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篇（1）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二、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转口贸易论文篇（2）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转口贸易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93-05

自1978年珠海市签订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 503亿美元，增长322倍。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地域分布严重不均，2010年前5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9%①。要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必须把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中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思路。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加工贸易科学、合理而有序地进行梯度转移，成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雁行理论”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影响深远的产业经济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首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指出日本的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并周期循环，这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呈倒V形，酷似飞行中的雁阵（胡俊文，2000）。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赤松要是在1936年以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产业跨国梯度转移时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说”，从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罗建兵，2009）。后来，小岛清把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进一步区分为原形和两种引申形（如图1）（车，2004）。引申形A表示不同产品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国内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引申形B表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产品的跨区域梯度转移。后来，山泽逸平通过对东亚经济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完善了赤松要和小岛清的雁阵阶段划分，提出了东亚各国产业的发展普遍要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孙高洁，2007）。“雁行理论”提出后，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清（Kojima，2000）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融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蔡，2009）。从内涵上来看，“雁行”理论主张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跨越式发展；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进行地域分工，把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董洁，2006）。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得出，“雁行理论”最初以一个形象的“经济比喻”的面貌出现，通过后来学者充实和拓展后，成为了一种产业转移理论。在宏观上，“雁行理论”能为国家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在微观上，“雁行理论”能指导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或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产业转移。从已有的公开文献来看，“雁行理论”主要应用于解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研究产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例如，张帆（2003）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徐世刚（2005）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产业分工的新变化；胡俊文（2004）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学者从“雁行理论”视角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这一当前热点问题。在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文献中，除了罗建兵（2009）选取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视角外，其他的论文都只是从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论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背景、问题与对策，着力探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党军，2008；艾民，2009；马凌，2009；等等）。虽然已有的研究不无意义，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深度。

“雁行理论”非常适用于分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其原因在于：第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雁行理论”主要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转移；第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深层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和比较优势的改变，而“雁行理论”就是融合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体系；第三，东亚和国内加工贸易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形态。“雁行理论”应用于区域产业分析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该区域内部存在着相对领先与落后的地区，它们之间保持着产业升级的先后次序；存在着从相对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金戈，2010），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征。

三、东亚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也称“东亚模式”），并以持续的发展否定了“克鲁格曼质疑”。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有基于政府、伦理、制度等多种解读范式，但学术界忽视了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在创造“东亚奇迹”中的重要作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政府”（夏爽，2006），东亚奇迹呈现出来的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结果（邹消娟，2007），而承接和转移加工贸易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重要途径。

东亚加工贸易因应比较优势的改变而进行区域梯度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特征。在东亚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的“雁阵”中，日本充当了领头雁的角色，亚洲“四小龙”为雁阵中的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为第三梯队，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为第四梯队。从时序上来看，日本最先承接欧美的加工贸易，并将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早在二战前，日本就开始发展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加工型外贸体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汽车、电子、电视等附加值高的加工贸易产业。通过利用加工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日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快速提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渐向电子计算机、医药、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转型升级。在“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资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日本将服装、玩具、皮革等加工制造业向其他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与“四小龙”间的产业转移是东亚区域经济内的第一次产业迁移（袁易明，1998）。东亚“四小龙”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主动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以服装产业为例，东亚的服装加工制造业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世界服装产业的重心从北美、西欧转移到日本；第二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重心由日本转移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重心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刘德学，2006）。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金的积累，东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逐渐转向电脑、通信、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而把服装、皮革、玩具、家具、鞋帽等边际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资源、政策优势的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因此，日本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水平次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则集中在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整体上，东亚加工贸易产业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向外转移、复进口等阶段。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替代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转移（见图2）。

“雁行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产业追赶、升级和转移的理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加工贸易“雁行”分布的内在原因，而动态比较优势决定了东亚加工贸易的“雁行”转移。一方面，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或指定新的产业规划，辅之以相关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升级或转移；另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通过加工贸易的转移，东亚加工贸易不断调整“雁阵”，充分利用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

四、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一）中国加工贸易区域分布的“雁行”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地域差别巨大，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远离港口、运输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差的中西部地区，尽管地域广阔，存在资源、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但加工贸易在全国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以加工贸易出口额为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悬殊，1995―2007年，95%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表1）。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 609.3亿美元，为中西部地区251.1亿美元的近38倍。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7.5%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为2.5%②。200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3 559.41亿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湖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37亿美元，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则分别为7.96亿美元和3.0亿美元，相差十分悬殊。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形成了一个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头阵、西部地区为尾阵、中部地区为中间阵的不均衡“雁行”阵列。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是服装、皮革、家具、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每一加工贸易产业都经历了图1中“雁行”形态的原形发展过程，即进口、生产、出口的过程。随着技术、资金的积累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东部地区的电子、通讯、机电等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占据主体，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A。同时，东部沿海地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B。

（二）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理论”解释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是对我国加工贸易“雁阵”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有序、合理、高效的“雁阵”。雁行理论认为，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会在追赶的过程中，一方面低附加值的产业会取代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边际产业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在时空上的“雁行”分布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中国加工贸易必须进行梯度转移的内在原因。

1.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在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虽然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但全国的人口大省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南、四川等中部省市。即使加工贸易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人口达到36 17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5%③。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近8 000万人，近年来通过向城市异地转移和进入乡镇企业就地转移3 500万人左右，尚有4 000多万人滞留在农村④。如果把中国人工工资平均水平设为1，中国东部的人力工资水平约为1.31，西部地区是0.91。中国内陆地区一般劳动力工资在1 000元/月左右，沿海地区在1 400元/月左右⑤。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目前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提至920元月，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为1 100元月。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调查，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普遍低于600元月，不少地区还低于500元月（见表2）。

2. 东部地区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环境承载力已经十分有限，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则集中了全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具有显著的资源比较优势。以西部地区为例，该地区煤、油气资源和有色金属储量占全国之首，原油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7.8%，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国的87.5%，现有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9.4%。西部人均能源资源为1 207吨标煤，为东部的3.58倍，人均可开发水能为4 982千瓦，为东部人均的1.095倍⑥。目前全国已探明的156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38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有24种，占全国保有储量的50%以上；西部铁、锰、铬、钒、钛等5种黑色金属矿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2%、68%、72.1%、72%和95%；钾盐基本上全在西部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土地要素等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44倍⑧。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调查，中西部城市的厂房租建成本和水电收费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 东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为了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战略，国家逐渐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西部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2006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凡被列入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必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相比而言，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开展限制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允许在中西部地区从事A类和B类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台账保证金空转。2007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2010年要培育形成50个优势明显、各具产业特色的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目标。此后的2007年和2008年，商务部先后确立了南昌、武汉、芜湖、新乡、太原、昆明、银川、南宁等31个城市为全国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为了建好中西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开发银行对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重点项目予以政策性优惠贷款的支持，海关总署把保税物流功能赋予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出口加工区，铁道部门也协作开展铁―海联运，把出口货物直接运至东部港口码头。

（三）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对策

随着东西部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国家鼓励加工贸易从东部密集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一系列有效政策的施行，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21.6%，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30.8%，高出东部地区9.2个百分点⑨。虽然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低、市场环境较差等诸多问题，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中国应该结合“雁行理论”、东亚国家（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和当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1. 增强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和发展。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0年4月―2007年底，全国已封关运行的出口加工区有34个，分布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4个，占全国出口加工区总数的70.6%；中部地区有3个，仅占8.8%⑩。

2. 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缩减物流成本。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商品的主要进出口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而国内的港口码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也比中西部便利高效。2008年，全国的进出口商品总值的66.1%通过水路运输[11]。我国物流基础设施54%分布在东部、30%分布在中部、16%分布在西部，明显呈现梯级递减模式?[12]。加工贸易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物流成本会显著增加。对于本来获利就比较微薄的加工贸易企业而言，高昂的物流成本会带来巨大的营运压力，同时也会降低交货和报关效率。不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会阻碍外商进入非沿海地区（Amiti & Javorcik，2007）。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加强中西部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提高运输效能；另一方面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

3. 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的产业配套水平。国家商务部选定的31个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基地虽然具有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优势，但目前的产业配套能力不足，集群水平较低。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建立一批功能完善、设施配套、机制灵活、政策优惠、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工业园区，把东部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中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引导东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与相互配套的企业整体迁移到中部的产业园区，发挥工业园区作为加工贸易转移和发展的最佳载体和最优平台的作用（梁小萌，2007）。因此，中西部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区要在引进东部地区的重点加工贸易项目的同时，引进产业上下游的配套产业或鼓励当地资本发展相关配套产业，提高集群水平。

注释：

①杜海涛：《加工贸易结构出现两大变化》，《人民日报》，2010-06-29。

②刘容欣：《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开放导报》，2009年第5期，第82、80、82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④⑥韩润娥：《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趋势探讨》，《商业时代》，2009年第10期，第105页。

⑤曲建：《内地如何更多地承接产业转移》，《第一财经日报》，2009-09-10。

⑦艾民，宁静：《促进加工贸易向西部地区转移政策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7页。

⑧⑨高思：《浅析中国加工贸易中西部转移的成效及问题》，《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4期，第98页。

⑩马凌：《中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探讨》，《商业研究》，2009年第9期，第110页。

[1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Zeng Gui1, Li Hongxiang2, Tian Huarong2

（1. School of Economy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转口贸易论文篇（4）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转口贸易论文篇（5）

关键词:中美贸易 贸易逆差 引力模型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以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许多解释性的观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解释主要包括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性贸易政策、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以及汇率因素等。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以上述主要观点为参本,以期对每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本文与类似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并把它们引入到扩展的引力模型中,避免了前人研究中由于缺失重要解释变量而产生的自相关问题;其次,本文分别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从美国的进口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引力模型,从而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考察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这与前人单纯以中美贸易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相比,能够带来更丰富的结论;第三,本文对各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做了定量分析。本文最主要的发现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因素,相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支持本文的观点。此外,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主要观点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贸易政策论

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中资源禀赋不同,双方经济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加之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对出口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虽然在高科技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对华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因此,美国货物贸易的对华出口始终小于从华进口,这是构成是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林珏(2008)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美双边贸易产品的竞争力状况,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只要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是完全能够实现对华贸易平衡的。

(二)美国在华投资论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影响:一是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减少了美国对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二是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美国对中国中间产品或相关产品的出口;三是在华跨国公司向美国的产品返销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综合以上三种途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而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依赖于这三种途径的力量比较。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实证研究,几乎所有研究表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差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杨来科和廖春(2006)发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也增长较快,同时美国对华出口下降的速度也比较快,因此,他们发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的贸易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付强和朱竹颖(2008)通过协整检验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这种引致过程主要通过美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返销造成。

(三)产业转移论

该观点认为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使中国承接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东亚主要经济体通过将部分产业向中国转移再由中国向美国出口,把中国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贸易顺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大多数实证研究证实了产业转移论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Yang等(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进行外向加工,然后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

(四)人民币汇率论

该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低水平上所引起的。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关于汇率因素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沈国兵(2004)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前者并非由后者引起。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相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余淼杰(2009)采用引力模型,使用2002-2007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贬值能够显著地增加中美贸易顺差。

扩展的引力模型、变量和数据

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指出,引力理论也许是当今唯一能成功地解释双边贸易额的模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基本引力模型通过被加入一些新的变量而有了扩展性的应用。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1)

其中,Xij是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贸易流量;Yi和Yj分别为国家i和国家j的GDP;Ni和Nj分别为两国的人口数量;Dij是两国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Pij是影响双边贸易的其他因素,例如两国是否结成优惠贸易安排、两国是否边界相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等变量;Uij是随机误差项。在应用中,人们会对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和变形。

上文总结的不同解释性观点揭示了不同的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本章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对各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作定量分析。借鉴贸易引力模型的形式,本文引入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美国在华FDI,东亚国家在华FDI、人民币实际汇率等解释变量,建立对贸易流量分析的模型。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2)

(3)

(2) 式和(3)式分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的引力模型。其中,EX和IM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从美国进口额,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进口国的报告数据,即中国对美国出口额采用美国报告的进口数据,中国从美国进口额采用中国报告的进口数据。一般认为,由于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等原因,进口国在贸易统计上较为严谨。同时,采用美国报告的进口数据能够避免因忽略中国内地从香港转口造成的数据不准确问题。

GDPUS是美国的GDP,GDPC是中国的GDP(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数据来源于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单位为万美元。出口国的GDP越大意味着出口供给能力越强,进口国GDP越大意味着进口吸收能力越强,因此它们的系数都期望为正值。

COSCUS和COSUSC表示中国和美国的进出口相似性指数。前者是以中国作为出口国、美国作为进口国计算的,后者是以美国作为出口国、中国作为进口国计算的。本文采用Cees和Hans(1991)提出的计算两国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方法:

其中,i、j、k分别表示出口国、进口国及商品类别 ;Eik为出口国i向世界其他各国出口k类商品的总量;Eik为进口国j从世界其他各国进口k类商品的总量。COS的值位于0至1之间,取值越大,意味着两国进出口相似性越大,双方存在的贸易潜力也就越大。有些现实原因可能会使这种贸易可能性受到影响,例如各种贸易政策和贸易壁垒。本文在(2)式和(3)式中分别加入了COSCUS和COSUSC,二者的计算基于SITC两位数的分类,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二者的系数β3和α3都期望为正值。

FDIUS是美国在华FDI存量,由各年度FDI流量加总得到,考虑到1986年之前美国在华FDI存量较小,所以起始年度为1986年。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FDIUS的单位为万美元。根据前文的分析,美国在华FDI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β4的符号期望为正值。而美国在华FDI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所以α4的符号是不确定的。

FDIEA是东亚国家在华FDI存量,由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五个国家或地区各年度FDI流量加总得到,同样,考虑到1986年之前各国在华FDI存量较小,所以起始年度为1986年。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FDIEA的单位为万美元。东亚国家在华FDI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β5的符号期望为正值。而东亚国家在华FDI对中国从美国进口也会起促进作用,所以α5的符号也期望为正值。

汇率水平Exchang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系数β6期望为正值,α6期望为负值,这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对美国出口,而不利于中国从美国进口。Ut和εt分别为方程(2)和(3)的随机误差项。方程(2)和(3)使用1986年至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于FDIUS、FDIEA、EX和IM,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GDP缩减指数进行了处理(1990年为100),然后取对数。对GDPUS和GDPC(已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Exchange、COSCUS和COSUSC也取对数。

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检验与结果

如果直接将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造成伪回归。但如果多个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则这些变量可以合成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这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可用来描述原变量间的均衡关系。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序列。在变量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的基础上,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汇率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均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它们的工具变量。首先用(2)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4)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5%和10%水平的t检验。各变量的符号与我们期望的一致。美国在华FDI的符号虽然为正值,但仅通过10%水平的t检验。其他变量都通过了1%或5%水平的t检验。若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4)式中残差序列ut应具有平稳性。通过进行AEG检验,结果表明(4)式中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同样,用(3)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5)

人民币汇率符号与期望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加工贸易进口对汇率变动不敏感所致。美国在华FDI的符号为正,这说明美国在华FDI的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其他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并通过了1%或5%水平的t检验。若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5)式中残差序列εt应具有平稳性。AEG检验表明(5)式中各变量也存在协整关系。

(二)稳定性检验

为了确认回归结果的可信性,本文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分析。首先,考虑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汇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文使用1994年至2007年的数据重新对方程(4)和方程(5)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除了回归系数略有变化外,各变量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符号,并且除了美国在华FDI未通过10%水平的t检验外,其它各变量均通过1%或5%水平的t检验。

另外,考虑到大多数引力模型也把人均GDP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把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变量分别用PGDPUS和PGDPC表示(数据来源于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万美元),并引入到方程(4)和方程(5)中重新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发现原有变量的系数仍然保持了稳定性,不过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变量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结果与余淼杰(2009)的发现非常相似。余淼杰(2009)对此的解释是人均GDP变量不是外生的,而是受该国制度所影响的。由于人均GDP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所以我们不必在意这个结果。

(三)对计量模型结果的分析

本文以方程(4)式和(5)式为依据,对计量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两国的GDP看,由(4)式和(5)式可知,美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0.69%,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加0.67%;中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1.70%,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加1.47%。因此,美国和中国GDP的增加都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GDP的增加意味着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提高,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的GDP的增加带来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更快的提高。

从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看,(4)式和(5)式表明进出口相似性指数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2.21%,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2.06%。由此可见,随着中美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速度要超过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加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贸易政策方面的,比如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中国拥有比美国更为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等。

从美国在华FDI看,(4)式表明美国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加0.34%;(5)式表明美国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62%。因此,美国在华FDI的增加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中,分别都有超过40%的比例在中国销售或出口到第三国,而只有10%左右返销到美国。因此,美国对华投资大多数属于水平型投资和出口平台投资,这种以占领中国市场和他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虽然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但没有使中国对美出口显著地增加。因此,与传统观点相反,美国在华FDI并不是引起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从东亚国家在华FDI看,(4)式和(5)式表明东亚国家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0.43%,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24%。因此,东亚国家在华FDI倾向于扩大中美贸易差额。东亚国家在华FDI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这些企业除了从本国进口部分中间产品外,从美国也进口部分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一部分出口到美国。从总体效应看,东亚国家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从人民币实际汇率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每贬值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2.11%,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9%。人民币实际贬值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加工贸易占的比重很大,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带来加工贸易进口的增加,所以即使人民币实际贬值1%,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依然增加0.9%。总体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

本文通过应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得到以下结论:

本文最主要的发现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由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大多数在中国当地市场或第三国市场销售,返销到美国的产品数量很少,同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带动了美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所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解释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变量,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与从美国的进口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提高,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例如,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政策,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东亚国家在华直接投资带来的贸易逆差转移也加剧了中美之间贸易的失衡。人民币实际贬值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产生了不平衡的影响,人民币实际贬值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此外,随着中美两国GDP的增长,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提高得更快;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与进口需求能力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提高更快。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变化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沈国兵.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经济研究,2006(5)

2.杨来科,廖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财贸经济,2006(12)

3.余淼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吗―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9002,2009

转口贸易论文篇（6）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转口贸易论文篇（7）

2方法、变量及数据

2.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物流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促进作用，影响是否显著。然后，运用弹性理论，通过计算“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即物流发展速度与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动比率，来测算现代物流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其程度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2.2变量及数据来源

衡量进出口贸易的指标，一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总额。而衡量现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不同学者选择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已有研究大多以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或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为代表。从进出口贸易涉及的物流系统来看，其物流环节包含运输、仓储、检验、报关、包装、装卸搬运，以及信息处理等作业内容，其中，运输是必须的环节，故本文选择了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选取1986—2009年间的数据。

3实证分析

3.1物流产业发展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性

在相关性分析之前，首先对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逐年变化情况作描述性分析，以掌握其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是浙江省1986—2009年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统计数据。依据表1，绘制出1986—2009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变化趋势图①，见图1。由图1可知，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这初步说明浙江省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为了说明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显著影响，下面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进出口总额为因变量，设为Y，货物周转量为自变量，设为X。根据表1的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相关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和方法得知，二次曲线(Quad-rati)拟和模型较好地反映浙江省物流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变化趋势。回归结果见表2，调整后判定系数为0.9923，接近1，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以5%的显著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性经过检验，F=1482.790，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是显著有效的。回归方程如式(1):Y=－121.873+0.3129X+0.0000118X2(1)

3.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促进程度的弹性分析

(1)测算模型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知浙江省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进行定量测算。弹性分析是计算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敏感性的工具。本文以“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一词作为衡量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变化的敏感程度。进出口贸易额设为变量Y，货物周转量设为变量X，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如式(2):E=dYdX•XY(2)

(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程度的测算

根据回归方程Y=－121.873+0.3129+0.0000118X2可得式(3):dYdX=0.3129+0.0000236X(3)运用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求得弹性系数E，见表3，1986—2009年间，浙江省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平均弹性为2.9，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物周转量每提高1%，进出口总额约提高2.9%，说明浙江省物流业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3)不同时段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的比较表3显示，1986—2009年间不同年份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差异较大，从具体数据来看，弹性系数从1986年的8.4694，下降到2009年的1.3460。为了分析不同时间段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1986—2009年不同时间段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平均值，结果表明，不同时间段的弹性均值从1986－1990年的6.57，下降到2006—2009年的1.25，弹性均值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趋缓。为了分析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以1986年作为时间t=1，对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与时间t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合模型，决定采用三次曲线(CUBIC)模型。拟合曲线如图2所示，回归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915，与1极为接近，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均以1%的显著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性经检验，F=700.05937，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显著有效。拟合方程如式(4):E=9.790957－1.3076t－0.0689t2－0.001232t3

(4)由方程(4)计算2010—2014年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指标值，见表5，浙江省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呈下降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应进行产业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转口贸易论文篇（8）

一、外贸依存度基本概念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和名称依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外贸的依存度对于宏观国民经济影响，采用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贸总额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快速上升。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上年比有所下降，GDP虽然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但依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出现相对大幅下降。但是无可否认的是，44%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表1. 我国2000――2010年外贸依存度数据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三、贸易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

高外贸依存度是一柄双刃剑。外贸依存度的增长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交换和分工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诸多外贸依存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外贸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从而甚至影响我国的经济决策能力。根据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贸易分工虽然提高了双方的社会福利，但是也固化了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我国单一地集中于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内需求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美国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以及特保案，针对我国劳动力和环境的蓝色和绿色贸易壁垒，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额，造成出口为主的产业纷纷转向内销，使国内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扭曲，并造成更多工人失业。

由于战略资源的大量进口，使得我国国家安全收到威胁。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对于许多战略资源的需求也逐年升高，当国内生产不能满足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对于资源的进口也逐年增加。1993年，我国从原油的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支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发展的资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使得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国，还威胁国家的政策自主性。

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使得国内出口企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国际需求，从而改变国内的就业格局。生产和就业格局的改变，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多，失业率上升，企业也不能第一时间雇佣到合适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受到影响。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外贸实现了由小变大的转变，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我国外贸是大而不强，虽然进出口规模大，但整体利益比较少。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政策来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程。

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数量充足和廉价上面，而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根据H-O模型贸易理论，我国外贸产业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获得较少利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大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力度，把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优势，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挖掘其他优势，并创造出新的资源优势，从而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和特点。

加快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我国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改善贸易结构 ,一方面是升级资源禀赋，挖掘其他资源优势，使我国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另一方面是优化国内资源配比，重视产业的优化布局，最大限度利用国内资源，并协调地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和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吴汉嵩.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经贸论坛》2009；7

[2]黄晖.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及我国外贸结构的转换 2009

[3]肖海霞.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的利弊之所在

转口贸易论文篇（9）

关键词 加工贸易 区位转移 发展现状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得益于国家政策和国际产业转移，在我国东部沿海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成为了推动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力量。但在金融危机中，“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遭到重创，加上日益上涨的原材料和用工成本，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区位转移势在必行。如今加工贸易发展状况如何，是否出现了区位转移的现象，成为了加工贸易的又一个关注点。

董为政（1997）浅析了我国加工贸易的现状，指出加工贸易存在外部效应差等问题。漆晓宇、庞洁（2004）分析得出我国加工贸易区域结构不平衡的结论，并指出中西部地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加工贸易。黎国林、江华（2008）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分布区位进行了研究，发现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加工贸易额占比接近98%，中西部地区严重滞后，并提出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等对策。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1．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增长，贸易顺差稳中有升。如图1所示，我国加入WTO以来，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保持较快增长，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首次出现下滑，但2010年各项指标均到达历史最高点。在此期间贸易顺差稳定上升，这将拉动我国的GDP增长。

2．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从加工贸易的企业性质来看，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87.3%的加工产品出口份额，国有企业占比不到10%。而在外资企业中，近40%属于外商独资，这不利于我国加工贸易的自主创新发展。

三、 我国加工贸易区位转移现状

1．东部与中西部加工贸易分布极不均衡，金融危机前并没有太大改善

如图2所示，2008年加工贸易分布情况与2005年相差不大，说明我国加工贸易在2008年尚未出现明显的区位转移。

2．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比东部地区快

中西部与东部投资绝对额差距十分明显，近三年没有显著变化。在金融危机全面影响贸易的2009年，东部地区外商投资出口的降幅稍高于中西部，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加工贸易打击很大，而中部地区受影响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东部地区外商投资出口增幅为27.71%，而中西部达到了45.65%。这说明中西部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国家加工贸易区位转移的政策得到了一定落实。

3．中西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势头迅猛

我国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近年来高新技术产品占比逐渐上升。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中西部表现十分突出。据统计，2010年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商品增速最快的五个城市分别是武汉、广州、重庆、长沙、上海。其中武汉进出口商品增速高达153.3%，居全国首位。这说明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方面，中西部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无疑为中西部加工贸易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四、 结论

1. 我国加工贸易额稳步增长，贸易顺差保持稳定。加工贸易从2001年开始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贸易顺差也逐年增大。由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单一。

2. 我国加工贸易区位转移的效果不明显，东部地区仍是加工贸易的重地。但随着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等产业的迅猛发展，加工贸易的中西部转移前景看好。

参考文献：

[1]黎国林,江华.我国加工贸易区位分布及其优化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8(4):23-27.

转口贸易论文篇（10）

一、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和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指一个总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等指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的内涵，本文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定义为:为提高对外贸易增长的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外贸高速、高质增长的方式。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容有很多，如促进外贸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创新、外贸体制、贸易政策以及企业行为等。外贸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发展则是外贸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之处，外贸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国与国优势的比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相关、互相融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相关理论及经济学阐释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途径和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追求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国家福利的扩大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增长方式与该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外贸增长方式也随之转变，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互动融合、相互统一。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不一定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便可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从中获利。

后来的“里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H－O理论去寻求新的有关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际贸易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现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各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方式与该外贸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统一，比较优势的创造要求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也促进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

1、对外贸易的理性开放度

总的来说，浙江外贸的起点比较低。1970年外贸进出口值仅为773万美元，改革开放后上升较快，1978年上升到7011万美元，1985年进出口总额为112322万美元，1978 到1985环比增长40%以上，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减缓，2002年后，增长更加快速。外贸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的趋势，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长缓慢，一直在20%以下，与之相应的是浙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基点还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1991年浙江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亿元，对外贸易量上的增长也逐渐加快，1992到1999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间震荡；进入2000年, 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了70%左右，浙江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深的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现了浙江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较大。纵观诸多贸易强国的发展史,其外贸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继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据此，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将趋于合理。

2、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