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大全篇（1）

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是古代汉语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与运用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开创了“三结合”体例，影响深远。李国英、李运富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是王力后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本文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为参照对象，对比分析两部教材的不同、各具特色之处。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材；对比分析

古代汉语课程的设置追溯到1952年，经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各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开设之初，没有明确的教材，教学内容“不是按学科本身及学生实际需要来确定，而是以教师的爱好和所长为转移。”①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作为第一部古汉语教材正式出版，但由于内容庞杂，试用一年以失败告终。

一、教学目标、适用对象与体例的不同

教学目标的制定对于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化及教材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意义。不同古汉语教材的教学目标不尽相同。王本教材的首要特色是明确肯定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性质是工具课而不是理论课，设置这门课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正因为王本是工具书，所以适用对象一般是大学师范学生及相关专业学生。

二、文选部分的不同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语言的学习更是离不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越丰富，积累的就越丰富，学习古代汉语更是如此。要获得感性认识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大量的古代文献。王本提出“以文选为纲”，强调“本书文选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此说来，王本将感性认识提高到了重要位置。全书文选共计247篇，选文既全面又重点突出，覆盖了散文、骈文、辞赋、诗、词、曲等方面的作品，重点是散文，散文的重点放在先秦。

其一，篇数寥寥无几，除去汉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文选，真正地散文篇目只有13篇。可以说，少量的文选是为通论服务的，是对通论的补充与实践，缺乏充分的感性认识。而王本与之相反，通论是为文选服务的。王本每篇文选下都配有相应的注释，李本只有文选，没有注释，对于学生而言，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正因为缺乏工具性，才相应锻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实践能力。

其二，李本虽然缺乏大量的感性认识，但是文选部分全部使用繁体字，保留异体字，并且不加标点，目的是让学生直接接触古代文献的原貌，以增加古代语感，提高解决阅读障碍的实际能力。李本教材长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材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课程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比较注重文献的阅读和古注的利用，从陆宗达、萧璋、俞敏等先生提倡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实践证明，让学生从原材料出发，学习之初就直接接触古人的文献、注释，对培养学生的古代语感和解读古书的能力很有好处”。②保留古著原貌是其他版本教材鲜有的，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三、通论部分的不同

通论是古代汉语教材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本全书通论32节，涉及面广，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讲授内容基础、易懂。王本作为工具书，不追求知识的深度，只传授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句读、文化常识等，内容浅显易懂，不枯燥，学生很感兴趣。

（二）不求全面，不求系统。王本古汉通论并不是把所有知识体系全部罗列出来，例如讲音韵时只是简单涉猎基本音韵知识，并没有将各个时期音韵系统做详细阐述；语法方面的通论虽然章节较多，但也只讲了古今语法差别较大的地方。内容的取舍围绕提高阅读能力展开。

李本通论占全书大部分章节，相比王本的“感性认识”、“工具书”而言，李本可以称为是“理性认识”、“语法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系统性强

1.全书除前言外，包括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主编李本的各位老师认为，词汇、音韵、语法是构成古代汉语的基本要素，文字是书面形式，修辞从表达角度看是运用，训诂从理解角度看是阅读。这六方面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2.同王本相比，李本的体统性还体现在各个章节的安排上。王本通论从词讲到字、句型又回到词的讲解，章节的安排上杂乱无章，缺乏规律性。而李本系统性强，从汉字到词汇、语法，再到音韵、训诂、修辞。

（二）内容全面

从全书的六章来看，不仅涉及古代汉语的字、词、语法、还有训诂、修辞、音韵等知识。王本也都有所涉及，但与王本注重字、词、语法，忽视训诂、修辞、音韵不同的是，李本在各个章节的安排上做到篇幅一致，六章平均分配。也就是说李本不偏废任何一个知识点，各个章节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每个知识点都做到了全面、系统的讲解。

第一章文字部分，与王本只讲汉字的字形结构与字际关系相比，李本从汉字的性质、特点、起源、发展到汉字的结构、字际关系，从汉字的起源到现今汉字的发展，这种追根溯源、循序渐进的做法有助于认识与理解问题的深化。

第二章词汇部分，在王本的单音词、复音词、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与引申义、同义词辨析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古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这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主要是词汇发展的表现，包括新词产生的方式、同源词等，对词汇的发展做到了清晰的认识。现代汉语中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而其他古代汉语教材鲜有此内容，这就做到了与现代汉语的衔接。

第三章语法部分，词法、句法与王本大致相同，增加了句法成分的省略与数量表示这两部分。

第四、五、六章是音韵、修辞、训诂这三方面的内容，从概述，重要学说、专论等理论发展到实际的应用都有所讲解。

四、常用词和补充资料的不同

王本采用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方式，每单元后附有常用词。常用词的编写由于当时编写教材时没有专门的辞书，可以算是一部小型古汉语词典。因此，在书中编入常用词，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词的查阅。

李本除了文选和通论，还另外增加了问题讨论和补充材料部分，没有常用词部分。问题讨论部分提出了一些有争议或教材中没有详讲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讨论或者进一步归纳的。

王本是古代汉语教材的的开山之作，从内容到体例都为古代汉语教材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古代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的变化，王本教材也出现许多不适应教学的方面，如内容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等。李本作为一本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书”，内容全面，还原古书原貌，利于培养学生实际阅读古书的能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佚名.各高等院校语言学课程整改情况，《中国语文》，1958年第7期

[2] [3]李国英、李运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前言

[4] 何九盈.古代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评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J]全国优秀教材评介

古代文学大全篇（2）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02-10

何宗美(1963—),男,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文学;刘敬(1981—),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其三,剑走偏锋,撰述重点转移到文学批评之外,回避有关作者复古创作与主张的信息。例如,顾?诗文集提要对其多部诗文集的创作时间详细记述,论及复古派身份仅“羽翼李梦阳”和“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12)两句;《郑少谷集》提要除了引用王世懋“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13)之论外,也未多加阐述;《对山集》提要重点记述康、李恩怨及康海诗文的删削过程,略及其文曰“逸气往来,?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14)。事实上,三者对七子派均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创作亦可圈可点。四库馆臣模糊的评述造成这些成员理论、创作等大量信息的疏漏,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下,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自然被淡化。

次曰“侧击法”。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往往利用非七子派作品提要,从另一视角间接评述七子派,旁敲侧击,刻意塑造和夸大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中的消极形象,这可称之为“侧击法”。

四库馆臣通过三十余条非七子派作品提要(15),对七子派给予进一步定位。这一部分是《总目》评述七子派及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其中,或上溯到明代文学史的源头,着意于复古倾向接近的作家作品,例如,《大全集》提要对高启与七子派的对比:“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16)或立足于同代作家的视野,突出文学主张的差异,如称杨慎之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又称其文“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17)。更多的是将七子派及其引领的复古思潮作为批评背景,例如,以“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为背景,盛赞陆深“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18),又称李舜臣“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19),而称赞孙继皋诗文“雍容恬雅”也同时强调:“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20)几乎已视复古浪潮为文学发展的逆流。

正是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对比,辅以背景式的渲染,四库馆臣对七子派及复古浪潮的负面评价,强化并辐射到整个明代文学史。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

从微观批评到宏观架构,《总目》实现了对七子派的多角度定位。在其批评视野下,七子派成员的合理性主张和多元化风格被淡化,整个流派的负面形象被放大,以致在“复古”、“模拟”与“七子派”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依托官方学术力量被固定下来,无形中构成强大的思想约束和话语权力。同时,大量的七子派作品不被《四库全书》收入,也不被《总目》著录,这无疑是四库馆臣对明代七子派和文学复古运动设置的一种接受障碍。这些约束与障碍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似等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风潮;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思想,似等同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结果,似乎就是剽窃模拟成风、门户纷竞无休的乱象。尽管这种认识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渐被澄清,但其在文学史、学术史及一般常识层面仍然影响深固。究其由,则因我们对《总目》及其观念体系尚未作过彻底的清理。

二、梳理:《总目》复古问题的全景考察

既然《总目》对七子派的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复古的潮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古问题在整个明代诗文发展史上呈现何种风貌?《总目》对七子派的评述,是否意味着四库馆臣有反复古的审美倾向?要解答这些疑问,需要对明人别集提要进行整体观照,聚焦《总目》的批评视野及其思想动机。

(一)标举背后

《总目》对明代文学并非完全否定,甚至有的方面还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例如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四库全书》收入洪武一朝的作家作品超过四库明人别集总量的1/4,在这些作品提要中,其诗文以“古法”、“古格”而见称许者颇多,包括像宋濂和高启这样的诗文大家。四库馆臣以为“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21),成祖的政治高压结束了明代国初诗文“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22)的创作局面,正统至正德“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23)。因此,明前期诗文获得称誉最多、著录数量最大的是洪武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四库馆臣描述的明代文学演进脉络中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处于它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标举。

这不仅势必造成对明代文学史是倒退的文学史还是发展的文学史,即标举明初还是肯定晚明的根本分歧,而且势必造成四库馆臣文学复古的双重标准而使其看法自相矛盾、难圆其说。我们发现,尽管《总目》对七子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持反对态度,却又对明初作家存“古法”、合“古调”、备“古格”的创作现象大加赞赏。如称孙?“卓然有古格”(24),称赵?谦“意度波澜颇存古法”(25),称钱宰“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26)。又如,高启之诗以“振元末纤?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据明一代诗人之上”(27);宋濂以“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为“开国文臣之首”(28)。相反,对于未能彻底具备复古格调的诗文,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如对孙作“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29)表示遗憾。

四库馆臣对明初诗文复古的态度,与其对七子派截然不同,并刻意加以对比。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30),则谓:“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31)朱彝尊批评胡奎之诗“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四库馆臣则称“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32)。甚至在承认王?之诗“斤斤唐人之调”、“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之同时,四库馆臣又持以“不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33)的观念。而这种“若古人集中所已有”、“斤斤唐人之调”的明初诗文,与“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34)的七子派作品,不同在何处,何以区别对待,四库馆臣则语焉不详。

明代文学的复古流脉应当上溯至明初,明初诗人创作及理论方面的实绩,对中期七子派的复古运动有莫大的启发。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李梦阳参与过袁凯作品集的删定与刊刻,其中何景明作序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可见,七子派的目光曾经有目的地投向明初。四库馆臣虽也关注明初的文学复古,如林鸿等人“论诗惟主唐音”(35),袁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36),但在《总目》中扬此抑彼的评价,事实上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缄默背后

作为清朝官学性质的《四库全书》及《总目》,其体系并不完备,更谈不上完美。以明代文学为例,代表晚明文学成就的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复社诸子的作品皆被《四库全书》拒收,有的甚至在存目中也未著录。这样,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实际上被四库馆臣无情腰斩,而对晚明文学来说它在《四库全书》的体系中也就基本上“缺席”和“失语”了。明代文学被腰斩的结果,也不利于完整地认识文学复古运动。学界通常所说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37),因清王朝对复社倡导的士人运动及反清复明活动讳莫如深而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当七子派在文坛沉寂一段时期后,复社领袖再度标举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在四派之外自辟蹊径,也没有倾向于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38),而复社对明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博览群书、淹贯经史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想必是清楚的,但他们却不能不为现实的问题所困惑——一方面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纳入明代文学大家的诗文集,另一方面复社作家作品又在禁忌之列,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能随意自作论评。就便促使四库馆臣对复社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几乎保持一种特有的缄默态度。

由于复社作家的诗文集不被《总目》著录,有关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次复古浪潮信息在该著中自然难以捕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怀麓堂集》提要就有隐约的表达:“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虚?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39)这段话是对明代文学史作出的整体概括,既讲到文学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也讲到文学流派、思潮发展之大势。论者对明代文学分期采用两分法,即一为“洪、永以后”,一为“正、嘉以后”,其总体情况是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的评价较为清晰,明代后期文学的轮廓则极为模糊。但细心的读者,当在其个别语句中寻出些许端倪来,例如所谓“不得不返而务实”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复社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只是碍于禁忌,难以详加论说,故不免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修书与文狱相表里,强调“明季诸人书集,词意?触本朝,自当在销毁之列”(40),将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列为四库禁毁的重点,且对稗官私载和诗文专集尤为关注(41),这促使四库馆臣对晚明诗文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故像陈子龙这样的明末文学大家,虽在乾隆中期得谥“忠裕”,但他作为复社成员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和推崇华夏正统文学的文化立场,都难免“?触本朝”。与此同时,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依托文社兴起的复古浪潮自然在《总目》中无从获得它应有的位置,四库馆臣虚与委蛇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

(三)尺度背后

《总目》对明代诗文复古问题态度比较复杂,但在审美标准的使用上却大体一致,往往以前代诗文典范作为衡量明代诗文的基本尺度。如评王恭之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42),张羽之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43),郭谏臣之诗“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44),娄坚之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45)等。由此可知,《总目》的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虽于秦汉、盛唐之外兼取中唐及宋代的美学风格作为标准,究其实质,并未超越复古的审美范畴。

四库馆臣在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七子派之外的作家所持评价尺度较宽,多予以正面肯定,相反,对七子派则投以批判的目光,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凸显七子派复古主张的褊狭,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明代诗文创作和文学整体演进缺乏统一、融通的批评态度,当然,从传达清廷思想观念这一点来说又始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倾向。作为官学代言的《总目》与一般性的书目提要类著述完全不同,不仅每一种书的著录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筛选,而且每一则提要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也受到政治上的约束和控制。这样就形成《总目》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注定有它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观念先行,二是表达的不自由。为此,它不能不过于讲究思想策略和表达技术,如在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惯于引经据典以坚其说的四库馆臣对此前朱彝尊所做极有说服力的辨析置若罔闻,朱彝尊论李梦阳曰:“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46)四库馆臣对此只字未提,亦不予引录以作驳斥,这样做显然无意让此论依托《总目》而传播,也说明为保证《总目》批评的权威性,四库馆臣尽可能消解不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四库馆臣有时甚至不惜用作伪的手段或歪曲事实的做法来“证实”先入为主的预设观念,如在边贡《华泉集》提要的三段引文中,所谓胡应麟《诗薮》之语并不见于该著,不免有杜撰之嫌疑;今从《诗薮》相关之论完全可以判断胡应麟是不可能对李梦阳、何景明作出像《总目》引录的这种论调的。再如陈子龙之语实出自宋徵舆,而陈子龙评边贡的原话是:“廷实粗率未除,然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47)与《总目》所谓陈子龙的评价(宋徵舆语)差异较大,四库馆臣之所以要偷梁换柱,其原因是陈子龙本身就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引用他的话更能支持《总目》的观点——“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48),在此显然是以陈子龙来为边贡及其《华泉集》定调,但问题一旦被揭露,其说则不攻自破。

有观点认为“与明代一样,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坛依然被学古复古的儒学思潮主宰着,所不同者,清人之复古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前代复古之风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49)。细较之,清人“反思”的端绪实出于明末复社:“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温柔和平’。”(50)入清后,这种观念赖遗民学者及其门人存续和发展,四库馆臣的复古审美倾向正渊源于此,再上溯则不能不与七子派相关涉。但若单纯因循《总目》的批评指向,不仅对七子派难以窥见全豹,整个明代诗文的复古流脉也会沉埋在回环结构的撰述之中。事实上,七子派复古运动绝非明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孤岛”。终明一代,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道路上,文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们转益多师、上下求索,也绝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么简单。满怀复古理想的明代文人,或许在取法前代的问题上主张有异,在借鉴模仿的方式上取径不同,在创作实绩方面也有高下之分,但正因如此,明代诗文复古的洪流才会澎湃激荡、波澜迭起,有着进取的张力。而这些,并未得到清代官方学术的认同。四库馆臣对明代复古诗文的复杂态度,是其文学观念在官方学术语境下的具体形态。

三、解析:《总目》复古批评的双重局限

以掩其长而发其短的态度评价七子派,以截其源而断其流的结构概括明代复古诗文,显然与四库馆臣“扫除畛域,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追求南辕北辙。究其因,又非惟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解释。解析整个明代别集类提要,对其撰述结构和批评标准中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剖析这种现象,从而更准确把握《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定位。

(一)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

《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的评价分散而态度不一,但梳理过后仍能看出具体态度倾向,简言之,前期褒扬,中期贬抑,晚期缄默。撰述结构与之对应,《总目》只较多著录明初诗文,而中期七子派诗文则著录较少,末期复社诗文更删弃不论。撰述结构安排,既有《总目》编撰体例的限制,更受政治意图的约束。在体例上,为了保持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等因素的平衡,四库馆臣撰写明人别集提要时,倾向以诗文流派的递嬗为经线,并纬以生平爵里、师承交游、迁谪荣辱、诗文批评等内容。以流派为诗文发展史的基本单元,需要突出流派的主要特征,七子派的模拟缺陷被放大和突出,不能排除体例因素的影响。

然而,《总目》撰述结构的深层动机不在体例,正如明末复古诗文被删弃一样,明初诗文被推崇的原因同样复杂。事实上,明初诗文典重淳厚的庙堂风格和“无门户异同之见”的创作现象,是明初相对统一稳定的思想局面在文学上的体现,四库馆臣的推崇,更多的是官方意志对这种思想局面的认同。同时,“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51)呼应着“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52),推崇明初伏下否定明末的线索,这种“气运观”批评实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明代复古文学几乎被清代官方学者完全否定。这种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整个明代文学的认识,所谓“明无诗”、“明无文”的观点无疑受其影响。

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思想及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既包括由元而明、由明而清朝代更替的重大历史变革在明人文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党争、阉祸、权佞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复古思想的刺激,更包括明代人对传统审美典范和华夏正统文学的醉心,等等。(53)正因如此,《总目》若不否定七子派,不切断复古潮流的脉络,将意味着清代官方要从根本上肯定明代文人为重建华夏传统审美典范和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肯定明代文人为了制衡皇权、维护社会公义不惜殒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肯定明代文人对自由文化人格的体认和追求,以及明人抗清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等等。这是当时仍被许多人视为“非我族类”的统治者不可能接受的,尤其是“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54),乾隆皇帝当然忌讳翻这本敏感的“旧账”。修书的政治意图就是“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55),消除人们思想中绵绵不绝的文化情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方学者,四库馆臣很难将汉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充分贯彻下来。所谓“《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56),主要是指考据、校勘、辑佚、辨伪之类比较纯粹的学术行为,而非思想和话语层面的学术自由。“扫除畛域,一准至公”也不过是个学术姿态而已。

政治意图统摄下的提要撰写,就像骨骼被强行扭断又错接的肢体——尽管毛皮肌肤看似正常,内里却病态畸形。梁启超谓“《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57),事实上这是一种过誉,并不十分可靠。从社会思想背景来看,该著完成于一个鼎盛下掩藏着危机的时代——危机,使政治有干涉学术与思想的必要;鼎盛,使政治仍有左右学术与思想的可能。通过控制官方学术,促使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需求步调一致,才是清统治者对《总目》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对时代思想做出的反应。由此看来,分析《总目》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或主要不在于正误即价值之判断,而在于一种“还原——再认识”的理解思路之确立。

(二)批评标准的逻辑矛盾

《总目》对明代文学复古否定判断的形成,除外部政治约束的“有意为之”之外,亦有文学批评内在因素的作用。即使同样立足于复古,批评主体与客体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批评标准内部的逻辑矛盾。

复古诗论观至严羽《沧浪诗话》得到总结,一度成为传统诗论的主流观点,长期影响诗歌理论与创作,至明清时期仍不例外。高启“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58),李梦阳“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59),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严羽的“诗法”、“诗品”(60)等论。清代的“神韵”、“格调”、“肌理”等主张,亦与此论大有渊源。曾任纂修官的翁方纲,更是四库学者中推崇严羽诗论的典型,《总目》中曰“古”、曰“格”、曰“趣”的评价,亦绝非鲜见。然而,当明代复古创作遭遇清代复古批评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明代诗文的格调、法度与前人风貌太似则陷入“食古不化”、“剽?秦汉”的恶评;相反,若不假前人,自我作则,则又讥以颇失古法,体格勿训。如,高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之”,但馆臣仍惜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在这种悖论中,明人似乎无路可走。

客观地讲,单纯的复古对创作的超越有极大限制,创作主体容易在学习、借鉴、模拟的过程中丧失个性和特质。尽管明代诗文复古思想本身蕴含着超越的理想,但由复古达到超越,不仅需要文人的天资和素养,更需要时代潮流的推动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明代已经进入制度衰落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强化中渐显失控,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不能与上升期和鼎盛期的汉唐同日而语。明代人从汉唐架接过来的理想,只能是“桔生淮北”的结果。从整个雅文学(主要是诗文)的发展流脉来看,明代处于极为不利的阶段:一方面,在经历了盛唐之音和两宋变调之后,雅文学已不可挽回进入“黄昏斜阳”的情境;另一方面,元朝的文化政策也使雅文学的发展雪上加霜,而俗文学兴盛,不仅在人才和创作层面对雅文学构成冲击,并且造成雅文学在文学精神和文化传统上的断裂。因此,不管明代文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恢复雅文学昔日的辉煌,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因为时代的缺憾是明代文人个人的才情难以弥补的。

古代文学大全篇（3）

1　不同的需求及开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通行教材是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社科院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各种新教材、新作品选诞生，但用来用去，大都觉得游国恩、朱东润的这两套教材是很不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作品，作品是稳定的，那么教材也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各地研究地方文学史的热情很高，有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省级、校级项目就更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地方文学史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应该属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范围。各地方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以长江为界，南北文学的不同早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又如广西广东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二者地方文学的差异不言而喻。科研上对地方文学的资源开发，必定影响到教学。一是从观念上讲，要不要让这些内容进入课堂；二是从方法上讲，如何让它们进入课堂。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依照通行教材来进行的，如果现在有意识地适当增加或突出这些地方色彩内容，不仅仅可以提高地域大学生的自信心、适应各地方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而且从文学史本身来讲，发展主线与个别现象的比较使人们能更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古代文学。

而作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又面临着如此现实：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单科性大学相比，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是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相比，学生的就业、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此二者的古代文学教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就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其开发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突出师范教育特点，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师范技能的训练结合起来。

2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学教学与“五四”以前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不同。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一是读“经”，即读以“十三经”为领衔的先秦诸子著作；二是读文学作品，读“一代之有一代的文学”，即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内容已分散融通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系统来教授，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只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但是，自古以来，“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著作是国学的基础与灵魂，也是古代文学的根本与精髓。一来因为“经”的意义指向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其核心的儒、道之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实践及其象征，意义定位在人文关怀与直指人心上。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仅仅教现在的学生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人生拼搏与物质消费，而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二来先秦诸子著作是古代文学的活源之水，所谓“文出于《五经》”、“文出于六艺”。而一个人诗意化生活的基础就是文学修养。因此，如何开发以“经”为领衔的古代文学资源也应该在我们教学改革的视野之内。

二、多媒体、网站、文史哲结合与教学方法的资源开发

古代文学课程以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重点；而当全面铺开“大学语文”教学时，古代文学课程从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又成为全校的素质课，这就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象的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随着教学对象的扩大，教学方法的开发与新教学手段的开发也应运而生。

1　多媒体教学全面铺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各种典籍的图片、古代作家的手迹、画像，古代文学的原典图样，古代诗歌的吟诵、古代戏剧的演出实况、古代文学文物、景观、遗迹的照片、古代文学发生各时期的历史地图、古代文学改编的影视等等资料。这些弥补了传统授课的不足，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感觉古代作家离自己很近。

2　古代文学教学网站的建立。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的建立，突破了原来的空间观念，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网络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校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网，为辅助传统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教学网将有关电子网络资源整合链接，整合了大量的网络资源文献，其中包括历代的史书文献、历代的文学总集文献、历代作家文集文献、各种电子数据统计系统、各种专题研究等。还可以及时把当前古代文学教研通讯、学术讯息动态地出去，也可以把历代作品、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堂实录等放在网上，与学生组成互动空间，开展课外学习。让网站成为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地，并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与运用网络学习和搜寻资料的能力，而通过对学生的科研辅导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可以强化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馈。

3　文、史、哲结合的教学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大学里以前讲授古代典籍是以院系的学科专长为单位的。如讲授《论语》时，中文系把它当作文学读本，侧重于分析语录体散文的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总结孔子的“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文艺理论观点。而教育系把《论语》当作教育读本，重点讲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而哲学系、历史系又把《论语》当作哲学读本和历史散文，侧重于讲孔子“仁”和“礼”的观念，讲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这样各个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只是部分《论语》，看到的只是孔子的某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把完整的孔子、完整的《论语》教授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实现多学科的融合。目前大学教育是分院系、分专业的，各院系、各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将打乱当前的教学管理体系；而不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又有缺陷与遗憾。多学科交叉授课一方面要求老师具

有文、史、哲结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素质课，让学生自由选课，按兴趣选课，按自己的目标选课。这样就为《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完整地走进课堂提供了条件。

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动手能力与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

观念的转变在于：把本来是单纯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改变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开发?当把本来居隅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学推广到全校文科、理科、工科作为素质课时，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特殊性?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组织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首先阐述了在高校校园内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并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心得的整理，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反映本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以教学实例体现国学教育对高校学子思想、言行转变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其内容有：当今大学教育的角度阐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阐述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认识，大学生国学经典课程的学习反馈及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路设计、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自我修养和社会工作意识的影响，并提出大学国学经典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推广建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进行定位：

古代文学大全篇（4）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02-10

何宗美(1963—),男,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文学;刘敬(1981—),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其三,剑走偏锋,撰述重点转移到文学批评之外,回避有关作者复古创作与主张的信息。例如,顾癛诗文集提要对其多部诗文集的创作时间详细记述,论及复古派身份仅“羽翼李梦阳”和“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12)两句;《郑少谷集》提要除了引用王世懋“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13)之论外,也未多加阐述;《对山集》提要重点记述康、李恩怨及康海诗文的删削过程,略及其文曰“逸气往来,癝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14)。事实上,三者对七子派均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创作亦可圈可点。四库馆臣模糊的评述造成这些成员理论、创作等大量信息的疏漏,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下,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自然被淡化。

次曰“侧击法”。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往往利用非七子派作品提要,从另一视角间接评述七子派,旁敲侧击,刻意塑造和夸大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中的消极形象,这可称之为“侧击法”。

四库馆臣通过三十余条非七子派作品提要(15),对七子派给予进一步定位。这一部分是《总目》评述七子派及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其中,或上溯到明代文学史的源头,着意于复古倾向接近的作家作品,例如,《大全集》提要对高启与七子派的对比:“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16)或立足于同代作家的视野,突出文学主张的差异,如称杨慎之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又称其文“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17)。更多的是将七子派及其引领的复古思潮作为批评背景,例如,以“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为背景,盛赞陆深“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18),又称李舜臣“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19),而称赞孙继皋诗文“雍容恬雅”也同时强调:“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20)几乎已视复古浪潮为文学发展的逆流。

正是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对比,辅以背景式的渲染,四库馆臣对七子派及复古浪潮的负面评价,强化并辐射到整个明代文学史。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

从微观批评到宏观架构,《总目》实现了对七子派的多角度定位。在其批评视野下,七子派成员的合理性主张和多元化风格被淡化,整个流派的负面形象被放大,以致在“复古”、“模拟”与“七子派”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依托官方学术力量被固定下来,无形中构成强大的思想约束和话语权力。同时,大量的七子派作品不被《四库全书》收入,也不被《总目》著录,这无疑是四库馆臣对明代七子派和文学复古运动设置的一种接受障碍。这些约束与障碍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似等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风潮;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思想,似等同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结果,似乎就是剽窃模拟成风、门户纷竞无休的乱象。尽管这种认识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渐被澄清,但其在文学史、学术史及一般常识层面仍然影响深固。究其由,则因我们对《总目》及其观念体系尚未作过彻底的清理。

二、梳理:《总目》复古问题的全景考察

既然《总目》对七子派的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复古的潮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古问题在整个明代诗文发展史上呈现何种风貌?《总目》对七子派的评述,是否意味着四库馆臣有反复古的审美倾向?要解答这些疑问,需要对明人别集提要进行整体观照,聚焦《总目》的批评视野及其思想动机。

(一)标举背后

《总目》对明代文学并非完全否定,甚至有的方面还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例如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四库全书》收入洪武一朝的作家作品超过四库明人别集总量的1/4,在这些作品提要中,其诗文以“古法”、“古格”而见称许者颇多,包括像宋濂和高启这样的诗文大家。四库馆臣以为“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21),成祖的政治高压结束了明代国初诗文“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22)的创作局面,正统至正德“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23)。因此,明前期诗文获得称誉最多、著录数量最大的是洪武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四库馆臣描述的明代文学演进脉络中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处于它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标举。

这不仅势必造成对明代文学史是倒退的文学史还是发展的文学史,即标举明初还是肯定晚明的根本分歧,而且势必造成四库馆臣文学复古的双重标准而使其看法自相矛盾、难圆其说。我们发现,尽管《总目》对七子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持反对态度,却又对明初作家存“古法”、合“古调”、备“古格”的创作现象大加赞赏。如称孙癟“卓然有古格”(24),称赵窸谦“意度波澜颇存古法”(25),称钱宰“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26)。又如,高启之诗以“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据明一代诗人之上”(27);宋濂以“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为“开国文臣之首”(28)。相反,对于未能彻底具备复古格调的诗文,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如对孙作“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29)表示遗憾。

四库馆臣对明初诗文复古的态度,与其对七子派截然不同,并刻意加以对比。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30),则谓:“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31)朱彝尊批评胡奎之诗“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四库馆臣则称“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32)。甚至在承认王癡之诗“斤斤唐人之调”、“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之同时,四库馆臣又持以“不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33)的观念。而这种“若古人集中所已有”、“斤斤唐人之调”的明初诗文,与“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34)的七子派作品,不同在何处,何以区别对待,四库馆臣则语焉不详。

明代文学的复古流脉应当上溯至明初,明初诗人创作及理论方面的实绩,对中期七子派的复古运动有莫大的启发。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李梦阳参与过袁凯作品集的删定与刊刻,其中何景明作序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可见,七子派的目光曾经有目的地投向明初。四库馆臣虽也关注明初的文学复古,如林鸿等人“论诗惟主唐音”(35),袁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36),但在《总目》中扬此抑彼的评价,事实上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缄默背后

作为清朝官学性质的《四库全书》及《总目》,其体系并不完备,更谈不上完美。以明代文学为例,代表晚明文学成就的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复社诸子的作品皆被《四库全书》拒收,有的甚至在存目中也未著录。这样,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实际上被四库馆臣无情腰斩,而对晚明文学来说它在《四库全书》的体系中也就基本上“缺席”和“失语”了。明代文学被腰斩的结果,也不利于完整地认识文学复古运动。学界通常所说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37),因清王朝对复社倡导的士人运动及反清复明活动讳莫如深而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当七子派在文坛沉寂一段时期后,复社领袖再度标举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在四派之外自辟蹊径,也没有倾向于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38),而复社对明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博览群书、淹贯经史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想必是清楚的,但他们却不能不为现实的问题所困惑——一方面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纳入明代文学大家的诗文集,另一方面复社作家作品又在禁忌之列,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能随意自作论评。就便促使四库馆臣对复社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几乎保持一种特有的缄默态度。

由于复社作家的诗文集不被《总目》著录,有关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次复古浪潮信息在该著中自然难以捕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怀麓堂集》提要就有隐约的表达:“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癢。虚癢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39)这段话是对明代文学史作出的整体概括,既讲到文学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也讲到文学流派、思潮发展之大势。论者对明代文学分期采用两分法,即一为“洪、永以后”,一为“正、嘉以后”,其总体情况是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的评价较为清晰,明代后期文学的轮廓则极为模糊。但细心的读者,当在其个别语句中寻出些许端倪来,例如所谓“不得不返而务实”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复社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只是碍于禁忌,难以详加论说,故不免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修书与文狱相表里,强调“明季诸人书集,词意癤触本朝,自当在销毁之列”(40),将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列为四库禁毁的重点,且对稗官私载和诗文专集尤为关注(41),这促使四库馆臣对晚明诗文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故像陈子龙这样的明末文学大家,虽在乾隆中期得谥“忠裕”,但他作为复社成员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和推崇华夏正统文学的文化立场,都难免“癤触本朝”。与此同时,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依托文社兴起的复古浪潮自然在《总目》中无从获得它应有的位置,四库馆臣虚与委蛇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

(三)尺度背后

《总目》对明代诗文复古问题态度比较复杂,但在审美标准的使用上却大体一致,往往以前代诗文典范作为衡量明代诗文的基本尺度。如评王恭之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42),张羽之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43),郭谏臣之诗“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44),娄坚之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45)等。由此可知,《总目》的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虽于秦汉、盛唐之外兼取中唐及宋代的美学风格作为标准,究其实质,并未超越复古的审美范畴。

四库馆臣在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七子派之外的作家所持评价尺度较宽,多予以正面肯定,相反,对七子派则投以批判的目光,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凸显七子派复古主张的褊狭,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明代诗文创作和文学整体演进缺乏统一、融通的批评态度,当然,从传达清廷思想观念这一点来说又始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倾向。作为官学代言的《总目》与一般性的书目提要类著述完全不同,不仅每一种书的著录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筛选,而且每一则提要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也受到政治上的约束和控制。这样就形成《总目》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注定有它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观念先行,二是表达的不自由。为此,它不能不过于讲究思想策略和表达技术,如在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惯于引经据典以坚其说的四库馆臣对此前朱彝尊所做极有说服力的辨析置若罔闻,朱彝尊论李梦阳曰:“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46)四库馆臣对此只字未提,亦不予引录以作驳斥,这样做显然无意让此论依托《总目》而传播,也说明为保证《总目》批评的权威性,四库馆臣尽可能消解不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四库馆臣有时甚至不惜用作伪的手段或歪曲事实的做法来“证实”先入为主的预设观念,如在边贡《华泉集》提要的三段引文中,所谓胡应麟《诗薮》之语并不见于该著,不免有杜撰之嫌疑;今从《诗薮》相关之论完全可以判断胡应麟是不可能对李梦阳、何景明作出像《总目》引录的这种论调的。再如陈子龙之语实出自宋徵舆,而陈子龙评边贡的原话是:“廷实粗率未除,然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47)与《总目》所谓陈子龙的评价(宋徵舆语)差异较大,四库馆臣之所以要偷梁换柱,其原因是陈子龙本身就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引用他的话更能支持《总目》的观点——“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48),在此显然是以陈子龙来为边贡及其《华泉集》定调,但问题一旦被揭露,其说则不攻自破。

有观点认为“与明代一样,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坛依然被学古复古的儒学思潮主宰着,所不同者,清人之复古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前代复古之风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49)。细较之,清人“反思”的端绪实出于明末复社:“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温柔和平’。”(50)入清后,这种观念赖遗民学者及其门人存续和发展,四库馆臣的复古审美倾向正渊源于此,再上溯则不能不与七子派相关涉。但若单纯因循《总目》的批评指向,不仅对七子派难以窥见全豹,整个明代诗文的复古流脉也会沉埋在回环结构的撰述之中。事实上,七子派复古运动绝非明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孤岛”。终明一代,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道路上,文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们转益多师、上下求索,也绝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么简单。满怀复古理想的明代文人,或许在取法前代的问题上主张有异,在借鉴模仿的方式上取径不同,在创作实绩方面也有高下之分,但正因如此,明代诗文复古的洪流才会澎湃激荡、波澜迭起,有着进取的张力。而这些,并未得到清代官方学术的认同。四库馆臣对明代复古诗文的复杂态度,是其文学观念在官方学术语境下的具体形态。

三、解析:《总目》复古批评的双重局限

以掩其长而发其短的态度评价七子派,以截其源而断其流的结构概括明代复古诗文,显然与四库馆臣“扫除畛域,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追求南辕北辙。究其因,又非惟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解释。解析整个明代别集类提要,对其撰述结构和批评标准中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剖析这种现象,从而更准确把握《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定位。

(一)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

《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的评价分散而态度不一,但梳理过后仍能看出具体态度倾向,简言之,前期褒扬,中期贬抑,晚期缄默。撰述结构与之对应,《总目》只较多著录明初诗文,而中期七子派诗文则著录较少,末期复社诗文更删弃不论。撰述结构安排,既有《总目》编撰体例的限制,更受政治意图的约束。在体例上,为了保持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等因素的平衡,四库馆臣撰写明人别集提要时,倾向以诗文流派的递嬗为经线,并纬以生平爵里、师承交游、迁谪荣辱、诗文批评等内容。以流派为诗文发展史的基本单元,需要突出流派的主要特征,七子派的模拟缺陷被放大和突出,不能排除体例因素的影响。

然而,《总目》撰述结构的深层动机不在体例,正如明末复古诗文被删弃一样,明初诗文被推崇的原因同样复杂。事实上,明初诗文典重淳厚的庙堂风格和“无门户异同之见”的创作现象,是明初相对统一稳定的思想局面在文学上的体现,四库馆臣的推崇,更多的是官方意志对这种思想局面的认同。同时,“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51)呼应着“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52),推崇明初伏下否定明末的线索,这种“气运观”批评实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明代复古文学几乎被清代官方学者完全否定。这种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整个明代文学的认识,所谓“明无诗”、“明无文”的观点无疑受其影响。

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思想及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既包括由元而明、由明而清朝代更替的重大历史变革在明人文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党争、阉祸、权佞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复古思想的刺激,更包括明代人对传统审美典范和华夏正统文学的醉心,等等。(53)正因如此,《总目》若不否定七子派,不切断复古潮流的脉络,将意味着清代官方要从根本上肯定明代文人为重建华夏传统审美典范和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肯定明代文人为了制衡皇权、维护社会公义不惜殒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肯定明代文人对自由文化人格的体认和追求,以及明人抗清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等等。这是当时仍被许多人视为“非我族类”的统治者不可能接受的,尤其是“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54),乾隆皇帝当然忌讳翻这本敏感的“旧账”。修书的政治意图就是“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55),消除人们思想中绵绵不绝的文化情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方学者,四库馆臣很难将汉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充分贯彻下来。所谓“《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56),主要是指考据、校勘、辑佚、辨伪之类比较纯粹的学术行为,而非思想和话语层面的学术自由。“扫除畛域,一准至公”也不过是个学术姿态而已。

政治意图统摄下的提要撰写,就像骨骼被强行扭断又错接的肢体——尽管毛皮肌肤看似正常,内里却病态畸形。梁启超谓“《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57),事实上这是一种过誉,并不十分可靠。从社会思想背景来看,该著完成于一个鼎盛下掩藏着危机的时代——危机,使政治有干涉学术与思想的必要;鼎盛,使政治仍有左右学术与思想的可能。通过控制官方学术,促使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需求步调一致,才是清统治者对《总目》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对时代思想做出的反应。由此看来,分析《总目》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或主要不在于正误即价值之判断,而在于一种“还原——再认识”的理解思路之确立。

(二)批评标准的逻辑矛盾

《总目》对明代文学复古否定判断的形成,除外部政治约束的“有意为之”之外,亦有文学批评内在因素的作用。即使同样立足于复古,批评主体与客体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批评标准内部的逻辑矛盾。

复古诗论观至严羽《沧浪诗话》得到总结,一度成为传统诗论的主流观点,长期影响诗歌理论与创作,至明清时期仍不例外。高启“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58),李梦阳“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59),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严羽的“诗法”、“诗品”(60)等论。清代的“神韵”、“格调”、“肌理”等主张,亦与此论大有渊源。曾任纂修官的翁方纲,更是四库学者中推崇严羽诗论的典型,《总目》中曰“古”、曰“格”、曰“趣”的评价,亦绝非鲜见。然而,当明代复古创作遭遇清代复古批评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明代诗文的格调、法度与前人风貌太似则陷入“食古不化”、“剽癳秦汉”的恶评;相反,若不假前人,自我作则,则又讥以颇失古法,体格勿训。如,高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之”,但馆臣仍惜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在这种悖论中,明人似乎无路可走。

客观地讲,单纯的复古对创作的超越有极大限制,创作主体容易在学习、借鉴、模拟的过程中丧失个性和特质。尽管明代诗文复古思想本身蕴含着超越的理想,但由复古达到超越,不仅需要文人的天资和素养,更需要时代潮流的推动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明代已经进入制度衰落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强化中渐显失控,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不能与上升期和鼎盛期的汉唐同日而语。明代人从汉唐架接过来的理想,只能是“桔生淮北”的结果。从整个雅文学(主要是诗文)的发展流脉来看,明代处于极为不利的阶段:一方面,在经历了盛唐之音和两宋变调之后,雅文学已不可挽回进入“黄昏斜阳”的情境;另一方面,元朝的文化政策也使雅文学的发展雪上加霜,而俗文学兴盛,不仅在人才和创作层面对雅文学构成冲击,并且造成雅文学在文学精神和文化传统上的断裂。因此,不管明代文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恢复雅文学昔日的辉煌,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因为时代的缺憾是明代文人个人的才情难以弥补的。

古代文学大全篇（5）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古代文学大全篇（6）

5日下午和6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主持，先后有8位学者在“中国玉器考古论坛”上作了精彩演讲。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发掘出土一批十分重要的玉器标本，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对这批玉器的年代分期、造型特征、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迎来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对夏商周三代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围绕上述内容进行了演讲。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深受世人瞩目，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种类和造型、工艺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良渚文化玉器的源流作出了精辟的阐述。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大墓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建忠研究员将最新发掘出土的玉器图片进行展示，引起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作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地发掘出土了一批十分精美的玉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张敏研究员对这批玉器予以全面介绍，并展示了遗物的精彩图片。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永魁就现代玉器工艺与设计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并播放了现代玉雕的资料片。玉器原料问题近年备受关注，是中国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王时麒教授对中国玉料的分布、鉴定标准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科学阐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8000年前的真玉文化已经形成，延续至今，未曾中断，在世界各大文明区系中独树一帜，中国著名玉器专家、南京艺术学院殷志强教授对中国玉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行了精彩点评，深入分析了玉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和时代特征。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是我国第一部将全国范围内考古出土的古代玉器集结成册的大型考古文博和收藏鉴赏方面的工具书。全集共15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各地近千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即备受海内外考古界、文博界、收藏界、出版界、文化界一致好评。被专家学者誉为“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读者们欣喜地称它为“古玉数据库”，收藏家们视其为必备的“古玉鉴伪识真的标尺”（图3）。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动员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的260个考古和文博单位，收入的资料多达4000余幅。它是我国考古人、文博人和出版人非凡智慧和辛勤汗水的结晶，也是中国80年玉器考古成果的大盘点和大展示，更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它从立项到出版的数年中，创下了中国玉器研究和出版的数个“第一”。

2000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选题立项。

全集的拍摄工作有数十名摄影人员参加，行程数万公里，参与人员之多居同类工作之“第一”。

全集发表了4000余幅高保真出土玉器图片（图4），卷数和篇幅之多居同类出版物之“第一”。

全集玉器图片资料90%为第一次大型彩版面世（图5）。

全集第一次系统发表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古代遗址和墓葬的出土玉器。

全集第一次系统展示了中国80年，特别是新中国50多年田野考古科学发掘出土玉器的全貌。

古代文学大全篇（7）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数量之大，从对宋代主要文学作品集的粗略统计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可考诗人9000余位，诗歌作品20余万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收录宋代作家近万人，作品17万余篇；唐圭璋编《全宋词》收录宋代词人1330余位，词作近2万首。各书补遗之作尚不在以上统计数字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来说，要讲好这门课程实非易事。笔者对当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仍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批评，只是想发表一点看法，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1］，即此之谓也。

一、误区之一：以史为纲，忽视文学原典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分析文学作品为辅。这是解放以后，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教学传统。直到今天，在各种类型的涉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考试中，仍以文学史为主。WwW.133229.coM这也是产生今天古代文学教学重视对文学史的讲授、轻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两个方面。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主要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内容。学习文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而学习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是为了评价与审视文学作品。很显然，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这些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就整个古代文学结构体系来说，文学作品应占有主要地位，讲授时也应占据主要课时量。况且，学生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学史上有关该作品的评价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本身，而仅凭文学史上的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我们的评价将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没有说服力的。目前，许多高校对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讲文学史为主，而略讲或者不讲文学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从文学史中汲取知识与营养。例如，有些学生没有读过《水浒传》，只能对《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写作源起、结构体系等侃侃而谈，而对《水浒传》的具体内容却并不了解。“以史为纲”进行教学的结果是使学生偏执于对浅层次知识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

其次，观点陈旧，非出己意。文学史是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的，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对同一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或许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在写文学史时，由于占有资料以及归纳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观点也未尽相同。以“变文”的定义为例，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文本”［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转变的底本”［3］，刘大杰主编的《文学发展史》认为是“讲唱奇异故事”［4］，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和演义一样，把故事再演说一遍”［5］。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以史为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授，那么将会使学生失去判断的标准。要么是对某个观点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对不同观点莫衷一是。由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毋庸讳言，学习文学史其实是学习文学研究史。今天所谓的文学史无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学研究资料堆成的历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将使我们越来越疏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文学史对各类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涉猎狭窄，忽视原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人文学科呈现了愈分愈细的趋势。文学史教材也由“涉猎广泛、兼容并包”，转为“深究一艺、不关别类”。内容精于专，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历来是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的形式进行的。“文学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此前的中国文学是只有“文学”而无“史”。虽然继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之后，诸家书目有了“文史”之称，讥评文人之得失，然仅附于“集部”之末，难登大雅之堂。范晔首创《后汉书》，其中的《文苑传》虽开辟了正史文人传记之先河，但于文学史不大相干。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据复旦大学周兴陆先生考证，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6］。其内容乃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延续着广义文学的观念。其纯文学理论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对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脉络加以说明，总体上仍是为阅读文学作品服务的。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理论的比例逐渐提高，且逐渐专门化，最终形成狭义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文学原典的阅读愈发缺乏兴趣了。

二、误区之二：独学不用，教学目标得不到实际落实

统而言之，古代文学课程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其实都离不开实践训练。人文素养包括人的气质、情趣、意志、道德修养等，这些并不是靠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得到提升的，还需要深入的精神体验才行。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而且要从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陶冶情操，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阅读、鉴赏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学习，不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来说，不论是人文素养的培育，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实践教学。古人立身处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学作品之中的。通过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我们要使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人文素养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为例，教师除了讲授文章的行文风格、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文体类型以及所记历史事实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自己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帮助”等问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7］、“文选烂，秀才半”［8］，其实强调的就是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读的多了，练习的多了，掌握了各文体的写作规律，写作能力自然就会得到提升。所以“读”与“写”应该贯穿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诗、词、曲、歌、赋、文、小说等各类文体进行创作训练，把他们变成温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绝古今，对古代文学敬而远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古代文学就是过去的语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对它仿佛有一种距离感，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了；还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于今天毫无关涉与益处，只能用来欣赏。许多学生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动地学习古代文学，而无法融入古代文学的智慧体系之中。他们很少思考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及当今社会有何影响，认为其虽然博大精深，但所关涉的内容与今日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并无实际用处。基于以上认识，多数师生对古代文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文化之基的中国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将其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是为了方便研究与教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赞扬的知耻、守信、气节、伦理、气度等人文精神，同样也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不应隔绝古今，更不应将古代文学看作是过去的事情，于我们无关。虽经世事流转，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简单，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学作品，无疑将使我们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艺”之外，于人生、事业、家庭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处。

三、误区之三：避重就轻，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我们不能对其一一进行讲授。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某些教师任意选择篇目进行讲授的借口，也不应该成为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的理由。事实上，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学思潮、最重要的文学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学体裁讲解清楚，使学生对上述内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驾轻就熟。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而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很显然，这种讲法不能反映整个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学生也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名篇固然重要，而对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学风貌的赋、玄言诗、宫体诗、诗僧及其作品、笔记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顾。其实这些作品就像唐诗中的“排律”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也非主流文体，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艺术技巧与历史、文学知识。比如，“四六”文为历代“章表奏记”所用之体，历经唐、宋古文运动而不衰。在宋代，四六文做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对于这种集智慧与技巧于一身的文体，我们应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进行详细讲解。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技巧训练，写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为明清科举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写的那样可怕。作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竞相习作的文学体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堂上介绍一点也未尝不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一方面要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课时。即使教材编排有所遗漏，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师也应该适当补充一点，务必使学生有“大文学”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经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轻俗。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多以讲授各个时期贵族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为主，可以说是将雅文学之路一走到底，而对俗文学不大重视。这虽然和历代流传下来的俗文学作品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俗文学持轻视态度所造成的。许多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难以被选入教材，现行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悬殊。雅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学作品却寥若晨星。这是导致广大师生注重雅文学的直接原因，而对俗文学不甚措意。雅文学是用精致的贵族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而俗文学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在古代文学领域，其实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学作品的整体来讲，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比雅文学少。这从敦煌藏经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见一斑。雅、俗文学作品之间也并无绝对的界线。同一文学家，可能既创作雅文学作品，也创作俗文学作品。南朝民歌转为宫体诗、宋词由宛约到豪放、宋诗的以俗为雅等，其实就是由俗到雅的转变。俗文学作品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更加重视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歌、史诗、神话、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禅宗灯录、道家语录、词曲、宝卷、小说、杂剧等俗文学作品，充分发掘其所蕴涵的文献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文物而束之高阁。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们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全面汲取营养。

四、反思

1.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教学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而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这也是高校的理科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艺术欣赏”等通识课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学为国学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文、史、哲以及艺术之间的界线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等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诗经》、《礼记》、《荀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论述；《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学不管在作品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大大超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和。在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培养国人的人文素质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能够超过历史与哲学，但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性，更能感染读者。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小而言之，对于全校人文教学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师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艰巨。因此，应加强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2．应加快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以上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编出内容全面、雅俗比例得当、重点突出、应用性强、有针对性的文学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学教师要有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整体眼光。“这门课程不应被当成“史”或“论”来讲解，而应重点讲授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尚的情趣，并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应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辅以背诵与模仿训练。通过学习和借鉴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应消除白话与古文、雅与俗的人为界线，同时也应消除贵古贱今、以今非古、重雅轻俗等错误观念。

参考文献：

［1］叶燮.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啐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40．

［3］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30．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6．

［5］郑振铎．中国文学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77．

［6］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文学史［n］．中华读书报，2002-01-16．

古代文学大全篇（8）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从学科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解，需要先从学科属性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以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区分和识别。一般情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联系，会给学科带来一定影响。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国学最早是在文化转型时期产生的，与西学有着一定区别，因此，在众多文人学者发挥相关谈论之后，这次国学思潮成为我国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开端。但是，在众多研究和各种学说中，国学仍没有明确的定义。随着对国学各种解释的不断发展，它给文学研究者带来极大影响，在探讨相关原理、寻求相关解决方法等情况下，出现了学术，因此，相关探讨和理论都被称作是国学。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古代文学大全篇（9）

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注：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古史辨》（五），第 631页。）。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注：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注：《古史辨》（五），第629—630页。）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注：《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注：《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20页。）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古代文学大全篇（10）

20世纪50年代初，安金槐先生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先是发掘了二里岗遗址，随后在郑州发掘了一系列的商代遗存，包括有商代铸铜和制陶遗址。1954年他编写《郑州二里岗》时，就完成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分期。还指出“郑州在商代当不是一般的小村落，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邑”。并认为“郑州在殷代应属隞”。随着郑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又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并经钻探大体搞清了由夯土围成的长方形城址。在我国第一次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都。1961年，他发表了《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后来又在城内发现了宫殿遗址，并最终确认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发掘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安金槐先生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这些器物的胎质呈灰白色且很坚硬，经化验为瓷土。这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有可能不是陶器，应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白陶和几何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青瓷器。为此，他于1960年发表《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瓷器起源于东汉或魏晋时期，而商代原始瓷器的发现，将中国瓷器起源的历史至少提早了1500余年，引起国内、外文物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的关注。安金槐先生于1978年发表的《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进一步阐述了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被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史》所采用，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近年，在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项目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并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证。早在郑州商城发掘获得收获，商文化研究有重要进展的时候，安金槐先生已开始考虑探索夏文化。文献资料中有关夏的记载不多，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考古工作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就凭着这不多的文献和原来有限的工作，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深邃的学术眼光，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登封。王城岗古城址的发现，迎来了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使之成为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出版于1992年的《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被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鼓励奖，就是学术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的最好褒奖。可以说安金槐先生首先发现的郑州商城，拉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那么登封王城岗第一座龙山古城的发现，同样开创了龙山城址发现与研究的新局面。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找到了一条从考古学研究夏、商史的新路。

同时，安金槐先生在登封双庙沟遗址的发掘中，最早发现了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在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中又在河南首次发现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为豫西南考古学编年史的确立树立了标尺。此外，他在河南两周、秦汉以及魏晋、隋唐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中，都有重大建树。

安金槐先生勤奋实干，成果卓著。他的学术观点和科研成就，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资料，植根于中原大地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之中。他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专著有《河南名胜古迹》、《郑州二里岗》、《巩县石窟寺》、《中国陶瓷史》、《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密县打虎亭汉墓》、《中国陶瓷》、《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夏商周陶瓷》、《安金槐考古文集》、《郑州商城》等12余部；发表的考古报告、简报、论文有《郑州商城遗址发掘报告》、《试论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豫西夏代文化的初探》、《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河南夏商考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等130余篇，总字数在500万字以上。其中专著《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获奖如前述，《密县打虎亭汉墓》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商代考古扛鼎之作的《郑州商城》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此外还有多篇论文获奖。安金槐先生这些科研成果，已经成为反映中国文物考古历史长卷和了解古代中国必据经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