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1）

G633.3

笔者发现在2014年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所制定这二十一条建议该中关于“传承经典，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革命历史题材作为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基本素材”方面就有四条，足见北京市对语文学科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重视程度。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江苏、福建等省份、直辖市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经典阅读教学，在近几年的高考题中也设计相关内容。但是也存在相当一部分省市，还未开展经典阅读教学亦或是认为阅读经典会浪费学生备考的时间。

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学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大力开展相关阅读活动的前提是语文教师明确知道“经典阅读”是什么，也就是了解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进一步地就是明确“经典阅读”对于学生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才能更好地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来开展经典阅读教学。

一、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

钱理群先生十分重视经典阅读，他认为经典文本的阅读可以在精神上延长人的寿命，可以使得人能够在广阔的世界文化的宝库中，与古圣先贤一起去追问生命的意义，通过和语言文字的亲密接触可以和写者同喜同悲，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却通过阅读、想象仿佛都一一历了。这说明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养料，现代人不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则需要它的养分。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作品》中写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了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最佳状态来临时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仍然是一种丰富的体验。”[ ]通过这段话可知经典文本的魅力就蕴含在它能够带给人以丰富的经验体验上，并且这种魅力只有真正去阅读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那究竟什么是经典？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中解释“经”，说“经者织也”，“经”的本义是纺织机等列布设的纵向的绷紧的丝线（以供纬线穿梭交织）。从本义引申了一个是动词，作为“治理”，如“经世致用”、“经邦纬国”；还引申了一个名词，即作为典范的书籍，如古代的四书五经；至于“典”，《说文解字》中“典”[ ]的本义是指重要的书籍，“典者五帝之书也”，两者意思有相近之处却略有不同。现代汉语多使用双音节字词，便将二者“经”和“典”结合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经典”――权威与典范并存的重要的传世之作。从文化层面看，经典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所凝结的文字之和，蕴藏着人类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明和智慧。人类的文明依靠的是体外遗传，这种遗传是凭借着文字沉淀在文本之中，才得以跨越时空得以延续，经典则是最为精粹――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从经典中汲取养分，来解决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学者余秋雨先生曾说，中国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那么中国人之所以都被称之为中国人，不仅仅是因为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更是因为受着同样的文化的熏陶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类似的思维模式。经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古今，融汇了本民族的精粹文化在其中的一个桥梁和枢纽。学生凭借阅读经典，便能够知晓我们的祖先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的历史进程，知道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化的今天，其中的文化基因便能融入我们身体之中，成为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只有经历如此过程，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得成为中国人。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必要性

教育，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教育一直伴随着人类，并将在未来和人类共存亡。人类的文明对于人类后代是不可通过自然遗传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才能习得。基础教育阶段中教师所教授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皆为人类世代的认知总和中的基础和精华。毫无疑问，教师就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人类智慧思想的启迪者。而语文教师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有责任将中华文明传承下去，让学生学习其内容，继承其精髓，内化成为自己的国文母语的素养；有义务使得学生通过国文母语的阅读和运用，能够发展出一种对于母语的敏感，培养起思维能力――实证与推理、想象与联想、辨识与批判、反思与创造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的鉴赏能力。我国经典著作便是语文教师教，学生学的，最佳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教学材料。

在全球化下的今天，中国和国际已然接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发得紧密，我国国民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而国外的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我国学生不能将自己的视域局限于国内的文学作品之中，否则只能如“井底之蛙”固步自封，学生的世界观将因此是缺失的。基于此在语文教师在传承我国的文化经典之外，还需引导学生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阅读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

然而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下，人们的阅读碎片化和阅读浅显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进行深入阅读，继而无法形成深入思考的能力。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迅速获取信息、快速阅读的能力和深入阅读深入思考的能力却是同样重要的。中国青少年阅读亦受阅读大情况的影响，阅读习惯多以碎片化的电子阅读为主，阅读纸质书籍较少且多以畅销书籍为主，阅读经典书籍就更少。可知现阶段学生的这种阅读状况并不乐观。

当下在中学生中提倡经典阅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涉及到阅读书目选择的和阅读活动开展既要学生自主阅读兴趣、认知程度、以及可以利用的课内外时间，更需要结合书籍的经典程度和意义价值，所以在中学生时期阅读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本身就是个难题。但如是一味迁就学生的现有阅读口味，让他们大量去阅读非经典的书籍，甚至是阅读快餐式的书籍，很有可能会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他们的阅读口味。正如钱理群所说的：“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向导――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人。”[ ]

三、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的实施建议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2）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3）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4）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09―06

一、引言

赛珍珠在中国居住将近40年，1927年之后4年间她翻译了《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前70回，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自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的发言权。1932年10月27日她在上海美国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肯定中国小说的好处，认为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虽然时隔久远，那时并未兴起讨论文学经典的话题，但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观问题可产生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如启示我们：文学经典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问题；我们应尊重本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中外在文学经典的实际操作标准上存在差异。

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论述文学经典时却忽视了这一块，似乎认为“文学经典观”应该是普适性的，是中外都适用的。如有人归纳文学经典观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名著，具有实质的原创性、超时空性，无限的可复读性和永恒性，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这种观念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这种经典观以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代表，讲究从原创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作品的经典性。

另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同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该主张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如荷兰杜威・佛克马等人的观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因为的确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中国陶渊明的诗、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

第三种观念就是将前两种观念折中，指出经典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

这些看法本身没有错，如以原创性、陌生化、建构性去评价文学经典是没有错，只是有时应用在实际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不知所措了。譬如：在西方文学世界里，没被《西方正典》详述细介的文学名著，如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贾平凹的小说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世界小说经典的文库里，有没有中国明代小说名著的地位？对《封神》这样的小说该如何看待？划不划入文学经典里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回答起来颇感费力。有人说，文学经典反正是个人之见，你认为是就是，只是需要你把它的经典性阐释出来。话虽如此，我们有时确实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但笔者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取得共识。以下就根据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学者的识见来探讨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二、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一）中外在古典文学经典认定上的较大差异

1.对待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国学者逐步采用欧美人的文学理论，强调以他们的理论看文学现象。这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同步，本身也没错。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欧美术语和言论只是一知半解，并没进行深入了解和辨析，因而导致对本国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评价偏低，如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水浒》等，说它们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性格为目标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民国时胡适就认为：《三国》“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视其为文学作品，自然等于否定其文学价值，就更等于否定其是文学经典。这种识见在中国还大量存在，如当前国内仍有相当多的人把《三国》当历史书来阅读和理解。

对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还有一些极端看法者。当代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就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上他把《三国》、《水浒》“双典”不当作文学著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著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按刘先生的意思，中国古代又要少《三国》、《水浒》两部经典。

这样，在评价中外文学经典时，总是近乎“崇洋”，说外国古典小说戏剧好，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差。

其实，还是让我们看赛珍珠的真知灼见吧。她认为“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说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方小说，就味同嚼蜡。这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斐然，中国传统小说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但同时，中西方在审视文学经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如据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更喜欢读《三国》、《水浒》，而不太愿意读艺术价值更高、更具近代性、更有西方小说范的《红楼梦》。这说明在中国，叙事婉转的故事小说比人物小说、传奇小说比写实小说更吸引读者。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硬要中国读者去喜欢欧美小说，可能是弄巧成拙的事。

赛珍珠的上述言论还启示人们：欧美人很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习惯与审视心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要采用他们普遍的标准。

而我们自己呢？常批评欧美人不给中国人话语权，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引进欧美人的文艺理论，如圆形人物、限知视角、意识流、陌生化、原创性等文学术语，可有时只是邯郸学步，或囫囵吞枣而已。引进英国杰出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就大肆批评中国本土的明代长篇小说名著重故事的展现，而不重视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引进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挥舞大棒，在明清白话小说经典中就只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笔者感叹有时是我们国内某些学者的精挑细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最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学经典作品”，又怎能全怪欧美人压制中国人的话语权呢？

笔者以为，赛珍珠关于“中国人口味”的那一席话为我们寻找答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出她作为大文豪的远见卓识，因为她看到了中外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强调尊重这种差异，尊重中国小说自己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既然中外存在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那么，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在鉴定“谁为文学经典”时也就存在中外之间较大的鉴赏差异。既然赛珍珠等欧美名人都强调中国口味，极力肯定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性，为何当代的我们却不能？

2.对待二三流的古典文学作品。

再看一下欧美人如何看待某些二三流文学作品。虽然布鲁姆把莎士比亚作品看作文学经典，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之列”。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l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曾高度评价过它。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学术界对本国文学执行过于严格和苛刻的经典标准。如在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成为某一类题材小说的经典往往稀少到只有一部作品。以明代为例。被详细介绍的长篇小说就只列四大奇书，言下之意，明代长篇小说经典就只有四大奇书。其实那时至少还有一部二流小说《封神》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曾是读者相当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旧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要大大超过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儒林外史》这类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经典小说相比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封神》的艺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读者特别喜欢它，这与它丰富生动、变化无穷的法宝故事和小说接受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它目前也被誉为仅次于《西游记》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但可惜的是，还没有哪部文学史教材视它为文学经典。

以上可见，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或许需要我们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为何我国的学者难做到？难道所谓的二流作品就不能视为文学经典？这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外在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不仅在对待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很多学者的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著的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电影《哈利・波特》而畅销盛行，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

其次，看莫言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话语权的表现，是中国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大事。被授予诺奖相当于全球范围内把莫言的代表小说纳入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意味着莫言小说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最牢固的确立。但冷静分析此案例，又能洞见中外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从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的审美性角度看，莫言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界或许并不算独一无二的顶级。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种识见并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确实电影《红高粱》捧红了莫言小说，扩大了其在国外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获得诺奖与海外较广阔的翻译有关系。如其“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假使真的如文学界这些学者所言，那欧美人为何这么看重莫言的作品，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列入文学经典――诺奖作品里呢？这还是归因于欧美人选择文学经典的角度。应该说，莫言小说的杰出成就是存在的，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陌生化成就，并能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是其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正如诺奖官方网站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确，莫言就是善用陌生化的文学技巧进行创新式创作，他能标新立异，充分显示人的人性和文学的人性化。他的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能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这种效果犹如有咖喱味，或偏咸的“重口味”。但也许这种“口味重”就是莫言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

最后，看赛珍珠小说。其实，赛珍珠获诺奖也与莫言有类似之处。蒋孔阳就说：赛珍珠1938年“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价值（当然也有价值），而是因为她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她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应该主要是指她用英文创作了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西方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作为评委评审出来的，故蒋先生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欧美人有时更看重题材与角度的新颖程度，并认为这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欧美人评判文学经典并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严守思想成就、语言文字的文学性、意象意境的审美性这些根本原则，甚至不作全面的权衡和稳重式评价，而只是看重作品的某些个性与特点。同时，通过以上中外对比，也不难发现，赛珍珠等欧美人所认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标准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划定标准普遍偏高。

三、对策：适当调低标准的可操作性办法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应自我反省，笔者想到的是改变：把标准适当调低，以实现文学经典的扩容。怎样在可操作性层面调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对策可供参考。

（一）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

一个让文学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文学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有诗、词、戏剧、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小说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文学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经典。再如说到中国诗歌，那么唐诗是经典，尤以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说到中国词，那么晚唐五代两宋词是经典，尤以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为经典；说到中国戏剧，尤以《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为经典；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文学经典。纸质文学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网络文学经典可按文体分，如分为网络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经典等。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昧、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等文学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文学经典。

把文学经典分类分得更细，多元化、多角度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可以消解经典认定中的单一等级制思维。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这样，此观念下的“经典”标准就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二）适当宽容对待作品的缺憾

目前学术界常以《红楼梦》为例来讨论“中国文学经典”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但也会带来一些不足。如《红楼梦》属于极优秀的文学经典，故以它为例论述，就易忽略其他文学经典的缺憾而拔高文学经典形成的一般条件。这样，《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的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很多文学经典都是有缺憾与不足的。如前文提到的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国内四大奇书则是：《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水浒》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弱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较严重的之弊。但事实证明，缺憾往往被广大的读者忽略，或至少不太关注；并且，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著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故笔者认为，缺憾应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憾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憾，才可能吸收经常排名第二第三的某些作品（如《封神》）进入文学经典之中，实现经典扩容。

（三）文学经典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首先，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前文赛珍珠所说的“中国人的口味”言论启示我们，各民族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应该尊重中外不同的风格，尊重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

其次，只要能集中代表民族精华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经典。民族之间只有生活形式的不同，而不能分优劣等级。文学作品可以蕴涵民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俗、信仰、历史、心理等，可以尽可能汲取民族文化养料。可以说，越是紧密结合民族文化、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故民族特性化是文学经典差别化的一条正确的路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特点，即使是某一个国家内，多民族的布局也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蕴含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常常与民族牵连，与民族文化相连就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从而可能被视为经典。

最后，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赛珍珠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授奖时还说过：“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一个美国大文豪都这么赞誉中国民族的小说经典，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不到呢？可以说，赛珍珠尊重“中国口味小说”的言论和欧美人有时把二三流作品当作文学经典的看法启示着我们：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而不是像刘再复先生那样试图诋毁和消灭已有的文学经典《三国》和《水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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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5）

第一，文学自身的艺术品质。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诚如布鲁姆恪守审美自律的文本解读实践一样，那些具有某种强烈的艺术魅力和诗性内涵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具有标新立异价值的作品往往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基础。毕竟凡是被划入经典行列之作，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人类共通的道德理想和独立的审美品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强烈的心理共鸣。这是其在一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经久不变的恒态品质。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语境与文化权力都变动的情况下，还能被列入经典。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很多，可只有《红岩》、《创业史》、《百合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少数作品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这显然不是仅仅用意识形态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这预示着在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和标准。这一规则和标准首先应归于经典的审美性和原创性，经得住时间考验。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总发行量已逾500万册，并被译成近20种文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红色经典”的热潮中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话剧和歌剧。在《青春之歌》的经典化过程中，其运用的创作模式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学者将这种创作模式概括为“出走”模式、“绝处逢生、英雄救美”模式、“革命+恋爱”的“三角恋”模式和“寻父模式”。这些模式的成功运用，实现与传统模式的完美嫁接，并与观众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及亲和力。当然，尽管这一系列模式的运用成为这些作品获得重获新生并成为经典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但是作品自身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独立品质才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沈从文的《边城》问世70多年以来，其评价不断变化，构筑其经典地位的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审美价值的再发现、再阐释和再估价。在《边城》经典化过程中，其具备的审美特质、原创性风格显然是永恒的，而这又恰恰与“”结束后文化反思、历史寻根和其后商品化大潮中遭遇的人文困惑相呼应。正是这些具有相似性的历史处境和审美心理，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边城》之美进行再解读，而每一次发现又各有特色。罗曼·罗兰指出，“在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科罗斯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潮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则蕴涵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又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所谓“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永久的光荣”即指经典具有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因此，作品生产过程本身就体现出“经典”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力量和艺术价值所在，而且这种持久性力量越强烈，作品的经典化程度也就越高。

第二，文学史的话语规约。文学史将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编撰成册。只要文学家及其作品在所处时代中产生影响则必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久而久之就会在史家的描述与流传中成为经典。因此，文学史撰写关涉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在文学经典化的推动中至关重要。一方面，文学经典的确立决定着文学史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成为建构文学史的关键性依据;文学的经典化历程构成了文学史的构架和血肉，推动着文学史不断被阐释和重写。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成为文学经典的历史。另一方面，文学史对于文学经典进行的阐释和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经典的每一次诠释都是再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每个时期的文学经典的秩序，终需在文学教育及文学史编撰中有所体现，以实现文学经典的合法化。排名前后的不同，书写篇幅的多少，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程度息息相关，与经典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相关。”因此，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通过书写文学史的教科书和各种选本选刊实现，这些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传播效力和评价效力，往往是读者接触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具有两种意义:“一指文学在历史轨迹上的发展过程，属于过去时的空间;二指文学史以叙事体(narratives)形式的具体呈现，属于现在时的描述。”在其第二义上，文学研究者享有挑选文学史的叙事对象及其叙事方法的权力。在建构当代文学新秩序中，这种选择的权力往往体现的是公共话语和“集体意识”，甚至是一个时期国家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及至后来唐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均是政治话语规约的表现。而经过这些文学史家的努力，文学史的合法规范建立起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经典地位被确定下来，左翼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得以巩固。同样，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山药蛋”作品在文学史中被树为经典，无疑也体现出政治权力的运作，显示出文学被政治调遣、使唤、支配的过程。可以说，文学的政治化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文学的发展中，它与文学的情感诉求共同构成文学内容表达的两极，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主流话语权力左右下的经典受制历程。所以，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了改观。随着新文学史观的提出，逾越政治意识形态，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风格多元化，新文学经典的阐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重新排大师，重视过去遭受单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湮没的作家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文学史的撰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

第三，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接受美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作家和文本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和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还离不开文学接受，包括读者的审美趣味、文学传播和消费等。读者是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一部作品是否获得社会认可，关键是能否拥有足够数量的、愿意继续读下去的读者。不同时空中的读者的阅读接受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过程和试金石。某种程度上，读者的阅读接受对经典有着最终命名权。例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因为与不同语境下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契合，才逐渐被遴选出来，在不断阅读中被塑造为经典。同样，新时期以来为精英批评家所不看好的金庸武侠小说，其“经典化”历程无疑得益于读者的痴迷和喜爱，即顺应了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不同职业、年龄、身份的读者群的接受———继而被评论界所看好，从文学史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慢慢被学院体制接纳，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1962年之前，尽管金庸已创作了《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但远未达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后来，随着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尤其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大陆的热播，金庸小说在大陆的接受史有了新的开端，其过程日益精彩，在20世纪90年代被确立为文学经典，并由此引起文学研究者开始深入思考“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排斥的武侠小说等边缘体裁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视金庸作品的经典化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延续。当然，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还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及其价值取向的转变和学界对文化体系进行的重构。就文学传播和消费视域下的文学经典而言，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画册、影集等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否定传统、消解历史、信奉断裂颠覆了经典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艾布拉姆斯所谓“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经典内涵已经被媒介化、虚拟化、图像化取代。作者成为生产者，文本成为商品，读者成为消费者。文学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严肃，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被改头换面推向市场，甚至成为商人们赚钱的高雅手段。文学经典具有的一元中心的价值观和权威性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构，学界弥漫着一种去经典化思潮。文学经典的媒介化发展应该说体现了现代性的世俗要求，惟其如此，一些在今日文化图书市场上受到大众读者欢迎的经典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的作品成为畅销书;那些获得主流文化认可的作品，如《长恨歌》、《白鹿原》、《尘埃落定》、《檀香刑》等经过媒介的运作，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理所当然被大众读者奉为经典。故而，就文学经典及文学传播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来看，文学的经典化与通俗化是可以通约的。这为文学经典的内涵发展拓宽了道路。

三、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文化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当代文学经典化遭遇深刻变革。

第一，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变化，无论是意识形态遮蔽，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发生松动。这使得当代文学情况复杂，经典化标准时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无权无势的草根阶层希望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规避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压制;一方面，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厘定一定的标准，用意识形态来指引文学创作，强化官方的立场。“当代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旋律式的官方经典标准，民间通俗性标准与文学精英性标准，此三种标准一直在并行存在中纠缠不休。在彼此相互制约的努力中，时常使作品成为‘四不像’的东西(比如，民族国家叙事看似是当下唯一可通行的叙事准则，然而，在《亮剑》等较为出色的主旋律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三种经典标准的激烈冲突)。”这就造成文学场域的核心标准变化多样、反复无常，失去了应有的作为经典存在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纯文学”概念重新成为文学观念中的流行词汇。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纯文学”的张扬显示“去政治化”的文学自足性和对审美性、形象性的追求。“纯文学性”口号的重新提出，在文坛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当然，经典也并非单纯意指“纯文学”概念，它仅仅是摆脱当代文学曾有的极端化政治形态的一个不得已的策略。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6）

以文学经典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文学经典重拍已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经典重拍从产生之日起一直是影视界的热点现象,观众及学术界始终对此褒贬不一,其争议主要来自重拍片的质量。有关怎样重拍的问题,不少学者从审美心理、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法。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与经典重拍的“伴生”应当说是一个福祉,一方面,可以使经典重拍不断自检运行的轨迹偏差问题;另一方面,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在经典重拍的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或调整自身的“错位”。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流于对现象的表面分析,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拟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在理论上对文学经典重拍原则进一步探讨,以期为以后经典重拍达到理想之境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物质基础上和一定文化传统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表现了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思维、行为模式。这种文化心理模式,作为一种无形而力量巨大的因素,渗透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指导着、规范着、制约着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既有审美惯性又有审美变异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审美惯性,就是基于社会习俗或社会习性,包含有人类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意识内涵性、形式性、情感性、无意识的强迫性、科学性和虚妄性以及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未来指向的审美习性和审美规则。审美惯性的思维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积淀下来的人们观念地把握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持久性、普遍性、稳定性和习惯性的思维结构和思维定势。它是审美惯性结构构成的基本内容或基础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主要文明社会中,虽经过社会的和文明文化方面的剧烈变异,但在如今的思想惯性、文艺内容和文艺特性中都还存在着传统审美惯性的因素、符号和表现模式。审美惯性体现着人类文化的积累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一个民族的审美惯性心理,积累着这个民族自产生以来所形成的全部的文化经验和艺术才智,它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艺发展历史,抛弃了民族的审美惯性就等于抛弃了民族文化,甚至是整个民族。

强调审美惯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审美变异性,即有可变性、更新性的一面。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的急剧变革,往往使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在社会变革时期,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社会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心理结构就不再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就处于被发展、被扬弃的被动地步。

从辩证法的方面看,审美变异就是审美心理结构的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逐步趋向完善,特别是情感的自我完善。黑格尔认为,精神、概念的上升、前进、深化,是在精神、概念的范围内进行的,是自身的发展。“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如果把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换为审美心理结构,那么,他所指出的概念发展特点是完全适合审美心理发展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急剧变革,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为审美变异提供了物质基础;科技为审美变异提供了得以实现的工具,丰富了艺术创作手段,扩大了审美主体,改变了审美感知方式,审美感知倾向于简易化、休闲化。出现了审美风格的变异,即生活与审美的同一化,整体上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人们的审美活动己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审美活动由一种担负着提升精神的神圣使命的宗教式的仪式,走向一种轻松的娱乐性的日常生活的表演。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感觉感性被突显出来。艺术创作也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望的表达。

文学经典及据其制作的影视剧的价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沉积,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惯性;经典重拍则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根据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异对经典的进一步弘扬。因此,根据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审美惯性与审美变异性辩证的统一的原理,文学经典重拍应坚持承传与重构、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

二、承传与重构

经典重拍应是原片的承传与重构的辩证统一。“文学经典的承传是重构中的承传,重构是承传中的重构,承传中有重构,重构中有承传。”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整体意义结构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经典重拍处在不断的承传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更不例外。经典影视片之所以会被重拍制作,关键因为它们往往是某一时代文学成就和审美理想的标志,是崇高价值的承载。它们大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能够打动人,鼓舞人,催人向上,引人深思。或是表达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苦难抗挣,或是承载了人民的愿望、社会的良知。这种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原作的主题内核作为必然需要保留和固守的东西在重拍中应该被采纳。而且,原片往往拥有一个非常精致、巧妙、严谨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支撑整部经典影视片的骨架,重拍片也应承接原片的结构和相应的情节主线,这是保证其主题内核的关键。

然而,经典之作无与伦比的思想深度和丰富意蕴,很不容易完全吃透,随着时间的磨洗,还会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发掘出新的艺术基因。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对经典的意义进行不断地阐释。正如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所说的,“文学经典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界定,其价值尺度应该是多维的,而且经典本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当前经典观念淡化的趋势下,重构经典也很有必要。”例如,《圣女贞德》题材含有一种多义性,可拓展的空间较大,多次被重拍。从德莱叶的贞德,布莱松的贞德,雅克•里维特的贞德到吕克•贝松好莱坞式的贞德。每位导演都是在坚持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原则下,通过关注焦点的转移、创作角度的改变,给观众以新的视觉享受,更符合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

制作重拍片时,制片商还经常需要对那些具有独特故事或角色、但主题思想又较艰涩或暖昧的经典影片进行改造,对其多义性内涵进行扁平处理,使之通俗化、明确化,来扩大市场的受众面。好莱坞1998年的重拍版《天使之城》,缩减了主题的复杂多义性,而将其改造成“一个平凡女子的爱情神话”,可看性大大增强。

同时,检验、调整、转化原来的主题核心,使其更符合现当下主流文化的审美倾向、道德观念。如:电影《洛莉塔》(1963)曾由库布里克根据小说拍过黑白版,新版(1997)在保留其独特的文学气质同时,强化了对这种反伦理之常的行为含沙射影的批驳,这正反映了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基本态度。

而且,经典片的高度浓缩性为重拍留下了广阔的改编空间。在不违背主题内核的前提下,在重要的情节点之间适当地“填空”,如:对剧情有推动、强化作用的场面或戏剧片段,既可以有效调节剧情节奏,又利于刺激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大大加强剧情的表现力与内容的厚度。

重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包含着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经典的价值坐标, 经典重拍都应以培养人健康的情感,提高人的审美欣赏能力,提升民族的文化素质为主要目的。在经典重拍的实践中,不能一味为了迎合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任意篡改,要考虑到先进思想的传承,守候我们的经典;也不能不顾人民群众的接受心理,艺术表现上没有较多的创新,停留在表面化的改造。这都失去了经典重拍的意义。

三、技术与艺术

经典重拍是时代需要的产物,面对当代审美世俗化的倾向,如何建立一种符合时代气息、新的质感和感染力的风格是重拍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经典要被普通大众接受,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黑格尔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理性的因素……但是,要把它所含的意蕴呈现给意识,却非取感性形式不可。”主创人员要努力发掘那些易于以影视手段表现的东西,并将一些特别重要的细节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段实现由经典的高雅甚至高深向通俗的转化。要积极探索将某些极其重要的浓缩了的概念或意象,以影视语言加以稀释,变成观众易于理解的视觉形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一般读者就不易体会到作者的深刻寓意和独运匠心,也失却了一个艺术品味的机会。现代科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段。除了导演、摄影、剪辑手法之外,场景选择、人物造型、气氛烘托以及充斥于影视片之中的各种道具和细节表现都在营造崭新的整体基调。比如,在节奏方面,过去缓慢的剧情推进、稳重传统的镜头切换,可以用快速的跳跃性的表达方式来取代,以适应现代观众快速的生活节奏,满足观众的视觉和心理,造成更强的感染力。

然而,重拍经典剧的导演在手握技术这柄“利器”时,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找到了制胜的法宝。技术不是艺术,也永远取代不了艺术,艺术的殿堂显然不是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所能主宰的。技术包装或许会使新版片在感官效果上对经典旧版有所超越,可是,如果缺乏审美文化的艺术积淀,放弃从文本自身和经典老版中汲取艺术营养,势必只会停留在视觉奇观上,而与艺术相去甚远,重拍的作品实质上则会成为“名著的连环画”。

当然,技术与艺术之间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从技术走向艺术也是影视制作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以高雅带动通俗,以通俗表现高雅,应当成为新片的重要追求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将作品运用现代和后现代手法而造成的意蕴的边缘性模糊和渗透性广泛的诗意效果及其丰富多彩与深层次的内涵,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就要求采取一些非传统、非常规的影视语言和影视手段,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艺术信息和审美享受,把片子拍得和原著的地位相称。

总之, 从文化心理结构审视,文学经典重拍应是承传与重构、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重拍片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能让影视创作者们重温传统、发展传统、再造传统,丰富我们的影视事业。经典重拍决不是颠覆原片,而是植根于原片之中,是经典片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超越的活动。因此,要扬弃机械的、线性的和片面的思维,遵循与完善经典片相切合的辩证思维,这样,才能在经典重拍中,既坚守经典的核心价值,又做到文学价值的提炼与升华,并能正确把握受众意识的迎合与引导,从而使经典重拍中多种矛盾因素保持有序与紧密关联的张力。

[该成果为山东省文化厅2009年度全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研究文学经典重拍现象”的阶段性成果,立项号:200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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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2。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7）

在讨论经典与政治、教育、媒体等诸方面外部因素的关系时，《论经典》亦有深刻的见解，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显现的客观、包容的态度。关于经典与政治、权力等关系问题学界已有论述，但部分学者往往过于强调这些因素对经典形成的构建作用，而忽视经典本身的精神内核。詹先生则认为权力对经典确实会产生影响，诸如禁毁经典、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或篡改、制造并神圣化经典，但经典并非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紧密的同流关系，亦存在与主流意识相对抗的关系，很多经典正是基于“抨击现实中的权力统治，批评权力的不合理，批评已经合法化的制度及其精神形态”（190页）而确立了其当代价值，此为经典的异质性。同流与异质性的兼有，也是经典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调整、交互作用的反映。詹先生反对政治对经典的粗预，但并不因这一历史上曾存在的情况而夸大权力干涉的作用进而呼号呐喊，而是回到经典内部因素中，看到经典内在的精神价值使其具有了对抗性，这种客观冷静的分析是弥足珍贵的。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之于经典的影响日益见著，学者们对此可谓众说纷纭，一些学者并不看好：“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有、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4]这种担忧显然基于信息技术对经典接受的冲击。詹先生与此不同，他甚至乐观、大胆地预测：“流传于未来的当代经典，有的很有可能就产生于当代的网络作品；而经典作家，有的可能就来自网络的无名。”（212页）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信息时代产生的网络文化的这种包容态度是难能可贵的，究其本源，实在于对传媒与经典关系的理性判断。詹先生非常看重传媒的重要作用：“从经典流传的历程考察，经典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依赖于传媒才会传播久远，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确立它的经典地位”（199页），“经典自然是文化产品中的少数精品，但是作者之众，传播之广，乃是建构经典的雄厚物质基础”（212页），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文化与经典虽有冲突，却也并非完全对立。当然，詹先生也看到了传媒对经典的生产、传播、确定等过程发生的不确定性，认识到媒体的传播情况与精神产品质量的不对称性、媒体评价信息的多元与虚假性等问题，因此他主张面对现代传媒掣肘下媒体快速推出的精神产品时，应该将其还原到时间的场域中去慢慢确定是否为经典。影响经典生产与传播的政治、教育、媒体等诸多外部因素之间亦非毫无关联，能将这些问题一一厘清且言之有据、论之成理、推之可信，非有阅读的广博、理论的累积、学养的深厚不可为之。

事实上，对“经典”相关问题的思考，詹福瑞先生关注甚早。2008年詹先生曾有一本《不求甚解》之书，专取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18篇文章，以随笔的方式总结诸位名家的研究经验，同时兼顾作品解读。“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虽涉读书，却也是陶渊明的一种生活态度，以“不求甚解”名书，詹先生自言“自然不是再回到陶渊明的本意讨论人生问题，而是借用这句成语，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有利于经典阅读的问题”（《不求甚解》前言）。可以看出，詹先生以“不求甚解”方式切入研究，实亦旨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经典阅读的关系。这种思考持续至《论经典》，显现为建立在“不求甚解”基础之上的“深解”，亦属必然。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詹先生并没有囿于自身研究方向的既有视角进行研究，而是广取博采，既结合作者较为熟悉的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又广泛吸收了西方各学科、研究方向的理论成果以完善、确立观点（诸如对经典权威性解读时吸收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关于“权威”的分析；对经典的解读借鉴了哈洛・卜伦的《西方正典》等），在这一过程中又对西方后现代及当下中国学界关于经典研究中的偏颇之处进行了批驳。整部《论经典》综合了中西文学、历史、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内容可谓宏且博矣。王锺陵先生曾说：“只有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我们才能够对某种文体、某个理论问题，甚至是对整个文学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无论是局限于西方观念，还是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观念，或是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所流行的文艺观念，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5]这一论断极有见地，无论做何研究，汇通中西、融贯古今都应是学者不懈努力的方向，而詹先生显然在这个方向已经有所作为了。

《论经典》的成书，一方面源于詹先生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实根本于詹先生所说的“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詹先生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求真、向善、出美，激浊扬清，给人以借鉴和警示”[6]，此处虽谈古代文学研究，却对所有的学术研究有着适用性。詹先生曾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不辍学术研究，又兼图书馆管理，长期从事推动阅读的活动，这些使得他对大众阅读问题、经典传播与接受等问题的认识与体悟较其他学者更为深刻，《论经典》恰是詹先生对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

詹先生提出，“我们不但是要推动阅读，使这个世界多几个读书人；而且还要提倡读经典，这个社会不仅有轻飘飘的阅读，更应该多些有深度、有厚重感的读书”（366页），但愿这世界因这些依然有理想的学者而多些读经典、尊经典之人。

注释

[1]即文学经典建构起码要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成为“赞助人”）等六个要素，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2]刘向愚言“经典性”是经典的本质性的特征，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外在因素则为“具有经典或者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教育、读者阅读与判断等，见刘向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8）

摘 要：文化对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文学经典则是文化的凝练和集中体现，对于经典文学的学习是文化传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媒体环境的改变以及阅读方式的变革，经典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学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困境。而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和塑造人格的重要角色，对于探究传承文学经典的新形式责无旁贷。本文以此为基点，结合具体事例，从新媒体的大环境和高校的角度出发，通过论述学习经典对人格培养教育教学的作用、现今经典学习方法的弊端和面临的困境来探讨传承经典的新思路。

关键词：文学经典；传承思路；新媒体；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62-03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总的来说，涵盖了人们长期社会历史创造的产物，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而文化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的凝练和集中体现，对于经典文学的学习是文化传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和塑造人格的重要角色，对继承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无可厚非的责任。

但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网络媒体技术和阅读载体技术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高校学生因为易于接受新事物，对社会事件感知度较高，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因为它使阅读的内容丰富了，但阅读的深刻性降低了；阅读的娱乐性增强了，但阅读的思考性浅显了；阅读的时间开放了，但阅读的系统退化了[1]。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的，这不仅对于正常社科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有消极影响，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学习消极影响更为重大。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阅读习惯与传统阅读习惯的冲突，文学经典传承传统方式与高校学生新认知的冲突应当受到关注，也应当积极寻求方法去解决。

一、高校传承经典文学的优势及经典文学的意义

文学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集中体现，传承和推广是极为必要的，然而时机和方式值得商榷的。经典文学对于人格塑造和素质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传承面向全社会，全年龄段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最佳时期是大学时期。这一时期人的价值观念初步形成，个人才能全面发展，对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也正是接受经典文学熏陶的好时期。而高校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经典文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在经典文学推广活动中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性”即高校可将经典文学的培养与中文等专业学科的教育结合起来，共同培养，共同促进；“权威性”即高校可依托完整正确的学识体系对经典文学的传播加以引导，使学习者信服；“丰富资源”即高校可借助信息量巨大的图书馆、各领域各专业的专家教授将经典文学进行诠释补充，更好地传承。因此，高校应当利用好这一良好时机，把握好“专业性”、“权威性”，利用好丰富资源，贯彻积极、科学的方针，结合自身的定位和特色，努力探索适当的高校文学经典传承的新途径、新方法。

1.经典文学的传承对于教育教学意义重大。谈到经典文学的传承的最大受益者，毋庸置疑，社会各界的第一反应都会是中文专业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历史文化相关专业。当然，这些相关专业是受益的主体，因为对于经典文学的内容进行诵读学习、对其语言结构和句式用法进行推敲、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帮助其更好认识自身专业，丰富其对自身专业的理解认知。目前此类学科也把经典文学中的重点篇目通过课堂教授和课下布置的形式进行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经典文学传承只是在极个别相关的专业的范围内进行的，并没有形成全面的、覆盖面广的学习氛围，然而全面的学习氛围不仅对整个高校范围有带动辐射作用，同时对这些专业自身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经典文学的传承对于其他学科教育仍有益处。现如今，当提到高校应当全面学习经典文学时，总会出现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一些与文学关联性小的专业，甚至一些理工科专业学生也需要进行经典学习吗？”答案是肯定的。所谓经典，是指其中的内容能够不局限于时代，能够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被保留、被遴选、被检验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学习经典，并不只是读出书中的内容，而是通过阅读去锻炼“思辨”的精神，体会作者的用心，思考作品的意义，提出疑惑的问题，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理解和思考能力，对各个专业都大有裨益。同时，许多专业在学习文学经典后，再接触本专业的知识，可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文学经典，不仅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底蕴，提升自身文学修养，同时在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时，可以将所学内容与实践需要结合，更好地完成自身相关工作。

2.经典文学的传承对于个人素质培养有积极意义。文学经典的传播不仅具有以上两点教育意义，同时教化意义也是极为重要的。文学经典中孕育着人类丰富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验，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不仅是一种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休闲方式，而且能够修养身心，启迪智慧，净化心灵，指引未来，能够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主要的功能有社会政治教化功能，即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政治理想目标；道德伦理教育功能，即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其优良的道德感；个体人格净化功能，即促使大学生拥有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人生目标，用正确的人生态度去生活；审美情感教育功能，即要求大学生拥有良好的辩证能力和高情商。因此，经典文学的教化意义也就决定了其重要地位。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教育传承现状及弊端

文学经典的传承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如何将文学经典中有益的部分提炼推广和如何让社会大众自觉自愿接受文学经典，并学习文学经典一直为人们所提及。但随着媒介相关技术的功能日益强大，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充斥人们生活，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高校原有的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也受到挑战，传统的传承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谈及原有的高校经典文学传承方式，总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课堂教学法，将文学经典设立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对经典文学典籍分析整理归纳，将其中重点知识和思想教授学生；第二，学结法，即学生按照学习目标和计划对文学经典进行学习，将书中内容进行记录学习，通过整理汇报的方式对文学经典进行研读。

1.文学经典的文化内涵需要发现和创新。学习文学经典，最重要的是学习其文化内涵，并且发现运用书中的核心内容。对于大部分家喻户晓的文学典籍，书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处事哲理大都口耳相传，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温故而知新”，我们不能因为发现文学经典中某一突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涵，而停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每一次的深入阅读都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仅仅掌握片面的内涵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对于文学经典的学习者来说，也是不能够满足的。现有的文学经典教育就存在这样的弊病，教授的内容趋于一致，教授的篇目趋于集中，教授的内涵陈腐未变，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2.传统的文学经典传承方式缺乏生机和活力。提及高校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课堂教授。这样的方式没有问题，自有私塾以来，这样的文化传承方式已经绵延了千百年，但在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的新媒体环境下、在学生接受新事物习惯不同于以往的高校范围里，这样的文化传承方式已经很难再受欢迎。对于翻看书本上的传统文学篇目，课堂上由老师将篇目的主旨大意及文化内涵口头教授的方式缺乏生机，大学生很难主观能动地去了解相关知识，也很难深入发掘文学经典的深层意义，这与传播文学经典的用意是背道而驰的。

3.传统的文学经典传承方式难以适应新媒体。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传统媒体时期的信息传播内容在形式上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有文字图片的形式，过于呆板，吸引力不强。新媒体的应用为大学生提供了有声文字、动态图片、视频等新形式，形式多样，图文并茂[3]。相对于同样的信息，大学生更倾向于接收娱乐性强、信息容量大的信息，而文学经典却没有与这一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传播方式与借助新媒体传播的其他各类信息相比较毫无优势可言。因此，想要达到传播文学经典的目的，与新媒体相结合、满足大学生的兴趣需求十分重要。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

1.文学经典的新内涵和新思想需要发掘。正如前文提到的，文学经典中传统的文化内涵和核心思想已经不能满足传承和教育的需要了，想要让文学经典的传承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新的内涵和新的思想是必要的，但从文学经典中发现新的积极意义也需要遵循一些方法和原则。在重新发掘过程中，要抛开既定的思维模式，用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方式去解读曾经研究过的文学经典，发现其中的新内涵、新思想，将其加以整理传播，让文学经典的传承焕发生机与活力。

2.高校需要创新传承思路转变角色。高校要提高文学经典传承的主动性，创新传承思路。在以往文学经典的传承过程中，高校只是作为一个主办人的角色出现，而并非作为策划人、负责人的角色，在传播过程中对于细节的把握和反馈的收集做的并不到位，这也导致了虽然关于文学经典传播的活动在开展，但收效甚微。因此高校必须破除以往关于文学经典传播的旧思维，积极转变角色，结合文学经典的积极作用与学校自身特色，制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学经典传承思路。只有高校这个把关人、负责人的工作做好并做到实处，相关的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同时高校需要完善相关机制，如负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相关工作安排到人，让每项工作有人具体负责，有人统筹规划；通过激励机制从上至下激发潜能和活力，保证相关活动稳步进行，在创新中发展。

3.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需要与高校活动相结合。如何让大学生自觉主动地接受文学经典要从大学生日常兴趣点入手。在高校，学生除了日常的学习生活外，最能够自觉主动参加的便是学校、学院及社团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达到了沟通交际的目的，同时也在参与过程中收获了知识。文学经典的传承便可以与众多的校园活动相结合，采取“学校提倡、学院主办、社团添彩”的方式，让文学经典的教育与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举办读书报告会、诵读大赛等形式，用活动的方式吸引学生参与，让大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接受文学经典的熏陶和教育，同时又转变为积极的宣传者。如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色活动“晨读经典大赛”就是将传承经典与活动相结合，活动的目的旨在让学院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学院发起活动，学生自选篇目，对篇目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将其中感兴趣的内容或故事诵读或排练成节目，通过初赛、复赛和决赛，最终以晚会的形式呈现。活动自开办以来，学生热情度极高，也自主编排了形式各异、各具风格的节目，活动效果也十分良好，不仅让学生对文学经典进行了充分深入的学习，同时也锻炼了本学院学生相关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增强了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

4.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需要与新媒体相联系。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圉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覆盖面受限，而新媒体的出现解决了这种时空问题，使得校园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影响力大为增强[4]。目前，尽管新媒体技术在校园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优势，在未来一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高校应当本着“重视平台作用、找准切入要点、广泛宣传推送、考虑实际效应”的原则，切实加强新媒体文化建设，搭建文化传承创新的多样化、立体化展示平台。

首先，应当开始并加快相关新媒体建设。对传统文学经典传播方式所面临的困境和弊端需要正确认识、正确分析，把握新媒体技术在文学经典传承创新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加软硬件基础设施投入，让新媒体成为文学经典传承创新的重要窗口。其次，搭建多样化实践平台。把握学生的个性特征，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建立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等互动、体验、引导和渗透式的平台，进一步丰富文学经典传承创新的载体，接收师生的反馈意见，不断加强和改进文学经典传承创新的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从而促进文学经典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均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创新。最后，将传统的传承推广策略与新媒体的特性相结合，互补利用。正确分析传统的推广宣传策略中的优势和弊端，结合新媒体的优缺点，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实现双向互动、双向联动，共同服务于文学经典的传承推广。

总而言之，经典文学在传承教育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以丰富的文学典籍为资源，以书中优秀的思想、良好的品格为指导，以提升自身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采取传统传承与新媒体传承相结合的双向联动的传承方法，采用高校主动推广与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形式，来推进经典文学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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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华，张建永.文学经典对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功能[J].大众文艺，2011（14）.

[3]吕红雁.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探析[J].前沿，2013 （22）.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9）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学者关注文学经典问题。时至2005年，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有拓进，文学经典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理论热点。2006年该问题愈发为学术界所重视，不仅有更多学者在学理层面深入研究，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还共同主办了“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观近几年的论争与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经典面临挑战

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经典都会面临挑战，如“五四”时期，“四书五经”不再成为经典，流传千百年的文言诗文从文学场阈中心骤然边缘化；“”时期，诸多文学经典成为“毒草”。但是，在以往这些时期，变革者所做的是摧毁旧经典，确立新经典，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推陈出新，是文学机体自身的新陈代谢；不管思想观念变革多么剧烈，新旧经典反差多么刺目，没有人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当前所谓的文学经典面临挑战恰恰并非如此，它不是说以“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改写经典，损害了某些文学经典的形象，动摇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使得当下文学经典面临着被新的文学作品取而代之的危险，而是说在当代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挺进审美文化轴心的背景下，文学经典还有存在的充足理由吗？所谓经典，不仅意味着价值的恒久性，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得有价值，能满足特定历史时期对于文化权威以及文化规训的需求。如果文学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就可能不需要任何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生活资源过度丰裕，文化资源充沛，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再举足轻重，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文学进入了“后文学时代”。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一文中则以极其丰富的材料例证了文学经典的终结。

针对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高楠在《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一文中认为，以历史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进行媚俗式的价值退让。高楠将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与大众趣味权力化联系起来考察，眼光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将文学经典面临的现实挑战解释为造势者的危言耸听，不免有失偏颇。盖生在题为《“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一文中则提出，文学需求是人的本体性需求，文学自身的本体规定使其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性。当前文学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冲击下被边缘化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物质享乐的相对餍足，将会出现意义焦虑，因此，生产意义的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然而，人并不具有先于社会历史的本体性，人的文学需求与其文学经验，尤其是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所谓人的文学本体性需求其实是由文学经典建构出来的，一旦文学经典退出当代文化场阈，不久之后文学也许就不再成为人的本体性需求，到那时，文学自身也将无所谓独特价值。本文以为，文学经典是否会终结，这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它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客观影响，但是，人们毕竟还可以通过操纵文学教育这台机器等实践性努力改变其进程与方向。

二、文学经典与消费社会

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挑战，首要在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急剧变革。当代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赵学勇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学经典面临危机源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冲突。在该文中他还分析了消费时代文学经典所处的外部矛盾和自身悖论，认为只要能够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就会逐步消弭，甚至可能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吴兴明在《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一文中，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观点。他首先详细地分析了文学经典商业扩张的种种情况。所谓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是指出于经济驱动而改变文学经典的形态，使文学经典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品；或者直接利用文学经典的知名度，获取经济利益。比如《三国演义》被改写为小人书，被拍摄为影视作品，被制作成网络游戏，其中的人名、地名、故事情节被用于制作酒店招牌，开发旅游业等。吴兴明认为，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是因为经济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消费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座架），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将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走向终结。仔细思量，吴兴明的推论学理依据并不充足。一方面消费关系未必是当代社会关系的座架；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毕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某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可能上升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但也未必就能决定文学经典的命运。相比较而言，赵学勇的观点有些乐观主义色彩，但其思想方法不同于决定论者，他重视文化参与者的实践努力，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对于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遭遇，有些学者还就具体问题作了深入考察。陶东风在《“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一文中，分析了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中的独特遭遇――“大话文化”对文学经典的消解，并认为“大话文化”容易导致犬儒主义人生态度。李治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一文中，介绍了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概况，他认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可以促进雅俗互动的文学文化生态平衡时代的到来。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遭遇是个大课题，其中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如消费社会中网络文化对文学经典影响、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等。

三、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

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一方面来自社会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来自文学理论本身。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因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曾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的文学经典论者提出，现存的所谓经典绝大多数出自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白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n，缩写为DWEM）作家之手，而众多非欧洲的、非白人的、女性的作家却常常被排除在经典作家名单之外，由此可见，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这种理论催生了文学经典虚无主义观念，使得人们从理论上怀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朱国华在《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一文中，对这两种文学经典理论作了比较深入地分析，并认为古往今来的经典化结构原则根本无法通约。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以及其内在机制，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论争也许只能走向西方学者所走的文化政治学路径，而无多少纯粹的学术价值。

朱国华的观点并没有引发国内学者共鸣，大多数国内学者仍然把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看作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并且主张将审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等文章中就提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此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只是诸多建构因素的一维，此外还有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以及接受者和特定的文学观念等重要因素参与其中。陈太胜在《文学经典与理论：变与不变的辨证》、《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等文章中则批评了以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对文学性的忽视，认为一切理论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只是文学经典暂时的“变”，文学经典本身其实是“不变”的，它是文化的源泉与宝库。将文学经典形成机制作为一个纯粹学术问题来对待，显然不是三五篇论争性的文章所能真正解决，而且宏观论证也难免失之于空疏。有些学者另辟研究路径，开始深入研究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方面代表性文章有黄大宏的《重写：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杨春忠的《本事迁移理论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等。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如胡景敏的《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陈刚的《戏曲的经典化形式：折子戏》等。

四、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既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学经典价值实现的重要场阈。在阅读文化还未兴起之前，文学教育几乎是文学经典化的唯一途径。由于活字印刷术发明与市民阶层兴起，阅读文化占据了审美文化的中心，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广泛传播的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仍然与文学教育机构的认可密切相关。随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汹涌而来，阅读文化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教育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还能有何作为呢？是顺应历史潮流，欢迎武侠传奇、流行音乐等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入教材，还是坚守“利维斯主义”，严格鉴定文学经典，并利用文学教育体制广泛传播文学经典，以此抵制大众文化的威胁呢？这是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严肃问题。有学者针对文学教学现状，认为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是当前文学教育的误区，主张借鉴“利维斯主义”，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在人类教育史与当代教育体系这个坐标中确定文学教育的位置。我们知道，在现代教育体制建立之前，并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文学教育，所谓文学教育其实主要是意识形态与伦理观念的载体，用于教育的文学经典也主要发挥其教化功能，而不是审美功能。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与审美自律观念的确立，形成了专业化的文学教育。专业化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训练人们的阅读能力来培育其文学审美能力与文学创造能力，通过传授文学史知识来提高其文化修养等。但是，在阅读文化衰微时期，文学审美能力还能够为人们认可吗？人们还需要文学史知识来提高文化修养吗？“利维斯主义”只是把能够培养读者道德意识的名著作为文学教育的经典，其主张的文学教育恰恰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文化多元化时期，即使传统的文学写作终结了，文学经典还是否具有人文教育价值呢？又具有怎样的人文教育价值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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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J].2006,(5).

[5] 吴兴明.《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中国比较文学》[J].2006,(1).

[6] 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中州学刊》[J].2005,(4).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10）

一、引言

如何正确传承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怎样对待国学经典已经是教育工作者和教学专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语文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合理地、适度地、准确地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是非常关键的。学生通过诵读不但可以学到教材以外的知识，还可以提高文学素养。学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经典作品的诵读，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兴趣，家长也觉得国学经典的诵读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文学习成绩。然而，我们需要提醒教师和家长的是，不加x择、盲目地追捧国学经典，是达不到熏陶和感染学生的目的的，因为经典的传承需要心灵的感悟、思想的共鸣。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意义

（一）经典诵读提升文学素养

诵读经典可以提升学生记忆力和文学功底，在经典诗歌的潜移默化中，领略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体会到诗词语句中的完美意蕴。赫钦斯说过：“一本古典著作是这样的书，在任何时代里都是属于当代的。”所以，经典诵读可以使儿童了解名家思想、体会大家风范，即使儿童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经典诗词的深刻含义，但在无形中影响了孩子以后的文学气质。“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量长期的文学阅读，最终一定会使孩子受益匪浅。

（二）经典诵读是与时俱进的象征

主席在2013年的全国思想宣传会议上讲到，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沉淀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的传承人。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区尤为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经典诵读是顺应时代潮流，全民重视的活动。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策略

（一）塑造适合经典诵读的教学氛围

强化校园人文学习氛围，增强国学气息。学校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来塑造人文校园环境。其一，重新定义具有国学气息的校风、校训；其二，开展能调动学生诵读诗歌经典的国学文化宣讲活动。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诵读情况进行跟踪考察，然后建立学生诵读学习档案。用来考察不同学生诵读效果的差异，或者不同时间段的诵读情况，再规定时间向学生展示，让学生更清晰的了解到自己进行经典诵读的效果或是不足，而针对学生的不足教师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诵读的质量。

（二）经典诵读以教材为主

经过相关领域的专家严格审定编辑的教学素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的学习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任务。只有完成了基础的教材学习，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提高性训练。教材上的诗词往往是最适合小学生这个年龄段诵读和理解的经典。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仅仅四句，简单易懂，但寓意深远，经典名家名作，很值得学习。但是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版本的教材，如人教版、北师大版、粤教版等，《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求，并能够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自我调节、更新发展。”结合当地特色和本土文化的教材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师的讲授欲望。

（三）小学生经典诵读要突出一个“趣”字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经典诵读中，教师要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切忌硬性要求布置任务让孩子死记硬背古代的经典。小学生经典诵读贵在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贵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熏陶。诸如《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这些经典内容读起来朗朗上口，小学生虽然不理解其含义，但是若为他们创设语境，他们会在不经意之间背诵。而这种语境的创设可以分为在家和在校两个部分。在家可以让家长通过音像媒体设备播放经典，让孩子听、看音像媒体，接触、感悟经典，可以由家长给孩子朗读经典让孩子了解经典，也可让家长陪同孩子共同诵读经典，学习经典。在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播放经典，使学生受到经典熏陶，可以开展经典诵读比赛，调动学生诵读的积极性，也可以在课间或早午读时间讲经典故事，让学生学习经典。这种有意无意的诵读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经典，受到经典的熏陶。

（四）要注意诵读时间和诵读内容安排的合理性

经典诵读要注意合理安排诵读时间和诵读的容量，切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学生的各种学习活动都要注意容量和时间的控制。学习容量不易过大，时间不易过长，要在学生乐于接受的范围。经典诵读可以安排在早读、午读或课前时间，以集体诵读的形式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到校后有事可做，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诵读的氛围。学生在长期的诵读中不仅可以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还可以积累大量的经典知识，且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若诵读时间安排不当，学生会产生厌烦情绪，反而起不到良好的作用。

（五）要注意重读轻讲

低年级经典诵读重在诵读的积累、情感的熏陶，切忌内容的讲授理解和思想的说教。经典教育的作用和任务是以美丽的文字去熏陶人、感化人、激励人、启迪人。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感受人性的丰美，感受自然的雄奇，感受诗文、词曲的精妙，在诵读中使得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培养，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眼界视野得到开阔。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少不了教师对学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引导和启迪。但是倘若一味地对学生进行经典知识的讲解，对他们进行思想的说教，反倒达不到目标，只会违背经典诵读的初衷。经典著作就如窗子和镜子，诵读经典著作就如透过窗子和镜子，穿越历史的长河，与古之圣者畅谈，与古之贤者对话。思想智慧的火花在一次次的诵读中被点燃，情感的种子在一次次诵读中被播种。我们进行经典诵读的目的也在学生一次次自主的诵读中得以实现。总而言之，小学生重在环境的影响、习惯的培养、知识的积累、情感的熏陶，切忌在经典诵读中对他们进行思想说教和内容讲解。能够养成诵读的习惯足已，所以要重朗读轻讲解。

（六）重视课题的有效带动，切实提升实效性

为了有效发挥国学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作用，教师要重视对小学阅读教学目标的分析，结合国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整合与收集，形成具有综合性的课程范本。同时，教师要重视开展和普及国学教育活动方式和手段，形成良好的文化方式和手段，只有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实现预见性，发挥创造性的功能。

四、结语

综上，强化国学经典阅读是时代的呼唤，正确地、合理地、准确地引导国学经典进入小学语文教学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正确的方法，传统的国学经典一定会得到更快更好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