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外文研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篇（2）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篇（3）

海外汉学家是中华文明辛勤的传播者。他们持久的译介论说，已经培植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汉学研究。

了解国外汉学，有利于扩大国内学人的视野，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写博士论文）；而且我们对汉学的评介再经外播之后，又会给海外汉学以启发，也有利于它的改进与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继而积极作为，便会有力地推动这一利己利人、意义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纪必将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学术沟通日趋深入的时代，反馈这些汉学信息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一、世界汉学概况

简单地说，“汉学”即是研究中国的学问。

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

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

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

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

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

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

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汉学这门综合学科，都有一个逐渐分化的过程，甚至文史、语文等亲缘学科也渐渐解体；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的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来看，由于这一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汉学家又不得不精细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创作，国外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这是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当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实体，是堪与国内学术相媲美的三大板块。

二、“汉学”定义的演变

“国外汉学”有时被称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或者简称作“汉学”。

众所周知，“汉学”是西文Sinology的译名。此名首见于19世纪上半叶，从构词法上看，它是“Sino-”（中国）加“-ology”（学问、论说）而成，意思是有关中国的学问。正如傅海博（HerbertFranke）所说：

“Sinology”是许多“-ologies”中的一种，它们被铸造出来专指19世纪出现的知识领域。它用于英语相对较晚。1838年，首见“sinologist”（汉学家）一词，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义词“sinologer”与之并用，但它容易让人想起“astrology”（占星术士），令人不快，现已成废字。“Sinology”的含义被解作“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据考证是在1882年。因此，大约在1860至1880年间，“sinology”这个希腊、拉丁语合成词及其派生词便被普遍使用了。这正是汉语研究和中国总体研究被认作一种学术科目之时。①

这里说的是西欧的情况。俄罗斯汉学与之相近，它在早期颇多倚重西欧汉学，在学科概念上与西欧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鲜等邻国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它们均有借用汉字进行写作的历史阶段，因此这些国家的传统学术，几乎无处不涉及中国。直到它们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纯粹的本土文学才得以滋长之后，汉学才渐渐分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在日本还有“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词，也带来一些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研究的旨趣、对象和方法有所变化，使得其含义也有所改变，这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焦虑。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曾经提倡废弃这个字眼儿，②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转而主张“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义——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要求人们“在与通常所说的‘拉丁学’、‘埃及学’和‘亚述学’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确地指出：

汉学即是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③

这是个比较罕见的倾向明显的定义。不过，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说的“语文学”（philology），类似于我国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强调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两者并重；二、与之相应，他批评旨在审美的纯文学研究，认为这是“一种不扎实的唯美主义研究”，其根基是庞德、费诺罗萨④等人的“东方学”（Orientalism）。⑤显然，后一种意见不无失当之嫌。三、“汉学”一词的外延

1）“汉学”和“国学”

如何称呼这门学科，尚须看研究主体。如果研究者是我们自己，在习惯上应该称作“国学”⑥，因为它指的是我国自己传统的学术研究。如果是外国学者从事这一研究，这种学术自然就应该称作“汉学”，尽管仍是同一研究对象。由此看来，径称“汉学”，显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体当是外国学者，那么“国外”、“国际”、“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内了。

2）“Sinology”和“汉学”互译带来的问题

两者互译，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其实还有复杂一面。众所周知，我国经学中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汉字曾流播东亚，而“汉籍”中也可能记载他国的历史与文化。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汉”字的内涵非一，外延广泛，“汉学”（若单从名称上看，即是“汉”之“学”）的涵义如果没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会变得暧昧不明。

实际上，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码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藏学”和“蒙学”已具一定规模，其专门家分别称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些学科已被认为是“汉学”名下的分支学科。

3）“汉学”和“中国学”

在国外学术史上“汉学”曾有贬义色彩，所以还有人主张应该以“中国学”代之。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要想使“汉学”这个术语一无纠缠，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⑦偶见有“华学”一词行世，它不仅涵盖面较广，而且避免了语义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广泛流传。

四、“汉学”的定义

国外汉学是个综合学科，包括关于中国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科学、艺术等知识范畴的研究。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界定“汉学”似乎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取其狭义，即“汉学”是关于汉语文献以及相关文物遗存、文化活动的研究。

另一种是取其广义，即“汉学”是关于整个中华民族文献典籍、文物遗存和文化活动的研究⑧。

后者是否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注释：

①参见傅海博《探索中国：欧洲汉学史概述》（InSearchofChina:SomeGeneralRemarks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载于明·威尔逊（MingWilson）和约翰·凯利（JohnCayley）所编论文集《欧洲研究中国》（EuropeStudiesChina，伦敦，寒山堂书店，1995）第12页。

②参见《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1958）所载薛爱华的公开信。

③、⑤参见他的《汉学的内涵与状况》（WhatandHowIsSinology?）一文，载于《唐学报》（T’angStudies）第8-9辑（1990-1991）。

④庞德（Ezra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西方现代诗歌的开创者之一。费诺罗萨（E.F.Fenollosa,1853--1908），美国诗人、文艺理论家，赴日访学时接触到了汉字和中国古诗，所撰《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在西方诗坛影响很大。

⑥“国学”，原指最高级学府，由国家设立。参见《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按：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小舞。”

⑦有一次我在讲课时，列举了以下缠夹情况：

一、经学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

二、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等之分

三、汉字曾流播东亚，“汉籍”可能记载他国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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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2

1　引言

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献传递已成为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方式。它大大降低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成为深受用户欢迎的服务形式。国外图书馆文献传递历史早于我国，其文献传递理论研究也较丰富，因此，介绍国外图书馆文献传递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外诸多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Interlending＆Docu―ment Supply一刊是文献传递领域的核心期刊，基本可以反映国外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因此，本文主要对Interlending＆Document Supply2000―2008年间发表的文献传递方面的论文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对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有所启示。

2　关于文献传递的障碍研究

2.1　知识产权与文献传递的相关性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文献传递服务的质量和速度，但也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是因为先进的知识产权技术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将导致信息所有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之间失去平衡。Mike McGrath认为当前欧美等国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利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①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使用；②由于出版商对政府的游说，欧美政府不断修改知识产权法。如美国自1790年诞生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后，美国国会不断修改知识产权法，至今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延长至个人作品为生前加死后70年，公司作品为95年。舆论认为这是受到大媒体公司不断游说和施压的结果。Joachim Schopfel认为法律是经济问题的现实反映，而各种专业信息，特别是科学、技术、医疗信息已成为市场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知识产权法的实质就是为了解决各方利益冲突。而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意识到学术研究信息的传播是一个国家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关键，应将公众信息获取权及学术研究需求纳入利益方范围。

Paula Dehlez等学者对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 Delft)文献传递业务中各类型文件数量进行统计，发现PDF文件所占比例已超过80％(截止到2004年)，该数据表明电子文献传递活动越来越活跃，但同时也将面对复杂的数字文献版权问题。他支持各图书馆与电子资源出版商以对话的方式进行协商，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国外学者对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 manage―ment，DRM)系统在文献传递中的作用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则认为“完全无用”。Andrew Braid对大英图书馆与Elsevier(学术期刊出版商)合作并使用新的DRM软件情况进行观察后获悉：新的DRM系统控制了用户的非法下载，从而保障了文献传递的安全性；但同时严格的DRM系统也限制了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学术出版物传递。这将导致馆际之间学术出版物的交换出现危机，破坏原有的稳定合作关系。因此，Andrew Braid认为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应用，应该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总之，国外学者一般支持“寻找平衡点”的观点，即不宜采取法律和技术等过硬手段解决图书馆与出版商之间的版权矛盾。

2.2 图书馆经费对文献传递服务影响的研究

经费一直是影响图书馆文献传递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大图书馆纷纷制定各种策略，希望能够减轻由于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和电子全文的采购等问题所造成的经费压力。如大英图书馆管理层建议以商业模式运营某些部门或服务，这些部门包括大英图书馆的文献提供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BLDSC)及该中心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以便所获的额外收入能够抵消自动化设备的部分开支。但Mike McGrath认为各种商业运作模式都不利于文献传递服务的开展。如Google Scholar提供的快捷免费下载服务，将导致图书馆的收费文献传递服务需求量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下降。同时多个图书馆所采用的“big deals”(捆绑式电子期刊库交易)策略也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big deals”采取捆绑式运作，是一种不平等的商业链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出版商获得了巨大利润，而各图书馆将会陷入高成本与低利用率的困境。这对图书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如何保证支付了高额费用所订购的新期刊恰恰是所需的核心期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Mike MeGrath认为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文献传递系统要比订购新的期刊更有效，而且能更好地满足校园日益增长的研究需求，从而减轻图书馆的经费压力。Joachim Sehopfel和Jae-queline Gillet则建议在和出版商谈判过程中，各图书馆应向出版商阐述自身的要求，以核心电子资源、市场环境及供应方的服务标准作为谈判的主要内容，如提供摘要和提供全文的售价应该有别等。

2.3　文献传递的全球化服务标准相关研究

Mauriee B.Line认为文献传递的工作效率较馆际互借高，但文献格式、搜索方式、应答系统、馆员操作程序等规则存在差别，因而导致用户无法准确及时获取所需信息。随着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文献传递的标准问题也逐渐成为探讨的热点。Z39.50协议是一种在客户／服务器环境下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进行数据库检索的通讯协议，目的是解决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问题。尽管Z39.50经过了多次升级，但由于不是所有的图书馆都努力执行该标准，因此还是无法真正消除信息检索时各大图书馆之间的交流障碍。Niels Mark也认为虽然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刺激了服务标准的发展，Z39.50也很早就已经被提出，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标准并不成功。因此，制定统一的全球化服务标准尤为紧迫。

3　关于新技术的应用与影响研究

3.1　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影响

Paul Genoni和Margaret Jones认为图书馆文献传

递工作的成败取决于文献所有权、文献定位及传递机制三个关键因素，但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促使这三个因素不断变化。各大图书馆与其他机构都强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文献定位和传送的工作，但对文献所有权和馆藏方面的关注度相对较低。Joachim Schopfel和Jaequeline Gillet则将信息通信技术在文献传递的应用划分为前台办公系统与后台办公系统两大类。前者是指由搜索引擎、网络接入口、浏览标准、电子邮件程序和PDF阅读器等技术所构成的办公系统。自动化的前台办公系统使得用户对人工方式的前台咨询依赖越来越低。后者则是从事文献传递工作人员进行文献定位并进行数据库管理的集成系统。此外，后台办公系统还承担着确保整个电子传递过程的安全责任。

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流程，但也给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结构带来了一定的变化。Anna Va-glio和Manuela D’Urso对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图书馆使用新的自动化系统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从事文献传递工作和流通部门的职员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计算机技术人员的需求猛增，而一般职员人数骤减，图书馆的员工培训着重于信息技术的普及等。

3.2　web2.0的应用与影响

web2.0并不是一个突然的飞跃，它更多的是一个糅合社会、商业和技术发展等相关因素的集合。网络馆际文献交换系统(Network Inter-Library Document Exchange system，NILDE)即是典型案例。web 2.0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友好界面和较高的服务水平，使得NILDE的用户数量不断上升。此外由于NILDE遵守高标准和公平服务的原则，真正促进了资源共享。因此，Silvana Mangianracina等人认为，如果各图书馆都遵循NILDE的原则建设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将更能提高自身价值。

3.3　文献电子化与网络化对文献传递的影响

Golnessa Galyani Moghaddam等通过对印度科学理工学院利用学术电子期刊进行个案研究，从阅读方式和获取方式两方面证明了PDF格式的电子文献更能够满足用户的研究需求；同时指出，如果用户能够在任何时间通过他们的个人电脑免费获得电子期刊，那么这将是电子化和网络化最吸引用户之处。电子化与网络化对文献传递的应用与影响具体还包括：

・影响文献传递的市场。一方面，文献传递在公共领域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数字图书馆依然是市场的非主流，但是大规模的电子化进程还是对文献传递服务的开展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具有商业性和全球性的文献传递公司，如Infortrieve公司，提供着高质量的文献传递服务，但是价格昂贵，致使只有能够承担该费用的用户或群体可以优先获取科学性文章，而其他终端用户却无法获取，这将导致数字鸿沟的不断加深。

・传统文献传递服务影响。多方研究趋向于同一个结论：传统文献传递服务的需求量将持续下降。Rose Goodier和Elaine Dean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电子期刊订阅量的日益增加是导致英国专业图书馆的传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下降的重要因素。Cherifa Boukaeem-Zeghmouri等认为传统文献传递需求量持续递减有4大主要原因：①STM(Scientific，Tech―nieal，and Medical)出版商日益递增的在线全文数据库；②越来越多馆藏的数字化与网络化；③搜索引擎有助于获取网络上的开放资源；④医学用户群的研究资料数字化。

但也有学者对现状保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某种程度上传统文献传递仍将维持正常需求量。Mercedes Echeverria认为由于现今的全文电子文献仍然无法像印刷型文献那样最大限度地供用户获取，从而无法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因此传统文献传递的需求将继续维持。Stephen Abram也指出对需要寻找高质量学术信息的高校学生和教员而言，图书馆或专业信息机构的国际文献传递能够提供该项服务，而互联网则无法满足该项特定需求。

总而言之，新技术给文献传递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图书馆不能忽略“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Janet Teresa Zambri强调，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人的参与。我们作为图书馆员必须以用户需求和图书馆管理作为工作基础，两者缺一不可。

4　关于文献传递未来的研究

Paul Genoni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将进人“后现代”时代。由于预算限制和电子馆藏的更新，图书馆将停止扩建传统馆藏；多元化联盟会员制将是合作的主要模式，没有任何一个图书馆能够置身其外；一套完善的收藏与服务标准将提高文献传递服务的质量。而未来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将从多方面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提升用户的期望指数。

4.1　新型服务模式与内容

对于一个组织(企业或其他群体)而言，自身潜能的发挥离不开知识，应将图书馆纳入组织知识管理战略中，并且与图书馆或其他信息中心建立友好关系。其中文献传递服务被认为是建立这种关系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桥梁之一。

未来新型文献传递服务模式与内容都应体现“用户至上”的理念。Joachim Sehopfel和Jacqueline Gillet认为未来的文献传递服务应包括如下内容：能够为用户提供各类有价值的信息(包括在线资源、灰色文献等)；能够提供简单的操作和获取方式；能够提供及时的服务；能够明确免责条款(确保活动的合法性)；能够协调后台的管理控制服务并且保障信息资源的可用性及合理收费等。同时，各图书馆文献传递的策略应该是重点收藏、放弃收藏及资源网络化共享三个方面，其中资源网络化则是综合性战略。资源网络化共享模式能够解决用户对内容高质量和高数量的需求，同时也能解决某个单一组织的经费短缺问题。

Ari Muhonen认为在为用户传递有价值的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也应提供配套的服务方式。如英国许多公共图书馆近年通过网络借阅方式向市民开放馆藏，并提供指定文献配送上门服务。这种新颖的服务方式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并能够提高市民识别和获取文献(指目前无法获取的文献)的能力。

4.2

文献传递工作人员职责的转变

文献传递服务的成功主要依靠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经验。在信息化背景下，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活动仍将活跃并且贯穿整个信息资源共享活动，但这两项业务工作者的服务范围将有所变化。Avril Patterson认为从业人员的工作重点将由“提取和传送”转为“搜索和发现”，以满足用户的各方面信息需求，如为用户提供自助获取、完整超链接等新颖服务。同时他们的工作应达到如下要求：①提高自身对用户的认识；②对其所提供的文献版权问题必须确认无法律责任；③认真反复考虑其在线商业服务和其公共服务的范围，而不是与商业出版商之间的较量；④加强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技术应用；⑤进一步推进开放存取业务；⑥推动资源共享网络的建设。

4.3　文献传递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篇（5）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47例患者中，15例来自于本院烧伤治疗中心，32例来自于院外烧伤患者，收治时间2003年9月至2007年6月。其中男41例，女6例，年龄5岁～69岁(平均29岁)，烧伤时间最长1.5个月，最短1周，均为深II、III度烧伤，合并外耳道烧伤8例。均住耳廓烧伤病房单独管理。

1.2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立即进行局部处理，在红肿明显处低位切开，取脓液送细菌培养+药敏试验，彻底清除脓性分泌物及坏死软骨、肉芽组织，同时尽量保留健康的耳廓软骨。切口要足够大，以利于分辨清楚坏死组织和有活力组织。用大量无菌生理盐水冲洗，放皮片引流，薄层无菌敷料覆盖，局部不使用抗生素冲洗。经验性使用以抗革兰阴性菌为主的广谱抗生素静脉滴注抗感染，肿胀严重者短期内使用地塞米松3～5d，5mg/d，一般不超过1周；待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出来后改用1～2种敏感抗菌药物，同时使用东莨菪碱类药物改善微循环；如检出真菌，及时加用大扶康或制霉菌素抗真菌治疗。每日换药1～2次，以无菌生理盐水冲洗，保持引流通畅及创腔内干净，及时清理坏死组织和老化肉芽，观察全耳廓血供情况。每日红外线照射15～20min，在换药后进行，敷料尽可能少用，以利散热，冬天天气寒冷应注意局部保暖。外耳道的处理：以硅胶管支撑外耳道，同时每日以无菌生理盐水冲洗耳道。硅胶管支架的制作：将一段长约2.5cm的硅胶管纵形剪开，可修整管径大小，以适应外耳道大小。后期外耳道成形：待整个外耳感染控制后1周左右进行，在局麻下行外耳道游离植皮，磨去外耳道后壁骨质，至骨壁上有小血管渗血后作环形植皮。选用薄层皮片容易成活。石蜡油纱条支撑物3d后小心取出。感染监测：主要依据细菌培养结果及局部红肿情况。于入院后第1、8、15天取创腔分泌物做细菌培养。

2结果

入院首次细菌培养结果：铜绿假单胞杆菌17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4株，不动杆菌6株，大肠埃希氏菌9株，肺炎克雷伯菌10株，阴沟肠杆菌9株，粪肠杆菌5株，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5株，白色念珠菌6株。革兰阴性菌约占75%。药敏试验表现为较严重的多重耐药性，敏感药物种类平均只占19%左右。72h内选择1～2种敏感抗菌药物治疗，25例患者在1周内感染得到控制，22例患者在第2周感染得到控制，无感染坏死扩大及耳廓畸形加重者。7例合并外耳道狭窄或闭锁的患者于感染控制后1周左右施行外耳道成形手术，均获得成功，1例放弃外耳道成形手术。

3讨论

烧伤感染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细菌耐药，且易发多重感染，因此常规使用抗生素不易控制［1，2］，医院内感染为主要感染源［3］。耳廓较薄，耳廓软骨血循环较差，感染若不尽快控制可加重局部坏死，从而引起严重的耳廓畸形，甚至需要手术切除。早期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对感染往往难以揍效，因此入院后72h内治疗重点是清除脓液及坏死组织，保持通畅引流以防止感染坏死进一步扩大。本组47例患者所取脓液中，均培养出1～3种致病菌，大部分耐药。因此选择敏感抗生素及保证充分的引流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作者认为，短期内使用地塞米松激素可减轻耳廓软骨膜炎症反应，对避免软骨坏死及耳廓畸形有积极作用，但同时有诱发真菌感染的可能。患者入院前可能已长时间使用强效抗生素，部分患者营养状况不佳，入院时及在院治疗期间均可能并发真菌感染。本组患者在第1周和随后的感染监测中，共检出白色念珠菌11株，2例对大扶康耐药，1例对制霉菌素耐药。真菌感染早期表现为耳廓及耳周红肿加重，头面部出现脓疱疹，进而向颈部、胸腹部及背部扩散。一旦有此临床表现需及时送真菌培养，并及时选用大扶康、制霉菌素或特比萘芬控制。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综合治疗手段可增强耳廓抗感染能力，可用红外线光照射。局部应保持干燥、温暖，用东莨菪碱0.6mg1次/d静滴改善微循环，效果满意。

烧伤后外耳道成形应在感染控制后早期进行，因外耳道有耵聍腺，如不早期重建外耳道，很容易引起耳道及周围组织的二次感染，加重耳道瘢痕性狭窄或闭锁。因耳道烧伤局部已无正常皮肤，外耳道重建需采用游离植皮。本组7例患者在感染控制后1周左右手术，移植皮片均成活，术后随访半年至3年未有外耳道再闭锁病例。

耳廓烧伤初期常伴随头面部及全身大面积深度烧伤，早期治疗及护理常被烧伤科医生忽视，待全身烧伤病情稳定时耳廓感染已非常严重，化脓性耳廓软骨膜炎坏死迅速，一旦坏死将引起不可逆转的耳廓畸形发生，因此治疗上应强调及时、高效，烧伤科医生与耳鼻咽喉科医生的及时沟通可避免大部分严重的耳廓感染坏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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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篇（7）

2002年我国以527亿美元，居全世界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总额之最，我国正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在1999～2000年合并热之后，虽然全球的兼并与收购数量大幅减少，2003年比2002年减少了40％以上，但是入世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却以不断增长的并购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居于亚洲领先地位。根据汤姆森金融公司对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总额的统计，中国2003年前3季度的并购额中，吸收跨国并购占16%，约为38.4亿美元。但相比于世界跨国直接投资的80%以并购方式实现，我国目前以并购方式吸引外资的比例仅为5%左右，因此我国外资并购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政府放松了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法律法规，公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后的政策将原来禁止进入的电讯、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增加了76条鼓励类投资项目，减少限制类项目达2/3，在原来禁止、限制进入的行业，外资通过并购方式也可以快速进入。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暂行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放宽了外资并购主体和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的出资比例等。这些改变，大大加快了外资并购国企的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将加快外资并购国企进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推动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

2外资并购国企的动机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是作为一种产权市场中的商业行为与企业发展战略，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动机：

2.1利用国企优势，布点全球战略

我国国有企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们在技术、人才、管理、设备、品牌等方面有优势,作为中国产业的龙头企业，深受外资并购者的青睐。跨国公司同国有企业早期组建合资企业，其目的之一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便宜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外资如今并购国有企业，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降低经验成本曲线，和其全球战略相一致。特别是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外商通过多年的合资，已经同不少国有企业建立起产品联盟，获取了不菲的市场收益。现在并购国有企业，为的是在产权交易中获得更大收益，并通过产权交易达到产业上的全球协同，使其成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后，可迅速进行全球业务上的战略整合。如香港华润集团公司通过收购多家啤酒厂国有股,使其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中国的三大啤酒集团之一，其业务分布南北东西都有，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的啤酒市场上建立了较合理的布局，其中并购国企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有一些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通过拓展相关业务，进一步加速公司内的业务融合。如加拿大格林科尔公司（世界第三大制冷剂企业）用5.6亿元和4.2亿元的价格分两次收购了科龙电器34.06%的股权，就是为了实现制冷剂与电冰箱的业务融合，以电冰箱副业推动制冷剂主业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2.2为在竞争中后来居上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强劲，投资环境看好，吸引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那些捷足先登的企业取得了直接投资的先发优势。于是，较晚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特别愿意采用收购国有企业的方式，缩小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以便后来居上。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柯达公司收购了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感光器材公司，将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富士公司甩在了自己的身后。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优势，如一定能力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收购国有企业就可以取得更大的后发收益。

2.3资源外取动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许多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形成了许多较外国公司而言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如营销网络、具有一定能力的生产基地等。这些资源，往往是外资所不具备的，虽然某些国企从表象上看不具备这些优势，但它们通过注资和对技术、劳动力、管理、设备、营销渠道等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进行整合，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一些外资收购国有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些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例如，柯达公司收购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公司，目的之就是为了获取三家企业的生产能力，虽然这三家企业在并购之前都是亏损企业，但这并没有影响柯达公司的决定；阿尔卡特公司通过收购国有股达到控股目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取和利用上海贝尔的营销网络，这个营销网络对阿尔卡特公司开展其在中国的业务是十分重要的。

2.4充分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开拓中国市场

中国众多的人口、广博的地域所形成的潜力无限的市场，对国外公司无疑是有巨大诱惑力的。例如，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啤酒市场、第一大手机市场、第四大汽车市场并且很快将成为第二大市场，从上面这些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到它们对相关的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作为世界六大汽车公司之一，目前在中国的利润占其全部公司利润的80%以上，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治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增大了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这些政策已经突破了以前外资只能采取间接方式并购投资国有企业的限制,确立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合法地位。这是外资难得的市场机遇,谁抓住了这一机遇,谁将在中国市场立足更稳。中国利用外资先后经历了合资、后合资和并购国企的三个阶段。目前的并购国企,具有广阔的前景，它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发展中出现的新机遇。聪明的外资能领悟到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精神,懂得并购国有企业的无限商机，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服务。

2.5其他国际惯例下的跨国并购动机

跨国公司并购国企同时也存在着在别的国家并购存在的相同动机。例如，通过并购，可以使跨国公司绕过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有效地实现内部化管理，降低交易费用；可以降低跨国公司进入新行业的障碍，减少原有企业的抵制，避免引发价格战；可以降低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可以使跨国公司将自己在东道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转化为合作伙伴，加强竞争优势，形成自己的价值链；可以使跨国公司实现合理避税，如采用换股并购方式可以免税，或者通过先转换为可转换债券，再转换为股票实现免税。另外，如果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亏损企业，还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利用亏损递延条款享受东道国的免税政策。

与组建一个新的合资企业相比，并购国有企业，是跨国公司更为便捷的资本转移方式和快速盈利途径。中国有1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和1000多家上市公司，为外商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中国入世后，外资普遍倾向于采用并购国企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合资或独资，在于它能够缩短建设周期，加快投资周转速度，以实现更快更好地盈利。一般情况下，收购企业比新建企业形成一定的投资规模所需要的时间可缩短2～3年。

3外资并购国企的效应分析

经营机制的僵化和管理水平一直是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内部利益而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有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链条。跨国公司正是这样的一个外部力量，其雄厚的资本和高水平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国企改革走到今天最需要的东西。但外资并购国企，尤如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应：

3.1正面效应

3.1.1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制度，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需要在产权、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相应的调整。为了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国有企业出资者行为不到位问题，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实现多元化，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国有企业近40万家，对其进行资产重组至少需要资金3万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要使其产权结构多元化，国内非国有投资者能力明显不足，而跨国资本则是重要的现实来源。目前，跨国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资源重组，这为我国引进优质的外国资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利用好外资是有利于我们国企的改革。

3.1.2有利于国企竞争力的提高

跨国公司不但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而且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先进的技术、庞大的营销网络、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因此，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不仅可以引进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技术、营销、管理等知识资本，促进我国企业战略重组和技术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要想迅速提高国企的技术研发能力、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往往需要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资金，而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部分解决这些问题。

3.1.3能够使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变现获得大量的资金，有利于国企改革

这些资金一方面可用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可用于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为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扫除了障碍，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着大量的富余人员，解决好他们的安置问题，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即人员安排的资金，外资的并购可以为我们提供安置富余人员的资金。

3.2负面影响

3.2.1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影响

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被外商控股后，使外商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有不少已被外商占有约1／3的市场份额。如果我们完全不加以控制，就有可能损害我国的相关产业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拉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特别是在关系一些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上，一定要保持本国企业的控制权。

3.2.2冲击我国现有企业

外商并购国有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兼并不能同日而语，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一流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全球化的运作经验，国内企业往往很难抗衡，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就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国内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损害我国的国有经济，不利于我国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外资所带来的暂时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的利益。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并购国企是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动机，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各有利弊，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兴利除弊，不断成长壮大。

摘要伴随着当前中国入世后各项开放政策的陆续实施，外资并购国企成为关注的焦点。外资并购国企，有它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尤如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此，对外资并购国企要有充分而又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企动机效应分析

科技创业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浪潮汹涌澎湃，国际跨国并购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加入WTO更使我国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国企也一浪高过一浪。本文就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并购国有企业问题，探讨了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动机及正负效应。

参考文献

1董雪梅．我国企业兼并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2002

篇（8）

是两次结汇，投放了双倍的人民币现金，最后，外汇又回到了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因此，所有从汇金公司出去的外汇资金，无论是注资给商业银行还是证券公司等，这些资金都不能结汇使用。

再比如，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拿外汇储备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或用于扶贫，或者把这些资金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想法很好，但不是很正确。如果贫困问题解决所需要的物资、设备、技术的采购来自国内，工资的发放是人民币（如果发外币允许结汇，与发人民币是一回事），那么，运用外汇储备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减少外汇储备，不过是外汇储备在国内转了一圈，由被资助者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外汇最后又回到了中央银行。这样的外汇储备使用，仍然是双倍的基础货币投放。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中央银行直接发钞票进行扶贫，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解决上述问题是在境外采购，设备、资源在境内使用，这才是真正使用外汇储备，这确实可以减少储备。

外汇储备确实是国家可以支配和动用的战略资源，但凡是在国内使用的外汇储备，只要使用者要求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这样的使用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纯粹使用外汇的项目，才能动用外汇储备。比如石油战略储备，战略物资的进口储备等。

二、外汇储备可以给商业银行用吗？

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在国外投资和使用，国内不能使用，不是浪费吗？资金就是如此矛盾。企业、银行、个人都预期人民币升值，都不愿意持有外汇，但愿意使用，但银行没有足够的头寸。因此，已经有建议提出：是否可以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借款给商业银行使用，这样，可以解决企业需要外汇贷款而银行缺乏资金的情况，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短缺；也有建议提出中央银行建立外汇再贷款机制，和人民币一样，这样，也可以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短缺问题，或者允许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直接拆借外汇储备；还有建议提出，在境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发行人向中央银行发行外币债券。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可以操作的，需要政策部门去研究。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就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了。

p;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使企业和个人具有持有外汇的意愿。文章来自：/论文帮人民币升值预期会降低和减少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但如果政策允许个人、企业进行外币投资，情况会好一些。这需要政策部门研究允许个人、企业到境外进行各种投资，包括证券投资等。这样，就会有需求和保留外汇的意愿。当然，国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买卖，也可以增加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在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要实现“藏汇于民”很难。

三、外汇储备是多了还是少了？

1．讨论合适规模的意义不大。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外汇储备主要用途是：支付进口、偿还外债、干预汇率。因此，只要能够满足这三个需求，外汇储备的规模就足够了。进口和外债偿还需要的外汇储备，有国际计算标准，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创汇能力去准确预测，不需要特别大。最近，夏斌同志提出7000亿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合适的，计算依据是进口按6个月计算，外债按全部外债余额计算，这是明显偏高的计算（中国经济时报2006.4.11）。国际上进口用汇储备一般是按3个月计算，外债是根据短期外债（包括长期外债当年需要偿还的）规模来计算，最多再考虑未来1年的扩大趋势，考虑对外担保。但不需要如此大的口径。干预汇率的外汇投入一般是在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或特殊背景下才需要比较大，一般也不会很大。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非储备国家普遍认识到外汇储备不仅影响国家信誉和信用评级，也是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手段，是打击投机力量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投机力量的冲击，保持货币的信誉和国家的信用评级。但到底需要多少储备来应对投机冲击和货币危机呢？这主要看投机力量的资金规模和投机期限。因此，这也是可以计算的。但我国现在没有人民币的离岸外汇交易，这个因素需要的外汇储备不需要很大。

国家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开放的扩大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当然，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规模对维护香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也很重要。我国目前没有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将来有可能发展。因此，可以有部分储备考虑。

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风险是否也需要外汇储备来应对？这需要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现金还是有形、无形资产，最后都要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或技术、品牌、股权等。正常情况下的外商投资，是通过投资期限收回投资、得到利润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非正常情况下的撤资制度是许可的，但这些设备、厂房已经在折旧中了。因此，将来只有净股权和净资产的转让，拍卖等，可以流出，其价值没有那么高。唯一存在的风险是外商直接投资应分配而未分配、已分配而未汇出的利润，这可以作为风险存在。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但如果这些已经作为人民币再投资，情况就不同。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部分是国内企业从境外的返程投资。真正流出的风险不是那么大。考虑一年的规模即600亿美元就足够了。

3．外汇储备规模需要多大？即使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了，从需要和使用来说，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5000亿美元就足够了。

但是，从供给和运用来说，现在讨论外汇储备的合适规模意义不大，因为储备本身已经成为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力量，另外也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资产，可以进行投资、经营增加价值的资产，成为一种财富，不是单纯的货币概念。因此，纯粹讨论规模大小已经没有必要了。更多关心其他问题，考虑其所带来的其他金融、经济问题和矛盾更有意义。

4．人均外汇储备指标不可使用。在讨论外汇储备是多少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人均规模不大。这样来说是不周全的。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与日本或新加坡等比较确实不高，但不能这样简单比较。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是否可以拿美国、欧洲、英国等发达国家来比较呢？他们的人均外汇储备比中国还低。是否说明他们需要增加外汇储备呢？不能这样讲。因为从道理上说，不能以外币在国内计价和流通使用。

如果说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不高，让人们理解起来就会觉得政策还在追求增加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个人可以使用，本国人均拥有的外币越多，说明本币的信誉和地位就越低。

因此，不能用人均来说明问题。外汇储备也不是被个人使用的，只有个人使用和占有的资源等才能以人均来比较，比如人均水资源、土地、房屋面积等，凡是不能被个人占有和使用的，都不应该以人均来衡量。

四、外汇储备的风险在哪里？

各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一般都遵循三个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因此，正常情况下，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不把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安全性是第一目标，流动性是第二或者说与第一目标并列重要。

从外汇储备的用途来说，当外汇储备有限的时候，干预汇率的储备力量不足以抵御投机资本的力量，用外汇储备去干预汇率几乎都是白白浪费，墨西哥、泰国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当储备充足的时候，为保持汇率稳定的被迫投放就是值得的，投机资本将付出代价。1998年的香港货币保卫战就是很好的经验。因此，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汇率几乎是白扔外汇储备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真的很多，它的风险是什么呢？那就是外币的风险。外币在本国没有清算通道，也没有外币市场，因此，账户都要开在国外。

但外币本身因为种种原因贬值的时候，持有的外汇储备将遭遇损失。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常的汇率波动损失或风险是可以采取风险防范的，最大的经济损失是外币本身发生通货膨胀，币值严重贬值或实行币制改革。

外汇储备最根本的风险是风险，本国的外币储备资产被外国冻结、强制没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被美国扣为人质”（参考消息，2006.4.6）。论文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特殊情况下会发生，如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乃至交战。当然，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双方都会采取对应的措施。

五、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

自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消失以后，以2001年为分界线，我国的外汇储备又进入了危机以前的高增长率状态，2003年以后进入超常增长状态，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把对商业银行的注资也计算进去，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更大。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复杂，但比较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肯定，储备高额增长的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1994-1997年上半年，国内关于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大的争论也反映了储备超常增长机制的存在，只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觉悟到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大，在危机期间，政策部门是期望增加储备。1997-2000年的4年期间，外汇储备增加300亿美元不到，政策部门曾经把2000亿美元作为目标。没有预料到的是危机以后，外汇储备出现了超常增长，

因此，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不是没有规律，而是确实存在着高增长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行的诸多涉外经济政策，包括我们的直接投资、外债、境外上市和贸易政策都是鼓励资金流入的，地方政府则是把这些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再加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优惠政策及其导致的高利润回报和利率差距，对各种外资利益的保护和补贴，必然导致境外资金大量流入出现持久顺差。

可以肯定，如果这种机制和制度下的政策还不做大幅度的调整，2006年9-12月之间将突破10000亿美元，2008年将达到12000亿美元。

我们真的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真的需要继续目前的各种外资、外债、境外上市和外贸政策吗？各个部门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是部门政策的必然，已经成为无奈的结果，外汇局自身对此无能为力。需要各个部门真正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与国内政策协调起来。

六、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

应该说，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大大提高了我国涉外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提高了我国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和抗危机能力，使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与逆差一样，是一国经济对外失衡的表现，带来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造成货币升值压力。近年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国较长时间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持续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通常会强化市场升值预期，对国际游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使货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失衡的时间越长，涌入的游资就会越多，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就越大。

2．导致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加剧资金过剩。2001年到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6533.5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增加27089.8亿元，为防止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货膨胀，央行每年不得不发行大量票据对冲外汇占款，2004年底，对冲累计金额（央行票据留存余额）达到11707亿元。2001-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额占同期人民币过剩资金增加额（存款和贷款差增加额31859.08亿元）的85.03%。

表11993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简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项目

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占M0%占M1%占M2%

年份

19931431．800．110．240．090．04

19944503．900．260．620．220．10

19956774．500．330．860．280．11

19969578．700．361．090．340．13

199713467．200．431．320．390．15

199813728．300．441．230．350．13

199914061．400．401．050．310．12

200014814．520．381．010．280．11

200118850．190．441．200．310．12

200222107．390．431．280．310．12

200329841．800．481．510．350．13

200445939．990．582．140．480．18

2005．958904．420．602．640．580．2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章来自：/论文帮

3．导致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货币供应量过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应该调高利率。但调高利率，扩大本外币利差，会形成更大的资本流入，结汇后形成更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发行巨额票据对冲外汇占款，也面临提高票据利息的压力，而这与国债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利率走向往往会形成矛盾。

基础货币投放会有巨大的乘数效应，据计算，我国M2的乘数为4.78，这意味着我国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2.6-3.2万亿元人民币，基本上是由外汇储备因素所产生的（由于货币乘数没有时间概念，因此，基础货币投放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货币供应量的过量扩张，会导致信贷扩张和投资过热，而这反过来要求提高利率，但目前经济发展和物价状况不允许过高提高利率。

可见，储备过量增加会使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受制于国际收支，独立性受到影响。目前，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已高达20%。

4．容易引发金融资产、产业和不动产泡沫。由于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顺差，导致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流动性充裕，容易产生信贷扩张。过剩的资金，一有机会，便会涌向有暴利的产业和行业。流入股市，容易引发股市泡沫；进入房地产市场，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涌入金融行业，会产生金融泡沫。而金融资产、不动产和产业泡沫的产生，会引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泡沫破灭，容易引发化学科学家走访了美国相关的部门，以此比较两国的研究状况和拓宽年轻科学家的视野[6]。

4.4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是学科评估中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法，几乎每个学科评估都曾采用过。调查问卷一般是面向大型项目的主持人或相关人员及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发放，通过他们了解本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何，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的资助程序是否合理，经费是否充足，能否及时地开展研究工作，学科发展对于社会的贡献如何，今后的学科发展战略目标是什么等问题。ARC在对“大气和海洋地理学”进行评估时，向ARC大型项目负责人发放了一份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普通信息）包括个人和职业信息，如姓名、所在单位、最高学术资格、获得最高学历的时间、开始科研的时间、目前的职位等，也要求列出研究职业中的出版物数目、同时要向他们了解申请不成功的项目并且说明是否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资助，以及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今后是否继续申请ARC的项目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申请到的项目的一些具体信息等内容[4]。

4.5信息收集

随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学科评估中，通过网络可以收集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可以汇集除了本学科领域内的专家以外的一些社会人士对该学科的看法以及发展意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学科的状况。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在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评估活动中，为了从更广泛的渠道得到的信息，在《校园评论》上广告，类似的信息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澳大利亚天文学会会员，希望通过这两种方式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评估[7]NSF在对“重大海洋研究计划”的评估中，也在互联网上发放问卷，了解诸如以下的一些问题：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带来对海洋认识的显著增加吗？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为你提供了研究中使用的其他研究设备和设施吗？并且还通过问卷收集各界人士对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的建议措施。

4.6国际比较

对学科的评估不能只是在纵向进行比较，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更加重要。学科评估中不仅要了解本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同时也要清楚该学科在世界上的整体概况，从中了解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明确本国在该学科今后的发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进而确定一些优先发展领域，保持本学科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BBSRC在对“结构生物学”的评估中评估小组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在当前的世界上“结构生物学”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分别是：基于整体基因的方法（结构基因）、基于系统和加工的方法、个体目标（individualtargets）。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的研究集中在“结构基因”方面，其它的研究方向散见于其他的一些国家[5]。

5启示

我国目前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经费的使用效率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2]。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经费，使之达到最大的效益产出，更加合理有效地对基础科学进行绩效评估，是科研管理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通过以上介绍的国外科研资助机构的学科评估，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5.1学科评估是提高我国科学基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研资助机构通过开展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学科发展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有利于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得资助方法和模式更加科学有效，也使得有限的科学基金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我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开展过许多类似项目评估和人员评估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学科评估针对的是学科整体的发展及基金管理机制等问题，是在整体上把握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绩效和管理工作概况，具有项目和人员评估等方式无法触及的角度和深度，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我国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明确目前的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过程是否科学有效等问题，从而提高我国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率。

5.2学科评估是制定我国学科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科学研究必须体现国家的目标和需求[13]。在学科评估中可以了解该学科目前的国际趋势和本国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需求，为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基础，从而引导学科的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目前我国开展的科学研究绩效评估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微观的、针对研究人员个人的评价，而宏观的评价不足[14]。学科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评价，并不过多考虑细节，而是分析学科的综合影响力，注重学科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因此，在我国开展学科评估可以拓宽我国科研人员的视野，明确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5.3学科评估可以增加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基金工作的了解

当今社会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了解科学基金工作，开展学科评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的工作，向公众展示科学基金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提升公众对科研资助机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这也是我国政府管理机制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目前不尽如人意，除了其他的因素，与我国的科学宣传和科普工作不力有很大关系。公众对于科学及科学研究一知半解，这也使得目前各种伪科学大行其道，损害了科学的正面形象。通过向公众展示学科评估的结果，一方面让公众掌握当今科学发展的最近进展，另一方面，让公众明确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向及取得的成果，提升公众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基金工作的支持力度。

5.4学科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是相关数据资料信息的积累

篇（9）

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最近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中国某基金管理公司49％股权的手续。这家比利时公司已拥有该公司33%的股权。外方预计，他们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认为，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自从2004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49%后，我国目前合资基金公司已达18家），未来每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攫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可能更甚于此。

中资银行的股权价格“太便宜了”？

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

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境外投资者至少已参股中国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几乎在每家银行都占有接近20%的股权。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外资以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得到建设银行约15%的股权，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得到中国银行10%的股权。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从目前看来，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已经开始大幅改善。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价格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外资入股参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也确实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交通银行自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按此估计，投资者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股权。

据分析，这并非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剥离的不良资产由国民财力来消化），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

骆德明分析，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

投资中国回流本土获取爆炸式增长机会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说，从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投资者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中国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

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外资投入国内商业银行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而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又回到美国，只能获得较低的利息回报。

以高盛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例，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股权为代价换来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了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之后回到美国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资本金如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2000万美元的收益。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境外投资者入股工行，将赢得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的机会。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

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业“路线图”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境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有关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粗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将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如果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它们可利用金融资本控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境外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

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无间道”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中国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从外资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为此，境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引外资入股能否提升银行水平？骆德明博士介绍，“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随着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传授核心管理技术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2007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届时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必然包括当前的这些境外战略投资者自己所设立的各个嫡系分支银行，这些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它们在中国参股银行的旁系分支发生面对面的争夺，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境外战略投资者将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把参股银行的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

篇（10）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作为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在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完善程度相适应的，与国际会计惯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相协调的会计准则理论和方法体系过程中，为更好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本文拟就中美会计制度进行一些对比，以供参考。

一、中美会计制度不同的环境基础

会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由于受经济发达程度、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世界各国的会计制度都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虽然认为，会计通过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来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但无论是美国的会计准则还是国际会计准则，都只涉及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并没有会计记录的相关规范，也就是不涉及会计科目设置及相关会计事项分录的内容，而在我国，由于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只能通过统一企业会计制度，把这一部分内容进行相应的统一和规范，以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同时，就中美两国看，从会计属性、会计目标设置、会计核算的侧重点、会计核算的灵活性、政府对会计的干预程度、企业的预算编制、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这些都最终反映了两国的会计准则也有所不同。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会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并为许多国家所效仿，除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因为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在内容上具有兼容性，在程序上具有完整性。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会计理论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对会计的影响、软资产的确认与计量、金融风险与会计信息、会计师和审计师的地位等问题上，在会计研究方法上以实证会计研究为重点。我国虽然已走出了过去主要局限于对会计本质、职能、任务等方面的研究模式，开始讨论会计准则目标、原则等问题，但同国外的会计理论研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些理论问题确实还有待解决，如会计信息使用者到底需要什么信息，会计准则有哪些局限性，会计和会计准则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为会计准则的理论研究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

二、中美会计管理制度的不同

在会计目标设置上，美国企业会计人员有自己工作的目标，其中既包括对外的财务会计目标，还包括供内部决策使用的管理会计目标；而在我国，企业的会计目标则较少采用精确的定量设置，只采用定性方式来表达，即使在会计准则中也未明确区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目标。

在会计核算上，美国许多著名的会计学家及企业界都强调收益是会计核算的中心，把收益作为表现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果和衡量企业管理人员有效利用投放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我国，会计核算的侧重点是成本，成本处于整个会计体系的主导地位，在考核评价企业管理人员时，不仅注重他们创造了多少效益，还要看他们的成本开支是否符合规定，在降低成本方面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足够大。

在会计核算的灵活性上，中美两国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立法机构国会对会计问题极少关注，因而会计核算十分强调灵活处理，允许会计人员可以依据个别情况，运用个人专业判断选择最适合的会计方法；而在我国，在会计规范体系方面，会计法、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中都对会计人员必须遵循的规范，加以强制性管制。

在政府对会计的干预程度上，美国的会计专业团体规模很大，会计人员对会计实务的处理享有较大的自由权，会计规范与国家的法律关系较为松散，这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方面表现较为显著；相反，我国会计实务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会计实务是根据国家立法进行的，会计人员所应用的会计原则一般都体现于政府的法规之中。

在企业预算的编制上，由于受中美文化环境对时间的取向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多数中国人更倾向于面向过去，而多数美国人则倾向于迎接未来。这反映在企业预算编制上，美国公司将预算看成是真实而必要的，在制定预算中考察了诸多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并十分强调长期投资决策和进行全面预算，对预算制度制定了大量程序、规章、进度和限期等指标，即使其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也必须要求统一执行。这对于中国的会计人员看来，只有真正的会计业务发生后的结果才是真实的，对预算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编制预算也还没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一些企业把预算制度作为可以敷衍的一项工作。

在审计监控方面，美国的审计业十分发达，企业中都有十分健全的内部审计制度，他们把职员的遵规守矩归于有这种监控制度的存在；而我国内部审计起步较晚，其审计的范围只局限于财务会计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效益审计和业务审计。

三、中美会计准则的不同

首先，从会计准则理论框架比较，中美两国都从会计目标出发来构建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会计目标的研究，明确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用途，为会计准则的建立指明方向，为会计要素的构建、财务报告的设计找到依据。但同美国会计理论结构相比，我国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主要有两点不同：（1）我国把会计质量特征分成两个层次，即信息的质量要求和管理决策的质量层次，决策的质量取决于信息的质量，而美国会计理论结构把可靠性和相关性作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2）我国的会计理论结构把会计法规、会计制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会计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联结部分，而美国则未将其纳入框架结构。

其次，从会计准则模式比较，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实施的经济政策有别，因而其制定会计准则的基础出发点和会计模式也就不会相同。

四、中美会计要素的不同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要素的简称。在会计要素方面，美国与我国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美国有10个会计要素，而中国只有6个。

首先，涉及权益的要素不同。如我国“权益”一个要素，而美国仅涉及权益的要素就有“权益”、“业主投资”、“业主利得”三个。原因是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权益业务和事项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复杂，通过增设“业主投资”和“业主利得”两个要素，将会提供更为详细的权益信息。但由于我国涉及业主和业主利得的经济业务不多，也不复杂，且业主利得可以通过“现金流量表”（“支付股利支出的现金项目”）和损益表反映出来，故没有将其纳入会计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