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传统特性的企业文化，它在不断改革发展后出现了新的特点。企业文化发挥功效使韩国企业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际型大公司和著名品牌。韩国企业的成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探析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特性；新特点企业文化（EnterpriseCulture），又称“公司文化（CorporateCulture）。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1]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打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正如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离不开优秀的民族精神一样。韩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成为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于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三星、SK、鲜京、锦湖、浦项制铁等一批国际型集团企业。因此，研究韩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韩国企业文化背景及特性分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必然受到整体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1．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以家庭为中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始终。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以此权威来治理家庭。这种家长式的权威管理思想直接在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中表现出来。企业创始人经常在统治家庭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任用、组织和管理。2．传统的儒家思想还重视君臣之间的义理和忠诚。这种思想对韩国企业中企业主与职员之间的垂直权限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企业里，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职员们非常重视上下级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关系不仅受权限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3．以血缘、地缘及学缘为中心的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是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思想崇尚对前辈和家长的尊敬，以及以直系亲属为先的亲属意识。因此，这种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在企业关系、人人关系以及权力机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4．此外，由于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历史，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文化和管理制度及思想也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韩国的企业文化具有一些传统特性。（1）浓厚的儒家文化意识。儒家文化成为韩国企业打造企业文化的理念文化，儒家文化中仁爱、勤俭、吃苦耐劳、拼搏、服从的思想在韩国企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韩国企业在人事任用、业绩评价及奖励、组织结构设置与管理等方面都以儒家文化中的传统思想为指导，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意识的企业文化。（2）强调等级制度。韩国是一个建立在垂直组织原则基础上的高度同质社会。[2]受家庭制度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使得韩国公司等级性很强。不仅强调一般性的等级结构，还强调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的严格区分。（3）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管理行动。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特征。（4）论资排辈。论资排辈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个传统性特征。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论资排辈，而且组织成员的阶层构造一般是与他们的年龄及工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论资排辈的业绩评价制度将不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活力。二、韩国企业文化的新特点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缓和，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求企业文化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和发展。韩国积极进行经济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开展民主化，企业进行机构改革并积极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企业尤其是一批大型企业积极从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及自身条件出发，在企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逐渐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取向1．“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韩国的优秀企业大都以“人才第一”为基点，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研修院或利用产业教育机构培育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现在韩国主要的企业集团都已采用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了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还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储备系统，或是从销售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持续进行教育投资。为了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在能力，三星集团除了在总公司建立有三星集团综合研修院外，各分公司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研修院，并通过海外研修等形式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教育培训。此外，韩国的优势企业还普遍重视员工的海外研修工作，以促进员工的自我开发。[3]2．任人惟贤的雇佣制度。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会长生前就信奉“疑则不用，用则不疑”的信条，主张对三星的员工实行“国内最高待遇”。为此，三星公司采用了公开招聘录用制度，新员工一旦被公司录用就要接受三星公司彻底的培训，目的是使之成为“三星之星”，以实现公司成为超一流企业的目标。三星公司在“企业即人”的创业精神指引下，彻底贯彻了“能力主义”、“适才适用”、“赏罚分明”等原则。3．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韩国的薪酬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强调资历而把重点放在可计算的“绩效”上。在韩国，近1/3的公司现在已经实施兼顾资历或兼顾能力的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三星公司于1995年引入了它的“新人力资源政策”，更加强调业绩。在三星公司以前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基于资历）加额外的津贴（服务期长短等等）组成。与此相比，在新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普通工资、生活费）加上业绩工资（由能力和业绩确定）组成。这种薪酬制度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更富有活力。（二）强调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韩国的成功企业非常重视组织成员的人和团结，积极致力于创立能够反映员工创造性建议和意见的企业文化，提倡每个员工的责任承担，爱社心和主人精神，从而形成了共同体式的企业文化。正是在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大多数成功企业形成了“公司的成长与健康的劳资关系是同步的”这样一种信念，积极培育劳资共同体意识和劳资和解气氛，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中顺利的进行。鲜京集团把在劳资协商中能够提及的事项(工资、福利等)和不能提及的事项(经营决策权、人事权等)严格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同时公司还将经营状况向员工公开，培育了让工会自己判断企业经营能力的土壤，其结果遏制了因劳资纠纷而导致的经营损失。锦湖电器公司则规定每月召开一次的经营计划会议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将公司所有的经营情况[1][2]向员工全部公开，以排除劳资不信任的阴影，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工会方面也自己分析公司每周的生产情况，积极向自己的会员说明企业的现状。“劳资不疑”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正是这种劳资和解的氛围有力地推动了韩国企业的发展。（三）海外发展战略和“混合管理”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韩国的一些大企业不断向海外拓展，形成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里的国际型公司和著名品牌。例如LG集团，其LG电子在2000年早期销售额达到了93亿美元，职工达22800人，是电器和电子产品领域的全球制造商。它拥有分布于全球171个国家的59个分支机构，18个销售子公司和31个生产子公司以及在韩国的26个研发机构。三星集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处于繁荣时期并不断扩，销售额和员工从1980年的30亿美元和45000人增长到1998年的960亿美元和267000人。1998年三星电子有21个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遍布46个国家的53个销售子公司，销售额达到了166亿美元，成为世界随机动态数据存储半导体最大的生产商之一。“能做”文化曾是韩国企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30余年里取的高速的发展，是因为在很多产业部门具有大胆投资、冒险向海外进军和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能做”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韩国企业不顾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盲目地、章鱼式地扩张，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债台高筑，以致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深受其害。现在韩国企业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和生产的同时进行改革，不再单纯以建立工厂为主，而是在海外建立起从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劳动力雇佣均在当地进行的大型基地，并通过向当地转让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使韩国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型企业。“混合管理”就是韩国公司海外企业文化的一项新的重要举措。“混合管理”就是指营运方针由海外分公司主管与母公司负责人共同决策。这种管理会使母公司更为安心，不但可保留母公司的营运特色，也方便监控海外分公司员工，保证“上情”能够“下达”。而当地主管打理区内业务可减少沟通问题，母公司派出的负责人熟悉母公司的背景，而且了解产品的特性，从而有助于促进分公司对总部的了解。所以“混合管理”是一个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生产时的理想选择。三、启示以上对韩国企业文化背景、特性以及新特点的分析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对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出，在打造企业文化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个企业要发展，要成为一个国际型大公司，必须建立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只有以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指导，才能打造出世界顶尖企业。第二，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论要进行剖析筛选。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企业文化是经济组织的群体文化，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企业文化中的传统因素要进行适时地剖析和改革。第三，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将“人才第一”的理念和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依靠人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发展战略的确定，最终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要确立企业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第四，进行文化的整合，实施跨文化管理。由于海外投资和生产的扩大，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跨国经营中进行文化的整合，使企业文化具有包容性，进行跨文化的“混合管理”是必要的。总之，企业在建设和提升企业文化过程中，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以培育企业精神为重点，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诚信经营为基石，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加强领导，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将企业文化的理念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使具有时代特征和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只有在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优秀企业文化的基因置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当中去，才能永葆企业健康发展、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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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美国的学校德育从四、五十年代开始衰落。这时的美国人日益重视教育的认知领域，强调高水平的学术和认知技能，而把德育放置一边。例如，许多上层社会的美国人要求通过艰难科目的学习促进智力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父母试图寻求一种能给孩子升入名牌大学的机会的学校；即使是那些曾以塑造品格能力为荣的教育者，现在也较注重学生学术性向测验的成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而多样，但其中有三种因素对这一现象的产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导致学校德育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美国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和宗教的未来的担心而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对立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敌人，而“民主”的获得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它靠的是“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因此，为了国家以捍卫“民主”和“自由”，学校把较多的时间花在学术性主题上而不是象道德这样的“软”领域，学校中的德育让位于科学技术教育。
2.美国人对高水平的技术和科学技能（尤其是与电子、物理、医学有关的技能）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是导致学校德育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技能对一个人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要比德行大得多。因此，他们要求学校给智力的发展以更大的重视。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职业对职员的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渴望进入大学受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因素都要求学校对此作出反应。学校开始削减品格教育所提供的那些“软”课程和活动，把资源移向大学的预备项目，即使是在曾经能够安全地进行品格教育的公民课和社会研究课上，学校为了能教给学生成为超然的、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技能，也巧妙地降低了既定的公民训练的重要性。
3.美国人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划分的界限日益明显，是致使学校德育衰落的第三个因素。战前的美国人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就已划分了界限，他们要求为每一领域建立不同的行为规范。战后的美国人更加强调这一点，他们把宗教和道德看成个人的事情，把这一责任交给家庭和教堂而非学校。一种强调在儿童6岁前进行家庭德育重要性的新的心理学理论的出现，强化了这一趋势，使得人们更加强调家庭德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学校在德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促使当时的家长对他们传输价值观的能力更加坚信，他们越来越害怕失掉他们在个人道德领域的特权，这使得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有可能对学校德育提出批评。
4.五十年代学校德育的衰落是缓慢的、不均衡的。这种衰落并不是由对德育的一致的攻击所致，而是由教育优先考虑事项的逐渐变化所致。那些在这些年来忽视品格问题的人，很少是由于轻视德育，更多地则是出于为单纯的认知发展寻求更多时间的需要。
（二）黯然失色的德育：60年代的剧烈衰退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德育的衰退变得快速且有目的性。以前的教育者仅是忽略德育，现在则开始认为在德育中和德育本身均存在着问题；德育在学校中难以进行，它几乎成了争议的源泉。教师和行政官员还面临着其他难解问题，致使他们乐于逃离德育的任务，把品格发展的责任返还给家庭和教堂。
使德育在公立学校中举步维艰的因素，首先是许多社会的和文化的大变动。制止种族歧视的努力、不得人心的战争的开展、文化多元化的加剧、扩展可接受的个人行为范围的日益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义务。推进种族平等的努力和越南战争问题的争论尤其造成不和，使得这个时代的人际关系脆弱易爆。随着对日益加剧的种族、民族、阶级的分离的深度怀疑，美国人对其发现共同基础的能力失掉信心。逐渐地，他们通过接受差异和鼓励容忍来维持易碎的和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文化相对主义提升为首要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有较大的选择权，任何限制选择权和仲裁差异的机构将有使紧张、甚至是易爆的社会更恶化的危险。其次是国内自由意志论者的影响。他们对所有的既定权威产生广泛的怀疑。一群激进的社会批评家对学校进行了苛刻的评价，他们把学校描述成压制创造性和实行一致性的权威机构。他们要求限制学校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道德和价值观领域，以给年轻人更多的自由。例如，教育家(Bereiter)贝特雷认为公立学校应仅传授技巧，把德育的任务留给家庭、教堂和学生自己。他指出，在个性和价值观领域的教育从来没有脱离集权主义的强加，公立学校闯入象价值观这样的个人问题，与混淆教堂和政府一样危险。
学校为了寻求一个和谐的环境，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并且把容忍提升为学校的首要价值观。在这种氛围下，许多教师放弃了他们的道德权威，其职能只剩下了一个技师的角色，他们把自己的作用局限于向学生传授信息和技能，而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培养学生品格的职责开始减弱。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这期间德育在国家公立学校中的地位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二、学校德育的复兴(1965—现在）
60年代中期，美国以加强智力和技术训练为核心的教育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风气趋于败坏，各种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对越战运动等此起彼伏。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矛头直接指向传统价值的学生风潮更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人们对社会道德的约束功能和人类品格弱点的担忧日益加剧，要求学校加强德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德育重新证明了自身在学校中存在的必要性，开始了它的重振与复兴历程。
有许多美国人为学校德育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为之努力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德育发展新的方法；另一种是对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品格教育的维护和恢复。
（一）全新的方案
在进行德育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发现，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德育是不完善的，它甚至对个人自由形成了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尝试创造全新的方案来进行德育。在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之间，有三种德育流派对美国学校德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价值观澄清学派、认知发展学派和强调关怀伦理的体谅关心学派。虽然他们都提出了鲜明的德育主张，但他们的德育理论却呈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点：
1.反对传统的道德灌输
价值观澄清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任何强制和灌输的方法都不可能把某种价值体系内化为受教育者自己的信念。教育者应给受教育者充分的自由选择机会和权力，让自己处于提供暗示或给予诱导的地位；认知学派的支持者也提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他们普遍认为，灌输从根本上降低或消弱了道德发展所必需的理智能力和自主意识，因此是不足取的，学校德育应是一种无灌输的德育。
他们对道德灌输的批判和要求建立一种无灌输的德育的主张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体现了对行为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尊重，有利于学生推理、判断能力的发展和自主意识的形成。但是，单纯反对灌输同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道德是由一系列文化规则组成的规范系统，完全排斥规则传授的德育实际上是一种无道德的德育；从实践上讲，反对灌输容易走上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因此对灌输这一问题应采取科学的态度，不应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否定。
2.推崇认知主义
这三种德育理论大都以认知为定向，强调认知在道德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道德认知能力主要包括道德判断、推理和选择能力。认知发展学派对道德发展认知维度尤其信奉，把道德认知能力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代表人物柯尔伯格曾指出，如果道德行为只有一个要素，那么道德认知是所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或最有影响力的要素。价值澄清学派、女权主义的关怀学派虽较之上述理论更注重情感因素，但是他们也同样把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
注重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并把学生的智力活动引入道德教育中，是这些道德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过分地夸大认知的作用而忽视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因素的道德价值。因为，道德认知和道德推理仅是道德的一部分，并非德育的全部。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善，而不是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改善，否则就会培养出“空头的政治家”和“道德的伪君子”。
3.对道德相对主义、形式主义的信奉
这几种德育理论都坚持道德的相对性、易变性、反对道德的绝对性和永恒性。价值观澄清学派的支持者否定存在一种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在一个变化频繁的世界里，受教育者要学习的不是一套固定的价值观，而是价值观的澄清过程，故他们反对特定价值观的传授，不去研究德育的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德育的形式上，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认知发展学派也不例外，他们对道德推理过程比对道德内容更感兴趣。道德相对主义突出了主体在道德发展中的自觉意识和自由意志，解除了永恒和绝对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但它很容易造成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德育的形式主义则顺应了社会多元文化的趋势，但如若脱离了德育的内容也就失去了其研究的意义。
（二）品格教育：对传统美德的维护
60年代中期以来，价值观澄清学派、认知发展学派和女权主义的理论已在德育论坛中占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但为学校德育的复兴作出最大努力的却是这样一些群体和个人：他们强调特定美德的传授和良好行为的养成，注重德育的内容甚于道德发展过程，即品格教育者。
品格教育的维护者有两组：一组是深受私人基金会支持的品格教育研究所。他们为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制定了一套品格教育课程。教师可把所设计的课程作为社会研究课程的一部分讲授，也可以每天留出特定的时间段进行：幼儿园每天用5分钟的时间进行品格教育。年级越高时间越长。品格教育课在小学中的传播非常迅速，到80年代末，已经达到44个州的18000个教室。对它的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它减少了酒精和药物的滥用，提高了学校的出勤率，有助于反对破坏；怀疑论者则怀疑一个仅在一天中占几分钟的计划能不能产生牢固影响。
另一组品格教育者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个体，与前一个默默工作的群体不同的是，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冲突中，对当论进行了锐利地批评，对以美德为中心的品格教育进行了强有力的维护。但是，他们并没有专门设计品格教育课程，他们坚信德育存在于课程的每一部分中的可能性。教育家博耐特(Bennett)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必重新创造材料，我们也不必增添新课程，我们有丰富的材料（指所有学校为塑造学生的品格而使用的材料）可以利用。这种材料我们可在正规课程，如英语课、历史课等课堂上传授。
尽管品格教育者的维护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批评（最大的批评仍落脚到灌输问题），但这仍无法否定他们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们至少使得学校在进行德育时不再怯懦，并对学校德育的复兴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不管是那些创新者，还是那些维护者，他们为学校德育所做出的努力扭转了学校德育衰落的局面，使品格和道德问题再次在美国教育的议事日程中占据首位成为可能。
三、启示
（一）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要求学校德育适时地调整其目的、内容和方法，以适应、服务于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与社会现实相脱离或无视社会需要。美国学校德育的发展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它针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转换职能、调整内容、更新方法。在内容上由注重美德的传授到美德的传授和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兼顾；在方法上由强制、灌输到反对强制和灌输的适应儿童主体性发挥和道德能力培养的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很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化要求建立相应的道德观念体系。它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要发挥一种价值导向作用，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使之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的学校德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着“弃粗取精，综合创新”的精神，对德育的内容、方法做出及时的调整，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培养。
（二）德育在学校中的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50年代的美国为了追求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的发展而对德育采取漠视的态度，致使学校中普遍重视高水平的学术和科学技能的传授而把德育搁置一边。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美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应汲取这方面的教训。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应重视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强化学校德育的重要地位，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免重蹈美国“一手硬”、“一手软”的覆辙。
（三）应加强德育研究和理论建设，使德育工作有规律可循，从而提高德育工作的科学性。
纵观美国学校德育的发展史，其每次的改革运动无不是以新理论的产生为先导的。如：60年代中期美国学校德育开始的复兴运动，就是以新理论的产生为前提的。各种各样的德育理论流派应运而生，指导着美国德育多样化的实际，使美国学校德育重获生机。而我国在德育理论的研究方面却显得有些薄弱，使它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加大对德育理论的研究力度。一方面，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的道德传统和西方的伦理思想加以研究，吸取其精华，以丰富我国的德育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德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研究德育，从而构建出能够指导变革时代德育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德育理论。
（四）让德育充满学校所开设的所有课程之中。
美国品格教育的支持者认为，德育存在于每一门课程之中和课程的每一部分之中。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道德价值，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德育。因此，在美国的许多中小学中，除了专门的德育课（如：社会课、法制课、公民课）之外，学校还在其它课程中渗透德育。美国在文科科目（如：历史等）的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做法非常普遍，近来，也开始在理科的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内容，使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道德培养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学生在学习一门理科课程时，要了解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美国的这种充分发挥教学这一主渠道的渗透性德育的方法，对我国的学校德育很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在发挥专门德育课的德育作用的同时，充分挖掘其他课程的道德价值，使学生时时处处受到道德的陶冶、熏陶，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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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Abstract：Thepassagehasintroduced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canrealizetheinfraredswitchcontrolof16roads.Withyarddivideintosystemthebasictrainofthoughtwithmuchpassagewayinfraredremotecontrolofdesign.Throughkeyboardandcodegenerationcircuit,codingandpulsemodulationvibrationwithinfraredprojecttoforminfraredprojectcircuit.Passinfraredtakeover,decodeaswellasthemedicalyardcontrolcircuitcompositionthatcontroledbysingleflatmachineareinfraredtotakeovercircuit.
Keyword：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MCU;infraredtoproject;infraredtotakeover
1.前言
1.1序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跨入2000年后，红外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红外遥控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业自动化、生产控制过程、信息采集和处理、通信、红外制导、激光武器、电子对抗、环境监测、红外育种安全防范、家用电器控制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2国内外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外都在进行红外的研究开发，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红外技术的研究开发是自动化控制的主要方向。它的研究针对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业自动化、生产控制过程、信息采集和处理、通信、红外制导、激光武器、电子对抗、环境监测、红外育种安全防范、家用电器控制及日常生活（如节能灯控制、自动门控制、节水节能控制、红外医疗与美容、智能玩具、空调、彩灯遥控以及VCD、SVCD和DVD机录放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红外研究开发和控制。
1.3论文主要工作概述
针对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可见红外遥控系统是我国未来智能化发展方向。本课题要设计的红外多路遥控系统，主要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这两部分，本设计依托市面上常见的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元器件，使设计具有传输距离一般、硬件简单、安装方便、价格便宜的优点。本文所介绍的红外多路遥控系统，是采用码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系统装置。早期的码分制的脉冲指令编码多采用分离元器件及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编码、译码电路弄得很复杂，可靠性也差。但随着大规模数字集成技术的发展和日趋成熟，各种大规模专用集成编、译码集成器件的层出不穷，使元器件很少，电路简单，功能完善。
2.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2.1方案比较
方案一：采用频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发射和接收系统。频分制的频率编码一般采用频道编码开关，通过改变振荡电路的参数来改变振荡电路的振荡参数和频率。当按下不同的编码键时，振荡器就会输出不同频率的指令信号。这些指令信号经驱动级放大后对高频载波进行调制，并驱动红外发光管发出红外光脉冲信号。
红外接收控制电路的组成框图包括红外接收光电转换器、前置放大器、频率译码电路、驱动级和执行机件等。当红外光电检测器接收到发射器发来的红外编码指令后，光电检测管随即将其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再经过前置电压放大器放大后，加至频率译码电路和选频电路，选出不同指令的频率信号，并加至相应的驱动级及执行机件。对应每一频率的指令信号，应有一个相应的选频电路。
在频分制红外遥控电路中，代表控制指令信号的频率一般为几百赫兹至几十千赫兹。发射电路中的频率编码开关的位号应与接收电路中的选频电路的位号相对应，以选出不同频率的指令信号。
红外接收、译码电路由红外接收器、前置放大器、解调器、指令译码器、记忆和驱动级组成。红外光电二极管将接收到的红外光信号转变成相应的电脉冲信号，再经高倍数电压放大后加至解调器进行解调，然后由指令译码器解码出指令信号。指令译码器是与指令编码器相对应的译码器，用于脉冲指令信号译出。译出的指令信号加至相应的记忆和驱动级，驱动执行机件动作，实现红外光遥控。
图2-1：方案一的方框图
方案二：采用码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发射和接收系统。码分制的遥控指令信号是由编码脉冲发生器（一般由数字集成电路和少量元件组成）产生的。码分指令是用不同的脉冲数目或不同宽度的脉冲组合而成的。
指令编码器由基本脉冲发生电路和指令编码开关组成。当按下S1—Sn中的某个指令键时，指令编码器将产生不同编码的指令信号。该编码信号经调制器调制后变为编码脉冲调制信号，再经驱动电路功率放大后加至红外发射级，驱动红外发射管发出红外编码脉冲光信号。
图2.2：方案二的方框图
2.2方案论证
方案一：采用频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用在单通道或者几通道的红外遥控系统中。能够形成一个无线的短距离的遥控系统。主要由发射和接收并执行两部分组成。先是发射部分，用户根据需要按下功能键，在经过编码后通过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出信号。经过无线传输后，接收部分接收到发射信号，然后经过芯片内部译码并执行对应遥控路上的发光二极管发光
方案二：采用码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用在多通道的红外遥控系统中，遥控系统抗干扰强。能够形成一个无线的中距离的遥控系统。主要由发射和接收并执行两部分组成。用户根据需要按下功能键，先是指令编码器进行编码，在进行信号调制，在由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出信号，经过无线传输后，接收部分接收到发射信号，先经过信号处理，在通过单片机软件译码，查表控制对应遥控路上的发光二极管发光
2.3方案选择
频分制红外光遥控电路比较简单，通常应用在遥控通道数目不太多的控制系统中。当频道数目较多时，选频电路和相应电路的数目加多，电路复杂，且各频道间的相互干扰加重，导致误控或误报。采用高品质因数的LC振荡器或选频回路，可提高选频精度和稳定度，但会使LC回路的体积加大，电路便得复杂，调试困难，成本也加大。因此，这次我们设计的是16路遥控，遥控数目较多，所以不宜采用频分制而采用码分制遥控方式。
3.单元模块电路设计
3.1红外发射电路设计
红外发射电路的设计包括4个部分：(1)键盘及代码产生电路，(2)编码电路，(3)调制振荡电路，（4）红外发射电路。
3.1.18421-BCD码控制电路的设计
8421-BCD码控制电路采用CMOS型16路模拟开关集成电路CD4067，它和S2-S17按压开关等构成开关编码控制电路，将输入开关状态编成8421-BCD码，并由CD4067的第10，11，13，14脚输出地址码。CD4067的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BCD）与S2-S17接通通道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3.1.2数据编码电路设计
由集成电路MC146026组成的编码电路如图所示，虚线框内是MC145026的内部框图，器件RS、CTC、RTC决定编码器的时钟频率。在图中：A1-A5是地址线，A6/D6-A9/D9是地址/数据复用线，即MC145026可对9位并行输入数据进行编码，并在接收到传输启动信号（TE）时，输出串行数据。TE是传输启动信号的输入端。当它为低电平时，器件开始启动传输过程，为高电平时，器件完全被阻塞，无信号输出。RS、CTC、RTC是内部振荡器的外接元件，其参数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通常RS、CTC、RTC取值为400pF<CTC<15μF,RS=2RTC,RS>=20KΩ，RTC>=10kΩ，振荡器的频率f≈1/(2.3CTCRTC)，取值范围为1KHZ-40KHZ。若频率超过此范围，精度将降低。DOUT是数据输出端，依次送出经过编码的数据。
【关键词】会计;文化;会计文化
企业文化研究的深入①,引导和推动了会计文化的研究,而会计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其各部分都体现着人类创造的文化。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会计与文化问题召开过几次重要的国际性研究会,如1985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再次掀起了全球范围内会计文化的大讨论,之后经过1986年8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会计学会年会关于会计与文化的专题研讨及198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特别是1990年6月11日-13日在乌默奥市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文化经济大会上,学者们围绕文化会计与文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更把世界上对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文化经济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所有这些都全面推动了新形势下会计文化的世界性研究。
就总体而言,国外在会计文化研究中目前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小、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阳刚与阴柔);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雷(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职业化与法律管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保密性与透明性);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具体为:
西方国家在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中,探讨了文化对会计的决定作用,即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文化是一国会计制度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Hofstede)的价值倾向文化取向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②,他根据一项对52个国家和地区的IBM员工的问卷调查,用统计方法归纳出4个用以区别民族文化特征的社会价值层面(AViewofsocialValue)。
1.利己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sersusCollectivism),这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保持结合的程度,即人们在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度。来源于/
2.大跨度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小跨度的权力结构(Wide-rangedpowerstructureversusnarrow-rangedpowerastructure),这是指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机构或组织中权力分配的程度。
3.强避免不确定性取向相对于弱避免取向(ThestrongdesireofuncertaintyavoidanceversusTheweakdesireofuncertaintyavoidance),这是指社会的成员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能够容忍的程度。
4.阳刚相对于阴柔(MasculinityversusFeminirity),这是指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从社会中两性的作用划分人们在社会中的男性特点或女性特点的差异度。
1988年,霍夫斯泰德和鲍德(Bond)通过研究中国的儒家文化,提出了第五维度,即短期与长期的目标(Short-termversusLong-termOrientation)。注重实现短期目标的社会,为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不计成本,投资注重短期回报;相反,在注重实现长期目标的社会中,更多地关注通过不断努力而实现的长期目标。
葛雷(Gray,1988)则在Hofstede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到与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力求提出一套能反映对财务实务工作具有不同财务行为方式特点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模式,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VersusStatutoryControl),表示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是依据财务职业判断还是依据法律规定和约束;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VersusFlexibility),表示在财务规范的制定和遵守中是强调和偏向灵活还是一致;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表示在财务的处理和计量中是采用大胆创新的方法还是传统谨慎的方法;保密/透明(SecrecyVersusTransparency),表示在财务信息的披露中是倾向于对外公开还是对外保密。
霍夫斯特德(Hofstede)和葛雷(Gray)的研究认为,文化维度和会计价值观的关系如表1所示:
注:表中,“+”表示因素之间有正向关系;“-”表示逆向关系;“?”表示关系的性质尚待确定。葛雷假设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会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权力距离;最后是阳刚之气。
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Harry.H.E.Fechner)和艾伦·基尔戈(Alankilgore)认为,虽然现有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会计亚文化及会计惯例间存在着联系,但这些研究还不能很好解释Hofstede和Gray所确定的英美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及其他类型国家群体内及群体间所存在的会计差异。他们认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联系就是经济因素影响计量及其应用的会计惯例以及会计亚文化价值。因此,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会计亚文化价值及其映射的会计惯例间的联系产生适度的影响。由于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形成了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
阿潘(Arpan)和雷德伯格(Radebaugh)认为对会计实务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文化因素有四个:1)人们的保守主义倾向;2)人们对保密的态度;3)人们对商业活动的态度;4)人们对会计职业界的态度。
斯克勒德(Schreuder,H)以欧洲和美国为例研究了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欧洲的会计文化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内容层面,国家导向的元素很重,各国别之间的会计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欧洲会计文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改革”。
佩雷勒(perera)和马修斯(Mathews)根据霍夫斯特德和葛雷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与推论:
1.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大,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弱,那么其会计文化中表现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大(或统一性较小),保密倾向小,保守倾向也就小。
2.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小,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强,那么其会计文化表现出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小(或统一性较大),保密倾向大,保守倾向也就大。
雅吉(Jaggi)和洛(Low)研究了文化、法律体系和会计披露之间关系的财务披露模式。按照他们的假设,文化价值对披露的影响力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促成的。尽管成文法国家文化价值对财务披露的影响比市场力量对其影响更重要,但在普通法国家市场力量对财务披露的影响力更强。
舒尔茨(Schultz)和洛佩斯(Lopez)通过实验研究了法国、德国、美国三个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在面对相当的经济事实和相似的报告准则时对财务报告评价的一致性。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作出决定的依据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体制、财务资源和国家文化。
巴瑞C.麦肯兰(BarryCMelancon)认为会计文化应建立在会计职业的传统价值之上。比如要从表层甚至深刻的内涵上严格致力于诚信,热衷于纠错,遵守法律规章。
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更广泛地研究会计文化问题,其中,文化相关性以及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Chanchani和MacGregor1999)。例如,一些研究者考察了会计与发展中国家需求之间的关系(Perera1989)、会计与宗教的关系(Hamid等,1993)、会计与控制系统的关系(Harrison1993)、会计与协调化之间的关系(Goeltz1991)。Choi和Mueller(1992)提出了会计的服务,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会计环境不同,因此,会计系统也存在着差异,而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是文化。
在会计文化研究中,强调人的作用。例如,K.V.Peasnell等(2000),AprilKlein(2002)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起着积极作用,Charles等(2000)发现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重与财务披露的广泛性存在正向联系。Weisbach(1988)发现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大于60%的公司,独立董事在监管经营者业绩和大股东关联交易上不遗余力。Huimin&Mak(2002)则选择了NYSE、AMEX和NASDQ上市的高研发投入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理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呈W形,强调了行业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其他,如关于预算松弛问题国外的学者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不断有所尝试和突破,并且也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Kaplan和Norton(2002)教授再次发表了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点。
还有,学者们在对会计文化个体为单位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丁吉晶(2007)认为“德国是一个审慎的民族,人们对于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不愿冒风险。用Hofstede对文化模式的划分范式,德国有着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权距及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都较大并且偏向于阴柔。文化反映在会计信息披露上,体现了偏向保密原则;而在会计核算方面,则体现为保守、稳健的原则”。姜玉英(2007)认为:“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创新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以商法为中心,证券交易法和法人税法为辅的‘三法体制’的会计制度。商法采用德国模式、证券交易法采用美国模式,使其会计目标具备了既保护债权人利益又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双重特性,形成了基于法律规范的、由商法会计、证券交易会计和税法会计构成的会计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会计原则方面的会计制度、商法方面的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法方面的会计制度、税法方面的会计制度和会计职业方面的会计制度五个方面”。杨华(2006)认为:“英国会计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真实和公允,这一要求在1948年的《公司法》中最终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刘骏(2006)认为:“英国会计规则制定方法的规则导向与其社会文化的普遍规则主义密切相关。”“美国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程序源自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导致了会计规则制定理论依据的庸俗化”,美国会计管理注重风险管理,国际交流,国际审计网络建立,强调会计教育的重要性,注重会计教育的未来等。法国会计中政府的作用很大,“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法国会计一直受到国家的全面干预。政府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并牢牢控制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为此,法国会计理论及技术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的控制”。法国会计也表现为重商主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统一;善于对别国会计发表意见;善于进行自身完善,如1999年又修订了会计总方案。
国外学者对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大都是文化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方法,其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文化的不同与会计差异之间的关系。但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规范性研究明显不足,这妨碍了对会计文化的整合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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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传媒和外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从传媒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媒的报道；而传媒通过报道外交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事务的进程，也争取了受众，获得良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热衷度逐渐提高，传媒对外交领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渐趋明显和深远。
1.报道风云变幻的外交内容极有利于传媒争夺受众
外交活动关涉一个国家的安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功的传媒不仅随着外交事务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还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独家和深度报道，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受众。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异军突起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CNN之所以芄辉诙淌奔淠谡疚冉鸥⑷ι献约旱囊豢榈兀驮谟谒プ×恕巴饨皇挛瘛闭飧霰ǖ赖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详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
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2.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需要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和电视新闻深入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公众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就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基矗
传媒如何影响外交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首寻信源”，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今年2月份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
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媒的斡旋下，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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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
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④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扼杀某种外交成果。美国收视率极高的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在伊朗扣压美国人质的危机中，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采访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href="#7">⑦瓦捅迫说男睦砉ナ疲嵛适笨谄朴谏笪省K辉俳舯苹裘纺幔势浞挪环湃酥剩欠窕嵯铝罱醒防氪笫构荨5裘纺岵怀运庖惶祝槐频迷浇簦驮接玻詈蠖先凰担骸安唬灰唤土形跻苫匾晾剩酥示筒换岜皇头拧！笔潞螅凶曳治觯绻挥斜苹裘纺嵩诠诿媲氨硖蛐硭峤邮苡肽掣鲋屑淞α可烫福辽偈虑橐残聿换岜涞媚敲丛恪＊?p>传媒外交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响传媒的，传媒和外交如何互动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传媒外交的认识会日益鲜明，对传媒外交的把握也会日益娴熟。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各行各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促进个人全方位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教育正外部性的众多影响之一，然而教育外部性也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使用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影响到国家对教育补贴的政策，以及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因此理清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及性质，分析其影响，找出适用于教育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对于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更好地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
一、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初由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概念，经过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补充，外部性理论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充，为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纵观众多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概念的界定，无非从两个角度：一是从外部性产生主体的角度来定义；二是从外部性接受主体的角度来定义。前者代表性的定义首当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第二类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在对外部性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第一种定义。
教育外部性是外部性外延发展的产物，与医学外部性、思想政治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等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对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邻近影响”。卢卡斯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述到：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报酬。同样中国学者对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类似的论述：王善迈把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范先佐认为：教育几乎是完全的“免费午餐”，致使教育部门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收益几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刚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袁连生认为：“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则具有如下性质：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向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给予直接补偿或不必要补偿。
二、教育外部性的分类
第一，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效果划分为教育正外部性和教育负外部性。关于教育的正外部性显而易见，如一所高校校址的选择会给学校所在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促进学校周围学习体育用品、饮食、娱乐、服装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不仅仅解决当地居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可提高所在社区的文化底蕴，提高其居民的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近年来，教育的负外部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如以文凭热引起的假文凭泛滥和社会风气败坏；以大学生就业困难所造成的社会负担，城乡教育差距拉大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不公平，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学生的暴力事件，如2002年的马加爵事件，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并引发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忧虑。
第二，根据教育外部性的时空划分为教育代内外部性和教育代际外部性。通常的外部性是一种时间概念，主要是静态层面上考虑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即指代内外部性问题；而代际外部性问题从动态层面上解决人类代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这种分类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教育的代内外部性主要关注教育外部性影响的范围，指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而教育代际外部性则主要指教育的长远影响，即指教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长远影响。在空间纬度上，教育的外部性可分为：农村教育外部性、城市(镇)教育外部性；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中国东部的教育外部性、中国西部的教育外部性等等。
第三，根据教育外部性的主客体划分为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教育整体上讲，作为教育成果的合格毕业生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教育产品，作为生产领域的教育，它就是作为生产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消费者角度也可划分不同类型、层次、属性教育的外部性，即包括基础教育外部性、职业教育外部性、成人教育外部性；义务教育外部性和非义务教育外部性；初等教育外部性、中等教育外部性、高等教育外部性；个人外部性和政府外部性。个人消费教育所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范围涉及到个人发展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对社会其他人生活的影响。另外教育外部性影响的客体既可以是生产者，如毕业生所在工厂、公司等，也可以是消费者，如受教育者所引发的消费潮流，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
第四，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和根源可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下的教育外部性、制度教育外部性和技术教育外部性。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可以划分为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和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在教育领域，这种划分首先要考虑教育在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大环境下的产品属性问题。教育产品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根据教育产品提供的方式来判断。如果教育产品由政府提供且个人消费不需要购买，如基础教育中的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国防教育等，这时的教育产品就是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教育产品是在垄断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教育的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垄断。作为补充的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以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如果不是被免费提供，个人像购买私人物品一样负担教育费用，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私人产品，而不管其提供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这时的教育产品具有竞争性，其产生的外部性的前提条件是竞争。但这种划分不是完全的，教育产品的属性整体来说为准公共产品，其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复杂多样的。
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可以分为制度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教育举办的本身要依靠教育制度来维持，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一种制度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制度的运行；另外制度的改革，即教育制度的改革，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动，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不需赘述。而技术性的教育外部性，更多体现在教育产品上，也就是毕业生个人素质提高带来的外部效应，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高校产学研的结合，其研究成果的外部性就是技术外部性。第五，根据教育外部性的状态划分为教育单向外部性和教育交互外部性。教育外部性根据影响传递的方向可分为，教育单向的外部性和教育交互的外部性。单向的教育外部性指教育对其他团体及个人的外部影响，如一所大学对所在社区的外部性影响，而交互的教育外部性正如一所以城市名命名的大学和所在的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关系那样，影响力是交互的。如一个城市经济发达则成为学生选择这所城市大学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就业前景上看)，同时如城市大学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知名度，也将会成为城市的象征。另外，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状态，分为稳定的教育外部性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稳定的教育外部性是人们通常关注的焦点，也是教育外部性最主要的方面。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二是教育研究成果中所带来的技术性教育外部性，这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尤为明显。
三、教育外部性的特性
教育外部性除了具备外部性的一般特性，如传递不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他人成本的减少或效用的降低、外部效应与个人收益的不可分割性外，它还具有本身特有的性质。
第一，教育外部性具有正向性。教育同时具备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是总体来说其正外部性的作用和影响大于其负外部性，这与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相关。教育(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动。国家举办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促进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教育事业对于受教育者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来说是一项积极的、意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事业。教育外部性的实质是教育功能的体现，从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上讲，教育的正外部性是人们和国家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主流。从另一方面讲，教育负外部性的体现大多与教育发展本身的不足相关，解决教育本身发展中的不足，就能较好地减少其负外部性的影响，如教育从文凭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假文凭就会失去市场；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结构和提高其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会得到缓解；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提高教育公平，会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随着教育的完善发展，教育的负外部性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其负外部性的影响也就会被统筹在正外部性之下。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Century,April9,1996.
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tendSecurityParadigm,PeaceandConflictStudies,vol.5,No.1.
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dition,1986.
TuchmanMathews,Jessica:PreservingtheGlobalEnvironment:TheChallengeofShared
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