业经济与管理，2012，（02）.

对外贸易研究篇（9）

[DOI] 10.13939/ki.zgsc.2015.08.141

1 前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速度越来越快，比重也越来越大。由于资源有限、环境污染问题的存在，引发相关部门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对外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国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2 制定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2.1 适应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们社会水平日益的提高，“环保”已经成功的与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三大主题。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贸易活动和环境问题紧密结合，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甚至列入国际会谈的重大议题；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地位的显著。因此“绿色”是国际贸易法制定、国际贸易活动执行的基本前提。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国际组织已经制定了250多项与环境相关的贸易公约，如《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这为贸易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此外，世界各国逐渐认同了对外贸易中切实落实环境标准的理念，ISO14000标准就是有国际标准化组织指定来保证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所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相吻合。

2.2 我国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以及政策。21世纪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成功地从速度发展型转向效益型、资源节约型取代了原来的资源消耗型。由此看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再加上对外贸易的收入是国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它的发展与规划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经济基础仍处于相对薄弱的局面，不仅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理念普遍偏低，就连与贸易经济环保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等也表现出不完善的一面。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作为我国贸易发展的内在要求。

3 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模式

3.1 基本原则

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考虑，要想让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得到可持续发展除了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保持一致外，还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标准。例如效率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这三大原则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效能最大化不仅是企业发展的追求，对外贸易也是如此：以最小的成本、资源投入获取最大额度的收益。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较为复杂，因此一旦环境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只有环境的健康持久的发展，我国经济才能得到可持续性发展。之所以讲究公平性原则是为了保障其他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有些实力较为雄厚的国家，把那些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上，一些国家可持续发展正遭到破坏。

3.2 目标模式

要想解决好对外贸易的核心问题――环境与管理模式的关系就要良好的把对外贸易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为此主要从以下三个目标模式进行考虑：一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产品结构要体现出资源节约型的特点，限制不利于国家资源长期发展的产品贸易，鼓励并加大技术型产品的投入与开发。二是进口产品要与我国整体的消费基础相结合体现出适度消费的要求，尽量以资源型产品、技术型产品和设备型产品为主；减少高消费品的进口，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走私现象的发生。三是对对外贸易机制转向生态现代化，把符合现代化的生态理念融入到对外贸易的整个活动当中，由于贸易活动而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成本必须要核算到企业外贸的经济内容里。

4 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我国的地大物博，能源和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国的外贸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了相对的竞争优势。不过，我国如今的对外贸易交易活动与可持续发展观念还存在尚未融合的地方，这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说是一项较大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优势”变化过程带来的挑战，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煤矿能源结构为主的相对产品优势基本不会改变，与环境相关的碳排放量的减少将会迫使其走出世界市场。其次是来自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发展而设置的“绿色壁垒”方面的挑战，他们无故假借环保与健康之名，设置不合理的法规和标准，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出口量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此外，还有就是由于世界产业的垂直化分工所带来的挑战，一直以来，中国的产业处于较为低端的层次，想要完成产业的升级转型非常有难度。

对外贸易研究篇（10）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9-0047-02

贵阳市位于我国西南云贵高原的东部，是贵州省的省会，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地处中国大西南腹地，山地丘陵之中，群山环抱，是一个资源丰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的城市，但由于地处中国内陆省份城市，经济欠发达， 对外开放程度低， 对外贸易及利用外资起步较晚。但在“十一五”期间贵阳市政府采取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举措，使本市的外贸规模、出口商品结构、市场竞争力、出口市场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在扩大出口载体、提高资源性加工产品出口竞争力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因此，研究贵阳市对外贸易发展问题对推动贵州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贵阳市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十一五”期间，在贵阳市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贵阳市的对外贸易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国内外市场激烈变化的考验，全市对外贸易总体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外贸进出口总量达91.5亿美元，比“十五”期间增加49亿美元，五年年均增长17.8%。一般贸易进出口值为22.5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值的85.4%；加工贸易进出口值为3.59亿美元，两种贸易分别比上期增长65.7%和55.5%，呈现显著增长的态势。贵阳市进出口贸易增速在西部10个主要省会城市中的排位由过去的第4位大幅提升至第1位。贵阳市的外贸进出口状况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外贸进出口队伍不断壮大

贵阳市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进出口企业从过去的400多家增加到1200多家，增长了近200%。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由过去的230多家增加到300多家，增加了近70家，增长的近70家企业大多为非公有制企业，极大改善了贵阳市外贸进出口的主体结构，推进对外贸易主体多元化发展。

（二）贸易方式多元化，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

贸易方式更趋于多元化，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除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外，其他贸易方式所占的份额也有所增加。例如：瓮福集团在沙特中标的选矿厂建项目，共带动物资出口2.5亿美元，中铁五局、七冶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带动物资出口额高达到1.7亿美元。

（三）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增多，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

贵阳市一直以进出口磷肥、轮胎等“两高一资”的产品为主，其他产品的进出口量很少，没有形成规模。近几年，随着外贸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的不断加快，许多单一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生产和贸易为一体的综合企业（例如：瓮福国际、贵州航天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出口商品的品种也从800多种增加到1000多种，出口禽蛋、花卉等新兴商品成为新的增长点。商品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

（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局面逐步形成

近几年本市加大对外贸易工作的力度，鼓励企业拓宽国际市场，外贸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意识增强，广泛参加境外各种展览，展销会，利用电子商务等新的营销模式拓宽国际市场。出口国家涉及亚洲、欧洲、非洲、拉美、澳洲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十一五”期间增加22个。贸易多元化发展促进贵阳市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出口市场多元化局面逐步形成。

二、贵阳市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外贸依存度低，贸易规模落后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反映其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贵阳市外贸依存度从整体上来看相对较低，尽管外贸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但相对于发达省市而言相对较低， 可见贵阳市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较低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乏力，贸易的规模仍旧落后于全国大部分省份。这说明目前贵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很滞后，外向型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二）缺乏主导产品，出口商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贵阳市出口产品结构较不合理，没有出口主导产品，小而散的局面没有改变，以资源性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一半，这种出口商品结构反映了贵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落后， 缺乏国际竞争力。例如：贵阳出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在玉米、水稻、辣椒、马铃薯、烤烟上，这些农产品基本上属于初级产品。由于出口原材料和粗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着较大比重，势必会导致贵阳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空间也相对较小。同时，这些产品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才能进行规模生产，同类产品的进出口，容易造成贵阳与其他贸易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影响双方的正常经贸关系。尽管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有所上升，但大多属于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性工业制成品， 很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难以创造稳定的出口发展环境。贵州是全球喀斯特分布最广和最典型的地区，同时又是我国亚热带山地原生植被保存地，以及形色各异的民族情调，素有“避暑之都”的美誉，这使贵州的旅游开发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热点和亮点。但与其他旅游贸易较强的省份相比，贵州旅游业仍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旅游产业开发较晚；经济上的落后反过来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观念封闭，缺乏对外开放的意识；目前旅游产品种类较少，没有自已的独特品牌，缺乏一定的规模，这些都是影响贵阳旅游产业落后的因素。同时，经济、文化、交通等相对落后，政府投资力量薄弱，许多高品位资源无法开发，这些因素都制约了贵阳旅游业服务贸易的发展。贵阳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光靠出口低级或初级产品是远远不够的，迟早会被众多竞争对手淘汰。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贵阳自身的长处，推动高新产业的发展，推进出口产品的转变，寻找出口主导产品，成为贵阳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问题。

（三）出口企业规模小，集中程度高，出口市场相对单一

贵阳市外贸进出口企业中进出口额千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10%左右，而这部分企业进出口额占总量的80%以上，集中程度过高，多数企业规模偏小，管理水平较为落后，缺乏资金，更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和研究，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较弱，缺乏具有国际贸易经验的经营人才。同时，进出口市场过于单一， 对亚洲市场依赖性较大，从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开始， 其市场就过于集中于亚洲一些国家， 造成进出口市场过于单一的格局， 不利于扩大进出口数量和进出口商品的多样化， 也容易受到一些国家的限制。欧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贵阳的产品应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

（四）政府重视力度加大，但缺乏服务保障措施

随着贵阳市外贸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虽然有一定的进步，但与西部同类城市相比仍存在外贸经济依存度较低、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链较短和缺乏金融服务政策等一系列问题。据了解，贵阳市政府近年来对外贸发展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扶持政策也从以往通过单一的出口退税来鼓励企业出口贸易发展转变为更为灵活的扶持政策，如对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费用进行补贴、对产品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扩大出口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对企业提供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补贴等政策。但这些政策还缺乏对于大、中、小、微型外贸企业的分类扶持，缺乏对不同产品形态区分的侧重扶持，更缺乏对企业融资发展方面的扶持，扶持政策比较单一，扶持效果不明显。

三、贵阳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坚持“走出去”的战略，抓好重点市场

贵阳的外向型经济对各贸易国应全方位开放，应加强与贸易国的多方面、多层次合作。切实落实“走出去、引进来”的这一经济指导方针，为外贸部门和出口企业提供便捷条件，制定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政策，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优质的投资环境，建立良好有效的对外出口机制，鼓励出口。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做到：一要努力巩固传统市场。东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是贵阳市主要的出口市场，占本市出口额的40%左右。应引导各企业进行多批次、小规模和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加大各企业与传统市场的对外贸易，巩固老客户。二要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充分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的开拓资金，加大对中东、南亚、新西兰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要特别重视挖掘自由贸易区市场的潜力，引导企业融入区域贸易合作。积极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承包工程，通过外包工程带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并及时掌握发展动态，把握时机，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实力同时，还应积极从各国市场进口有关高新产品的原料和资源，对急需资源的进口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另外，还应提高运输、保险、通关、检验、结算等的工作效率，使国际贸易更为通畅，从而提高贵阳市的外贸依存度，促进经济新的增长。

（二）进出结合，抓好重点产品的出口，优化商品结构

首先应抓好已有的重点产品的出口，结合贵阳市工业振兴计划的实施，支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特色食品的出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选取有竞争、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具有贵州特色的产品，进行出口可行性调研，创立名牌效益。加快矿产品资源的转化率，变资源优势为出口产品优势。如：可以利用修文铝土矿的资源优势，支出中陶支撑剂，鑫益能公司聚集发展，打造成年产10万吨全国最大的陶粒石油支撑剂出口基地。其次要积极扩大进口，今天的进口就是明天的出口。要突出进出结合，以进促出，充分利用国家下调进口关税和对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贴息补贴政策，扩大资源性产品，原材料产品，急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进口，推进贵阳市产业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努力改造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新兴产业中的环保业、旅游业，磁性材料、嵌入式电脑软件等领域的技术，来改变贵阳市出口贸易与工业发展相脱节的状况。在商品进口结构方面，贵阳市将把过去以中高档消费品为主进口转变为以先进设备和中高档原材料为主的进口，将消费型进口商品结构转变为生产型进口商品结构，提升了贵阳市产业的技术结构。

（三）坚持“保大抓小”政策，扶持重点企业发展

在“十二五”期间应加大对企业的支持：一是要千方百计保住大企业。进出口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大户是贵阳市外贸进出口的骨干力量，进出口规模占全部总额的80%以上，其经营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全市的出口走势，通过采取“一企一策”、“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支持它们稳定现有客户，保住现有的市场份额，确保这些重点企业市场稳定，份额不减；二是培育中小企业。大企业要保，中小企业要稳。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进出口业务，并引导企业加强在融资担保、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的工作；三是要帮助已获得进出口经营权但无业绩的企业实现零突破。例如：目前贵阳市已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共有1200多家，但有进出口业绩的仅为320多家，占26%左右，四分之三左右的企业尚未实现零的突破，下一步应加强指导服务，强化业务培训，帮助企业尽快实现自营出口。

（四）政府强化保障措施，优化市场环境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贵阳市对外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抓好政策服务，加强政策宣传，强化指导服务，帮助企业用好用足省、市出台的对外经贸发展的促进政策。同时抓好金融服务保障，继续搭建银企合作平台，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得问题，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好政府出台的各项出口信用保险扶持政策，大力扩大承保范围和保险覆盖率，化解出口风险；二是抓好口岸服务，充分发挥各口岸单位的信息和政策资源的优势，指导、扶持和帮助贵阳市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发挥好口岸工作联络协调机制的作用，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 帅亮乾. 贵州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J] . 贵州社会科学， 2011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