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论文篇（1）

乡土历史是祖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祖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条支流，它与祖国的历史血肉相连。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南屏巍峨之祁连山，北枕北山山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也曾是古代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现在又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渊源流长，境内众多的文化遗存、历史古迹使其拥有深厚的文化韵味。据统计，酒泉市境内已发掘出来的各时代文物遗存共计100多处，其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5处。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在这里，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在这里出土，火烧沟文化、魏晋墓壁画文化在这里发掘……使得每一个酒泉人为之自豪、骄傲而引以为荣。而高中古代史其本身就是对祖国历史的再现。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穿插一些乡土历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热爱家乡、祖国的感情联系起来培养他们更加高远的志向，对高三学生而言，还可以减轻他们的高考压力。本文仅就结合酒泉市及其周边县市的乡土历史在高中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讨。

一、乡土历史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提高课堂效率

乡土历史作为我们周边的一些史料，很多流传于民间，有些其本身就生动直观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些地方史料，很多学生或多或少的知晓一些，但很多未曾注意或不甚清楚，有些还是以讹传讹的东西。许多内容在教科书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却是故事性强，情节生动的东西，是趣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借助的知识是本地的，身边的历史，直观性强。学生非常容易接受，在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可以逐渐渗透到整个历史学科中来。学生对历史学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养成，就为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比如，在讲述到夏商周“青铜时代”具体特点的时候，可以讲述一下1975年酒泉地区玉门市境内出土发现的3700年前羌族文化“火烧沟文化”遗存。证明当时已经到磨制石器、铜石并用和开始使用青铜工具时代。在讲述到魏晋南北朝经济这一节的时候，讲到当时已经利用石油、天然气。可以讲一下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载：酒泉建寿县（今玉门）南山有火泉，火出如炬。在北周武帝时，突厥进攻酒泉，酒泉人利用石油浮于水面的特点，点燃石油火烧突厥人的攻城器械，突厥人用水扑火，导致大败。在这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讲述自己所知晓周围的一些乡土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课堂变得生动起来。以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真真感悟到历史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增强学生对历史学习的积极性。

二、乡土历史可以丰富和增长学生的历史知识，增强学生求知欲

学生对历史知识获得途径主要有，一、来源于书本，通过历史课的学习、历史类读物的了解；二、来源于社会，具体的史。在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乡土历史，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加深从教科书中获得的知识，还可以使学生学习到教科书中所没有的知识。比如，在讲述到西汉的民族关系时，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西出陇西征匈奴时，收复河西走廊，可以讲述在河西建立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四郡，其中两郡就在酒泉境内。使学生知晓这些城市的来历，通过这些翔实生动的内容的讲述必能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使学生真切感受到历史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增强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心理倾向，也促使他们在其它学科的学习上发生迁移的作用，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

三、在课堂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乡土历史可以减轻学生因为考试或面临的高考而造成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

高中古代史本身是高三文科班学生的必修课之一，也是高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若过分的强调考试的价值等，势必会使学生产生很重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而穿插一些乡土历史，让学生在主动的探讨和充满乐趣的氛围中接受知识，营造出一种“愉快式”的教学方式，来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在不自觉中就已经掌握了该知识点和与之相关的知识框架。如在秦汉史部分讲到东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派使者到西域求佛法，请来两位高僧，还用白马驮来佛经，明帝让他们在洛阳传教，还为他们建造了白马寺。不少学生说到在敦煌也有一白马寺，对此，教师可以简单的予以讲述，公元384年，西域大僧人鸠摩罗什来中国传教，其所骑的白马病死于敦煌。因其对佛教贡献很大，当地人集资修建了一座白马寺予以纪念。这样不但加深了学生的影响，还使学生在不自觉中就已经掌握了白马寺与佛教的关系这一高考考点，消除学生对高考的恐惧心理。

四、有利于加强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知识面的拓展

古代史其本身离现在的时代就很遥远，学习起来不好掌握，有些还很难理解。但适当的结合一些与之相关的乡土历史知识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帮助学生增强对课本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比如，在讲到张骞通西域或开辟丝绸之路这一节。好多学生不理解为什么汉武帝要派张骞出使西域。在这里就可以给学生讲述当时河西走廊（包括酒泉）的大部分地区被匈奴所占领。而大月氏原来生活在这一地区，却被匈奴赶到西域。是故张骞通西域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联络大月氏来共同夹击匈奴。这样一来，不但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使学生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有助于对历史知识的掌握。

五、通过一些具体的乡土历史人物，激励学生，促使其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在酒泉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他们彪炳史册，流传千古。象张骞、霍去病、张仪潮、曹仪经、郭何、刘昞、……他们的很多事迹流于民间，有一些人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却为酒泉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通过他们立志成才或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的讲述，使学生能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学习到很多崇高的品质，懂得做人的道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总之，乡土历史在高中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并非单独存在。只有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与教材内容相互联系，互相渗透，才能真真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使高中古代史变得生动有趣起来。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既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同是也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真真作到“寓教于乐”。

古代历史论文篇（2）

（二）文化环境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

古代历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 i206.0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

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

“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本文的这一观念主要得益于以童庆炳和李春青等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们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阐释，参看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诗与意识形态：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 “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文革”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

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

（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

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

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

（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

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

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 “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

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

（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

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本文作者曾有过思考，参看《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一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二辑，总第11辑。。

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

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

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

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

（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

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

（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古代历史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K8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36-01

历史文化名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时代的精英和表率，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民族的价值观，他们的行为和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构建的重要部分。历史文化名人是文化的浓缩，其事迹、遗迹和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已成为“民族精神的最大标记”，是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历史文化名人还和地域文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文化名人使区域特色、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一、研究咸宁古代地方历史文化名人的范围

（一）记载历史的流传至今的民间艺术。咸宁地区民间文化艺术特色鲜明，民间歌舞、音乐、剪纸、布贴等远赴欧洲十几个国家演出和展览，呜嘟、高筒提琴是全国独有的民间乐器，提琴戏是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民间机智人物故事、民间叙事诗在全国民间文学殿堂占有重要的位置。并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一个（崇阳县提琴戏），中华诗词之乡一个（赤壁）。咸宁的歌，音域宽广，格调明快，多流传于山区一带，内分高腔、平腔两种。

（二）咸宁古代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其一为咸宁地方志。据《咸宁县志》清康熙四年刊本廷韬志序云：“县志在宋时已有之，至明天顺时教谕伍福始为创修，万历乙巳知县王元柄延孟养浩续为编辑。”考咸宁明志今皆不传，此志为最古之本。其书体例凡十二类，以纪山川、物产、风土为详，且皆可为今日取用之资料也。其二为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其三为咸宁地方人士的各类著作。

二、咸宁古代历史文化名人研究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咸宁的地方志现存约几百种。咸宁市现存的清代方志中, 清何廷韬修，王禹锡、郑邦相纂的《咸宁县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咸宁地方志。

咸宁文化，秉承荆楚文化的风骨，吸纳吴楚文化的精髓，融粗犷与细腻于一体，集阳刚与阴柔于一身，古老与现代相互融合，淳朴与浪漫相映成趣，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里，有以铜鼓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化，以赤壁之战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以北伐战争汀泗桥战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温泉、九宫山、陆水湖为代表的生态文化，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2008年，为纪念赤壁大战1800周年，赤壁市历时一年打造的大型地域风情歌舞《千古风流》惊艳亮世。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何等气魄；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江山刻画，是何等的豪放简洁；那佳配小乔的儒雅而又英俊的周郎，“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是那样从容不迫，风流倜傥，飘逸超群。挟滚滚长江、看三国赤壁、拥梦里水乡、走千年古道……

三、咸宁古代地方历史文化名人的今后研究的建议和方向

（一）合理布局，统筹规划，把历史名人遗迹重新整合。目前咸宁市对历史名人资源已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各级政府已投入较多资金修缮或改建，如三元桥和潜山书台已经在原址重新修复。因此首先对全市的文化名人遗迹进行调查摸底、统筹梳理，对文化名人资源进行分类整理，将咸宁的文化名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用以提升咸宁文化强市的品牌效应和宣传效应，将咸宁的旅游事业导向高品位、高层次。

（二）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妥善保护名人遗迹。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的原则，在逐步利用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用科学的发展观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要妥善处理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与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在开发中促进资源保护。

古代历史论文篇（5）

摘　要：贯穿古代文论史之始终的语言批评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历史嬗变。孔子“文辞为功”的命题体现了先秦两汉语言批评以实用为本的基本态度。陆机张扬“遣言贵妍”之论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语言批评的基本立场，“贵妍”主要包括辞采美、声律美和句式美等内容。唐至清代，文论家结合不同文体的审美特征而展开对语言美的研究，探索文学语言的审美意蕴、读者接受及其艺术效果，提出了“言近旨远”、“不文不俗，耸观耸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等语言批评的核心命题，既体现了诗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文体对语言的不同审美诉求，实现了对辞采、声律、句式等语言表层美的超越；也体现了文论家对文学语言深层美的深刻认识和强烈追求，并推进了古代文论之语言批评理论向审美方向的发展和深化。

关键词 ：实用；审美；语言批评理论；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1－0125－06

收稿日期：2014-12-1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

作者简介：吴建民，安徽亳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语言批评作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两千多年文论史之始终。《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论就已体现出先秦人对于诗歌语言声律的高度关注。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心言文的逻辑关系表明“言”作为心与文之中介，“文”之“明”必须以言之“立”为前提。刘勰在《声律》篇指出“言”是“文章之宅宇”，即文学作品之存在以语言为物质条件。又指出：“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语言作为表达“文章神明”即作品内容之“枢机”，是文学意义得以生成、文学美得以实现的基本材料。刘勰又指出：“观文者披文以入情”[1]，即语言也是读者接受的媒介。高尔基曾指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2]刘勰之论实际早已从文学之生成、作品之存在及读者之接受等方面阐释了语言为何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历代文论家都有关于语言批评的论述，提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理论命题，如“辞欲巧”、“文辞为功”、“遣言贵妍”、“辞达理举”、“贵乎精要”、“言近旨远”、“文约意丰”、“辞必己出”、“语贵含蓄”、“不文不俗，耸观耸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人有其声口”等，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形式批评理论，构成了古代文论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发展走势看，古代文论中的语言批评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历史嬗变，而文学语言的审美批评又经历了从张扬语言表层美到探索语言深层美的不断深化和完善过程。

一、实用为本的先秦两汉语言批评

孔子是第一个对“言”、“辞”展开深入探讨的文论家，虽然他的探讨并非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所论也并非是针对文学之言，但他的语言观点却完全适用于文学，并具有文学批评之性质和意义，且影响深远。因而，孔子有关言、辞的论述实际上拉开了古代文论史上语言批评的序幕。

孔子语言批评的核心思想是实用为本，这种思想体现了先秦两汉文论家对于文学语言批评的基本态度，“文辞为功”这一命题最有代表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孔子此番话有两层内涵：一是强调言辞的实用功能，二是强调文采对于言辞的重要性。“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明确指出了言辞的功能在于实用。孔子认为，人之志向思想必须借助于“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否则“谁知其志”？志向思想借助于言而充分地表达出来才有实际意义，才能发挥实用功效。“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二句明确指出了文采的重要性，是说言辞应有充足的文采，没有文采的文辞传播不远，接受效果不好。“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三句说的就是富于文采之言辞才有更好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郑攻陈，晋欲代陈伐郑，郑国子产用富于文采的言辞应对晋伯的责问，迫使晋伯不能犯郑，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实用功效。孔子从这段史实中概括出“文辞为功”的观点，一方面包含着对文采的充分肯定，因为子产之言辞若无文采，恐难取得晋不能犯郑这样的实效；另一方面表明，“为功”才是言辞的根本目的。因为文采虽然重要，但仅仅是手段，并非是孔子对言辞的第一追求。“为功”，特别是子产所取得的那样的巨大政治功效才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真正目标。至此可看出孔子对于言辞的基本态度就是强调言辞之本在于实用，文采之重要在于有利于实现“为功”之实效。实用是目的，文采是手段。孔子提倡“文以足言”，反对“言之无文”，目的就在于“为功”之功效的实现。

实用为本的态度在孔子的“辞达”说中已露端倪，《论语·卫灵公》云：“子曰：辞达而已。”从语气上看，此论是说言辞能够达意也就行了。“达”即透彻地表达出思想，是对于言辞的最基本要求，因为言辞的基本功能就是表达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3]透彻地表达思想也是言辞基本使命的完成，这样的言辞也必然具有实用之功效，因而孔子明确给予肯定。“辞达”的观点体现了孔子对语言的最基本要求：言辞应以透彻地表达思想从而具有切实的应用性为根本。

以实用为本的语言观与孔子入世致用的人生观相一致。孔子提倡入世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热心救世，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又要求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有为于世、学以致用的态度必然使孔子立足于“文辞为功”、实用为本的语言立场。

汉代文论中的语言批评延续了以实用为本的基本立场。《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此论是说“动于中”的情总是要设法表现出来，“形于言”的普通之言与“嗟叹”之言及“永歌”之言都是不同形式的“言”，差别在于感情色彩、声调韵律、听觉效果等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形式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嗟叹”之言具有感情色彩因而优于“形于言”的普通之言，“永歌”之言既有感情色彩又有声调韵律因而优于“嗟叹”之言，其表达效果和功能最佳。由此可以看出《毛诗序》论述了语言形式与表达效果之关系，体现出对语言表情达意之实用功能的深刻认识，仍是立足于语言的实用立场。之后王充对东汉初崇尚深奥艰涩之文风展开了猛烈批判，大力提倡文章语言的通俗易懂，强调语言的达意功能与接受效果。如《论衡·自纪》篇云：“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又云：“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察文，以义可晓。”《对作》篇云：“文露而旨直，辞奸（即直率）而情实。”这些论述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求言辞必须充分地表达情意，让人能够明白知晓以便很好地接受。王充之论实际是孔子“文辞为功”、实用为本的语言批评观在汉代的延续和发扬。

二、语言批评在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转向

随着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作家对文学美的空前追求及文论家审美意识的提高，语言批评理论也发生了由实用向审美的转向。陆机提出“遣言贵妍”这一命题正是审美转向的典型体现。《文赋》云：“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所谓“遣言贵妍”，就是要求文学语言必须美妍绮丽、绚烂多彩。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趋势及文学对语言的审美诉求，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对于文学语言的基本态度。陆机、沈约、萧统、萧纲、萧子显、刘勰等人都强调文学语言的妍丽之美，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探索，从而赋予了语言的妍丽之美多层次内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辞采美、声律美和句式美。

一，辞采美。辞采美主要指语言词汇的妍丽绚烂，要求作家运用色彩丰富、绚丽斑斓的语句词汇展开妍美绮丽的描写，创作出具有绮靡华丽美的作品。张扬辞采的华丽美是这一时期文论家对文学语言的主流态度，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之论率先体现出对于“丽”的高度重视，诗赋之丽以语言之绮丽为基础。陆机不但在理论上提倡“遣言贵妍”，而且落实于批评中，他在《文赋》中屡屡以“盛藻”、“丽藻”、“浮藻”评文，反对“徒靡弗华”、“雅而不艳”的语言，强调诗赋语言应“绮靡”、“流亮”，极力鼓吹语言的妍丽之美。沈约评价魏晋以来的文学是“咸蓄盛藻……以文披质”，“缛旨星稠，繁文绮合”[5]。萧统《文选序》宣称“义归乎翰藻”是其选文标准之一。萧纲论诗公然提倡“玉徽金銑”式的华丽之语，鼓吹“高而不和，绝而不寻”的“阳春妙声”[6]。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以“托辞华旷”、“雕藻淫艳”评价当时的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明确指出：“文章，非采而何？”并提出“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采饰言”、“雕琢其章”等观点。文论家的这些观点都体现出对色彩华艳、绚丽斑斓之语言的高度肯定，是发扬孔子“文辞”之“文”的一面并将其推向了华丽妍美的方向。

二，声律美。声律美是声调韵律的合理运用而产生的音韵之美，是语言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诉诸读者的听觉从而能产生悦耳动听的审美效果。陆机在《文赋》中率先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之论，强调语句中的声调音韵应迭代交错，富于变化性，就像绘画中的五色相互配合应衬一样。齐梁时期周颙、沈约等人将四声运用于诗歌创作，促进了人们对于诗歌声律美的认识，《南史》载：“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7]又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7]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正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声律论，云：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

沈约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合理地运用声调音律，应做到音韵抑扬有致，浮声（平）与切声（上去入）交替，平仄相间，富于变化，和谐动听，使诗歌具有悦耳动听的声韵美。声律论标志着人们对诗歌语言形式美认识的深入和提高，促进了人们对声律美的重视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为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声律》篇，对声律美展开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他指出，声有平仄，音有双声叠韵，双声不能隔字而用，叠韵不能隔句出现，平仄要合理搭配，就像辘轳循环那样交替运用，应如鳞片那样紧密排列，否则，就会产生文病。若声韵搭配合理，就能产生如振动美玉般的玲玲悦耳之音。声律美体现了此时文论家对语言音韵审美效果的重视和追求。

三，句式美。句式美是文学语言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贵妍”语言观对于句式的审美要求。对于句式美的论述，集中于《文心雕龙》的《丽辞》篇，刘勰探讨“丽辞”即对偶句的问题，表达了对句式美的看法。偶句之形成与汉字之特点密切相关，由于汉字是各自独立的方块字，每个字无论其笔画多寡，所占的空间都相同，汉字的这种特点使文学家能够创造出整齐对称的对偶句。南朝流行的骈体文构成了刘勰偶句理论的肥沃土壤，并且《文心雕龙》也是用骈体写成。刘勰将对偶句概括为四类，《丽辞》篇云：“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即文字对、用典对和意义的正反对。刘勰认为对偶句之所以重要，在于这种句式具有良好的审美效果，《丽辞》篇指出：“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乃其贵耳。”精密巧妙的对偶句使事理圆合，就如双璧产生的华丽章彩。又云：“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炳联华，镜静含态。”上下照应形成偶句，句式之精巧及意味之深妙在文中同时呈现出来，这种对偶的句式就像并蒂开放的鲜花，光彩绮妍，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对偶句具有整齐、对称的形式特点，并且富于强烈的节奏感。使用这种句式，文章自然就会产生整齐美、对称美和节奏美。“精味兼载”的对偶句式既有深妙的审美意味，又有整齐对称的视觉效果及节奏和谐的听觉效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而古代各体文学都不乏这种句式的运用。对句式美的重视和探索是这一时期语言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文论家敏锐的审美眼光，也拓宽了人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美的认识领域。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立足于审美立场探索文学语言问题，扭转了先秦两汉以实用为本的语言批评观，使语言批评朝着审美的方向发展。但是必须看到，辞采美、声律美和句式美都属于语言的表层美。辞采美侧重于言辞的斑斓绚丽，声律美侧重于言辞的语音效果，句式美侧重于语句的结构形态。语言的这些表层审美因素主要诉诸读者的直观视听觉，而不是诉诸心灵深层的感受。语言的表层美固然重要，但还不是语言美的最高境界。唐代以降，随着文学的发展及文学家运用语言能力的提高，语言美的丰富魅力得到充分地展现，文论家超越对辞采、声律、句式等语言表层美的研究，而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审美意蕴及对读者产生的艺术魅力，是对语言深层美的研究。语言深层美的魅力使读者所获得的不再是直观的视听觉审美效果，而是丰富深广的心灵感受。

三、唐至清代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化

唐至清代是语言批评向审美化方向发展的深化期，这种深化一方面表现为文论家积极吸收“贵妍”论的思想成果，接受辞采美、声律美、句式美等语言美学观并进一步推进对这些观点的深入研究，使语言批评向审美多元化及更深的层次发展。如唐代以来文论家对于辞采美的要求就不再单纯地以妍美绚丽、华艳斑斓为主，而认为“清水芙蓉”式的平淡自然之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式的含蓄蕴藉之语、“言简意丰”式的简约精炼之语等都是辞采美的语言。再如对于声律美，文论家不但强调诗歌创作必须讲究声律音韵：“故作者先在定声，务谐于韵，文之病累，庶可免矣。”[8]甚至主张散文创作也要讲究声律音韵，如刘大櫆的“神气、音节、文字”说及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等散文理论都包含着对声律音韵美的强调。而句式美则深化为对对仗理论的研究，如初唐上官仪就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之后李峤《评诗格》提出“诗有九对”、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总结出诗有“二十九种对”等。深化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文论家针对不同的文体特点而提出了具有审美意义的语言观点，文论家认为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语言，适宜文体需要的语言才是美的文学语言。因为只有运用适宜文体需要的语言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唐至清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是由诗文而戏曲小说，文学的这种发展变化也影响着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发展走势。文论家立足于审美的立场，根据诗文戏曲小说的不同文体特征而提出了大量的语言审美观点，从而促进了语言批评理论向审美方向的深化。

（一）“言近旨远”：诗文语言审美理论之深化

唐代以降，文论家对于诗文语言提出了大量具有浓郁审美意味的观点，如“言近旨远”、“文外之旨”、“文约意丰”、“语浅意深”、“天然无饰”、“辞必己出”、“语贵含蓄”、“平畅典易”、“中的为工”、“化俗为雅”、“雅洁”等，这些观点或强调以浅近之语表达深远之意，或要求语言的新颖独创性，或张扬平易自然之语，或提倡含蓄典雅精确简洁之言等，体现了诗文语言多元化的审美特点。而“言近旨远”最有代表性，因为这一命题最能体现诗文作品的语言特点和审美特征，最适用于诗文创作。此命题由刘知己在《史通·叙事》中拈出：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虽然这本是论述历史叙事文的语言，实际上体现了诗文语言的基本特点和诗文创作的语言审美原则，即诗文创作应以浅近精炼之语表达深远丰富的审美情思，使作品具有体味不尽的审美意味，让读者获得“含意未尽”余味无穷的审美感受。之后皎然《诗式》提出“文外之旨”、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胡应麟《诗薮》提出“语浅意深”等，都与“言近旨远”一脉相承。“言近旨远”将语言与作品意旨联系起来，浅近之语中包含着深远无穷之意，这样的语言具有含蓄蕴藉之审美特征，能赋予作品以丰富的审美意味，是诗文作品审美特征之形成、艺术效果之实现的基本条件。这一命题超越了对辞采、声律、句式等纯形式因素的追求，其实质精神在于强调“旨远”“意深”的创造，而“旨远”“意深”既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又是创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打动读者心灵的关键因素。作家“立言”之目的在于“尽意”，“旨远”“意深”的作品才有价值，读者才乐于接受。所以“言近旨远”体现了文论家高度重“意”的艺术精神和诗文创作以意为本的语言审美原则。这一语言审美原则强调诗文以“旨远”为目的，着眼于对读者产生意味丰富深远的审美效果和心灵的感受，同辞采、音韵、句式所产生的视听觉审美效果相比较，显然是一种重大的突破，具有更高的审美层次，标志着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化。

（二）“不文不俗，耸观耸听”：演唱文学语言审美原则之创立

元明清时期演唱文学成为流行的文学样式之一，演唱文学的语言也成为文论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周德清《中原音韵》提出“造语必俊，用字必熟”，朱权《太和正音谱》提出“不伤音律”，何良俊《曲论》提出“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王骥德《曲律》提出“浅显易懂”、“不可深晦”、“铿锵美听”，李渔《闲情偶寄》提出“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都是研究演唱文学语言的精辟之论。明代众多曲论家围绕“本色”“当行”而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也是针对演唱文学而展开的语言批评。周德清提出“不文不俗，耸观耸听”这一命题是演唱文学语言批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最能体现演唱文学的语言特征和审美要求。他说：“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9]演唱文学以通俗性为特点，由于接受对象的文化水平、文学修养、接受能力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其语言必须以通俗为本。“不文不俗，耸观耸听”这一观点主要考虑的就是听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效果。语言“太文”属于高雅文学，广大的普通听众无法接受，故不可取；“不文”则会流于粗放甚至庸俗，亦不可取。因而，“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语言对于通俗性演唱文学来说最为理想，可以说是演唱文学创作的语言审美原则。这种语言以通俗为本色，在满足广大普通听众接受能力的基础上，尽量做到富有文采。富有文采，才能产生“耸观”的视觉审美效果；通俗易懂，为广大听众所接受，才能产生“耸听”的听觉审美效果。所以，“不文不俗，耸观耸听”的语言批评观充分体现了演唱文学的文体特点，涉及观众的接受能力及视觉听审美效果等，是演唱文学创作的最基本语言要求，标志着演唱文学语言审美原则之确立，也体现了语言批评审美理论在演唱文学领域的推进。

（三）“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小说语言批评审美理论之核心观点

语言批评也是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时期小说理论家立足于审美的立场，提出了大量小说语言批评的理论观点，如“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不完全句法”、“一字写尽”、“三字入神”、“极趣之笔”、“大珠小珠满盘迸落”、“一笔夹写”、“人有其声口”等，包括字法、句法及各种语言修辞方法，涉及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体现了小说理论家对小说叙事艺术、叙事效果、语言节奏、音韵美感、个性化语言与人物性格展示、形象化描写、语言的表达效果等方面理论的深刻认识，内容非常丰富。

由于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的关键，人物语言也是小说语言批评的核心话题。张竹坡提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这一命题强调个性化语言对于人物性格塑造的重要性，体现了通过个性化语言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小说美学观。他在《金瓶梅》第一回回前批中云：

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向希大说：“如何？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张竹坡不但赞赏《金瓶梅》作者用纯白描的语言对人物进行“追魂摄影”式的传神描写，更赞赏小说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作者用切合人物性格的语言描写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作品中的人物能够“俨然纸上活跳出来”，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通过个性化语言而能看到人物的声容状貌、性格特点，从而产生丰富的审美感受。所以，个性化语言不但是展示人物性格特点、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也是使小说产生审美效果的重要手段。《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人物个性化语言都非常成功，因而小说理论家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如金圣叹提出“人有其声口”、“声态俱有”等就是肯定《水浒传》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点。脂砚斋以“炼字一法”评价《石头记》的语言精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十四回夹批云：“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石头记》的语言锤炼体现于叙事抒情、写人述物等各个方面，精彩的人物个性化语言更是作者反复锤炼的结果。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评史湘云“不防被人拣了去，到便宜他”一语云：“妙谈。道‘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这四个字写出了湘云的身份和个性，简明而传神，是作者精心锤炼的结果。个性化语言涉及人物性格塑造、小说艺术效果及读者的审美接受等，是小说语言之精髓所在，因而可以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是古代小说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核心观点，体现了理论家对于小说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刻认识。

以上所论表明，语言批评作为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实用中心论到审美中心论的嬗变，而审美中心论又经历了从探索表层美到研究深层美的转化。这种变化体现了古代文论家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提高。影响这种嬗变的原因主要是文学的发展。以实用为本的语言批评观与先秦两汉文学尚未高度繁荣发展的实际水平密切相关。进入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创作思潮及大量形式美作品的出现和作家对语言美的空前追求，导致了语言批评的审美化转向。唐代以降，诗文小说戏曲各体文学的高度发展与繁荣及人们对各文体文学审美特征认识的提高与深化，促使文论家根据文体的不同特征展开语言理论研究，提出“言近旨远”、“不文不俗，耸观耸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等命题，体现了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学对语言的不同审美诉求，从而促进了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化。这种嬗变推进了古代语言批评理论的不断提高、丰富和完善。嬗变是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和升华，而不是对前者简单地否定和摒弃。因为无论是先秦两汉的实用为本论，还是魏晋南北朝纯粹从形式角度展开探索的审美中心论，都具有不容否定的价值和意义。“辞达”、“文辞为功”、“遣言贵妍”等观点及辞采、声律、句式美不但对唐代之后的语言批评理论具有重要影响，也为人们从更高的层次研究文学语言从而推进语言审美理论的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便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些观点仍然具有切实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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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古代历史论文篇（7）

为提高高等学校中国古代史教学水平，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内容与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史教学经验，共商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发展大计，2012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部级教学团队和《历史教学》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在兰州召开。来自台湾东吴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原始文献阅读、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与地域历史文化的结合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展示了各校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中的亮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一、文献阅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

史料阅读能力是历史学本科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重视基本原始文献的学习》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加强基本历史文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文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应重视原始文献的研读，不能仅靠输入一两个关键词来搜集材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国林教授在《试论“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的关系》中指出，历史文选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具体史料来反映古代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细节，以原典反映思想史脉络，以文献记载反映制度史源流，历史文选课讲授时应补充文化史常识，以弥补中国古代史教学之不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杜常顺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学生阅读及写作基础能力培养问题》中认为，基本史料的阅读可以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基础史籍和史料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认识，不断积累的阅读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解决古籍阅读的能力问题。

教材建设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教材建设》中认为：中国古代史分阶段、分层次教学，为教学与编写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在教材建设中，要做到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指导书三位一体，编写适应时代需要和学生欢迎的新教材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于教学模式问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苗书梅教授和展龙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知识教育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共同探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坚持在教学中贯穿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惠玲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探讨》中认为：“研究性教学”教学模式要求在教学中引进学术研究的因素，通过阅读、思考、表述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展龙副教授在《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中，责任要明确，用信任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工作要到位，用制度保证导学的正常开展；方法要得当，用沟通指导学生的人生规划。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祥学教授在《基于网络的（中国古代史）知识检测系统开发应用与实践》中认为，结合专业特点开发专业知识的自动检测系统，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进而拓展教学内容，推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如何改革课堂授课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编排历史课堂小剧是一个新颖的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牛宏教授在《关于历史课堂小剧的实践和创新》指出：历史课堂小剧的作用在于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对学习内容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了学生的写作、编排、表演、朗诵、协调等多种能力。

古代历史论文篇（8）

一、古代文论研究“求真”与“求用”的纠结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①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p#分页标题#e# “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 （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 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 （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 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究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 （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 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 2．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①。 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 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 （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p#分页标题#e# （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 （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

古代历史论文篇（9）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历经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便是这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中的一员。徐先生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学术实践则更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及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对徐中舒学术思想的渊源、治学门径与学术特色及其对当代学术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进行一番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作一番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一

徐中舒科学而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他的学术传承和交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安庆第一师范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曾对日后他从事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及自身长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对其科学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兹依次述之如下：

（一）清末桐城学派对他的影响。1898年10月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该地区自清代以来，人文荟萃，学术发达，曾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一大批在古文义法方面卓有成就的桐城派学者。徐先生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师从晚清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胡在学生中大力提倡桐城派古文，“以复古为革新”（注：“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参见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其对徐中舒日后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徐对韩愈《进学解》“惟陈言之务去”感受颇深，他由此认识到做学问不能蹈袭前人，必须自出新意，方能有所建树。他后来在史学和古文字学领域内，不墨守前人成规，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当是根植于这一时期。

（二）王国维的影响。有人称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奇才。王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熟谙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之学，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他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补证文献史料。王在《古史新证》的总结中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径，在客观上对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1](p99)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尤其对王国维的课兴趣更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给予先生印象最深”[2]。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把它大大发展了，对当代学术界产生过颇为深远的影响。

（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被称为近代历史上开始对历史现象作深一层的追究，力求探求历史演变的原因和线索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对所谓“新史学”即“人类进化公理”的主张，虽然都没有能够说出本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史学领域里可以说是比较新的思想。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其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徐中舒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徐对梁启超的课颇感兴趣。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亲身的学术实践，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治学门径，尤其对文献具有精深的造诣，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联系。

（四）陈寅恪、李济的影响。徐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虽未直接授业于陈寅恪，但在日后学术交往过程中，陈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也对徐治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研究方法”[3](p200)，在史料学或对“民族文化之史”的论述，都具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在诗文方面也卓有成就。徐在研究古史过程中，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以至吸收陈的治学方法。徐早期的著作《木兰歌再考》（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14号）、《〈木兰歌再考〉补编》（刊《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1号）、《古诗十九首考》（刊《立达季刊》1927年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6卷第25期重载）、《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刊《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8号）、《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之底本》（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刊《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等皆为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的名篇。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从陶渊明的寓言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乌堡，无独有偶，徐中舒则结合先秦时期的历史事实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述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渔人进入的桃花源应该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村社共同体存在时期的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4]虽所作结论不同，但研究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济曾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讲师，给徐讲授人类学、考古学。徐日后研究古史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常以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互证”[5]，这种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济的启发。

（五）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是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和徐所处时代大体相同，两人很早就有过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顾对于古史研究的最杰出的成就即在疑古辨伪思想的基础上，否定了战国以来由经书所载的古史系统，并以考证的方式辨析了旧的古史系统的形成过程，从而提出了被时人称为“精当绝伦”（注：钱玄同语，参见钱玄同复顾颉刚的函，刊《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6月10日。）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这一学说的提出，在中国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徐在学术研究中受顾疑古思想影响颇深。他在为唐嘉弘《先秦史新探》一书撰写序言时指出，“先秦史的研究，从西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后，即已提到日程上，当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在继承秦代大一统政局下，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暴秦和楚汉战争之后的现实条件，建立一整套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来为汉帝国服务。当然也对先秦典章制度进行了一些清理和总结。正如我的老友顾颉刚教授在他写的《汉代学术史略》（后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所论述的，秦汉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地排列出了一个先秦历史系统和序列……可惜，先秦历史却被他们以讹传讹，造成极大混乱，谬种流传，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肃清”。由此可见，徐中舒的古史观在诸多方面同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颇为吻合，与此同时，顾的疑古思想及研究历史之批判的科学方法也多为徐所借鉴。

二

徐中舒在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借鉴了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实践，不断加以融通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颇多积极的影响。

（一）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乾嘉学派治学讲求实事求是，论学立说，注重佐证，反对穿凿附会。清人钱大昕即曾讲过：“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6]戴震更明确指出，“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7]。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非其本经”[7]。具体而论，对于古史研究来说，更应讲求证据，做到无征不信。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史料颇为缺乏。早在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即曾慨叹夏、商时期文献不足：“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8]正因为此，极度贫乏且又颇需进一步辨析的史料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就显得颇为重要。梁启超对此曾有过论述：“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p40)“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p41)。徐中舒对此领会更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撰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他还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10]。徐检讨殷、周之际历史，即善于“据新旧史料而为抉择，贯串，证明之”[10]。先生将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相互证明，故所作结论多信而有征且富有新意。

徐不仅重视史料之收集，而且还善于借鉴乾嘉学派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各种真伪史料进行科学的爬梳整理和条分缕析，故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持，从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赞赏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们“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11]他在《夜郎史迹初探》一文，考订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关于滇王的记载存在着析一为二的严重错位。他认为，庄豪与滇王庄蹻本是一人，而范氏不察，强为分别，于是庄豪滇王之外，又有一庄蹻之后的滇王。尤有甚者，更于滇王下系以“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之说，一错再错。徐指出，豪原为蛮夷酋长强大有政而未受王朝封号者的统称。[12]从音韵学考察，豪、蹻古同在幽部，蹻即豪之音转。“先生之见，前无古人有知，连乾嘉学派巨著《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及《二十二史札记》均无论及”[13]。正因为此，徐中舒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考察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创新见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二）古史多重证法。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15]。他说：“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活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11]徐在研究古史时往往将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加以印证，并进一步联系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落后民族相同阶段的情况进行比较，尤其注意从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中撷取大量材料，同时对有关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重视一些边缘学科的讨论。他和唐嘉弘合撰的《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即将殷代四服制同辽代指定服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这一颇为令学术界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徐的《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对一般人弄不清楚的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洞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由于理论事实兼备，说服力强，解决了学术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史工作者认为，这是创造性的收获和发现”[13]。徐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它“无疑会有助于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使理论基础更坚实，说服力更强，并进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2]。

（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博涉之学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治学方法。清代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16]。因为考据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名物、典制、乐律、金石、职官以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学，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运用，非博学多识，则很难达到目的。先秦古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因此，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精湛的修养，而且还能够娴熟地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充分注意到诸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故徐中舒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所著《耒耜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重刊）、《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3年）、《古代灌溉工程源起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等文，往往既有史料之论证，又有科学原理之阐发，均充分反映了徐先生博学多识，不囿一隅，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学者一样，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求专精。他曾强调做学问“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15]。综观徐中舒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学等学科，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始终将博涉与专精的读书治学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二者达到协调与统一。

三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发展轨迹的一个侧面。因此，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就。王国维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提出，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的更新及创立科学的先秦史研究方法与先秦史料学，无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殷墟发掘工作的陆续展开，田野考古学真正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地下资料的发掘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董作宾贞人说及甲骨文断代10项标准的提出，胡厚宣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均具有开拓之功，不仅为以后的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7]，而且标志着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新史料以及对新史料进行缜密的、科学的分析的新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其中对中国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重要理论性问题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古史研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除去“文革”十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古史研究无法正常进行外，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古史分期问题，后来相继出版了不少通史性著作。与此同时，顾颉刚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点校，尤其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把校勘、训释、译述、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尚书》整理的新水平，对商周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1899年以后甲骨文发现、研究的成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甲骨文综合性论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学集大成之作《甲骨文合集》，“对八十年来甲骨学资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推动了对龟册骨书、语言文字、商代社会历史和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18](p15)。此外，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杨宽《战国史》、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及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等一大批高水平学术著作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史研究队伍和机构逐步扩大，中青年学者继往开来，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一批学术新人脱颖而出，一些专题性研究的古史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的古史研究也存在若干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研究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反对“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应“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9](p443)。恩格斯也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0](p118)。这告诉我们，古史研究必需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并注意对材料进行科学的批判。总之，古史研究应当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国古代作史，一向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古人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1]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即深感材料不足，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2]。在此种情况下，他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择其言尤雅者”[22]并辅之以亲身的实地调查，勉强编写出《五帝本纪》。司马迁的本意是试图提供一些较为可靠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司马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显然是可取的。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自觉运用科学批判的方法，给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史学体系以致命的打击，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确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古史研究中却存在一种流弊。有的以“古史专家”或“历史地理学家“自诩的所谓“名学者”，抱着将中国古代文明史极力向前拉的一腔“爱国热忱”，连司马迁都不相信的远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一概视为可靠的历史人物，对其族属、地望、世系、年代重新定位，并用大量晚出的甚至毫不相涉的材料去附会古史，轻易武断地提出黄帝、尧、舜、禹为女人，古秦、楚同源，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等奇谈怪论。梁启超在论述史家的“四长”时曾将史家最常犯的毛病归纳为夸大、附会、武断三种。[9](p157～159)以上三种毛病不仅以上那些同史学隔行如隔山的“名学者”容易犯，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在许多专业史学工作者身上也有体现。有的学者读到《史记·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便断言：“大费在今山东费县。”读到《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断言“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更有学者无视已有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提出“禹都阳城即濮阳”，或武断地讲，“周公奔楚即周公居东，周公东征”。凡此均表明，目前的古史研究中的确尚存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

（二）治史方法过于单一。自从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自觉采用古史多重证法，将已有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然而就目前古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看，这种古文多重证法并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有的考古工作者或根本不相信文献记载，认为只有考古材料才是真实可信的，或对晚出的文献材料不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随便拿出乱用，凭想象地拿《禹贡》解释夏史，用《商颂》论证商史，用《周礼》解释西周时期的制度，用《管子》去套春秋时期的社会。与此相反，有的古史工作者则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甚或认为考古资料为哑材料，无法深入研究，或不顾考古发现的客观实际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借鉴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理论，执着于古史旧说，未敢向前迈出一步。如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表明，周初对齐、鲁、燕的分封当在周公东征之后的成王之世，有的学者由于对《史记·周本纪》及诸世家的记载深信不疑，或用徙封之说去加以附会，更有甚者则从根本上否定青铜器铭文的真实可靠性。如此由于人为地割裂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往往容易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三）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一些理论性问题，与此同时，古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几个狭窄的领域内，古史研究过程中重宏观研究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一直影响至今。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史研究的情况看，虽然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等问题以及作为古史分支学科的先秦礼俗史、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已开始引起古史学界的重视，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中诸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存在众多薄弱之处。同时还有更多研究领域如先秦科技史、灾害史、交通史、人口史等则几为空白，有待古史专家去积极地开拓。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已经来临。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探索新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这是众多历史学家所共同关心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略陈管见，分别述之如下：

（一）微观研究更应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古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加上治史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古史学界对先秦史领域中诸多微观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料分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徐中舒曾指出，“如果能够把每一个局部的历史问题加以研究解决，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古史体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一再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二者并重，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23]尤其随着考古学不断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不断丰富着颇为贫乏的古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古史专家倒真应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和分析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历史问题，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必要的辨伪、考证工作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从而为建构起全新的古史体系作出贡献。

（二）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古史研究要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为王国维、徐中舒等所摒弃。目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一方面，在诸多传统学科母体中不断诞生出一些新型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新型分支学科群的出现，使得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中国古史学科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如在传统古史学科基础上诞生的甲骨学则将研究范围集中在甲骨文与殷商史这一领域。然从另一方面看，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促使古史专家应对与历史学相关的其它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未来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专利”。不同学科的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的古史研究，不仅将大大提高中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预示着传统的古史学科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随着古史研究过程中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历史学家陈高华指出：“史学既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史学只有关注社会，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陈先生还说：“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史学工作者应关心现代化建设，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4]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陈先生具体指出应不断加强对海洋开发史、灾害史、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24]这表明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将会面临众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同样给古史专家带来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课题。与古史研究相关的西部交通史、西部民族史、西北灾荒史、西北军事史、西部人口史等课题的研究将随之提上日程，前景颇为广阔。这对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颇为难逢的有利机遇，同时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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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裴骃．史记集解序[M]．

古代历史论文篇（10）

会议筹备组在会议基本主题范围内，提出若干方向性选题建议，供考虑与会学者参考。

一、晚近中国古代史资料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二、电子文献、资讯扩展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三、域外文献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

四、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新认识；

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诸视野的评价（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区域性研究、中国中心史观）；

六、对域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评价；

七、对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各种模式性论说的评价；

八、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分析；

九、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及相关评价；

十、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对研究者素质的新要求。

拟参会论文者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会务组提交参会回执，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联系方式、论文题目及提要。会议组委会将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正式受邀与会者请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会务组提交论文全文。论文需用MS-Word打字，页下注，1.5倍行距。

会议为期2天、与会者旅行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用由会议承办方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