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管理论文篇（1）

考察中国电影的大势走向，不是含混不清而是基本明了，这一判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随着创作产量的低落，和票房陷入前所未有的减少境地，中国电影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许应当说，产量和票房不是绝对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从发展态势抑或艺术成就而言，人们还是难以避开中国电影是落入谷底还是进入高潮的歧义纷争，随着时间的推移、21世纪的真正来临，这一争议的重要性就更多影响着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评价的判断。

99年度中国电影的出品量和票房数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这一趋势未见减缓，国产影片的危机更加明显，延续到2000年，中国电影的走势依然没有攀高，除了《生死抉择》和《一声叹息》的较高票房之外，其它影片难得有收益，而《一声叹息》的发行方面对尽管票房可能达到1800万的现实，却为没能达到预期的买断权收益愁眉苦脸，更增添了中国电影的悲戚感。环顾这一年，进帐等而下之的影片不计其数自不必说，还能得到老百姓口耳相传的影片微乎其微也不在情理之外，倒是得奖或是较好之作既不被市场看重又不被创作界认可的现实值得思索。中国电影的确到了落潮的临界点，生存的忧思愈发严重。如果说这一年度没有艺术努力的好作品肯定不是事实，但中国电影的高潮之谈似乎还需要扎实之作的证明。在整体上，国产影片的生机活力与时展和人民的需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则显而易见。

那么，如何判断这一年度的中国电影态势？一方面，承认在严峻的商业文化面前，中国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失落，导致投资与创作如履薄冰，生产成品不是束之高阁就是赔本；另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也在出台实施，对扭转形势起着有限的积极作用，延缓着滑坡的规模化趋势。无视哪一方面都不是客观态度，过于强调某一方面也不是正视现实。比如，对青年创作群体的创作支持，对低成本影片的投入，电影电视的积极政策等等，都是值得颂扬的事实。这些措施也确实在创作中起了一些扶危救困的作用，对于创作队伍的稳定，特别对跨世纪人才的团结具有积极意义，环顾2000的较好影片也较多得益于这些举动的推动力。但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不是仅仅靠一些善举可以完全克服的。观众流失、票房低落、创作积极性不高、投资萎缩的顽症没有根本扭转，特别是电影艺术的特性和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目前，外在的因素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极为重要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中国电影的单独问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电影的不景气状况都大体相近。问题在于，艺术的内在魅力是电影存在的基础，中国电影发展的桎梏因素复杂而多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无论是低谷论还是高潮论，都也仅仅是无力回天的议论而已。

艺术，已经悄悄疏离电影，悲哀也就在此。时至今日，探询电影的病症，首当其冲的应是非艺术因素主宰了一切，无论是兴盛一时的娱乐片、风光一时的主流片、潜滋默长的新生代实验片，还是常规的生活片，都张皇失措多少淡忘了艺术的使命。艺术的本分是表现人类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对人性世界的展示肯定是艺术最为重要的本质，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艺术家对人性世界的千姿百态的剖解，电影这一形象艺术的诱人魅力绝对会招引观众青睐。可惜在于，我们的许多电影没有了曾经鲜灵活泼的艺术朝气，追逐获奖的浮躁，迎合时潮的媚态，求取票房和投资的功利性显见突出，而人的形象和人性的多姿多彩一旦远离银幕，闪亮的影象世界就将黯然失色。试想，相当一些的电影不是教科书的翻版就是娱乐世界的浮世绘，艺术于是没有立足之地，观众自然没有垂青的必要。

所以，争论2000电影的启示应当是尽早采取措施使失落的艺术复归影像世界！

二、分歧：WTO的恐惧与挑战

2000年关于WTO的话题最为引人注目，加入世贸组织的风声如山雨欲来一阵紧似一阵。中国电影的WTO情节的确汇聚膨胀，成为年内集中谈论的对象。关于加入世贸协定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的探讨，成为关于电影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核心话题之一。不用说，中国电影的世纪问题归结起来无疑是如何面对WTO的挑战和冲击，因为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内外交加的问题得以集中体现。可以肯定，对WTO问题，没有人会欣欣然期待天上掉下一个馅饼，但人们的心态却并不一致：例如，随着世纪之交的益发临近，不时有人感慨中国电影的种种危机，提出许多警醒的呼告，忧虑之心拳拳可见；更有人对中国电影进入WTO后的状况作了“死而后生”的悲壮预言，慷慨之言令人惊心动魄。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无疑的，即我们已经认可中国电影遇到了转折的关节口，人们都期望中国民族电影在历史的变化中更为坚定的站立起来，甩开重负，呈现独特的艺术风貌。在谈论WTO时不同行业人们的角度又各不相同：制片业更多“狼来了”的恐惧，似乎中国电影将顷刻面临灭顶之灾；放映业则更多抱有希望，20部大片的递增放开对影院收入多少是一个诱惑；理论界的切肤之痛并不深，但隔岸观火的感觉还是造就种种不一的看法。显然现状并不叫人乐观，但有一个奇特现象却值得玩味深究，即理论界不少人对WTO的到来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这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中国电影现状的不满和失望，于是，入世的冲击不定就是他们期待的改变现状的良机。这里的合理性呈现为歪打正着，却值得深思。

WTO问题的表面是“外敌入侵”的不可名状的忧虑，但其实却是“内患揭开”的很可担忧的恐惧。就外患而言，许多担忧集中在中国电影生产创作和市场的失落上。恐惧论者感到中国电影的地盘将很大程度为好莱坞侵占，的确，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影片从现在的每年十部分帐“大片”增加为20部并逐年递加，逻辑的推想就是中国电影自身将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中国电影的回旋余地并非没有。问题似乎又和若干年前引进国外“大片”相近，当伴随市场变化，进口大片不期而来时，许多人惊呼“狼来了”的抗拒声，中国电影第一次开始批量引入票房分帐的高投资国外和港产新片。现在看来，大片现象的最初出现，客观上刺激了电影市场，激活了观影的社会热潮，营造出商业运作的新型方式。同时，也不可免提高了观众对观赏的要求，更加速了对不适应百姓要求的创作品的市场淘汰速度。当然，引进大片的问题也不少。但大片进入中国既是改革开放无法回避的现象，也是中国电影变化的助动力，尽管当时非议颇多，但某种意义上大片对中国电影激起的紧迫感和对于电影艺术走向的确产生了影响，至少，对于电影如何处理好观赏效果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是有启示意义的。

至于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好莱坞觊觎中国电影的庞大市场的商机是肯定的。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和准许外国电影院线的设立，中国电影的放映业以至制片业的危机将是巨大的。中国电影的生产、放映的时空都大大缩小。但既然加入WTO是无可回避的选择，需要的更是积极主动的呼应与迎战。实际上早在引进大片就带来了中国电影适应市场化转型的促动力，市场化也带来艺术倾向的变化。市场化和大片冲击使90年代以后的电影创作愈来愈受到市场的制约，随着电影改革步伐的加快，发行体制的几经变革，引发了电影创作经营格局的巨大变化，各地电影公司的重组，集团化的出现，院线制在大城市的初具规模，放宽对制片机构的限制，等等。电影格局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市场为中心的电影创作方向已基本奠定。京、沪等一些影业有限公司的成功经营，使人们看到了改革后的成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又有可观的经济回报。当然，面临市场化的中国电影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生产资金的困难导致创作的艰窘，除了一些有影响的导演可以获得投资者的器重，绝大多数影片要靠制片厂的有限资金投拍，市场回收多为困难。许多创作者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陷入无以家为的状况。一些积极主动投身市场的创作也遇到实际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已经把中国电影必须正视市场作为共识，沉浮的代价必然要锤炼出如鱼得水的适应者。如此来认识加入WTO的问题也许会有更为积极的态度。

由此来看，问题不仅在于外患，还主要在于内忧。中国电影整体体制自身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创作的艺术魅力没有超越国外精致之作，发行放映体制没有适应市场的需要，那么，就是再多的保护和优惠条件，也不可能生存，更遑论发展抗争。

三、疑惑：电影法规的效能与争议

2000年的传媒波澜之一是一批导演急切呼吁电影法的出台，由于艺术创作的外在压力的增大，也随着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化规模加快的严峻现实，焦虑审视的味道逐渐明显，在人们的议论中，对审查体制的批评始终不绝如缕。尽管《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早已了好几年，但2000年中，多位知名导演甚至大张旗鼓提出立法问题，导致颇引人注目的现象。问题的焦点似乎集中在审查体制的多重方面，对电影法规的疑惑主要针对创作的审查，当遇到成品出产的艰窘的时候，对审查的怨言越是明显，不仅仅是迁怒，焦急和困惑也是导致不满的推动力，于是，内外交加的激动产生了寻求法律决定的要求。

的确，涉及中国电影法律文件的电影法呼之欲出却始终没有出现，但关于电影的法规与条例却并非阙如。一般而言，电影审查制度是根源于国家文化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审查几乎难以避免。或者以成品的分级制来限制观赏的层面，或者是以完整形成的限制条件来规范成品，总之，一定程度的审查实属必要，尤其在看重电影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度，仅就遵守成规，避免出格就无法回避审查。所以，审查的理由不是讨论的议题，关键是要遵守法规，自然首先要有可以遵守的法规。从理论上讲只要审查成为法规就理当遵守，游戏规则没有理由加以破坏。许多麻烦出在不断出现的违规出境参赛并获奖的影片如何评判，和创作者对审查问题的难以接受。一般而论，没有通过审查的影片不应当出境，否则就是违规，就近年违规事件本身而言，不应当有充分的理由。违反是很为羞耻的事，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公共美德。问题复杂在于，创作者对自己创作多是深信不疑、敝帚自珍，从而导致对审查本身的公平合理性产生疑惑；而违规影片的确又时常得到世界电影节奖项，客观上获得评奖认可，这就更加深了未通过者对审查的质疑。人们疑虑的是法规和实际的距离，如何制定一个宽泛度大的允许参赛规则，既遵守法规，又避免中国优秀电影与世界电影大赛失之交臂，是多年一直困绕机构和创作者而没有根本解决的难题。

实际上，人们理解的重要的问题是审查标准。如何认定一部影片是否通过，是由审查机构掌握的。技术上的标准较好判别，疑惑主要在于其它方面。关涉国家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必须严格把关，但应当告之问题所在。麻烦往往出在创作者不认为影片思想倾向有问题，而审查意见与之相左；更为严重的或是创作者拍摄时改变了拍摄计划，导致与同意拍摄本的基本倾向大相径庭，或是按照同意计划而拍摄后审查时却提出新的疑问，造成修改无法逾越的困难。至于原本没有立项报批的创作另当别论。最终审查难免苛刻，因为要投向发行市场，不能不慎重再三。但既然前期审查已经通过，成品审在何处就是人们关心的所在。就艺术质量而论，专家挑剔情理所然，但为什么一些质量平庸的影片却堂皇通过？可能是没有政治问题，任由它去接受市场考验的因素使然。但是否有不是艺术质量问题却是艺术观念差异而造成的审查麻烦，却不能允许以观众的评判来定夺呢？一些新锐导演往往为此满腹牢骚情有可原，但一些资历颇深的导演也忿忿不平则值得思虑了。至于审查人员和审查程序问题，其实《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有其规定，不必说三道四。但人们的误解却应当理解，因为，创作者更希望审查的艺术评判，但实际上电影审查委员会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利，文化和意识形态标准是摆在第一位的，从公安到宗教的政策，从妇女到共青团的权利都必须兼顾，认识与职权产生差距。创作者理当相信代表国家的审查机构的全面性，却难免担心艺术分寸的把握。国家审查又首先要在大局上评判，于是，清晰度明确的法律的确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增加信任感和透明度是进入WTO之际，电影审查应当更好改进的地方。

至于电影的艺术评判，恐怕难以一刀切，但电影的艺术判断应当有更为开放的尺度，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先进性不是简单的相等关系。要尊重艺术的创造性，理解艺术观念的多样性特点。既然一定的审查制度必不可免，那么要提醒创作者清醒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有规矩，好的审查将会促进创作，放任自流未必就是幸事，我们所要期待和促使的是让电影审查更有规则和公开合理。而单就艺术而言，电影审查应当把握分寸：比如明确严格规则的尺度，使创作在界限中自由艺术发挥，违规受罚，没有出轨应当通过，支持扶助好的艺术影片是中国电影刻不容缓的重要之事。进而要尊重艺术个性，电影艺术没有独立的个性难以立足，而艺术个性是造就艺术风格的基本条件。不同年龄的创作者肯定有自己的艺术趣味，让艺术个性充分发挥，电影才可能五光十色。还应当注意允许不同风格的创作争奇斗艳，不以个人喜好左右创作，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情趣爱好，但迅疾变化的时代造就了差异很大的艺术感觉，作为大众艺术，不应以个人的情趣衡量所有的创作，宽广的胸怀是艺术评判的前提。特别应当容许的是在遵循社会基本准则的基础上，鼓励艺术创造力的发挥，不应统一规格样式，造成平庸横行。

树立让中国电影在艺术创作上真正成为艺术精品的目标，自然就会减少许多误解；建立真正的法律审查制度，依照法规办事，创作、生产、发行、评奖才可能正常有序。

四、悖论：盗版的愤怒与思考

盗版是世界范围的共生现象，从音像制品、书籍、软件到影视创作都共同遭受到盗版的伤害。世纪末的全球盗版现象愈发严重，而2000关于中国电影盗版的话题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而已。但发生于此的世纪末盗版普遍现象却值得寻找一些更为深入的因素。

总体而言，盗版是利益驱动的非法行为，而盗版屡禁不止已是事实，但愤怒之余应当静心思考。盗版关涉电影事业的全局，但我们是否从全局角度谈论评判它呢？实际的议论更多是以利益的单项得失来抨击现象。有关中国电影的盗版的最新消息是关于冯小刚的《一声叹息》的评论，票房在2000年排行第二的这部影片，已有1600万的收益，预计将有1800万的最终票房，却没有达到导演预期的3000万收入，这意味着联手买断发行权的买家将无法避免亏损的结局，于是传媒纷纷冠以“《一声叹息》赔了”作为宣传噱头。而早在影片公演之前近2个月，VCD已堂皇登场，这对于影片的发行肯定造成了重要影响。电影盗版无所顾忌、无孔不入的现实，说明竞争的无序违规的普泛性。但近年的奇特所在确乎是从国外、港台影片的盗版发展到大陆本土影片的盗版，在盗版的商业利益支配下，对内地影片从过去的不屑一顾到盗版的紧锣密鼓，显示了一些国产片具备促使盗版者受利益驱动的背景，这原本证明了影片的吸引力。一年来在盗版者如意算盘中翻出VCD的国产片中至少有10余部，诸如《冲出硝烟的女神》这样的惯例难得有影院效应的片子和冯小刚《不见不散》这样票房优异的片子，特别是《生死抉择》这样主流形态而过去决不会遭遇盗版的影片，也成为盗版的重要选择。撇去对盗版的谴责，恐怕更应该思考为什么。

盗版的危害不仅是局部的赔赚，因为这未必是关涉所有人的痛痒，比如，《一声叹息》的制片方如果没有发行利益牵涉的话，现有票房足以抵挡制作的成本，赔本的痛楚只会落在过于看好影片商业收益的发行方上。而老百姓只要看到了影片，对盗版的欢喜程度肯定超过高价电影票价的咋舌程度。但盗版如果成为时尚，作为创造事业的夭折则将危害深远。不过，过高估计百姓的高屋建瓴的事业感而拒斥盗版或重返影院，则肯定是不现实的。利益的驱动显然是双向的，只有从双向进行治理才可能改变状况。政府近年来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看来仅此远远不够。有人提出法律的制约，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法律还不足以解决巨大的商业市场的诱惑造就铤而走险的可能。

从电影盗版问题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事业仍有没有考虑到的方面。

比如观众需求的分析。中国电影未必就是没有观众，这是盗版风向变化至少给我们的一点启发。盗版问题的反面是观影人数的不菲，可我们的电影市场却一步步萎缩，导致电影悲观论的时兴。然而国外电影厂商却深知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投资跃跃欲试。至少要从盗版的久盛不衰中折射出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的确不无潜力。进一步需要明白市场法则古今是一致的，正牌电影市场不去开发维持，盗版就更不会放弃乘虚而入的机会。另外，不能不看到中国电影的放映与副产品开发的能力很弱，宏观筹划与协调还没有形成规矩，明明有那么大的影院外观片需求，却没有专项细致调查与研究如何发展拷贝放映与其它形式产品的生产问题。于是，不是盗版者比生产者主动推出地下影碟，大挣其利，就是2000年奇特的现象：干脆一些生产者自己开始“盗版”，美其名曰抢夺市场，多少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负气使性的味道。其实，盗版者的商业敏感力远比原产者为强，不是依靠正确的政策指导，光靠消极举动无助于解决问题。2000年10月软件业反盗版会议到会者寥寥的尴尬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只有从根本上重视电影发展和盗版问题，又正视利益的推动力并积极因势利导，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从盗版中可以得到许多警示，我们什么时候积极的考虑发展电影事业超过抱怨指责，也许中国电影的发展会更快。

比如票价问题。盗版需求者其实还是喜欢看电影，只不过足不出户就看到影像而已。但也许我们也要看到诸种冷落电影的人群中，对票价的计较不是无动于衷的。支撑票房的基础是票价，中国电影的票价当然是人民生活提高的验证，跃升到现在的10元钱---50元钱，票价的升高超乎寻常。相对一般收入而言，票价已经很高，但市场经济调控下的票价，没有适应观赏现实，陷入死板僵化的形式中。然而无视抱怨之声的权威却抗辩为票价并不高。实际上票价太高的确使一些观众疏离影院，转为盗版观众。对票价的争议实际透射出观念的问题，商业强权主宰电影创作的背后是过于忽略艺术创作的价值。什么样的票价是合适的？从理论上看，更多人看电影，票房就多，这是兼顾观众和票房统一的思路，所以票价理当适当，然而现实则完全是纯商业的思路：高票房则哪怕观众少，价值也就高。这种毫不顾及观众的思路，证明我们的电影经营业走到了多么刻板的一面去。我们早已看到许多电影院宁愿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看一场电影，也不愿降低票价吸引更多人入座，撇去违反市场原则的高票房策略，要探讨的倒是一些评论似乎相信的一个理论：看电影的观众就那么多，该看的对票价如何无关大局，还有的策划人甚至认为，现有物质水平下，高票价对于有心看电影的人并不觉高，降低票价既不会赢得该来看电影者的青睐，也不会引来其他的观赏者。这的确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在目前文化背景中，看电影依然是人们的喜爱方式，观众的数量绝对很大，尽管看电视和其它多样化的活动拉走了部分观众，但高票价也是推波助澜驱赶观众的重要因素，谁会不情愿的花费很大去专程看电影，而换取不额外花钱舒舒服服看电视的牺牲呢？大多数中国人的年收入还不高，降低票价肯定会吸引电影的爱好者，每年举行的大学生电影节，低票价优惠使得观者如云就是证明，一些影院实行过的随行就市的票价和优惠价观赏也的确增加了观赏者。所以，如果从盗版中看到观影愿望的人群是远远超过进影院的，对制订合宜票价可能就有正确依据。当然，问题实际上不是怎么简单，电影不好，再低的票价也不会吸引观众！但这不能成为高票价的理由，差电影高票价难道不是更没有人看吗？那么，是否就是因为好电影不多而必须以高票价来攫取最大利益呢？这种推想多少是爆发户的思路，况且，其它非娱乐电影岂不是就自生自灭了吗？实际上确实有缺少娱乐效果的真正好电影会因此打入冷宫。无论如何，中国电影的受众面越来越受到高票价的制约，探讨适度的票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票价而不是死板限制，对于中国电影才是合情合理的。

2000年度的中国电影扑朔迷离，上举的几个较为明显的方面也只是举一斑而已，但中国电影在跨世纪的关口需要冷静思考，分析得失，真正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寻求有效的措施和开拓新的出路，却是无法回避的迫在眉睫之事。2000中国电影呈现出整体疲软和局部亢奋的状态，表面上看，不时有一些兴趣热点激起波澜，但艺术散化状态和文化潜流起伏构成创作较为平淡的表现。随着世纪交替的临近，原本应当激动人心的影像世界平铺直叙，艺术话题被市场、进入WTO、降价风潮、评奖风波、贺岁片等所遮盖，电影的确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角色，但中国电影生生不息的艺术传统却依旧潜流般绵延，探究世纪末创作的走向和主题，应该会更好提示我们关注艺术的本质表现，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发展前景有启发意义。

一、艺术表现探究

走向百年门槛的中国电影，在大半的时候是流连在艺术和商业的此起彼伏争斗中，也许东方传统无法像好莱坞那样缝合艺术片与商业片的截然界限，商业与低俗的连带关系难以抹去，但随着时展，崇尚艺术与贬斥商业的习俗却日渐消退。尽管我们需要呼吁中国电影更加看重市场和大众需求，但中国电影的兴盛史似乎在申说着艺术的支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至今所见证明，没有艺术的色彩，中国电影的感召力就无从谈起，正如没有商业和技术的支撑，好莱坞将失去光彩。所以，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依旧可以看到艺术的轨迹如何蜿蜒在几近泥泞的路途中。

首先是艺术主题的核心：人性关怀。

在2000年度出品或放映的影片中，关于人性意识探究的影片并不多见，这固然是商业潮流所左右的现实，也是中国电影艺术主题偏移于社会宏观教化的影响，这的确是导致中国电影发展难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人是世界精神的主要体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深入性表现的浅尝则止，是中国电影拓展中十分重要的艺术难题。中国电影人在有限的尝试中作出了一些探索，但这一关键问题还是缺少更有力度的表现。由此，看到谢飞教授的《益西卓玛》就不由发出感叹。在这部充满奇异边域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影片中，同样充满了人情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影片人物的一生的遭际不是全围绕政治风云，而是借助男性和女性的情感悲欢离合来表现，在已见的东西方关于这块地域表现的电影艺术中，《益西卓玛》的人性主题所蕴涵的魅力是真挚动人的。这部影片的出现破费周折，也说明传统观念对人性表现某种程度的陌生和局促，实际上，在我们的习惯领域中，对人的认识还较多把守着外在行动人的尺度，对情感动因和心理机缘的探入缺少成功的经验。

于是，黄建新的《说出你的秘密》就是本年度中角度与深度颇值得探讨的影片。在对人性挖掘与心理拷问方面，该片艺术的表现是成功的。影片的心理探索成分占据很大比重，它对人性的认知方式是有别于以往的故事电影或较多心理表现色彩的影片。应该说，中国电影的世纪末忧虑其实多半和观众疏离有关，除了大众化时代必然产生的艺术变迁而导致的分流，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传媒对正经看电影方式的冲击之外，电影停留在事件描述层面和粗浅道理的直接说教是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熟悉这一套表现规程的观众已然厌倦了俗套。中国电影除非屈从世俗堕入打打杀杀和脱、透、漏式的泥沼，否则就要在根本的人文精神上下硬功夫。而中国电影的人文艺术味日渐消失是很值得忧虑的大事，人文电影的天地其实很大，而其要害是对人性和人的内在思想与心理世界的剖析。从这一意义说，《说出你的秘密》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影片落脚于一对夫妇因妻子造成车祸后隐匿不说，而导致整体生活世界的微妙变化，特别是深入挖掘了人的复杂心理内涵，丝丝入扣，逼真现实。影片直面人的现实困境--心理灵魂境界，毫不犹豫的以审视自我而拷问人生的深度，探入了隐秘的个人内心世界的细微之处，揭示了我们常常不敢正视的心理现实。就此而言，显示了创作者对人生探讨的认识深度。影片的揭密不仅在撞人逃逸者是谁的谜底上，而且更重要的落脚在常人面对这道难题时将如何正视的心理谜底上。在夫妻恩爱和怀疑猜忌之间，在良心谴责的道义感和惟恐罹难的恐惧感之间，影片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弱点、本能与人性良知之间的搏斗。着意于生活危难之际人心角逐与良知愧疚搏斗的表现，是创作者对人的认识深入化的体现。丈夫在同情执着寻找目击者的小女孩的道德感和益发产生深重犯罪感的痛苦心理，与惟望不是事实的侥幸心理的角逐，把当代生活中一个清白家庭可能遇到的恐惧和抉择平铺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会油然联想到人人熟悉的一个关于女性心理中常有的疑问：当丈夫在自己和婆婆同时落水时先救何人上岸？这种源于惧怕失去所爱而执拗式的无理追问就变成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类似的尴尬处境。

在探究的基础上，影片的思考的确是令人警觉的，一个普通女子，没有犯罪企图，也充满内疚，但在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之后，将陷在怎样一个心理矛盾之中，而且这种不由自主的抉择和随之的痛苦又可能是常人刹那间都会遇到的，和美的家庭与谐和的夫妻关系在特殊状态中变得异常紧张，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又会如何处置？影片现实主义表现与人生哲理的思考，是从心理层面展开的，这种从现实简单事件推向心理承受极致的人性思考带相当残酷的成分，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在维系亲情和躲避危害时必须抉择的尴尬痛苦。所以，影片比起裸的现实人生表现多了思想的负重，警示人们思考，尽管由此影片某种优美荡然无存，但深刻成为可能。

《非常夏日》深含创作者的人生忧虑，对人性的体验的传达相当真实。影片在男主人公身上不仅集中了人生两极感受，还特别表现了一个人性格的“长大成人”。在经历了永难忘怀的非常夏日后，他懊悔愧疚，却难以弥补，影片着重表现一个青年力图挽回失去的勇气和找回心理平衡的渴求。最终当他被捆绑着却一次次横挡在暴徒的车前，顽强的向绑架者要求放了被俘女子，并爆发出“就是被你撞死也不能被你吓死”的心声时，一个历经心理磨难和挣扎，终于挺立而起的成熟青年完成了他的心理成长过程。《非常夏日》实际上表现的是创作者对人生矛盾的解读，在特定的遭遇中凝缩人生身心矛盾和心理抉择。

对人性挖掘颇有特点的影片还有《过年回家》。青年导演对一个关于家庭情仇和人性心理表现的独特题材，处理得平实细腻、甚至多少显得阴冷可怕的背后，是对人性复杂本性的真切理解，隐藏其间的温情期盼和生命呼喊，其实是相当动人的。中国电影需要这样具有个性化追求意识的创造，因为艺术的本来指向是个性化和创造性，对人性意识的探究和敢于个性理解的表达都是通向艺术之路的。在市场化横亘于前的现实面前，任何艺术的追求都值得赞许。

其次是艺术表现精神的情感表现。

艺术没有情感，犹如花木没有汁液、青草没有露珠一样，将苍白无力。情感表现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精神。这一简单的事实却没有被电影艺术很好接受，导致不少电影干巴死板，丧失生趣。至今，仍旧可以看到电影艺术这一方面的显而易见的缺憾。相比起来，《我的父亲母亲》、《洗澡》、《我的1919》、《一声叹息》、《相伴永远》等就是多少具备情感表现基础的较好创作。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声叹息》。作为引领内地贺岁片潮流的冯小刚，巧妙借助贺岁片打下的品牌效应和明星阵容，在不是贺岁片的时间创造了本年度几乎最好的票房效应。影片的争议显然是天生的：一个中年人的婚外恋情的周折。作为作家的主人公，既有和美的家庭，又有蓬勃的事业，无论阅历和社会地位都相当不错，却在美貌、纯真的外来诱惑面前心荡神驰不可自拔。影片对中年人跨界感情的直接描绘，显然超出了传统防守的界限，却实在是迈开了艺术直面情感现实的较大步伐。尽管我们不愿生活出现太多多向情感，却不能不承认社会发展导致情感的多样性纠葛，以及开放揭开了原本隐蔽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复杂情感欲望，对传统而言，这是难以回避的尴尬现实，也是生活存在的残酷面相。从这一意义上看，《一声叹息》的现代感是明显的，遭致的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着重指出的倒是影片对感情表现的分寸，人性情感的真实其实就在张、弛和隐、露的矛盾之间。影片中人对家庭的依恋与对情人的冲动，对道义责任的看重与对内心渴求的不可自持，都掌握着较好的分寸感，从而描摹了一幅现代生活中并不少见的情感危机图。影片让人疑惑的主要是结尾悬念式的电话，似乎在显示嘎然而止的艺术效果，也是为商业接续留下接口，但对原本习惯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观众，和接受随心所欲但不逾矩的现代气息观众的接受习惯来说，显然是带有挑衅性的表现。我们无意褒贬，但应当承认，《一声叹息》对情感的把握是大胆而细致的，它使我们更加逼近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真实。

再次是现实主义本质精神回归。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有悠久的历史，从30年代确立，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就始终成为中国电影成功的支柱，梳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变迁阶段：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呈现为滚涌起伏的时断时续的状态，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最为芜杂状态。但随着现实生活的大众化时代到来，消费、享乐成为文化的重要表现，艺术的现实主义遇到了明显削弱和改变。世纪末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揭示性和平民姿态。它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电影的艺术审美变迁。后者在“文化走向”介绍，这里重点分析前者。

中国电影的不景气似乎和艺术表现的温吞水状态相关。生活纷纭复杂，人民迫切需要正视现实、揭示矛盾、崇扬高尚精神的艺术作品。《生死抉择》的出现无疑是观众心声的体现。这部创造2000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的影片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影片是主流形态的创作，过去人们被这一类影片说教而无甚价值的产生疑惑误解。《生死抉择》的出现应当修正一些传统认识。从市场来看，《生死抉择》的票房表现是令人惊讶的，500万的成本取得了上亿的票房收入，而造就票房轰动的不是娱乐片，却是现实题材片，这是少有的现象。一个国产影片的放映上座率天天达到70%以上的事实的确是令人深思的，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多样化的观念，对于处在改革过度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而言，没有发展的。《生死抉择》的社会轰动似乎是不期然的，探究原因，首先和影片本质内容相关。国企改革的艰难，是影片切近社会生活的基本背景，但影片没有成为克服困难的企业翻身的画片注脚；它的时代内容的现实反映是败家子吃空了大型国企，这又是尖锐时代矛盾的现实主义表现，但即便如此，好人坏人的模式依然没有成为影片约定俗成的框子；令观众始料不及的是市长、书记的矛盾一度剑拔弩张即将进入套路时，殊途同归的事业感和正义力量使他们成为更有法力的上级腐败势力的对立面，更具有生活广阔视野的时代弊病展现出来，观众的紧张随之加深；而工人们的不满和坚韧，艰难和忍从，更让我们感同身受，牵连起最为真实的当下改革时代的生活面影。毫无疑问，影片的魅力首先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在人民群众对腐败积蓄了相当程度的抵触不满的情绪，生活困惑需要解答的时候，艺术适时包容了生活的内在要求加以反映，并且以相当的表现规模和深度再现时代，自然具有动人的魅力。从《生死抉择》的轰动中不能不提出一个似乎被遗忘的老话题，电影的社会意义是决定影片价值的内在因素。由于影片的特定意义，使我们得以拂去市场、商业等等时尚的遮蔽，重新认识作品内容意义的价值。实际上，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根本上是生活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由于大众文化的遮蔽性，人们似乎被潮流时尚、形式感所左右，往往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常理。浮躁的心态导致艺术内容的肤浅。从历史来看，出色的影片与社会生活源泉的关系是正比关系，而且在社会历史变动比较频繁的关口，常常有激动人心的现实之作。比如《邻居》、《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生》等，类似的直面生活的获奖优秀作品还有《老井》、《野山》等等。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中国电影离开了对世道人心的呼应，渊源流长的优良传统就将散失殆尽。许多垃圾似的儿女情长的作品，热闹一时的娱乐闹剧，砍杀血腥的侠义（狭义）粗俗光影，之所以无聊乏味，不是缺乏手段，是没有人心的感应。在一些地方放映《生死抉择》时，当戏中省委第一书记宣布，对腐败分子“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观众突然伴着影片同声喊出“该杀的杀！”，情绪达到高潮，此时，艺术与时代呼声共振，影片没有理由不被百姓喜欢。影片再一次证明，艺术只有呼应时代人心要求，才具有生命力，人们期待的新世纪中国电影必然是反映生活的优秀大气之作！

从《生死抉择》艺术表现中还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特点：真实表现。对现实主流形态影片的非议，常和正面主人公的缺乏生活气息相关，举手投足的演戏架子和没有血肉气的人物形象当然让观众产生反感。久而久之，似乎这一类型电影的人物都成了毫无人气的木偶，电影批评也天然排斥这些形象。塑造凛然正气主人公有许多难度，时代英雄不是太多而是严重缺乏，一方面要大力倡导具有生活气息的时代英雄，另一方面也不要因苛求英雄平民化而庸俗不堪。《生死抉择》的主人公未必尽善尽美，但铿然之气是动人的，他的心理复杂面显示和本质上的时代英雄气质表现是比较生动的，影片得到观众的认可也是和人物表现有密切的联系。

二、文化走向梳理

90年代的文化背景是和大众文化弥漫、市场抉择难以分开的。电影的折射也十分明显，最为显著的是贺岁片为代表的时潮。贺岁片不止是一年中的新年贺礼片，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电影绞尽脑汁为各种节日献媚的影片现象。中国电影的大半风潮被贺岁片夺去是确定的事实，这不仅是指票房收益，而且主要是指围绕与此的某种兴奋点集中状况。反思一年稍微具有热点效益的影片，宽泛意义的这一类娱乐影片形成头尾连绵呼应的两个高潮。年初的节庆仿佛是一个筐，以贺岁片为中心点的各种议题和年节延续不休，装筐入箱，新年、春节、情人节、双修日、长假等等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的贴近，牵连起一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影片；而上半年的节庆喊声还如雷贯耳，为下一个新年抄刀的新一轮贺岁片又紧锣密鼓的耍弄起来。内地贺岁片的历史并不久远，但抢占传媒风头却兴盛不已，而它的市场效益和投合观众心理却是有目共睹的。剖析贺岁片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到商业因素在如何侵袭推进并逐渐占据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的演进过程。实事求是地说，贺岁片的兴盛是值得肯定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贺岁片把此前中国电影电视已经掘开的娱乐通道拓展开挖得更加宽阔。这样的电影自然投合时宜，赢取票房也就在清理之中了。所以，初始阶段的贺岁片是电影走出传统老套值得赞扬的现象，而适应市场需求则是转变的根本。贺岁片的先天不足自然是艺术屈从市场的俗套和无聊，为了讨好时令、节庆人心、和大众需求，创作的规则就和商业法则息息相关，喜剧构架的单一化也成为基本规则。绵延几年的贺岁片已经扩展但失去了创造性，俗套导致贺岁片的滥情无聊。贺岁片多为喜剧片，热热闹闹逗人欢欣是喜剧的本务，但事实已经证明，仅有宣泄是不够的，好看而能耐看才是高招。耐看即有嚼头，能让观众不仅图一时之乐，过后还能留下回味余地，成功的分值才能高扬。但在能否使喜剧既好看又富含情感内涵上，是标示着喜剧品位高下与否的。至今的许多贺岁片还没有在这一点上进一步发挥，倒是一味投靠想象中的大众要求，只求欢跃喧闹，导致艺术的庸俗化。所以，市场支配艺术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没有艺术内在支持的电影，无论是贺岁还是其它，都难以实现市场长远价值，更不用说艺术的独立价值。艺术创造力的缺乏和艺术热情的不足，是市场主宰带来的弊端。为跨世纪拍摄的贺岁片已经显露了问题的根芽。一些导演只在欢跃效应上急功近利，喜剧的无聊和情感的虚假凸现无疑。即便努力创作的影片也被陈俗功利弄得不伦不类。在被市场驾御和驾御市场之间，艺术应当有自己的明确思路。既然没有逃脱市场的捷径，就应当把握艺术与市场之间和谐但主动的关系。回避市场，闭门造车固然愚蠢，但一味投合世俗丧失艺术更无疑是自杀。

艺术化的影片，其文化走向中值得提及的主要有一些或隐或显的倾向。

一、怀旧感伤趋向。

90年代世界电影中不时呈现怀旧感伤走向，所以，怀旧感伤是创作的一种艺术的世界性倾向，世纪末中国电影的走向中也不免呈现这一状况，艺术和这一类影片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对人生的体悟与感怀，伤切与回味是情感的本能，无法避及。在怀旧思忆中寻找美感是艺术难以避讳的方面。值得提及的主要有《我的父亲母亲》、《西洋镜》、《洗澡》等影片。

《我的父亲母亲》在宣传上就标明诸如导演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的噱头，“父亲”与“母亲”的浪漫恋爱情节简单至极，凝望、等待、奔跑构成感情接续的连接点，整个影片的诗化结构充溢着久远年代朦胧的情爱光环，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个发生在乡村的浪漫故事，渗透其间的感情脉络其实让人想起诸如旧时代大上海都市中青春萌动、家境充裕而悠闲的女孩的情感思绪──也许就是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的共同情感──其实也就是艺术创作者对纯洁感情的回味欣赏。这一类影片肯定不是商业饕餮大餐，而更多带怀旧情调，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追随着影片，沉浸在已逝感情的伤悼中，咀嚼在昨日情怀的重温中，流连在浪漫追慕的情境中。就情感抒怀而言，《我的父亲母亲》代表了这一类影片惟恐不够优美的优势。尽管影片和再早一些时候的《那山那人那狗》和《草房子》相比在朴质与精致处理上有一些不及，但本年度依旧是值得嘉许的创作。

而《西洋镜》与《洗澡》则一个是对历史的怀旧，一个是对心灵深处愧疚感的感伤。前者比较厚实，历史的翻检使之具有尘封感，艺术的精心也值得肯定，但需要辨析的是历史钩沉的现实化理解问题。急于参与现实的心理导致创作者做了一些艺术改造尽管可以理解，加之影片的构思比较开放，历史风貌的表现和人的关系处理都有可取之处，因此这样一个难度较大的题材呈现得栩栩如生是付出了很大艰辛的。问题在于，影片过于张扬的东方需要向西方开放，西洋文明对东方艺术的胜利的主线，附加在主线上总让人感到分寸失度，意念的急切和尘封历史感之间的冲突不是以鱼水交融的方式展现，多少破坏了影片的完整形态。影片中主人公身置长城而大发长城功用的哲理意味谈论，对谭派艺术畏惧西洋影戏的着意表现，表现刘京伦为中国世俗社会不容却和外来商人雷门相处得如鱼得水般畅快等等，都生硬打破了艺术的和谐性，令人感到艺术意念化新潮和影片时代之间的距离。艺术不在于追赶时尚，深刻的历史思考可能还在于对历史深入还原哪怕是悲剧式的还原，使历史得以穿过重重迷雾艰难呈现在现代观念的人们面前。

《洗澡》是一部比较出色的影片，影片的现实感很强，沉稳进展颇富张力的情节很为动人，父子三人的亲情比照是和现代文明造就的人生隔阂相连接的，在物欲横流的世俗背景下，关照孝心、舔犊之情、和温爱理解常理，构成影片颇为动人的氛围。影片伤感情调的主要承载，是细节穿插的老爷子陕北成婚的浪漫镜头，他在生命的末期沉迷于往事的怀想中，这一似乎是重笔的表现显得相当不协调，因为现实主义的整体风格使现实人生呈现出世俗生命的可爱自然状态，已经富于魅力，陕北的回忆既破坏了影片格调，也太明显透露出创作者的意念追求，艺术的协调感受到破坏。不可否认《洗澡》仍是艺术追求明显的好片子，但这里警示我们：任何别出心裁的意念创造都应当三思而后行，而往事歌谣的表现是需要水到渠成的真实沉淀。

二、英雄主义复归。

文化意义上的英雄疲软是中国电影在娱乐时代的表现，英雄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叱咤风云的盖世人物，而是指超脱于环境、在精神上崇高、具有独立不倚品格的人格形象。对英雄的崇尚是艺术积极创造力的理想体现。我们不会强求像新中国电影前17年那样英雄举目皆是，但随着时代演变，人们渴求的时代英雄几近销声匿迹却是不太正常的现象。跨世纪的英雄影像在主旋律影片中的出现，标枳着中国电影还有容纳英雄的天地。在《我的1919》、《横空出世》、《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影片中，对时代英雄的理解是多向度的，即英雄不只是具体的形象高大，而是一种人格形象的完满，是精神的崇高坚强。当今时代崇善的早已不是高大全式的形象，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时潮，但实际上，即便如此，呼唤英雄的潜在欲望和渴求救世英豪的普泛要求不是减弱而是增强，在愈是个人化受到重视的年代，主持正义公道的英雄人格和具有舍己奉公情操的为人精神更成为大众内心的需求。我们的电影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现象，创作不是冷落了大众英雄，就是把平庸视为百姓所好，于是，丧失的不仅仅是英雄人格，而且导致中国电影格调的孱弱和感染力的降低。从弘扬时代英雄和人心需求的角度，主流影片的倡导不是没有道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自然更多从这里涌现。不过，长期以来，创作的概念化缺陷使人们的评价带上较多的批评。所以，当《横空出世》、《我的1919》为代表的影片出现时，我们理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的较为出色的主流影片中，英雄的真实性得到最大可能的表现，性格的多层含义的挖掘有了深度，而值得欣喜的是不再把为了故做多样性而牺牲英雄主义的本质作为目标。

《横空出世》是相对更为出色的影片。影片对艰难时代的背景表现是可信的，它直截了当的为我们重现了50～60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的重重内外压力，使中国人民期待原子弹创业行动具有了真切背景，影片注重艰难时世中的英雄所承受的重担，少有的把武将的艰苦作为衬托，突出文将（科研人员）的英雄壮举；把为国争光的主线和个人精神忍受作为衬托，强调英雄的多向感情，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时代英雄。冯光达的形象是中国电影中最为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在他身上包含着战争年代英雄的献身服从的优点，诸如放弃获奖、隐姓埋名、个人的无所期求、与战士们共享清汤寡水的艰苦等；还格外包含有和平年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如执著科研事业、对数据的一丝不苟、对事业建设的不徇私情等。这在我们所见的英雄人物序列中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但更为动人的还在于冯光达们的英雄主义是和人性情感的复杂色彩相联系，在他的坚韧、果决、无所畏惧的背后，是浪漫的情爱、是喜爱音乐的情致、是人之常情的眷念朋友旧情。作为服从事业的时代英雄，压抑住个人的喜好，和妻子决不谈及科研机密，近在咫尺却无缘深谈，还要承受家庭出生的牵累和保密机构的怀疑，在一系列对个人而言都多少是委曲求全的牺牲中，特定时代英雄的品格和精神才熠熠闪光。影片为我们渲染的久别夫妻在大雨滂沱中邂逅的激情动人场面，和此前夫妻因保密而默默无语相对场面的呼应对照格外动人。

相比起来，《我的1919》略逊于《横空出世》，但把握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努力也自有特点。作为世纪初复杂国际背景下的外交官顾维钧，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智，表达民族尊严的慷慨陈词，和对激进的肖克俭行为的不解，与对他牺牲个人幸福为国捐躯精神崇敬等复杂万端情感，都集中连接在巴黎和会的斗争中。顾维钧似乎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时代英雄，他作为弱国外交的屈辱代表，承受着强权大国的蔑视，本国政府的矛盾政策和不信任态度，又使他无从为国伸张权益，激进爱国者的误解，还使他被迫承受骂名。在这样动荡多变局势中，顾维钧的身份多少变得混淆不清，但两场精彩的巴黎和会表现，使这一历史人物的主体判断突现出来，一是借题发挥的机智，对日本代表的钱包故事的引申阐述，很难说是史实再现，但对外交官的才华展现却不失为好构思。二是拒绝签字的大义凛然，在列国强权和本国政府双重压力下，战胜国中国却要签署屈辱协约，顾维钧抛开个人荣辱，慷慨激昂发言，这时，这一人物和影片环境氛围的谐和才达到最为接近的程度，影片着眼于他的凛然正气，既包含有憋屈在心的个人愤恨，更是压抑已久的整个民族的愤怒爆发。顾维钧的形象实际上更多符号化，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喊出我拒绝的呼声，在他身上负载着时代民族的重负和中国人民强烈的呐喊，单就艺术表现中中国人喊出“不”的呼声就意义重大。作为一部重心为对重大历史表现的影片，而还能兼顾作为人的较为丰富性描画，代表了现代情形下对时代英雄处理的分寸。

三、偏重平民的姿态。

平民化意识无疑是90年代末期随处可见的现象。艺术在趋近大众的潮流中逐渐学会了平视百姓和随和大众情感。《漂亮妈妈》，《幸福的家》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它们以小民生活为题材，描绘艰难困苦的生活，强化抵抗困厄的意志力，展现精神世界的崇高感。这一类题材表现形成一些显著的特点。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2）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3）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在“决策会计”领域所形成的对决策（无论是短期经营决策或长期投资决策）方案效益的评价方法是相当丰富而多样化的。但其具体运用，在决策程序中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从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把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决策系统；二是决策支持系统；三是执行与控制系统。与此相适应，管理人员也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决策人员；二是参谋人员；三是执行人员。会计人员作为信息专家，是属于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

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即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外脑”，为前者最终进行科学决策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谋”。“断”相对分开、相互协作，是现代决策体制的重要特点。这种决策体制最早是由军事科学提出来的。因为大量的战争实践和无数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不通过参谋部具体掌握各有关方面大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各种科学可行的作战方案，然后由司令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中选取在一定条件下最可行的作战方案，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参谋部的“多谋”，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善断”，没有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决胜千里。因而现代军事科学十分重视参谋机构（人员）的作用。这种由军事科学确立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来，并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决策程序中正确处理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好决策支持系统的“多谋”与决策系统的“善断”的关系。其中“多谋”体现民主化，“善断‘林现科学化。这是意味着：”善断“必须以”多谋“为基础，否则，决策的科学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任何单位决策系统的领导人，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主动、积极地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人员建言、献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讲真话，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使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关键所在。反之，如果决策系统中的领导人没有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不让决策支持系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反而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所谓科学论证来为自己的既定框框（长官意志）服务，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会产生更大的迷惑性，则这样的论证比不论证更坏。由此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不可避免。

因此，决策程序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人的道德情操，对决策的成败，比相关的技术方法重要得多。

2.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及其贯彻执行）必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

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管理会计的两大组成部分——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决策会计所定决策目标的具体化与协调化，又是对决策目标的贯彻执行落实责任与指导行为的重要规范。

也就是：预算管理首先要对按决策程序所定的决策方案进行加工、汇总，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在一定期间的全面预算，以集中反映整个企业在该时期内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为促进企业总体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具体化，为此，就要进行指标分解，形成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使它们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井以责任预算所规定的目标作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准绳；各个“责任中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责任会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剖析，从实际完成情况和预定目标的对比，评价和考核各个“责任中心”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业绩，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确保决策所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了。问题在于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实践证明：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群体行为，工作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体对预算目标的认同感就越强，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取得的效果就越差。群体动力充分发挥的最高境界是使之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即使每一个职工目标一致，通力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全力拼搏、奋勇争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能取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集体成果。要使预算管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在企业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必须遵循新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 movement）的精神，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式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式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发言权，即坚持员工本位原则，以员工满意作为顾客满意的基础和条件，以促进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的自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据此，在预算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总预算指标的分解、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下级预算执行者的独立自主精神，由过去从上而下颁发“强加性的分预算”改变为由广大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而形成“参与性分预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分预算的执行者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把所制定的有关分预算的执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借以充分调动他们完成预定目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预算的贯彻执行应当使执行者彼此之间从各自的主体地位出发，相互承诺，形成相互遵循的权、责关系，并具体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内部契约关系，以此作为各自的行为规范。从而使预算执行者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并依据一套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网络，相互予以沟通，如若发现任何“失衡”现象，即及时据以纠正，以保持组织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与动态平衡，从下而上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以上所述，是在预算管理领域，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使管理会计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鲜明体现。

[注释]

①杨时展教授曾提出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参见《杨时展论文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181.

②参见余绪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剖析》，（财会月刊》，1996年第8期。

③参见余绪缨：《纵论现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财会月刊》，1993年第6期。

④参见余绪缨：《管理会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的第1章和第10章。

⑤参见余绪缨：《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会计学专号》。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4）

我国高度重视在先进文化指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本文将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先进文化是指能够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总和，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等进行的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过程。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与先进文化要求间的差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但是，社会管理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下文将就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1.从社会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说，全能政府理念根深蒂固，其他主体效用发挥不足：当今越来越推崇有限政府理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履行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职能，其他事务由适合承担的主体来处理。而纵观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管理权限不明确且缺乏监督，其他主体发挥效用不足。在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历史传统以及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管理体系逐渐呈现政府一元化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更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制定计划实现社会分配，运用行政干预手段来调控国民经济。虽然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调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为辅，但是很多社会事务仍是通过政府行政干预来实现。我国的监督机制理论上说比较健全，但是各监督主体没有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种种原因导致政府管理权限不明确且缺乏监督。第二，政府不可治理性加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关联性导致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所运用的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官僚体系古板、腐败等问题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引发政府的信任危机。

2.从社会管理的制度的角度来说，法制理念贯彻不落实，规范制度体系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切行为都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合法权利。但是，我国社会管理的规范制度覆盖面不够，制度制定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以及对社会管理的主体及权限规定不明确。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正逐步完善，但是仍存在法律空白，往往是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问题发生之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来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例如，李贤宇、孙伟铭醉驾致人死亡事件发生之后，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司机醉驾将受刑罚。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制定缺乏预见性，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3.从社会管理的人力资源角度来说，专业化管理理念淡薄，我国欠缺专业社会管理人员。我国目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数量不足，结构也不合理。据民政部数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约45.3万人。截至2010年，通过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共32687人；通过社会工作师考试的共11082人。我国城市低保对象23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6500多万人，残疾人口8200多万人，重点优抚对象460多万人，孤儿57.3万人，还有1.5亿老年人口，常年受灾人口1亿多人。这样算下来，一个社会管理人员要为1000多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横向比较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日本为0.626%，我国香港地区为0.57%，美国为0.28%，加拿大为0.22%，我国仅为

0.03%，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社会管理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而我国的教育趋向于学术性、高校化，出现高校毕业生与社会实际需要的人才相脱节的情况。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往往理论积累深厚但是脱离实践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社会人才往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二、先进文化引领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分析

针对社会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先进的文化理念指导下，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实现社会管理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1.尊崇有限政府理论，加大培育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力度。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应起到领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来起到社会管理的作用，因而提高党的决策水平对于社会管理有很大的帮助。我党应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对广大党员干部定期进行保持先进性的教育交流活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决策方面，继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集众人之智慧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就政府而言，它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起到全面负责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正努力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为了更好的履行政府的职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强化有限政府理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将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职能上。由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政府不可治理性不断加剧，要求政府管好分内之事，其余由市场及其他社会管理主体进行管理，从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有限政府不等于无能政府，提高自身管理效率同时给予其他主体必要的帮助。政府在继续履行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的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实行了大部制改革，但是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而需要规范政府机构的增减程序，对于机构设置的规模、编制、职责等予以立法。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格局是政府主导型，忽视了社会组织的管理作用。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就是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就企业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一是树立公共责任意识。企业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不应仅仅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提高职业操守。当前拜金主义思潮充斥整个社会，一些企业不惜牺牲公共利益谋取自身利润，因此需提升职业操守规范自身行为。三是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企业发展得力于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因而需经常参与公益事业以回报社会。另一个主体非营利组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第一，提高组织人员素质，优化管理方式。建立正式培训机制，学习先进管理技术与方法以指导实践。第二，持续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非营利组织应协助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为弱势群体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爱，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公民个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高自身素质，培养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不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情，在自己的岗位上尽绵薄之力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规范制度。针对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规范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第一，明确社会管理权限和职能分配。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第三部门积极参与的综合管理体制。加强与第三部门的交流合作，鼓励非营利组织等第三部门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的事业中来，引入竞争机制，将一部分社会管理事务采取招投标、与企业签订生产合同等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升管理效率。第二，健全法律体系，弥补法律空白。我们应深入到社会底层，获取第一手反映社会现实的资料，参照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3.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社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按照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我们应该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我国社会管理人才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拥有工作经验但文化程度偏低的社会人员。针对前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平常的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二是组织长期的实习工作，学校联系典型的工作单位，安排对口专业学生实习，亲身体验社会工作，积累工作经验。后者适应工作能力较强，但社会事务愈来愈复杂，有时仅靠工作经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需要先进的社会管理理论予以指导。我们主要采取培训的方式，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开展讲座，介绍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也可以与高等院校开发合作项目，输送一批工作人员进行不脱产或脱产培训，并采取考试等方式检验学习效果。将结果纳入绩效考核，激励社会工作者学习积极性。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虽然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还不是很健全，社会管理理论体系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需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相信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终将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参 考 文 献

[1]向春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学习读本[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

[2]窦玉沛.社会管理与社会和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赵旭.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及方法[J].法制与社会.2011，（18）：128～129

[4]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史本林.社会管理创新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6]孙建立.培养造就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R].北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

[7]牛文浩.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巨大推动力[J].创新.2012，（1）：13～15

[8]李灵芝，尹世尤.廉洁文化在社会管理中的效能[J].理论探索.2011，（6）：95～98

[9]徐莎.和谐文化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和谐[J].前沿.2007，（10）：147～149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5）

一、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格局的必要性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平安出行的需求日趋强烈。于此同时,在城市中汽车保有量的迅猛增加和道路建设速度的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交通行为人安全教育工作的严重削弱,客观上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难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自身做起,加强队伍建设,更新执法理念,强化管理手段,改进工作作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然而,道路交通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关键是没有真正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施其责、社会全员参与、公安统一协作”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做了明确的阐述。强调了依托政府主导,建立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相关部门发挥好统筹、规划、协调和指导作用。可以说,国家对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新格局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地方实际落实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笔者认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广、影响力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到管理者的因素,还要考虑到被管理者的因素。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辩证统一于人、车、路的有机联系之中。我们既要从交管部门的角度研究如何加强管理,又要从交通行为人的角度研究如何接受管理。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才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才会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从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从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考虑,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并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驾协在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主体的社会团体;是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基本职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机动车驾驶人的纽带和桥梁。驾协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服务性、中介性和自律性的特点。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她的特有功能,大体可以概括为服务、维权、协调、自律等几个方面。首先,协会通过服务可以把众多的驾驶人吸引到组织中来,既减轻了交警队的负担,又给驾驶人提供了方便;其次,协会通过编印和发放学习资料、组织和进行交法培训,既配合交警队做了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又满足了驾驶人依法维护自身安全的需求;再次,协会通过组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既丰富了驾驶员的社会生活,又密切和改善了警民关系。特别是构建道路管理交通社会化新格局的任务提出来以后,协会应当干什么和应当怎么干,也都应该做出理性的回答。如果,每一个协会都能既做交警队的助手,又做驾驶员的朋友,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把分散和流动的机动车驾驶人组织起来,提供服务、实施教育、反映诉求、提高素质,那么,在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新格局中,驾驶员协会就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

三、发挥驾协作用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

驾协组织若想在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格局中有所作为,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协会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和公信力;二是业务主管部门必须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目前,全国的驾协组织发展得很不平衡。有的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有的还处于初创阶段,有的甚至陷入了生存的危机。在协会自身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协会要做强做大,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党和国家对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应有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5月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各省、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文件。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协会工作都很重视,有的地方把“适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协会”去做,有的地方还通过“延伸服务”或“绿色通道”的形式,给协会提供了方便。这些协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走上了规范化轨道。毋庸置疑,凡是搞得比较好的协会,后面都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支持。反之亦然,离开了交警队的支持,协会一天也难以生存。这里的关键是,既要全面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又要灵活机动地解决实际问题。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6）

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环境卫生治理力度

对社区住宅楼进行硬化、绿化、美化、亮化。补植苗木、修剪树木花草、给小公园、小景点、花池、行道树全部升级，使老旧小区的绿化升级，为居民创造优美环境。加强旧区综合整治，清理楼道堆积物，消除安全隐患，不断加大环境治理的宣传力度，增强小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维护好现有成果，努力为广大居民群众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文明小区。

三、强化人本管理，创建民主和谐社区

进社区开展科普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咨询、文明宣传等。打造社区资源置换平台，通过多种形式挖掘社区资源的服务回馈潜力，收集反馈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为活动提供场地、设施以及相关物质保障。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丰富居民群众文化生活。为社区居民建立乒乓球及台球室、音乐厅、书画室，室及“爱心书屋”，组织“社区文化艺术节”、“消夏系列活动”、“老年秧歌赛”、“全民健身排舞大赛”等，寻找积极的社会细胞和活跃的社会要素，将其组织化、体制化、结构化，服务社区治理。承办“文明家庭”创建现场会，对涌现出的文明家庭、文明单元、文明楼宇的典型事例编印成册，大力宣扬，以家庭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还通过社区报以及各小区的图书室、活动室、墙报、板报等形式对广大居民进行思想教育，赢得广大居民对物业管理工作的信赖和支持。

四、强化共建管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的志愿服务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其础。志愿者关爱他人，无偿奉献，以爱心传递着人类社会的正能量。“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也随着志愿者的脚步，深入人们心灵。动员居民成立“社区志愿服务队”成为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小区开展以帮扶弱势群体、调解社区矛盾、整治环境卫生、维护社区治安等为内容的服务活动，并配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出租屋、车棚、临建等进行摸底备案，定期组织安全消防大检查。重视加强志愿者骨干的培养，着眼提高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围绕团队建设理论与实践、项目策划与组织、志愿者规范化管理等内容，通过专家讲座、主题沙龙、拓展训练、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定期对社区志愿者组织、骨干志愿者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实现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健全完善激励制度。使“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当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文化深入人心。

五、突出亮点，树立创新意识

物业管理工作人员要做好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居民群众，要经常深入到基层第一线，听取居民群众的呼声，关心居民群众生活，帮助居民群众解决困难。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实行责任追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监督检查，对侵犯居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应据理力争，依法干涉，以优异的业绩和良好的形象赢得居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在日常服务中做到：微笑露一点，两情多一点；理由少一点，脾气小一点；脑筋活一点，肚量大一点；行动快一点，说话轻一点；效率高一点，嘴巴甜一点。在工作中做到：今天的事，今天办；能办的事，马上办；重要的事，优先办；复杂的事，梳理办；琐碎的事，抽空办；份外的事，协助办；个人的事，下班办；限时的事，计时办；所有的事，认真办；大事小事，按序办。要把居民群众的事情作为头等大事，认认真真、竭尽全力去做实、做细、做好。不论群众的事多么细小繁杂，都要在具体的群众保障机制上体现部门者的热心，要在居民群众帮扶上体现关怀，要在居民群众发展上体现帮助，牢记一心一意为居民群众服务的根本宗旨。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7）

专业实践是指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立足学校院系的学业门类别，以提高专业技术为主线，巩固专业思想为辅线，以实践专业课程为主要内容引进项目化管理的社会实践。每所学校都有不同的专业特色和学科类别，例如，医学类专业培养具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或其他医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医疗预防的基本技能，能在医疗卫生单位、医学科研等部门从事医疗及预防、医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医学高级专门人才。不同的专业具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只有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培养，才能更好地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资源整合用于企业经验管理中，与项目化管理同出一源。资源整合是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社会实践的项目申请团队众多，项目良莠不齐，难免会造成重复和资源浪费。将有限的、优质的资源进行整合，摒除重复的资源，有目的、有规划地整合人力、物力，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突出项目化管理的优势。

（二）关键在于严格项目评审，规范项目监督，提升社会实践管理化水平。

每个项目的侧重点不同，需要邀请校内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发动广大学生合理组团，邀请相关教师或专家指导，积极申报项目，学校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严格评审，对给予立项的项目进行答辩，根据两轮评审结果确定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三个等级。重点项目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活动内容和形式富有创新，前期调研基础深入，团队成员在年级、专业等结构上合理，紧密结合专业，指导教师理论和实践功底深厚，预期取得成果丰富等。一般项目要求内容结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主题明确，结合所学专业学科，有一定的创新性，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团队结构合理，较好地提升大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和实践效果。自筹项目要求能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或专业学科，活动内容丰富，能较好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一个项目完成得好不好，关键在实施过程。项目化管理不仅要求在标书上严格审核，重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管。在校团委的总体分配下，可以安排校团委的老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负责具体跟踪和指导工作。这样既能保障完成标书任务，又能在出现问题和困难时得到及时指导和有效解决。

（三）关键在于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凝练成果，提升社会实践科学化水平。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项目化管理社会实践的重要指标。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要坚持规范化管理项目，不断修正考核评价体系，形成一个长效机制。社会实践的目的除了使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外，还可以在社会实践中使收获转化为成果汇编。通过凝练成果，总结经验，最终达到提升自我的目标。成果形式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理论形式的成果。专题调研数据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课题等方面；社会调查数据包括社会民生热点、社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实践形式的成果。志愿服务内容包括支教、义务辅导、关注帮扶弱势群体，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等方面；政策宣讲内容包括十精神、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美丽中国、清洁乡村、新医改、新农合。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化管理实例

2014年7月，为响应“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大力发扬老区精神，献礼邓小平同志110周年华诞，也为使大学生充分利用暑期时间贴近社会、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并在实践中开拓眼界、磨炼能力、增长才干、增强社会责任感，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右江民族医学院精神，切实培养“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的医学人才。右江民族医学院团委与百色市卫生局通力合作，紧密联系各基层卫生局、防艾办，组建12个项目组，共计270人，奔赴百色市右江区、田东、田阳等12个县区，将项目化管理引进社会实践，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周密计划，启动项目

1.广泛宣传，严格招选，组建合理项目组成员。

校团委高度重视防艾项目组成员的招募工作，通过张贴招募启事、开会宣传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热心于防艾宣传教育的志愿者。首先，在吸取过去防艾宣传活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活动的预期目的，严格秉持“就近就便、服务家乡”的录用原则，优先录用生源地与实践地相符的志愿者组建项目组成员，确保了沟通无障碍。其次，考虑专业方向，以预防医学专业为先，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志愿服务的专业性。最后，以长者为先，优化项目组年龄梯度。该原则在用人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项目组的服务质量，也将实践机会有机调配，为更多学生提供实践平台。

2.重点培训，统筹兼顾，切实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通过组织培训，邀请百色市卫生局领导、教师现身说法，校团委指导教师根据活动要求、实践技巧进行指导，经过统一培训后，项目组成员对艾滋病更为了解，对百色市的防艾局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树立起“防艾宣传刻不容缓”的意识。其次，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开展培训，有力保证了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最后，通过与接收单位的统筹沟通，做好项目组成员顺利接收工作。

（二）监督指导，实施项目

一是安全督导，各队牢牢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各志愿者切实做到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各带队教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计划，保证了计划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合理安排住宿、饮食问题，时刻注意队员的思想动向，实现安全事故零汇报。二是进度督导，根据百色市12县区分成四条线路，由校团委老师和部分学生干部组成四个督查小组，分别前往各个实践点进行检查，查看项目进展阶段、有何困难、需要协调、安全保障等情况，并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项目的内容、目标等，极大提高了项目实施效率。同时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定时汇报和特殊情况汇报机制。三是结题督导，各项目完成后提交结题报告、总结和成果汇编，对完成目标的给予结题，未完成任务的提出改进措施等实施全过程监督。

（三）凝练成果，表彰先进

在百色各县、乡卫生局、防艾办等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各项目组团结一致、各尽其职，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防艾宣传教育活动任务。实践活动共计发放问卷969份，回收有效问卷872份，收集签名8369个。项目组成员足迹遍布百色240个乡镇，惠及民众31884人，此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充分继承并妥善运用了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切实弘扬了青春正能量，在对实践项目实施水平和完成质量，分析和评价实践项目取得的成效基础上，表彰了一批优秀项目和先进个人，该“进村入户”防艾宣传项目也获得2014年广西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精品项目奖。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8）

行政人员由于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体能的延伸与增强。借助于信息技术，如电信、机器办文办事、远程会议，打破了时空限制，行政人员可以看到、听到、触觉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可以完成以前体能无法完成的工作。

开阔视野，提高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开发可使行政人员及时获得大量信息，有助于他们逻辑地、辩证地和系统地思考问题。互联网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极大便利，使得行政人员“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可能。时间和精力的节约。信息技术节约了原来靠人脑和文件处理信息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跨越时空，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观念的更新。行政人员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等现代化观念。

激励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对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节约了行政人员的精力与时间。前者成为行政人员不断学习与培训的直接动力，后者则提供了可能与机会。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如网络学校）更为行政人员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掌握与运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工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信息技术对行政决策的影响

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对若干备选方案进行选择，以确定行动方案的过程。信息技术发展对行政决策的影响是围绕着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性和行政决策的效率展开的。

对行政决策目标的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此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而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的满意为决策的根本目标，决策过程的行政参与民主公开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各地政务公开活动的开展，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削弱以至取消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分界。在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中，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下级对上级严格负责，“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作出熟悉情况的决定。”[i]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工作现场就可以作出必要的决策，无须事事先向上司汇报，再执行上司的决策，真正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所描述的：“由于新科技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愈来愈缺乏效率，谁是总统再也无关紧要，因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已从国会和总统的手中转移到州、市、镇和邻里手里。”

改善行政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管理决策的基石是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而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人们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逐步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管理者，这样就改善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网络化电子政府的实现，使得公共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支持与强化行政决策过程。行政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类。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完成程序化工作的效率与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在计算机尚处于实验室阶段时，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只能用制表机来处理普查数据，以至于在人口普查结束4年后，数据尚未处理完毕。第一台专门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UNIVAC[iii]，就因总共服役7万多个小时并成功处理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被载入电脑史册。这是计算机处理程序化决策的成功范例。而对于非程序化决策，信息技术也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1952年下半年，美国朝野都忙于为次年大选作准备。候选人分别是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62岁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演说家阿德莱史蒂文森，由于前者早已解甲归田，新闻界舆论对后者获胜的把握几乎一边倒。出于好奇，新闻界请出UNIVAC来做个预测。数据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电脑认为获胜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且票数与史蒂文森相差悬殊。人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UNIVAC依据的不过是5％的选票，根本不足为据。然而，大选结果却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大获全胜，且选票超过对手五、六倍。[iv]UNIVAC又一次证明了信息技术在非程序化决策中的强大作用。

三、信息技术对行政方法的影响

信息技术与行政方法密不可分。所有行政方法都要有相应的信息支持，而有些行政方法就是专门为保证信息流通而创立的。信息技术发展引起行政方法的创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讯手段。例如目前行之有效的网络规划技术，就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予以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能。网络规划技术源于十九世纪末美国学者甘特发明的甘特图，后发展为横条图形计算法，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安排工序和时间的图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成为网络规划技术。著名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就因为使用了网络规划技术而使原定14年的计划提前5年实现。网络规划技术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其工作程序的模型化建立就得益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运用。

创立全新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决策支持系统（DSS）、电子会议系统（EMS）、远距离控制、分布式工作的统一协调、动态网络计划成为可能。目前，我国政府上网工程就采用了一整套全新的管理方法，如人民银行网上支付、海关总署报关单和外汇联网的外汇核销系统、工商局红盾信息网提供企业数据库、国税总局增值税发票稽核系统和电子报税等。这些管理方法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

四、信息技术对行政组织的影响

传统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结构。它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与素质较低的人员和平稳的管理环境相对应，而且也是受信息技术不发达制约的无奈选择。科层组织结构的最大优点是效率很高，其弊端在于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而且压抑组织成员自身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科层组织的革新不可避免，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间管理层的缩减以至取消。中间管理层是信息通讯技术落后的产物，它的存在既减缓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又易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种失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间层次为了争功诿过而导演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这也是信息传递不畅的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将通过加强操作执行层与高层决策的直接沟通，逐步缩减以致最终取消中间管理层。管理幅度增宽。信息技术使管理者和其下属可以随时了解对方的状态和意图，而且仅占用很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一个管理者能够指导更多的下属人员，增宽管理幅度。这一趋势对于行政机构改革有一定的启发。

行政组织绩效的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一个行政组织要完成与过去同样的工作量所需行政人员大为减少，从而行政组织更加精干高效。行政组织中信息技术的采用有利于提高行政组织产出绩效和促进行政组织成员的自身发展。信息技术可保证行政组织成员间的全方位沟通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

五、信息技术对行政公文的影响

行政公文，是指机关、部门、团体在处理公务活动过程中，按特定体式形成与使用的、具有法定效用的文件。[v]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办公或其他业务环境，如行政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电子商务等，便产生了电子文件，这是一种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的行政公文。它具有许多与传统行政公文不同的特点：（1）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2）系统依赖性：电子文件的使用依赖于一定的硬件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3）载体的无信息性：从远古的甲骨、缣帛、竹简到纸张，载体的意义远大于“承载物”这一项，它和载于其上的外部特征，如字迹、书写材料、签字、印章等共同构成文件原始身份的“证明人”，但对于电子文件，载体本身及其上的外部信息消失得无影无踪；（4）信息的灵活处理性：制作电子文件时，我们可以任意地增、删、改。单纯从电子文件本身来看，修改的痕迹荡然无存。

电子文件的上述特点对行政公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件记录的原始性、凭证性受到冲击。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证据必须是原始文件，其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如审理经济纠纷所依据的主要是合同原件。传统的文件，内容一旦依附于某一载体之后，一份“原件”就产生了。即使被更改，也会在原件上留下痕迹。电子文件由于其复制的简便和文字编辑软件功能中引以自豪的整齐而美观的标准字体和字号，谁又能确认电子文件的原始性呢？传统文件利用封泥、骑缝、按指纹、画押、签字、盖章等方式来确认身份，而在电子文件那里，这些方式则无能为力。出于维护某种既定的社会秩序或维护某种经济利益的目的，人们对电子文件提出了身份认证的要求。现在诸如数字签名、存取控制、信息追踪加密和防火墙技术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部分可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国防部数次被黑客侵入，印尼总统电子邮箱被炸，某些网上主页被篡改等等都说明了电子文件的脆弱性。

重要原始文件的流失。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许多电子文件都将会随着电子脉冲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或者是电脑遭遇病毒或者是受到黑客袭击，甚至在你不经意的一敲一点中，某一重要文件就荡然无存了。许多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在适当时候自动删除或更新某些数据的功能。形成文件的业务人员往往考虑用这份文件处理现实事务，对于其中哪些东西今后有用，需要保存而考虑不周，甚至全然忘记。对传统文件的管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收、发、签、办、归档等工作流程的规章制度，因此传统文件的管理步步为营，井然有序。而电子文件的管理中还远未形成类似的严谨而有效的措施。这就要求文件及档案管理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的初期积极参与，提出有关功能要求，在系统运行的适当环节，加入签发、签收、鉴定、制作原数据信封、归档保存等管理步骤，最后将电子文件保存在系统硬盘、软盘或光盘上留存备查。

数字文献的长期可读性“朝不保夕”。电子文件的载体有硬磁盘、软磁盘、光盘等。杂散磁场、氧化作用，材料的老化变质、污染、划伤和皱褶，会很容易地抹掉这些载体上记录的信息。另外，因为不断有新的、不兼容的媒体形式和存贮格式出现，数字式文献常常会在存贮它的媒体还没有破损之前就不再被使用了，现在还有多少人使用5英寸的软盘呢？涉及电子文献长期可读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计算机病毒。大多数电脑系统都很容易受到旨在破坏它们的病毒的侵害。1998年流行的能破坏硬盘上的数据的“CIH”的病毒给人们造成的恐慌绝不亚于一场战争。

电子文件的法律意义。从法律角度来看，一般较重大的行政行为都应采取书面表现形式，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应被视为无效行为。从实践上看书面形式各种各样，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但结合电子文件的实际，可将网上的行政通告视为一种新的书面形式的行政行为。

六、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政府信息化与电子化政府的实现

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大潮正以不可抵挡之势扑面而来。它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政府的管理模式带来一场革命。政府信息化，就是工业时代的政府（即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政府（即现代政府）演变的过程。[vi]而电子政府是一个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总体来说，电子政府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政府机构各部门实行电脑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帮助提高政府在行政、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效率。电子政府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推动精减组织和简化办公等工作。

利用政府内建立的网络、信息和应用，为公众社会提供优质的多元化服务。政府的信息网络覆盖政府的各级部门。电子政府利用统一的信息资源，通过语音、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为公众提供简便的多元化服务。

以政府的信息化发展推动和加速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只有向公众展示高新技术的应用，让社会享受信息网络的便利，才能切实地推动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政府上网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是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综合实力及国家竞争力的最有力的保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必然导致传统的国家弱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国际活动的透明度。遥感器和卫星技术把大多数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和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置于全时辰、全天候的监控之下；视频和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和卫星通信技术使图文信息即时传递成为现实。在国际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控和可能的外部干涉的影响下，国家在国内外事务，特别是在核军备竞赛、军备采购、能源政策、污染标准等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上作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受到削弱。

由于因特网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污染，如：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上走私、网上贩毒、网上黑客，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规范网络行为？积极寻求对策是公共行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于丽娟：《保存人类的历史》，北京，《研究生时代》1997年第4期。

[2]罗伊：《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3]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的影响》，北京，《新技术革命及高技术产业》，1998年第1期。

注释：

[i]戴维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ii]转引自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的影响》，北京，《新技术革命及高技术产业》，1998年第1期，第5页。

[iii]实际上，第一台生产出来的商业计算机是BINAC，但由于BINAC是利用了UNIVAC的专门设计技术而抢先“克隆”出来的，所以第一台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的桂冠应非UNIVAC莫属。参见叶平著《第一家电脑公司的命运》，《中国电脑教育报》1999年第14期。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9）

2利用信息化技术创新社会管理的现状分析

2.1社会管理创新的信息化成效

信息化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比如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城市管理平台，通过网络系统就可以随时掌握社会动态信息；其次提升了统筹城乡发展水平，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信息技术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通过为农村地区安装电话、网络等指导农村经济发展，了解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帮助农村进行社会管理。

2.2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2.2.1信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公共资源共享性差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员专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府部门开发信息资源的力度不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信息资源透明度不高，基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政府部门不愿意公开相应的信息，影响人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评价，以最近网络中出现的“多地车主向31市申请公开停车收费依据及钱款去向”为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给与不答复或者模糊回答的方式应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政府信息需求的要求；二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一些基础部门仍然采取的是传统的手工工作模式，比如对当地居民信息的登记管理仍然是采取手写记录，纸质档案保存的形式，这样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基层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

2.2.2政府工作人员的水平与业务能力障碍

造成政府部门缺乏信息化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缺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信息化的认识与应用能力不足产生的：首先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信息化工作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将自己的工作暴露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中，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益，甚至一些政府管理者为了获取灰色收入而不愿意进行信息化建设；其次对信息化产生的价值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人员却意识不到信息化的社会价值；最后政府工作人员存在懒政现象，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学习信息化知识。

2.2.3安全问题

信息化建设的最大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做好安全问题是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安全问题，做好安全问题，基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职能，导致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通过网络渠道窃取国家重要机密或者给政府部门制造消极的影响。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还缺乏专业的人员与技能，因此在信息安全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对策

3.1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综合数据平台

政府机构要紧紧围绕创新管理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顶层设计：一是要站在全局角度对社会管理工作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论证，认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定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并且落实工作责任制度，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岗位、具体的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管理组织架构；二是大力构建信息技术设备，实现“省、市、县（区）、街道（农村）”的四级联网，并针对当前社会基础信息与上级信息对接不畅的问题，要积极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实现资源间的相互传输；三是扩大政府资源的共享，避免出现资源的充分建设。当前社会管理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实现大数据的集中管理，有效解决重复建设的社会管理模式。

3.2实现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完善互动沟通渠道

随着人们应用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网民数量逐渐递增，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通过公开信息不仅可以缓解民政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人们对政府工作的误解，还可以实现公民参政问政，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并且为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提高政府公众决策的科学性与利民性。具体措施：一是推行电子政务。政府部门要大力构建“网络政务大厅”，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站式办理，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益，比如内蒙古通过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系统，实现了政府多职能业务事项集中到社区便民服务站办理，扩大社区的代办事项，大大获得群众的赞许；二是拓展信息化的应用范围。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积极开展党务信息网上公开、项目投资网上公开、群众诉求网络上访等，实现社会管理的网络化管理。

3.3健全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提升社会管理效率

基于当前政府信息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政府部门要从加强信息安全环节入手，通过有效的技术措施和制度方式构建文明、健康的虚拟社会，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市场的监管，制定完善的网络发展规划，营造良好的网络使用氛围，整个社会要充分以“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为契机，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其次要加强对政务信息安全监管中心的建设，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社会基础信息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与评估，并且提高安全监管部门的设备与技术，防止被不法分子所侵入破坏；最后多渠道培养懂信息化技术的社会管理人才。高校要加强对社会管理专业人才的信息化教育，提高他们应用信息化进行社会管理的技能，同时政府部门在招录公务员时也要加强对其信息化技术水平的考核，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要侧重考量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社会化管理论文篇（10）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 Democracy 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 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 Abraham H． 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 A 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 man）、社会人（Social man）和文化人（Cultural 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 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 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