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1）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办理离婚登记应当出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该条件应属办理离婚登记的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婚姻质量的越来越重视，当今社会离婚率是一路攀升，这同时也对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婚姻登记条例》应取消要求离婚协议书载明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而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 .

离婚是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它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或司法程序的离婚诉讼解决。其中离婚登记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 认可、 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家为了明确社会关系中的某些争议、解决纠纷，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在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普通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重要优势是其高效率，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体制一般将该几项法律关系揉和在一起，但该几项法律关系仍具有独立存在性，相互间没有制约关系，所以说离婚登记要求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协商一致没有理论依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乏有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单独诉讼的规定，这就为离婚后但未协商好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提供诉讼解决的法律依据，且因其没有离婚之诉的干扰，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此外，对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当事人选择行政程序亦或司法程序，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况且，婚姻登记机关毕竟属于行政机关，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缺乏专业的知识，不利于登记机关对处理的审查，也容易日后产生各种纠纷。

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男女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即可选择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这既充分尊重了婚姻双方的意志，又充分发挥了离婚登记的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离婚的效率，稳定了社会关系，减少了相互间矛盾纠纷的产生。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及债务等问题向法院提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办理了离婚问题，相应地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大大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2）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办理离婚登记应当出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该条件应属办理离婚登记的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婚姻质量的越来越重视，当今社会离婚率是一路攀升，这同时也对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婚姻登记条例》应取消要求离婚协议书载明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而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 .

离婚是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它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或司法程序的离婚诉讼解决。其中离婚登记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 认可、 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家为了明确社会关系中的某些争议、解决纠纷，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在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普通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重要优势是其高效率，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体制一般将该几项法律关系揉和在一起，但该几项法律关系仍具有独立存在性，相互间没有制约关系，所以说离婚登记要求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协商一致没有理论依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乏有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单独诉讼的规定，这就为离婚后但未协商好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提供诉讼解决的法律依据，且因其没有离婚之诉的干扰，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此外，对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当事人选择行政程序亦或司法程序，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况且，婚姻登记机关毕竟属于行政机关，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缺乏专业的知识，不利于登记机关对处理的审查，也容易日后产生各种纠纷。

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男女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即可选择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这既充分尊重了婚姻双方的意志，又充分发挥了离婚登记的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离婚的效率，稳定了社会关系，减少了相互间矛盾纠纷的产生。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及债务等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办理了离婚问题，相应地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大大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3）

正 文………………………………………………第二页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的关系……………………第二页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第三页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第四页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第七页

五、关于同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关系当事

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第八页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第九页

………………………………………… 第十页

论文摘要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用语，但却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姻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比较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键词：婚约财产

诉讼主体

彩礼返还

诉讼时效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具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此前，对于彩礼这一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的现象，发生纠纷无法律规定。然而，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其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的范围以及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消婚姻纠纷应否以及如何返还彩礼等一系列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彩礼纠纷尤其是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带来不少的困难。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一下探讨。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即为人们俗称的未婚夫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效力，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如《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知情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还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古代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姻”。订立婚约的主体多为双方的父母即所谓“父母之命”。此婚约一经订立即具有约束力，不得任意解除。到近的婚约，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我国《婚姻法》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原则，“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因此，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关于什么人应成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即如何确定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均列为诉讼当事人，其理由是涉案财产既有双方父母实施的，又有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实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将订婚男女双方列为诉讼当事人，其他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其理由是婚约财产给付和收受的对象是特定的又是单一的，即订婚约的男女双方。

笔者认为，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上不独立，其经济基础较差。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女方个人支配。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合法权利，因此，对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作正确理解。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与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在婚姻财产纠纷诉讼中，当事人所依据的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只有财产所有人才拥有此项权利。因此，除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所送财物全部来自个人财产外应将定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4）

前段时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离婚大潮映入我们的眼帘，引发了我们对其背后真正推手的思考。国家为调控房地产业的“国五条”政策出台后，各省市纷纷制定了实施细则。北京市的细则规定：自2013年3月31日起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严格按个人转让住房所得的20%征收个人所得税，出售五年以上唯一住房免征个税；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等。细则施行不久可忙坏了婚姻登记部门的离婚登记处，大批眉开眼笑的夫妻欢欢喜喜的来离婚；某地的以户为单位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实施后婚姻登记部门同样迎来了一批批来离婚的夫妻；贵阳云岩区“一户一宅”的农房确权政策推出后，该区上至八九十岁下至二十来岁的夫妻都纷纷涌到民政局登记离婚；在很多城市的一项要求学生上学与户口所在地挂钩的入学政策实施后，也引来了大量的夫妻离婚现象；东北某市的“只给单身、丧偶、离异和军人家属等几种情况的女职工报销取暖费的”福利政策实施后，这些单位的大量已婚女职工一夜之间变成了单身。

一、政策性离婚概述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些离婚潮都是发生在国家某些政策颁布后。在这些政策颁布之后，一些手挽手、肩并肩，看起来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小夫妻纷纷来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过上一段时间又会重新住在一起，且办理复婚手续，甚至有些夫妻压根没有分居，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离婚，是假离婚。这些离婚就是所谓的“政策性离婚”，指夫妻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来规避政策，以达到避税、获得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获取政策性利益的行为。

这样一些规避政策、利用法律从而获得本不属于自己利益的行为无疑给我国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去认定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是合法还是违法；是在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的范围内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一种违背立法初衷、滥用法律赋予自由的行为。另一方面，“政策性假离婚”过后引起的纷繁复杂的纠纷也给我们现有的婚姻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夫妻假离婚变真分手，针对原“虚假”离婚协议之财产分配不公类纠纷增多；夫妻假离婚继而复婚后感情破裂，真离婚时财产纠纷频现；无法接受假离婚成真分手，请求法院判决“假离婚”无效类诉讼也多发。

目前此种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已经导致了社会上婚姻家庭中的纠纷的大量增加，在各大报刊、杂志以及网络媒体也都纷纷登上了头条，我们确实有必要对其予以重视，探求最佳解决之道。首先来看一下当前理论和实践当中是怎样应对处理的。

纵观我们的婚姻法等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这种政策性的假离婚作出定性，也没有对以上引起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实务当中，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实务中对此种行为的评价褒贬不一，处理结果也自然混论无章；对此种行为的定性以及引起纠纷的解决方法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上也鲜有且不够具体深入。

本文将以纠纷在法律上的解决为中心，从具体纠纷的现状之处理入手，细细分析总结这些评价不一、处理混论的分歧到底出现在哪里，从而针对性地提出法律上解决对策。

二、政策性离婚的法律困境

现实生活中这种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在威胁着我们和谐平静的社会。它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纠纷亟待解决，当事人想要通过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法院、婚姻登记机关等部门的处理无法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原因在于“无法可依”。遭遇了法律困境。

（一）处理现状

从目前夫妻双方假离婚后寻找的救济方式看，一个是指向法院，一个是指向婚姻登记机关。具体有如下几种典型的例子：

夫妻假离婚继而复婚后感情破裂，真离婚时财产纠纷。某市刘先生为购买第二套住房，但又想获得首套房的贷款优惠利率，于是和太太约定先去离婚，现有的房产归到太太名下，由名下无房的刘先生贷款购买第二套房获取更大的优惠，之后二人再复婚。复婚一年多，二人矛盾不断，便决定“真离婚”。可是在房产分割问题上，根据二人之前的离婚协议以及法律的规定，二人第一套房屋和第二套房屋的一半都归太太，而自己只能获得一套房屋的一半，刘先生认为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于是一纸诉状将太太告上法庭请求分割财产。 法院认为：双方第一次离婚确实因规避限购政策而引发的，涉案的两套房均是夫妻共同财产，但第一套房产已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分割完毕，已产生法律效力，刘先生要求再次分割第一套房产并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考虑到如果完全按照现有法律进行判决，对刘先生会有所不公平，经法官多方努力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和刘太太最终心平气和地分了手，两套房产也进行了合理的分割。

夫妻假离婚变真分手，针对原“虚假”离婚协议之财产分配不公类纠纷。陈先生为购买第二套住房与妻子王小姐假离婚，之后由王小姐购得一套福利房，但王小姐却拒绝与陈先生复婚。陈先生无奈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其与王小姐离婚协议无效，并拥有王小姐所购房屋的一半产权。 该案经过开庭审理，王小姐胜诉。福田法院林涛法官介绍，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只有在财产分割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并且在协议离婚一年内提出，法院才有可能判决离婚协议无效来重新分割财产。然而实践中这种夫妻双方协议假离婚的行为中一般不存在欺诈和胁迫，即使存在也很难举证。故就“假离婚”请求变更或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支持的案例少之又少。

无法接受假离婚成真分手，请求法院判决“假离婚”无效类诉讼。张某和王某系夫妻，单位分房时，由于价格便宜，二人想各自从单位买一套房。但按政策夫妻只能购买一套，于是二人协议假离婚并且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二人购买好住房后，张某却暗自与他人结婚。于是王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某的结婚无效。 法院认为王某与张某的假离婚是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的，所以她应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故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夫妻双方假离婚后的纠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分割纠纷；一类是关于假离婚效力的纠纷。通过上述的法院的处理情况来看，法院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不支持原告请求重新分割财产或者主张假离婚无效的诉求。因为从法官总是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挡箭牌，依照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能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表面上看起来法院的判决好像无可厚非，但是从现实纠纷的解决以及我们的立法初衷上看，法院如此判决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吗？我们立法的初衷难道应该保护那些以貌似合法的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立法的滞后性所致，现实中出现的这种政策性假离婚的现象在法律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怎样去认定和处理，所以才会导致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同样夫妻双方在出现假离婚纠纷之后，也会到婚姻登记机关去寻求救济。告知婚姻登记机关双方当时是假离婚，并非真的有解除婚姻关系的真实意愿，请求撤销二人的离婚登记。实践当中也鲜有婚姻登记机关真的因此撤销离婚登记的做法，婚姻登记机关一般都以不符合法律上关于撤销离婚的规定或者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而让请求人去法院寻求帮助为由将请求人打发走。

（二）法律困境

纠纷出现以后，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情况较混乱。法院有的直接以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诉讼请求，或者直接推给婚姻登记机关去处理，负责一点的法官还会采取调解的方法尽量让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接受；而婚姻登记机关同样以法律无规定为挡箭牌拒绝撤销离婚登记或者跟法院一样“踢皮球”，让请求人去法院起诉。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1.法律上没有对这种政策性假离婚作出定性，即没有规定其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是自由还是滥用自由？

2.对于法院来讲，其在判决的时候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依据：如何认定是假离婚？这种假离婚的后果到底有效还是无效？基于假离婚的意思表示所达成的离婚协议是否有效，事后是否可撤销？假离婚复婚后再离婚财产基于公平正义到底应当怎样分割？

3.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来讲，首先其在进行离婚登记的时候由于只做形式审查，很难发现假离婚的行为；其次，就算能够发现大批量的夫妻前来离婚其中必有猫腻，登记机关又应当如何处理呢？根据现有的立法，登记机关是无权拒绝为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的。最后，当事人之间出现假离婚的纠纷请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原离婚登记时，登记机关又应当怎样做呢？以上的问题由于缺乏法律明确而统一的规定因此事务当中的处理混乱无章。

三、政策性离婚的路径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再结合政策性假离婚的处理现状，笔者看到了实务当中的处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缺乏法律的相关规定导致一系列的纠纷得不到公平正义的解决。现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结合外国法当中一些有效的做法，对此种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在立法上的处理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法律之评价

在理念上我们要对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即认定它为违法行为。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立法都是应当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的，此种假离婚的行为是在滥用法律赋予的婚姻自由，将婚姻作为工具去钻政策的空子从而获得非法利益，这是一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法律应当明令禁止。

（二）主动预防之防范滥用自由

1.当事人角度：设置别居制度和离婚考虑期制度。别居是指婚姻双方暂时或永久解除同居义务但是维持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离婚考虑期是指对于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申请后，法律赋予当事人充分考虑是否和好的期限。欧美很多国家就设立了类似的制度，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37条规定：“如夫妻事实上分别生活已达6年，一方配偶得以共同生活持续中断而请求离婚。 美国有一些州也把一定期限的别居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别居的期限有1年、2年、3年不等，个别州规定为5年；《法国民法典》第231条规定，夫妻双方如坚持离婚的意愿，法官应向双方提出其申请应在三个月的考虑期以后重新申请。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国也都规定了6个月的考虑期。 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这两种制度，再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设定：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到登记部门申请，申请后必须经过1个月的考虑期，若1个月后二人还是决定要离婚再向登记部门提起二次申请，此时登记部门审查过后可以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若二人1个月后改变主意，不打算离婚，那么此前在登记部门的离婚申请无效，二次申请的提出时间截止到1个月考虑期过后的10天，倘若在此期间内二人没有提出二次申请，视为作出不离婚决定，之后若再提出离婚申请，考虑期要重新计算。考虑到可能存在夫妻无法在一起生活但又不能马上离婚的情形，可以在考虑期内实行别居制度，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由法律保障二人这种暂时解除同居义务的婚姻持续状态，等1个月考虑期过后，可以办理离婚登记。

2.登记部门的角度：赋予离婚登记机关实质审查权。首先，婚姻登记机关除了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外，还应当配备专业的技术手段查明当事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其次，登记机关有义务审查夫妻双方离婚的意思表示是否自主真实，是否虚假或受到欺诈、胁迫，若审查发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瑕疵，应对其离婚申请予以驳回 ；再次，登记机关还要审查其离婚协议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是否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可能会有人提出这势必会严重加大登记部门的工作量，其工作效率与以前相比也大大降低，但是，在上文中建议1个月的离婚考虑期，在这1个月当中登记部门可以进行调查走访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解决这一问题。

建立离婚协议的证人制度和公证机关两种证明方式相结合。 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时，应有两人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人见证其过程；或当事人的离婚协议经过公证机关公证。证人可以证明当事人双方的感情破裂属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离婚、通谋离婚的等“假离婚”的情形；而公证机关则证明二人的离婚协议属真实自愿，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登记机关的审查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三）被动处罚之解决不同纠纷

1.对“欺诈离婚”之惩罚。当夫妻一方以规避政策去“假离婚”为由欺诈另一方，实则为真离婚，当被欺诈放方起诉到法院要求二人恢复婚姻状态时，法院可以宣告“假离婚”无效，二人恢复夫妻关系，并且视为从未中断。“假离婚”后发生的财产关系，也视为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二人通过“假离婚”所获取的不正当利益也要由相关部门收回，并对此二人课以相关的惩处。我国婚姻法中只规定了胁迫结婚是可撤销的，并没有对欺诈结婚离婚的效力作出规置，笔者认为不妥。《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虽然民法通则调整的可能更加侧重于财产关系，但是既然把欺诈和胁迫并列到一起，就说明二者的程度相当，在财产法中不允许，那么为了更加全面地维护人身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然也可以列入其中。我国婚姻法中倒是规定了一种关于存在欺诈的法律后果，就是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学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的离婚协议会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效力状态，因此现实中可能出现很多情况相同却结果不同的认定，况且仅靠目前《婚姻法司解二》第九条的简单规定，恐会在实践中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笔者认为，不仅应规定离婚协议哪些情况下无效或可撤销，对离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也应明确规定。

2.夫妻二人通谋“假离婚”时，分情况处理。当夫妻俩通谋“假离婚”之后又复婚的，第三人发现并起诉到法院请求处理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社会利益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宣告二人此前的“假离婚”无效，视为二人没有进行过离婚又复婚的行为，夫妻关系始终持续，“假离婚”后至复婚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都视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夫妻二人若通过“假离婚”谋求到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利益，应该由国家的相关部门收回，并对二人作出相应的处罚。

当夫妻二人通谋“假离婚”后，一方“反悔”不愿复婚的，而另一方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二人的“假离婚”无效时，若双方均未再婚，法院应撤销离婚登记，收回离婚证书，离婚法律后果原则上溯及至假离婚登记之时消灭，即视为夫妻关系从未解除过；假离婚期间一方对外行为，依婚姻法符合夫妻相互关系的，其后果由双方共同承担。同时对二人通过“假离婚”获得的利益要没收，并作出处罚 ；若一方已经再婚，且与其再婚的第三人是善意的，那么法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婚姻，原夫妻的“假离婚”发生真离婚的法律效力，而且要对二人“假离婚”获得的利益收回并对二人作出相应的惩罚。虽然在此没有保护遵守“假离婚”协定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由于其主观上有侵犯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恶意，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社会是一个万物互相效力的大系统，笔者也只是从法律层面提出了一些应对的建议，但事出有因，这类政策性假离婚的出现并不是单单因为法律上没有禁止而出现的，有公共政策本身的不足也有我国国民对待婚姻的态度问题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在此衷心地希望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各项制度的配合完善以及人民认识水平的提高，此种不良行为可以早日淡出我们的视野。

注释：

焕廷法律服务团队律师.“假离婚”买房攻略纠纷案.http：//66law.cn/goodcase/3 1804.aspx，2015-04-16.

陶倩.“假离婚”风险大后悔者多 诉至法院无法得到支持.http：//ilonghua.sznews.com/content/2014-10/23/content_10570802_2.htm.2014-10-23.

济南时报.夫妻为买房”假离婚”假戏真做妻子人财两失.http：//news.163.com/15/090 2/14/B2H035BS00014Q4P.html.2015-09-02.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4.

周安平.我国离婚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河北法学.1999（5）.121.

刘子瑛.我国协议离婚制度研究.山西大学.2013.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5）

略

婚姻家庭案件作为传统的民事案件，案件数量大，占我院民事案件的30%以上，向来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婚姻家庭类案件以离婚纠纷、抚养纠纷和赡养纠纷为主，特别是离婚案件，占到婚姻家庭案件的85%以上，案件数量居各类民事案件之首，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离婚的社会认同度变高，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变小，一旦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便成为很多人的必然的选择。赡养、抚养二类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赡养案件由__年的8件，上升至__年的14件；抚养案件主要包括变更抚养关系和抚养费纠纷，由__年的10件上升到__年的18件。其他案件主要包括确认婚姻无效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确认/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等，案件数量维持在1-5件。

略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有着亲缘或血缘关系，但双方间的矛盾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更加注意运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纠纷，以求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婚姻家庭纠纷通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调解工作也相对容易开展，特别是离婚案件中，随着当事人思想观念的开放，双方通常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财产的处理和子女抚养争议不大的情况下，通常都能达成调解。

略

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女性提讼的占60%以上，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仍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表三 __-__年离婚案件处理结果统计表

略

从我院近三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达到80%以上。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对于初次离婚，没有达到法定的离婚条件，且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判决维持婚姻关系，给双方当事人恢复感情的机会。但是，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观念的逐步开放，多数当事人面对离婚情绪相对平稳，容易接受调解并能够达成一致，和平分手。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涉及男女间的婚姻及亲属间的血缘关系，矛盾常常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一种持续的时间状态，双方当事人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屋子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写什么字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让别人看到。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以外的人一般也不愿作证。当事人的家庭内部事务只有当事人本身最清楚，加上法律意识的欠缺，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往往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如离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绝大多数只有结婚证一份，双方感情破裂与否，全凭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另外，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过错行为，受害人取证也面临很多困难，许多当事人又不懂得如何收集证据、应该收集哪些证据，使得无过错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支持。又如赡养纠纷案件中，被赡养人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低，作为弱势群体在举证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仍然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使得赡养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较少。

在我院__年判决结案的108件婚姻家庭案件中，缺席审理26件，缺席审判率为24.1%。的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审理；二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审理。缺席审理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到庭，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以离婚为例，仅凭原告的陈述和证据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财产、子女等问题均难以查明，无法处理，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缺席审理的案件往往不能实际执行，特别缺席审理判决的赡养和抚养费纠纷，无法解决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情即为感情，是基于人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抚养、赡养关系所产生的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感情。自从有了婚姻家庭关系，情就一直在起着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作用。所谓理即依据民间的习惯和礼俗所认定的“是”与“非”，也就是伦理道德。法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规定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婚姻家庭纠纷有别于其他民事纠纷，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权威性的裁判来分清是非，或者即便分清是非，纠纷也不一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甚至有时表面上的纠纷解决了，却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相对滞后，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针对性较差，多是一些原则的规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诸多的情理因素，以法律为依据，但从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来看注重合理性，要符合人情，加大了审判的难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来源复杂的特点。因各种形式而产生的债务都可能在婚姻家庭案件中产生，共同债务的认定处理也成为复杂的问题。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案件中涉及财产债务处理的问题认定和处理通常比较困难。婚姻家庭案件中争议最多的财产是房屋，农村在老房宅基地基础上所建的房屋，一方父母或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离婚案件或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案外人中主张诉争房屋为家庭共同共有，要求参与不动产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一次性分割，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离婚案件引起的债务纠纷中，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找亲戚朋友所举债务没有借据的情况难以认定、一方在离婚时伪造债务以减少另一方在共同财产分割中的份额难以查清等问题也很常见。亲朋间的债务一般考虑“面子”一般不出具借条，当债务人的婚姻出现问题，这些债务人只能是补打借条。这种白

条从证据认定角度来讲，债务人配偶一般否认债务的真实性，法院也不易认定，解决此种纠纷也变得很复杂。除此之外，婚姻家庭纠纷还常常涉及彩礼的返还问题，　彩礼在我国大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实务中因彩礼引起的纠纷也不在小数。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对彩礼定性，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婚姻法》相关解释中仅规定了返还条件。即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其次关于返还的主体，因彩礼或者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不是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妁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最后关于诉讼时效如何把握，有的男女双方结婚多年子女也已出生，法律也未明确婚后多年彩礼可以不返还，故一旦离婚也会有一方提出返还的问题，这时到底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实践中如何处理各有不同。

针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社会影响大，收集证据困难的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强化庭前引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知晓证据不足的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必要证据，经其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后，凡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另外，在庭审过程中，适当的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确保庭审的效果。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6）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键词：婚约财产诉讼主体彩礼返还诉讼时效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具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此前，对于彩礼这一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纠纷时尚无法律规定。然而，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其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的范围以及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消婚姻纠纷应否以及如何返还彩礼等一系列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彩礼纠纷尤其是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带来不少的困难。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一下探讨。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即为人们俗称的未婚夫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效力，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如《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知情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还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古代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姻”。订立婚约的主体多为双方的父母即所谓“父母之命”。此婚约一经订立即具有约束力，不得任意解除。发展到近现代的婚约，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我国《婚姻法》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原则，“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因此，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关于什么人应成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即如何确定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均列为诉讼当事人，其理由是涉案财产既有双方父母实施的，又有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实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将订婚男女双方列为诉讼当事人，其他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其理由是婚约财产给付和收受的对象是特定的又是单一的，即订婚约的男女双方。

笔者认为，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其经济基础较差。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女方个人支配。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合法权利，因此，对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作正确理解。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与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在婚姻财产纠纷诉讼中，当事人所依据的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只有财产所有人才拥有此项权利。因此，除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所送财物全部来自个人财产外应将定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婚约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一方赠给另一方的贵重物品和大量钱财，实质上是为达到结婚目的而做出的附加条件赠与，解除婚约时，以酌情返还为宜。”也有人认为，婚约财产属于一种无效民事行为，其理由是婚约所附条件违背我国《婚姻法》的婚姻自由原则，限制了公民的婚姻自，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之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而认为因订婚所给付与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在民法理论上均有失偏颇，值得商榷。民法理论上所称的附条件的赠与又称为附负担的赠与或附义务的赠与，指的使以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第三人乘担一定义务为附加条款的赠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对于附条件的赠与,受赠人在接受赠与后应履行其义务。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能履行义务而不履行时，赠与人有权请求其履行义务，或者撤消赠与，并要求返还所赠财物。但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给付财物一方所依据的只能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而不能诉请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履行与其结婚之“义务”。再者，以结婚作为所附条件，违反了我国宪法、婚姻法、民法通则关于婚姻自由权的规定。因此，将婚约财产定性为附条件的赠与的观点缺乏理论和法律依据。那么，因订立婚约而给付与接受财物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呢？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骗、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可见，因订立婚约而给付与收受财物的行为并不符合无效民事行为的任何一种情形。因为婚约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男女双方自愿订立婚约在法律上并不禁止，因此，可以说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无效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同样不适用于处理婚约财产纠纷。

笔者认为，婚约财产按其性质应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财产。一类是当事人基于订立婚约而由一方赠与另一方或由双方相互赠与的财产，称为“赠与财产”或“赠与物”，包括食品、烟酒、化妆品、价值不大的衣物、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另一类是当事人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民事行为，如给付对方大量现金、大量衣物、其他贵重物品等，另一方当事人因该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它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也被称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利益，财产占有人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因此，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占有的财产应属于“因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据传统民法，不当得利人应返还的利益不仅指返还原物或原物价额，还应包括原物所生孳息。但由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收受财物一方当事人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取得的财产占有，其并无主观恶意(如非“索要”)。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对于除赠与物外的彩礼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外，同时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应返还不当利益一方当事人的返还责任，即并非由不当利利人返还全部利益。如此，则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的职能必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而逐渐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当然，对于不属于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借订立婚约而进行买卖婚姻的财物，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于以订婚为名而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退还受害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少数以恋爱、订婚为名，以送给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送交财产的一方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首先应区分财产的性质，对于赠与物适用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不予返还。对于非赠与物即当事人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不得不为的行为所给付对方的财产，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由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返还不当得利，同时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返还彩礼一方的返还责任。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认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需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作出正确的理解。

(一)要注意把握该条解释解决此类纠纷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彩礼如何返还，应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已结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二)应以该地区确实存在给付彩礼的习俗作为该地审理此类纠纷的前提。

如果当地没有婚约彩礼的习俗存在，则不涉及给付与返还彩礼问题。对于不能认定为彩礼的，要视其具体情况来确定属于男女交往间所为的给付财物纠纷应当如何处理。一般来讲，彩礼的给付都是非自愿的，往往迫于当地习俗而不得不给付。如果确属完全自愿给付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所给付的财产一律按一般赠与处理。

(三)订婚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确未共同生活的，仍应保护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双方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只是表明双方已形成法律上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是，如果双方确未共同生活，既没有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无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则应当考虑此类案件的现实情况。在我国，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的是双方举行婚礼这一仪式，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形成真正的夫妻关系。因此，订婚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并未共同生活的，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所引起的彩礼返还方面的争议应如何审理。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此种情形即为彩礼返还的特殊情形。生活困难，有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之分。所为绝对困难，是指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其生活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该条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以绝对困难作为标准进行规定的。因为双方已经缔结了婚姻关系，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原则上所送彩礼收受一方已无须返还。如果以生活困难作为一项参考因素，体现司法对生活确有困难一方的帮助，这无疑是对接受彩礼一方提出了一个较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以绝对困难作为一个客观标准综合加以判断，同时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这种因给付造成的生活困难，必须是导致生活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返还彩礼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支持的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未作出明文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给付彩礼一方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收受彩礼一方返还彩礼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审理。(一)同居关系双方均系未婚，或一方系离婚、丧偶后未再婚而另一方未婚，或者双方均系离婚、丧偶后未再婚的同居关系，对于此类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彩礼返还要求的，应当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三种情形即“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相关规定即“生活绝对困难”作为客观标准，综合判断并作出处理。同理，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彩礼返还要求的，亦比照上述规定办理。(二)同居关系给付彩礼一方系“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的，即使其因给付彩礼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其在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同时或单独请求收受彩礼一方返还彩礼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亦不得支持其返还彩礼的请求。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未对该条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作出规定，这就意味着，对于有关彩礼的权利的保护，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即两年。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权利受到侵害，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有关彩礼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在在以下几种情形：(一)如果双方解除婚约关系的，给付人应当及时履行自己的权利，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对方拒不返还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二)如果双方登记结婚后确未共同生活的，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给付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则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三)同居关系的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从双方分居之日起，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四)无效婚姻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以申请方向人民法院请求宣告婚姻关系无效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五)可撤销婚姻关系案件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的，应以申请方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关系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

参考文献: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7）

一、《婚姻法解释（三）》中有关离婚后房产归属规定的问题

不可否认，新解释的确存在着过于强调财产关系的问题，它过于强调个人的财产权利，将夫妻一方的个人价值、个人权利提高到了过高的程度。而这一方多数情形下都是男方，由此导致了新解释对本已处于弱势的女方的保护不足。这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现行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第四十九条也规定必须对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包括妇女、母亲和儿童进行特殊保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对男女双方权利的规定是非常公平的，它将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差异考虑其中，实行一定的差别对待，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了法律对男女的实质平等。然而新解释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处处显露着对女方的不公。这也是新解释最大的缺陷。同时，这样的规定也是和世界各国婚姻法中婚姻财产的主流不符，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都承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巨大付出及相对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二、对《婚姻法解释（三）》有关离婚后房产归属的完善

（一）正视《婚姻法解释（三）》

在《婚姻法解释（三）》已经正式实施的今天，我们首先所应该做的不是如何批判它，而是正视它，并积极的应对。因为，即使对它争议不断，它也不会轻易改变，与其怨声载道，还不如积极面对，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更何况若只是从自己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新解释通常都是狭隘的、片面的，我们应该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评判它。

（二）夫妻双方都应重视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鉴于新解释中对房屋产权归属的明确规定，夫妻双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避免婚后房产纠纷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可在结婚时签订夫妻财产协议，明确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房产的归属。另外，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之后，有关房产归属的变动，要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协议将房产约定为共同财产并且将房产证办理到双方共同名下，从法律上即意味着双方对房屋拥有共同的权利。

（三）夫妻双方都应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女性

在社会迅速发展，各种纠纷纷繁复杂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懂法、学法，以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新解释对女性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女性尤其要了解法律，做出一些事先的预防，比如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以防离婚时自己利益受损。

（四）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关依法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和权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阿证明的活动。婚前财产公证有助于明确夫妻双方婚前财产的数量、范围、价值和产权归属，是解决婚姻、财产纠纷的可靠的法律依据，对于稳定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预防婚姻纠纷，保护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社会，婚前财产公证比较常见，也很少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大多认为婚姻情感和个人拥有的财富是两回事，并不觉得划分财产会有损感情。在新解释颁行之下，人们的观念也将会逐渐随之转变，婚姻感情和个人财产将逐渐分离，相应的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将会越来越常见。其实，公证房屋所有权并没有法律效力，不动产遵循登记制度，公证只能证明出资，不代表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但公证在证据效力上是比较高的，由于法官裁判时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认识不同，此时公证的作用就能体现出来了。

三、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在婚姻家庭纠纷中，财产纠纷尤其是房产纠纷占据重要地位，有时候，财产纠纷解决的好于坏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和与分，因此，婚姻法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在婚姻家庭中至关重要。可是，婚姻法及之后的两个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原则，难以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实际需要，在此基础上，《婚姻法解释（三）》应运而生。新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关于房产归属的规定，使其更加务实、进步、具体，既便利了司法裁判，又维护了家庭的和谐稳定。虽然新解释并不完美，有着些微的缺陷，但总体上来说，它是积极的、进步的。相信在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下婚姻法会更加完善，我们的婚姻家庭也会更加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曹诗权.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 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8）

一、法律谈判概述

何谓法律谈判？一般认为，法律谈判是众多专业谈判的一种，具有谈判的共性和区别于其他专业谈判的特点。在法律领域，它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用于民事纠纷中。它是指由律师当事人参加的，运用法律知识和专业技巧，对谈判各方的诉求和优势劣势进行分析，并通过谈判的方式，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进行的利益交换和平衡，寻求双方的利益平衡点,继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由于其具有成本小、启动方便等不同于诉讼、仲裁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近些年来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当事人重视和运用。

与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相比，法律谈判具有以下特点：

1、程序简便灵活。诉讼、仲裁等方式，由于涉及公权力的救济，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国家通过专门的立法对其启动和运行做了严格的规定，各相关主体必须按照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律谈判则不同，它更接近于当事人之间的“私了”行为，没有专门的程序上的要求，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启动程序简便灵活。

2、成本较小。从时间上来说，诉讼或者仲裁由于涉及到当事人以外的诸多方面，国家对其每个程序都做了详细的要求。一般情况下，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少则6、7个月，多则好几年，不仅耗时长，而且还有可能得不到解决，耗费的时间成本巨大。法律谈判则不同，它是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通过谈判达成目标上的一致，没有太多程序上的限制，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坐在一起协商，花费的时间成本较小；从费用上来看，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由于环节众多，一审二审再审等等程序，花费自然也比较大。而法律谈判属于“私了”的一种，形式灵活简便，费用较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更低，可以节约当事人的费用成本。

3、方式更缓和。在我国公民的传统意识里，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最为激烈、最不留情面的办法。对簿公堂，往往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需要借助公权力来解决，其结果就是虽然纠纷得到了解决，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再也不可挽回。而法律谈判从启动到结束都是由当事人协商进行，双方都有通过友好谈判解决纠纷的美好愿望，方式更为缓和，气氛更为融洽。纠纷解决后，当事人的关系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甚至是和好如初。

二、运用法律谈判解决离婚案件争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离婚案件是常见的民事案件，具有人身和财产的双重属性。夫妻离异也必然关系到双方的家庭、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通常有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发生争议或者矛盾后，往往“裁判容易，了事难”。因此，通过法律谈判的方式消除积怨，疏通感情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其有利于避免矛盾的激化，促进问题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法律谈判具有判决不可比拟的弹性和灵活度，它可以双方当事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和程度，帮助当事人认识到家庭的美满与幸福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使得当事人在充分自由思考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判断，促使纷争的和平解决。同时，由于谈判是出于自愿，双方对于结果也都比较认同，使得协议履行起来更加容易，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障碍。可见，通过法律谈判的途径解决离婚案件争议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我国自古以来都有“家丑不能外扬”的说法，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离婚都是一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的“家丑”，对簿公堂，无疑会使“家丑”最大化，为当事人所不情愿。另一方面，幸福美满的婚姻，团结和睦的家庭一直是人们的追求和期盼。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最后真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双方也应念及旧情，采取尽量和缓的途径协商解决，一旦启动诉讼程序，对双方来说无疑都是最无情、最不留情面的，其结果就是曾经挚爱的两个人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法律谈判则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提供了可能，由于谈判不拘于形式，可以通过协商确定时间、地点、方式，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劝解，可以背靠背找矛盾，也可面对面谈问题，气氛更为融洽，更容易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因此，通过法律谈判的途径解决离婚案件争议也是十分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的。

三、离婚案件中的法律谈判策略与技巧

离婚案件涉及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暴力、第三者插足等导致。原因的纷繁复杂，要求谈判者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谈判策略，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下面就简要介绍几种离婚案件中常用的法律谈判策略：

1、适当拖延的策略

许多离婚案件，属于夫妻双方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只是为某种原因，一方或双方失去理智，一时冲动赌气闹离婚的情况。对于这类案件，双方其实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也许只需要一点时间、一个契机就可以重燃爱火；还有一种情况，己方人对造成离婚的原因负有主要责任，比如是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或者是出轨的一方，由于其本身过错较大，得到另一方原谅几无可能，在此种情况下适时的采取拖延策略，可以冷却当事人的怒火，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有利于谈判的进行和目标的达成。

2、抓住对方过错，趁热打铁的策略

如前所述当事人一方有过错的情况，如果作为无过错方的人，则需要采取相反的策略，趁热打铁，而不宜拖延太长时间。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夫妻双方的感情实属完全破裂，基本上没有挽回的余地，应在对方当事人“理亏”心里较强的时候趁热打铁，进行谈判，这样有利于谈判目标的实现和己方当事人利益的保障。

3、适当运用法律制裁的策略

对于因一方当事人重大过错而导致离婚的案件中，过错方当事人还有可能触犯了其他更为严厉的法律，比如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实施者可能造成被害一方比较严重的身体伤害，触犯了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可能受到刑事追究。但在现实生活中，被害方往往念及夫妻一场，只想以离婚的方式解除这段婚姻，并不想深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过错方也会因为害怕被追究刑责而在谈判中有所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方的律师可以在谈判过程中适时运用制裁的策略，以达到让对方做出一些让步的效果。

另一方面，离婚案件法律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婚姻关系、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不同的诉求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谈判者运用不同的谈判技巧促成谈判目标的顺利实现。下面就这三种情况的谈判技巧问题简要做一下介绍：

1、婚姻关系的谈判技巧

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类离婚案件，夫妻双方因为家庭琐事一时冲动而提出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双方还有复合的可能。因此，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律师不应一开始就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交锋，而应首先想到如何帮助客户挽回这段婚姻。具体做法是，可以在正式谈判前留给夫妻双方一段时间去冷静思考，而不宜过快展开谈判。这样做有助于平抑当事人之间原有的冲动情绪，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当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也许双方在想清楚后都有和好的愿望，此时双方律师应抓紧时间给“冷却”的夫妻感情“升温”，帮助其愈合感情破裂的伤口，促使其重归于好。

2、财产分割的谈判技巧

大多数离婚案件都要涉及财产分割，这也是一般离婚案件中法律谈判的核心内容。这一部分的谈判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又会有很多技巧。比如说，结婚时间不长的离婚案件，因结婚付出较多物质财富的一方势必会感到心里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其律师首先应让对方充分理解这场婚姻给己方当事人带来的损失后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对方给予适当的补偿；另一方面，律师还应该通过耐心讲解，使双方明白相关法律规定，知道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婚后不能转化为共同财产，这样可以降低当事人由于不清楚法律规定胡搅蛮缠的风险，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再者，如果涉及孩子的抚养问题，则抚养方当事人的律师还应从照顾子女利益的角度与对方进行谈判，使对方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3、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谈判技巧

子女抚养权问题也是一些离婚案件谈判的焦点，由于该权利具有人身性，因而有其特有的谈判技巧。在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谈判中，律师应确认子女的真实意愿，最好能在父母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询问孩子，以便使父母了解其真实想法，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另外，律师应客观分析子女随父或者随母的优势，并在谈判过程中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讲解，为当事人理性选择孩子的抚养权创造条件，这样有助于使谈判达成最终的协议。

综上所述，谈判策略和技巧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策略技巧、不同的组合方式，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因此，谈判者还应当在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比如知识背景、年龄、职业等等），分析双方的谈判优势劣势，善于扬长避短，以便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有助于在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达到谈判目标。

离婚纠纷案件关系到家庭的完整，子女的成长，不同原因引起的离婚纠纷案件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一个法律谈判中往往需要用到很多策略和技巧，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发挥着作用。因此，谈判律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酌情选择和适用这些策略和技巧，帮助其达到预定的谈判目标。

参考文献：

[1]裴蓓.法律谈判: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纠纷解决途径[J].思想战线.2007,4．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9）

婚约，从字面理解即关于婚姻的约定。我国著名婚姻家庭法学家巫昌祯教授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进行地事先约定，又称订婚或定婚。我国在1950年、1958年、2001年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对婚约均未作规定，订婚不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但婚姻当事人自行订婚不予禁止，也不予保护，因而婚约对男女双方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有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履行，解除婚约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男女双方可以自由解除婚约。婚约是双方当事人为结婚所作的约定，是一种约定就意味着双方合意。既然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双方都有义务为这一约定的目的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即努力促成结婚，以及等待对方或某一条件成就时结婚，在约定内不与他人订婚或不从事有损于对方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注释1）可以看出婚姻身份关系的协议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合同。

一、关于婚约的性质、特征和法律效力

（一）婚约的性质、特征：

关于婚约的性质法学界有两种见解：一是契约说。婚约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违反婚约的责任的一种契约责任。另一种是非契约说，婚约是结婚的一个事实阶段，但不是必经阶段，不是独立的契约，也不是一种契约之债。因此任何人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也不能约定在不履行婚约时支付违约金。

1、婚约是具有一定形式的确定婚姻关系的预约行为。一般订立婚约应有一定仪式，或由双方口头的约定而为双方亲友和周围群众所公认。

2、婚约确定后在婚约当事人之间发生有交换信物或赠送财物等现象。如农村中出现的“见面礼”、“投契”、“认亲”、“送日子”等。

3、婚约一般不发生同居行为。现实中有不少在订立婚约后便同居生活，这不是婚约的本意，因为它已超出了婚约的界限，具有某种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属于非法同居。一旦婚约解除，往往造成纠纷。

（二）婚约法律效力

关于婚约的法律效力，我国相关法律解释、政策的态度是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婚姻不以婚约为必经程序，但国家也不禁止民间订婚的行为。但在民间习俗上，尤其在农村，婚约仍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力，婚约一旦订立，不管是否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在外界看来就已基本确立了相关男女的婚姻关系，伴随婚约的还有财物的转移和双方亲友的往来，一方毁约便可能会带来财物的损失，人际关系的恶化及社会风俗的谴责。所以一旦婚约订立，任何一方要解除婚约都会面临极大的压力。那么在当前我国社会仍存在父母未经子女同意擅自订立婚约现象的情况下，子女要想解除父母擅自订立的婚约必然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还会因此放弃抗争，委曲求全，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酿成悲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可以把原先体现在法律解释、民事政策中关于婚约效力的态度上升为法律，在婚姻法中明确宣告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婚约，为一方当事人解除婚约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

我国政策、法律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是：

1、订婚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手续和条件，是否订立婚约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律不予干涉，但订立婚约必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愿，其他人不得强迫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1950年6月26日公布的《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中作出了规定（注释2）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新的《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注释3）此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律的解释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都坚持了同样的原则，

2、婚约没有法律约束力。婚约订立后，任何一方均可作出解除婚约的意思表示，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即产生婚约解除的效力。这是因为，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爱情的结合，而且是双方自主自愿，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约，说明在他们之间已不存在结婚的基础条件，因此应当允许，否则即是干涉婚姻自由。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3、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二、正确认定婚约财产的性质，是正确处理婚约财产纠纷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在民间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在审理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获的财物的手段区分为“索取”和“受赠”而进行处理，由于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对于恋爱中互赠财物或者订婚时互赠彩礼，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

（一）关于婚约财产，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性质的类型。

1、基于买卖婚姻而发生的财产给付。这种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而是由父母或其他第三人强制干涉男女双方婚姻自由，以交付不定期的财物作为婚姻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索取财物，谋取一定的利益。

2、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这种形式下的婚姻与买卖婚姻的相同之处在于当事人或其父母在婚前向另一方索取财物，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婚姻一般来说并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男女双方的婚姻往往是在自主、自由原则下确定的。实践中，这种婚姻行为的危害程度有时要远远大于买卖婚姻。由此而发生的婚约财产明显违背了《婚姻法》的规定，因而也是违法的。

3、男女双方处于生活上的关心、帮助，或相互尊重彼此感情而相互赠与双方父母、亲属的财物。这种财产赠与是建立在男女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是双方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法律并不禁止，应属于赠与财产。囿于此，学者们认为因前两种婚约财产纠纷或在男女双方解除婚约时，应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婚约财产应酌情返还。而对于互赠或赠与的财产，因当事人出于自愿，则不需返还。

（二）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婚约财产不限于此，因而婚约财产性质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界定；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也不能拘泥于上述情况，要注意在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统领下，具体事务具体处理：

1、欺骗婚中的财产给付。这种婚姻无意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订婚或结婚虽系双方自愿，但婚姻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成立婚姻关系的真意，不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他们往往为了履行婚姻手续而欺骗对方以及婚姻登记机关，而在达到政治或经济（主要是索取财物）目的后，即要求解除婚约或离婚。这种婚约形式下的财产给付，实质上超出了一般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围，往往表现为诈骗财物，因而也是触犯刑律的。

2、当事人在婚前有良好的感情基础，婚前一方并无明显索取行为，另一方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参照当地婚前一般财物给付数额而给付对方的财物，其给付数额一般较大。这种情况在城市、农村大量存在，常发生于男女双方婚前一段时期，此时双方恋爱一段时间后，认为结婚条件成熟，准备订婚或举行结婚仪式，女方无积极的、明显的索取行为，男方则认为应按照当地习俗给付一定的“彩礼”。该行为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旧婚姻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旧婚姻观念的延续，与现行婚姻法精神相违背。

对第二种财产的性质，有些学者认为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应按不当得利对待，还有学者认为它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性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多数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或附义务，但在婚姻这种特殊的人身关系中附条件或附义务，显然有悖于法律的本义，违背婚姻法的立法精神，附条件的（或附义务）赠与关系中的“条件”（或义务）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原则和规定，不得使用违法的或没有法律依据的“条件”（或义务）。在此财产给付中，当事人双方也并未约定财产给付的条件或义务，把结婚作为赠与关系的“条件”（或义务），实际上是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当事人的，明显与此行为中男女婚姻自主的事实不相符。若将上述行为视为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实质是是对买卖婚姻的承认，对婚姻自主、自由的否定，这将会助长封建的旧婚姻观念的发展，不利于促进人们向现代婚姻观念的转变更不利于法律对婚姻自由这种特殊人身关系的保护。其二，将此类财产按不当得利对待，虽然符合“不当得利”的多个条件，但因给付人利益受损害非悖于其本人的意志，即其利益受损害与本人行为有关，给付是主动、积极的行为，因而并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实质条件，这种观点实质是是否定婚姻这种人身关系中的物性。以此作为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法理基础，将会违背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既达不到合法又达不到合理之目的。其三，将此类财产给付视为是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一种形式更为不妥，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是一方借订婚、结婚之机向另一方索取大量财物的行为，“索取”是一方主动的、积极的行为，而给付一方的给付行为则表现为“迫不得已”。在此类财产给付中，给付是出于自愿，其大量地表现为赠与行为。所以，这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混淆了“索取”与“赠与”的法律概念，抹灭了二者的原则界限。

（三）实践中，对买卖婚姻的财产给付、借婚姻索取财产、欺骗婚中的财产给付，以及男女婚前的互赠礼物，都比较容易界定，也往往会产生歧义。笔者认为，此类财产应视为赠与财产，理由如下：

1、赠与财产行为具有单务合同的性质，是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受领该赠与财产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此类财产给付中，给付方的给付行为完全表现为自愿，受领方也自愿接受，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又符合赠与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

2、虽然该行为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一种传统“陋习”，不为现代婚姻法所倡导，但现代婚姻法并无明文禁止。

3、由上述所知，此类财产给付行为，除视为“赠与行为”外，界定为其他任何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均缺乏法律根据，无法理基础。

4、界定为“赠与财产”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有利于促进人们特别是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现代婚姻法观念的形成，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的婚约“陋习”。

三、坚持法律原则，合理处理婚约财产纠纷

（一）婚约财产纠纷属何种性质的债，应区别情况认定：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一方当事人借助优势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风俗习惯胁迫或欺诈另一方交付一定的财产，方可订立婚约或缔结婚姻，该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也可理解为广义的侵权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侵权行为之债，其法律后果当然是视情形返还全部或大部份财产，不能返还的应赔偿损失；基于婚约关系发生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不形成债的关系，赠与行为完成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消失，赠与方没有要求对方返还财产的实体权利。上述两种情况法律关系明确，处理起来应无争议，但实践中有明显索取或赠与情节的情况较少见，通常是婚约当事人或其亲属参照当时当地“行情”和自身情况，经过来回数次“要约”、“反要约”确定彩礼数额，形成合意，难以区分是索取还是赠与，对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何种财产关系，如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分岐，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在此情况下，应通过细致考察具体情节来确定到底是“索取”还是“赠与”，如果是权利方主动表示赠送一定财物，对方没有异议，则可认为是“赠与”，如果义务方首先开出条件，权利方被动接受，则可认定为“索取”，两种认定分别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赠与的规定和《婚姻法》关于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

二是有人认为“赠与”、“索取”难以确定时，应以“赠与”论，理由是主张按“索取”处理的权利方负有举证责任，既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索取”，则可推定为“赠与”，由权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后，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无据，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应驳回权利方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请。

三是认为两者难以确定时，应以“索取”论，理由是多数情况下看似一方主动向对方赠送财产，实际是迫于不良习俗不得已而为，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法官应当凭借其社会经验，作出这样的推断，判决义务方返还财物，以体现司法对健康社会风尚的倡导，对“恶俗”的抑制。

以上三种观点差异很大，都有一定的道理，让人难以取舍，实践中采纳这三种观点的都不少，这就是婚约财产纠纷司法标准悬殊之所在。实际上这三种观点均有理论上的漏洞和操作上的缺陷，下面逐一分析：

第一种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看似公允，实际犯了表面化的错误，如前所述，赠收彩礼是建立、维持婚约的固有习俗，为周围群众认可，婚约当事人遵从，属约定俗成。就象订立合同，只要双方达成合意，至于订立时是哪一方要约，哪一方承诺对合同成立后的双方权利义务并不产生任何影响，此时再考察是谁首先提出婚约财产数额已无意义，不管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还是第三方提出均不是解除婚约时确定财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以“主动要’还是“主动给”来确定法律性质，有失偏颇。

第二种观点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将模糊不清的状态推断为“赠与”，好像无懈可击，但是“索取”与“赠与”并非两个对立概念，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证明为“索取”并不当然就是“赠与”，它们之间有“中间状态”，对这一点的忽略导致这种过于草率的处理方式，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为依据，其实婚约财产纠纷显然不符合此条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

第三种观点注意到了民事习惯在婚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明智的，但对这种习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通过对婚约财产纠纷的分析，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婚约财产作不同处理，做到既合法又合理，既体现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又符合具体实际情况。

1、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是以索取财物为共同特征，其行为都具有违法性，且符合《民法通则》和《婚姻法》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要件，是无效民事行为。比较起来，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有较可靠的法律原则，解决较为容易。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之规定（注释5），一方借婚姻向对方索取的财物，另一方可以向对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返还，同时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全部返还财物问题上，可以考虑恋爱终止或者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因素，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精神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的集体操作中，对“一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还可以考虑用下面几种方式来处理；一是因借婚姻大肆向对方索取财物，直接导致男女双方婚约解除或者离婚的，这种行为的目的是索取财产而非男女自主婚姻，是严重违背《婚姻法》的违法行为，因而在财产返还上，要部分返还或全部返还。二是男女双方因感情基础薄弱或者无感情基础，而导致恋爱终止或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三是要根据财物本身的性质即是属于耐用消费品还是易耗品等不同情况来处理。对于现金或者家电、摩托车、金银首饰等耐用消费品，一般应当全部返还；而对于衣服、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易耗商品，则可以不返还或折旧后部分返还。

2、对于互赠或赠与对方父母、亲属的某些财物，一般数额较小，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赠与合同来处理，一般不予返还，当事人自愿返还的不受此限制。应当注意的是，婚约财产的赠与应属于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与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同，它必须是实际交付财产，若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口头赠与，并未交付财产，受赠人不得请求交付，赠与人也无交付的义务。因此，婚约的解除也就意味着赠与合同的终止。

3、对于“一方无明显索取行为”，另一方按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的财产。如前所述，应视为赠与财产。对这类财产的处理，若一概不予返还，则明显违背民法基本原则，显失公平。因此，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既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又不能否定实际情况的存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处理：一是受赠方在受赠后提出解除婚约并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利益，则赠与人享有撤销权，既撤销赠与，受赠人应全部返还受赠财物；二是受赠方在受赠后提出解除婚约未损害赠与方利益的，对赠与数额较大的，应予全部返还；三是赠与人在赠与行为发生后提出解除婚约的，可视为完全的赠与行为，不能请求返还；四是受赠行为发生后，因其他原因或双方协商达成解除婚约协议的，对较大数额的赠与财物双方可先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返还、不返还的裁判。

4、对欺骗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财产，因该行为无意以婚姻为目的，直接导致另一方财产和精神受损害。因此，对这类诈骗财产的行为，双方解除或离婚后，无过错一方除请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外，还可以附带请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如返还被诈骗的财产，请求精神赔偿等。

注释

1、“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2、“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任何包办强迫的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订婚的最低年龄，男为19岁，女为17岁。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

3、“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段，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但别人不得强迫包办。”

4、“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产。”

5、“民事行为被确定无效或者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篇（10）

目前离婚案件在司法司法实践中往往到最后演变为抚养权之争和财产权之争，而对共同财产的分配问题，往往决定着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离婚的关键。而作为价值较大的房屋，往往在离婚过程中难以分割并可能成为夫妻双方离与不离的筹码。由于子女是夫妻双方关系的平衡点，因此，在现实中夫妻在离婚时经常会以协议的形式将他们共同所有的房屋等相关财产赠与给子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离婚的双方或一方极可能并非出于自愿，比如：有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为了解除痛苦，一时激动作出承诺只要对方同意离婚，就放弃全部共同财产或将之赠与给子女；有的则不愿意离婚，往往要求对方将全部财产留下或者赠与给子女作为离婚的条件，从而压制对方离婚想法；更有甚者为了达到马上离婚之目的，利用缓兵之计，假意自愿放弃全部共同财产留下或将之赠与给子女，以使对方答应离婚。基于上述情况在现实的离婚案例中经常出现，并且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争执，导致离婚协议的效力无法确定。并且由于赠与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离婚双方对赠与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解不透，因而在签订离婚协议之后，并没有将赠与的房屋进行交付，更没有到房管部门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手续。基于在签订协议时的非自愿，因此在事后，当时勉强答应的一方往往会反悔，并以法律规定赠与的房屋在未交付前赠与是可撤销的或者以存在胁迫为由提出撤销其之前的赠与行为，并且出现拒绝交付赠与财产，更有甚者将赠与财产用作抵押贷款、变卖等等，由此也引发了一类诸如赠与合同纠纷、抵押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的纠纷等案件的产生。

本文作者将从离婚协议效力及房屋赠与的效力等问题对在离婚过程中关于房产赠与子女约定效力问题的几种情况进行探讨：

一、离婚协议签订以后未通过登记离婚或未去办理离婚登记的，该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离婚协议书是登记离婚（协议离婚）的实质性文件，申请登记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制作，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产生法律效力。对于该协议书离婚的当事人可根据民政部门登记人员的指导，进行修改、完善，并最终签名确认，领取离婚证后这份离婚协议书才产生法律效力。在此之前，离婚协议书只能算是草拟的离婚合同书。借鉴合同法理论来分析，可以称为夫妻双方对离婚事宜所达成的一个意向，该“意向书”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登记离婚并取得离婚证的情况下，只是一个“预约”，而非“本约”，不发生协议的法律效力，或者说未产生当事人预想的法律效果。因此，离婚协议实质上应属于不生效的或效力待定的协议，只有当条件成就时该协议才生效，否则不能视为签字即生效。因此，为协议离婚而签订离婚协议应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才发生法律效力。而离婚协议所附条件和期限就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并领取离婚证。因此只有在夫妻双方在完成上述程序并离婚后，那么他们签订的离婚协议才生效。虽然，夫妻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不会像其他民商事合同一样对所附条件、期限作出那样明确的表述，但是从签订协议的目的和正当性角度分析，显然在双方未达成离婚的条件下，夫妻双方在当时并非必然就有自愿赠与财产的意愿。因此当夫妻双方未能完成离婚协议约定的离婚手续时，离婚协议所附条件、期限就没有成就和达到，故不应认定该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赠与等内容当然就无效。

二、离婚协议签订后并且双方登记离婚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合同不宜撤消

我国有关婚姻法律关系的规范中关于对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上述法条的字义理解，该规定似乎认定离婚协议只要排除一方在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并且法院审理后发现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情形外，那么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合同，并且该司法解释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并限制签订离婚协议的夫妻是否最终离了婚。因此，在签订协议并离婚后，又在一年内不撤销该协议的话，协议应当是有效的。

但是实践中虽然夫妻双方已协议离婚，但后来也有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类的案件，而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在事实认定上往往很难把握。对此《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是：“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也就是说，赠与的财产在未交付给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如果反悔的话，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撤回赠与的意思表示，那么受赠人就无法获得受赠与的财产了。而在父母赠与给子女房屋情况下，子女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往往在房屋赠与的前后，均居住在涉及赠与的房屋内，那么如何才能认定赠与的财产是否履行了交付的手续呢？实际的情况是没有认定的直接依据，但受赠与人的确也已经实际占有房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只能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以赠与的房产是否已经办理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认定赠与的房产是否实际交付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在还没有及时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往往给相关权利人带来伤害，而行使撤销权的一方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情况下恶意利用赠与协议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不但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并且从表面上看人民法院的判决似乎对行使撤销赠与一方的上述行为是支持的，因此往往起到不好的司法引导作用，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

因此，作者认为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出于到达离婚目的而签订的，而协议约定将共同的房产归子女所有实际上是一种目的性的赠与行为，房产给子女是实现离婚的重要条件，一方只要没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存在胁迫、欺诈的行为就不能撤消该协议。同时，即便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撤销协议的，也应当另行提起撤销的诉讼，而不能在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中进行主张。

三、在诉讼离婚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要求不能存在有无效的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作为协议，首先要求的应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其次一定要体现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三，协议内容应当合法且公平合理。但是离婚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明显的差异，其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而离婚当事人在当时主观上、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签约双方主体的身份来看，虽然夫妻之间权利义务是平等的，而实际上有时却往往并不能完全平等地达成合意，在每个家庭中夫妻地位很少能够达到完全的平等，特别在财产支配权方面更难达到平等的地位，特别是提起离婚诉讼的一方，往往也因为“理亏”而承受更多的舆论压力，因而丧失了在经济上平等谈判的权利，需要对“无过错”方作出更多的让步或补偿。而《婚姻法》中也规定，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协商不下的，法院在判决时应当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显然立法机构也清楚意识到夫妻之间矛盾纠纷处理的特殊性，并将之与其他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一般民事纠纷区别开来对待。

另一方面离婚协议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因为在离婚时，双方之间的家庭矛盾已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往往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因此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有的是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假意作出妥协；有的是为了避免矛盾，一气之下签订的；有的是在诱骗、胁迫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如逃避债务等）而签订的；甚至有的是为规避政策性问题而进行的假离婚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签订的离婚协议明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由于以上种种的可能性，在后来情势变迁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方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后来双方又和好的，但在若干年后又引起离婚诉讼的，这样的离婚协议就不能作为法院审案的依据。但在实践中要正确判断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易事，因为协议的当事人是夫妻，相比一般协议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签订协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往往感情用事，即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在事后也很难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是违背双方或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所以简单地认定双方签字的离婚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是不恰当的。

从对离婚协议签订后双方履约的行为分析来看，也能进一步说明离婚协议存在的效力性问题。夫妻间签订离婚协议后未主动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最后由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显然此时双方或一方对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反悔。最后法院对在审理时依照婚姻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加以处理，而不是按一般的合同纠纷加以审理，因为夫妻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合同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可见，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引讼离婚的，已说明双方已不可能实现协议之目的了，故该协议是可以解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