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1）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除人均绿地面积为市辖区数据外，其它都为市域数据。

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可以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计算过程如下:

1．2．2Moran＇sI指数通过对GlobalMoran＇sI的全局自相关统计量的估计，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度和空间差异程度，文中通过Arcgis9．0软件的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模块实现。

1．3指标体系建立

在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可量可比性的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发展四要素及两个附加要素)和产业周期理论(产业初级阶段的要素投入)，依据数据的典型性、可获得性和代表性，从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政策体制支撑四个方面选取35个三级指标，构建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表1)。

2结果与分析

2．1资源环境支撑条件首先，对2010年资源环境支撑条件6项指标的286个城市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利用熵值法计算出286个城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将所得数值录入ArcGIS9．0软件，通过自然断点法按四级分类得到如图1a，同样按照上述过程得出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及政策体制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最高的十个城市分别是鄂尔多斯、河源、嘉峪关、威海、石嘴山、许昌、十堰、伊春、黄山和金昌。最低的十个城市分别是宜宾、晋中、南平、临汾、吕梁、宿州、孝感、茂名、内江、贵港，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的均值相差3倍之多。从我国整体区域来看，资源环境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较为分散，且很少是大城市，而条件较差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成渝地区、秦岭淮河一带和广西西南部。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因素主要是人均建成区面积，权重约0．443，其次是人均绿地面积0．377、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0．028、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0．014、工业烟尘排放量0．04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093。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向拥有优良环境、宽松工业园区用地的城市布局，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具有宽松的用地条件和优良的城市环境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向外拓展受限，人口又相对集中，人均用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相对较小。

2．2社会经济支撑条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有交通与通讯，权重约为0．477，金融环境0．286，经济基础0．119，市场环境0．117，可以看出支撑一个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大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交通通信条件和金融环境。从图1b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或重要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天津、广州、东莞、重庆、宁波和大连，大部分都处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核心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较好，有着沿海及沿江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也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及次金融中心，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市场较为成熟，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流条件、金融环境和产品市场。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如平凉、白银、固原、思茅、丽江、武威、昭通、临沧、定西和陇南，处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南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交通通讯设施较为落后，金融环境及招商引资的条件相对较差，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较低，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地区的均值相差31倍之多。

2．3科技创新支撑条件科技创新因素主要有科技支撑，权重系数为0．582(普通高等学校个数0．141、专利申请量0．28、国家重点实验室个数0．161)，人才支撑权重系数为0．418(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59、信息传输及计算机软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46、文化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27、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0．286)。科技创新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广州、深圳及中西部省会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重庆、上海、苏州、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杭州和南京，这些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从事计算机软件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有关创新和高科技行业的公司数量众多，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多，专利成果数量占国内比重较大，如2010年北京高校89所，两院(科学院、工程院)科研院所60家、科技创新从业人员102．72万人，专利授权量3．4万件在全国都居首位。排名后十位的城市有白银、石嘴山、鹤壁、防城港、黑河、双鸭山、中卫、鹤岗、克拉玛依和金昌，这些地区大多是中西部的资源型城市，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少，从事科研、计算机软件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员也相对较少，城市创新环境欠佳。排名靠前的十个城市和排名最后十个城市均值相差25倍之多。另外，图1c中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资源环境支撑条件0．25、社会经济支撑条件0．072、政策体制支撑条件0．158)，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2．4政策体制支撑条件政策体制因素主要是科学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权重系数约为0．616，政策环境0．384。支撑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及京津地区。十个最高值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中山、苏州、佛山、合肥、杭州和珠海，十个最低值城市为广安、武威、钦州、防城港、阜新、广元、七台河、贵港、陇南和松原，十个最高值城市和十个最低值城市均值相差43倍之多。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京津地区的产业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些城市对新技术及新产品的重视程度较高，政府层面上分配较大部分的财政支持新技术及新产品项目的研发，可以及时察觉到国内和世界范围产业发展动态，为实现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2．5综合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

综合支撑条件测度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看作一个底面是正方形，四条棱(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都垂直于底面，长棱和短棱顶端相连的不规则物体，其条件优越度为这个不规则物体的体积(图2)，则体积计算公式为。其中，Imax为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中值最大的，Imin为四方面支撑中值最小的，Ia和Ib为其余两个方面的支撑，R是底面正方形的边长，这里假设为1，由此得到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的值(表2)。基于模型测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优越度属于无量纲且取值范围在0～1之间，经过Arcgis9．3软件空间可视化并将综合支撑条件的值与其均值、四分位点值进行比较，参照自然断点法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图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差异Fig．3Regionaldifferentiationofcomprehensivesupportconditionforthedevelopment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inChina件分为:优势突出区域(≥0．18)、优势良好区域(0．18～0．13)、优势一般区域(0．13～0．08)和优势不显著区域(0．08～0)四个等级(图3)。采用Moran＇sI指数，在Arc-GIS9．3中调用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计算得到Moran＇sI=0．25，Z=18．89。正态分布99%置信区间双侧检验阈值为2．58。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发展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互邻接，发展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互邻接的现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津京地区、山东半岛临海区、珠三角核心地区、长三角核心区、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辽东半岛、福建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这些区域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和政策体制支撑等都有较好的基础，综合支撑条件得分较高。优势良好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区、山东半岛西部、长三角扩展区、珠三角扩展区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优势一般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及东部的部分地区。优势不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中部和南部、四川北部和南部、广西西南部地区。

3讨论

(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和资金投入的特点，决定了在四个支撑条件中，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支撑是基础。政策体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起着关键作用，新产业发展初期阶段力量十分薄弱，需要依靠政府的指引和资金投入促使其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资源环境可以更加突显一个地区的优势或劣势，但并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是巨大的，技术可以促使产业发展呈现成长、淘汰和稳定的过程，因此，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国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用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同时具备四个支撑条件的地区优先重点发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再向地区梯度推移。因此，在辽东半岛、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及省会城市优先重点发展，再向地区推移、辐射，形成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结构。(2)结合实证讨论，如《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全面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合理。因此，广州市等优势突出区域应利用其综合优势全方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层次化和高端化，利用优惠的政策环境、发达经济基础、强劲科技创新活力加强与世界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和竞争，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石家庄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以生物产业为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特色，建立全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但该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存在较多问题如:高端人才缺乏、产业外向度低、相应的基础设施等还不太完善以及面临着京津发达地区产业重构和竞争的挑战。因此，如石家庄市这样的优势良好区域应避免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等某一方面的掉队，全方位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建立起从设计到生产、从城市到重点乡镇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运行体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应发挥本区特色避免与优势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趋同，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作用，引导和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化发展。《玉林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而本地区最具优势的是以柴油机为重点的动力机械制造业和现代中药产业，其他行业优势不足。因此，如玉林这样的优势一般区域应充分发挥本地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建立一两套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体系，其他行业的新兴产业应以配合优势区域和优势良好区域为主。优势不明显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大阻力，而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生产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产品再通过贸易来获得不具备优势的产品。所以，优势不明显区域应以提高人民福祉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通过市场贸易来满足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只有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主要城市发展一定量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制取、天然生物制品医药和现代中药等不需要高投资、高科技的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3)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邻接、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邻接的现象。因此，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形成两个一级产业集群［20］即:长株潭－珠三角－闽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赣北－皖中－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五个二级产业集群［21］即:哈大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辽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山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呼包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要协同发展，避免产业选择趋同和重复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2）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8点意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之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突破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逐步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步理解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

——全局性。即战略性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长远性。即战略性产业在市场、产品、技术、就业、效率等方面应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导向性。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具有信号作用，它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重心，是引导资金投放、人才集聚、技术研发、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动态性。即战略性产业要根据时代变迁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等变化带来的新要求。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依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国长远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既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更要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应体现上述四大特征，并遵循以下六大准则。

第一，国家意志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反映一个国家的意志和战略，体现一个国家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和可率先突破领域。

第二，市场需求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长期稳定而又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

第三，技术自主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掌握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否则就会受制于人。

第四，产业关联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很强的带动性，能够带动一批相关及配套产业。

第五，就业带动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第六，资源环境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对资源消耗低、对环境污染少的特点。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产业等。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扩大投资与促进消费相结合的产业，是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相结合的产业，是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的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尽管早在“九五”计划中我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于“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资源、资金和物质投入带动的状况没有改变。伴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提升我国产业产品附加值，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到2020年新能源利用量如果占到能源消耗的20％，每年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亿吨。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不失时机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关系到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课题组测算，未来三年新能源产业产值可望达到4,000亿元；2015年环保产业产值可达2万亿，信息网络及应用市场规模至少达到数万亿元，数字电视终端和服务未来六年累计可带动近2万亿元的产值；2020年广义生物产业市场规模约为6万亿元。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2010年核电投资可以拉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对120个国家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宽带服务普及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能带动1.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从增加就业看，据IBM和中国有关部门的联合分析，如果中国在智能电网、宽带、智慧医疗上投资1,000亿元，将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50万。

(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当前，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提出了“再工业化”、“低碳经济”、“智慧地球”等新的理念，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环保、生命科学等领域发展，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这从客观上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制约。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启动较早，有的与国外同步，甚至先于国外。只要我们战略对头、行动有力，完全可以抓住经济危机带来的产业变革和科技变革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以物联网产业为例，我国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示范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加快突破物联网关键技术，无疑将对实现信息技术自主自控、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抢占信息技术制高点提供重要的支撑。加强新能源产业、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将推动我国能源技术进步，避免受制于人，促进国家能源安全。

(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市场需求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并显著提高生产力。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它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造福于广大群众，提升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再如生物育种行业，这是关乎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突破口，随着转基因技术在粮食和食品领域的推广应用，这将显著促进农业发展。又如，物联网在环境监测、电网、地震监测、安防、动物溯源、生产监控、物流、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对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善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而发展电动汽车可利用低谷电，有效利用发电能力。

三、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部分领域的科技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新兴产业发展市场空间巨大，具备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人才和产业基础。

——从产业基础看，产业化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开发利用取得一定进展。我国已形成规模较大、体系相对完善的新能源产业，光伏电池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硅材料国内自给率达到了25％，太阳能热水器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风电内资与合资企业产品装机容量超过外资企业，已具备每年生产6-8台套核电设备的能力。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应用试验示范计划，自2010年起在全国13个城市逐步推进。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已初具规模，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基材料等许多新产品、新行业快速发展。物联网已开始在智能物流、交通、智能电网、安防、环境监测等领域开展应用。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IPV6互联网，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从技术基础看，我国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对较小，有些领域具有同发优势、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局部领域取得领先优势。如在电动车上，我国动力电池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产品研发与国外先进水平比较总体相当，车用电机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是为数不多的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产业领域。生物产业上，我国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蛋白质工程、生物芯片、干细胞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具有较高研究水平，一大批生物技术成果或已申报专利或进入临床阶段或正处于规模生产前期阶段。在物联网技术上，研发已有10年，一批关键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已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国之一。

——从资源条件看，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上，我国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约26万种生物物种、12，800种药用动植物资源、已经收集32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具有十分珍贵的人类遗传资源，至今已收集了3，000多个家系样本；建立了全球保有量最大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与亚洲最大的微生物资源库。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世界排名第一。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2／3的国土面积年日照小时数在2，200小时以上。全国陆地可利用风能资源加上近岸海域可利用风能资源，共计约10亿千瓦。生物质资源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5亿吨标准煤，今后随着造林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可达10亿吨标准煤。在电动汽车发展上，电动汽车的关键零部件所需的原材料，如锰、铁、钒、磷、稀土等在我国是富产资源；电力供应充足，一天的低谷电量可供4，000－5，0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同时电力来源广泛，可以充分利用多种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支撑新能源电动车的发展。

——从政策环境看，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央多次明确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相关部门正在抓紧落实，制定发展措施。各地政府积极响应，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政策意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此外，巨大市场需求和低成本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丰富的人才队伍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不可否认，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发展模式、技术创新、配套机制等方面还不成熟，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体制机制存在约束。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相互分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制约了发展合力的形成和新技术的应用。在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等存在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不能有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较薄弱，“短板”仍然较多，技术创新的支撑体系还很不完善，缺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的前瞻性技术储备，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高层次、高水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缺乏，经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财政资金投入偏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当前国家没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比较完整具体的投融资政策，行业、企业和建设项目向银行、向社会融资难度大，直接影响到高技术成果的孵化和产业化。

——产业配套能力有待提高。支撑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尽合理，优势资源没有真正集中配置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不少新兴产业还未建设规范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和终端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在推广应用上，还需要大力探索有效的商业盈利模式。

五、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以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以争夺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为战略重点，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一)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构建高效、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体系

我国人均化石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快发展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势在必行。

——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风电应制定实施进入大电网的技术标准和容量配额标准，太阳能光伏发电应集中突破电池组件技术及大规模储能和输电技术，生物质能应重点发展沼气综合循环利用和生物燃料技术。

——强化新能源及装备的核心技术研发。在继续做好APl000三代核电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同时，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机型，加强铀资源保障和战略储备。加强风电、太阳能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

——实现煤炭合理高效清洁利用。在广泛应用先进煤炭资源勘探、煤矿开采、安全生产技术和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的基础上，着力发展超临界等大容量、高效率、低污染的煤炭直接燃烧技术，中远期要把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作为战略选择。

(二)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满足经济、社会和国防建设需求

我国已是世界材料大国，钢铁、水泥等传统材料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某些新材料领域研发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要实现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战略转型，必须加快发展关键材料和器件。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若干新材料领域产业链专有的技术开发体系，推动我国电力、建筑节能、航空航天、装备工业新材料，水利、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高性能材料形成国际竞争力。

——促进新一代生物基材料、战略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超级结构材料、纳米材料及器件、稀土和化工新材料等产业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促进产业集聚和资源整合，加速推进新材料产业与传统原材料工业实现融合发展，鼓励企业跨行业兼并重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新材料产业集团。

(三)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节能环保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前景广阔。我们必须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大力推动应用工程建设和运行，加强节能环保和循环利用领域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的研发，促进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技术与装备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研发先进节能环保装备，加大节能产品惠民等已开展的节能环保工程实施力度。

——加快发展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生态效率评价服务、清洁生产审核、绿色产品认证评估服务、环境投资及风险评估服务，继续拉动市场需求，推动产业发展上规模上水平。

——健全节能环保产业服务体系，要以标准化、系列化、国产化、现代化为导向，坚持政府扶持和市场规范运作相结合，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促进节能环保咨询服务业和环境服务贸易发展。

(四)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努力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服务

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必须把生命科学前沿与传统医学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以创新药物研发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医药研发产业链，大幅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基础研究。重点研究生物医药研发技术、后基因组技术、再生医学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及远程技术等，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推进资源整合。合理规划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较强的骨干企业。

——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生物医药产品市场监管，鼓励企业申请有关安全、质量、环境管理等国际体系认证。

——注重人才培养。既要培养高端生物技术研发人才，也要培养一线生产技术人员。同时，为回国创业人员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提供场地、资金、设备等方面支持。

(五)加快发展信息网络产业，带动制造业、服务业优化升级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快构建我国无所不在、人人共享的信息网络体系，走出一条普惠、可靠、低成本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新路。

——加快实现三网融合。确定合理、先进、适用的技术路线，促进网络建设、业务应用、产业发展、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模式。

——推进“感知中国”建设。抓紧突破物联网关键技术，制定标准体系、拓展应用领域，抢占国际物联网产业发展制高点。统筹物联网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推动传感网与通信网融合发展。

——开展后IP时代技术研发。研究网络虚拟化技术及支持存储／计算等资源虚拟化的智能重叠网技术，研究高效网络数据交换、路由及端到端质量管理等关键技术。

(六)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产业，实现迈向制造业强国的战略转型

高端制造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要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战略转型，一定要有全球领先的高端制造业，一定要用中国装备装备中国。

——大力发展光机电一体化技术。重点抓好微机电系统和机器人技术、核心单元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特别是数控机床技术。

——集中突破重大成套装备制造技术。研究开发大飞机、大型清洁火电与核电、海洋工程等设备及关键技术，研发新一代流程工业成套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能化设计制造及基础制造装备。

——着力抓好重点经济区域率先发展。率先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突破发展高端制造业，上述三大区域无论传统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都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步建议

当前，我国已进入必须以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发展的关键阶段，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是我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我国产业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3）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人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就要下好人才“先手棋”。

创新人才政策体系，提升人才服务效能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创新人才政策体系，培育造就一支门类齐全、素质优良的产业人才队伍，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建立起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人才支撑体系，面向我省大数据与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与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先进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人才政策体制改革，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壮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人才的选拔培养，大力开展省高端人才、省管专家、“百人计划”、省政府特贴专家选拔工作，确保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培育高素质工匠人才队伍，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大力开展“技工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鼓励示范院校与制造业先进国家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培育国际性工匠人才；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多设立一些部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立起覆盖城乡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网络和绝招绝技代际传承机制；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造就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工匠人才队伍。

改革人才评价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4）

（二）过度干预及资源整合不利的科技支持体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发展多为战略上的宏观考虑，而微观和战术层面考虑过少。且科技管理存在过重的行政干预色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层面虽然是国家层面，但产业链及生态圈的二次划分却由各地方政府决定。由于缺乏沟通以及存在利益纷争，地方政府选择进行人才引进和技术支持的产业门类出现重复，这导致科技资源的重复利用和资源浪费。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组织架构仍沿用传统工业的科技体系布局，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导致出现科技倒挂现象。[4]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支持绝大多数还来自于政府控制的研究院所，企业掌握的民间智库和研究团队稀少且能力薄弱。这样的组织架构固然能将一些尖端技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对于民资新兴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科技成果难以满足不同领域的企业的具体要求，有时必须进行二次研发，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更浪费资源。除此之外，多头共管、层级冗杂的组织架构导致科技组织内部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技术研发和流转成为政府控制力下的权利。科技立项、批准及资源调配的整个技术研发链条都受制于复杂低效的体制限制。科技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体制落后带来的又一大弊端。科学技术的演进离不开人，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创造力的科技研发人员。当下的科技体制缺乏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全周期培养，过分重视末端培养，而没有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导致尖端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始终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一）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是建立顺应周期的分层次、结构性税收体系。对推动指定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和并购投资等资本运作行为进行减免税收的优惠，以此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鼓励更多在针对性领域活跃的企业进行深入开拓；对于传统能源集约型、资源集约型和不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企业开征更高的环境税和资源税，以此逼迫传统企业实现转型，将市场更多让与新兴企业；进一步分层次地推广“营改增”，以满足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根据其发展特点对财税优惠政策进行微观调整，以适应其演化需求。二是对购置无形资产和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目前，对于企业为了快速掌握技术优势而购置的专利、版权和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尚缺乏相应的财政补贴。所以应当建立无形资产购置补贴专项资金，给予能够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产业环境具有改观作用的技术等无形资产专款专用、一款多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新固定资产，应鼓励其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其更新固定资产。[5]三是均衡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市场尚未形成、原始积累尚未完成的初期至关重要，能够盘活企业的资金流，并为新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和及时修正提供便利。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采购本土研发生产的、具有战略性特征的新兴产品，出台强制性的政府采购保护性清单，突破过往仅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进行政府采购的限制，利用政府掌握的工程建设项目充分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一代通信产业倾斜，利用民生项目向生物医药产业倾斜，利用公务用车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倾斜。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一是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国外机构对企业进行贷款审查主要通过5C评估机制，即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资本（Capital）、状况（Condition）。这比我国仅基于企业实体资本规模确定借贷规模更为科学。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多于实体资产，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于拓展融资渠道显得格外重要。由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只能以预期现金流为担保，所以对于资金供应方来说风险相对较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借助政府主导的政策投资银行的金融协助，建立类似日本“信用补充制度”的协同担保体系，整合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信贷协会等方面的力量以分化风险。同时，除了直接与政策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外，应加强知识产权流转管理机制及其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行市场化操作，以利资金良性循环使用。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先导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导致融资市场接受度较低，而政府先导基金作为政府设立的按照市场化运行的非盈利基金，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小企业投资促进计划（SBIC），经过严格筛选挑出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占据能力的企业进行种子期和成长期的扶助，相继培养出Intel和苹果等著名企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联合牵头，以国家政策性银行为纽带推进政府先导基金发展。政府先导基金不是直接在市场运行的基金，并不直接作用于具体项目，而是创投基金的投资基金，主要功能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政府先导基金应注意对金融市场的培育，杜绝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寻租行为，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基金退出机制。三是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活化金融市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金融环境最能适应以民资中小企业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开放垄断领域，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降低民资市场准入门槛。同时引导民间资本专注稳定投资，减少短期行为，树立长期投资的思想。

（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是整合资源以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小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绝对主体，而最迫切需要科技体制支持的也正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和更细化的政策支持。对于有能力自主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做好相关辅支持，例如开放部级实验室和相关基础性研究资源；对于尚无能力完成自主研发的企业，政府应当担任科技研发项目牵头人，整合包括政府、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各企业在内的诸方资源，以项目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提供全程科技支持。二是革新自主创新机制。包括两个维度，即内在革新与外在吸纳。具体来说，包括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机制、技术逆向突破及再创新机制、国际分工合作机制、集成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政府应当引导建立一种主体以民资企业为核心，机构以研发机构为关键的自主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民资、外资等诸方面的作用，根本上增加科技实力。三是加大高等院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学科的设置，重点培养交叉学科的关键人才，在具备条件的院校、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实验室。同时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建立起中学、大学到继续教育的全过程培育，着重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科技型人才，避免人才二次塑造。四是建立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研发相关保护性法律法规，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重点维护；将对科技成果的保护放在未来一段时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位置上。同时，支撑起保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设备引进、人才吸纳、专利保护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5）

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提出的一个新概念。2009年9月，总理首次提出要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2010年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自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说，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刚起步而已被较广泛研究的领域。为系统深入地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必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从中找出研究脉络，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文献回顾方面，有两位学者已经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文献回顾研究。欧阳 （2010）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战略性产业、主导产业等概念的描述，科技革命、国际金融危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联系分析。冯春林（2011）总结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及发展对策方面的研究。但这些回顾都只是从某种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进行归纳，而且并未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设想和总结。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方兴未艾，短时间内成果不断涌现，对于文献的回顾也须更新。本文的创新之处即在于此，通过5个分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研究进行相对全面地整理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文献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国际发展经验、产业选择与评价、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对策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当前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并无统一认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看法：从“战略性”和“新兴”双重内涵来界定和侧重“战略性”内涵的界定。持前一种看法的学者较多。

总理（2009）指出，“战略性”是必不可少的，“新兴”则是指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华文（2010）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战略性”指这些产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极强的拉动效应；“新”是相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些产业的产品服务或组织形式是以前没有的；而“兴”就是指刚刚崭露头角，未来可能会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有主导作用的产业。骆祖春（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其中，“战略性”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新兴”则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科技部部长万钢（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其次，这些产业必须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可能性。朱瑞博（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牛立超（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那些利用先进科技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国际发展经验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经验的研究，现阶段较少，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政策支持和发展现状特点的总结。骆祖春（2011）分别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特点与经验，提出了对我国政府的建议：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资金支持为主向政策支持为主转变等。陈文锋（2011）从产业规模、产业技术方面描述了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并总结了三大关键发展措施：提升战略地位、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和扩大开放程度。刘铁（2011）概括了美、日、欧、韩等发达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措施，指出重要经验在于：政府的规划、调控、引导是新兴产业崛起的关键，实施财税优惠、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是保障。邹辉霞（2011）从复杂科学管理整合论视角，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对策。程郁（2011）以风能产业为例，比较了其国际政策经验，提出了我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

产业选择与评价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及内涵并无统一说法，导致它所涵盖的产业领域并无一致认识，这就引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选择的同时又需借助一定的评价标准，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的研究往往结合在一起进行。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与评价。

（一）国家层面

高友才（2010）认为要根据产业创新力、产业引领力、产业持续力、产业聚集力、产业碳减力五力特征，正确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刘洪昌（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应遵循国家意志原则、市场需求原则、技术创新原则、产业关联原则、就业吸纳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贺正楚（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体现产业全局性、产业先导性、产业关联性、产业动态性这四个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了13个评价指标，利用Weaver-Thomas模型来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区域层面

胡振华（2011）分析了层次分析法（AHP）、信息熵法（IE）和主成分分析法（PCA）等现有产业选择与评价方法应用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足，根据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的特殊性，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AHP-IE-PCA”组合赋权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郝明丽（2011）提出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四大原则：比较优势、市场需求、技术自主、生态化，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胡莺（2011）用因子分析法，处理辽宁省19个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研发效益、产业规模、产业生产效率的分数以及产业的综合评价分数，得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结果。臧学英（2011）、欧阳佳妮（2011）分别从非粮生物质能源领域和生态学视角研究了京津冀、武汉城市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

此外，少部分学者专注于已被选择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评价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张良桥（2010）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了评价；樊茗 （2011）结合波特钻石理论，构建了以产业资源潜力、产业联动效应、产业需求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为一级指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评价模型。

产业培育和发展对策

作为应用研究的热点，国内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对策，文献非常丰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定位，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支撑，产业集群建设，产业创新以及区域单一产业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等。

朱瑞博（2011）认为政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应由创新链整合机制、产业链整合机制、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机制、社会系统配套机制四部分构成。于新东、牛少凤（2011）、剧锦文（2011）认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一定要围绕市场，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主导下的内生发展路径。在发展初期属于幼稚产业，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外力扶持，但政府仍然属于外生性因素，市场调节才是其发展的内生变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金融和财税政策。袁青松（2011）提出了商业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信贷策略：明确方向、创新思路、创新产品、综合服务。顾海峰（2011）以生命周期理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业态演进为切入点，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并分别从政策性直接金融、政策性间接金融层面设计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政策。李波（2010）认为应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的衔接，并提出了具体的税收政策内容。童汝根（2010）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邓保生（2011）认为，应明确完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税收政策支持的基本思路，通过具体税种的优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

刘志阳和程海狮（2010）探索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培育模式，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实质上是战略性新兴企业创业扩散的过程。衍生式、裂变式和复制模仿式创业扩散分别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型集群、核心企业型集群和横向产业集群的形成。李扬（2010）在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三种典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进行了比较。孟玉静（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速器”。

刘辉锋（2011）认为当前我国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质在于抓住国际上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机会窗口”，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实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邓龙安（2011）根据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下的一般创新理论，得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行模块组合和构架组合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块网络的组织创新管理和综合开发的市场创新管理的结论。陆国庆（2011）、吴福象（2011）用不同的模型和实证分析进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绩效研究。

李赶顺（2011）、王薇（2011）、薛艳杰（2011）、吴先满（2011）、陈蕊（2011）、杜丹（2011）、黄先海（2010）等学者分别探讨了河北、江西、长三角、江苏、云南、广东、浙江等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对策与趋势。张雄（2010）、张吉吉（2011）、仲雯雯（2011）等学者分别探讨了现代中药、光伏、海洋产业的发展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熊勇清（2010）提出了战略性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的解决思路，对两类产业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内容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就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的主要阶段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具体研究。刘嘉宁（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二者之间耦合通过产业内部网络系统实现，耦合点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着眼点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段炼和赵德海（2011）、裴长洪（2010）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制造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即制造业服务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结和评析

近两年来，国内学者们就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量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理论研究也必将不断发展，目前研究中的主要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内涵、特征界定不清晰

学者们在实际选择和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往往更加重视“战略性”特征，忽视“新兴”特征，导致选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与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没有区别，使得选择失去意义。同时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应在抓住“战略性”和“新兴”两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应具有自己的区域特色，不可能与中央政府制定的七大产业完全一致。

（二）理论基础薄弱

由于这一概念提出较新，缺乏理论积累，现阶段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量研究集中于应用层面，如发展现状、发展对策等，却忽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机制、作用机理、替代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看出，各组织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研究报告或期刊论文的形式出现，相关专著和学位论文较少，也反映了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

（三）定量研究、实证分析较少

目前少量的定量研究仅集中于产业的选择与评价、产业绩效的创新方面，缺乏其余环节如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的定量研究。此外，实证分析较少，仅有少数文献利用区域性单一产业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四）对策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的对策普遍相似。实际上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的产业特性，使得其培育和发展的对策不可能相同。这是因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产业经济方面的专家，并非某一个产业的专家。同时，现有的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对策的研究，大都注重宏观的思想性材料的列举，比如提到产业引导、科技支撑、优化环境等，都是一些比较宏大的、抽象的策略与建议，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可见，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不论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不足。这需要广大学者在产学研合作、跨学科整合的基础上，研究和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及内涵，根据区域特色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基准，并更多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了解其发展现状、关联效应、发展绩效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强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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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春林.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11（1）

3.华文.集思广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内涵与领域[J].新湘评论，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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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96-03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必要性

从本质上看，世界各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起因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恢复、提振经济的战略选择而提出来的。其共识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率先走出经济危机，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1]。而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引发了电气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电子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由此，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例如，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将新能源研发和利用的预算由882亿日元大幅增加到1 156亿日元。韩国计划到2012年投资60 000亿韩元研发绿色能源新技术，另外，还把加快“三网融合”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英国、法国相继出台了“数字国家”战略，德国推出“信息与通信技术2020创新研究计划”，倾力增强信息通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英国还计划十年内在癌症和其他疾病领域投入150亿英镑用于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这比英国以往任何时候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投入都要多。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在2009年宣布投资2 000亿卢布发展纳米技术，使其成为国家“科技战略的火车头”。

2009年底，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确定工作启动，当时初步确定的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七大产业。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文件起草组也相应成立，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先是从原本的七个领域扩展到了九个领域，增加了“民用航空”和“海洋工程”两大领域。2010年年初起，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四部委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代拟稿，经过半年的意见征求，主要领域从七个扩为九个，现在又改为七个，但前后七个领域的产业内容已发生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已进一步定为七个领域、23个重点方向。“新七领域”为“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这一宏大规划，被业内人士看做继“4万亿”后中国政府启动的最大规模的产业计划。而这一计划，已瞄准发展结构的根本转变。

但是，从国际社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谁可能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而发达国家为维护和垄断自身的科技优势地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可能会采取极为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1]。例如，美国有极为严格的高科技出口制度，有20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并动辄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拒绝向中国输出技术。因此，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我们的技术还是依赖国外，到最后仍然只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不能享有高端利润，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和标准的关键核心技术，发展一大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先导产业，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才能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理论现状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它既涵盖了“战略”本身的重大性、长远性和未来性，也涵盖了“新兴产业”的新技术、新作用的特征[1]。例如，总理（2009）在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时则指出，“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特征。同时，从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看也体现了“新兴产业”的特征（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1]。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两会期间表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战略性’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这些产业是着眼未来的，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可能性；‘新兴’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是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2]。 赵刚（2009）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在国民经济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和长远影响的行业，其次是着眼未来，必须具有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可能性[2]。王勇（2010）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1]。中国部分媒体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内，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性进展所形成的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前提[1]。

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与关键核心技术相联系的。对二者关系的解释可从20世纪世界各国关于国家关键技术的规定中得到认识。例如，美国在1991年3月的《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中指出“国家关键技术”是对“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如先进技术计划（ATP）、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生物技术计划的人类基因组技术和环境保打技术计划的清洁能源及清洁车辆计划技术等，把关键技术与国家产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德国技研部委托弗朗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与七个研究管理局合作提出的《21世纪初的德国关键技术》报告认为，所谓“关键技术”指的是“对国家经济有决定性影响；欧盟制定的《第四次研究、技术开发示范活动总体规划》把“关键技术”定义为：“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跨部门、跨行业的通用技术”；韩国政府制定的“高度先进国家计划”（又称HAN计划，c-7计划）认为，“关键技术”是“能够给经济带来最大潜力，并对社会有综合效益的基础性通用技术和应用性产业技术”。这些规定都把关键技术与国家经济发展、新兴产业的兴起联系了起来。

第一次把关键核心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系起来的是国务院总理，他在2009年9月21日和22日面向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专家召开的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他指出，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确定新兴战略性产业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会贻误时机。新兴战略性产业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其后，他又在2009年11月3日的《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讲话中强调，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

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形成也是与自主创新相联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中国要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就必须加快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从国际社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谁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发达国家为维护和垄断自身的科技优势地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可能会采取极为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因此，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如果技术还是依赖国外，到最后仍然只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不能享有高端利润，陷入恶性循环。同时他还指出，中国要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和标准，着力发展一大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先导产业，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2]。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理论评述

从以上理论讨论的状况看，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通过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是其重要手段。同时，也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自主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可使中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的重要意义。就整体来讲，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当然，从这些理论讨论的情况发现，尽管各国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提得较多，但并没有形成具体的自主创新路径，就相关的概念都还处于争论之中，例如，什么是战略性新产业？什么是关键核心技术？推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究竟能够产生哪些效应？这些效应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条件有哪些？都还没有作出完整回答。因此，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相关问题，形成明确、具体的研究路径是必要的。

1.可形成的具体研究路径分析。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发展趋势：（1）对问题中所涉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及自主创新等相关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并利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条件和目的，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究的逻辑起点。（2）为了有利于问题研究的深入，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的背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条件进行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明确，将奠定继续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3）为了明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可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作用过程进行分析。例如，关键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及关系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过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形式分析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详细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要通过自主创新形式来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还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4）为了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效应，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产生的产业市场效益、产业技术效益、产业带动效益、产业优化升级效益进行分析。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从理论上清楚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产生的效益，也可为后面的研究内容提供直接的参考标准。（5）为了更深入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可对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条件进行分析。例如：技术知识聚集、资金保障体系、畅通的技术推广路径和产品销售市场等。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的探索提供逻辑参考。（6）为了能够探究出对实际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办法，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路径进行探索。例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建立、有效政府服务平台建立、配套技术使用体系的建立、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建立等。这部分的探究，可实现课题研究达到的实践指导意义的目的。

2.研究路径的结果分析。从以上研究路径看，可达成的预期结果有：（1）研究中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的背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条件，这不仅构成了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还丰富了新兴产业理论，也拓展了“战略”理论的范畴，具有研究理论上的创新结果；（2）该研究根据关键技术理论和核心技术理论形成了关键核心技术理论，具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作用。同时，也拓展了“关键技术”理论的和“核心技术”理论，具有理论上的创新结果；（3）该研究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条件，探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路径，形成的完整的自主创新路径和研究体系，对中国有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有一定实际指导作用，具有实践上的创新结果。

参考文献：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7）

作者简介：邓金堂（1963-），男，四川乐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产业创新；李进兵（1973-），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技术创新。

摘要：运用内生增长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问题。在系统文献述评基础上，界定基础概念和方法，讨论了产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增长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最后剖析了高铁装备制造业内生增长案例。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内生增长道路是可能的。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20-06

1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目前，因政绩动机驱动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外生增长特征尤其明显，并呈现“浮躁症”和比较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1，2]。这种外生性增长不能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更加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应当系统研究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问题是我国面临的最基础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我国科学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前提，因此研究此问题十分必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并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即：（1）从新兴产业与战略产业关系角度、技术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特点[3～5]。（2）多角度全面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原因与形成机制[6～9]。（3）十分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培育与政策问题的研究[10～12]。（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研究十分活跃[13～16]。

上述研究为本文贡献了如下基础知识：（1）理清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特征；（2）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上述研究文献亦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问题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本文的贡献在于：把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系统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理和特征，并运用所获理论成果研究了高铁产业内生增长机制。

2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模型

21 基本概念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新兴科学技术及其革命引致的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先导性、支柱性和带动性的新兴产业，这个产业具有全新社会形态、全新经济形态、全新技术形态、全新组织形态的产业群或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两层基本内涵。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是新兴技术产业，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产业中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新兴技术产业，其知识特征是其本质特征；作为战略性产业，其全局性、带动性、长远性是其产业特征。归纳起来讲，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可界定为拥有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核心企业的产业部门。

“内生”与“外生”的术语来自经济学数理模型。在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中，变量可分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一般认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主要是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等，而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一般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可由外生变量变化引致改变的变量[17～18]。 值得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需求、制度和产业体系是应当受到更多关注的内生变量[19]。

产业是一个系统，由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构成。产业内生要素是指需求、知识和制度等因素；产业外生要素是指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由产业外生投入要素引致的产业增长称为产业外生增长；由产业内生变量引致的产业增长称为产业内生增长。产业内生增长的特征是：在一个创新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生产新产品和创建新工艺[20]。产业增长是一个外生增长还是内生增长呢？这取决于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度。现代产业增长总体上是内生增长。

2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方法都注重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投入要素及其分析，而新经济增长分析方法比较注重需求、知识和制度这些内生变量及其关系的分析。本文试图把内生增长分析方法引入到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机制的分析中。

内生增长研究方法通常有制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研究对象。由于产业内生增长是一个包括需求、制度、知识等因素的复杂系统，因此用制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研究这个问题是合适的。除此之外，案例分析方法也是必要的。案例分析方法是检验和验证理论分析的重要方法。案例分析方法的特点是剖析典型案例，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机理。

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案例符合本文题项要求。

23 产业内生增长概念模型

需求、知识、制度既是构成产业内生增长系统的因子或要素，又是产业内生增长系统的子系统。需求增长提供了创新机遇，企业家发现了这种新机遇，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这就增加了新产业技术知识。基础研究发现了新知识、应用研究发明了新技术、工程师应用了新技术和开发了新产品，新兴产业技术知识通过技术创新满足了新需求。制度内生增长提供了技术增长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需求强烈与否，制度创新快慢与否，应看现有制度对知识增长的适应性。如果制度适应性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低、阻碍知识增长的情形越来越突出，制度创新就越来越迫切。知识生产率或技术创新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终力量。新需求体现了人的经济价值，因而新需求要求制度创新和新制度因素增长。成功制度创新或新制度因素的增长更能满足新需求增长的要求，激励发现新需求。 可见，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就是需求、知识和制度等产业内生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增长机制。如图1所示。

3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理

3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增长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性增长体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新兴产业知识、新兴产业制度这些内生变量的增长。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性增长是水到渠成，顺时而生。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增长首先表现为需求增长，然后是制度的增长，最后是知识的增长。在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中，三个内生变量的关系是：需求变量是最终导向和市场激励变量，制度变量或者起保障、促进作用或者起阻碍、抑制作用，知识变量是实体变量并起决定作用。需求增长引起新知识的广泛获取和创造，新知识大规模扩散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制度增长引致知识创造，知识创造内在要求制度创新；新需求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机遇，促进新制度因子的累积，制度的增长保障了新需求的实现。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如图2所示。

（1）需求系统内在地牵引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复杂技术产业的需求应当包括国家战略需求、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国内市场一般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具有复杂技术产业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亦应具有这些需求内容。首先，我国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战略考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了国家战略需求，这种国家战略需求是公共需求的一部分，不同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考虑的普通公共需求。其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创新型企业集团获得竞争新优势和增强核心竞争优势的战略需求。在《竞争大未来》一书中，普拉哈拉德和哈梅尔观察到，在全球化时代，企业要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和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选择产业创新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高度概括了发达国家大企业迎接跨国竞争的新趋势。在中国，部级创新型企业集团不仅承担着实现国家战略需求的任务，而且面临着跨国竞争挑战，因而创新型企业集团就有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需求。再次，国家战略性需求即政府新产品采购启动创新型企业集团战略需求和新兴科技企业的成长需求，诱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链的初步形成。我国的新兴产业政策激活新产品消费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初步形成。比如，巴西新能源汽车产品市场形成得益于巴西的国家战略性新需求和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最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需求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规模加速扩张。创新型企业集团受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积极参与跨国竞争，做大新兴产业规模。新兴科技企业通过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捕获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机遇，成为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供应商，如中国英利集团公司等。发达国家基于全球竞争战略考量，主动与我国创新型企业集团、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迅速构建其全球新兴产业价值链，这使得我国的企业有了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市场的路径。在实践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体系呈现不均衡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国家战略性需求十分强烈和国际市场需求规模大，而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需求滞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需求链发展慢，因而最终消费品的国内需求规模扩张较慢。

（2）知识内生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全面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体系通常由产业经济知识、产业科技知识、产业管理知识及其相互交叉而成的知识。其中，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是指新兴科技知识的经济价值及追求这种经济价值而形成新兴产业经济活动规律的知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是指新兴产业的科学基础研究知识、技术应用研究知识和技术开发试验的知识。新兴产业管理知识是指新兴产业管理经验知识、管理体制知识、管理政策知识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知识是在“干”和“用”中学到的，“干中学”和“用中学”是知识内生增长机制。组织学习理论给我们的结论是，学习型组织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机制走上自主创新道路，获取和累积新兴产业知识、新技术知识和新管理知识。国内外一切成功的新兴科技企业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都是在科学研究、科技创业和科学管理中不断探索形成的。这些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发韧于先行企业，扩展于追随企业，溢出于关联企业，形成于新兴产业知识链。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半导体产业知识链基础。在新兴产业知识链上，新兴产业经济知识是由企业家率先践行的，而后由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提炼而成理论，最后在新兴产业界扩散传播的，企业的“行”、大学的“学”相互作用，形成了新兴产业经济知识累积的螺旋链。新兴产业科技知识或许是起于发明家、工程师的工程试验，或许是起于科学研究。当代新兴科技知识总体上来源于科学研究。应用研究推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知识。大学的科学研究率先发现科学真知，研究机构的技术实验发明了新技术，企业工程试验应用了新技术，这三者的相互学习形成了新兴产业科技知识累积的螺旋链。新兴产业管理知识总是源于新兴企业管理实践或企业管理创新实践，管理专家总结概括而形成管理理论，而后扩散于学习追赶型企业，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到管理实践中不断丰富产业规制的管理知识。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学家相互互动，形成了产业管理知识累积的螺旋链。新兴产业经济知识链、新兴产业科技知识链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链循环往复，形成了新兴产业知识链。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得益于这种系统完整的新兴产业知识内生增长。

新兴产业知识链仍然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当遵循新兴产业知识链规律。同发达国家比，我国的新兴产业知识链呈现局部性、不完整性、非系统性特点。所谓局部性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某一个或几个产业环节、某一个产业方面或几个方面有了新兴产业知识链。比如，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知识链的主要特点是产品制造业知识链，而发达国家太阳能光伏产业知识链却是以研发为基础、掌控核心科技的产业科技知识链和产业管理知识链。所谓不完整性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主要表现为产业经济知识链和产业管理知识链，而产业科技知识链或弱或没有。即使在产业科技知识链中也突出表现为产品制造技术链，而缺乏科学基础知识链和核心技术知识链。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知识链就是一个缺少核心技术的知识链。所谓非系统性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表现为零星的、相互联系弱的孤立的知识。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济知识链在制造业中表现为各个企业都有各自独立的电池制造技术知识，这些电池制造知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电池产业制造知识链。我国的知识累积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知识链、新兴产业科技知识链和新兴产业管理知识链由局部性、不完整性和非系统性向全局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演进过程。在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开放与合作可能加速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累积速度，缩短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累积时间与进程，节约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累积成本，降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链的累积风险。

（3）制度内生增长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制度因素包括产业组织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系。产业组织制度指企业规模、垄断与竞争、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制度安排。企业治理制度指企业所有权人、经营者及其员工之委托关系的制度安排或者是企业资本所有者、技术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安排。企业管理体系指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履行管理职能的组织体制。产业周期理论指出，产业发展有阶段性。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组织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系都各有其特点。新兴产业就是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中兴起阶段的产业，在这个产业阶段，产业组织制度的特点是新兴小企业众多，产业垄断性表现为知识专利垄断性，有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行为充满不确定性。企业治理制度的特点是所有权人、经营者和员工之委托关系是明晰的，企业治理结构简洁有效，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易于管控。企业管理体系明显不健全，职能分工粗糙。在产业兴起阶段，产业组织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系都有非常明显的新制度因素增长特征。比如，美国半导体产业兴起阶段，有限合伙制、股权激励制度、创业企业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小企业管理制度等都是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因素。在当代，新兴产业组织制度呈现模块化产业制度、服务外包制度、供应链安排、产业联盟制度、创新联盟制度、产业集群等新的制度形态。企业管理体系呈扁平化特征。这些新制度内生增长直接推动了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亦应当遵循制度内生增长规律。在我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应的新制度因素增长缓慢。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国家发展新兴产业都有路径依赖，面临路径锁定，表现为制度刚性。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习惯于依赖大企业、产业保护、市场分割、政治激励和短期激励等制度安排。例如，我国在发展新能源产业过程中主要依靠国有大企业、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企业家变政治家的政治激励和物质奖励。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败皆由于新制度因素增长。比如，我国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型小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制度，但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却受到政绩工程极大制约，这在我国西部地区表现尤其明显。我国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很快，小企业制度因素增长是根本原因。比如，江苏太阳能产业是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最快最好的区域，原因就在于小企业制度内生增长。

3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三者共生、相互协调，相向演化，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首先，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具有共生性特征。共生性是一个生态学术语，现广泛运用于新兴产业研究中。共生性在新兴产业中表示新兴产业要素同时存在的意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变量共生性刻画了这三个内生变量相伴而生，缺一不可的情形。其次，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三个内生变量之间彼此协调，功能协同，具有高度一致性。这种协调性表现为：在时间上前后继起，在空间上共起并存，在作用上相互支撑、相互契合。再次，市场需求、产业制度和产业知识三者之间相向演进，体现了动态协调性。

比如，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就是：20世纪30年代，半导体产业有了市场需求，美国政府国防采购自发地体现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战略需求。为适应这种市场需求，美国斯坦福大学创造了大量的新兴产业科技知识，天使融资制度、股权激励制度等新兴产业制度激励着新兴科技知识产业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率领其团队到硅谷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即仙童公司，而仙童公司裂变成8个公司，半导体产业链雏形显现。仙童公司、天使融资制度和股权制度、政府采购的协调机制是：政府采购与仙童公司形成了供求关系，政府采购培育了仙童公司及其创业企业，培育了半导体市场需求，构造了半导体产业链；天使融资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形成了科技型创业企业治理结构安排，激励了科技人员不断创新技术，不断创造新知识，新知识的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推动了科技创业制度的完善；新需求彰显了半导体科技人员的经济价值，这种新需求就要求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形成科技创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相结合的科技创业企业制度，而科技创业制度保障了新需求的实现。硅谷半导体产业内生增长变量的协同机制相向演化是：随着政府采购持续不断，半导体终端消费品市场需求启动了规模扩张，半导体产业链不断扩大延伸，半导体产业内的供求关系形成，半导体产业的需求链形成。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相互结合，加速了半导体产业经济知识、产业科技知识和产业管理知识分工深化，构造了半导体产业知识链。其中半导体产业科技知识链加速延伸是关键。科技创业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业企业制度、风险资本制度、创业激励制度、半导体产业政策等都向纵深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协同机制有其主动性、战略性、制度先行性、大协同特点。主动性是指我国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主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规划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突破，这种主动性体现了国家协同意志和协同精神，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主动协同机制。中国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协同中体现的高度主动性就是突出例子。战略性是指我国着眼战略高度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变量之间相互协同，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的战略协同机制。制度先行性是指我国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协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先行。比如，中国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有制度先行先试的权利，通过制度先行先试，引导新兴产业知识和新需求的相互协同。大协同是指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变量的协同是大主体如大政府、大企业、大学、大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和整个产业、整个大学体系、整个研究机构大范围之间的协同。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变量大协同的成功经验具有典型性。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本世经的高铁产业都是这种大协同的经典案例。

4 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内生增长机制案例剖析

高铁产业（即高速铁路产业）是指高铁轨道技术产业、牵引供电产业、动车产业、高速车辆装备产业、通信信号及控制系统产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在狭义上，高铁产业是指高铁装备制造业。高铁装备制造业是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高铁产业依靠巨大的轨道交通需求、高速产业知识的累积、高铁产业制度创新等内生增长因素实现了高铁产业的内生性增长。

41 高铁需求是中国高铁产业内生增长的拉动力量

高铁需求既是国家战略需求又是现实市场需求。首先，高铁需求是国家战略需求。这种战略需求表现为我国铁路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和强大国防需求。其次，高铁需求是强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比如，第六次提速后，中国铁路路网运能达到了极限，但仍仅能满足60%左右的客货运输需求，国内高铁客货运输需求非常强劲。中国和东盟、中亚、欧盟国家经贸高速增长，使客货运输有了更高的需求，现有的国际铁路运输体系难以满足巨大的国际客货运输需求，高铁国际市场潜在需求非常巨大。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催生了高铁的国际市场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发展高铁产业的战略需求、高铁国内外市场需求共同拉动了中国高铁产业内生增长。

42 高铁产业知识累积与演化是中国高铁产业内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不断累积的高铁知识和高铁产业知识高级化满足了高铁产业发展需求，这使得中国高铁产业内生性增长有了强大的知识推动力。随着中国成功地自主研制“中华之星号”等一大批高铁技术产品，从研发到制造的完整高铁产业技术体系也逐渐在中国构建完成，形成了初步的高铁产业科技知识链。2004年后，通过与德、法、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中国大规模引进国外成熟高铁技术装备，购买了高铁技术专利，国内高铁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全面吸收了世界成熟的高铁技术知识，建成了全面完整的高铁技术知识体系。京沪高铁项目等一系列高铁项目的成功实践，造就了中国高铁产业科技知识及中国高铁产业管理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总之，中国高铁产业知识的高速累积和高级化推动了高铁产业内生性增长。

43 新制度因素的增长不断激励高铁企业成长

中国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是中国高铁产业发展的两大核心高铁装备制造企业，其中中国南车集团跻身于世界轨道交通产业前三位。中国高铁装备核心企业的发展得益于高铁产业规划和铁路管理体制创新、产业组织体系创新、战略买家谈判制度等新制度因素增长。

首先，中国高铁产业规划与铁路产业管理体制创新使中国高铁核心企业高速成长。2004年制定、2008年修订的中国中长期铁路规划是指导高铁核心企业跨越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首次明确了我国高铁产业发展目标。高铁产业建设管理体制采取集中统一、计划安排与招投标制度相结合的建设管理体制。这套体制具有主动协同、战略协同、制度协同和大协同的特征，这实现了高铁核心装备企业的创新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基础资源的作用，大力推进高铁建设管理体制创新，必将激励中国高铁企业追求核心技术突破。

其次，战略买家谈判制度安排加速推进中国高铁产业知识累积和高级化。铁道部吸取了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教训，精心设计了战略买家谈判制度。战略买家是指我国南车集团、北车集团等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高铁专利技术及成套装备引进谈判小组，这个谈判小组本着最大限度地引进高铁专利技术和以最低成本引进成套技术装备为宗旨，制定统一谈判策略，分别与世界高铁技术公司谈判。战略买家谈判制度有着超强的谈判能力和效率优势，减少了国内企业内耗，降低了谈判成本，较好地完成了专利技术和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目标。战略买家谈判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它的不完整性。比如，战略买家谈判制度构建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招投标制度虚置，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

再次，高铁产业组织创新激励中国高铁产业技术高效率增长。高铁产业组织创新集中体现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即紧紧围绕核心技术产品、以核心企业为中心、构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高铁技术及产业创新体系。“中华之星”项目是中国高铁产业组织初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高铁产业知识增长缓慢。2004年，中国高铁产业组织创新进入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时期。中国高铁产业技术知识体系全面建成并形成了现代高铁产业知识系统。如构建了动车组产品设计制造平台，丰富和完善了高速列车仿真和试验验证体系。2008年以后，中国高铁产业组织创新发展到系统集成、自主创新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构建了完整的高铁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这包括南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构筑的自主化的高速动车组可持续研发平台、多学科协同仿真平台和16个实验验证平台、高铁技术标准体系。中国高铁产业组织不断地成功地创新，高速推进了中国高铁产业技术跨越。比如，南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系统掌握了高速动车组的关键技术，形成大量的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CRH380A动车组申请授权专利及著作权共计213项，制定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共计192项。

5 结论与展望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问题是一个很有必要研究的问题。本文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其研究的结论是：产业需求、产业知识、产业制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生增长变量，三者各是一个子系统，三大子系统同时共生、互促互动、协同演进，这种关系就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本文通过研究分析，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内生增长道路是可能的。本文的缺陷在于，没有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简化为一种简洁的数理模型。后续研究将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机制的数理模型，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路径问题及其相关政策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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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76.44；F273.7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波特（Porter）的“钻石模型”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国外学者的产业竞争力模型有很多是在“钻石模型”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如Dunning（1993）的超国家钻石模型[1]，Cartwright（1993）的多因素模型[2]，以及Rugman和Verbeke（1993）的双重钻石模型等[3].国内对钻石模型改进较为成功的是芮明杰（2006）的“新钻石模型”[4]，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加入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

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价.陈文锋和刘薇（2016）从产业导向性、产业带动性、产业市场化、产业创新型、产业效益型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5].王亚男、王宏起和李永华（2016）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人力资源生态系统的指标体系[6].方芳（2015）从财务运营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战略引导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7].张少杰和林红（2016）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人文环境、基础条件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8].陶金国等（2015）从产业投入能力、产业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成长潜力、产业政策环境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9].王相平（2014）从技术能力、市场能力、创新文化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放式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10].谭蓉娟（2012）从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11].肖艳（2012）从战略性、新兴性、成长性和关联性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指标体系[1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几乎没有人用“新钻石模型”来评价国际竞争力.本文在“钻石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数据，建立出一套可量化且较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评价.

2研究设计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提高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在全球产业链中谋求更好位置，进而取得较高的产业国际竞争力[13].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与“新钻石模型”十分契合.因此本文用芮明杰（2006）的“新钻石模型”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新钻石模型”的理论框架虽完善，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的获得与处理上会相对困难，因此本文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一定改进[14-17].以产业环境、产业支撑、产业创新三者楦伲将生产要素与需求条件归纳为产业环境.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微调为产业支撑与企业支撑，与政府作用一起并入产业支撑.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微调为产业创新.

本文将产业环境、产业支撑、产业创新等3个因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因为“机会”不易量化，因此剔除“机会”这一因素.然后在一级指标下构建了二级指标，最后选择了35个可以量化的三级指标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和CSMAR数据库中2005～2014年10年的数据，分产业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用SPSS软件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ZScore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取相关性检验，根据其相关系数矩阵（50×35的矩阵，数据表略），发现变量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KMO检验值为0.79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Sig值为0，也说明了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15，17，18].

3.1因子提取

3.2公因子修正

由因子成份矩阵（表略）可以发现，第一个因子与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企业办研发人员：机构人员、企业办研发机构：机构数、专利申请数、R&D人员、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出货值等25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25个指标从产业创新的初始投入到过程控制，再到创新产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因此将第1个因子命名为产业创新因子.第2个因子与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项目建成投产率等4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4个指标从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力、盈利能力以及经营效果给出了竞争力解释，因此将第2个因子命名为产业经营与盈利因子.第3个因子与资产总计/企业数、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资产总额、R&D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等5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5个指标与产业的自身资产及政府作用有关，因此将第3个因子命名为产业环境因子.第4个因子与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相关，但其方差解释率达到了5%，也不可完全忽视.这个指标与产业的效率息息相关，因此将第4个因子命名为产业效率因子.

因此，修正后的公因子分别为：产业创新因子、产业经营与盈利因子、产业环境因子、产业效率因子.这与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对应度还是相对较高的，4个因子也是分别从产业外部环境、产业自身能力效率与产业创新能力等方面解释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方差贡献率最大的正好是产业创新因子[20，21].可以说，创新能力抓住了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3.3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本文将35个三级指标按升序编号：Z1，Z2，…，Z35，分别代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企业办研发人员：机构人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每个产业在不同因子上的得分分别设为S1，S2，S3，S4.

那么，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第1个因子上的得分为：

S1=0.044×Z1+0.045×Z2-0.018×Z3+

…+0.010×Z35. （1）

同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第3个因子上的得分为：

S3=-0.030×Z1+0.008×Z2+×0.140×Z3+

…-0.148×Z35.（2）

可以此类推.进一步可以得到综合得分（加权求和）[15，22]，权重为方差贡献率：0.610、0.135、0.121、0.055，这样可得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得分：

S=0.610×S1+0.135×S2+0.121×S3+

0.055×S4. （3）

根据得分就可以进行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

3.4评价结果及分析

综合评价：从五大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增长趋势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最强，且一直保持高效的发展趋势；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高，且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表现较为一般；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不过随着国家政策扶持与其产业效率的大幅增长，也许在未来会成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4结论

本文以芮明杰的 “新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根据数据可获得性等问题对理论模型进行调整，从产业环境、产业支撑和产业创新等3个维度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最为重要的产业创新能力还处在相对低位；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产业环境、产业效率等指标的发展水平也有待提升.为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需要从2个方面努力.首先，政府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改善产业内外部环境，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均衡发展，尤其要进一步提升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升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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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9）

我国要想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来，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相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加大政策支持，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我们只要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信心依旧，这源于全体人民对中国发展前景高度认同，也基于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并且优势诸如中国多元化市场资源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有利于形成大批量生产，低流通成本优势。对于国情和本土市场需求，以及中国文化内生和民族精神深刻理解，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文化基础。我国科技的积累以及中国特有高智力劳动密集优势，以及低成本研发，低成本复杂制造形成的新的国家竞争优势，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优势，和由此形成技术溢出，都是我们重要的发展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优势，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徐冠华主任最后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紧接着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师荣耀代表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论坛主办单位也发表了如下讲话：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以知识经济密集，绿色低碳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日益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为应对新挑战，构建新优势，主要发达国家在认真反思自身增长模式，推进再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和新产业的投入力度，努力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美国的制造业促进方案，美国创新战略，欧盟2020战略，日本的新增长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展望等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已经清晰的反映出这种战略意图。由此可见，新兴产业将推动全球经济和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部署并积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这不仅是抓住机遇，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动力。今后开发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的有关要求，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目标，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目标，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奋力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的另一家主办单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张景安在这里也做了精彩发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极大，自主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我认为有一个是需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要遵循他自身的规律，也要遵循创新方法，要有创新的文化做支撑，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中国政府决定走创新之路，只有自主创新，我们经济大国才能成经济强国，我们中国制造才能走向中国创造。所以，自主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节能环保，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现在要融入全球化发展道路，要高度重视依靠自主创新来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确保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若干传统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的能力，我们就有可能被外国人主宰，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长期低端制造，长期消耗资源，长期不走生态环境之路，是要出问题的，绝对不可持续。如果这样下去，早晚要出问题，只有坚持自主创新，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结构调整之路才可能成功。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支持；金融共生；战略性新兴产业；　动力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40-04

一、相关文献研究评述

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金融支持是重要方面。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由于尚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通行论述，其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内。[1]同样，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王利政、朱瑞博和刘芸等学者主要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地位、高投入等特征来阐述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3]梅兴保、王昌林、刘志彪等学者剖析了现有金融工具或金融服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4][5][6]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特征以及现有金融体系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辜胜阻、顾海峰、肖兴志等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整体构想，提出要构建多元化主体参与、完备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的思路。[7][8][9]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对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散见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之中，基本上都从金融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众多政策手段之一进行论述，或者从银行、资本市场等单一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相关的研究偏重于一般性的对策分析，缺乏两者结合的特殊性分析；相关的研究大多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其金融支持，缺乏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金融支持特殊产业的必然性及内在动力等方面。

二、金融发展内生于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发展

金融是伴随经济和产业发展而自发形成和发展的，它不是凭空设定或通过某些聪明人的发明而创造出来的结果，而是顺应经济发展，尤其是依托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金融制度的安排和金融功能的升级，客观上受到一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及其阶段的制约，并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为基础。所以，金融发展中蕴含着产业发展因素和深刻的产业背景，是特定产业发展要求的重要体现。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因为实体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个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及其动态变化；而经济中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依赖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后者又直接决定产业性质和产业的技术结构。[10]因此，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内生于以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必须与实体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相适应或相匹配。只有将资源有效地配置到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中去，资本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金融业自身才有竞争力和活力。金融体系]化的内在规律是顺应产业/技术结构的需要，不断地把资本配置到在特定发展阶段最符合比较优势的实体产业经济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体系的最优模式选择主要以服从于实体经济中优势产业部门发展的需要为准则。

按照林毅夫等学者的分析，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一般特征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劳动力投入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一般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风险较低，规模较小，以中小企业为主，资金需求量不大。因此，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相对应，金融体系以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融资服务为主要目的，并且主要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要求为特征。当然，此阶段也需要具有大规模动员资金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客观存在，但不是金融体系的主体。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进和人均　GDP的上升，资本逐渐成为相对丰富的要素，而劳动力则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新产品和新技术密集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典型代表）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或比较优势之所在。新产品和新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特征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越来越靠近产业和技术前沿，风险会越来越高，必然要求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诱导能够有效分散风险和降低资金成本的金融体系与融资方式的出现。因此，与此阶段的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相适应，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要以满足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融资需求为主，金融体系的构成以能够有效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和多层次股票市场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效应，企业的平均规模的确是在不断变大，但这并不等于中小企业的数量和相对地位一定会有所下降或逊色；所以，从产业发展中企业的规模特征来看，此阶段的金融体系既要有为大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也需要大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和低标准的股票市场（林毅夫等，2009）。

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进和实践已经证明了金融发展的内生性，20　世纪70　年代纳斯达克市场在美国的出现与之后的迅速扩张，以及同时期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发展，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政府人为设立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场外交易市场基础上]化而来，是解决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内生制度安排。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金融共生的要求

生物学研究领域在19世纪提出了“共生”（symbiosis）的概念，并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类的一个或更多成员间延伸的物质联系。在国内，袁纯清较早运用共生方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共生理论，并将其引入我国小型经济的研究。[11]2002年，袁纯清又引申出了金融共生理论，并将其引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研究。根据袁纯清对金融共生的论述，银行与企业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它构成了金融共生关系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共生关系。[12]将金融共生的概念进行延伸，我们可以认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是一种共生发展关系，最终会形成连续对称互惠的共生状态。具体来看：

（一）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具备共生发展的条件

根据金融共生理论，不同性质的主体单元之间要形成共生关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共生单元之间要有交集或关联或者说共生单元之间至少有一组质参量（反映共生单元内在性质的因素）兼容；共生单元之间存在自主活动的共生界面；共生单元组成的共生体系能够产生新能量（比如利润或收益）；共生单元在给定的时空结构中具有累积的关于对方的信息量（袁纯清，2002）。很显然，金融体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具备共生发展的条件：一是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虽然一方经营货币，另一方经营实物产品或无形服务，但是两个主体单元之间有着资金借贷联系，新兴产业企业的生产数量增加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增加，他们之间有稳定的关联度；二是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都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范围这个共生界面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具有自由选择权。金融机构自由决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的数量价格和期限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自由选择发展机会、融资机构和方式；三是金融机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生可以产生共生利润，这也是两者共生的基础。对于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当两者不存在共生关系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即使有新的投资机会出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会因为自有资金不足而放弃投资机会和获利机会。当两者存在共生关系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从而进行创新投资并产生利润，而金融机构会获取资金借出的利息收入；四是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借贷过程中通过相互交流和审查来获取彼此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不断获取并可以累积的。可以看出，金融机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是不同性质的两类主体单元，但他们本身的特性满足共生发展的条件，两者是共生发展的关系。

（二）连续对称互惠共生是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佳共生模式

随着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作用方式、强度以及他们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和能量互换关系的变化，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会形成和发展多种共生模式。

从共生行为模式来看，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存在寄生模式，表现为一方寄生于起主导作用一方的形式，由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但不获得任何收益；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偏利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利润或收益，但这种利润或收益的分配只惠及共生单元的一方，比如只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转移，而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没有获得利润或收益，这种模式肯定会使一方丧失积极性，使得双方的共生关系难以长期维持；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与其形成共生系统，并产生新的利润或收益，但这种利润或收益的分配是非对称性的，一方获得的利润或收益多，而另一方获得的较少；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存在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利润或收益时，分配是均衡的，双方获得的利润或收益的比例大致一样多。可以看出，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因为其产生共生收益的广泛而均匀的分配特质，以及双边或多边交流机制而具有持久稳定性，并使所有参与主体都可以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是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共生发展的目标。

从共生组织模式来看，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存在点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之间只进行了一次偶然的合作，双方的第二次合作由于信息不对称障碍或第一次合作不能满足彼此需要而终止；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间歇共生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数次但不连续的合作，比如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并不限于与某一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合作，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不限于与某一家金融机构合作；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存在连续共生的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连续合作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状态；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体化共生的模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构成主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通过相互持股一定比例以上而形成一体化关系，但这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下还难以实现。因此，连续共生组织模式由于具有内在必然性、更强的选择性、更高的稳定性、更低的阻力性等优势，是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共生关系中效率最高、且最稳定的金融共生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实现共同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并能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四、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内在动力

任何微观经济组织和机构的存在都是以盈利为目的，金融机构亦不例外。但是，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在于，从宏观上看，它的目的性和功能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金融体系由众多的金融机构以及它们的经营、交易行为所构成，通过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资金配置到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和部门中去，可以获得丰厚的、持续的回报以及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

（一）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分享高回报

我国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显示出空前的决心和努力，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着力点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获得爆发性的增长，为金融业提供最大的结构性投资和分享超额利润的机会。有报告测算，若按《决定》文件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五年和十年规划，以中国GDP每年增长8%以及CPI每年3%的水平进行估计，则五年和十年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将较目前实际增长3.49倍和13.20倍，这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关行业将实现“十年十倍”的增长，将为金融资源的供给者提供未来十年最大的结构性投资机会。[13]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目前普遍处于孕育期和成长初期阶段，相关产业的成长性、公司业绩和超额利润持续性获得的预期以及表现都将不断提升。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充分分享其带来的发展机会和超额利润。同时，金融机构通过贯彻国家政策，投资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在信息交流和舆论作用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群中树立良好形象，从而可以吸引、筛选、培育和发展潜在的优质企业，创造获取高利润或回报的机会，这关系着自身经营效益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现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投资中介机构以及各类正在加速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都在筹划或探索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争夺这一小部分优质企业，从而分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回报。金融资源的供给者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拥有优良企业客户——获取超额收益——提高竞争力——争取到更多的优良客户”的良性循环。[6]

（二）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

现代金融体系的各个构成主体，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目前的信贷业务领域还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这将会蕴含较大的政策和市场风险。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和对“高能耗、高排放”等传统产业的进一步限制已经为金融机构过度集中于传统产业的信贷模式敲响了警钟。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相关产业的成长性和回报预期都处于不断提升的状态。因此，金融机构借助国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机，通过为该领域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可以使自身的信贷结构得以优化，分散或者转移系统存在的高风险，使资金运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新技术或专利监测等配套政策和措施，鼓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相关企业的发展壮大，这些举措显然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的安全性有了一定的保障，使得结构性投资获得高回报的前景可观，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活动的风险。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激发自身的创新

经济主体的需求拉动，是金融创新的直接动因。传统的金融服务对应于传统产业发展的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金融服务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必须要通过创新来实现。金融体系通过创新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自身才会有广阔的空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举措，而且是长期发展战略，这将会带来持续的信贷资金需求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从而会推动金融机构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把握巨大的市场契机，持续快速地进行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产品结构等内在的创新与调整，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蕴含的风险也会刺激一部分金融机构去创造一些能够降低风险的新的金融工具，从而会使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回报更有保证。同时，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会给自身的创新提供有利条件。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金融支持下实现发展和壮大，可以为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有利条件和便利，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另外，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规避政府的管制，从而激发金融创新活动的发生。当前，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越来越重视，对其经营的种类和范围，资本比率的适宜度等都做了限制。金融机构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不断探索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政府的管制，比如分业经营规则的突破，改变金融工具和管理方式来进行赢利性活动，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当然，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重视也会使金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改变其管理法规，促进金融创新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郭连强.　国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新动态及评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1（1）：152.

[2]　王利政.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1（1）：13.

[3]　朱瑞博，刘芸.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特征、制度障碍与机制创新[J].社会科学，2011（5）：69.

[4]　梅兴保.　关于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调查与建议[J].中国科技产业，2011（4）：30-33.

[5]　王昌林.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J].　宏观经济管理，2010（11）：21.

[6]　刘志彪.　科技银行功能构建：商业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1（4）：1-7.

[7]　辜胜阻，李洪斌，马军伟.　壮大新兴产业需要完备高效的投融资体系[N].中国经济时报，2011-10-12.

[8]　顾海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业态]进与金融支持[J].证券市场导报，2011（4）：60-61.

[9]　肖兴志.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5.

[10]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4-15.

[11]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2]　袁纯清.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M].北京：商务印刷馆出版社，2002.

[13]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研究部.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供未来十年中国投资机会[N].上海证券报，2010-10-21.

Study　on　the　Inevitability　and　Motivit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Ma　Ju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