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教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在确立高等学校自主办学前提下，提出高等学校制度建设原则。将教学水平、教师队伍水平建设放在制度建设角度加以分析，阐述现代教学管理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及教师队伍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重点强调了针对学分制的教学管理体系建设和以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为目的的制度建设。 论文关键词：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自主办学；框架体系；系统化 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必须深化管理制度的改革，从制度建设入手，深化教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后勤制度改革，实现办学水平的全方位提升。中国高等学校的特殊性，使其管理制度存在复杂性、多样性特征。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在各项制度之间造成相互抵触和矛盾现象。为此，有必要从现代管理科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使管理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实现科学化、系统化。 一、管理制度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表明，高等学校要自主确定管理机制，依法制定规章制度。为此，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一指导思想 高等学校管理制度是对高等学校工作规律的反映，必须根据高等教育的类别和学校办学定位，进行科学准确的总体设计，形成科学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构建整体框架，确定相应制度模式。 (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学校的类别不同，在规章制度的建设上一定具有不同的特色。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气候条件、学生来源和教师队伍等都是制定规章制度应该考虑的因素。 (三)分类研究，按类别制定 高等学校的工作，在运作上可以分成若干部门类别。在确定的管理制度框架下，按照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规律，分类制定若干制度。 (四)统筹兼顾，相互关联 一是各个部门类别的管理制度要作到相互关联，既分工，又保持思路的一致性；二是部门之间的各项规章制度要相互协调，构成有机的整体。 二、加强教学管理制度的机制创新，全面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一)制定与学分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学分制是以选课为前提、以学分为计量单位、以取得必要的学分为毕业和获得学位标准的富有弹性的教学管理制度。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突进，管理模式必须向学分制的方向发展。 目前实行学年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是致使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二是不利于因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发展；三是教师被动地按计划授课，不利于教师潜力的发挥。实行学分制有利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利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课程、教师、上课时间、学习进程，有利于充分调动学有专长、教有余力的教师的积极性，有利于学校教学资源的综合利用。实行学年学分制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提前毕业，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够进行自主的学习，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精神和当前教学改革实际，在完成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运行管理、教学质量评价、教学建设管理等制度制定工作的同时，要完成学分制实施细则、课程管理、考试管理、学籍管理等一系列与实行学分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并以《教学管理文件汇编》形式下发，要求教师人手一册，使每一位教师了解教学工作的“法”，并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自觉执行。 (二)制定符合培养目标要求、有利于实行学年学分制的教学计划 为了使新的教学计划体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并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理念

深度教学论文篇（2）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在这一新理念倡导下，我们不可否认，语文课堂较之以前的老师“满堂灌”“一言堂”有了可喜的进步。课堂也随之出现了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小组讨论课堂活动。

课堂讨论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相互交流意见，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口头表达的能力。然而课堂讨论中也不乏因为教师对文本解读粗浅，讨论问题设计无效，课堂上出现表面热热闹闹，实则低效拖沓的现象。

一、文本解读，讨论问题设计的出发点

课堂讨论的主问题应该能起到一线串珠的作用，让学生能根据问题按图索骥，从而走进文本、走进作者、走进自我。问题设计的高度，来自教师对文本解读的深度。教师解读文本的深度决定课堂上引导学生理解文本的深度；教师解读的新度决定学生学习的趣度。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不能过浅过粗，这样会导致学生人云亦云，走入狭隘，缺少真正的思考和提升；教师对文本有了准确深入的解读，才可能找出有深度、有高度、有效度的问题。

例如，《藤野先生》一文篇幅长，背景离学生年代久远，双线并行，看似散乱，很难让学生理出头绪。教师若在执教中按部就班地从前往后学习，很难提出贯穿全文的问题。

朱泽光老师执教《藤野先生》时，深入浅出地解读，巧妙抓住“伟大”一词，设计了课堂主问题：“为什么鲁迅要用伟大一词称颂藤野先生呢？”从相识交往的四件往事到让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两个事件，学生的认知和思考不断向新的层面提升，讨论也真正走向深入，课堂变得厚重而灵动。

二、有效问题，能把文本学习引向深处

课堂讨论是由问题引发的。在课堂上，解读文本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教师通过有效问题的设计，把学生思维引向深处。但是，课堂主问题，设计得过大而空，学生对文本的学习肯定无法深入。例如，一位老师在执教《爸爸的花儿落了》时，设计了“请找出文中触动你心灵的字、词、句子，并进行赏析”这一主问题，全文篇幅相对较长，穿插叙事较多，如果仅仅放任学生散漫讨论，学生回答起来会东一葫芦西一瓢，课堂会变得散而空，教师如果再缺少有效的引导和追问，学生对词句的理解更难以深入。整节课只能游离于课本之外。不可否认，讨论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但是很多教师把讨论等同于师生课堂活动的主要形式，不分文体、不分难易、不论篇幅，不管针对什么问题，都要学生泛泛讨论一番，以显示课堂的热闹，追求所谓的“生动活泼”。其实，这样模糊的问题，不仅让学生无所得，也是在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

设计问题有效且难易适度最容易引起学生共鸣，例如，有位老师执教《孔乙己》时，最后设计了一个问题：孔乙己之死谁之过？经过激烈讨论，有学生说是丁举人之过：同为读书人，丁举人残忍冷漠，是直接杀人凶手。有学生说是自己之过：身材高大不肯自力更生反而好吃懒惰，穷困潦倒又虚荣清高。有学生说是科举制度之过：科举制度不仅摧残人的身体，更摧残人的精神……精彩纷呈的讨论，有理有据，让文本学习走向深处，水到渠成。

三、及时引导，培养质疑创新思考能力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指出，教师应鼓励学生参与讨论，要认真倾听，能听出讨论的焦点，能听出对方发言中的合理成分和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讨论时，教师也不能等闲视之，做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教师应适时引导，充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各抒己见，引导他们逐步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并就分歧的意见进行辩论，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引导学生围绕中心讨论。学生思维活跃，课堂发言即兴发挥较多，所以在讨论时，也会出现偏离课堂中心的现象。这时，教师不能打击学生讨论的积极性，要珍惜学生讨论的成果，也要对学生发言的偏颇之处做正确引导。如，在学习《伤仲永》一课时，笔者设计了主问题：从文中你读到了一个怎样的仲永？学生通过品读文本，赏析“指物作诗立就”“传一乡秀才观之，其文理皆有可观者”等处可以看到一个天资聪慧、天赋异禀的仲永。紧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仲永如此聪慧，作者为何而“伤”？有学生说是伤方仲永的邻居不劝仲永好好学习。面对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师应该以实践智慧去敏锐感知其中可能具有的价值，对学生的思维及时进行有效点拨，推动课堂上思维火花的碰撞，以拓展拉长文本内容，构建高效课堂的目标。

深度教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4-2117（2015）19-0098-04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虽然教育信息化日益受到学校、教师、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有关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研究，视野比较狭隘，范围有限，且研究成果不多。而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提高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本文选择了有关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论文进行综述，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与帮助。

文献概况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分别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为主题检索大类，以“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为关键词、摘要等从2011_2014年逐年进行精确检索。检索到博硕士研究论文20篇、期刊论文179篇，通过对论文数量的研究分析得出，2011_2014年国内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研究呈现出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也必将有更大、更新的突破。由此可见，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已经势在必行了。

研究进展

从检索文献的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关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内涵的研究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前进的动力，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对于任何一种研究，我们都需要清楚地界定其概念，深刻地认识其内涵，这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关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概念与内涵的研究，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只有先明白何谓“整合”，才能在二者对比中更好地理解“融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把信息技术当成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直接用音频、视频、图表等替代部分语言文字的表达，达到更加直观的教学效果，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融合则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整个教学环节，包括备课、上课、课堂检测、课后反思以及师生交流等。[1]虽然融合与整合的区别是研究者们都公认的，但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概念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融合>整合

为实现教育信息化，我们传统的做法是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但成效却不明显，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二者在深度、意义上都有很大的区别。何克抗教授认为：融合是在运用技术改善“教与学环境”和“教与学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而整合只是停留在运用技术去改善“教与学环境”或“教与学方式”的较低层面上，从来不敢去触动（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触动）更深层次的“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问题。[2]张文渊（2014）在浅析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理论与方法中也指出：“‘深度融合’是有效的整合、深层次的整合、全方位的整合。”[3]由此可见，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其深度、本质意义都已远远超越了“整合”。

（2）融合=应用

部分研究者认为，“深度融合”是更高层面的“应用”，是在经历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抛开“应用”谈“融合”是不切实际、不科学的。杨超（2014）在关于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中指出：“‘融合’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以一种理想化的教学环境，来实现一种可以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新型学习方式。”[4]他们的观点说明：我们既要使信息技术作为工具来为教育系统服务，又要有效地促进二者的相互融合，使“融合”在应用中得以体现。

（3）融合=状态

更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不但有别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整合，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融合状态”。李敏娇等人（2013）在走入“深度融合”注重课堂教学有效性中提出“融合状态”分别有假象融合、异化融合和有效融合，并对三种状态分别做了界定，融合状态观说明了到底何谓“融合”。[5]

虽然国内学者们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定义表述各不相同，但却有着相通之处，即都是为了达到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进而创新课堂，加快教育信息化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最终目的。

2.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方法的研究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方法的研究是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概念与内涵的研究为基础的，因为研究者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概念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且大部分研究者还都坚信“融合”的本质是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和构建新型课堂教学结构，所以存在多种途径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在现有的研究中，针对区域建设、网络学习和课堂教学，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方法途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

（1）区域建设：三通两平台的搭建

三通两平台，是2012年9月5日刘延东副总理（时任国务委员）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三通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两平台指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自提出后，“三通两平台”就成了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高潮。杨宗凯教授指出：“‘三通两平台’是我国教育信息化近期发展的重点，也是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6]通过查看文献可知，当前大部分研究者都将研究工作聚焦于此，并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了实施“三通两平台”的有效途径，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依靠。

（2）网络学习：MOOC

MOOC即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是一种具有交互功能、开放式的在线学习方式，其特点是开放性、免费性、学习者自由选择性等，它对教育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李仁和指出：“当前，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已经进入大规模开放式网络教育时代，达到了深度融合，使信息技术的作用贯穿于整个过程，包括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交流互动、考核测试、学习成果认证等。”[7]瞿振元研究员也指出：“MOOC是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突出代表。”[8]由此可见，MOOC平台的建设也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之一。

（3）课堂教学：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它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注重先学后教，翻转了教学方式；注重以学定教，翻转了教学内容；注重课程创生，翻转了师生角色；注重情境探究，翻转了学习本质；注重自主管理，翻转了教学管理。从大量的文献资料来看，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翻转课堂是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福建省电化教育馆的中学高级教师陈凤燕，通过将运用翻转课堂进行教学与自己多年来采用的传统教学方法对比后，得出了重要结论：翻转课堂是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9]

从当前这些探索出的融合的途径来看，三通两平台的建设、MOOC、翻转课堂都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有着很大的冲击，但我们不能将目标停留在建设、翻转上，而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效果研究上，从效果的角度探讨它们是否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最有效的途径。

3.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要实现深度融合，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距离实现总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这种差距，国内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阻碍的调查研究，试图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指导。从综合文献来看，在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的情况下，当前中小学课堂中“融合”速度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认识上的不足

大部分研究者研究发现导致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效果不乐观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对“融合”认识得不深入，所以在行动落实上缺乏力度。邱婷（2013）在其论文《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校本推进策略研究与实践》中指出：“我们要从更整体、更宏观的角度深刻认识信息技术应用所构成的教学系统中各要素的全新关系。”[10]当前在一些课堂中，教师虽然能有意识地将多媒体设施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但缺乏对教学系统的各要素进行科学性的融合，最多就是播放多媒体课件，那这种融合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2）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李玉顺等教授提出：学科教师是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效融合的关键。[11]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对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教育部于2014年5月研究制定并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分别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技术素养、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学习与发展等五个维度进行了要求，为相关部门对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检测提供了指导。

（3）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设计的不足

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要实现有效教学，教师必须重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必须提高融合技术的教学设计能力。[12]教学设计主要是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环节具体计划，为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而创设教与学的系统“过程”或“程序”。在信息化环境下，发生的教学目标动态化、教学情境多样化、学习评价多元化等一系列变化，对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此，教学设计应多体现信息技术运用优势及与传统教学设计的不同。

思考与建议

1.内涵方面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概念，虽然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总结下来可以包含以下三点：

第一，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中，信息技术不单是工具，还是改变者，运用信息技术逐步改善原有的教学过程和模式。

第二，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中，教育目的要从以知识传授为主向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主转变。

第三，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中，要选择最优质的教学资源，构建智能化的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

在研究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内涵的同时，我们更应努力研究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中“深”的程度和“深”的标准，因为有了标准，实践者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内涵，进而更好地指导二者的融合。

2.方法方面

虽然国家和各省市地区都在推进三通两平台的建设，但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对偏远地区三通两平台的建设，提出的研究应用方案还比较少，所以当前的研究应更多地将对象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努力推动各地区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教育技术新探索出的MOOC、翻转课堂等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这些新教法的产生，虽然可以让学生更便捷、免费地“学”，但却无法让学生有兴趣、高效地“学”。结合这些新的方法，当前“融合”的研究只关注了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时间等问题，而忽略了对学习影响更深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研究。所以，对于学习动机，我们应更多地研究游戏与学习的融合；对于学习方法，应更注重正式和非正式的混合学习；对于学习结果，应运用学习分析技术，将大数据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评价和支持中，我们要从教学的各个层面将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逐步深入。

3.阻碍方面

第一，正确认识融合观。科技迅速发展，知识就在指尖的时代已经来临，当今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因此必须要重塑角色，全面认识融合，追求深度学习，要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学、学习和教学管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校园网资源，找准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最有效的切入点，实现信息化环境下的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第二，加强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不当将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整体发展。由于当前教师对信息技术滥用、误用等现象随处可见，所以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大力加强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将其作为教师职业考核的主要标准。

第三，创新型教学设计。在“深度融合”的教学中，教师需要更加重视教学设计，要多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尽量多地学习不同的教学设计理论，经过实践后，还要不断地反思、总结。例如，教师可以在教育部和百度文库联合举办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典型案例研究”交流学习平台中，吸取优质的典型案例中教学设计的精华，有选择性地丰富课堂教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总结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自提出后，教育界对其各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很多成绩，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不可否定的是，当前面临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发展与推广，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并结合实践做深入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信息技术与教育达到真正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叶文良.如何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14（11）.

[2]何克抗.学习“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解读[J].中国电化教育，2012（12）.

[3]张文渊.浅析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理论与方法[J].华夏地理，2014（7）.

[4]杨超.关于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J].中国新通信，2014（14）.

[5]李敏娇，汪颖.走入“深度融合”注重课堂教学有效性[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3（06）.

[6]杨宗凯，杨浩，吴砥.论信息技术与当代教育的深度融合[J].教育研究，2014（03）.

[7]李仁和.促进融合，实现变革[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3（18）.

[8]瞿振元.以MOOC发展为契机促进细腻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J].中国高教研究，2014（06）.

[9]陈凤燕.“翻转课堂”：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J].教育评论，2014（06）.

深度教学论文篇（4）

文章编号：1672-5913（2017）05-0108-04

中图分类号：G642

1 深度学习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类学习方式，然而现阶段人们的学习特征呈现出碎片化、微型化和浅层读图的趋势。这种浅层的学习方式不仅制约思维发展，而且弱化思考能力，因此以发展高阶思维能力为目标，倡导整合信息以建构知识体系，灵活运用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度学习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热点。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其研究最早起源于国外，1976年美国学者Ference Marton和Roger Saljo联名发表的《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过程》一文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深层学习与浅层学习两个概念，之后Ramsden（1988）、Entwistle（1997）、Biggs（1999）等人发展了相关理论。与孤立记忆和非批判性接受知识的浅层学习（surface learning）相比，深层学习强调学习者积极主动地、批判地学习新知识和思想，通过深度加工，主动构建知识体系并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应用到要解决的当前问题上。对学习者来说，深度学习是一种促进思维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国内对深度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认识、影响因素、教学方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深度学习几个方面。理论认识方面，文献[1]对深度学习的概念及特征作出具体阐释；文献[2]深入剖析深度学习的认知理论基础并阐释建构主义理论、情境认知理论、分布式认知理论以及元认知理论对深度学习的引导与调节。虽然研究方向相似，但是国外对深度学习的研究更注重调查、实验等实证探究，如文献[3]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着重探讨人口因素与学习者深度学习水平之间的关系；文献[4]通过具体实验探讨形成性评估对深度学习的影响；文献[5]通过行为研究验证课程设计对深度学习的促进作用。此外，将信息技术如虚拟学习环境、虚拟导师以及互联网支持下的MOOCs、翻转课堂等模式融入教学，可以极大地丰富学习体验，激发探究新知的潜能，对深度学习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

西方课堂中呈现的深度学习以“预测评估”为前提、 “具体体验”为组成、 “深度加工”为标志，引导学生能够主动、理解性地学习并对所学内容进行精细而有效的加工，使学习成果能够迁移至新情境中解决问题，为当下我国深化课堂学习改革提供范例[6]，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深度学习路线（DELC）。

2 基于深度学习路线（DELC）的教学理论框架

深度学习路线（deeper learning cycle，DELC），也称深度学习环路，出自美国学者Eric Jensen和LeAnn Nickelse 《深度学习的7种有力策略》一书。Eric Jensen认为深度学习是以必须不止一步的学习和多水平分析或加工的运用来获取新的内容或技能，从而学生可以以改变思维、影响感情或改变行为的方式来应用信息[7]。深度学习路线是一种包含脑研究、标准和个体学习差异在内的教学模式，帮助学习者深度理解知识并培养批判性思维，而作为教学实施指导，可帮助教师更好地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采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深度学习环路如图1所示。

在环路中，标准与目标的设计是达到教学目的的重要依据。教师在对学生学习风格预测评估的基础上，为其营造适当的环境，激活先期知识联系新知，探索新知完成深加工并对学习过程进行评价，从而指导标准的调整与优化，使DELC上各部分环环相扣，相互依赖，构成完整和有效的深度学习过程。

3 DELC视域下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深度学习模式研究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大学本科教育第一门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具有基础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特点，旨在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计算思维。根据课程及授课对象特点，运用DELC框架对教学内容及教学环节进行重构和优化。

3.1 “设计标准与目标”作指引，诱发深度学习

发展高阶思维能力是深度学习的核心目标。布鲁姆将认知领域分为6种学习类型：知道、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及评价，其中“知道、领会”这两个层次主要是事实的描述、记忆和初步理解，属于浅层学习，而深度学习则主要对应“应用、分析、综合及评价”这4个层次，学习者对学习目标不仅仅停留在浅层的认知，而是对学习的内容加以运用，进行判断与发现，最终具有创造的能力，是一种高阶思维能力的体现，可以说高阶思维能力是深度学习的核心特征。发展高阶思维能力有助于实现和促进深度学习，同时深度学习又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思维品质和学习效能，从目标的设定上需要深刻领会课程标准，深挖教材，从发展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角度确定教学目标[8]。

首先明确本门课程的培养目标：从使用计算机、理解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思维3方面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建立计算机整体结构框架，了解计算机基本原理及相关概念，提高学生计算思维能力并能够利用计算机解决一般的计算问题。

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大纲下，根据培养目标灵活设计标准可以最大程度体现因材施教和能力培养，如对计算机应用内容采用差异化目标。由于授课学生的计算机操作水平良莠不齐，有些很少接触计算机，而有的能熟练操作，因此可以对不同的学生制订不同的目标，让学生根据自己能力自行选择要完成的任务，如在Powerpoint大作业中制订差异化标准，按要求完成功能1、2、3达到及格，同时完成功能4、5达到良好，完成功能6满分，如果在以上都完成的基础上有新创意可奖励额外加分。制订层层递阶式的标准使得学有余力的学生更有动力向上攀登，基础稍差些的学生也不会有太大压力担心完成不了。从实践效果来看，貌似简单的Powerpoint作业变成了一件件完美的作品，有些学生不断挖掘Powerpoint功能，不仅展示了美的艺术效果，而且还做出像“密室逃脱”这样的交互式小游戏。差异化标准设置不仅使得学生提高了对计算机的应用能力，而且激发了学生兴趣，诱发学生深度学习，强化了学生的自我探索意识，从而促进从浅层学习到高阶思维的发展。

3.2 “预测评估”作前提，把脉深度学习

为了创造一个有意义、合乎发展规律的教学单元以满足学生的需要，预测评估是必要的前提[7]。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教师课前学情调查不同的是，预测评估是基于科学、系统的预测平台和技术，或者说是结合一定经验并通过科学实证后提炼而成的一套系统策略；实施过程并不仅仅依赖教师工作经验和态度，还依赖深度学习的后续环节。

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建立全面、完善的预测，便于教师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并使其得到相应帮助。与个人经验式预测相比，这种预测评估有着数据分析作为教学设计的依据，消除了主观评估误差，具有较高信度。具体预测评估包括：①完成对学习者学习风格的预测。利用学院自行开发的“学生成长管理系统”中“学习风格”模块，以在线调查问卷方式统计学生5个方面20个要素的学习偏好及特点，这些数据帮助教师区分和识别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是视觉学习者、听觉学习者还是动觉学习者。②完成对学习者先验知识结构的评测。学生需要参加课前摸底测试，便于教师了解其知识基础结构。

3.3 “营造环境”为条件，体验深度学习

匈牙利数学家伯利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规律、性质和联系。”因此，要达到深度学习必须使学习者置身于主动参与的“学境”中，这里的“学境”指能够激发认知冲突的教材资源、学习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和文化背景、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等。任何学习都是人和环境的互动，因此营造良好的学境，让学生个体的“人”与所处“学境”互动起来是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必要条件。

教师可以“虚实结合、人文互动”为原则营造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境。虚实结合就是利用多媒体资源、硬件资源以及新技术作为实验场景，使学生融入其中、实时参与，如介绍硬件组成时，让学生亲手组装一台电脑，切实体验计算机硬件结构；在网络应用中，让学生利用自己的终端建立一个局域网等，这类实验体现“所见即所得”也就是“实”。另一方面利用虚拟技术实验平台体验交互式学习，如图灵机模型，学生通过在交互平台上计算“X+1”的过程了解图灵机蕴含的计算思想，另一个虚拟实验的例子是指令的执行，通过输入指令展示其在CPU内的执行过程，让学生对指令的执行有深刻认识，这类交互式虚拟仿真环境即是“虚”。虚实结合的实验环境带给学生新鲜的学习体验，也增加了深度学习的可能性，但仅仅有实验环境还不够，引发好奇和兴趣的同时还需要提供探索新知的途径和方法，因此以MOOC为辅助的教学平台和以微信群为交流方式的人文互动应运而生。MOOC是一本活教材，也是学生通过实践探求真理和寻找答案的一条途径；学生在学习中有困惑趋向于先寻找同伴讨论，MOOC论坛以及微信交流群则提供很好的环境，令学生在不断的思想碰撞中提升认同感与自我效能，为促进深度学习提供必要条件。

3.4 “预备并激活先期知识与获取新知识”起联系，构建深度学习

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同化新知识并在头脑中产生心理意义的过程。知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当教师将整节课精力花费在新知识传授时往往效果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教师将知识划分为独立的片段，局限和狭隘了学生的思维。预备工作并激活先期知识的目的是要激活大脑中现有的神经网络结构以用于更强的联结，因此获取新知识之前帮助学生用10%的时间搜集背景知识并激活先期知识，用80%的时间教授新知识，最后用10%的时间联系新旧知识点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通过知识的连贯性纵向激发深度学习。例如，学生通过组装电脑了解了计算机硬件组成，那么如何让这些硬件在软件的“指挥”下工作呢？从而进一步探究指令的执行，思考能使计算机“按部就班”工作的指令和我们玩的游戏、用的聊天APP有什么关系；然后进一步探究硬件底层到应用层的大管家――操作系统。诸如此类的实例采用设问递阶式问题串联，回顾知识点的同时导入新知识。

3.5 “深度加工”是重点，促进深度学习

建构新知识及其意义的过程不是仅仅记住一些概念和原理，而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对知识进行精细而有效的加工过程，如分析、综合、应用等，并且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价，通过及时而准确的学习反馈修正和调整以提高元认知水平。深度学习中的“深度加工”是实现这一系列过程的核心环节。

深度加工目标是多维知识整合，而以问题为线索的知识建构能有效地加深对问题的理解，通常问题来自于所学内容中的难点、重点，即把学习设置到真实复杂的问题情境中。学生能否进行“深度加工”，教师的引导至关重要。笔者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中的具体做法包括以下两方面。

（1）问题探究式――问题的分析。教师全面分析和深度挖掘教学内容，提取典型探究性问题，建构框架式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发现联系，分析原因。例如，学生掌握数字、字符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后，自然会想到汉字在计算机中如何表示，由此启发他们自己探讨可行的方法。

（2）任务驱动式――问题的综合与应用。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实践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完成深度学习的过程。课内实验大作业就是这种模式。以数据库部分为例，这部分内容理论枯燥，但以大作业形式让学生实践完成一个数据库系统则效果大不同，可以使学生完成对知识从输入到输出的综合和内化，这是对知识的深加工。

3.6 “学习评价”是保证，完善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评价是以设计的标准和目标为依据，运用调查、测验、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深度学习过程及结果作价值判断并对深度学习目标进行反思和修订的活动。除了从认知、动作技能和情感这3方面评估学习目标和调控学习过程外，深度学习评价更强调评价的自主性、真实性、过程性和反馈性，让学习者通过对真实任务的主动探究和不断反思提升高阶思维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9]。学习目标是学习评价的出发点和依据，因此构建深度学习评价体系要以教育目标分类为依据，以高阶思维为核心，将Biggers的SOLO分类法纳入评价体系，形成认知、思维结构、动作技能和情感上四维度的评价理论依据。

学生通过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由浅层到深度学习的过程，经历了逻辑的解释、慎重的讨论、批判的思考和体验式的实践，基本能够利用计算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设计一个简易的数据库、设计一个网页、利用多媒体软件完成名片或者演示文稿的设计。这些应用基础而实用，可以对学生后续学科的学习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对深度学习的评价不应停留在获知的浅层，而应体现在运用、解决实际问题以及自我建构、反思上，通过实验效果和自我评价体现学习过程中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以上构成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50%，理论知识考评占30%，MOOC学习测试情况占20%。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更好地体现了过程评价的思想，真实反映出学生深度学习的效果。

4 结 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作为通识教育的重点，应该引发的是计算思维的培养和探究精神的塑造。作为一门抛砖引玉的课程，激发兴趣是核心，树立计算机系统思维是关键，而实践应用是根本。DELC为实施有效教学提供了科学依据，是教学设计的基点、观察课堂行为的标准、评价教学效果的依据。在该深度学习路线指导下，教师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批判思维、创新精神等高阶思维能力。结合具体的学科课程设计深度学习活动及相应的评价标准，在教学实践中检验深度学习评价理论的应用价值并探索出深度学习评价理论的实践模式，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何玲， 黎加厚.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J]. 计算机教与学， 2005（5）： 29-30.

[2] 张浩， 吴秀娟. 深度学习的内涵及认知理论基础探析[J]. 中国电化教育， 2012（10）： 7-11.

[3] Shaari R， Mahmud N， Shah Rollah A W， et al. Deep as a learning approach in inspiring creative and insinuative minds among postgraduate students[J].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40）： 152-156.

[4] Rushton A. Formative assessment： A key to deep learning[J]. Medical Teacher， 2005（6）： 509-513.

[5] Hornby G， Jennings G R， Nulty D D. Facilitating deep learning in an information systems course through application of curriculum design principles[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Travel&Tourism， 2009（9）： 124.

[6] 严文蕃， 李娜. 互联网时代的教学创新与深度学习――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 远程教育杂志， 2016（2）： 26-31.

深度教学论文篇（5）

高考作文评卷将“符合题意”的要求摆在第一位，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要求“符合题意”，而仅能把握材料、行文有所游离，或仅抓住材料中的枝节立意行文，或与材料内容及含意范围沾边套作的，评分均在第三等级及以下（“发展等级”不给分）。可见，审题立意尤为关键。

审题立意是否“符合题意”，关键看选择的角度是否符合材料内容及含意范围，审题立意符合题目中心角度及其重要角度的属于“符合题意”。近几年高考作文所给材料的共同特点是含意多角度、多层次，审题立意比较容易符合题意。但是，角度的多样化给学生带来的困扰是无法判断自己的作文是否离题。须知材料所给的角度不是无限的，加强审题训练、让学生学会自己判断审题是否准确显然是必要的。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以下两个审题步骤：

1.从不同方面入手，归纳不同的角度

（1）从材料涉及的不同人物出发，形成不同的角度。如2012年新课标卷高考作文题目，可分别从船主、油漆工和孩子们三个（组）人物出发选材立意。

（2）从事件的总体或事件发展的各阶段出发选定角度。如2012年安徽卷高考作文题目，可分别从事件发展的三个阶段（“写了条幅”、“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取材立意。

2.确立中心角度

归纳不同的角度后，需要对各种角度作出判断，从而确立材料的中心角度。如2010年全国卷I高考作文《漫画：都什么年代了，有鱼吃还捉老鼠》，漫画主体信息是三只吃鱼的猫和一只捉老鼠的猫形成强烈对比。结合漫画的题目，可以判断材料的中心角度应从“有鱼吃还捉老鼠”这一关键信息出发。

二、思维无深度

写作是用文字表达思维的活动。这就是说，文章应该反映作者对自身经历和社会生活的深入思考过程及思考所得的感悟。没有深度思考，就不可能深入本质，有力地解释原因、说明结果、指出规律，更说不上抓住要害、给人启发。许多高三学生的作文大多思路不清，思想观点和感情倾向不明确，论述往往比较肤浅，究其根本，症结在于对论题没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度的思考，这也是很少学生能以“内容深刻”或“思维有创意”获得发展等级评分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在作文训练课上先组织学生对材料进行深入研讨，再进行构思。

1.研讨。可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就材料形成的论点进行充分深入的思考，培养学生的论证思维。要对论题想通吃透，知道论题的含意，认识其中的道理，能够进行推理论证和事实论证。

2.构思。学生对论题有了较深入的思考后，明确立论特别是确立分论点就容易了。教师可通过介绍分论点的类型和常见关键字词，教会学生构思论证思路。分论点的类型有定义型分论点、解释型分论点、意义型分论点、功用型分论点、特征型分论点、条件型分论点、欣赏型分论点等；关键字词有“能”、“会”、“要”、“让”、“是”、“便”、“需要”等。如条件型分论点“创新要凭借非凡的智慧，创新要具备独到的眼光，创新要经受艰苦的考验”等，关键字是“要”。又如欣赏型分论点“留一些白，便描绘了大片的彩；留一些白，便画出了无限的情”，关键字是“便”。由此作文的思路可以顺利打开。

三、论点与论据脱离

大部分学生作文得分集中在43-47分数段（总分60分），总体原因是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议论文是高考作文中较常用的文体）有一个较普遍的不足，就是缺乏契合论点的论据。下面的文段是典型的例子：

我国古代有一位宰相在东京做官，家人和邻居为了围墙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家人派人写信给他，想通过他在官场的威望来赢得这一小块土地。他很少收到家人的来信，一收到见是此类小事，就写了一首诗回复家人：“一封家书为修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到信后很惭愧，主动让出了三尺地，而邻居也感到很内疚，也让出了三尺地，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六尺巷”。所以做人不要太压迫别人，给别人一线生机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深度教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115-04

一、引 言

给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般人乍听之下的反应是吃惊：这不是留学生才应该修习的课程吗？至多，这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与英语专业何干？这些吃惊与疑惑背后有两个“理所当然”：首先，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应该了解，给中国学生开设这样的课程毫无意义；其次，英语专业，顾名思义，应当以英语能力的培养以及英语语言的习得为第一要务，即便开设文化课程，学习英语国家的文明文化才能名正言顺，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务正业。事实上，尽管人们习惯于使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大举推进，国人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博大、怎样精深往往一知半解，自己的体会不深刻，更无法以第二语言进行表述与沟通。同时，进行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不仅仅包括获取以母语无法获得的知识，从而扩大经验范围，提升人的智识，也包括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向世界推介我们的传统文化。由此看来，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修习母语文化十分重要。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在访华期间谈教育时曾提出，教育使人类进化，“没有教育，就没有长进；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而他所说的教育即包括传授前人总结的经验和知识，也意指道德、文化方面的教育 [1 ]。不过，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教学长期存在比较严重的重技能、轻文化的现象。学生从入学起一直接受的是听、说、读、译、写的技能训练，不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即使在这些训练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当知识，却往往忽视了智识的培养。由于技能性训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很多人将英语视为一种工具，形成了但凡学习英语的人都仅仅是工具性人才的成见。英语专业似乎已经不再隶属于人文学科，而只是“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 [2 ]。其实，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单纯地进行语言能力训练而忽视思维能力的锻炼，则会导致在交流中出现言之无物的问题，语言表达质量不高。

虽然近年来英语专业有加强文化修习的倾向，但往往重目标语言文化、轻母语文化，英语教学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文化失语症”，对于“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这一缺失令我们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处于“文化下风” [3-4 ]。文化交流是双向活动，想要逆转文化下风地位，顺畅地进行交流，需得遵循知己知彼的原则。有鉴于此，以“内容依托教学法” [5 ]为特色的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读议写”系列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

二、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理念

为了帮助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至概念层面，同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获取较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本课程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侧重于传统实践，包括传统节日，传统技能、技法的介绍，如瓷器、丝绸、茶道、书画、园林、建筑、曲艺、武术、中医等等，这一部分旨在引导学生从表面现象入手，深入探讨这些传统实践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另一部分则为形而上的介绍，着重探讨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观，意在帮助学生建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在使学生将文化现象与形而上层面的认识相结合，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式认知。

面对如此庞杂且难度深浅不一的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始终是一项极为有效的教学原则。不过，这个“材”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对象，也包括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材料。而“读议写”课程的教学改革就能很好地满足因材施教的需要。“读议写”系列课程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部级教学团队改革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它一改以往教学中锻炼“手段”、单独训练某项技能的做法，将教学目标提升至较高的锻炼思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层次，引导学生以增强智识为目的，通过课前广泛涉猎阅读材料（读）、课堂讨论（议）以及课后写作（写）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学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思辨能力的锻炼是“读议写”课程的重要目标。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教育实践往往与教育理念脱节，这种情况在英语专业似乎更甚。文秋芳教授曾于2009年11月针对11所高校14个文科专业超过2 000名一至三年级学生展开过思辨能力的实证调查，实验结果显示，“大学3年期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水平有小幅量变，但未呈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不仅进步幅度大，而且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二到三年级之间。” [6 ]英语专业学生思维发展变化呈现的这一特点与英语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轻分析、推理、评判能力的训练不无关系。“读议写”系列课程正是针对这一现状就思辨能力的培养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三段式教学实践

按照“读议写”课程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遵循归纳的逻辑，将课堂教学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入门铺垫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以激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目的，从那些学生自以为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发现其间不为人留心的关联，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挖；第二阶段为知识扩展阶段，此时要将教学视野扩展至知之不深的种种文化实践，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三阶段则为总括升华阶段，旨在归纳总结之前的学习，将教学内容上升至形而上的层次，以建立体系式的认知。对应于这3个不同的学习阶段，课前的阅读、课堂里的讨论形式会相应地产生变化。

第一阶段学习的关键在于从现象中发掘观念。一般说来，学生从出生之日起，一直浸淫于中国文化之中，对于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仅知道一些简单的文化现象，熟悉表层文化，但对于这些表层文化现象很少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支持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文化更是缺乏了解，对之进行探究的意识淡薄。针对这一情况，教师作为课堂讨论的引导者，采取启发式教学，有选择性地择取并罗列学生熟知的表层文化现象，再以连续发问的形式将这些现象上升至概念层面，引领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背后的中国人特有的基本文化观念，再经由辩论、讨论等形式加深理解。例如从引导学生分析汉语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对于某些奇、偶数的偏好入手，深入发掘中国古人独有的宇宙观等。这些观念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并决定人的行为，不少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从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大多受控于这些观念却不自知。再如，学习传统的重大节日时，让学生列举传统节日的传统风俗以及与这些节日源起相关的种种传说故事，并对各个节日进行分类比较，使他们发现很多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大量的节庆都要进行扫墓祭祖活动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敬重，由此对于家文化是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的一大基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此外，这些传统节庆日期的取定，又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数的理解，以及佛教、道教的影响息息相关。从教学中收到的反馈来看，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往往能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经验范围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不足，他们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从而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

打好基本观念的基础之后，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定位于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层次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重大贡献，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不再单一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研习。例如探究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而非其他诸如丝绸、瓷器等举世闻名的创造或物产，以及活字印刷和造纸术如何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等等。

有了第一阶段启发式教学的铺垫，第二阶段教学的特点在于“主动”二字。首先，这一阶段要求革新教学手段，变由老师主导的课堂为学生主讲的课堂。第二阶段的教学按讲授主题事先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或称小的学习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在课堂上给每个小组20分钟时间充当“本堂课讲师”，共同就一个话题展开陈述。在陈述过程中给予听众随时就陈述内容进行发问的权力，以此激励讲师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此举一方面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被动地接受灌输变为主动学习。另一方面，由于随机提问提高了主讲人对于讲题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要求，增强了课外学习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换言之，它将课外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强迫学生主动思考，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果。当然，这并不代表教师在课堂中丧失了教学功能，相反，这样的教学模式对老师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能够加入并引导学生的陈述和讨论，更要能从课堂讨论中启发学生。

基于锻炼学生思维和交流能力的考虑，我们要求陈述内容充实、思维严密、逻辑严谨、表达得体。学生在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进行陈述时，PPT里面只能出现提纲挈领式的关键词，主讲人只能讲不能诵读，必须要以学生自己的逻辑呈现所讲述内容。针对部分英语表达不够自信的学生，鼓励他们以完成交流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兼顾语法准确、语音正确等其他原则。如此一来，既避免学生直接挪用网上获取的资源，又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临场应变的能力。此外，无论是讲解还是提问交流或是展开讨论，学生须遵循“得体”原则，注意区别口头陈述语言与书面语。口头陈述要重点突出，与同学交流时则要注意彬彬有礼。从教学效果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第一阶段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起到了示范作用，学生在汲取教师经验的基础上自我发挥，不少人在角度的选择以及陈述的形式上出人意表，带给教师很多惊喜。

除了课堂内的主动，课外的主动学习对于第二阶段的教学也非常重要。课外学习指的是学生课前搜索并筛选阅读材料，进行大量阅读，将知识消化吸收，然后选择角度提炼陈述。教学材料的获取曾经是困扰英语专业学习的一大难题，如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在网络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搜索引擎以及知识库的出现令知识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这一方面解决了阅读材料来源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阅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甄别、过滤材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训练学生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量中筛选出有用信息、权威知识，就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学习不再局限于知识的获取，更是智识的锻炼。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和探讨作为铺垫，第三阶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形而上的总结讨论就不再显得深奥艰涩。这一阶段的学习以深刻性为特征，而检验思考深度最有效方式便是写作。从思维训练的角度上来说，课后写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课前阅读以及课堂讨论，因为写作是课前、课中思考的延续，是对阅读、讨论的成果进行反思，努力形成自己独有观念，并将之系统化的过程。换言之，阅读和讨论的最终落脚点为能够将所思所想付诸文字，形成篇章。如果说，课前、课中的学习旨在锻炼并提高学生综合思辨的能力，那么课后的写作环节就是对之前学习的检验。根据“读议写”课程的整体设计，学生的写作训练贯穿这3个学习阶段的始终。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性，教师只规定某个写作主题，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围绕该主题自行拟定作文题目。

与传统写作课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只就一个题目进行写作，但必须经历数易其稿的过程，将论文由最初的600字左右扩展至最后的1 500字。最初的论文，逻辑性差、论点不够鲜明、论证不充分等老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而且学生的思维存在严重的同化现象，不仅选题雷同，论点相近，就连论证的方法以及论据都极为相似。有一个班，第一次交上来的作业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全部以“论文化身份”为题。不过，这种大面积雷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个体性已经遭到抹杀，而是说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收敛了其思维的锐度，在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作业时，已经养成了思维上的一种懒惰，总是以最显而易见但却缺乏思想深度和个性的方式进行应付。然而，随着学习的步步深入，思考逐渐深入，学生的思维开始活跃。同样是从小的现象入手探究文化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基因，但最后确定的选题殊异，有同学探讨龙图腾，有的同学选择研究中国的人情观，还有同学从《喜福会》入手，分析中国的家观念等等。选题的多样化至少从一个方面表明学生确实积极主动开始思考。实践证明，经过数次修改、扩充之后，论文在论点的鲜明度、论证的条理性、论据的提出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如果说写作是有效展示学生思辨能力的方式之一，这样的结果也许能说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至少，在思想的深度、知识面的广度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取得了进步。

四、结 语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课从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文学现象入手，向学生介绍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有助于他们深层次思考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问题。事实证明，学生对于这门课热情很高，在管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于母语文化知之甚少，在惭愧警醒之余，更激发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阅读、讨论、写作三位一体的教授模式，以锻炼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为目标，注重综合素养的培养，将学习涵盖课前、课后落到实处，使学生在了解母语文化的同时，英语能力也能获得显著提升，做到了兼顾母语文化修养与英语能力的提高。通过课外的读与写，学生了解到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不足，更增加了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参考文献：

[1]杜 威.杜威五大讲演[M].胡 适，译.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育，2002，（2）：91-93.

[3]从 丛.“中国文化失语”：我们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4）.

深度教学论文篇（7）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指引道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作为中国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最新教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也已经在新学期进入大学课堂面对新教材，理应努力探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改革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最佳契合方式，以期在新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实现二者的双向互促。

一、拓展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维度，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现代人文精神

近年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我们单方面地强调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教育。这种局面目前虽然已有所改变，但仍然亟待更大幅度的改善。除了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在中国高校增设人文教育课程之外，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在中国高校普遍开设的传统课程，完全可以用拓展本课的人文维度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而人文维度的拓展同时也会直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实效。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具备深广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努力帮助学生从人文的维度着眼更为广泛和深入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人物，有助于学生充分地消化和吸收教学大纲要求学生掌握的政治理论，而且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判断力，并最终确立坚定的政治信念。例如，为了讲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就有必要让学生们不但了解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国国内的社会状况，而且也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有必要让学生们深刻认识苏共因为丧失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做到既比较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特定的政治理论，又加深对人生的感悟，并且逐渐养成充满人文关怀的善良心地。又如，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可以比较深入地介绍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生历程和人文情怀，尤其应当重点介绍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在十年浩劫中的真实经历。学生们通过拓展了人文维度的教学方式学习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也更为全面和深入。他们普遍反映：用这种方式学习，他们学得有兴趣、有效率，通过这样的学习，他们不仅学到了中国当代的政治理论，而且还获得了丰富的中外人文历史知识以及浓厚的人文熏陶。

现代人文精神是长期深受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传统毒害的中国人尤其需要补充的现代文明要素。不论是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依据，还是组织学生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问题，都应当引导学生反思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有突出表现的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努力揭示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人性因素}在讲授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时候，可以联系人类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成长的历史，向学生们介绍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中国的五四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到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思想条件和人文价值，以及从伽利略到严复、从张闻天到顾准、从鲁迅到王小波、从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到吴敬琏等一系列中外思想者的思想精华和心路历程，努力培养学生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爱。只有竭尽全力做到将现代人文精神深深植根于一代新人的心中，这时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才算已经比较全面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二、及时吸纳国内外最新信息，增加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现实感和生命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理论体系，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也必须通过教学改革而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更加注重及时地将国内外各种最新信息与新教材中的相关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引导学生运用书中的新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国内外各种新动向。例如：十届全国人大刚刚闭幕，通过在课堂上及时分析举世瞩目的我国宪法的重要修改，让同学们认识到，这次对宪法的修改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立法上的集中体现，在宪法中写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原则，标志着“以人为本”正式成为国家的价值观}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1)2004年《全球腐败报告》之后，及时向学生们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的有关看法，使学生获得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这种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现实、随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教学方式，信息量大而富有冲击力，能够让书本中的政治理论在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获得立体感和生动性，因此深受学生欢迎，而且很快养成了学生对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主动性和良好的学习习惯。2004年3月，当台湾“3·20公投”临近之际，学生们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老师为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对未来趋势作一番分析和预测。笔者当时就汇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历史资料和最新信息，结合教材中“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一章的讲授，评析台海局势，及时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课堂上，学生们全神贯注，并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三、优化整合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提升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实践中，应当加大对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幅度和频率，让电脑、VCD、DVD、投影仪、多媒体CIA课件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不能偏废包括口头讲解和粉笔板书在内的传统教学方式。仍应十分注意经常磨练自己的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课堂教学组织能力，注重对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学习和实践，注意在课堂内外仔细了解不同的学生对教学改革实践的各种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论科技水平多么发达，教学设备多么先进，决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主讲教师本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教师在决定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都仅仅是辅助工具而已}在教学改革中，主讲教师的主导地位绝不能被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所削弱，如果教师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忽略了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反而会而造成教学失序和低效。只有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妥善地结合起来，实现最优整合，才能全面提升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用电子教案将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传统纸介教案转换成适合计算机处理的数字信息格式，已经成为当今许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日常工作之一。进一步提高电子教案的制作水平还会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创造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电子教案的作用也不应该被过度夸大。过度使用电子教案，反而会减弱或遮蔽其他教学手段的强大功能。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特别是在进行必须大量介绍人文历史背景的教学中，除了使用电子教案之外，也必须充分重视各种能够有力地配合教学的VCD、DVD影碟的合理使用，不必因为这些影碟不是由教师自己制作的，就认为它们教学体系中的价值远远低于电子教案和其他多媒体CAI课件。实际上，要为内容丰富、课时有限的新教材找到各种各样适当的教学影碟，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掌握好插播影碟的时机、设计好精彩的解说词，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专业机构制造的影碟包括各种的中外历史记录片、当代纪实片、历史题材和当代题材的优秀故事片等等，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含有生动逼真、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文视听信息，如果精心加以运用，的确能有效地加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起到电子教案及其他多媒体课件所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四、加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素质教育功能，努力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由于深受盛行多年的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许多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起初对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就是抱着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他们早已习惯于将政治课视为功能单一的政治理论灌输课。面对这些学生，在开学之初第一堂课上，可以开宗明义，除了讲明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义重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之外，也明确指出本课程所蕴含的有待师生共同去开发的不可忽视的素质教育功能。在教育理念日趋科学的新时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任何一门课都不应再重蹈应试教育的歧途，都应当尽可能地发挥素质教育的功能，每个教师都应该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为己任。 　在讲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过程中，应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本课的素质教育功能。

1．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在当代青年应当具备的众多素质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十分重要。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精神文明只能由众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构成。虽然，简单地灌输政治理论，也可以让学生考出不错的卷面成绩，但是，只有启发式教学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倡发现学习法(Discovery Learning)的教育学家认为，学习一般的原理原则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探索新情境的态度，培养作出假设、推测关系、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不要简单地将教材中的现成结论强加给学生，应当尽可能先为学生介绍相关的人文历史背景，努力让学生先掌握丰富的可供思考的素材，然后向学生提出精心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分析素材，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学生的看法存在谬误，也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应当举出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用共同探讨的态度提出教师的意见，通过耐心启发帮助学生纠正偏见，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2．塑造创新个性

认知主义理论家认为，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学生积极主动的“获得”，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促进学生学习。随着认知理论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学习者在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建构对知识的理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 Theory)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创立生成学习模型(Generative Learning Mode1)的维特罗克(Wittrock，MC)指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从外界选择性地知觉新信息，然后进行主动建构并生成意义的过程。由于条件所限，目前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还不可能像实行导师制的研究生专业课程那样，让每一个学生在讨论之前都认真研读老师指定的专著，写出读书笔记，然后再进行深入的讨论。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仍然必须遵循教育心理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仍然必须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强调的创新精神贯彻落实到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之中，仍然有可能通过创造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新方式，在现有条件下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在讲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笔者经常组织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课堂讨论，大力鼓励学生积极发言、畅所欲言、交流思想，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当众发表独到见解，这些教学举措不仅有利于广大学生深切理解当代最有活力的创新理论，而且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的创新个性的健康成长。主讲教师也会因此得到大量的教学反馈，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后来的教学工作。

3．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从许多大学生上交的作业和课堂发言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应当要求自己尽量用生动准确、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讲好课，而且有责任努力使广大学生通过学习这门政治思想突出、文化内涵丰富的特殊的文科课程，尽快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布置作业和组织课堂讨论的时候，除了要求学生联系实际谈自己对有关理论的理解之外，也应当要求学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每个学生上交作业和发言结束之后，笔者都会在课堂上及时点评学生发言的思想内容、语言质量，乃至仪表和风度。由于生动活泼、确有实效，每次讨论和点评学生们都感到有所收获。

深度教学论文篇（8）

1961年，马国凡在《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中认为“撑门面”、“敲警钟”等词语是惯用语，拉开了我国惯用语研究的篇章序幕虽然只有短短五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此期间，汉语惯用语取得的成绩却是显著的。由于历史原因，对惯用语的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惯用语的研究才得以恢复。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对外汉语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惯用语的本体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使得这一时期的惯用语研究达到了高潮，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惯用语的研究上来，产生了大量的著作和期刊论文。这时期的惯用语研究无论是从横向的广度上还是纵向的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笔者基于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及一些相关论文，综述各家之论点，希望为今后的汉语惯用语教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一、汉语惯用语本体的研究现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惯用语的研究，本体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界关于惯用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惯用语的语义研究。如陈光磊认为：“惯用语就是具有语义变异特征的一种定型短语，其功能相当于一个词而呈现出明显的日语格调和修辞色彩。”高歌东、张志清认为“惯用语是以动宾关系为基本语法结构，以二字格为基本形式，以比喻引申为基本修辞手法和表意手法的固定词组。”此外李行健在《惯用语的研究和规范问题》中把惯用语语义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马国凡、高歌东也在《惯用语》一书中也对惯用语语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都是从语义的角度对惯用语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为惯用语的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惯用语的文化内涵研究。惯用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最早认识到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学者是罗常培，他的《语言与文化》主张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开创了语言文化学的先河。但是这本书只是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它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去探讨语言文化的东西，并没有详细的分析某一语言的文化现象，也没有涉及到更多地惯用语文化。此后随着惯用语关注度的提高，关于惯用语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如陈华琴在《现代汉语惯用及其语内涵分析》中总结了惯用语语义折射出的三种文化，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此外，还有王俊《浅论包含饮食语素惯用语的文化意蕴》，辛菊、唐华《浅论包含服饰语素惯用语的文化意蕴》，李艳萍《简论用语的文化价值》等等。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去研究惯用语，更加全方位的剖析了汉语惯用语，使得本体的研究从广度上得到了拓展，也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惯用语的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汉语事业也随之取得了不断的发展，进而汉语学界中的很多学者辗转到对外汉语惯用语教学的领域中来，我们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把这些专著期刊大致归为以下几类：

1.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如王进在《汉语惯用语隐喻的发生机制》则将相似性作为惯用语隐喻形成的基础，并提出是语用环境的促动创造了相似性。陈明芳在《惯用语认知机制及其词汇语义特征》中“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三种认知机制，即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规约常识，来分析惯用语的理解过程。”该文章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了惯用语，给我们的对外汉语惯用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车晓庚的《惯用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与应对策略》“从探讨惯用语的基本特征出发，借鉴心理学研究汉语惯用语模型，分析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惯用语实际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构想如何更好地进行对外汉语惯用语教学。”但是该文章只是初步借鉴心理学进行探讨，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2.二语习得的角度。如马晓娜（2008）“对留学生使用汉语惯用语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得出语法偏误、语义偏误、语用偏误的具体原因。”李国慧（2005）认为“在对留学生进行惯用语教学时，要针对其错误之处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这篇文章也是进行了比较浅显的探讨，没有太大深度，对外汉语惯用语教学的具体方法也并未真正的涉及到。袁曦（2006）“对外国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惯用语偏误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总结提出了惯用语教学的教学手段”，但是这篇文章只是泛泛而谈了教学方法，针对性的具体建议不多。

3.国别化的汉语惯用语教学。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于学习主体学习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针对学习者国别化的教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潘明霞在《英汉“身体互喻”词汇对比研究》一文中从英语和汉语的角度重点分析分析了惯用语中身体部位之处以及惯用语中文化的差异，孙自辉（2007）则从英语惯用语的角度入手，解读了中英文化内涵，这篇文章的切入角度很好，但文章从浅层去分析，没有进行深度的挖掘。崔舜圭在《中韩惯用语比较及教学研究》一文中主要分析了中韩惯用语的不同以及韩国学生出现偏误的原因，但是汉语惯用语教学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少，头重脚轻，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均匀。

三、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惯用语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它已成为专家、学者和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但从学术发展及教学实践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而言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1.研究的不深入、不具体。目前对外汉语中的惯用语教学的很多研究都是泛泛而谈，并没有进入深度的挖掘，还缺乏深入的、具体的分析和探索。

2.国别化研究的不均衡。国别化研究发展的不平衡在现汉语惯用语教学中的一大问题，有些国家被研究的很透彻，而有些国家根本没有涉足。比如英语国家的惯用语研究高达上千篇；日韩的汉语惯用语教学也不少，而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惯用语教学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所以为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更好的发展，以上现象应当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反思，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惯用语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开拓。

参考文献：

[1]高歌东.惯用语再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深度教学论文篇（9）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指引道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作为中国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最新教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也已经在新学期进入大学课堂面对新教材，理应努力探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改革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最佳契合方式，以期在新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实现二者的双向互促。

一、拓展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维度，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现代人文精神

近年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我们单方面地强调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教育。这种局面目前虽然已有所改变，但仍然亟待更大幅度的改善。除了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在中国高校增设人文教育课程之外，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在中国高校普遍开设的传统课程，完全可以用拓展本课的人文维度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而人文维度的拓展同时也会直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实效。

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具备深广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努力帮助学生从人文的维度着眼更为广泛和深入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人物，有助于学生充分地消化和吸收教学大纲要求学生掌握的政治理论，而且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判断力，并最终确立坚定的政治信念。例如，为了讲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就有必要让学生们不但了解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国国内的社会状况，而且也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有必要让学生们深刻认识苏共因为丧失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做到既比较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特定的政治理论，又加深对人生的感悟，并且逐渐养成充满人文关怀的善良心地。又如，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可以比较深入地介绍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生历程和人文情怀，尤其应当重点介绍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在十年浩劫中的真实经历。学生们通过拓展了人文维度的教学方式学习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也更为全面和深入。他们普遍反映：用这种方式学习，他们学得有兴趣、有效率，通过这样的学习，他们不仅学到了中国当代的政治理论，而且还获得了丰富的中外人文历史知识以及浓厚的人文熏陶。

现代人文精神是长期深受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传统毒害的中国人尤其需要补充的现代文明要素。不论是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依据，还是组织学生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问题，都应当引导学生反思在中国“”时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有突出表现的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努力揭示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人性因素}在讲授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时候，可以联系人类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成长的历史，向学生们介绍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中国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思想条件和人文价值，以及从伽利略到严复、从到顾准、从鲁迅到王小波、从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到吴敬琏等一系列中外思想者的思想精华和心路历程，努力培养学生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爱。只有竭尽全力做到将现代人文精神深深植根于一代新人的心中，这时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才算已经比较全面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二、及时吸纳国内外最新信息，增加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现实感和生命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理论体系，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也必须通过教学改革而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更加注重及时地将国内外各种最新信息与新教材中的相关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引导学生运用书中的新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国内外各种新动向。例如：十届全国人大刚刚闭幕，通过在课堂上及时分析举世瞩目的我国宪法的重要修改，让同学们认识到，这次对宪法的修改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立法上的集中体现，在宪法中写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原则，标志着“以人为本”正式成为国家的价值观}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1)2004年《全球腐败报告》之后，及时向学生们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的有关看法，使学生获得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这种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现实、随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教学方式，信息量大而富有冲击力，能够让书本中的政治理论在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获得立体感和生动性，因此深受学生欢迎，而且很快养成了学生对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主动性和良好的学习习惯。2004年3月，当台湾“3·20公投”临近之际，学生们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老师为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对未来趋势作一番分析和预测。笔者当时就汇集了关于的历史资料和最新信息，结合教材中“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一章的讲授，评析，及时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课堂上，学生们全神贯注，并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三、优化整合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提升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实践中，应当加大对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幅度和频率，让电脑、vcd、dvd、投影仪、多媒体cia课件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不能偏废包括口头讲解和粉笔板书在内的传统教学方式。仍应十分注意经常磨练自己的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课堂教学组织能力，注重对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学习和实践，注意在课堂内外仔细了解不同的学生对教学改革实践的各种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论科技水平多么发达，教学设备多么先进，决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主讲教师本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教师在决定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都仅仅是辅助工具而已}在教学改革中，主讲教师的主导地位绝不能被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所削弱，如果教师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忽略了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反而会而造成教学失序和低效。只有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妥善地结合起来，实现最优整合，才能全面提升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用电子教案将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传统纸介教案转换成适合计算机处理的数字信息格式，已经成为当今许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日常工作之一。进一步提高电子教案的制作水平还会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创造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电子教案的作用也不应该被过度夸大。过度使用电子教案，反而会减弱或遮蔽其他教学手段的强大功能。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特别是在进行必须大量介绍人文历史背景的教学中，除了使用电子教案之外，也必须充分重视各种能够有力地配合教学的vcd、dvd影碟的合理使用，不必因为这些影碟不是由教师自己制作的，就认为它们教学体系中的价值远远低于电子教案和其他多媒体cai课件。实际上，要为内容丰富、课时有限的新教材找到各种各样适当的教学影碟，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掌握好插播影碟的时机、设计好精彩的解说词，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专业机构制造的影碟包括各种的中外历史记录片、当代纪实片、历史题材和当代题材的优秀故事片等等，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含有生动逼真、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文视听信息，如果精心加以运用，的确能有效地加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起到电子教案及其他多媒体课件所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四、加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素质教育功能，努力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由于深受盛行多年的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许多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起初对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就是抱着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他们早已习惯于将政治课视为功能单一的政治理论灌输课。面对这些学生，在开学之初第一堂课上，可以开宗明义，除了讲明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义重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之外，也明确指出本课程所蕴含的有待师生共同去开发的不可忽视的素质教育功能。在教育理念日趋科学的新时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任何一门课都不应再重蹈应试教育的歧途，都应当尽可能地发挥素质教育的功能，每个教师都应该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为己任。

在讲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过程中，应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本课的素质教育功能。

1．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在当代青年应当具备的众多素质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十分重要。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精神文明只能由众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构成。虽然，简单地灌输政治理论，也可以让学生考出不错的卷面成绩，但是，只有启发式教学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倡发现学习法(discovery learning)的教育学家认为，学习一般的原理原则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探索新情境的态度，培养作出假设、推测关系、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不要简单地将教材中的现成结论强加给学生，应当尽可能先为学生介绍相关的人文历史背景，努力让学生先掌握丰富的可供思考的素材，然后向学生提出精心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分析素材，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学生的看法存在谬误，也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应当举出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用共同探讨的态度提出教师的意见，通过耐心启发帮助学生纠正偏见，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2．塑造创新个性

认知主义理论家认为，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学生积极主动的“获得”，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促进学生学习。随着认知理论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学习者在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建构对知识的理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 theory)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创立生成学习模型(generative learning mode1)的维特罗克(wittrock，mc)指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从外界选择性地知觉新信息，然后进行主动建构并生成意义的过程。由于条件所限，目前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还不可能像实行导师制的研究生专业课程那样，让每一个学生在讨论之前都认真研读老师指定的专著，写出读书笔记，然后再进行深入的讨论。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仍然必须遵循教育心理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仍然必须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强调的创新精神贯彻落实到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之中，仍然有可能通过创造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新方式，在现有条件下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在讲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笔者经常组织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课堂讨论，大力鼓励学生积极发言、畅所欲言、交流思想，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当众发表独到见解，这些教学举措不仅有利于广大学生深切理解当代最有活力的创新理论，而且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的创新个性的健康成长。主讲教师也会因此得到大量的教学反馈，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后来的教学工作。

3．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从许多大学生上交的作业和课堂发言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应当要求自己尽量用生动准确、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讲好课，而且有责任努力使广大学生通过学习这门政治思想突出、文化内涵丰富的特殊的文科课程，尽快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布置作业和组织课堂讨论的时候，除了要求学生联系实际谈自己对有关理论的理解之外，也应当要求学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每个学生上交作业和发言结束之后，笔者都会在课堂上及时点评学生发言的思想内容、语言质量，乃至仪表和风度。由于生动活泼、确有实效，每次讨论和点评学生们都感到有所收获。

深度教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2-0064-05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既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与其理论基础有关。当一个学科自觉地意识到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并主动地进行讨论时，即表明该学科自觉意识增强学科地位凸显。经过近30年的恢复发展，不仅在教育学科内部而且在教育学科外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地位也日益突出，价值日渐彰显。但也存在课程与教学论被误解为是“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的科学、“指导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操作策略”等现象。仿佛课程与教学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研究课程与教学论也不需要多少理论(这从每年报考教育学原理与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对待这两个专业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是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和课程与教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和课程与教学论应用之间的区别。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学科存在的课程与教学论，想要立于理论学科之林，必须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因此不仅需要理论，而且应当夯实和加强其理论基础。

那么，应当从哪些角度来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与以往课程与教学论特别是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有何区别?如何区别课程与教学论之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如何把握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对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影响?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的理论性应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审思和构建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从哪些角度来审思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这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哪些焦点问题呢?

人的问题，即课程教学的属性问题、课程教学活动的产生与课程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和教师问题，以及课程教学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这是课程与教学论要关注的永恒课题。对课程教学中人的问题的关注涉及课程教学的本质、目的和主体问题。课程教学永远是属人的、人为的、为人的，因此课程教学中的人就是课程与教学论应当而且必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要关注人，要关注哪些人，关注人的哪些方面，怎样关注人，课程与教学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

知识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对什么人最有价值?知识是怎样获得的?什么知识可被准入课程教学知识?不同的人对知识及其价值以及如何获得持何种态度?知识结构、类型、来源途径及其方式以及不同的知识观对课程教学知识(内容及其体系结构)和课程教学中知识的展开运行过程及其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课程教学对知识的传承、发展具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

技术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的挑战和推动问题。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意味着什么?技术变革曾经或将会引起课程教学的哪些变化?这必然涉及课程教学技术手段变革与课程教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行为、从过程到目的、从精神心理到物质手段的整体变革的关系等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

社会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涉及课程教学的属性、价值、范围和途径以及课程教学与社会互动等问题。课程教学是社会的，课程教学在社会中；社会也是课程教学的，社会也在课程教学中。怎么理解?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课程与教学论从深层理论上进行理论阐释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是如何对课程教学产生影响和制约的?课程教学对文化发展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课程教学具有文化属性，教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课程教学在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中进行，课程教学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课程教学对文化的传承与变革、生产和再生产都发生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也需要课程与教学论加以理论阐释。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否属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关注和研究的基本的焦点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从理论上深度探讨和回答?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拥有较高的理性思维和理论素养?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除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是否会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基础理论学科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科学学、生命科学、复杂科学等新兴学科理论基础?而且，这些学科本身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否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和发展?

回答是肯定的!这既给我们研究课程与教学论提出了多学科理论基础的诉求，也为我们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的宽窄和课程与教学论发展

过去，我们仅从哲学认识论、实践论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无疑是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视野非常狭窄。近些年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依据逐渐突破了哲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而有所拓展和深化，推进了课程与教学论向广度、深度发展。

首先，除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研究者纷纷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生态学、未来学、科学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复杂科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课程教学现象及其问题，不仅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发展成为包括课程教学哲学、教学心理学、课程教学文化学、课程教学社会学、教学伦理学、教学语言学、教学人类学、教学生态学、课程教学论史、教学系统论、教学信息论、教学控制论等在内的庞大学科群，而且直接导致课程与教学论从学科体系、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革。

其次，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深化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在哲学方面，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传统的课程教学目的论、课程教学认识论、教学实践论拓展到课程教学主体论、课程教学价值论、课程教学知识论、教学过程论和教学伦理学、教学美学，甚至一些研究者竭力提倡并主动引进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过程哲学、复杂科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来重新构建课程与教学论。在心理学方面，从传统学习心理学发展到发展心理

学、认知心理学再到情感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导致课程与教学论对儿童发展与课程教学、对非认知心理品质与课程教学的极大关注。在社会学方面，从传统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社会学发展到知识社会学、行为社会学、交往社会学，从研究课程教学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关系到研究课程教学与知识、文化和人们交往行为的关系。

深化还表现在交叉与融合上。由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就要求不同学科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当代学科发展往往是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叉点获得重大突破的。近些年来，无论世界还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概不例外。课程与教学论的庞大学科群，既是学科分化综合的结果，也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这是当代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反映和体现。

但是，理论基础的拓宽只应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不断成熟和独立，绝不应造成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动摇甚至丧失。这就是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应当保持相对的边界，如果无限扩大以至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界限则会出现“泛化”现象，那么就会因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模糊及其理论基础的混乱而动摇甚至危及课程与教学论自身的学科地位，那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近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或日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视角、理论依据、理论倾向，等等)无限扩大(我称之为“泛化”)的现象的确存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移植和引入了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新兴学科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和方法手段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这虽然繁荣了课程与教学论，但却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发展构成了威胁，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抹杀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独特性，使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意识日渐淡薄，本就不甚牢固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日益受到动摇，出现了挑战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独立性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近年，各种“走向说”(譬如，“走向心理学”、“走向哲学”、“走向社会学”、“走向实践”、“走向叙事”、“走向生活”、“走向……”，等等)不绝于耳。由哪里“走向”哪里?答案不青而喻，无非是由课程与教学论“走向”其他“学”“论”“主义”!课程与教学论必然“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需要“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能否“走向”其他学科?其实恰恰相反，就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本体地位而言，且不说是不是必然、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够，需要的是引入其他学科借以拓宽和深化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而不是相反。有鉴于此，一些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指出，课程与教学论随着理论基础的“泛化”和混乱正日益迷失于其他学科之中，以致出现了课程与教学论“失语”“失范”现象，课程与教学论日益成为其他学科理论观点的注脚或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从而发出了“拯救教学论”、“坚守教学论”、“捍卫教学论”的呼喊。

三、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拓宽中的几种倾向及其消除

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应当夯实和拓宽理论基础毋庸置疑。但在理论基础拓宽过程中也的确存在如上所说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一些人(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和外部)误以为课程与教学论只是教学经验汇编或教学实践指南之类而无多少理论可言，于是纷纷从其他学科寻找作为“理论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出路及其理论生长点以提升其理论层次，以致出现了“客串”、“偏离”、“拼盘”等几种倾向。不消除这些倾向，课程与教学论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本文认为，采用“渗透”的方法既可以拓宽和夯实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

所谓“客串”，指那些原先并非从事某种学科研究的人利用自己所从事学科的理论或方法偶尔对那种学科进行研究或发表看法，并对那种学科产生一定影响的现象，又称为“客串效应”。教育科学研究中“客串”现象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客串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现象，既存在教育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存在来自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就教育论教育的单一研究往往不能发现奥秘和规律，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不断吸收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的复杂研究。其次，社会对教育日益强烈的需求是“客串”发生的直接动力。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和多元，教育问题也日益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广为关注，于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采取了“客串”的方式，投身于教育的研究。第三，“客串”者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为“客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客串”研究教育的人虽是“外行”，但却没有“科班”教育科学研究者的思维定势，而容易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独创性地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最后，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客串”的传统，一部教育科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被“客串”的发展史。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中的“客串”现象，即是指那些从其他学科来研究课程教学及其理论问题的现象。一些人认为，从课程与教学论本身已难以找到理论出路，只有从其他学科切入才能找到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一些人既非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工作者也不想真正深入教学论研究，而只是兴致所至，偶尔为之，蜻蜒点水，品头论足。“客串”现象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一方面，教育科学的发展有“客串”的功劳，很多教育学科的分支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都是其他学科“客串”教育学科从而产生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其发生提供了可能，社会对教育及其研究日益多样而强烈的需求是其发生的直接动力，“客串”者所具有的学科优势和开放视野为其产生奠定了基础，教育学科边界的薄弱和模糊也为其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客串”式研究，咋看起来热闹，细看起来粗糙，宽泛而不具体，表层而不深沉，肤浅而不深刻。既不可能真正沉浸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情感体验中，也不可能深达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本体和终极。可以给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带来一些警醒和新鲜，却不会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主流，更不应取代课程与教学论本身的研究而出现危及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地位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

所谓“偏离”，指事物发展离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些年来，这种现象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屡见不鲜。有的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教育研究的哲理性，只有将哲学命题拆迁并嫁接到教育研究领域进而演绎为相应的教育命题，而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真正切入教育生活以提出相应真知灼见，这种研究就难篼使教育研究沦为哲学的附庸，不仅哲学观点是抬人牙慧，而且对教育研究来说往往是舍本逐末，偏离了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和“移植”。并指出，这种做法把复杂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研究过程简单化了，它偏离了教育科研的真谛，不能发挥教育研究对教育教学实

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无论是从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出发去寻找其他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理论支撑，还是从课程与教学论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进入课程与教学论进行“客串”研究，都存在着停留于其他学科研究而尚未进入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研究的现象。这种“偏离”研究隔岸观火、脱离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主战场，实质上是以其他学科研究去代替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的现象。早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之初，王策三先生就提醒大家要防止课程与教学论与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相混淆、被代替的现象，批评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混淆，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以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代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做法，要求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恪守自己的本职，坚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他指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正是而且也必须“通过克服对它的研究对象和仃务的种种歪曲、偏离现象而进行”。今天，他所批判的这些现象不仅没有消除而且似有扩大和愈演愈烈的趋势。

所谓“拼盘”，是指一系列物品的无序集合。这些年来，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教育学研究以及教育理论存在多种学科理论罗列的“拼盘”现象。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具有逻辑力量的整体。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拼盘”现象，即是指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常常出现“某某学+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其他学科的，问题及其落脚点是课程教学(论)的，仿佛课程与教学论只是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及其注解，本身没有多少理论可言。课程与教学论最终沦落为其他学科理论的婢女。其套路一般是首先大量引述许多其他某某学、某某论、某某主义的概念、观点(原理)、主张，新名词、新概念大量堆砌，眩人耳目，眼花缭乱；然后轻描淡写、不着边际地提出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最后从课程与教学论上草草地展开一段针对性不强、适用性不大、深刻性不够的空泛议论。整个文章虎头蛇尾，貌似具有宽宏深刻的理论性，其实是拉虎皮作大旗吓唬人。所谓理论部分其实是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抄抄捡捡，拾人牙慧，陈词滥调；问题部分如水上绿萍，漂浮游荡，空洞浅薄；论述部分隔靴搔痒，不切实际，空洞无物。这种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著作”、“论文”等)严格说来既缺乏其他学科理论的深刻性，也缺乏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更缺乏学术论文的规范性，繁琐杂芜，粘贴拼凑，说不上是真正的严谨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成果。这种研究及其成果无论对其他学科还是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和课程与教学实践均无多大理论和实用价值。

所谓“渗透”，本意是指水分子经由高水分子区域(即低浓度溶液)渗入低水分子区域(即高浓度溶液)直到达到浓度平衡的现象。教育理论研究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渗透”现象，即是指“某某学(论)×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运用某某学的原理、范畴、思维、方法于课程教学问题的论述分析中，其他学科理论服务并从属于课程与教学论。这种研究不仅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是将多学科的理论、范畴、思维、方法自然地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整合地而不是拼盘式地运用于课程教学问题分析及其理论阐述中，水融，浑然一体，俨然天成，表面上看不到某某“学”、“论”、“主义”的痕迹，细品起来弥漫理论思辨的色彩，充满深刻的学理，具有浓郁的学术味道。这种研究入木三分，探赜索隐，析理入微，统宗会元，直达本体，朴实深刻。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各种理论观点不是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而是内在于其中。其他学科理论和课程与教学论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凝结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学科素养和理沦品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人员不是以“客串”课程教学研究的其他学科研究者身份而是以课程与教学论专门研究者的身份存在。这种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的研究及其趋向是值得广大课程与教学论工作者提倡和弘扬的。

综上所述，无论“客串”还是“偏离”，都是一种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做法，都只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外在现象的浅层的泛化研究，而不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内在本质的深层的专门研究，这种“非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现象都会使本不甚成熟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遭受冷遇甚至使其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而导致学科独立地位丧失，都不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其危害相当明显。课程与教学论应当以“课程与教学”为中心展开多学科研究，防止被其他学科内容过分挤占填塞而失去其本质特征和特殊领地；课程与教学论应当有自己的“论”，不反对多学科理论研究，但需严防“客串”、“代替”、“偏离”而使自家领地被他“论”侵蚀占领，以致本身地位“旁落”和功能“异化”。

当今时代，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处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规范、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国际的多维交汇点上，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各种理论流派异彩纷呈、教育改革异常活跃的时代背景，必须以开放的思维和多元的视野，拓宽并夯实其理论基础，革新并转换其研究方法(广义的研究方法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转换)，增强并提升其理论高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必然要引进、移植、借鉴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但这种引进、移植、借鉴、应当在坚持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主体意识、强化其学科独立地位、提高其学科理论品质的前提下采取“渗透”即有机融合的方式进行，切忌“客串”、“偏离”、“拼盘”等做法。理论基础要拓宽，更要夯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罗祖兵，不确定性知识观及其教学意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5)：69-72

[3]李本友，十年之思：课程改革的文化阻抗与调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2)：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