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汇总十篇

时间：2023-06-29 16:22:39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1）

产业集聚区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关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产业是国家着力推动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旅游业是着力培育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文化和旅游的互动、聚集与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旅游业作为安阳市第三产业的龙头，已逐步成长为安阳新的经济增长点。殷商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是贯彻实施安阳市旅游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重点项目之一。本文借鉴国内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案例，针对殷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从优化殷商旅游文化要素、发展旅游新业态以及支撑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殷商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第一，殷商旅游文化资源呈现给游客的方式比较单调，没有全面展现出内在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也没有能使游客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游客无法从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很难使人流连忘返；第二，区域间相关资源的整合力度和凝聚力有待提高，以食、宿、旅、游、购、娱六要素为主体，其他关联产业为支撑，并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旅游产业体系还有待与完善；第三，展示参观内容、旅游配套设施、环境绿化美化、讲解接待服务等方面管理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四，文化旅游市场的营销有待加强。

二、优化殷商旅游文化要素、构思发展旅游新业态

旅游新业态是相对于旅游主体产业有新突破、新发展，或者是超越传统的单一观光模式，具有可持续成长性，并能达到一定规模，形成比较稳定发展态势的业态模式。借鉴国内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案例，结合殷商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建议规划建设小屯村民俗博物馆、洹水文化节、“幻想殷商”音乐大典、殷商文化网络会所等新业态，以丰富旅游展示项目和提升文化资源内涵。

（一）小屯民俗博物馆

随着“一片甲骨惊天下”，小屯村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斐名中外。后人罗振玉考证小屯村为商王武乙至帝乙时期的都城。可以说曾经的小屯村是富庶辉煌商都和灿烂无比的殷商文化的缩影。建设殷商旅游文化产业聚集区，可以借鉴洛川民俗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尝试将小屯村按照殷商建筑风格整体改造，建成小屯殷商风情博物馆。洛川民俗博物馆位于洛川县城北，是一组按照清代民居风格复原的四合院式建筑。整体建筑体现了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衔接地带独特的民居风貌。博物馆力图再现黄土高原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风貌，取得了很大成功。小屯民俗博物馆建成，可以引导从事旅游产品、文化产品、纪念品、风味小吃的经营，从而形成小屯村和殷墟的互动呼应，客人参观殷墟后，可以到小屯村进行观光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内涵，拉长了产业链条，也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洹水文化节

郭沫若曾说：“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洹水已成为安阳的代名词。但是洹水并没有因其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而得到充分地挖掘。洹河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可以“三门峡黄河旅游节”的成功经验为参考。三门峡黄河旅游节以黄河文化为主题，集旅游、文化、经贸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主要内容包括黄河游、黄河风情游、虢国文化游、豫西天井民居游等，同时还有三门峡出土文物精品展、名特物产展等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18届。充分发挥洹河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可以对洹河进行夜间旅游项目的开发，提升洹水水位，并对洹河两岸进行高规格亮化，坚持品牌化、精品化、群众化的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综合、经贸、文体、篝火晚会等活动，全面展现殷商洹河璀璨的历史文化魅力和高度现代化成果，增强旅游吸引力，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幻想殷商”音乐大典

可以借鉴“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规划开发“幻想殷商”音乐大典项目。“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是全球最大的山地实景演出，主要表演舞台为一片峡谷，峡谷内有溪水、树林、石桥等，构成实景表演的要素。观众席由曲折的木廊和庙宇形态的建筑构成，与自然景观和谐。“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被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创意城市——城市文化名片”等殊荣，成为中国实景演出的扛鼎之作和河南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丰富殷商洹河文化旅游内涵，必须精心打造、精心选址，可以按照殷商风情模式，在洹水河畔建造一个露天剧场，专场演出大型“印象殷商”、“映象安阳”、“盘庚迁殷”等节目。这些大型演出项目，可邀请国内外著名导演任总导演，把悠久的殷商风情与和时代韵律相结合，把古老的殷商建筑和现代的灯光、舞美相结合，重现当年盘庚迁殷时的盛况，打造一台具有殷商风情、安阳特色，娱乐性、观赏性融为一体的大型音乐盛典，可以为殷商的文化旅游的增添一新的亮点。

（四）殷商文化网络会所

殷商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可以规划建设一处高级网络会所，取名“殷商文化”网络会所。安阳是殷商文化的发源地，拥有灿烂古代文明史，选名为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的殷商时代，意是呼应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是“古与今”的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充分体现了既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又顺应时展，创新开拓，打造网络时代服务经典的宗旨。网络会所可规划建设五层。第一层是唯美动感的游戏吧，利用高科技多维技术来虚拟展示殷商文明，使游客有“穿越”感，仿佛置身于三千年前的殷都；第二、三、四层是风格独特、功能各异的上网区，可按自己的喜好选择温馨浪漫的情侣卡座，日式榻榻米配温暖厚实的貂毛坐垫的异域风情或选择在绿色植物的簇拥下上网、聊天、浏览网页，观看自己喜欢的影片。五层是、上网、游戏的多功能豪华包间，内有高档电脑，豪华的自动麻将桌，可满足会友、商务洽谈、亲朋聚会等综合需求。

三、创新殷商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建设支撑体系

安阳市“三阳开泰”旅游战略的实施，殷商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无不需要资金、技术、人才、体制和机制的大力支持，因此，投融资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制度创新体系就共同组成了产业聚集区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持系统。

（一）投融资体系

在政府引导和市场的推动下，逐步实现产业聚集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尤其要实现循环经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除政府投资之外，还应发展以下投资主体：设立产业聚集区投资专项基金；积极组建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公司；发展中外合资、公私合作的经营投资机构；鼓励大型、有实力的企业进入文化旅游产业经济投资领域。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的投融资活动需要相应的配套服务，以降低和消除投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二）技术支撑体系

推进文化旅游循环经济的发展就要淘汰单纯强调生产而有害于环境的技术，选择并推广那些有利于环境的技术。但企业或产业基于投入产出收益比较分析，通常不愿意研发和推广此类技术，这会严重影响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循环经济发展。因此，为了增加环境友好型技术供给，加快研发、推广与应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迫切需要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平台。建立此技术平台的主体由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社会中介机构等联合组成，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共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政策创新体系

循环经济政策是国家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实现资源减量消耗和循环利用、环境质量改善、经济效益提高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包括法令、措施、办法、条例等。对使用循环再生资源生产再生产品、企业开展资源节约的、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环保行为，安阳市的财政和税收部门可以采取奖励、补贴、贷款优惠、贴息、减免税等激励措施，使企业和个人对文化旅游环境保护的外部利益内部化，对造成文化旅游环境污染的经济行为，通过罚款、征税等限制的经济手段将环境污染导致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责任与利益的公平结合。

（四）强化法律保障体系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2）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3）

青铜器最早出现在马家窑文化时期。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

商代中期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

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来源：文章屋网）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4）

商汤灭夏后，商王朝五迁其都，最终定都今河南安阳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灭，历经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根据商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以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为界，将商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盘庚以前的早商文化为商代前期，盘庚和盘庚以后的晚商文化为商代后期。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商城遗址、平陆前庄出土的青铜器等，是与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黄河北岸及临近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属商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商相同，以农耕经济为主，同时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垣曲商城，位于古城南关村西侧的黄土台地上，垣曲商城是以层层夯土修筑的由四面城垣围成的方形城堡，平面形状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13万平方米。城址内中部偏东为统治者居住的宫殿区，由多座大型夯土台基组成，以南北并列的两座长方形大型台基为中心，其余分布在其周围，形成一组基址群，台基四周有长方形宫城墙将宫殿区围在中间。城内东南部为一般居民区，是平民进行生产与生活的主要活动区，分布着大量储存物品的窖穴和堆积废弃物的灰坑等。

城址内西南部为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多座制陶窑址。垣曲商城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陶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常见绳纹且形式多样，有粗绳纹、细绳纹、间断绳纹、交错绳纹等，主要器形有折沿实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其他遗物有铜鼎、铜斝、铜爵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年代相当。垣曲商城毗邻商王朝中心区域，其建筑规模远小于王都，因此有可能只是区域性的统治中心，或是商代分封于此的某方国的都城。也可能是据守黄河岸边的一座军事城堡。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商城，位于运城盆地西缘，城址平面大体方形，面积14万余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鬲、簋、罐、甗、大口尊、蛋形瓮等，还出土了铜爵、铜刀、铜镞。与垣曲商城规模相当，可能是一方国之都或商朝设在晋南的一座军事据点。平陆县前庄村出土的一批商代文化遗存，其青铜器多立耳、深腹、空心柱状足，饰简单的饕餮纹，具有商代前期铜器的典型特征。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瓮、簋等，也有钻、灼、凿的无字甲骨。垣曲、东下冯和前庄三处遗址，属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平陆前庄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晋西南、乃至晋南、晋东南与商朝王都毗邻的部分地区都是商朝的势力范围，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山西商代后期的商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分布在临汾盆地以东至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与河南殷墟相邻，文化面貌一致，以浮山桥北商墓、长治小神遗址、长子北高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另一部分是方国文化。浮山桥北商代墓葬，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被盗严重，追缴回文物中有带“先”铭的商代铜器。2003年发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其中M1、M18规模较大，墓道中有随葬的殉人及车、马。墓主人应当是商王朝管辖下的方国首领。盘庚迁殷以后，长治小神村商代遗址出土商代陶器鬲、豆、罐、瓮等，与殷墟文化接近，分布范围包括长治、晋城两个小盆地。北高庙遗址发现铜器19件，主要有鼎、斝、爵、甗、觚、罍、鬲、戈、镞等。特点是，仿陶器占一定数量，斝平底，鼎、甗锥足；纹饰简单，以单层饕餮纹、珠纹、弦纹等为主，与小神商代遗存属同一文化类型。

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当时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甲骨文多见记述。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这种文化遗存，既受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受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即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本身具有的特征，形成一种混合的文化遗存。他们可能代表着存在于当时山西境内若干方国的文化，它占据着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应是山西境内商文化的主流。这些方国虽然也有定居聚落，也有农业经济，但主要是一种游牧式的经济，这和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从考古发现的许多工具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灵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以中原青铜器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内戈、有铤镞等，组合以爵、觚酒器为主，同时有鼎、簋的搭配。形制、花纹与组合均体现出殷商文化的特点，但弓形器、羊首刀、有銎钺等又有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旌介商墓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应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他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或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的方国的遗存。这一类型遗存在晋中太谷白燕、忻州连寺沟等地均有发现。旌介商墓墓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坑土穴，流行在二层台上殉人和在窑坑中殉犬的习俗同于殷墟墓葬的丧葬礼制，而且其青铜风格和殷商文化的也一致，暗示鬲方与商朝的友好。除鬲方之外，山西还有许多与商朝友好的方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天、戈、邑、子等10余个，其地域大多在晋南和晋东南。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5）

三千多年前的晚商都城殷虚（古人称高丘为“虚”，建都之地多为丘虚之处），是一片“车行酒，马行炙”的繁忙景象和“酒池肉林”的不夜天。但自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大战牧野以后，商纣王兵败登鹿台自焚而死，从此繁华的殷虚都城成了一片废墟。两年以后，投降西周并被封在朝鲜的商王室贵族箕子“朝周”路过此地时，这里已是“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荒凉景象。面对此景，箕子真是“欲哭无泪”，殷虚成了真正的殷墟。600多年的商代历史，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自此以后，商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所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除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项羽曾与秦朝败将章邯盟于“洹水南，殷墟上”，此后直至明朝建立小屯村，此地就不再有人提起，成为棋布在华北平原上极为普通的蕞尔一邑。

1899年，甲骨文被著名学者王懿荣发现。10年后的1908年，甲骨学前辈大师罗振玉搞清了这些宝贝的出土地是安阳的小屯村。随着罗氏收集甲骨文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终于在1910年从甲骨文上发现了“殷王名谥十余”，并进一步推断出土甲骨的小屯村当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历晚商武乙、文丁、帝乙诸王的都城所在地。在此基础上，又经前辈大师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的深入研究，最终确定了小屯村一带是商朝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灭国，共历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不复徙都”的晚商都城。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才把隐退到历史“后院”的殷墟，推向了世界文明史的前台。

不仅仅如此。殷墟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与世界其他最早的文明，诸如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书交相辉映，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贡献。但是，其他古文字只是昙花一现，只有中国的甲骨文在使用中与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脉相传。虽然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字形有所变异，但从文字的点划、结构上仍有传承之迹可寻，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因此，甲骨文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珍品，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科学的发掘与深厚的底蕴

为了更多地收集甲骨文及与甲骨文伴出的科学信息，减少盗掘挖宝造成的科学资料损失，也为了不使甲骨文这一民族瑰宝继续流往国外，我国学者自192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工作。

当时的中国田野考古才刚刚起步，因而一切都是在探索、总结和学习中前进。前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开始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暂停，历时10年之久，进行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而1950以后至今，中国社科院一直在此地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考古工作。前后78年的殷墟发掘，使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繁荣时期，直到今天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发掘与研究，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所见不多的；而由此造就出一代又一代饮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也是其他古代遗址所不能做到的。

就在这片范围广大的遗址区内，几代考古学家挖土不止，使一个个商代文明的载体――遗迹和遗物被揭露出来。洹水以南和今天的小屯村以北，是当年的殷王朝宫殿、宗庙所在地,是都城“大邑商”的中心区。这里共发现大型建筑基址54处,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其中的“甲组基址”,当为商王的居住生活区。“乙组基址”,考古学家推断为“宗庙”和区。“丙组基址”形制像“祭坛”，可能为社稷。在洹河以北是王陵区，共发现商代大墓14座。在小屯村北发现一座没被盗掘过的中型墓――妇好墓，其出土随葬品之丰富和精美，可以想见大墓之奢华当甚之又甚！

此外，在孝民屯等处还发现了平民的“族墓地”，为研究商代宗族结构提供了物证。如此之多的晚商遗迹，是商代文明史的物化和商人在殷墟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地下博物馆”

殷墟不仅有丰富的遗迹可考，地下还埋藏着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化珍品，堪称是一座藏品旷世的“地下博物馆”。几代考古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展厅的一道道大门。

殷墟的地下，埋藏着大批人类文明的瑰宝――甲骨文。自1899年至今天，百多年来共出土15万片以上。其中1936年发现的甲骨窖藏127坑，一次就出土17056片，被世人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档案库”。而1973年、1991年在小屯南地和花园庄东地又有成批发现，为世界文明史增加了大量新资料。甲骨的发现，不啻发现了一个奴隶社会，并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与此同时，甲骨文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把史料较少的商代文史研究建立在牢固的科学资料基础之上。

殷墟又是一座青铜宝库。历年来，这里共出土青铜器万件以上。不少铜器造型独特，或大气磅礴，或小巧玲珑;而纹饰或诡谲神秘，或瑰丽精细，是极有价值的艺术珍品。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32.84公斤，是世界青铜时代之最。而其他铜器，诸如偶方彝、三联、等等，也是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反映了商代人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水平。

历年来，殷墟还出土玉器2600余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工具、兵器、装饰品、杂器等。商代玉器用料考究，琢磨精细，造型优美，纹饰绚丽，极富艺术价值，并在玉器的“形而下”中深藏着当时人们的情趣和礼制。殷墟出土的玉龙、玉凤、玉人、玉象、玉鸟、玉龟等玉件，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而殷墟出土的骨器也颇具艺术价值，诸如各式骨笄、雕花镶嵌骨等。而著名的象牙杯，刻镂华丽并嵌有绿松石，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

殷墟是一座保存无算珍品的“地下博物馆”。如今，殷墟为展示发掘和研究成果，并保护遗址的总体风貌，在洹水岸边修建了一座在地平面以下的“殷墟博物馆”，几百件精美的殷墟出土文物在这里熠熠发光，使人们受到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的强烈震撼。

殷墟被列入“世遗名录”，是殷墟保护和研究新阶段的开始。殷墟地下还埋藏很多人类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的学问需要我们去认识、去解读……殷墟不仅是中国的，她还属于全人类。我们有责任把她保护好，把她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7月2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专家点评

殷墟的发现对“断代”有重要意义

罗敏（整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殷墟是主要研究依据。譬如说，商朝武丁时期曾出现五次月食，甲骨文有记载。我们首先利用古文字学分期的方法排列这五次月食的次序，然后利用天文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两者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证明五次月食的真实时间，从而论证了武丁在位的年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使商朝的存在成为可以确信的历史。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其意义与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不相上下。

我们知道，罗塞塔石碑是解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和埋在地下的甲骨文不同，大多数埃及石刻都在地上，不需考古发掘就能看到。然而，古埃及语言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人能解读上面的文字。1799年，拿破仑在埃及作战，军队中有人在罗塞塔地区发现了这一石碑，石碑上，古埃及两种字体的文字与古希腊文相互对照。1823年，法国学者商博良依据石碑上的文字，解读了古埃及文字。从此以后，古埃及的历史就清晰了。

正好100年后，1899年，中国人发现了甲骨文。随后不断地解读、研究，商朝历史也逐渐凸现。在此之前，虽然《史记》的《殷本纪》、《尚书》的《商书》、《诗经》的《商颂》都记录了商代的历史，但其脉络不够清晰，并且，这些记载是否可信，需要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证明，甲骨文就提供了这种证明。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的占卜记录，从祭祀到打仗，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我们可以直接从中读出历史。

更早的夏朝的资料非常有限，还没有得到殷墟那样的证明，并且，这样的证明也许永远也得不到，然而正因为殷墟的发现，我们对史籍中的记录更有信心。王国维就讨论过这一话题，他认为从甲骨文的发现来看，《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非常可靠，很少有需要修正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断，《夏本纪》的记载也不会是全然捏造的。

（摘自7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6）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始玉器生产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热爱玉器的民族之一，而中国的玉文化也源远流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①可见，凡是美好的东西，古代的中国人都会拿来与道德品格相联系和比较。同时，玉器也因其本身的温润可亲，色泽柔和以及具有美而不艳，刿而不伤的特质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对于一个讲求中庸的民族来说，玉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为人处事之道，也暗合着我们民族一贯的审美欣赏心理。

中国原始玉器最早发源于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原始社会末期，玉石工艺水平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层次。如果说人类社会早期经历了一个由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我国古代社会除了经历这三个阶段之外，其间还贯穿着一个玉器生产与加工的历史过程。对于玉文化的崇尚与不懈追求，使得汉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审美习俗，而殷商玉雕艺术正好代表了中国玉文化发祥后的第一个繁荣期。

殷商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不仅铸就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也开启了玉雕艺术的繁盛之门。殷商玉雕艺术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它的形制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雕工艺，经过夏代二里头文化与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的发展孕育后，才逐渐走向成熟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可以说，殷商玉雕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尤其是对后世精巧的雕刻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

鉴于考古挖掘和研究的成果，我们把商代玉雕艺术分为两个时期：以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早期玉器和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玉器。两者虽有血脉上的联系，但是前期二里岗的玉器从种类和风格上说，大部分依然承袭的是夏代二里头的玉文化，革新的地方较少。如玉器“仍以兵仪仗器为主，计有玉戈、玉戚、玉钺等，不同的是玉戚明显减少，而玉刀已基本消失。此外，在二里头文化新出现的玉柄形器、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已有的玉璇玑形环（又名‘牙璧’）也有所见。”②根据商代前期二里岗玉器的这种由夏文化到商文化转变的过渡性质，我们有必要把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玉器。因为，只有这一时期的玉器才真正集中体现出了商代玉雕艺术的整体风格和独特魅力，而且不论是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而言，抑或是从造型意识和纹饰效果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绝世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早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冲突交融后所积淀下来的重要文化成果。

一、象形取意的造型方法

殷商玉雕的造型可谓千变万化，形态各异。单从装饰品的题材角度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动物、人物、神话形象以及璜、琮、玦、珠、璧等，其中又属动物形象居多。这些形象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只不过到了殷商时期由于工具的改进和制作工艺的提高，所以工匠们能够更加生动细致地刻画出艺术品形象的表情和神态，也才能够赋予玉石本身更多的艺术韵味。原始玉器多以璜、玦、环、璧、戈、刀、铲、斧、豆、簋、盘等为主，殷商玉雕除了这些实用的种类之外，还有玉象、玉虎、玉兔、玉鱼等各种动物造型。他们形象生动，构思独特，做工精巧，从造诣上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不论是从实用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可以说殷商玉雕已经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

象形取意的造型方法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发展的始终，不论是文字还是绘画，不论是陶器还是瓷器，也不论是青铜器还是玉器等等，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造型意识的存在。远古先民往往将现实客体中最具典型性的部位用最概括和最简洁的手法加以表现。殷商玉雕也是一样，工匠们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启发，设计出了许多精致美观的象生型玉器。例如牛头玉饰的雕刻，作者只是把牛角进行了夸张化处理，使它占据了整个牛头的三分之一比例，另外牛眼和牛耳部分也极度的放大，这三处的巧妙结合将一头呼之欲出、憨厚勤劳的玉牛刻画得惟妙惟肖，既追求形似，又追求神似，但主要还是通过艺术化的处理传其神。

殷商玉器中凤鸟的形象为数不少，《诗经·商颂》曾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③说明商朝的祖先是一个将凤鸟作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殷人对凤鸟的喜爱源于对祖先的敬仰之情，也表明了我们自古就是一个重视纪念祖先和讲求信仰的民族。到了殷商之后的战国帛画中，凤的神圣形象仍然时有出现。直至今日，在中华民族的眼中，凤与龙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这种凝聚了强烈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的特殊符号，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心理。而人物动物等现实象形器除具有装饰效果外，也同样具有贿神祭祀的作用。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阴阳人浮雕，整个浮雕成站立式，一面是男性形象另一面是女性形象。很明显，此种创意是远古时期阴阳合一、阴阳相生学说的孑遗，其涵义笔者认为可能是为了祭祀孕育万物的天地父母，也可能是一种祈求殷商之民生生不息、人丁兴旺的生殖崇拜。

二、文质并重的造型工艺

作为造型艺术，色彩和线条是殷商玉雕的两大构成因素。比起线条来，色彩是更为原始的审美形式。而远古时代的中国先民非常喜欢红色，这一方面是因为红色能够使人产生兴奋、炫目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也因为红色代表着万物之母的太阳，象征着新生和希望，所以，它往往被赋予了一种朝气蓬勃、刚劲有力的涵义。一个民族对一种色彩的崇敬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唤起对另外一种对比色彩的静观与体认。在古人的眼中，与之对比最强烈的当属青色。玉之青色因其朴实自然，不显张华的特点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人们的审美期待视野当中，并且也成为了人们喜爱玉石的理由之一。从已出土的殷商玉雕当中我们发现，它们大多以绿色为主，包括有墨绿、黄绿、青绿、淡绿等，黄褐色与棕褐色次之，最少的是黑色。殷商玉器因玉色的沉稳柔和，玉质的温润可亲往往成为奴隶主贵族和上层社会人们喜爱和追逐的对象，并作为装饰品、配饰、小玩意乃至陪葬品伴随自己的身边。《周礼·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④玉器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着权利的至高无上，地位的显赫威严，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祭祀的冥器，它又寄寓着后人向先辈朝拜进贡为江山社稷祈福的国家意志。

当然，殷商玉雕除了在色泽上令人着迷之外，其纹饰的朴拙，造型的精巧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比较一下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琮与殷商妇好墓《玉人》后我们发现，原始人类的琢玉技术往往停留在一些对实体的整体造型建构上，玉器纹饰较呆板，缺乏变化和自由并且器形外方内圆，严格对称，线条劲挺平直但是不够细腻均匀。而殷墟玉人造型则颇为优美，工笔繁复却又更为明快，线条多样富有活力，整件玉雕给人一种安详宁静的感受。如前所述，由于当时的玉雕作为上层贵族使用的礼器和装饰品，已经或部分脱离了实用价值，所以，也就比原始玉器更符合人们的欣赏要求和审美需要。

如果说青铜器表现的是怪诞、模糊、狰狞与不和谐的崇高之美的话，那么殷商玉雕则以精致小巧、清新柔和的特点表现出了一种优雅之美。简言之，殷商艺术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这种崇高与优美的冲突与统一。我们还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殷商玉雕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只是一种道德理念的寄托，是对尽善尽美的不懈追求。青铜器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集体意识和国家权力意识，玉雕则更多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个人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死后某些良好的祝愿。笔者不是在极力张扬它的形式美，而是承认对于这些以自由形式呈现在心灵面前的美好事物，我们的感受是最直接也是最愉快的。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一切感官对象的形式（外在的感官的及间接的内在感官的）不是形象便是表演，在后一场合是形象的表演（在空间里的模拟及舞蹈），或单纯是感觉（在时间里）的表演。”⑤亦即美的形式是艺术形象在人内心中的直觉投射，也是超越时间性和地域性的绝妙的艺术“表演”，艺术作品只有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时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审美价值。殷商玉雕就是这样一种文质并重、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艺术品。

转贴于三、活泼灵动的造型旨趣

殷商是一个崇信鬼神的朝代，许多艺术作品中都渗透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宗教意识，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哲学与主体人的价值需求不甚对应，也不是一般民众个人审美价值需求的主要对象，所以很难进入平常人们的审美视野中。仔细观察和审视殷商的玉雕作品，它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青铜器那样的神秘和恐怖，也不似原始玉器那样呆板、僵硬，而是活泼、灵动、富于情感的表现。这些作品完全区别于已有的通过几何形体和抽象符号来表现宗教幻想和巫术仪式的艺术品，它们之所以让世人惊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变形了的、图案化的、风格化的与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当时人们对于清新自然之美的追求。

材料、形体、线型、空间不仅是构成玉雕艺术整体造型节奏和韵律的本质因素，而且在这些因素中还包含着不同艺术语言和符号所能够传达出的某种情绪和观念。正如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指出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⑥任何艺术造型的变化都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与人们的精神面貌。无论是象生拟形的玉雕，还是纯几何形的，都既注重了姿态的优美，又注重对祭祀畅神等实用功能的需要。它们一般呈现直线几何的外形，追求四方严正的风格，例如巨大的司母戊方鼎和精致的四羊方尊。而附刻在上面的龙、虎等动物形象则更带有一些狰狞之气，如猛虎食人卣。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些青铜器并不是那么惹人喜爱，甚至给人一种敬畏感和压抑感，但从细节上看我们发现许多小动物用作了青铜器的附饰物或附属配件，正是这些小动物打破了青铜器的沉闷感，增加了主体的生气。郭沫若曾经发出感叹说：“每以现实性的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灵巧。”其实，他的这句话用在玉雕艺术中同样十分精彩。比如，在欣赏妇好墓出土的玉双角蟠龙的时候，尽管它身上布满了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双层几何云雷纹，身体极度弯曲，表情惊悚吓人，却因为不是装饰在青铜器上的附饰物而显得格外自由，就连那张牙舞爪的样子也不见得有多骇人，反而让人感觉到活泼可爱，具有一种原始的、天真的、朴拙的美感。在千姿百态的殷商玉雕作品中，线条、色彩、图案、形状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共同组合成所谓“有意味的形式”，这是激发我们审美感情和审美幻想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同样的纹饰，在某些玉器上就显得繁复、粗犷、硬朗，但在另一些玉器上却显得婉转、柔和、流畅，产生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元素之间的组合方式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动静结合的创意不仅仅表现在玉雕的外形特点上，还表现在了优美流畅的纹饰中。以常见的几何纹饰云雷纹为例，“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用方折角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雷纹……云雷纹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朝向一个方向旋转或呈s形旋转，有的是呈c形缠绕。”不论是怎样的旋转和缠绕，这种连续的带状线条很容易使人产生运动的联想和想象，同时也增强了器物的节奏感和运动感。

四、结语

殷商玉雕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力创造的结晶，代表着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并在上层社会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除了装饰作用之外，还渗透着与原始巫术、祭祀图腾、礼仪丧葬等活动相关的观念性的含义，展示了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探索成果和审美能力的发展。换言之，殷商玉雕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玉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珍爱，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化的生产实践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管是对现实事物的模拟或写实，抑或是来源于宗教信仰等虚拟幻想的形式创造，这些巧夺天工的艺术品都是先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对玉石的自然特性及形式规律逐步掌握、熟悉、运用的结果。之后，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加深和生产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玉雕这项工艺终于发展成为了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并且令世人惊叹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

“艺术正是人类这种作为精神生命的本体在不断延伸着的物态化的确证。人们在物态化的对象中，直观到自己的生存和变化而获得精神上的培养，增添自我生命的力量。”可见，艺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不仅可以把流逝的时空凝冻起来，使世界成为一个永恒的现在，而且还可以唤醒和塑造人的艺术----心理----情感三位一体的审美意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殷商时期的玉雕艺术恰好满足了人们在经过了艺术时空转换后留下的心灵上的空虚。质言之，它所传达出的历史感、文化感和民族感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对于世界、自然和人生的情理交融的领悟与感想，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和最好的诠释。

注释

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1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②周南泉：《夏商周时期玉器》[J]100页，西安，《收藏》，2007（8）

③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册）[M]10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④杨天宇：《周礼译注》[M]2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宗白华译，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⑥[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朱志荣，陶国山：《商代玉器的审美特征》[J]《泰山学院学报》，2004（1）。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7）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211—05

乡人裼即乡人傩，裼即傩，前辈学者饶宗颐的论述较为详尽，以“上甲微作裼”考究傩起源于殷商上甲微时代。此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饶宗颐观点相通，时间略早的相关论述的有姜亮夫的《傩考》一文，姜亮夫从上古音系转训角度释解“裼”与“傩”字同源，并将“傩”释义为“驱强死鬼”，且疑“傩”即“殇祭”。如此，乡人裼（傩）的论述基本可以定献。但“乡人裼”又源于何处呢？饶氏与姜氏撰文中并没有深入探讨。甲骨文中无“裼”字，本字作“易”，而“易”字的字形结构意义与“日祭”相关，为上古人类对太阳崇拜的祭礼衍化形态，后又延伸为祈求风调雨顺，与社神祭仪融为一体。又，殷商时期并无“乡人”称谓，“乡人”称谓实质是西周以后宗法制度的产物，多与社神祭礼关联。因此，殷商时期的裼（傩），体现出以贵族中下层国人为主体的社祭习俗，目的是祈求天地之气交融而风调雨顺、神人谐和，多用人牲与犬牲以御疫气。

甲骨文“易”为“裼”的初字，《甲骨文编》中录“易”字形12例，均为上下结构形态，其中作“日丅”结构形态的就有11例，仅一例作“口丅”形。“易”字下部“丅”形，姜亮夫前辈释为“示”形，即为大石碑，为殷商的郊祭太阳的神坛（详见下文）。“易”字的上部结构为“日”形，仅一例作“口”形，因此，可以全部释解为与“日”相关的活动。上下结构会意，即可延伸为殷商的郊社“日祭”内涵。

“日祭”是上古先民自然崇拜的遗韵，与原始部落驱除“日食”或相关的祭仪活动有关，如，连云港将军崖史前岩画所刻录的人面与太阳等图案，即属于这类祭仪活动范畴。在殷墟卜辞中，“日祭”与祖先神崇拜合二为一，“日祭”（祀“天”）是殷人最重要的祀礼之一，因为在殷人看来，殷人的历代祖先灵魂升为“天”，甚至自己的种族也是“天”降的，如《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更有意思的是，如王小盾所说的“商代前八王的名号都和太阳有关。（指上甲微、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这种把祖先神（帝）与“天”关联一体的现象，正是殷商郊社“日祭”的重要内涵，后衍化为郊祀之礼，姜亮夫因此说“郊祀礼也，盖本之于古黎庶崇祀天日之朴实本习。”

殷人郊社“日祭”，在“祭天”的意蕴中包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即在“祭天”的郊祀礼中蕴涵着“上帝”（祖先神）的观念，这从殷商卜辞中又可得到证实。殷人视“祖先”为“上帝”，魂魄与“天”同在，所以每当出现“灾”时，殷人即以为在天的祖先下来作祟成疫，故而经常卜问祖先（天）作祟与禳除状况，并通过祭祀“上帝”而避灾祈福。裘锡圭说：“从殷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以及《尚书》、《诗经》来看，殷周统治者都认为他们死去的先人是在天上的，是在上帝左右的。”在商人的鬼神理念中，对待常常作祟的祖先（天），一方面需要“拜祭”，祭献诸多牺牲，让他们得到安宁；另一方面需要“御祭”，以禳除的方式驱除作祟的祖先（天）于四方游荡的魂魄。《世本》中“上甲微作易”即是这种鬼神理念的记录，而“易”字的内涵，正包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易”字在《金文编》中渐变异为“[日豕]”形，且有刻在戈上，如“不易戈”等，说明与军事有关，后世有将“易”释为“铜泡”，如北京大学曹斌教授所言“铜易是一种通过沿面上的钉孔装配在漆木盾上的器物。”而《先秦货币文编》中也屡见“易”字形，则多与交易有关，在《侯马盟书字表》中的“易”字兼有币与盾两种形态，至《包山楚简文字编》中的“易”字基本定型，共4例，字形延续至今。汉许慎释解日“易，开也。从日一勿。一日飞扬，一日长也，一日强者众儿。”今人林羲光释曰“云开日见也。从日，一蔽之。勿，飞也，丿，引去之象。”柯昌济说“当即易从人在日下，会意。……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李孝定谓T疑古柯字，日在丁上，象日初升之形。其说可参。金文更增乡，而为易，乡殆象初日之光线……《说文》说形不确。段注‘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衾]易废矣。’近是。”以上均引白《古文字诂林》释“易”条。

由“易”字形在甲骨文、金文、先秦货币文、侯马盟书、包山楚简文字，及古玺文、汉印文、长沙子弹库帛书等中的渐变形态来看，“易”字形在先秦以前是不稳定的t且表意内涵有多样性趋向，秦汉时期渐趋稳定，而今人的多种释解正说明了这种渐变状态。笔者以为许慎的“开也”释解更接近甲骨文的本义，但又不完全准确。

如上文，甲骨文“易”作“口丅”形或“日丅”形，以后者为多，说明“易”字训为与太阳有关的内涵更准确些。上文引诸多学者或训为“日”，或训为“旦”，有释为“云开日见”或“日初升之形”等，大都为汉许慎“开也”释解的延伸，仅重点释“日”形之义，没有具体释解“闇”形的具体内涵意义，因此对“易”字原始意义的释解必然产生偏差。

“易”字上下结构，上“日”下“丅”形。在《甲骨文编》的12例，及《续甲骨文编》的13例，所列的25例“易”字，下部结构均为“丅”形，或略微弯曲的变形状。有关“丅”字形及意义，在《古文字诂林》中所列举的释解中，均不见具体和明确的标注。

学术界较早且有明确的释解，见姜亮夫的《示社形议说》一文，释“示”字中有“丅”形，姜氏说：“示部所从诸字，皆主于神祗，而非观示之意，则部首不以观示为意矣。”“甲文作丅亍为原形，即象大石碑。”可知“易”字下部结构的“T”形，当作象形“大石碑”释解。“大石碑”即殷人的“社”，为“示”之初形，殷人以“石”为“社”，见《吕氏春秋》载“殷人社用石”，姜氏说“此等制度，推其元始义意，盖以此等石或树木为祖先灵魂托居之所。”又云“盖古大石之制有二：一为立二石以上至四五石骈置之，而上覆以一大平石所谓dalmen也，即吾土文字中之示字；其特立一石而上不加平石者，则日门海（menhir），即土字是也。”由姜氏观点可知，“丅”形象征“大石碑”，即“石社”，“为祭祀祈福之灵石”，“立于郊野之山阿”，“以达天地之气”。则上“日”下“丅”结构的“易”字，即为会意字，可释为“祭台”上的“日”，可引申为“日祭”形态及相关的活动，表达殷人以‘‘大石”为“社”而进行的与“日”相关的祭祀活动等内涵意义，这应该视为“易”字的原始内涵与意义所在。

因此，甲骨文所表达的“易”祭，实际上就是郊祀礼，本于古人“祭天”。“易”字所表达的内涵，即通过郊野的“大石”社进行“祭日”活动，禳除作祟的“帝（天、祖先魂灵）”，以达天地之气融和，即有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国家层面的祭礼意义，而这种“禳除”与“祈祷”意义正是后世驱傩本意的本源。

现存的卜辞甲骨多是武丁时期及以后的物件，其中，“上甲微”是卜辞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殷人祭祀祖先神往往从“上甲微”开始，据孟世凯先生考证：“上甲微在古书中又称作微。上甲是商族的后人在祖庙中给立的号，叫做庙号。微是上甲的名字。商族自上甲微以后，都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作为庙号。上甲微在甲骨文中作‘上甲’。商王祭祀上甲的卜辞很多，祀典也很隆重……商王大祭祀先公（近祖）时，都是从上甲开始，祭祀先公先王时也是从上甲开始。单独祭祀上甲时，经常用作牺牲的有牛、羊、猪，至少是一头，多者十头……这说明上甲微的后人对他是非常崇敬的。”商人重视“上甲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经率部族打败强敌，奠定商族的社会地位，所以，《国语·鲁语上》载“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商人“报祭”、“上甲微”，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祈求与“天”融为一体的“上甲微（帝，祖先魂灵）”庇护商族，既有凝聚部族力量，又有驱除强敌的巫祝诰誓意义，这与上文释解“易”字所表达的“禳除”与“祈祷”双重意义等相类似。

而“报祭”的“报”字，在甲骨文中作上下结构形，上部象形一只手，下部象形一人屈膝貌，两者会意。可见，“报”字的初始意义，即有俘获和人性的内涵，表达献牲以答谢天（帝）庇佑的本源意义。这种“报祭”形式与意义，与殷人郊社祭仪相一致，且为后世仪礼之郊特牲祭典承续，如《世本》“郊特牲”类属中载有“乡人裼”，便能说明“报祭”与“乡人裼”的本质与承续性。

以燔、燎羊牛等牺牲的方式“祭天”以祈求农业丰产，以俘获敌人或头颅作为牺牲的方式报答“天（祖先神）”庇佑之功，这种“郊特牲”类属的祭仪，即是“易”祭的衍变形态。

这类祭仪特质形态，在殷郊社考古发掘中得到佐证。有关殷人的郊社，据考古发现有两处。

一是郑州商城的“王社”，五块大石围绕中心一巨石的“社”制形态，祭仪状况显示“有序排列着犬坑8个，犬牲100余条以及人祭坑14座，烧土坑2个”等，“犬”与“人”牲以“埋”的方式祭献，显然是针对“地”而祭；2个“烧土坑”表明曾经有“燎”的祭献方式发生，显然是针对“天”而祭，“燎”祭献的牺牲状况不明，结合后文卜辞推测，大约以羊与牛等为主。另外，江苏铜山丘湾发现一处商代某方国的邑聚遗址，“在遗址偏南处发现一片面积约75平方米的祭祀场所，中心立石有4块，周围埋有人牲20具，人头2个，犬牲12具。这里属于当地族人祀地神的遗迹。”南京博物院的俞伟超则作出“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中山大学许永杰作出结论时说：“人、狗被杀是以中心大石为神祗进行祭祀。……中心大石当是社神。……杀人祭社正是这地区尤为盛行的习俗。”“（铜山丘湾）人架大多俯身屈膝，双手反缚，性别、年龄可辨者有六男四女，皆青、中年，都是被杀后就地用黄土掩埋的。全部人骨架中，一半左右头骨破碎，有的在头骨旁或腕骨旁出石块一，似表明主要是被砸死的。”结合殷周人征战前要在社前进行祷祝、征获后要将俘获献祭于社的传统（即上文“报”），推测铜山丘湾商方国社的六男四女青壮年人应当属于方国的俘获献祭品，或为周边战败方国的贵族或首领等。王社立石六块，方国社立石四块，反映出社会分明的阶层等级制度和社权威力度等。方国社也以“犬”和“人”牲为主献祭，在祭献方式上与王社一脉相承。但方国社祭的“人牲”显示出被石块砸死的表征，是否为后世郊祀“磔牲”的本义，因为“磔”字即以“石”为偏傍，表明与“石”有某种内在关联，此说存疑待考。

综合商王社与方国社的祭献方式，以“人牲”为祭献的方式可定性为“拜祭”内涵，即以献俘的方式向祖先神（天帝）表功敬奉；以“犬牲”为祭献的方式可定性为“御祭”内涵，即以杀狗取血的方式向天帝（祖先）禳除灾厄。有关“拜祭”与“御祭”研究，参见连劭名先生《商代的拜祭与御祭》。而杀狗祭社的方式，在后世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史记·秦本纪》云：“以狗御盅。”《正义》云：“以狗张磔於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秦帝六月伏日杀狗祭社，习俗即源于殷商“祭日”（郊社）方式。

由此可见，“裼”的“日祭”特质形态，最初表现为殷商“上甲微”开始的“祭日”（上帝与祖先神合一形态）仪态，以“大石”为“社”进行“禘”祭，杀“人”与“狗”取血涂于祖先灵魂象征的“大石”进行“御”祭，以“宁四方风雨”（祈雨或驱旱）；并“埋”牲于“大石”四周，“燎”牲以“报”“上帝”（天），以期达到祈祷风调雨顺与国泰民安的祭典目的。

如上文述，“易”字初始意义即殷人郊社的“日祭”，后衍化为与“上甲微”魂魄（帝）相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殷商社会的宇宙观与生命观。

殷商前期，由于部族屡迁，则郊祀场所或随之废弃，或随迁车马而迁徙。郭沫若曾说：“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人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时代，此在殷时已然，观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进入有史时代的殷商，自上甲开始，郊祀场所常见形态即“大石”而立之“社”。姜氏说：“（殷商）社之制，盖建大石立于郊野山阿。此《郊特牲》所谓‘必爱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所以，“大石（神灵象征或居所）”即是“天”与“帝”的象征，故《吕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可见，始见于殷商的“易”祭形态，把“大石”象征着国家（江山社稷），昭示商族祖先魂灵与“日”同在，因此，作为国家层面的“易”祭，在悼亡的层面意义上即“国殇”之礼初始形态。《周礼》有云：“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所以，“上甲微作裼”的记载，或与国之大故或天灾有关，或与兵事相关，说明殷人的“国殇”，其实就是以兵甲为重要力量、以郊野“大石”为重要形态、以“祭日（包括祖先神）”为重要内涵的社祭。

但是，有一个问题：殷商时期是否有“乡人”概念呢？这关系到“上甲微作裼”或“乡人裼”等所代表的祭祀形态的层面延伸问题。

夏代有无“乡”的概念无据可考，殷商“乡”的概念最早见卜辞甲骨记载，但内涵与意义较现今相差甚远，具有稳定意义的“乡”概念产生，从逻辑上来讲是盘庚迁殷以后。

殷人的“乡”概念，是他们聚居方式及祭祀权利分享的衍生结果。殷人重血缘亲疏关系的分层次聚居方式，意味着分享祭祀权利（殷人以神权为政治）的相同层次等级，而聚居在近郊的子族，由于与王族血缘最亲近，分享王族祭祀的权利也最多，“乡”的概念最初即指这一部分子族和他们聚居层次的祭祀权利等相关内涵，这从甲骨文“乡”字的结构意义中可以见证。甲骨文中的“乡’’为“飨”、“卿”的初文，体现出殷人子族在郊祀礼仪中享受同等“飨神”权利与助祭身份的原始双重意义。如甲骨文“乡”字，见《甲骨文编》前1·36·3载，作两人相向跪坐享用祭品貌，为会意字，释“卿”。“卜辞郷卿一字，重见卿下”。《续甲骨文编》中载2例“乡”字，为会意字，释“飨”。罗怀玉为此析出甲骨文“乡”字形的六种类型，同时，他的“以祭祷之处为乡”的说法很精辟，明确指出甲骨文“乡”字的地理层面的意义，即特指商王郊祭场所，这可视为“乡”概念的起点。由于殷墟甲骨文多为武丁及以后的记录，则“乡”概念至迟在武丁时代已产生。武丁时代记录的“乡”概念，最重要的特征是神权与政治的合一，就管理层面而言，“乡”专指主襄祭祀的“卿”（实际是具体负责祭仪活动的助祭，主祭是商王）；就时间层面而言，“乡”指商王郊祀之日。故“乡”字概念的混融性可见一斑，实际上是时空与主体的三位一体综合理念，说明至武丁时期卜辞记载的“乡”概念，已具备现今词义的本质，但内涵与外延更加扩大化。

殷商武丁时期的“以祭祷之处为乡”理念，说明晚商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周边的郊祀场所，即为殷人最初的“乡”地理范畴。在这个地理范畴之内，可引考古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遗址为证。

如上文所述，郑州商城遗址在城南“宫城”的东北部约150米处发现祭祀场所，“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北部的北城垣东段内侧，有一片平坦高地，即是一处以立石堆为主体的社祭遗迹，其西南约150米处就是宫室区。”（P55）郑州的商城，地处王畿范畴之内，是商王血缘最亲的子族聚居地，足以类比商王“祭祷”体制与格局。150米的距离，说明殷人“乡”概念的地理范畴其实很小，所指的“卿”（助祭者）应该来源于“城北”的、与“宫区”贵族有较亲密血缘关系的“士”级层面的“小贵族”（邑人）阶层。另外，从郑州商城的“祭祷之处”可知，它实际上就是近郊的“大石社”（殷人以大石为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则殷商时期的“乡人裼”，实际上是殷商贵族阶层（与商王血缘亲密的子族）为主体力量的郊社“祭日”活动。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8）

一、盘庚迁殷的思想渊源

据文献记载，商族在建国前曾有八次迁徙，在建国后曾有五次迁都，史称“前八后五”。关于商人屡迁的原因，学术界曾提出多种不同观点，如游农说、游牧说、军事原因说、生态环境说等等。商王朝各阶段政治形势、社会状况不尽相同，历次迁都的原因似乎很难用单一的解说加以概括，但就“盘庚迁殷”而言，其迁都动因及思想渊源在《盘庚》篇中却有较为明确的反映。

《尚书·盘庚》三篇主要记述盘庚迁殷前后诰谕百官黎民之辞，其中不止一处提到商代迁都的原因，如《盘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盘庚中》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盘庚下》曰：“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概括来看，《盘庚》三篇所言迁都原因不外两点：其一，“恪谨天命”；其二，“恭承民命”。目前所见商代甲骨、金文中并无“民”字，因此有人推测《盘庚》篇中多次出现的“民”字可能是周人在改定该篇时加入，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恭承民命”不过是盘庚安抚反对迁都者的托辞而已。可以推想，在阶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商周时期，普通民众的意见不太可能影响到迁都之类的国家大事；至于“天命”思想在商代是否已经出现，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则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商人信奉鬼神、重视祭祀，如《礼记·表记》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据殷墟卜辞的研究可知，商代的宗教崇拜对象主要包括三类：其一，至上神：帝、上帝；其二，自然神：日、风、雨、雷、云等；其三，祖先神：先公、先王、先妣等。《尚书·盘庚》篇称至上神为“上帝”或“天”，如“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与卜辞所见基本一致。综观今文《尚书·商书》五篇可见，《汤誓》、《盘庚》两篇称至上神为“上帝”、“天”，《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称至上神为“天”。今文《尚书·周书》中《大诰》、《召诰》、《多士》则称至上神为“帝”、“上帝”、“天”、“皇天”，度其文意可以发现周初的“天命”思想较商代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从《周书》诸篇所述内容可知，周代统治者不仅认为自己是天命的继承者，而且承认商人原来是天命所归的正统，如《多士》说：“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召诰》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考虑到商、周两代在思想文化、宗教观念上的继承现象，可以推知“天命”思想不可能晚至灭商以后才出现，至少在周为诸侯的商代中后期业已形成。

“帝”与“天”虽同为至上神代称，但二者最初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帝”在商代甲骨、金文中最初专指至上神，后来也用来指代人王，如商末二王称“帝乙”、“帝辛”。“天”本意指很高的地方，如《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后来则专指天空，因天空是宗教观念中帝之居所，人们逐渐用以指代帝，宗教观念中的“天”、“帝”概念因而逐渐趋同。周初成书的《君爽》曰：“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召诰》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前者以“皇天”、“上帝”对称，后者以“皇天”、“上帝”连称，在此“天”与“帝”的涵义已经基本等同。郭沫若说商代至上神“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考之以早期文献与甲骨卜辞，其说近是。

卜辞中“上帝”是商人祈福求佑、祈雨求年的对象，《尚书》中“皇天”控制着人世间王权兴衰、朝代更替，可见商周宗教观念中至上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这令人不能不相信《盘庚》篇所谓“恪谨天命，不常厥邑”之说。商人凡事必卜，大到方国征伐，小到田猎农事，无不以占卜形式向神灵贞问。《周礼》日：“国大迁，大师，则贞龟。”盘庚在诰辞中也说“卜稽日其如台”，“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格，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可见都城迁徙确属国之大事，事先肯定经过一再卜问，以遵从“天命”的指示、寻求上帝的庇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天命”思想在商代中后期已经出现，并成为影响政治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迷信鬼神、崇信上帝的商代，“遵从天命”即盘庚迁殷的思想渊源。

二、盘庚迁殷地点的考证

《盘庚上》开篇曰“盘庚迁于殷”，西晋时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曰“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日殷”，并进一步概括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据此学术界多认为“盘庚迁殷”是商王朝最后一次迁都。关于殷都的地望，《史记·项羽本纪》述项羽与章邯会盟时说：“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集解》曰：“殷墟，故殷都也。”《索隐》曰：“殷墟，南去邺州三十里。”自汉以降史地著作多主此说，如《水经·洹水注》：“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昔者项羽与章邯盟于此地矣。”《括地志》：“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史书所云殷墟故都大体在太行山以东、洹水之滨的安阳县，此地东周时期先后为晋、魏、赵三国所有，秦始置安阳县，属上党郡，汉属河内郡，魏晋、唐宋先后归属邺州、相州，元明清三朝皆隶属彰德府。尽管如此，史书所载殷都地望仍较模糊，直到近世甲骨文发现后，几代学人经过不断研究与探索，盘庚迁殷地点才最终得以确认。

清末以来河南安阳小屯村屡有刻辞甲骨出土，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字遗存，自此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03年晚清学者刘鹗编辑出版《铁云藏龟》一书，认为甲骨文属“殷人的刀笔文字”。甲骨文发现伊始古董商为牟利对其出土地秘而不宣，1908年著名学者罗振玉几经探访终于得知刻辞甲骨出于安阳洹河南岸小屯村，后经研究指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认为小屯殷墟为商王武乙至帝乙时期的都城，率先将甲骨出土地与史书所载殷商故都联系起来。1925年王国维所著《古史新证》指出：“今龟甲兽骨所出之地，正在邺西，与古《纪年》说合……又卜辞中所记帝王讫于武乙、文丁，则知盘庚以后，帝乙之前，皆宅殷墟。”从而通过卜辞中的商王名号考证安阳小屯为盘庚迁殷后的晚商都城。1928年以后安阳殷墟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宫殿、宗庙、王陵、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刻辞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大批遗物。研究表明，殷墟以洹河南岸小屯宫殿区、洹河北岸西北岗王陵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众多商代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确属商代后期长期使用的都城遗址。此后学术界逐渐认同了王国维的观点，肯定小屯殷墟即为盘庚所迁之殷。

然而近年随着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学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殷墟主体遗存的年代大体属于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遗址范围内迄未发现年代早至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的甲骨文、宫殿、宗庙与王陵。据此有学者提出“殷墟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认为所谓“殷墟”并非盘庚所迁之殷都，而是武丁继位后才开辟的晚商都城。这样盘庚迁殷的地点再次成为疑问。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市区洹河北岸又发现一座大型商代城址——洹北商城，该城毗邻殷墟，规模宏大，发现有郭城、宫城两重城垣，以及宫殿、宗庙建筑基址、铜器窖藏、铜器墓等重要遗存。洹北商城确属都邑级别的遗址，其位置亦在史书所载的“殷”地范围之内，城址年代大体属于中、晚商之交，略早于小屯殷墟遗址。综合来看，洹北商城无论是遗址级别、所在地望，还是文化内涵、所属年代都与盘庚迁殷较为吻合，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其为盘庚所迁之殷都。

三、殷都的布局与建制

《尚书·盘庚》篇中，盘庚在与臣民对话时称新迁之都为“兹新邑”或“新邑”，如“予若吁怀兹新邑”、“用永地于新邑”，据上述殷都的考证可知应指洹北商城而言。在此我们将洹北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盘庚》篇的有关记述联系起来，并结合甲骨卜辞的研究成果，来探讨殷都的布局结构与宫室宗庙制度。

（一）殷都的营建与布局

今本《竹书纪年》说：“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日殷。”其说若确，则表明盘庚初即位时居于奄都，在位十四年后才迁都于殷。从《盘庚》三篇所述内容来看，盘庚迁殷显然从容而有计划，并非仓促迁都之举，事实上盘庚也不可能将都城迁往一片不毛之地，其仍居奄都之时当已着手新都的营建，至迁殷时“新邑”肯定已经初具规模。

经过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目前洹北商城的总体布局与城邑结构已基本清晰。洹北商城郭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2150米，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城及宫殿区位于郭城中部偏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95米，东西宽515米，总面积41万平米。宫殿区位于宫城中、北部，迄今共发现30余座夯土基址，其中以最南端的1号基址规模最大，总面积约1.6万平米。外郭城西南角发现有一座拱卫的小城，郭城北部、中部分布有中小型夯土基址群，郭城西部、西北部早年曾出土铜器窖藏与中小型墓葬，郭城东墙、南墙外侧近年发现有同时期的商代道路。研究表明洹北商城宫殿区包括l号基址在内的多座宫殿建筑始建于洹北商文化早期，宫城晚至洹北商文化早期晚段以后才开始兴建，郭城始建年代更晚，大约在洹北商文化早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可见整个都城的营建顺序是：先建造宫室宗庙，再修筑宫城，最后修建郭城。据考证盘庚迁殷是在洹北商文化晚期，由此也可证明“新邑”的营建的确在盘庚迁殷之前。

据洹北商城的考古发现，可知殷都的布局结构有以下几方面特征：1.郭城、宫城、宫殿建筑皆呈北偏东走向。目前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等商代都城遗址，及其附属的宫殿、王陵等重要建筑都具有这种特定的走势，究其原因，有学者推测为“殷人尊东北方位”。2.城邑、宫殿建筑皆有沿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倾向。洹北商城宫城在郭城南北中轴线南部而略偏东，已发掘的1、2号宫殿建筑皆为沿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结构，前者似继承商前期偃师商城小城的布局风格，后者则与偃师商城四号宫殿的建筑结构接近。3.宗庙建筑在都城布局结构中地位突出。据考证洹北商城1号基址为商王室之宗庙，该建筑基址位居宫城南北中轴线中部，是洹北商城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其余宫殿基址皆分布在1号基址北侧。《吕氏春秋·慎势篇》日：“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洹北商城所见郭城、宫城、宗庙的位置关系与文献记载的都邑、宗庙建制恰可相互印证。

（二）殷都的宫室与宗庙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先君之主日都，无日邑。”所谓“先君之主”，指供奉先王神主（即“示”）的宗庙。在古代，宗庙的存废往往标志着国家的兴亡，如《吕氏春秋·遇合篇》曰：“宗庙之失，天下之失。”《吕氏春秋·知化篇》曰：“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可见王室宗庙不仅是祭祀先君的庙宇，同是也是王权与国家的象征，因此宗庙建筑必然成为都城布局的核心。

洹北商城宫殿区目前发现30余座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仅位于宫城中部的1、2号基址经过部分发掘，可资探讨殷都的宫室宗庙制度。1号基址平面呈“回”字形，为四合院式结构，东西长约173米，南北宽85～91.5米，总面积约1.6万平米。整座建筑由北部的主殿及耳庑、东西两侧配殿，南侧廊庑、门塾与大门，以及中部的广庭几部分组成。主殿位于广庭北部的夯土台基之上，南北宽约14.4米，东西长90余米，并用土坯垒砌或版筑的墙体分隔为10间面积相近的正室，每间正室门前均有台阶。主殿正室台阶、西侧配殿台阶附近，以及基址南侧大门内外，发现有40多座长方形祭祀坑，其中有人牲、动物牺牲、玉柄形器、陶器等祭品。据研究可知，商代的宫殿建筑概有三类：其一曰“宗”，《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即供奉先君神主的宗庙；其二曰“大室”，陈梦家称为“治事之所”，即商王处理政务的地方；其三日“寝”或“小室”，陈梦家称为“居住之所”，即王室贵族起居的寝殿。洹北商城1号宫殿建筑规模宏大，并发现大量祭祀遗存，可知非生者居住的寝殿，其主殿各间正室大小相近，无主次之分，与治事之所突出大室的建制特征也不相符，因此目前学者多据1号宫殿的建制与功能，或有关祭祀遗存的内涵，论证其为商王室之宗庙。

商代有祭祀一群先祖的集合宗庙，也有特祭某一先祖先妣的专门宗庙，前者依所祀对象不同或称“大宗”、“小宗”等，后者据所祀祖妣日名区别为“祖乙宗”、“妣庚宗”等。集合宗庙供奉的一组神主称为“集合庙主”，即卜辞中所见“元示”、“二示”、“三示”，以至“九示”、“十示”、“廿示”等，其中祭祀“十示”先祖的卜辞日：“口未卜，求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合集》32385），所祀10位王室先祖包括在商代祀典中地位尊崇的先公上甲，以及起于开国君主大乙、止于盘庚之父祖丁的9位直系先王，有卜辞将其概称为“上甲十示”（《殷墟文字缀合》333）。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9）

与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时代大致相当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因早中期的青铜器发现不足，尚难明确判断其上限。而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发现的器物较多，自武丁至帝辛时期已可系统地进行分期研究。

商代青铜文化共分早、中、晚三期，而关于商代晚期的上限，目前还存在分歧。学术界主流观点有两类：一是殷墟文化即商代晚期文化；一是从殷墟二期即武丁晚期开始才是晚期文化。而在此基础上关于商代晚期青铜器分期也存在很大争议。关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分期问题主要包括：邹衡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中的四期说；张长寿以1976年前出土的青铜器为基础将其分为三期；还有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提出了前后两段说；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提出了“三期五段说”等。以下将根据史料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商代晚期青铜器进行分期与断代。

一、断代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事较详细：“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思复兴殷，至武丁得到了傅为相，而后才使殷道复兴。”

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了控制力，诸侯不朝。经济上不贡赋，政治上不从属，所以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须在武丁的文治武功经营的相当时期才能达到，武丁一即位不可能马上出现繁荣的青铜文化，所以武丁晚期才是商代晚期的上限。

二、分期

文献记载，自武丁至帝辛，商王朝出现过三次明显的起落：武丁至祖甲是第一次由兴及衰，由于帝甲，殷复衰；廪辛至文丁，又出现由盛及衰过程，至文丁时，殷益衰。帝乙，帝辛，殷墟文明渐趋灭亡，并日益被西周文明所取代。

再结合殷墟文化中所出土的陶器，铜器以及挖掘的铜器墓，根据器物的形制、种类和纹饰可将商代晚期青铜器分为三期：

第一期：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

本期铜器以殷墟妇好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等出土的为主：新器类有罐鼎，鬲鼎，、簋、方爵，方卣，壶形以及斗，弓形器等。食器；鼎，足开始用柱足，上下粗细基本接近，多竖足，耳足多半是五点对称。分档鼎较流行，器多直耳，口微敛，柱足较矮。而且妇好墓中出土了扁足方鼎，此器型仅见于殷二期；簋腹深且圈足矮，无耳；，直耳深腹，腹壁近直，还出现分体。酒器：卣，出现方卣和形卣，如压矣卣。长圆卣多细长颈，粱与器连接处在腹部。觚，新出现高体细腰觚，且圈足变高，自口至底满花纹饰，以云雷纹衬地，并出现扉棱；方彝在本期出现，但妇好墓中方彝无圈足；爵，凸体爵增多，双柱开始移至口上近流处，流为窄短，尾较低平；觥，分圈足、柱足和牲形觥，本期觥流腹下多有扉棱。花纹中，新出现了蝉纹，蚕纹，变形夔纹，云雷乳钉纹及三角纹等。而且，本期花纹以细线纹为主，大多数主题纹饰和地纹还在同一个平面，部分器类用云雷纹衬底。以前盛行的流动体式的饕餮纹已不多见，而身作二列延长，尾上下钩的饕餮纹在本期晚段出现。本期还出现有铭铜器，但铭文多半是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

第二期：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

本期铜器以郭家庄墓中出土较多。器类中，方彝、方、觚形尊、觯等在本期开始盛行。食器：鼎多做柱足，有的并用兽头装饰，已接近兽足，锥足形鼎渐趋绝迹。耳稍外撇，耳足是五点对称，皆竖足。方鼎底略下凸，如子卫方鼎和亚址鼎较具代表性；簋，圈足变高，有耳簋增多，且侈口圆体簋上兽首多上翘，如爰簋；，腹变浅并且多联体，的甑部多侈口，鬲部肥大，多饰牛角兽面。酒器：罐形已较盛行。平底爵较少，凸底常见。觚变得更加瘦长，并且开始出现方觚。卣，腹部圆隆，最大径在腹中心位置，圈足较矮且下有台阶，还出现装饰华丽的亚址卣，很具代表性。弓形器已经比较流行。在技法上，或用复线雕刻，或用平地凸起，一般多用云雷纹作地，三层花纹多见。饕餮纹中流动体式已经绝迹，前期盛行的双身尾上卷式已接近尾声。最突出特征是双身尾部多半向下卷。铭文本期仍不多，有铭者多半一个或几个字，笔道开始有波桀且刚劲有力。

第三期:帝乙，帝辛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继承了殷三期，食器：鼎，足除柱足外，并出现了上下粗中间细的兽足，器长宽比例变小。鼎、等器的腹部已相对变浅，流行双耳簋，并且簋的耳下垂有钩形小珥或长方形垂珥。酒器：平底爵罕见，凸体爵都作深腹，腹壁多半较直；卣，以椭圆大腹细颈为主，最大颈在腹中间，如六祀其卣。酒器中还盛行壶形、分裆，觚形尊。兵器：铜戈出现短胡及一穿，二穿新型。本期花纹中，回首夔纹和口部上下相对钩的夔纹，似乎在中段盛行。铭文中已出现短篇，字数多达数十字者较多，笔道多半有波桀，如二祀其卣，铭文多达三十九字。

以上三期与前代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铜器的种类，形制，数量较之商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方体器大量出现。此外，鼎足开始渐转向柱足，部分圈足酒器呈三段状，如尊、觚等。其次，此时是青铜纹饰之极盛期，花纹显得丰富多彩，富丽堂皇。本阶段以三层花纹为主，纹饰主次分开，主题花纹突出，底纹衬托，有浮雕之效果，此乃晚商花纹之创新。同时还出现了扉棱和不少新的花纹，兽面纹为主要纹饰，形式渐趋于统一，其中用于地纹的主要是云雷纹，用于边界的以弦，连珠纹为多，这些花纹往往对称分布，或四分或三分依器而定。第三，至本期开始，有铭铜器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后段，铭文加长，内容趋向记史，据此已能确定一批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如传世的廿祀簋、廿祀方鼎、十五祀小臣犀尊、小子卣、其诸器和出土于安阳后冈的戍嗣子鼎等，这是商代早中期没有出现的现象。

通过上述比较研究，可以更明显的看出武丁晚期之后商代文化较之前期有很大的发展，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商代晚期的断代可以从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中得出明显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10）

2食品包装设计的类别

2．1传统食品包装设计

传统包装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体现了自然美。粽子包装，采用植物叶与麻绳作为包装材料，自然、环保。酒的包装，主要采用的包装材料为陶器，体现着包装形式的发展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技术的提高，包装设计的表现形式发生着重大变化，传统包装设计仍被运用在现代生活中。传统包装绿色环保，亲近自然，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如福建竹笋皮包装的茶叶，就是运用竹笋皮来制作茶叶的包装，即体现了茶叶的环保性，又拉近了商品与消费者的距离。丝绸，作为一种传统包裹物的形式，也为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动力。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玉戈、铜钺上就留有丝织物的印痕。

2．2现代食品包装设计

食品包装设计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设计水平。由于包装材料与包装机能的不断演进，人们对于包装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包装的样式要求也越来越多。在这样一个经济与物质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食品包装受到现代消费、现代文化传播、现代时代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使其发展更趋于合理化与人性化。现代包装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由原本的重视功能性、合理性转到重视情感与人性化等方面。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包装设计结合，就体现了商品人性化的这一特征。

3安阳传统文化

3．1文峰塔文化

文峰塔位于彰德府文庙东北方，在安阳古城西北隅。它之所以叫“文峰塔”，是因为它象征当地的“文风”。塔高38．65米，周长为40米。由于塔身上大下小这一特点，所以在整体形式上呈伞状，这样的塔在国内极为罕见。

3．2甲骨殷商文化

殷商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安阳殷墟则是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2006年7月13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记载了商朝这一历史文化，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与甲骨。甲骨文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农业、家族、疾病、宗教等方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3．3文字博物馆

文字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建筑面积为34500平方米，主体馆高32．5米。其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图案，展现殷商宫殿“四阿重屋”的建筑效果，其建筑错落雅致，体现了人文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哲学内涵。

4安阳传统文化元素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图案代表了包装设计的整体形象，它的造型及色调都是与主题相切合的。图案运用准确，便可以直接传达商品的主要信息，吸引消费者从而促进销售。安阳作为我国古都之一，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甲骨殷商文化使得安阳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市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将甲骨殷商文化与食品包装设计融合在一起，可以提高食品的知名度从而促进销售。从殷商文化中提取一些代表性元素，如司母戊鼎、玉猪龙、玉雁、甲骨等元素，运用一些表现手法将他们转化为图形，并运用在食品包装设计的版面设计中，达到增强商品文化气息，拉近消费者与商品之间距离的目的。

上一篇: 电子信息工程和自动化下一篇: 广告创意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