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金融论文篇（1）

1金融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

随着危机的蔓延，将考验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新华财经报告指出，目前银行贷款增速开始下降，贷款质量有恶化的趋势，贷款组合中占比较大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资产质量下滑尤其令人担忧，零售业务也出现放缓的迹象。

1．1利率、汇率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币债券投资损失和潜在风险，尽管中国银行业持有与危机相关的各类资产总量是有限的且提取了一定的拨备，但是现在这些产品的潜在风险，仍可能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而显露，商业银行固定收益类产品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较高，在利率和汇率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市值变化比较剧烈。同时全球也进入了低利率时期，银行外币债券投资的市场风险控制面临新的压力。

1．2合作伙伴风险

在银行业的改革与开放进程中，我国引入了30多家外资战略投资者，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行、瑞士联合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国际银行业巨头。它们的参与对于中资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与上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外资战略投资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其中部分外资战略投资者因自身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开始减持或出售其所持有的中资银行股份。

1．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投资资产价值下降导致银行流动性风险。美国雷曼兄弟因次贷危机而破产的负面影响正蔓延至中国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率先披露持有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发行的债券敞口共计7000万美元；第二，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银行将进行更多的拨备并加强银行的流动性，从而增加资金的成本；在未来利率下调的预期下，将可能缩小银行的利差；资本市场的大幅下跌导致银行理财产品、业务等中间业务和创新业务的收入增长缓慢。

1．4信用风险

目前国内出现的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回调，开发投资资金紧张及房地产销售面积不断下滑的情况，未来房地产市场大幅回调甚至出现崩盘，断供将更加严重，这会导致我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此外中小商业银行由于资本杠杆比率偏高、资产形式单一、变现能力较差、信贷资产质量低。流动性负债比例上升，信用风险逐年加大，公司的违约风险将迅速上升。

2金融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策略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经营依然稳健，防范风险的各项指标处于较好水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除去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威胁，国内经济增速下滑所带来的风险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阐述。

2．1全面贯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心在于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新协议提出维持资本金8％的比率不变，对信用风险的衡量方法提出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选择方案、对操作风险提出多层次衡量方法和市场风险衡量方法。委员会要求监管机构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并对每一家银行的资本变动情况进行持续性监督，同时要求银行根据风险变动状况相应调整资本充足率标准，并依据其承担风险的大小。新巴塞尔协议首次引入了市场约束机制，要求银行必须及时、可靠、完整地披露关于资本水平、资本结构、风险状况等信息，接受市场监督，以便市场参与者更好地评估可能面临的风险。

2．2针对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影响．建立预警机制

针对此次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防范：一是坚持有效隔离风险的跨市场传递，加强对大型银行的并表监管，加强跨业、跨境风险监管；二是严格实施二套房政策，积极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三是督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估计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加大计提拨备力度；四是加强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资产证券化；五是加强理财产品监管，严格防范创新业务风险和误导性销售。同时对此次由于次贷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我国银行应关注以下方面并及时预警：一是汇率变动引起的外币资产风险管理问题；二是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海外投资构成的影响，包括全面评估次贷危机、“两房”危机及雷曼兄弟破产造成的损失；三是密切关注抵押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及时评估有关风险，审慎计提相应减值准备，择机出售相关的抵押支持债券及资产支持债券等，最大限度维护资产安全；四是关注国际游资对中国股市和房市的冲击，主动防范信贷风险，尤其是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

2．3完善银行自身经营制度．建立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

根据我国的商业银行的特点，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加以完善：其一是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公司治理是在既定的产权制度基础上对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构建，因此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从根本上受制于产权制度的优化；其二是转换经营机制，应从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两方面人手。在风险控制方面，应建立集中控制、独立评审的贷款发放和风险管理制度，建立数据信息中心，提高信用评级能力，掌握先进的信用风险衡量和管理方法。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商业银行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使委托双方利益相容。

2．4推进配套改革．创造良好金融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真正市场化的银企关系，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其次加快资本市场建设，为国有企业提供有效地融资渠道。企业可以借助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降低企业的负债比例及信贷资金需求压力，优化财务结构。最后为逐步推进国际金融自由化。在脆弱性没有得到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应当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强以后，实施金融的对外开放。

2．5加强法制建设。进行合理有效的法律约束

现行金融论文篇（2）

公司金融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对企业法人、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法人组织等机构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总称。随着国内商业银行的改革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已从传统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发展到了综合性的公司金融业务,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利润贡献来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持续的宏观调控以及企业客户经营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从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2009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公司金融呈现以下多方面的特点。

一、公司金融在商业银行经营中占主导地位

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期,银行改革刚刚开始时储蓄存款是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的状况已改变,企业存款增长迅速。2007年起,企业存款已经超过储蓄存款。而居民贷款虽然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居民贷款的总额仍然远远低于公司贷款。

从五家国有控股大型银行2009年的数据看,公司贷款收益率高于个人贷款,而公司存款成本率低于个人存款,反映了公司存贷款的盈利能力要强于个人存贷款。

另一方面,公司金融成为最主要利润贡献来源。五家商业银行都将业务划分为公司金融、个人金融、资金业务三大业务单元[1]。公司金融业务无论是在收入总额,还是在利润总额等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是银行最主要的利润贡献来源。

二、公司金融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创新层出不穷

当前,公司金融的产品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公司存款和公司贷款的范畴,覆盖了机构性客户需求的方方面面。五大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基本上包括了公司贷款、公司存款、国际结算、国内结算、对公理财、托管服务、企业电子银行等产品线。不同的产品线内部又再细分为诸多子产品线,每个子产品线又有多个不同功能的产品和服务,产品日益丰富。以中国银行为例,该行的国际结算产品又分为贸易结算、贸易融资等子产品线,其中贸易融资类又包括了打包贷款、押汇、贴现、保理、福费廷等不同类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公司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以五大商业银行为例,公司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服务是以资金流动性管理为核心,为公司客户提供涵盖账户管理、信息服务、收付款、贸易结算、投融资服务等的综合服务方案,有助于大型企业在不同的地区的分公司、子公司之间集中管理资金,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这项服务越来越成为银行争取大型企业客户的基础性产品。各行不断升级现金管理产品的功能,并且致力于打造品牌。

二是在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对公理财业务发展迅速。各家银行都加大力度,推出各自的理财品牌。2009年,工商银行累计销售对公理财产品17951亿元,增长128%;建设银行推出“乾图理财”,为大型优质公司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理财服务。中国银行推出“中银安稳”、“中银进取”理财品牌,2009年本外币理财产品销量1.54万亿元,同比增长56.7%①。

三是贸易融资。各家银行都注重建立贸易融资品牌,并且陆续开发针对供应链不同环节、不同情景下的融资方案。工商银行2009年境内分行累计发放贸易融资6797亿元,增长87.6%。农业银行推出“进口融汇通”、“出口融汇通”、“收付通”,2007—2009年,农业银行境内贸易融资复合增长率23.6%。建设银行推出融税通、融链通等“通”系列产品。中国银行提出“贸易金融”理念,推出“达”系列贸易综合融资方案,包括融货达、融信达、融易达、融通达、融付达等数种产品。2009年中国银行境内外币贸易融资发生额807亿美元,同比增幅57%;人民币贸易融资发生额1617亿元,同比增幅89%;年末外汇贸易融资余额447亿美元,增长196%;人民币贸易融资余额784亿元,增长133%②。

四是发展投资银行业务。一方面,加大了对票据承销、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拓展。工商银行2009年主承销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2790亿元;中国银行主承销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1026.5亿元。另一方面,注重通过参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加深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融合。2009年,建设银行成立了医疗、航空、皖江等多家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设立了国内第一家医疗产业投资资金,并购贷款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五是战略性新兴产品开始加速发展,其中资产托管和企业年金两项业务的发展尤其迅猛。托管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了基金托管、证券投资托管、实业投资托管、QDII托管、QFII托管、交易资金托管、专户托管、境外托管等。企业年金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建设银行还推出了面向中小企业客户的标准化年金产品“养颐乐”品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规范,旨在提高劳动者保障程度的企业年金的市场进出还会不断扩大。

三、公司金融中间业务大幅度增长

随着产品的不断丰富和业务规模的扩大,各家银行公司金融手续费收入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金融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

四、公司贷款质量持续提高,长期化趋势进一步明显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的公司贷款不良余额和不良率持续下降,资产质量不断提高。从单独公布公司贷款风险状况的三家银行来看,2009年,公司贷款不良余额的下降都在100亿元以上,不良率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公司贷款不良率已低于2%,处于比较优良的水平。

另一方面,公司贷款中长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2009年中长期公司贷款的占比均超过50%(工商银行甚至接近70%),比2008年进一步提高。

五、中小企业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服务日趋专业化

作为拓展客户基础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贷款利差最大的领域,各家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特色小企业贷款产品。比如,工商银行有“财智融通”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小企业循环贷款”、“网贷通”;农业银行有“简易快速贷款”、“自助可循环贷款”;中国银行有“银商通达”;建设银行有“速贷通”。

为拓展中小企业客户群市场,同时也落实监管部门关于设立中小企业专营部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要求,各家银行都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小企业部门,在对小企业实行差异化贷款审批的基础上,针对小企业经营的特点,推出创新信贷产品和综合服务。比如,中国银行的中小企业部,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合作,推行“信贷工厂”的新模式;建设银行成立140家小企业专营中心。

在国家政策导向、监管部门要求、拓展客户基础的需要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各家银行将继续加强对小企业市场的拓展力度,竞争将逐步加剧。各家银行在打造小企业服务的品牌和综合服务方案、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度的同时,采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方式介入县域经济,对特定市场的小企业提供更加本地化的针对。

六、以服务“走出去”企业为切入点,公司金融国际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

从国际大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国际化的进程往往是以本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内企业海外发展为背景,以公司金融业务为先导。因为公司金融最具有“追随客户”的特征,并且相对容易在新进入的国家依托较小的客户规模取得盈利。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延续、国际主要金融机构自顾不暇的背景下,五大国有银行海外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9年,工商银行新增海外网点3家,境外机构总数达到162家;建设银行伦敦子行、纽约分行开业,胡志明市分行获批,海外网点达到60个;中国银行新增海外网点10家,网点覆盖五大洲。这既符合国家“走出去”战略,同时也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了海外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日趋扩大。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各家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也日趋扩大,并且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正逐渐增加。随着境外人民币市场的逐渐形成,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比如,中国银行在香港和澳门就成为人民币清算银行,在香港主承销多笔人民币债券,并正在积极开展人民币产品的创新。

七、公司金融的组织架构进一步集约化

国内各家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的经营管理体制,虽然还受到传统的以分支行制的组织架构的约束,但是条线管理的强度在日益提高。农业银行成立了对公业务板块,包括公司业务部、小企业金融部、大客户部、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托管业务部。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总部包括公司业务、金融机构、国际结算、国内结算与现金管理、中小企业、养老金等六大模块。建设银行成立了公司银行业务委员会,公司银行业务部门包括公司业务部、集团客户部、机构业务部、国际业务部、投资托管服务部、企业年金中心等。工商银行尚没有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那样成立公司金融总部、委员会或板块进行公司金融组织架构的整合,公司金融业务均分散于公司业务一部、二部、机构业务部、结算与现金管理部、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国际业务部、电子银行部、投资银行部、养老金中心等部门。

现行金融论文篇（3）

1.基层邮政储蓄银行没有设置统计部门和统计岗位。长期以来，邮政储汇局只是邮政局的一个内设部门，不是一个法人机构，邮政储汇局的会计和统计数据都要并入邮政局的大账当中，因此邮政储汇局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也不设统计岗位，统计数据都是由会计人员兼职报送，但兼职人员无全科目上报金融统计数据的工作经验，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

2.基层邮政储蓄银行仍然处于手工报表状态，没有自己的金融统计程序和数据传输网络。从1986年开始，邮政储蓄机构一直处于手工填报、手工汇总和手工上报的状态，即使是2004年起建立了邮政储蓄“全科目”报送统计制度，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观。再者，从数据报送方式上看，基层邮政储蓄机构由于没有建立与上级机构和与人民银行的纵向和横向统计数据传输网络，统计数据只能通过电话和传真等原始的报送方式报送。

3.邮政储蓄银行会计、信贷等部门信息系统滞后，无法满足“全科目”报送统计制度要求。金融统计是以会计科目和信贷等各类账户信息为基础的全面统计，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类统计报表。在邮政储蓄机构一直没有根据“全科目”统计报送制度建立相应的会计科目和信贷等相关的各类账户信息，使得邮政储蓄统计无法获得全面完整的各类相关信息，这也是邮政储蓄“全科目”统计报送无法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4.信贷“全科目”上报统计指标体系不完整，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邮储机构的信贷业务开展情况。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之初，优先开展稳健经营低风险资产业务，并逐步开展各项资产负债业务。但目前，邮政储蓄银行信贷“全科目”统计指标中只对储蓄、同业存款和应收款项等少数几个指标有所反映，其他业务都通过“其他流动资产项目”轧平，不能全面反映邮政储蓄银行的各项业务。现以各基层邮政储蓄银行已经开展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为例，据调查，基层邮政储蓄机构报送统计数据时将其归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而没有按照贷款用途归入农户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贷款科目，从而造成地区贷款统计数据缺失。

另外，由于邮储银行已经开展了贷款业务，因此邮储银行应及时报送累放累收统计报表。因为累放累收统计数据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银行贷款的发放、收回和周转等流量变动情况。但是邮储机构从2006年试点开展贷款业务以来，累放累收统计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此项数据漏报。

5.现金收支统计一直没有纳入人民银行金融统计体系当中，影响地区现金收支统计数据的完整和准确。据调查，邮政储蓄机构从1999年开始采集现金收支统计数据，但是采集来的现金收支统计数据只报送给其上级邮政储蓄机构，从来没有报送给人民银行。但是，由于邮政储蓄机构与人民银行及其他银行有现金调缴款往来业务，为保证辖区的投放回笼数据准确，各地区人民银行不得不将邮储机构调缴款的发生数据虚拟填报到人民银行现金收支统计报表中，并且用储蓄存款收入、储蓄存款支出等项目进行调平。这样虽然保证了辖区的投放回笼数据是准确的，但是储蓄存款收入、支出，汇兑收入、支出等现金外部统计项目不是完整和准确的。

6.中间业务统计制度没有建立，不能全面反映邮储机构的中间业务开展情况。在邮储银行成立之后，邮储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代收代付业务以外，还将开展承销发行、兑付政府债券、代销开放式基金、保管箱服务等业务。但是邮储机构始终没有建立中间业务统计制度，不能全面反映邮储机构的中间业务开展情况。

7.银行监管统计没有建立，影响对经营风险的评估和判断。邮储银行经营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营运安全、竞争力强的现代银行。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将与其他银行一样，在机构、业务和高管人员等方面依法纳入银行监管体系，并实行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审慎监管。银行监管统计是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邮储银行刚刚成立，内部控制制度正在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没有成型，因此相应的银行监管统计自然也没有建立。

完善邮政储蓄银行金融统计体系的建议

1.建立完备的金融统计管理制度和办法。完备的制度是做好金融统计工作的基础和保障。邮储银行应依据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金融统计制度及有关管理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本系统金融统计制度和办法，领导和管理本系统金融统计工作。金融统计制度和办法应包括金融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金融统计部门的职责、统计人员的配备与职责、统计考核评比、统计监督和统计检查等方面内容。

2.配备符合要求的专职统计人员。为高质高效地完成统计业务，必须改变目前邮储机构统计人员由会计人员兼任的状况。同时，配备的统计人员必须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必要的会计和统计专业基础知识和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统计人员必须实行岗位培训，未经岗前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现行金融论文篇（4）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 press, 1973 

[2]austin, the province 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bei jing： china renmin univ. press, 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现行金融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832；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37-03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升级转型和金融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的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中介机构如何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变迁，金融行业在相关金融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完全开放后的金融中介机构高度竞争的状态，其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从而提高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其又好又快的发展。面对金融中介机构必须解决的情形，亟需为其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指导。对于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研究，是近期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前沿问题，本文引进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金融中介的基本概述

所谓金融中介是指在金融市场上资金融通过程中,在资金供求者之间起媒介或桥梁作用的人或机构，一般由银行金融中介及非银行金融中介构成，具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把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货币系统和非货币的中介机构，货币系统作为中介机制，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货币；非货币的中介机构只履行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对自身货币债权的中介作用，这种债权采取储蓄存款、股份、普通股票和其它债券形式。

金融中介使得经济社会出现了所谓的“双轨、两态、三流”的状态（“双轨”是指财富实物形态的运动和价值形态的运动；“两态”是指实体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三流”是指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金融中介使实体财富被货币等形式的金融资产所替代，使社会财富以实物和价值形式有效的流动，并由相关经济活动产生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构成的二元形态，以商业银行等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从事金融活动，促进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和经济运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金融中介机构负担着大部分的金融活动，其服务质量和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产生巨大影响。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金融中介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纷繁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有效运行对经济社会实现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融中介实现了资金流与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整合与匹配；金融中介可以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中介交易功能、制度的演进是交易费用不断节约的过程，中介介质的存在是交易费用节约的关键环节；金融中介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企业组织的合理发展。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就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相关问题，由于大多数学者解释角度的不同导致结论不尽相同。国外对金融行业发展问题的研究理论和具体实践起步较早且趋于成熟，而国内的起步相对较晚。大多数学者主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现状，提出了初步建议。在引进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为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金融中介理论，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经济升级转型和金融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的我国金融行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改善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

“为什么存在金融中介机构”这个问题是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问题。古典金融中介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一定缺陷，用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原理证明了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金融中介机构。然而，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虽交易成本迅速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也随之减少，但出现了存款类的金融中介机构融资减少，而养老金、共同基金等非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融资明显增加的情形，古典金融中介理论在阐释这个现象时存在瑕疵。

（一）古典金融中介理论

古典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具有两大基本功能：支付中介、信用媒介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对于支付中介、信用媒介功能，最早进行相关研究的是斯密（1776），此后，李嘉图（1817）、穆勒（1848）等人也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中介职能由最初的兑换货币演化为提供支付中介服务，其信用媒介在于通过吸收存款和贷款，一方是存款的集中，一方是贷款的集中，可以促使资本的再分配，但他们未对其超过贷款部分的存款进行解释。在信用创造功能方面，麦克鲁德力（1872）、哈耶克（1925）和凯恩斯（1936）等经济学家对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金融中介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大量的信用，通过吸收存款进而贷款，能为社会创造大量资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对此的研究相对粗浅和宽泛。

（二）上世纪60年代前的金融中介理论

本文为了研究的需要，把金融中介理论的最新发展以上世纪60年代为界。上世纪初叶到60年代，对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初步进展。上世纪初叶的研究把金融中介当做既定要素予以考虑。Fisher（1930）研究认为，消费者信贷市场会影响和改变家庭的总效用和福利水平，即“内部信贷市场”，它强调了金融中介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中介与经济运行没有必然联系，比如，Arrow（1953），Debreu（1959）、Friedman ＆ Schwartz（1963） 等。“MM定理”是由Modigliani ＆ Miller（1958）最先提出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和“真实商业周期模型”，都认为金融中介是“中立的”，这显然与现实情况相违背。

（三）新金融中介理论

这里所说的新金融中介理论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交融产生的，研究如何利用自身长处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提供更好的金融中介服务。Mishkin（1978， 1984）、Gale ＆Hellwig（1985）、Merton ＆ Bodie（1993，1995）、Allen ＆ Santomero（1998）、Scholtens ＆ Wensveen（2000）等一些学者分别强调了金融中介在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功能观”、 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增加价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新金融中介理论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第一，不确定性。跨期交易出现了个人和社会的不确定性，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的不确定性是经济社会固有的，个人并不能降低这些不确定性，金融中介可以提供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大大降低了不确定性和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第二，交易成本。金融中介之所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因为技术上的规模经济，成本增加的速度不及交易量的增加，使其“分配技术”和“中介技术”得以充分展现。第三，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借款者比贷款者更了解贷款的风险和收益，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中介可以充分掌握信息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功能观”。金融功能在时间和地域上比金融机构稳定，这样就会促使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第五，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办法是资金充裕时吸取大量流动性资产，短缺时用之当做缓冲剂，通过风险管理并利用其专业优势，迅速降低了参与成本。第六，价值增加和客户导向。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

三、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启示

从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历程看，它是在金融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其进一步完善也与金融实践“同舟共济”。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优化融资结构，均衡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

要实现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有效运转，根据上述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论述，就必须使融资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均衡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要进一步发挥金融行业资源配置的功能，就必须规划两市场的均衡发展，建构多元化的融资体系。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融资结构仍旧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调；在直接融资方面，近几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债券市场的发展却严重滞后；在间接融资方面，中、农、工、建等银行发展迅速，但中小银行却发展障碍重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金融行业的发展。

（二）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我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外部环境的纷繁复杂，同行业竞争的加剧，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等方面，都客观要求建立起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普遍很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底，我国很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达10%以上。从国际的成功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风险甄别系统、风险预警系统、风险决策系统、风险避险系统、全程监控系统，从而确保了他们一直保持很低的不良资产率和处理各项外部风险的能力。

（三）加强创新，提高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金融创新，必须提高以价值增值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金融中介机构应该切实抓住市场需求，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客户提供更高价值增值能力的金融产品，从而扩大收入提高盈利。从国外银行的成功经验来看，银行的收入构成中各项金融服务的非利息收入比重日趋增高，表明金融中介的信用媒介正在弱化，因此，必须积极拓展个人金融业务、中间业务以及表外业务，削弱对大客户的依赖性，从而成为金融中介的主要渠道。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及其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启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和分析，首先探讨了金融中介的基本理论，又阐述了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进程，具体分析了古典金融中介理论、上世纪60年代前的金融中介理论以及新金融中介理论，并基于以上的分析，探究了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启示，以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金融中介理论，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学者进行深入探究。提高和完善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亟需理论和政策指导，本文只是基于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了其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启示做了初步分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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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玲华.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金融业的启示[J].金融纵横,2007,(13).

[6]杨大强.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前沿[J].济南金融,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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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易晶津.金融中介理论及其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J].金融与经济,2006, (03).

现行金融论文篇（6）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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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金融论文篇（7）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逐渐多了起来。具体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一是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例如姜旭朝（1996）、温铁军（2001）等；二是具体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如谢平（2001）、何广文（2001）等；三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研究，如张杰（2003）、王曙光（2006）等等。本文则是在对金融中介理论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及金融中介的一般功能定位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释“金融中介机构为什么存在、发展，它具有怎样的功能”，有关文献相当繁杂，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把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作为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依据此分界点，John Chant（1989）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旧论”认为金融中介只提供资产转型服务，是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而“新论”是着眼于探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的理论，核心是引进了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在参照“新旧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顺序来展开论述。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用媒介、信用创造功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银行信用本质和作用的理论包括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两个对立理论。 信用媒介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信用的提供作媒介，银行通过信用的媒介，能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而信用创造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麦克鲁德、熊彼特等。无论是信用媒介功能还是信用创造功能，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金融中介现象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理论(Arrow-Debreu Model，简称A-D模型)假定厂商与家庭可以无限制进入完全的金融市场，即没有交易成本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金融市场完全可以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机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现实世界高度抽象的理想模型，但大量的实际运作却偏离了这一理想化假设。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兴起可以视作是对A－D一般均衡模型的突破，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假设进行修正的情况下，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3.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资产转换功能

20世纪前期，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最有意义的是Fisher(1930)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后来，Fisher的观点得到了Gurley＆Shaw（1956）的进一步深化，他们在《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一文中论述了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认为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发行间接证券，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进行资产转换。由于该理论不仅揭示了金融中介具有基本的资产转换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他们也被当作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

4.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金融中介的研究中，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基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及金融中介的“功能观”的种种金融中介理论，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1)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

Gurley＆Shaw和Tobin在阐释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的同时，为降低交易成本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Gurley＆Shaw(1960) 在其著作《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中提到金融中介机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Tobin（1963）在《Commercial Banks as Creators of Money》一文中也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其后继者G.J.Benston＆C.W.Smith（1976），Merton(1989)， Chant(1989)， Freixas＆Rochet(1997)，Allen＆Santomero(1998)等也进行了探讨。

(2)基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息处理及监控功能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产生对金融中介需要。Leland＆Pyle(1977)在《Informational of Asymmetries，Financial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一文中论述了资金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引致的逆向选择，因此客观上需要专门提供信息的人。Diamond(1948)在《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一文中对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委托监督理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就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解决道德风险的，这种做法节约了对单个项目进行监督所造成的成本。Chan(1983)，Mishkin等人也进行了解释与描述。

(3)基于消费不确定性的金融中介理论（流动性保险理论）和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金融中介理论来自于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流动性保险理论的代表人物为Diamond＆Dybvig。在Diamond＆Dybvig (1983)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这一模型后来经过Bencivenga＆Smith(1991)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发展，在Bencivenga＆Smith模型中，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

(4)基于风险管理、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交易、风险管理功能

与信息不对称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金融市场更加完善，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金融中介。事实上，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正是金融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创新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结果。Santomero(1984)基于Tob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中介机构便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 认为金融中介的一个功能是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Allen＆Santomero(1998)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参与成本是和风险管理相联系的一个概念。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因此，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中介机构近年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5)基于价值增值与客户导向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

Scholtens＆Wensveen(2000)对上述Allen＆Santomero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诸如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正因如此，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需要一个解释有关金融创新和市场细分及其动态过程的理论。随着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如到期日、流动性、风险、规模以及区位等，金融中介增加了储蓄者与投资者双方的价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 Scholtens＆Wensveen所谓的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by-effect)。

(6)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

Merton＆Bodie(1993，1995)针对人们长期遵从的机构观，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Merton，1995；Bodie，2000) 。金融中介功能观为解释当前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是博迪(Bodie，2000)还曾专门以访谈的形式讨论过金融体系的功能观，并涉及了功能观的中国意义，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向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现实因素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发展而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并初步涉及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接着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随着近十多年来金融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中介新业务的拓展，人们开始在交易成本之外，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功能的转变。应该说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风险转移和管理构成了金融中介演化的客观要求，随之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具有的相应的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和中国前正推进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相容性，以金融中介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正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情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设计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显然现代金融中介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没有考虑到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农户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添加这些要素。

二、中国农村金融中介的功能定位及拓展

在长期金融抑制的经济中，我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是极不发达的，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类农村金融中介还会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1.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一般显定位

根据上述的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一般具有信用媒介、信用创造、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功能。Merton＆Bodie更是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的六个核心功能：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即为交易提供清算和支付条件；聚集资源和向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功能；提供跨时、跨地区、跨行业转移资源的服务；具有风险管理功能，金融部门提供管理风险的服务；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为经济部门分散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显然，农村金融中介也应具有以上功能，只是因为服务于农村和农民而更具有针对性，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发达的、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这和1978年改革后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相对应，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不仅不能给金融机构带来规模经济收益，而且由于分散性、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等因素，又必然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必须也具有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一般功能，我们把这些功能看作显。

但应运而生的这些金融中介组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农村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的改革后，从理论上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中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背离的情况：和小额金融服务特质最贴合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逐渐缺失，在片面追求盈利的目标驱使下，考虑对小规模融资需求需要支付额外的信用评估与监督成本，转而偏好与大规模的信贷需求建立联系；中国农业银行业务逐渐转向城市，对农村的信贷支持明显减小，而且在退出支持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储蓄，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长期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吸走了大量的存款，这就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净流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业务单一、风险加大等困境，支农作用日益弱化；民间借贷虽然由于其地缘和血缘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要求，但由于游离于有效监管机制之外，问题频出。可以看出上述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在服务于农村和农户时出现了部分功能缺失。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近年来进行了持续改革，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逐渐过渡到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合作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小额信贷以及非正规的民间私人借贷等多种金融中介组织。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放宽了对村镇银行等五类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政策限制，目的就是健全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显。

2.基于中国农村及农户特性的隐拓展

我们在理解农村金融中介组织显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农村生产工业化、商品化水平高，而且农村领域就业人数少；而在中国，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虽有大规模、专业性商品生产者，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更多的仍然是分散的、零星的种植业、家庭经营及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农户）行为特征将对农民（农户）的信贷行为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定位有着根本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理性小农”说，代表人物为T.W. Schultz和S. Popkin。T.W. Schultz（1979）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1964）。另一类是“道义小农”说，代表人物之一J. Scott认为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1976）。我国农民普遍持有以家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且依附于土地，广大的极其弱小的农户作为经济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即便某些地方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农村家庭），但广大农户仍是 “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新型的银行类金融中介加入新的功能，诸如金融中介代替政府进行项目选择、经营指导、技术培训、信息传递、文化宣传等功能，这些功能区别于一般的金融中介，可以看作农村金融中介的隐。在具体的操作中农村金融中介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相对发达而广泛的信息系统，为农户提供急需的致富技术和信息，帮农户找准新的效益增长点，当好农民的致富参谋和金融顾问；还可以通过送知识进农户等手段进行文化宣传和技术培训等。

参考文献:

现行金融论文篇（8）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the structural reas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s the differentia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The US subprime crisis fosters the importa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fir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terminate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systematically. Secondly, the improving channels of Chines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som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ointed in the paper. The thesis gives new c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ory.

Key Words：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definition，determinate，improving channel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11-04

一、文献综述

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有效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命题，但却被传统理论所回避与忽视。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及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金融体系效率。中国学者在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分层次的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王广谦，1997）、引入帕累托有效的金融效率研究（王振山，2000），但未能将金融效率研究置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之下，且偏重于理论分析。沈军（2006）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中国实证分析体系，但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祝丹涛（2008）从金融体系的国别效率差异的新视角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国为此付出了不少成本。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M2/GDP持续偏高、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等金融失衡问题。对于中国高M2／GDP等问题，已有文献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M2／GDP比率的合理性（，2007），忽视对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M2／GDP偏高可能是效率与风险问题的研究。2007年3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失衡。中国改善金融体系失衡与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加强金融体系效率研究势在必行。

二、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

近年来，“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认识在理论界已形成共识。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特性表现为历史性、战略性、功能性、层次性、结构性、中介性、复杂性、渗透性、脆弱性、契约性、虚拟性与生态性等特性，这是金融效率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上述两种资源的延伸，金融效率与经济效率是两个紧密相连而又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要经济金融范畴。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金融资源与效率分别是经济资源与效率的延伸，是经济资源与效率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金融效率包括两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所谓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微观主体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侧重盈利性与静态性，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是：微观金融效率构成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微观金融效率不能通过简单相加得到金融体系效率，只有通过系统综合才能形成金融体系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的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的其它三个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金融体系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金融体系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②金融体系效率由金融框架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即金融体系效率的约束条件），是金融功能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即长期为金融功能的演进；短期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因此可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界定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③基于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关系，金融体系效率即为（主动）适应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应（协调）程度。

不可否认，金融体系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随着金融与经济由跟随型关系向主动和先导型关系的转变，以及所带来的金融功能的拓展与提升，将给金融体系效率赋予新的内涵。

三、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

王振山（2000）在没有严格区分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前提下系统考察了金融效率的约束条件，即影响与决定金融效率的内生与外生因素，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内外影响因素是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且影响权重不一的，因此，对影响与决定金融体系效率的多种因素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兴起的金融生态研究将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作为金融生态系统，这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启示。为此，本文进一步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与界定。

（一）金融（框架）结构

所谓金融框架结构是指当金融系统尚未运行或停止运行状态时金融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基本联接方式，但静态的金融框架结构是不存在的，实际中只能近似地用运行金融结构来代替，而这种金融结构已经反映了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较多信息。

（二）金融运行机制

金融运行机制除财政机制与（金融）市场机制外，政策性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是两种重要的金融运行机制。此外，虚拟金融与金融中心这两种金融运行机制不容忽视。

（三）金融生态（或称为金融生态环境）

影响金融效率的环境因素包括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其中金融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微观金融的宏观金融结构环境、信用条件、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监管等方面；金融外部环境由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自然环境以及外部开放环境等构成。

（四）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一般是指包括法律、会计程序、交易组织及结算设施，以及治理金融系统参与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管制结构。一方面，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改善有赖于金融变革、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推动；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涉及到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的各个层面，从广义角度可将其归于金融生态环境。

（五）金融推力

金融结构与金融内部环境受制于三种推力：一是外推力（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变革）；二是内推力（金融创新，含技术创新推力）；三是规则推力（金融开放）。三种推力形成的合力带来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内部环境的变化，与金融外部环境一起决定与影响了金融系统的效率；换句话讲，上述合力带来了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导致了金融效率的变化。

（六）金融发展政策目标体系

从金融发展的政策目标体系（图1）可见，有效的金融三种推力构成的政策手段将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健全金融运行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实现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七）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详见示意图（图2）。微观金融主体处在金融系统的内核，宏观金融结构、金融的内外部环境构成了微观金融主体的金融生态环境，而金融基础设施构成了金融系统运行的基础，金融系统在三种推力的作用下，遵循相关的运行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系统的大循环。

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途径

既然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理论的精髓，金融体系效率是联系金融改革（及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中介与核心目标，没有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的任一举措是绝对不能与金融发展划等号的。那么，如何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呢？

我们认为，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充要条件）可归结为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协调（与统一）。以中国实践为案例，阐述如下：

（一）实现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协调

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统一，这是金融效率的首要协调。金融快速的量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经济起飞与金融成长初期的普遍特征，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往往被当成金融“发展”的成果，但随着金融成长的深入，其中已隐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中国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或缺的，但提高金融的质性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二）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的协调

金融资源论将金融资源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实体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货币或资金，金融资源的层次性决定了金融效率也应划分为相对应的三个层次。

近年来，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在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协调的同时，提高高层金融资源（包括金融制度、金融信息及金融信用等）的配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表明，高层金融资源建设的缺失是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的主因。

（三）实现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微观效率的协调

金融微观效率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但金融微观效率的提高只是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只有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也只有实现金融宏微观效率的协调与统一，才能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金融效率均相对较为低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系统与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问题，在努力提高金融微观效率的同时，重点关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四）实现正规金融效率与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协调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金融压抑是普遍现象，这也是金融深化论研究与拟改造的对象。从正规金融资源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际部门贡献存在严重的偏离，非正规金融是对金融压抑的“灰黑色”金融创新，为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提供急需的金融给养。对非正规金融，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因势利导是合理的选择。

（五）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为具有虚拟经济特征的产业，但一般虚拟经济主要讨论金融业的虚拟因素。虚拟经济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及一定程度的金融工程化的全球经济金融大背景下，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加深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主因。虚拟经济在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累积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后的恶果，因此，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势在必行。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原生金融尚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六）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

二十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曾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金融系统比较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并无优劣之分，因此，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统一，是提高金融系统效率的保障。中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观点已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七）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

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对称，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性与公共产品性、财政性与金融性、克服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的巧妙结合，优化了一国的经济与金融调控体系。鉴于此，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有助于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中国从1994年以来的政策性金融实践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立政策性金融、使其作用更加显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八）实现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开放的协调

金融改革创新对内，金融开放对外，借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将金融改革、创新与开放看作操作目标，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看作最终目标，金融效率则是联系两者的中介目标。一方面，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对服务业开放有承诺，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金融业能否尽快提高效率已成为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性问题，实现金融对内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刻不容缓。

五、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

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的途径，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毋庸置疑，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本文给出了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1）金融体系效率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2）金融体系效率的微观基础研究；（3）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开放、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生态、全球经济失衡等命题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4）金融体系效率的测算与国际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沈军.金融生态与金融效率――一个二元视角下的理论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8，（1）.

[2]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_一个系统科学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6，（1）.

[3]王振山.金融效率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祝丹涛.金融体系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J].金融研究，2008（8）.

[5].中国M2／GDP比率问题研究综述[J].管理世界，2007，（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评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现行金融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加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对世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出现了对金融机构行为准则一致性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对金融当局监管行为一致性的要求。本文从国内外学者所论述的金融监管理论出发，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理论进行了简单归纳与评述。

2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2.1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1） 国家管辖权理论。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在国家管辖权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单独监管。国家单独监管源于国际法中国家管辖权中的属地管辖权，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物和事都享有充分、排他的管辖权。贺力平（2001）从传统国别金融监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一个国别性的金融当局能单独对付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从本质上说，是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伴随这种相互开放而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了转变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的需要，以及转变金融当局监管方式和监管行为的需要。

（2）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制度均衡是指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所有监管主体均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动机，金融监管制度在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同样，制度非均衡在金融监管制度结构发展过程中也是常态，国家单独监管制度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此时全球金融监管处于非均衡状态。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找到一种新的金融监管制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潜在收益，各行为主体就会推动直至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2.2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实基础

Kern Alexander（2003）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只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各国当局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机制与体系。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只有选择长期的合作，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的最优状态，而统一长效机制是获得最优监管结果的最好选择（李丽君，2010）。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全球化有利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但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一系列体现世界向国际统一监管方向的努力已经开始，如IMF强调要加强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开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杨文生、周立妍，2010）。

另外苏焱（2006）对区域金融合作进行了研究。随着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日趋高涨，作为跟进配套服务的金融领域，同样也日趋凸现区域性的特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本质上说明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法制在日趋扩大的金融活动中的缺陷，凸显了金融活动国际化和银行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

3 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简单评述

3.1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通常都会通过日益通畅的资金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国际金融动荡及其迅速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国际金融组织，在市场抗衡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发展，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历史的必然。（潘晓岑，2010）

Lance Taylor 、John Eatwell（1991）提出创建一个拥有超国界监管权力的治理主体――世界金融监管局，并授予其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进行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违约主体的权力。谭艳芝（2009）提出建立一个由双边治理机制、多边治理机制、全球统一治理机制组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实现各国监管的合作与协调。陈欣（2006）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应该从规则性监管协调与应对危机的监管协作两方面着手，在统一监管目标的前提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钟伟（2000）提出了一个国家监管和国际监管的合作协调框架，他认为在短期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有效监管，并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在中期则将金融监管区域合作作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微观基础；远期应该全球统一并账监管。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具体规则协调或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并没有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何围绕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国际合作这个主题，从构建制度和协调规则两方面出发，深入探讨现有国际的监管合作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2 证券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开放给传统的监管体制带来严峻的挑战，使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蔡佳秋，2008）。国内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文献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下三种：

（1）就证券市场监管合作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邱永红（1998）论述了相关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与合作，建议从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和监管措施三方面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的法律监管。

（2）从国际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合作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证券监管当局不断加强集中监管力度，强化市场一线监管者的作用，突出对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环节的全面监管以及信息的持续性披露。刘敢生（1997）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现状、成果及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从资本充足率、衍生产品、国际清算与结算、多国披露和会计报表等角度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3）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近年证券市场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与境外监管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协调。然而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亟待改进与完善（邱永红，2006）。

上述文献从证券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主要合作形式等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几点局限性：在内容方面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经济方法，缺乏法学的理论分析，几乎没有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也很少有对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

3.3 国际游资的国际监管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促进国际金融市场和资金吸收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相关国家乃至全球带来金融风险。

李嵬（2009）认为国际游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约束和监督，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自律性和集中型监管模式，但实践证明这些监管模式普遍存在监管滞后、监管失衡、监管成本较高等问题；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监管较为严格，但由于缺乏监管经验，监管效果相对有限。

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双边监管合作和多边监管合作，但由于受到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主义、金融全球化利益分配等的影响，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举步维艰。国际合作与协调这种协调性的间接监管必须与国家监管有效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游资法律监管体系（石磊，2007）。

4 文献评述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个全新的课题，上述研究绝大部分都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其基础，学者们从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主要机构、主要形式、具体内容、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针对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而很少涉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个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侧面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对其正面研究则不多见。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相关文献的综述，个人认为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有：

4.1 创新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

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及其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新特点、新内容，围绕国际金融监管的内在特殊性、必要性的这一核心理论展开。

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如何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实践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如何通过数量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可能发展方向，如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结合起来，是值得学者们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的。

4.3 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

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理清国际合作的法律关系，利用法学的理论分析，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佳秋.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12）.

[2]陈欣.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J].法学，2006（3）.

现行金融论文篇（10）

一、相关金融学理论简述

在详细阐述金融控制理论之前，我们先了解另外两种金融学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通过对这两种金融学理论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论。

（一）金融抑制理论

20世纪50年代，格利和肖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当一国的政府对本国金融实行严格的控制时，就容易出现抑制金融发展，进而抑制经济发展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调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现很多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现象，他们称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为：一国政府对金融业制定了政策，人为的降低利率，实行歧视性的信贷政策，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但却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使金融业处于一个没有效率的状态，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一种状况。金融抑制有几个特征：一是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不能反映实际价格水平；二是金融市场是分割的；三是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金融抑制有很多缺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很多政府依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和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只有增强对金融的控制才能保持政府的财政能力，才有力量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这样虽然造成了资金配置上的低效率，但是却能掌控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深化理论

1973年，麦金农和肖各自系统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政府要放松对利率的控制，鼓励银行间竞争，以此最终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可以概括为政府放松对利率的控制，加深资产金融化的程度，逐渐形成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使金融业具有充分的竞争性，从而使金融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形成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一种状态。金融深化的标志有三个：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发展正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三是构建一个有效的中央银行系统。虽然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但对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没有足够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完善，信息传递效率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如果单纯鼓励银行间竞争，可能会引起恶性竞争，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与稳定。政府放弃干预推行利率市场化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失去调控金融活动的能力。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波及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过度的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度的金融深化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一）金融控制的内涵

宽泛的讲，控制是政府对经济的所有干预，政府实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政策工具，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进行控制，而不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市场化措施，并最终在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的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金融进行控制的时，由于执行力度、对象和步骤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认为金融控制是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控制，即政府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弥补金融市场失灵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出台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对金融主体进行扶持、引导、规范和约束的总和。

（二）国外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金融控制一词，最早由麦金农提出，他指出财政控制应优先于金融自由化。麦金农的金融控制理论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控制理论，该理论指出转轨时期的政府靠发行货币取得资源将导致通货膨胀，而不会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实行财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税收机制。

1、金融控制内涵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