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5-15 16:26:13

外文研究论文

外文研究论文篇(1)

【摘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传统特性的企业文化,它在不断改革发展后出现了新的特点。企业文化发挥功效使韩国企业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际型大公司和著名品牌。韩国企业的成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探析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特性;新特点企业文化(EnterpriseCulture),又称“公司文化(CorporateCulture)。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1]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打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正如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离不开优秀的民族精神一样。韩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成为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于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三星、SK、鲜京、锦湖、浦项制铁等一批国际型集团企业。因此,研究韩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韩国企业文化背景及特性分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必然受到整体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1.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以家庭为中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始终。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以此权威来治理家庭。这种家长式的权威管理思想直接在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中表现出来。企业创始人经常在统治家庭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任用、组织和管理。2.传统的儒家思想还重视君臣之间的义理和忠诚。这种思想对韩国企业中企业主与职员之间的垂直权限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企业里,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职员们非常重视上下级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关系不仅受权限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3.以血缘、地缘及学缘为中心的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是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思想崇尚对前辈和家长的尊敬,以及以直系亲属为先的亲属意识。因此,这种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在企业关系、人人关系以及权力机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4.此外,由于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历史,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文化和管理制度及思想也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韩国的企业文化具有一些传统特性。(1)浓厚的儒家文化意识。儒家文化成为韩国企业打造企业文化的理念文化,儒家文化中仁爱、勤俭、吃苦耐劳、拼搏、服从的思想在韩国企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韩国企业在人事任用、业绩评价及奖励、组织结构设置与管理等方面都以儒家文化中的传统思想为指导,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意识的企业文化。(2)强调等级制度。韩国是一个建立在垂直组织原则基础上的高度同质社会。[2]受家庭制度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使得韩国公司等级性很强。不仅强调一般性的等级结构,还强调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的严格区分。(3)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管理行动。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特征。(4)论资排辈。论资排辈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个传统性特征。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论资排辈,而且组织成员的阶层构造一般是与他们的年龄及工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论资排辈的业绩评价制度将不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活力。二、韩国企业文化的新特点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缓和,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求企业文化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和发展。韩国积极进行经济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开展民主化,企业进行机构改革并积极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企业尤其是一批大型企业积极从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及自身条件出发,在企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逐渐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取向1.“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韩国的优秀企业大都以“人才第一”为基点,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研修院或利用产业教育机构培育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现在韩国主要的企业集团都已采用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了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还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储备系统,或是从销售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持续进行教育投资。为了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在能力,三星集团除了在总公司建立有三星集团综合研修院外,各分公司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研修院,并通过海外研修等形式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教育培训。此外,韩国的优势企业还普遍重视员工的海外研修工作,以促进员工的自我开发。[3]2.任人惟贤的雇佣制度。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会长生前就信奉“疑则不用,用则不疑”的信条,主张对三星的员工实行“国内最高待遇”。为此,三星公司采用了公开招聘录用制度,新员工一旦被公司录用就要接受三星公司彻底的培训,目的是使之成为“三星之星”,以实现公司成为超一流企业的目标。三星公司在“企业即人”的创业精神指引下,彻底贯彻了“能力主义”、“适才适用”、“赏罚分明”等原则。3.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韩国的薪酬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强调资历而把重点放在可计算的“绩效”上。在韩国,近1/3的公司现在已经实施兼顾资历或兼顾能力的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三星公司于1995年引入了它的“新人力资源政策”,更加强调业绩。在三星公司以前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基于资历)加额外的津贴(服务期长短等等)组成。与此相比,在新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普通工资、生活费)加上业绩工资(由能力和业绩确定)组成。这种薪酬制度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更富有活力。(二)强调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韩国的成功企业非常重视组织成员的人和团结,积极致力于创立能够反映员工创造性建议和意见的企业文化,提倡每个员工的责任承担,爱社心和主人精神,从而形成了共同体式的企业文化。正是在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大多数成功企业形成了“公司的成长与健康的劳资关系是同步的”这样一种信念,积极培育劳资共同体意识和劳资和解气氛,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中顺利的进行。鲜京集团把在劳资协商中能够提及的事项(工资、福利等)和不能提及的事项(经营决策权、人事权等)严格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同时公司还将经营状况向员工公开,培育了让工会自己判断企业经营能力的土壤,其结果遏制了因劳资纠纷而导致的经营损失。锦湖电器公司则规定每月召开一次的经营计划会议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将公司所有的经营情况[1][2]向员工全部公开,以排除劳资不信任的阴影,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工会方面也自己分析公司每周的生产情况,积极向自己的会员说明企业的现状。“劳资不疑”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正是这种劳资和解的氛围有力地推动了韩国企业的发展。(三)海外发展战略和“混合管理”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韩国的一些大企业不断向海外拓展,形成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里的国际型公司和著名品牌。例如LG集团,其LG电子在2000年早期销售额达到了93亿美元,职工达22800人,是电器和电子产品领域的全球制造商。它拥有分布于全球171个国家的59个分支机构,18个销售子公司和31个生产子公司以及在韩国的26个研发机构。三星集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处于繁荣时期并不断扩,销售额和员工从1980年的30亿美元和45000人增长到1998年的960亿美元和267000人。1998年三星电子有21个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遍布46个国家的53个销售子公司,销售额达到了166亿美元,成为世界随机动态数据存储半导体最大的生产商之一。“能做”文化曾是韩国企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30余年里取的高速的发展,是因为在很多产业部门具有大胆投资、冒险向海外进军和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能做”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韩国企业不顾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盲目地、章鱼式地扩张,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债台高筑,以致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深受其害。现在韩国企业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和生产的同时进行改革,不再单纯以建立工厂为主,而是在海外建立起从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劳动力雇佣均在当地进行的大型基地,并通过向当地转让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使韩国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型企业。“混合管理”就是韩国公司海外企业文化的一项新的重要举措。“混合管理”就是指营运方针由海外分公司主管与母公司负责人共同决策。这种管理会使母公司更为安心,不但可保留母公司的营运特色,也方便监控海外分公司员工,保证“上情”能够“下达”。而当地主管打理区内业务可减少沟通问题,母公司派出的负责人熟悉母公司的背景,而且了解产品的特性,从而有助于促进分公司对总部的了解。所以“混合管理”是一个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生产时的理想选择。三、启示以上对韩国企业文化背景、特性以及新特点的分析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对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出,在打造企业文化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个企业要发展,要成为一个国际型大公司,必须建立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只有以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指导,才能打造出世界顶尖企业。第二,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论要进行剖析筛选。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企业文化是经济组织的群体文化,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企业文化中的传统因素要进行适时地剖析和改革。第三,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将“人才第一”的理念和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依靠人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发展战略的确定,最终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要确立企业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第四,进行文化的整合,实施跨文化管理。由于海外投资和生产的扩大,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跨国经营中进行文化的整合,使企业文化具有包容性,进行跨文化的“混合管理”是必要的。总之,企业在建设和提升企业文化过程中,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以培育企业精神为重点,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诚信经营为基石,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加强领导,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将企业文化的理念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使具有时代特征和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只有在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优秀企业文化的基因置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当中去,才能永葆企业健康发展、基业常青。

外文研究论文篇(2)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外文研究论文篇(3)

论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观念的另类表达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边缘化状况调查报告

陶渊明《饮酒·其五》的学术公案及其理论思考

论“道”:泰州学派王襞的审美人格思想

理安·艾斯勒的文化转型理论浅探

贺敬之继承与借鉴中外歌剧遗产论

中西比较视阈中的20世纪西方修辞美学观念研究

中西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比较分析

胡风派文论的现代主义色彩及其启蒙性

易学语言观念及其诗学意义

“了解之同情”——一种阐释学循环

审美认识的流程——孔子“兴、观、群、怨”说新探

文学理想:一束普照人类心田的希望之光

呼唤坚挺的艺术——对当下文学平庸化的思考

试论文学本质的多向生成

冗余时代的中国文学现状及理论建构

裂变中的疏离与传承——从内在向度看现代汉语文论的发展理路

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美学与古希腊罗马美学论创造主体的修养

天文数理遭遇物理几何——关于清宫廷画透视与笔法的反思

立言为何:试论戏曲品评主体之动力

论石涛“变化”说的艺术创新观及其理论意义

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接受康德思想比较研究

先锋艺术的“雅努斯面孔”

英伽登现象学文本诗学学理逻辑及学术意义

叙事作品中副文本存在的诗学意义

艺术自治与人文规约——康德与席勒的启蒙艺术观解析

“面向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贺词

钱中文先生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理论反思

论艺术品的五层次及其来由和关系

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电视艺术批评的方法论诉求

现代性徘徊的幽灵——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的电影理论

对同一性的否定和抗拒——阿多诺批判理论中的生存论解读

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巴特比式的“拒绝”与齐泽克“减法”的政治理论

欧美生产型文论: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论”之争

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学批评——重读列宁论托尔斯泰

作为文学理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政治维度”何以重建?——“重返80年代”的一个视域

学术史视角的引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文化批评对西马“奇观”理论的研究及其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影响

从政治到审美:20世纪中马文论意识形态观念的发展轨迹及其与西马差异

外文研究论文篇(4)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外文研究论文篇(5)

是两次结汇,投放了双倍的人民币现金,最后,外汇又回到了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因此,所有从汇金公司出去的外汇资金,无论是注资给商业银行还是证券公司等,这些资金都不能结汇使用。

再比如,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拿外汇储备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或用于扶贫,或者把这些资金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想法很好,但不是很正确。如果贫困问题解决所需要的物资、设备、技术的采购来自国内,工资的发放是人民币(如果发外币允许结汇,与发人民币是一回事),那么,运用外汇储备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减少外汇储备,不过是外汇储备在国内转了一圈,由被资助者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外汇最后又回到了中央银行。这样的外汇储备使用,仍然是双倍的基础货币投放。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中央银行直接发钞票进行扶贫,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解决上述问题是在境外采购,设备、资源在境内使用,这才是真正使用外汇储备,这确实可以减少储备。

外汇储备确实是国家可以支配和动用的战略资源,但凡是在国内使用的外汇储备,只要使用者要求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这样的使用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纯粹使用外汇的项目,才能动用外汇储备。比如石油战略储备,战略物资的进口储备等。

二、外汇储备可以给商业银行用吗?

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在国外投资和使用,国内不能使用,不是浪费吗?资金就是如此矛盾。企业、银行、个人都预期人民币升值,都不愿意持有外汇,但愿意使用,但银行没有足够的头寸。因此,已经有建议提出:是否可以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借款给商业银行使用,这样,可以解决企业需要外汇贷款而银行缺乏资金的情况,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短缺;也有建议提出中央银行建立外汇再贷款机制,和人民币一样,这样,也可以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短缺问题,或者允许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直接拆借外汇储备;还有建议提出,在境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发行人向中央银行发行外币债券。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可以操作的,需要政策部门去研究。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就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了。

p;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使企业和个人具有持有外汇的意愿。文章来自:/论文帮人民币升值预期会降低和减少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但如果政策允许个人、企业进行外币投资,情况会好一些。这需要政策部门研究允许个人、企业到境外进行各种投资,包括证券投资等。这样,就会有需求和保留外汇的意愿。当然,国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买卖,也可以增加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在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要实现“藏汇于民”很难。

三、外汇储备是多了还是少了?

1.讨论合适规模的意义不大。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外汇储备主要用途是:支付进口、偿还外债、干预汇率。因此,只要能够满足这三个需求,外汇储备的规模就足够了。进口和外债偿还需要的外汇储备,有国际计算标准,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创汇能力去准确预测,不需要特别大。最近,夏斌同志提出7000亿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合适的,计算依据是进口按6个月计算,外债按全部外债余额计算,这是明显偏高的计算(中国经济时报2006.4.11)。国际上进口用汇储备一般是按3个月计算,外债是根据短期外债(包括长期外债当年需要偿还的)规模来计算,最多再考虑未来1年的扩大趋势,考虑对外担保。但不需要如此大的口径。干预汇率的外汇投入一般是在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或特殊背景下才需要比较大,一般也不会很大。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非储备国家普遍认识到外汇储备不仅影响国家信誉和信用评级,也是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手段,是打击投机力量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投机力量的冲击,保持货币的信誉和国家的信用评级。但到底需要多少储备来应对投机冲击和货币危机呢?这主要看投机力量的资金规模和投机期限。因此,这也是可以计算的。但我国现在没有人民币的离岸外汇交易,这个因素需要的外汇储备不需要很大。

国家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开放的扩大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当然,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规模对维护香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也很重要。我国目前没有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将来有可能发展。因此,可以有部分储备考虑。

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风险是否也需要外汇储备来应对?这需要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现金还是有形、无形资产,最后都要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或技术、品牌、股权等。正常情况下的外商投资,是通过投资期限收回投资、得到利润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非正常情况下的撤资制度是许可的,但这些设备、厂房已经在折旧中了。因此,将来只有净股权和净资产的转让,拍卖等,可以流出,其价值没有那么高。唯一存在的风险是外商直接投资应分配而未分配、已分配而未汇出的利润,这可以作为风险存在。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但如果这些已经作为人民币再投资,情况就不同。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部分是国内企业从境外的返程投资。真正流出的风险不是那么大。考虑一年的规模即600亿美元就足够了。

3.外汇储备规模需要多大?即使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了,从需要和使用来说,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5000亿美元就足够了。

但是,从供给和运用来说,现在讨论外汇储备的合适规模意义不大,因为储备本身已经成为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力量,另外也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资产,可以进行投资、经营增加价值的资产,成为一种财富,不是单纯的货币概念。因此,纯粹讨论规模大小已经没有必要了。更多关心其他问题,考虑其所带来的其他金融、经济问题和矛盾更有意义。

4.人均外汇储备指标不可使用。在讨论外汇储备是多少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人均规模不大。这样来说是不周全的。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与日本或新加坡等比较确实不高,但不能这样简单比较。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是否可以拿美国、欧洲、英国等发达国家来比较呢?他们的人均外汇储备比中国还低。是否说明他们需要增加外汇储备呢?不能这样讲。因为从道理上说,不能以外币在国内计价和流通使用。

如果说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不高,让人们理解起来就会觉得政策还在追求增加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个人可以使用,本国人均拥有的外币越多,说明本币的信誉和地位就越低。

因此,不能用人均来说明问题。外汇储备也不是被个人使用的,只有个人使用和占有的资源等才能以人均来比较,比如人均水资源、土地、房屋面积等,凡是不能被个人占有和使用的,都不应该以人均来衡量。

四、外汇储备的风险在哪里?

各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一般都遵循三个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因此,正常情况下,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不把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安全性是第一目标,流动性是第二或者说与第一目标并列重要。

从外汇储备的用途来说,当外汇储备有限的时候,干预汇率的储备力量不足以抵御投机资本的力量,用外汇储备去干预汇率几乎都是白白浪费,墨西哥、泰国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当储备充足的时候,为保持汇率稳定的被迫投放就是值得的,投机资本将付出代价。1998年的香港货币保卫战就是很好的经验。因此,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汇率几乎是白扔外汇储备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真的很多,它的风险是什么呢?那就是外币的风险。外币在本国没有清算通道,也没有外币市场,因此,账户都要开在国外。

但外币本身因为种种原因贬值的时候,持有的外汇储备将遭遇损失。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常的汇率波动损失或风险是可以采取风险防范的,最大的经济损失是外币本身发生通货膨胀,币值严重贬值或实行币制改革。

外汇储备最根本的风险是风险,本国的外币储备资产被外国冻结、强制没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被美国扣为人质”(参考消息,2006.4.6)。论文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特殊情况下会发生,如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乃至交战。当然,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双方都会采取对应的措施。

五、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

自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消失以后,以2001年为分界线,我国的外汇储备又进入了危机以前的高增长率状态,2003年以后进入超常增长状态,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把对商业银行的注资也计算进去,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更大。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复杂,但比较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肯定,储备高额增长的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1994-1997年上半年,国内关于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大的争论也反映了储备超常增长机制的存在,只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觉悟到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大,在危机期间,政策部门是期望增加储备。1997-2000年的4年期间,外汇储备增加300亿美元不到,政策部门曾经把2000亿美元作为目标。没有预料到的是危机以后,外汇储备出现了超常增长,

因此,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不是没有规律,而是确实存在着高增长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行的诸多涉外经济政策,包括我们的直接投资、外债、境外上市和贸易政策都是鼓励资金流入的,地方政府则是把这些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再加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优惠政策及其导致的高利润回报和利率差距,对各种外资利益的保护和补贴,必然导致境外资金大量流入出现持久顺差。

可以肯定,如果这种机制和制度下的政策还不做大幅度的调整,2006年9-12月之间将突破10000亿美元,2008年将达到12000亿美元。

我们真的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真的需要继续目前的各种外资、外债、境外上市和外贸政策吗?各个部门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是部门政策的必然,已经成为无奈的结果,外汇局自身对此无能为力。需要各个部门真正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与国内政策协调起来。

六、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

应该说,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大大提高了我国涉外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提高了我国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和抗危机能力,使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与逆差一样,是一国经济对外失衡的表现,带来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造成货币升值压力。近年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国较长时间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持续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通常会强化市场升值预期,对国际游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使货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失衡的时间越长,涌入的游资就会越多,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就越大。

2.导致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加剧资金过剩。2001年到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6533.5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增加27089.8亿元,为防止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货膨胀,央行每年不得不发行大量票据对冲外汇占款,2004年底,对冲累计金额(央行票据留存余额)达到11707亿元。2001-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额占同期人民币过剩资金增加额(存款和贷款差增加额31859.08亿元)的85.03%。

表11993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简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项目

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占M0%占M1%占M2%

年份

19931431.800.110.240.090.04

19944503.900.260.620.220.10

19956774.500.330.860.280.11

19969578.700.361.090.340.13

199713467.200.431.320.390.15

199813728.300.441.230.350.13

199914061.400.401.050.310.12

200014814.520.381.010.280.11

200118850.190.441.200.310.12

200222107.390.431.280.310.12

200329841.800.481.510.350.13

200445939.990.582.140.480.18

2005.958904.420.602.640.580.2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章来自:/论文帮

3.导致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货币供应量过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应该调高利率。但调高利率,扩大本外币利差,会形成更大的资本流入,结汇后形成更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发行巨额票据对冲外汇占款,也面临提高票据利息的压力,而这与国债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利率走向往往会形成矛盾。

基础货币投放会有巨大的乘数效应,据计算,我国M2的乘数为4.78,这意味着我国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2.6-3.2万亿元人民币,基本上是由外汇储备因素所产生的(由于货币乘数没有时间概念,因此,基础货币投放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货币供应量的过量扩张,会导致信贷扩张和投资过热,而这反过来要求提高利率,但目前经济发展和物价状况不允许过高提高利率。

可见,储备过量增加会使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受制于国际收支,独立性受到影响。目前,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已高达20%。

4.容易引发金融资产、产业和不动产泡沫。由于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顺差,导致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流动性充裕,容易产生信贷扩张。过剩的资金,一有机会,便会涌向有暴利的产业和行业。流入股市,容易引发股市泡沫;进入房地产市场,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涌入金融行业,会产生金融泡沫。而金融资产、不动产和产业泡沫的产生,会引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泡沫破灭,容易引发化学科学家走访了美国相关的部门,以此比较两国的研究状况和拓宽年轻科学家的视野[6]。

4.4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是学科评估中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法,几乎每个学科评估都曾采用过。调查问卷一般是面向大型项目的主持人或相关人员及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发放,通过他们了解本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何,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的资助程序是否合理,经费是否充足,能否及时地开展研究工作,学科发展对于社会的贡献如何,今后的学科发展战略目标是什么等问题。ARC在对“大气和海洋地理学”进行评估时,向ARC大型项目负责人发放了一份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普通信息)包括个人和职业信息,如姓名、所在单位、最高学术资格、获得最高学历的时间、开始科研的时间、目前的职位等,也要求列出研究职业中的出版物数目、同时要向他们了解申请不成功的项目并且说明是否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资助,以及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今后是否继续申请ARC的项目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申请到的项目的一些具体信息等内容[4]。

4.5信息收集

随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学科评估中,通过网络可以收集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可以汇集除了本学科领域内的专家以外的一些社会人士对该学科的看法以及发展意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学科的状况。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在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评估活动中,为了从更广泛的渠道得到的信息,在《校园评论》上广告,类似的信息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澳大利亚天文学会会员,希望通过这两种方式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评估[7]NSF在对“重大海洋研究计划”的评估中,也在互联网上发放问卷,了解诸如以下的一些问题: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带来对海洋认识的显著增加吗?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为你提供了研究中使用的其他研究设备和设施吗?并且还通过问卷收集各界人士对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的建议措施。

4.6国际比较

对学科的评估不能只是在纵向进行比较,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更加重要。学科评估中不仅要了解本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同时也要清楚该学科在世界上的整体概况,从中了解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明确本国在该学科今后的发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进而确定一些优先发展领域,保持本学科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BBSRC在对“结构生物学”的评估中评估小组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在当前的世界上“结构生物学”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分别是:基于整体基因的方法(结构基因)、基于系统和加工的方法、个体目标(individualtargets)。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的研究集中在“结构基因”方面,其它的研究方向散见于其他的一些国家[5]。

5启示

我国目前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经费的使用效率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2]。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经费,使之达到最大的效益产出,更加合理有效地对基础科学进行绩效评估,是科研管理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通过以上介绍的国外科研资助机构的学科评估,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5.1学科评估是提高我国科学基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研资助机构通过开展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学科发展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有利于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得资助方法和模式更加科学有效,也使得有限的科学基金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我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开展过许多类似项目评估和人员评估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学科评估针对的是学科整体的发展及基金管理机制等问题,是在整体上把握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绩效和管理工作概况,具有项目和人员评估等方式无法触及的角度和深度,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我国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明确目前的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过程是否科学有效等问题,从而提高我国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率。

5.2学科评估是制定我国学科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科学研究必须体现国家的目标和需求[13]。在学科评估中可以了解该学科目前的国际趋势和本国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需求,为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基础,从而引导学科的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目前我国开展的科学研究绩效评估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微观的、针对研究人员个人的评价,而宏观的评价不足[14]。学科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评价,并不过多考虑细节,而是分析学科的综合影响力,注重学科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因此,在我国开展学科评估可以拓宽我国科研人员的视野,明确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5.3学科评估可以增加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基金工作的了解

当今社会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了解科学基金工作,开展学科评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的工作,向公众展示科学基金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提升公众对科研资助机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这也是我国政府管理机制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目前不尽如人意,除了其他的因素,与我国的科学宣传和科普工作不力有很大关系。公众对于科学及科学研究一知半解,这也使得目前各种伪科学大行其道,损害了科学的正面形象。通过向公众展示学科评估的结果,一方面让公众掌握当今科学发展的最近进展,另一方面,让公众明确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向及取得的成果,提升公众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基金工作的支持力度。

5.4学科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是相关数据资料信息的积累

外文研究论文篇(6)

美国的学校德育从四、五十年代开始衰落。这时的美国人日益重视教育的认知领域,强调高水平的学术和认知技能,而把德育放置一边。例如,许多上层社会的美国人要求通过艰难科目的学习促进智力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父母试图寻求一种能给孩子升入名牌大学的机会的学校;即使是那些曾以塑造品格能力为荣的教育者,现在也较注重学生学术性向测验的成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而多样,但其中有三种因素对这一现象的产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导致学校德育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美国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和宗教的未来的担心而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对立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敌人,而“民主”的获得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它靠的是“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因此,为了国家以捍卫“民主”和“自由”,学校把较多的时间花在学术性主题上而不是象道德这样的“软”领域,学校中的德育让位于科学技术教育。

2.美国人对高水平的技术和科学技能(尤其是与电子、物理、医学有关的技能)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是导致学校德育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技能对一个人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要比德行大得多。因此,他们要求学校给智力的发展以更大的重视。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职业对职员的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渴望进入大学受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因素都要求学校对此作出反应。学校开始削减品格教育所提供的那些“软”课程和活动,把资源移向大学的预备项目,即使是在曾经能够安全地进行品格教育的公民课和社会研究课上,学校为了能教给学生成为超然的、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技能,也巧妙地降低了既定的公民训练的重要性。

3.美国人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划分的界限日益明显,是致使学校德育衰落的第三个因素。战前的美国人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就已划分了界限,他们要求为每一领域建立不同的行为规范。战后的美国人更加强调这一点,他们把宗教和道德看成个人的事情,把这一责任交给家庭和教堂而非学校。一种强调在儿童6岁前进行家庭德育重要性的新的心理学理论的出现,强化了这一趋势,使得人们更加强调家庭德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学校在德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促使当时的家长对他们传输价值观的能力更加坚信,他们越来越害怕失掉他们在个人道德领域的特权,这使得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有可能对学校德育提出批评。

4.五十年代学校德育的衰落是缓慢的、不均衡的。这种衰落并不是由对德育的一致的攻击所致,而是由教育优先考虑事项的逐渐变化所致。那些在这些年来忽视品格问题的人,很少是由于轻视德育,更多地则是出于为单纯的认知发展寻求更多时间的需要。

(二)黯然失色的德育:60年代的剧烈衰退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德育的衰退变得快速且有目的性。以前的教育者仅是忽略德育,现在则开始认为在德育中和德育本身均存在着问题;德育在学校中难以进行,它几乎成了争议的源泉。教师和行政官员还面临着其他难解问题,致使他们乐于逃离德育的任务,把品格发展的责任返还给家庭和教堂。

使德育在公立学校中举步维艰的因素,首先是许多社会的和文化的大变动。制止种族歧视的努力、不得人心的战争的开展、文化多元化的加剧、扩展可接受的个人行为范围的日益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义务。推进种族平等的努力和越南战争问题的争论尤其造成不和,使得这个时代的人际关系脆弱易爆。随着对日益加剧的种族、民族、阶级的分离的深度怀疑,美国人对其发现共同基础的能力失掉信心。逐渐地,他们通过接受差异和鼓励容忍来维持易碎的和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文化相对主义提升为首要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有较大的选择权,任何限制选择权和仲裁差异的机构将有使紧张、甚至是易爆的社会更恶化的危险。其次是国内自由意志论者的影响。他们对所有的既定权威产生广泛的怀疑。一群激进的社会批评家对学校进行了苛刻的评价,他们把学校描述成压制创造性和实行一致性的权威机构。他们要求限制学校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道德和价值观领域,以给年轻人更多的自由。例如,教育家(Bereiter)贝特雷认为公立学校应仅传授技巧,把德育的任务留给家庭、教堂和学生自己。他指出,在个性和价值观领域的教育从来没有脱离集权主义的强加,公立学校闯入象价值观这样的个人问题,与混淆教堂和政府一样危险。

学校为了寻求一个和谐的环境,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并且把容忍提升为学校的首要价值观。在这种氛围下,许多教师放弃了他们的道德权威,其职能只剩下了一个技师的角色,他们把自己的作用局限于向学生传授信息和技能,而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培养学生品格的职责开始减弱。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这期间德育在国家公立学校中的地位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二、学校德育的复兴(1965—现在)

60年代中期,美国以加强智力和技术训练为核心的教育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风气趋于败坏,各种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对越战运动等此起彼伏。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矛头直接指向传统价值的学生风潮更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人们对社会道德的约束功能和人类品格弱点的担忧日益加剧,要求学校加强德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德育重新证明了自身在学校中存在的必要性,开始了它的重振与复兴历程。

有许多美国人为学校德育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为之努力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德育发展新的方法;另一种是对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品格教育的维护和恢复。

(一)全新的方案

在进行德育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发现,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德育是不完善的,它甚至对个人自由形成了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尝试创造全新的方案来进行德育。在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之间,有三种德育流派对美国学校德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价值观澄清学派、认知发展学派和强调关怀伦理的体谅关心学派。虽然他们都提出了鲜明的德育主张,但他们的德育理论却呈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点:

1.反对传统的道德灌输

价值观澄清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任何强制和灌输的方法都不可能把某种价值体系内化为受教育者自己的信念。教育者应给受教育者充分的自由选择机会和权力,让自己处于提供暗示或给予诱导的地位;认知学派的支持者也提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他们普遍认为,灌输从根本上降低或消弱了道德发展所必需的理智能力和自主意识,因此是不足取的,学校德育应是一种无灌输的德育。

他们对道德灌输的批判和要求建立一种无灌输的德育的主张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体现了对行为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尊重,有利于学生推理、判断能力的发展和自主意识的形成。但是,单纯反对灌输同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道德是由一系列文化规则组成的规范系统,完全排斥规则传授的德育实际上是一种无道德的德育;从实践上讲,反对灌输容易走上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因此对灌输这一问题应采取科学的态度,不应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否定。

2.推崇认知主义

这三种德育理论大都以认知为定向,强调认知在道德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道德认知能力主要包括道德判断、推理和选择能力。认知发展学派对道德发展认知维度尤其信奉,把道德认知能力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代表人物柯尔伯格曾指出,如果道德行为只有一个要素,那么道德认知是所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或最有影响力的要素。价值澄清学派、女权主义的关怀学派虽较之上述理论更注重情感因素,但是他们也同样把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

注重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并把学生的智力活动引入道德教育中,是这些道德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过分地夸大认知的作用而忽视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因素的道德价值。因为,道德认知和道德推理仅是道德的一部分,并非德育的全部。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善,而不是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改善,否则就会培养出“空头的政治家”和“道德的伪君子”。

3.对道德相对主义、形式主义的信奉

这几种德育理论都坚持道德的相对性、易变性、反对道德的绝对性和永恒性。价值观澄清学派的支持者否定存在一种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在一个变化频繁的世界里,受教育者要学习的不是一套固定的价值观,而是价值观的澄清过程,故他们反对特定价值观的传授,不去研究德育的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德育的形式上,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认知发展学派也不例外,他们对道德推理过程比对道德内容更感兴趣。道德相对主义突出了主体在道德发展中的自觉意识和自由意志,解除了永恒和绝对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但它很容易造成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德育的形式主义则顺应了社会多元文化的趋势,但如若脱离了德育的内容也就失去了其研究的意义。

(二)品格教育:对传统美德的维护

60年代中期以来,价值观澄清学派、认知发展学派和女权主义的理论已在德育论坛中占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但为学校德育的复兴作出最大努力的却是这样一些群体和个人:他们强调特定美德的传授和良好行为的养成,注重德育的内容甚于道德发展过程,即品格教育者。

品格教育的维护者有两组:一组是深受私人基金会支持的品格教育研究所。他们为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制定了一套品格教育课程。教师可把所设计的课程作为社会研究课程的一部分讲授,也可以每天留出特定的时间段进行:幼儿园每天用5分钟的时间进行品格教育。年级越高时间越长。品格教育课在小学中的传播非常迅速,到80年代末,已经达到44个州的18000个教室。对它的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它减少了酒精和药物的滥用,提高了学校的出勤率,有助于反对破坏;怀疑论者则怀疑一个仅在一天中占几分钟的计划能不能产生牢固影响。

另一组品格教育者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个体,与前一个默默工作的群体不同的是,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冲突中,对当论进行了锐利地批评,对以美德为中心的品格教育进行了强有力的维护。但是,他们并没有专门设计品格教育课程,他们坚信德育存在于课程的每一部分中的可能性。教育家博耐特(Bennett)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必重新创造材料,我们也不必增添新课程,我们有丰富的材料(指所有学校为塑造学生的品格而使用的材料)可以利用。这种材料我们可在正规课程,如英语课、历史课等课堂上传授。

尽管品格教育者的维护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批评(最大的批评仍落脚到灌输问题),但这仍无法否定他们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们至少使得学校在进行德育时不再怯懦,并对学校德育的复兴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不管是那些创新者,还是那些维护者,他们为学校德育所做出的努力扭转了学校德育衰落的局面,使品格和道德问题再次在美国教育的议事日程中占据首位成为可能。

三、启示

(一)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要求学校德育适时地调整其目的、内容和方法,以适应、服务于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与社会现实相脱离或无视社会需要。美国学校德育的发展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它针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转换职能、调整内容、更新方法。在内容上由注重美德的传授到美德的传授和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兼顾;在方法上由强制、灌输到反对强制和灌输的适应儿童主体性发挥和道德能力培养的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很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化要求建立相应的道德观念体系。它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要发挥一种价值导向作用,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使之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的学校德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着“弃粗取精,综合创新”的精神,对德育的内容、方法做出及时的调整,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培养。

(二)德育在学校中的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50年代的美国为了追求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的发展而对德育采取漠视的态度,致使学校中普遍重视高水平的学术和科学技能的传授而把德育搁置一边。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美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应汲取这方面的教训。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应重视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强化学校德育的重要地位,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免重蹈美国“一手硬”、“一手软”的覆辙。

(三)应加强德育研究和理论建设,使德育工作有规律可循,从而提高德育工作的科学性。

纵观美国学校德育的发展史,其每次的改革运动无不是以新理论的产生为先导的。如:60年代中期美国学校德育开始的复兴运动,就是以新理论的产生为前提的。各种各样的德育理论流派应运而生,指导着美国德育多样化的实际,使美国学校德育重获生机。而我国在德育理论的研究方面却显得有些薄弱,使它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加大对德育理论的研究力度。一方面,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的道德传统和西方的伦理思想加以研究,吸取其精华,以丰富我国的德育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德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研究德育,从而构建出能够指导变革时代德育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德育理论。

(四)让德育充满学校所开设的所有课程之中。

美国品格教育的支持者认为,德育存在于每一门课程之中和课程的每一部分之中。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道德价值,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德育。因此,在美国的许多中小学中,除了专门的德育课(如:社会课、法制课、公民课)之外,学校还在其它课程中渗透德育。美国在文科科目(如:历史等)的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做法非常普遍,近来,也开始在理科的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内容,使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道德培养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学生在学习一门理科课程时,要了解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美国的这种充分发挥教学这一主渠道的渗透性德育的方法,对我国的学校德育很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在发挥专门德育课的德育作用的同时,充分挖掘其他课程的道德价值,使学生时时处处受到道德的陶冶、熏陶,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董小燕。当代美国学校德育的进程、特点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1997,(1).

[2]戚万学。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启示[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3).

[3]戚万学。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概述[J].教育研究。1993,(10).

[4]赵立英,喻峰。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1998,(6).

[5]袁桂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外文研究论文篇(7)

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外文研究论文篇(8)

二、互联网与外国文学研究现状

我国互联网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是十分惊人的,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使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目前我国的文学网站已随处可见,除去质量影响,其数量已和欧美国家相差无几。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数字化图书馆、网络文学期刊以及专题文学网站的发展建设也日趋完善,虽因为技术和发展时间的短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建设步伐相差较大,但更重要的还与人们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和忽视不无关系。因而当前我们应转变对网络文学的态度,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互联网为人们文学阅读带来的便利,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互联网的不利影响。另外,正是由于互联网上的资料查阅更加方便,使得文学研究人员和创作人员为职称和名利,不顾质量,在缺乏科学合理的思考规划下,仅以考核指标为准,按照互联网上的资料进行再创作,长此以往,形成浮躁风气,只追求数量和表面文章,降低学术要求,缺少自主研究和学者风范,成为没有学术品位的文学研究人员。由于互联网上的期刊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网站以缺乏学术标准的版面进行,使得相关学者在进行文献引用时出现错误结论,严重损害了外国文学研究环境的学术性,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低水平复制的源头,并且由于一些缺少学术研究素养的人员不能很好地对外国文学使用本国语言准确表达,将外国文学研究带入了恶性循环的不良境地。虽然我国每年均有大量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进行发表,但在这些作品中依然存在不少滥竽充数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些课题作者自身水平有限,在没有进行详细严谨的学术考察情况下,仅从其他参考文献中剽窃摘录,使得课题内容肤浅、重复太多;二是在课题选取方面不注重贴合实际,忽视学术逻辑性,主题不够深入,在立题立论上出现偏差;三是缺乏国际视野,体现在论文具体格式上不够规范,在论证中不能保持严密性,没有与研究对象保持足够的思维距离,出现带有感情的印象式研究,无法保证文章说服力。

三、互联网与外国文学研究革新

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流程是对文献进行检索后,对其加以阅读分析,并与专业人士沟通咨询后,综合形成观点,将其写作发表。过去由于信息交流不方便,往往一项研究工作耗时较长,而借助互联网,能有效提高研究工作效率。我国目前建立的数据库系统已广泛运用于国外文学研究中,取代了过去的手工检索方式,通过搜索引擎对信息进行在线查询,极大地方便了文献资料的查阅。当前,外国文学研究者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电子期刊和网络BBS论坛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阅,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提高,外国文学研究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多媒体数据库。

(一)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结合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的系统,它采用规范标准,将海量资料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以资源数据库为核心,通过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库内信息的存储、管理、检索和查阅。数字化图书馆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优质信息服务。我国数字图书馆中存储了比较完整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相关论著,这为查找资料较为困难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较大便利,使其能够获取在图书馆中无法借阅的详细资料,研究出更为优秀的作品。而数字图书馆的缺点在于,因为涉及作品版权问题使得图书馆可供查阅的新书较少,对于不适应屏幕阅读的研究人员而言稍显不便。但总体来说,数字图书馆为外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二)电子期刊

我国的中文文学电子期刊一般是以刊登作品为主,学术性期刊相对较少,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期刊更是凤毛麟角,与外国文学电子期刊相比存在着不少差距。

外文研究论文篇(9)

Abstract:Thepassagehasintroduced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canrealizetheinfraredswitchcontrolof16roads.Withyarddivideintosystemthebasictrainofthoughtwithmuchpassagewayinfraredremotecontrolofdesign.Throughkeyboardandcodegenerationcircuit,codingandpulsemodulationvibrationwithinfraredprojecttoforminfraredprojectcircuit.Passinfraredtakeover,decodeaswellasthemedicalyardcontrolcircuitcompositionthatcontroledbysingleflatmachineareinfraredtotakeovercircuit.

Keyword: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MCU;infraredtoproject;infraredtotakeover

1.前言

1.1序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跨入2000年后,红外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红外遥控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业自动化、生产控制过程、信息采集和处理、通信、红外制导、激光武器、电子对抗、环境监测、红外育种安全防范、家用电器控制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2国内外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外都在进行红外的研究开发,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红外技术的研究开发是自动化控制的主要方向。它的研究针对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业自动化、生产控制过程、信息采集和处理、通信、红外制导、激光武器、电子对抗、环境监测、红外育种安全防范、家用电器控制及日常生活(如节能灯控制、自动门控制、节水节能控制、红外医疗与美容、智能玩具、空调、彩灯遥控以及VCD、SVCD和DVD机录放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红外研究开发和控制。

1.3论文主要工作概述

针对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可见红外遥控系统是我国未来智能化发展方向。本课题要设计的红外多路遥控系统,主要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这两部分,本设计依托市面上常见的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元器件,使设计具有传输距离一般、硬件简单、安装方便、价格便宜的优点。本文所介绍的红外多路遥控系统,是采用码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系统装置。早期的码分制的脉冲指令编码多采用分离元器件及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编码、译码电路弄得很复杂,可靠性也差。但随着大规模数字集成技术的发展和日趋成熟,各种大规模专用集成编、译码集成器件的层出不穷,使元器件很少,电路简单,功能完善。

2.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2.1方案比较

方案一:采用频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发射和接收系统。频分制的频率编码一般采用频道编码开关,通过改变振荡电路的参数来改变振荡电路的振荡参数和频率。当按下不同的编码键时,振荡器就会输出不同频率的指令信号。这些指令信号经驱动级放大后对高频载波进行调制,并驱动红外发光管发出红外光脉冲信号。

红外接收控制电路的组成框图包括红外接收光电转换器、前置放大器、频率译码电路、驱动级和执行机件等。当红外光电检测器接收到发射器发来的红外编码指令后,光电检测管随即将其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再经过前置电压放大器放大后,加至频率译码电路和选频电路,选出不同指令的频率信号,并加至相应的驱动级及执行机件。对应每一频率的指令信号,应有一个相应的选频电路。

在频分制红外遥控电路中,代表控制指令信号的频率一般为几百赫兹至几十千赫兹。发射电路中的频率编码开关的位号应与接收电路中的选频电路的位号相对应,以选出不同频率的指令信号。

红外接收、译码电路由红外接收器、前置放大器、解调器、指令译码器、记忆和驱动级组成。红外光电二极管将接收到的红外光信号转变成相应的电脉冲信号,再经高倍数电压放大后加至解调器进行解调,然后由指令译码器解码出指令信号。指令译码器是与指令编码器相对应的译码器,用于脉冲指令信号译出。译出的指令信号加至相应的记忆和驱动级,驱动执行机件动作,实现红外光遥控。

图2-1:方案一的方框图

方案二:采用码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发射和接收系统。码分制的遥控指令信号是由编码脉冲发生器(一般由数字集成电路和少量元件组成)产生的。码分指令是用不同的脉冲数目或不同宽度的脉冲组合而成的。

指令编码器由基本脉冲发生电路和指令编码开关组成。当按下S1—Sn中的某个指令键时,指令编码器将产生不同编码的指令信号。该编码信号经调制器调制后变为编码脉冲调制信号,再经驱动电路功率放大后加至红外发射级,驱动红外发射管发出红外编码脉冲光信号。

图2.2:方案二的方框图

2.2方案论证

方案一:采用频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用在单通道或者几通道的红外遥控系统中。能够形成一个无线的短距离的遥控系统。主要由发射和接收并执行两部分组成。先是发射部分,用户根据需要按下功能键,在经过编码后通过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出信号。经过无线传输后,接收部分接收到发射信号,然后经过芯片内部译码并执行对应遥控路上的发光二极管发光

方案二:采用码分制多通道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用在多通道的红外遥控系统中,遥控系统抗干扰强。能够形成一个无线的中距离的遥控系统。主要由发射和接收并执行两部分组成。用户根据需要按下功能键,先是指令编码器进行编码,在进行信号调制,在由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出信号,经过无线传输后,接收部分接收到发射信号,先经过信号处理,在通过单片机软件译码,查表控制对应遥控路上的发光二极管发光

2.3方案选择

频分制红外光遥控电路比较简单,通常应用在遥控通道数目不太多的控制系统中。当频道数目较多时,选频电路和相应电路的数目加多,电路复杂,且各频道间的相互干扰加重,导致误控或误报。采用高品质因数的LC振荡器或选频回路,可提高选频精度和稳定度,但会使LC回路的体积加大,电路便得复杂,调试困难,成本也加大。因此,这次我们设计的是16路遥控,遥控数目较多,所以不宜采用频分制而采用码分制遥控方式。

3.单元模块电路设计

3.1红外发射电路设计

红外发射电路的设计包括4个部分:(1)键盘及代码产生电路,(2)编码电路,(3)调制振荡电路,(4)红外发射电路。

3.1.18421-BCD码控制电路的设计

8421-BCD码控制电路采用CMOS型16路模拟开关集成电路CD4067,它和S2-S17按压开关等构成开关编码控制电路,将输入开关状态编成8421-BCD码,并由CD4067的第10,11,13,14脚输出地址码。CD4067的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BCD)与S2-S17接通通道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3.1.2数据编码电路设计

由集成电路MC146026组成的编码电路如图所示,虚线框内是MC145026的内部框图,器件RS、CTC、RTC决定编码器的时钟频率。在图中:A1-A5是地址线,A6/D6-A9/D9是地址/数据复用线,即MC145026可对9位并行输入数据进行编码,并在接收到传输启动信号(TE)时,输出串行数据。TE是传输启动信号的输入端。当它为低电平时,器件开始启动传输过程,为高电平时,器件完全被阻塞,无信号输出。RS、CTC、RTC是内部振荡器的外接元件,其参数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通常RS、CTC、RTC取值为400pF<CTC<15μF,RS=2RTC,RS>=20KΩ,RTC>=10kΩ,振荡器的频率f≈1/(2.3CTCRTC),取值范围为1KHZ-40KHZ。若频率超过此范围,精度将降低。DOUT是数据输出端,依次送出经过编码的数据。

外文研究论文篇(10)

【关键词】会计;文化;会计文化

企业文化研究的深入①,引导和推动了会计文化的研究,而会计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其各部分都体现着人类创造的文化。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会计与文化问题召开过几次重要的国际性研究会,如1985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再次掀起了全球范围内会计文化的大讨论,之后经过1986年8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会计学会年会关于会计与文化的专题研讨及198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特别是1990年6月11日-13日在乌默奥市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文化经济大会上,学者们围绕文化会计与文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更把世界上对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文化经济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所有这些都全面推动了新形势下会计文化的世界性研究。

就总体而言,国外在会计文化研究中目前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小、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阳刚与阴柔);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雷(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职业化与法律管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保密性与透明性);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具体为:

西方国家在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中,探讨了文化对会计的决定作用,即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文化是一国会计制度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Hofstede)的价值倾向文化取向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②,他根据一项对52个国家和地区的IBM员工的问卷调查,用统计方法归纳出4个用以区别民族文化特征的社会价值层面(AViewofsocialValue)。

1.利己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sersusCollectivism),这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保持结合的程度,即人们在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度。来源于/

2.大跨度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小跨度的权力结构(Wide-rangedpowerstructureversusnarrow-rangedpowerastructure),这是指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机构或组织中权力分配的程度。

3.强避免不确定性取向相对于弱避免取向(ThestrongdesireofuncertaintyavoidanceversusTheweakdesireofuncertaintyavoidance),这是指社会的成员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能够容忍的程度。

4.阳刚相对于阴柔(MasculinityversusFeminirity),这是指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从社会中两性的作用划分人们在社会中的男性特点或女性特点的差异度。

1988年,霍夫斯泰德和鲍德(Bond)通过研究中国的儒家文化,提出了第五维度,即短期与长期的目标(Short-termversusLong-termOrientation)。注重实现短期目标的社会,为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不计成本,投资注重短期回报;相反,在注重实现长期目标的社会中,更多地关注通过不断努力而实现的长期目标。

葛雷(Gray,1988)则在Hofstede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到与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力求提出一套能反映对财务实务工作具有不同财务行为方式特点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模式,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VersusStatutoryControl),表示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是依据财务职业判断还是依据法律规定和约束;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VersusFlexibility),表示在财务规范的制定和遵守中是强调和偏向灵活还是一致;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表示在财务的处理和计量中是采用大胆创新的方法还是传统谨慎的方法;保密/透明(SecrecyVersusTransparency),表示在财务信息的披露中是倾向于对外公开还是对外保密。

霍夫斯特德(Hofstede)和葛雷(Gray)的研究认为,文化维度和会计价值观的关系如表1所示:

注:表中,“+”表示因素之间有正向关系;“-”表示逆向关系;“?”表示关系的性质尚待确定。葛雷假设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会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权力距离;最后是阳刚之气。

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Harry.H.E.Fechner)和艾伦·基尔戈(Alankilgore)认为,虽然现有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会计亚文化及会计惯例间存在着联系,但这些研究还不能很好解释Hofstede和Gray所确定的英美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及其他类型国家群体内及群体间所存在的会计差异。他们认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联系就是经济因素影响计量及其应用的会计惯例以及会计亚文化价值。因此,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会计亚文化价值及其映射的会计惯例间的联系产生适度的影响。由于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形成了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

阿潘(Arpan)和雷德伯格(Radebaugh)认为对会计实务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文化因素有四个:1)人们的保守主义倾向;2)人们对保密的态度;3)人们对商业活动的态度;4)人们对会计职业界的态度。

斯克勒德(Schreuder,H)以欧洲和美国为例研究了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欧洲的会计文化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内容层面,国家导向的元素很重,各国别之间的会计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欧洲会计文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改革”。

佩雷勒(perera)和马修斯(Mathews)根据霍夫斯特德和葛雷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与推论:

1.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大,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弱,那么其会计文化中表现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大(或统一性较小),保密倾向小,保守倾向也就小。

2.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小,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强,那么其会计文化表现出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小(或统一性较大),保密倾向大,保守倾向也就大。

雅吉(Jaggi)和洛(Low)研究了文化、法律体系和会计披露之间关系的财务披露模式。按照他们的假设,文化价值对披露的影响力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促成的。尽管成文法国家文化价值对财务披露的影响比市场力量对其影响更重要,但在普通法国家市场力量对财务披露的影响力更强。

舒尔茨(Schultz)和洛佩斯(Lopez)通过实验研究了法国、德国、美国三个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在面对相当的经济事实和相似的报告准则时对财务报告评价的一致性。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作出决定的依据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体制、财务资源和国家文化。

巴瑞C.麦肯兰(BarryCMelancon)认为会计文化应建立在会计职业的传统价值之上。比如要从表层甚至深刻的内涵上严格致力于诚信,热衷于纠错,遵守法律规章。

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更广泛地研究会计文化问题,其中,文化相关性以及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Chanchani和MacGregor1999)。例如,一些研究者考察了会计与发展中国家需求之间的关系(Perera1989)、会计与宗教的关系(Hamid等,1993)、会计与控制系统的关系(Harrison1993)、会计与协调化之间的关系(Goeltz1991)。Choi和Mueller(1992)提出了会计的服务,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会计环境不同,因此,会计系统也存在着差异,而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是文化。

在会计文化研究中,强调人的作用。例如,K.V.Peasnell等(2000),AprilKlein(2002)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起着积极作用,Charles等(2000)发现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重与财务披露的广泛性存在正向联系。Weisbach(1988)发现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大于60%的公司,独立董事在监管经营者业绩和大股东关联交易上不遗余力。Huimin&Mak(2002)则选择了NYSE、AMEX和NASDQ上市的高研发投入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理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呈W形,强调了行业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其他,如关于预算松弛问题国外的学者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不断有所尝试和突破,并且也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Kaplan和Norton(2002)教授再次发表了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点。

还有,学者们在对会计文化个体为单位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丁吉晶(2007)认为“德国是一个审慎的民族,人们对于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不愿冒风险。用Hofstede对文化模式的划分范式,德国有着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权距及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都较大并且偏向于阴柔。文化反映在会计信息披露上,体现了偏向保密原则;而在会计核算方面,则体现为保守、稳健的原则”。姜玉英(2007)认为:“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创新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以商法为中心,证券交易法和法人税法为辅的‘三法体制’的会计制度。商法采用德国模式、证券交易法采用美国模式,使其会计目标具备了既保护债权人利益又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双重特性,形成了基于法律规范的、由商法会计、证券交易会计和税法会计构成的会计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会计原则方面的会计制度、商法方面的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法方面的会计制度、税法方面的会计制度和会计职业方面的会计制度五个方面”。杨华(2006)认为:“英国会计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真实和公允,这一要求在1948年的《公司法》中最终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刘骏(2006)认为:“英国会计规则制定方法的规则导向与其社会文化的普遍规则主义密切相关。”“美国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程序源自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导致了会计规则制定理论依据的庸俗化”,美国会计管理注重风险管理,国际交流,国际审计网络建立,强调会计教育的重要性,注重会计教育的未来等。法国会计中政府的作用很大,“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法国会计一直受到国家的全面干预。政府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并牢牢控制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为此,法国会计理论及技术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的控制”。法国会计也表现为重商主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统一;善于对别国会计发表意见;善于进行自身完善,如1999年又修订了会计总方案。

国外学者对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大都是文化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方法,其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文化的不同与会计差异之间的关系。但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规范性研究明显不足,这妨碍了对会计文化的整合与升华。

【参考文献】

[1]Hofstede.Culture’s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work-relatedvalues[M].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1980.

[2]刘文欢.文化、会计亚文化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的选择——基于中美比较分析[J].审计月刊,2007.8.

[3]Gray.S.J1988TowardsaTheoryofCultura11nferenceontheDevelopmentofAccountingSystems1nternationally.Abacus,Vol.24,No1-15.March1988.

[4]李洁慧.浅谈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J].商业经济,2006(7):114.

[5]HarryH.E.FechnerandAlanKilgore:“TheInfluenceofCulturalFactorsonAccountingPractice”,IntJAcetg(1994)29:265-277C1994,TheUniversityofIllinois.

[6]J.S.ArpanandL.H.Radebaugh.inlernationalAccountingandMultinationalEnterprise[M],NewYork:JohnWilley&Sons.Inc,1985.

[7]Schreuder,H.1986.“Practiceandculture:AEuropeanPerspective”,Accountingandculture:PlenarySessionPapersandDiscussants’Commentsfromthe1986AnnualMeetingoftheAmericanAccountingAssociation.

[8]M.H.B.Perera:“Towardsaframeworktoanalysetheinpactofcultureonaccounting”InternationalJournalofaccounting,1989,Vo12442-56,theUniversityofIllinois.

[9]郝振平.会计的国际透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10]Jaggi,B.andP.Y.Low.2000.Impactofculture,marketforces,andlegalsystemonfinancialdisclosures.TheIntenationalJoumalofAccounting.Vol.35:495—519.

[11]Schultz,J.J.andT.J.Lopez.2001.Theimpactofnationalinfluenceonaccountingestimates:implicationsfor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etters.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ccounting.VO1.36:271—290.

[12]BarryC.Melancon,“ANewAccountingculture”,JournalofAccountancyoct2002.

[13]ChanchaniS;MacGregorA.1999AsynthesisofculturalstudiesinaccountingJourn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81-30.

[14]HamidS;CraigR;ClarkeF.1993.ReligionAconfoundingculturalelementintheinternationalhaimonizationofaccountingAbacusVo129.131-148.

[15]HarrisonG.T.1993RelianceOnaccountingperformancemeasuresinsuperiorevaluativestyletheinfluenceof’nationalcultureandpersonality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ltyVol18319—339.

[16]GoeltzR.K.1991.InternaTionalAccountinghaimonization.Theimpossible(andunnecessary)dream.A-ccountingHorizonsVol5(March):85-88.

[17]ChoiF.D.S,Mueller,G.G.1992InternationalAccounting2ndeditionPrentice-Hall.

[18]Peasnell,K.V.,Pope,P.F.,Young,S.Accrualmanagementtomeetearningstargets:UKevidencepre-andpost-Cadbury[J].BritishAccountingReview,2000,32:415-445.

[19]AprilKlein,Auditcommitteeboardofdirectorcharacteristicsandearningsmanagement[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2002,8:375-400.

[20]CharlesJ.P.ChenandBikkiJaggi.AssociationbetweenIndependentNon-executiveDirectorsFamily.ControlandFinancialDisclosuresinHongKong[J].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2000.9.

[21]Weisbach,M.OutsideDirectorsandCEO’Turnover[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8,20:431-460.

[22]Huimin.C&Y.T.Mak.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agerialOwnershipandFirmPerformanceinHighR&DFirms.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J].2002(8):313-336.

[23]MargaretPoon,BudgetParticipation,GoalInterdependenceandControversy.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J].2001(12):100~116.

[24]MargaretPoon,BudgetParticipation,GoalInterdependenceandControversy.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J].2001(12):100~116.

[25]Kaplan,R.S.,Norton,D.TheStrategy-FocusedOrganization:HowBalancedScorecardCompaniesThriveintheNewBusinessEnvironment[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2000.

[26]丁吉晶.从德国会计模式之成因看中国会计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S1):156.

上一篇: 合同管理规范 下一篇: 年度安全述职
相关精选
相关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