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论文篇（1）

【论文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也逐渐显现，环境成本内在化是解决环境与贸易冲突的根本途径之一。本文在环境成本内在化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 环境成本内在化 商品流向 商品结构 竞争力 一、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但国际贸易并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原因是环境成本外在化，即环境资源的使用费用没有被记入或者没有被完全记入生产成本核算，价格信号没有正确地反映出环境资源的价值，造成了环境资源被过度使用，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能够消除环境成本外在化的问题，使产品的价格包含环境成本，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那么，以正确的价格信号为导向，市场就可以有效的配置环境资源，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退化问题。 二、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含义及数学模型 1.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含义 环境成本是指开采、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和处理商品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需补偿的费用。环境成本内在化就是将这些费用计入产品的成本之中，从而使其价格不仅反映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还能反映出产品的环境污染的补偿。成本内在化的核心是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 Principle)，即污染者(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应为他们的行为支付全部成本，这能确保产品的价格反映出与其生产和消费相关的环境损害程度。 2.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数学模型 环境成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环境资产本身的成本；人类开发环境的成本；对环境造成破坏或负面影响后恢复到原来状态所需的成本。其中第二个成本基本上已经包含在了产品的价格中，一般来说我们所指的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把第一和第三个方面的环境成本内在化。环境成本P由三部分组成：环境资源本身的价值P1，人类劳动产生的新价值P2，恢复环境的价值P3。 P=P1+P2+P3 P1=aR0/i R0为单位资源的基本租金；a代表自然资源的丰裕和开发利用的等级系数；i为平均利息率) P2=(1/i)*[(1+p)A/NQ]= (1/i)*(C+V+M) 并且(1+p)A/NQ=C+V+M P2可由生产价格理论来确定。A为支付在该自然资源上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总额，Q为受益自然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则人类劳动对该自然资源的总投入的每年单位资源量的分摊额为A/(NQ)。p为投入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即社会投入单位资源所产生的附加利润。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当投入资源可分为几个等级是，若个等级系数分别为a1，a2，…，an，其数量为Q1，Q2，…，Qn，则Q=(a1Q1+a2Q2+…+anQn)/(a1+a2+…+an)。 P3=∑imKiHiMi 其中Ki为损失系数；Hi第I中污染因素单位产量的影响价值；Mi为产品产量。 则P=P1+P2+P3=(1/i)*[aR0+(1+p)A/NQ]+∑imKiHiMi 或P=P1+P2+P3=(1/i)*(aR0+C+V+M)+∑imKiHiMi 考虑供求关系的影响， 则P1+P2=(1/i)*[aR0+(1+p)A/NQ]*(QdEd/QsEs) 或P1+P2=(1/i)*(aR0+C+V+M)*(QdEd/QsEs) 其中Qd、Qs分别为资源的需求量及供给量，Ed、Es分别为资源的需求弹性系数及供给弹性系数。 由于资本都应考虑其时间价值，假设年贴现率为i’，则资源在t年的价值为： Pt=(1+i’)t*P=(1+i’)t*{(1/i)*[aR0+(1+p)A/NQ]+∑imKiHiMi }*(QdEd/QsEs) 或Pt=(1+i’)t*P=(1+i’)t*{(1/i)*[aR0+C+V+M]+∑imKiHiMi }*(QdEd/QsEs) 这只是理论的推导公式，如果付诸实施还要涉及大量的统计数据以及参数的确定，如a、R0、Qd、Qs、Ed、Es等。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工作十分复杂，要使成本内在化在全球范围内真正付诸实施，还需要给出一套更成熟的成本测算公式，并需要各国政府进行广泛的磋商、合作。 三、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而产生的一系列诸如改变贸易产品的结构，改变贸易的产品流向以及改变产品的竞争力的影响。 1.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将生产成本作为贸易参与国比较优势形成的基础，认为一国应该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这样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达到双赢的结果。环境成本内在化将环境成本计入生产成本，根据比较优势进行贸易的产品可能不再具有起比较优势，如一个国家其资源丰富但是该资源在生产或开发的过程中污染性较强，那么其环境成本就相对较大，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以后，其原有的比较优势可能被削弱或者消失。但是，环境成本内在化将有助环境保护产业蓬勃发展，使其具有潜在的竞争优势。 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提出扩大了要素禀赋的内涵，环境资源成为要素禀赋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环境状况的差距以及在生产中对环境的污染损害程度不同，造成环境成本的不同，从而影响着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各国比较优势的形成不只是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改善环境状况，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成本内在化后会促使企业应用洁净技术，进行清洁生产，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改善了环境。 2.环境成本内在化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商品流向 一些环境标准要求高的国家，为了减低产品的环境成本、获取比较优势，继而将一些产业转到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去生产。这样，环境成本内在化后的国家将由生产地生产外在性产品的出口国和消费地生产外在性产品的进口国，转变为生产地生产外在性产品的进口国和消费地生产外在性产品的出口国，因此而改变对外贸易的商品流向。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环保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对环境的标准要求不高，一些国内环保要求高的跨国公司趁机把其高污染的产业（如化工、印染、电镀等）转移到我国进行生产，甚至对我国倾销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环境标准的完善以及加大进出口产品检查力度，那些重污染企业因环境成本内在化，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其产品需求逐渐萎缩。这样将促使国外公司在我国减少生产地生产外在性产品的生产或转移到世界其它环境标准较为宽松的地区。 3.环境成本内在化改变了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 考虑环境成本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下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环境成本内部化使污染严重的产品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下降。同时，随着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某些不利于生态环境、不利于人类健康的产品的生产将受到限制，需求将萎缩，甚至被淘汰；对于廉价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来说，发达国家则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把污染物以“合理”买卖的形式留在发展中国家，结果是改善本国环境质量，代价则是导致国外环境恶化。一些学者论证了美国污染控制计划已经引起了美国贸易模式的变化——进口更多污染消除成本高的商品，从而减少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消费。发达国家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消费通过进口逐渐被满足。“环境成本转移”发生的根源在于环境成本没有内化到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中去，随着资源使用价格的纠正和各类规章的建立， 这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绿色产品是指对生态和环境无害、少害或可回收循环使用的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后，企业将不得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改进原有的生产技术，引进和开发治污技术，从而增加了对环保技术和产品的需求，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环境成本内在化影响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来源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二是企业提供产品的差异化(质量、性能、品种、品牌、服务等)。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成本和企业产品的差异化情况，进而影响企业竞争力。对贸易依存度大的企业影响较大。进行国际贸易的企业不仅受到国内环境成本内在化措施的影响，而且受到贸易国以及国际组织环境标准的影响。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或草拟环境标准时，国内对政治、经济有影响的势力将施加压力，相应地，政府所制定的环境标准，也将有利于国内主要行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而国外厂商只能被动地服从。所以，一国采取的成本内在化措施，可能在无意中给外国厂商的成本压力更大些。所以，进行国际贸易的企业往往比那些只生产国内产品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甚至导致终止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环境成本内在化对产品差异化的影响主要决定于产品的本身的性质。如果产品是环境友好的产品，则受到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影响就小，甚至可能因此而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赵玉焕:贸易与环境[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李艳娟:环境成本内在化[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1，(3) 刘江仪倪琳:环境成本的内在化问题[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2) 朱波涛: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影响[J].北方经贸，2006，(3) 谷祖莎：绿色屏障—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贸易成本论文篇（2）

一、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美国的物流专家RobertV.Delaney先生认为，物流就是对处于运动和静止过程中的存货的管理，并据此提出，物流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即:

物流总成本二运输成本十存货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这一计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动的基本功能来考虑的。它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输成本包含了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同时还包含了货运成本和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包括货主企业运输管理部门的运营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用。公路运输费用占了运输成本的大部分。

存货持有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仓储成本、残损、人力费用，同时也包含了存货的税费、保险费以及由于存货的过时和贬值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另一个重要的费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货占压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其中:

利息=商业汇票贴现率x库存总金额

把库存占压的资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只有这样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才能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来计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货持有成本十运输成本)4%

这个4%的比例，则是一个经验值，大体上符合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物流成本现状: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损失巨大

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但近几年有不少企业己在探讨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国外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美世顾问等调查中国物资市场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物流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和运作观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5%一10%之间，而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0%-40%，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结构中，运输费用增速明显，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当年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55%，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增长相对较快，比例有些上升，当年保管费用占物流总成本为31.4%，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增速回落，占物流总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一)降低运输成本的途径。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等数学模型，对货物的运输路线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运输、往返运输、迁回运输，在最短行驶里程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充分提高运输效率。在满足客户服务需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运输管理系统(TMS)将小批量分次付运适当合并为较大批量一次付运。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恰当的数学模型，对货物的码放方式、车载货物的品种与数量进行合理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货物的破损率，提高运输效益。

(二)降低存货持有成本的途径。

1.提高仓库的利用率。目前，我国已有仓库面积3亿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却达到40%。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实行作业标准化、采用直接从厂家到客户的付运方式、采用较高效率的仓管系统、无纸化办公、考虑采用托盘操作或租用托盘等措施提高效率，减少存货和仓储费用。

2.合理控制库存水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必须保有一定的库存量，以降低缺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径。

贸易成本论文篇（3）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贸易成本论文篇（4）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贸易成本论文篇（5）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

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贸易成本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0-0092-06

贸易成本论文篇（7）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发展

从人文主义对经贸思想的影响分析，人文主义的发展分为传统及现代人文主义两个阶段。

系统化的传统人文主义始于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推崇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留意人的精神潜能；重视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想家园。”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主义，即“人本主义”，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认为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与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经济贸易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其发展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它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态度，具有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关怀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和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特点。概言之，现代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需要，并在深沉思考的基础上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美好、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仁爱、宽容、和谐等的追求。因此现代人文主义谋求的不是短时的经济利益，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如可持续贸易理论、绿色贸易理论及WTO框架下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劳工标准等关注人性化的贸易制度变迁与安排，也逐渐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内形成了贸易人文化的价值观。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贸易观缺陷的矫正，是指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贸易发展观。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强调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大计，对今后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只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增进社会财富和提高社会福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确实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基于资源和要素主导型的传统发展观忽略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是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价低质竞销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较低社会标准（如劳工标准）的基础上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倡导用环境标准、社会标准等原则来约束贸易自由化，探讨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下自由贸易对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现实”增长。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利益和愿望，旨在通过权威或约束性制度安排或规范，以促进全球福利和提高交往效率的国际机制变迁，推动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WTO建立后，国际贸易体制也进入了问题结构模式与国际组织模式并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中议题的扩展和延伸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边境措施向各成员方国内政策延伸，即议题由直接关注限制市场准入的贸易措施，转向各成员方的补贴、政府采购、环境、知识产权等国内立法，甚至有进一步向劳工、人权等社会标准的立法进行延伸的趋势；二是由针对贸易本身转向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贸易和环境、贸易与竞争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各国的关注和努力下，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并且以WTO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争端解决机制、政策审议机制的完善，为防止个别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的人文化为幌子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贸易关系进行国际协调的产物

“制度是人所创立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其目的在于抵制人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际贸易使实施较低社会标准的国家工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及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导致的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等等，为了避免各国免费搭车的费用规避心态及建立在不同生产标准上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绿色、社会规范对贸易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进行协调。协调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文主义与国际贸易准则相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人文化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关

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末国际贸易领导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使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作用大大削弱。发达国家转而借助于WTO的例外原则，即允许以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为由设置一系列标准，于是各种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因此，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人文化”的外衣，采用“人文化”的保护手段（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关税、配额等）的暂时性、短期性相比，有演变成为长期性、定型化制度机制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将注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妥协中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1．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国际贸易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然而，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经济发展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2．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

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假设生产商品A产生不利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并且只对生产国的公民造成影响（也就是没有国际间的污染转移）。对于进口国，我们已经发现，贸易的开展减少了国内对商品的产量，因此环境的外部效应也减少。对这个国家而言，将外部效应考虑进来，更加肯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有利的诊断。但是，对出口国而言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产量的提高使得外部费用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污染外部效应的增加可能大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面临福利的净降低。因此，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来得出贸易是否对出口国（或者是全体国家）有利的明确结论。尽管如此，生产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减弱了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自由贸易是否是一个使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Runge(1985)分析指出，国际贸易的增长往往增加人均GDP规模，但如其他条件相同，环境危害的程度与经济产量和GDP正相关。另外一个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越国境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后果，并增加控制环境恶化的难度。

因此，对传统自由贸易效应的质疑过程中，特别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贸易利益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四、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的人文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从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化发展相结合，从指导思想的高度看，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是通过依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而不是靠对环境和资源的粗放式消耗来维持，应以追求外贸、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效益为中心，促使对外开放的各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海外投资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依靠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大力控制并努力减少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1．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2．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3．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贸易成本论文篇（8）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OtaSik.FredEidlin.WilliamGraf：ForaHumaneEconomicDemocracy.Journal

ofEconomicLiterature［M］.Vol.24,No.3(Sep.,1986),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贸易成本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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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论文篇（10）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f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f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本文由收集整理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人生产成本。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全球4e-f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