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1）

(二)变量选取本文基于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选择变量，选取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货币供应量增速、贸易余额增速、股价、汇率以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量较少，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变化态势，因此采用工业增加值增速(cgdg)作为经济增速的变量。对于物价，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市场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此将其作为指标。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2增速(cm2g)为研究对象。对于贸易余额增速(ceig)，选择出口当期值与进口当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来衡量。以上证收盘综合指数作为股价(csti)的衡量变量。对于汇率，基于目前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将其确定为实际有效汇率(cexr)。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动性，然而IMF统计数据库的M3统计时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相对较低，美国M3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此以美国的M2增速(um2g)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统计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

(三)数据说明及其统计特征在样本选择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启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启至目前的季度数据跨度较短，实证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因此选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进一步对比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经济指标响应的变化，以量化宽松政策开启时点为界限，将样本选择期划分为两个子区间:第一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阶段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对这两个子区间再分别进行研究。各序列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实际有效汇率(cexr)和美国M2增速(um2g)均为I(0)序列，而中国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为I(1)序列。这样，如果要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七个序列中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的估计结果根据AIC统计量可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求取美国M2增速对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实际有效汇率(cexr)六个指标的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M2增速具有正向的冲击;对贸易余额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具有反向的冲击;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基本不受影响。各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表3是中国经济指标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6.58%、4.17%、5.12%、4.93%、1.32%和1.76%，国内因素对各对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估计结果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样本区间进行研究。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变化;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变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国内因素对各相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总体而言，美国M2增速发生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指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之后，其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的结果显示基本不受影响，而之后的结果呈现正向的响应。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之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2）

1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财政是一国政府赖以生存的命脉，发展到今天，财政手段日趋完善，财政工具也日趋成熟，财政调控意识也趋于主动，根据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运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手段，或者二者交替使用，对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具体有税收政策、收费政策、支出政策、预算政策、国债政策等组成。

财政政策具备自动稳定经济功能，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经常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反之，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那么所得税总额会降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对于短期的、较小的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长期的、较大的经济波动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一国经济经历比较长的萧条、复苏、繁荣、衰退、周期时，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局限性很大，不能帮助一国迅速走出经济困境，恢复经济增长。因此，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波动的周期，相应地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需求管理，以取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机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当整个社会需求不足，以致失业率提高时，政府就应增加公共工程等基础建设投资，大兴土木、水利，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此外，还要变动税率，减免一些可能的税种，以减轻家庭收入水平下降而可能导致的消费水平下降，使其收入因纳税的减少而有所提高，政府还要增加转移支付救助穷人、消除贫困，帮助这些家庭渡过难关，增加其实际购买力，促使经济升温；当社会上需求过多，致使通货膨胀猛烈发展，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当社会上借贷资本过剩，就应出售政府债券；当社会上资金不足，就应回收政府债券。总之，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不必拘泥于预算收支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应当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

2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货币政策是一国央行根据客观调控目标，有目的地变更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为使调控目标更确切，调控效果更显著，通常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以匹配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需要，但发展到今天，货币政策执行彰显独立性，往往为特定的目标而实施。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的是利率、汇率和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量，尤以利率和汇率为核心，三者具有密切联系，互动、互为影响，调控着一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除了国家调控大局的一般性目标外，货币政策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金融管理目标，如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出现，稳定汇率，保证货币购买的稳定性等等。如财政政策目标一样，为消除经济波动的四个周期，在货币政策上，对货币的供给量也要予以限制，以相机抉择，匹配经济周期需要。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此外，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而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一国央行为顺利实现上述货币目标，稳定总供给和总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带来的危害，通常借助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主要有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三种。再贴现率作用：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公开市场业务作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法定准备金比率作用：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除三大政策工具外，央行还可以采用选择性信贷控制工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产业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改变产业部门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人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的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的政策。通常不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选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下，我国更应根据本国国情，本国的自然历史状况，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经济运行政策。而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当一国产业处于比其他国家产业落后状态，或者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时，为加强本国产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总之，都是由一国政府制定的，主动干预一国经济运行的政策集合，具有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缺。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3）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4）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5）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6）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7）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 Tiebout，Charles M.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Expenditures.”Th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416-424.

[2] Ouyang，Rihui.2007.“Mechanism of Gaming between Centraland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Macro policy.”Journal ofBohai University，no.4.

[3] 新常态下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3）34-37.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8）

（二）意义。宏观经济管理从宏观经济整体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失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严重的影响，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克服经济危机，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现状

（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基础支撑。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不论从范式到假设、模型等几乎全部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局限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拿来主义”盛行。借鉴过多，创新性不足，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形成。然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是基于对其国内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研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基于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假设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对比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经历的重大变革及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造成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很难一言以概之。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时的许多假设与我国的具体情况都不相符合。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不比较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适用的条件，简单地套用研究范式，局限和不足难以避免。有些情况下，甚至于将研究结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加剧经济有序运行难度。

（二）管理灵活性不足，一刀切作法普遍。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统一的制度柜架和市场环境，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着东西中部、城乡等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待加强，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和对比国外先进国家的宏观调控，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灵活性明显不足。对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及各地的具体状况难以及时有效地把握并采取措施，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简单化的“一刀切”的作法。如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都是不分各地各行业的巨大差异，“统一口径”，一视同仁。结果不仅难以实现政策的最初目标，甚至于让相关的产业、企业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如全国准备金率的提高措施，导致贷款额下降，然而仍有许多行业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本位主义，加上政策出台缺乏部门间的协商机制，也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

（三）宏观经济管理缺乏前

瞻性，政府越位、缺位现象严重，同时造成市场经济的活力得不到充分体现。金融危机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然而政策的短期化倾向明显，缺乏前瞻性，过于专注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经济的宏观全局出发，缺乏对长远利益的考虑。调控时机的准确把握和选择差，造成宏观经济管理严重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宏观调控的要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改变中，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实现真正转换，全能政府、大政府的现象仍不时存在，出现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政企还没有真正分开，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政府失灵问题。政府对宏观调控手段的驾御还不娴熟，调控方式简单化，行政命令和红头文件多，通过税收、汇率、价格、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的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关系还未理顺，越位、缺位现象严重，造成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难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宏观经济管理限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对策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9）

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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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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