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1）

二、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的有机结合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调节论、内化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和活动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大框架之下，笔者将这些核心理论逐一和二语课堂互动联系起来，目的找出两者的契合点。（一）调节论调节论是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基本概念为，在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之下，人类从低级的心理技能发展到人类的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语言在其中起到了最基本的调节作用。维的最初研究是儿童认知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是从物理调控、他人调控到自我调控。随着这一发展历程，语言也从社会语言、自我中心语言、个体语言发展到内在语言。基于维的调节论，二语课堂中的教师作用由原来的课堂主体转变为中介者的身份，即不断调节使学生的信息呈现水平和支持水平，最终提高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依照调节论，二语课堂的教师提问如何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并能激发学生参与课堂话语的主动性是研究二语课堂互动话语的重点。另外，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二语习得的学习者通过师生的调节，还有同伴调节、自我调节来完成语言的内化，并确保课堂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关注的是个人认知水平的差距。学生的发展水平有两个层次：一是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即为学生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独立解决问题的智能水平；二是学生将来可能达到的潜在水平。在最近发展区内，当前能力和潜在能力并非是可以静态测量，而是动态地随学习者所参与的交际互动表现出来的。在二语课堂互动过程中，教师在学习者当前能力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习者发展思维，适当的超越现有的水平。而学习者再不是过去传统的被动接受课堂知识，而是将自己对社会互动理论理解和实践相结合，构建自己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另外，最近发展区内的教师指导以及同伴协助起到重要的“支架”作用。这又引出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支架，即为教学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三）内化论内化是社会文化理论中解释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将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言语等看作是内化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它认为学习者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从社会互动的心智平台到个体的内在心智平台的质变的过程。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教师的指导和帮助都是实现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二语课堂中教师通过调整提问和互动策略，启发和指导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并逐级地提升他们的能力，达到最近发展区内相对独立的个人内在心智平台。（四）活动理论列昂节夫提出的活动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经过相关领域专家的研究得到不断完善。他们认为活动体系主要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共同体、分工和规则等要素。基于社会文化理论，个体的认知和集体的认知都发生在由这些要素构成的活动系统中。二语课堂作为活动系统，任务型学习是研究的另一个视角。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活动系统，二语课堂应当为学生尽可能的提供真实的学习任务。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学习者是活动主体，通常以小组为单位，进入一个由真实目标驱动的活动系统。在教师的和同伴的帮助下，学习者在近乎真实的环境下利用语言进行协商和会话调整。另外，学习者同时经历一种“语言社会化”过程，即学习者不仅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水平，而且他们的自我认同感也得到了提升。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二语课堂教师提问实证研究

（一）研究内容和方法

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核心理论，如调节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内化论、和活动理论为二语课堂互动话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互动话语研究涉及的内容宽泛,笔者从教师提问以及提问对师生互动产生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具体内容是通过教师提问的类型、回答提问的方式、教师提问的策略以及反馈四个方面调研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6名教师的二语课堂提问策略，以及该策略对他们的356名学生二语学习的影响。该研究历时一个学期，实施的方式为课堂观察、录音，学生的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本研究采用量化分析和质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跨学科分析法。其中，量化分析指的是采用数量的方法来对资料或信息进行研究。本研究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对教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质化分析是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是研究者的课堂内的观察和记录，以及在课堂外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的访谈研究。跨学科分析主要以社会文化理论向导，结合语言学、文学、统计学等知识。

（二）研究焦点

1.对于展示性提问和参考性提问，哪一个在二语课堂提问中应用的频率高，哪一种更有利于学习者语言知识的内化？2.关于学生对提问的反馈方式，教师要求学生一起回答频率高还是要求学生单独回答频率高？哪种更有利与教师为学生提供支架式帮助？3.教师提问的哪种策略更能够为学生创造使用语言的机会？4.教师对学生正确回答和错误回答的反映。

（三）调研对象

本文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的对象包括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语言学院的6名大学英语教师，他们均获得硕士学位或硕士研究生毕业，教授大学英语的时间从4年到17年不等，具有较丰富的授课经验。研究的对象还包括来自12个班（6个合班）的356名学生，他们的专业分布在自动化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理工科专业。在调研中，笔者对这六名教师的英语二语课堂提问以及师生互动进行了跟踪和记录。

（四）研究的步骤和工具

本研究采用四种研究工具：课堂观察、课堂录音、问卷调查、访谈。1.课堂观察和录音课堂观察属于自然调查过程，即在调查者不干扰受试者的情况下，真实地描述课堂教与学的情况。研究者带录音笔进入课堂旁听，在学生面前不亮明身份，这样不会干扰到教师和学生的真实互动，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除了课堂录音外，研究者还会记录整个课堂的氛围、学生之间的讨论情况，教师提问的表情、眼神交流、肢体语言，这些都是录音材料的协资料。2.问卷调查作为支持课堂观察和录音的手段，问卷调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实证研究的方式。问卷调查包括八个选项问题和两个开放性问题，内容覆盖了学生对教师提问的评价和期望要求。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之前进行初步实验，即在一小部分学生当中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学生的反馈对问卷中无效的题目进行修改，使其变得更加可靠。3.访谈访谈在六名讲师当中进行，主要围绕英语课堂提问策略和互动模式来进行。教师们各抒己见，分享了他们具有特色的提问方式和互动策略。六名教师的帮助使得实证研究更加完善和全面。4.研究结果1）教师的展示性提问的使用率比参考性提问使用率高，而参考性的提问显然更容易得到学生的反馈。2）关于回答的提问的方式，教师要求学生一起回答的频率要高于学生单独回答。但单独回答更有利与教师为学生提供支架式帮助。无法最大化帮助学生提升合作能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3）教师的提问策略为学生提供了使用语言的机会，但有些策略却阻碍了学生语言的发展。在二语课堂中，教师使用“自我解释法”的比例大于“启发式提问”，但效果正好相反。因为“自我解释”阻碍了学生在最近发展区产出话语的机会。4）教师针对学生正确回答的反映是仅仅做简单表扬和适当重复，而对学生错误回答的反映是直接纠正。笔者认为对于学生正确回答，除了给予肯定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评论；而对于学生的错误答案，引导学生自我修正是首选。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2）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3）

本文作者：徐德林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①其结果是它既不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不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25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Frow)与墨美姬(Meaghan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无疑是片面或不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⑤汉德尔•K．赖特(Handel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亚地表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由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⑧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⑨继而开始全球播散，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随之出现。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为一大进步”，促成了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瑏瑡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瑏瑢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费斯克等人能够成功“殖民”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亚智识文化的发展依旧主要受英国而不是美国智识潮流的影响。一如米尔纳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时所言，澳大利亚新左派博采众长，不断从《竞技场》(Arena)等本土马克思主义期刊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毛主义(Maoism)等政治运动获取资源，但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英国的《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瑏瑣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Beilharz)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至少就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条驿马快递专线将巴黎与《新左派评论》联系起来，将《新左派评论》与墨尔本及悉尼联系起来。”瑏瑤这一前提不但保证了费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导致“英国性”一直幽灵般徘徊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上空。历史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尝试，如苏珊•德莫迪(SusanDermody)、约翰•多克(JohnDocker)与德鲁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Modjeska)合编的《内莉•梅尔芭、金杰•梅格斯与朋友:澳大利亚文化史论文集》，瑏瑥约翰•辛克莱与吉姆•戴维森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瑏瑦几乎都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模式，而古多尔与米尔纳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述，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为基线。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獉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獉獉，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瑏瑧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瑏瑨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进退维谷;瑏瑩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时，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去考察文化实践。瑐瑠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最终，本尼特等人合力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造就了处于“日本人所谓的蓬勃发展状态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瑐瑡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凸显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f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劳所言:“两个时刻记录了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终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纳的《民族、文化、文本》与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在1993年的出版。”瑐瑢所以，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无异于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味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Stratton)与洪美恩(Ien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瑐瑣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瑐瑤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20世纪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瑐瑥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具有相当领导力”。瑐瑦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人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滋养与保持了关于自学成才与业余实践的一种强大但不正式的智识文化，这种文化形塑了后来因教育系统扩张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很多人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自己与一种“文化与社会”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来自参加约翰•福莱士举办于悉尼新港滩(NewportBeach)的工人教育协会电影暑假学校。瑐瑧20世纪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之中，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瑐瑨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瑐瑩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瑑瑠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争辩的手段”。瑑瑡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人一如他们的英国同行，往往协同作战，团结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围，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课程，如费斯克、特纳与米莱克合力创办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费斯克与特纳在科研中并肩战斗。然而，澳大利亚学人的合作通常很短暂;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即使两位学者曾在同一家机构任职，也未必是在同一时间。

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瑑瑢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一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瑑瑣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sElectoral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20世纪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Yeatman)则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瑑瑤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瑑瑥“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身体女性主义之澳大利亚‘流派’”，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积极参与理论建构。瑑瑦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比如通过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Barrett)合编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义问题”系列———在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引入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很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为了把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置入英美学术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瑑瑧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无论是女权主义官僚运动还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致力于本土与国际智识与政治轨迹之间的交汇。一如苏珊•谢里登(SusanSheridan)所言:总是在为“国际”(美国与英国，后来是法国)女性主义的移植提供着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有着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将其它的那些特征与自身的发展相嫁接而且不时地培养出新品种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亚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Stead)对这个大陆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可以被想象为并非一个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处世界贸易路线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据着。瑑瑨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所曾“嫁接”抑或与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关系”的，既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也包括由米歇尔•德赛都(MicheldeCerteau)、亨利•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罗兰•巴特等人所代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当代法国理论。瑑瑩一如墨美姬所证明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始终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法国理论的跨国性，与法国理论保持一定的临界距离:“20世纪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写到了一张白纸上，而是遭遇与进入了流行于彼时本土模式的激进文化批评的对话之中。”瑒瑠在接触与译介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Guattari)等人著述的过程中，墨美姬有意识地参照自己成长于其间的落后乡镇的情感结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智识传统的需要，耦合本土、民族、跨国元素，因而有效地证明了智识的跨国流动何以促成以民族为基础的智识形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基于动荡的、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所驱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智识文化促成了理论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届澳大利亚传播与文化研究大会”，以及1981年的“外国身体大会:澳大利亚的符号学/符号学与澳大利亚”，标志着法国理论开始被体制化于澳大利亚学界，因而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虽然我们必须知道，直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创刊，“文化理论才自觉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中心位置”。瑒瑡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旨在凝聚人才，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1987年，美国梅图恩(Methuen)出版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之为基础打造出了名为《文化研究》的国际刊物。1990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厄温海曼公司(UnwinHyman)为特纳出版了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在成就特纳为主要文化理论家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学生及其他读者衔接基本素材与概念背景之间的鸿沟，获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养。继20世纪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internationalist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034-02

当代中国受到多重思想影响，产生诸如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等多类视域主体，这些主题都有着多重思维，并在学术研究的带动下将形成新的专题。但是众多专题中文化自主生成的内在逻辑需要切实考虑一下，且在研究深入文化自觉的定位问题，为高校的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一、文化自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性

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我觉醒、文化的自我反省、文化的自我创建。人类通过文化自觉能体会到自身前途和命运与文化的密切关联，并理性的认识整个世界，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成是人们用“和谐”文化基础看待问题，这反映出的人们价值取向，是基于文化反省、创造和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性意识心态。并也是文化信念的体现，作为人的文化境界或者精神支柱而存在。

文化自觉依存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两者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作用，最终相得益彰。一方面，从文化自觉对思想政治的实效性影响方面出发，人的文化若能达到自觉，那么就需满足文化的自信性要求，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都能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融入世界，形成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并能认可马克思主义信仰。另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的角度探寻问题，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关键点在于培育现代人的主体文化意识，让现代人具有文化的自觉或者自信等特性，且能够从客观出发真正的认知或者评价本民族的文化，不要一味的崇洋，把所有外国的思想都看成是好思想，要辩证的看待外来文化。

二、文化自觉问题的研究现状

1.创新的逻辑内在要求

目前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主要从创新角度出发，探究高校政治教育是否要融入创新，一部分学生认为创新发展主要是在科技上有所创新，但是在文化方面还应遵循以往的思想，但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创新是要体制、理念、思想上转化到形式或者具体的创新活动上的。两方都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各方都收集相关理念和基础理论知识，用以支持该方的论点，但两者的争论共同之处机主要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创新理念的研究和发展上，研究时将原有的政治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生活性转化，并能以此带动大学生的思想有新突破，突破点为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的主体活动几方内容，用以带动相关创新活动的进步和长远发展。

2.构建文化转化模式

为挖掘能体现出时代文化精神的高校政治教育气息，就要学会梳理文化气息中的问题域，通过问题梳理转化的要点，目的是创新探索中做好多层理论和资源的挖掘和使用，打破传统政治教育的流于表面，从成层次理论内容出发，进一步做好理论研究。该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分层还是从问题形成角度都有新的学术发展进程，并对高校文化多样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丰富研究的同时，能够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并进一步的强化问题意识，完成创新发展的基础要求。高校的文化研究主要趋向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从文化功能上，强调政治教育的功能性特征，另外从文化本质上做好高校的文化属性规律探寻。

三、文化自觉的研究路线定位

1.唯物史观角度做文化定位

目前文化定位要从唯物史的角度探寻问题，通过对文化做现实和深刻的内涵讲读，进一步为推进学科讨论或者教育活动提供现实研究资源。唯物论是研究世界观的一种理论，主要是解决问题要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做出方法指引。唯物史主要是遵循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打破人主观对事物的认同观，故此唯物观有客观性，能够理智的解决问题，也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实践过程中将现实问题看成是重视或者表现世界的总体要求。文化自觉在此将反应社会实践，并回应社会的各类现象，凸显出唯物史观中的独特和科学性要求。将唯物史观看成是文化自觉的理论研究基础，主要是让马列主义成为时展的新航向，虽然在发展中要遵循与时俱进，但是这种与时俱进要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支撑要点就是马列主义思想。

2.将文化自觉定位为一种方法

由于文化自觉是发展中比较常涉及到的内容，故而思维方式或者研究模式都依照当前的现实为写照，通过研究让学科之间有系统化问答。研究中重视“现实问题”并将现实问题看成是研究的主要要求，文化自觉是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看似很抽象，其实真正服务的对象都是人都是生活，所有的高谈阔论都是为了让人更好的了解应如何生活，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故此内在含义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时代精神中的主体构建模式。学科意义构建上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检测实践道路、满足实践思维活动、带动实践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选择，选择伊始就从中国梦、中国道路和中国现实等问题上做研究，在发现中捕捉、提炼时代和民族发展要求，将理论变得更为抽象，在升华中有新的发展。

四、提升学生是文化自觉能力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5）

群文理论研究作为群众文化产业的重点工作，是为了保证文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文化主题的培养和文化教育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指导性意义。本文就群文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希望给群文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和意见。

一、群文理论研究的现状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相继出版了很多关于群文研究的相关书籍和报刊，不仅包括群文理论研究的课题、文化品牌的建立，而且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起重收集了很多群文理论研究的相关论文和优秀实践事迹，分析并总结了最近的群文理论研究方案，并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及经验，给群文工作带来了相当的便利和快捷。所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群文理论研究的认识和掌握逐渐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面对全国的群众文化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都严重影响并制约着群众文化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加强对群文理论研究的重视，找到问题发生的关键因素，从而及时进行解决，为群文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平台。

二、群文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一）加强群文理论研究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党的十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和大繁荣，通过将文化引入到生活中，建设文化社会，从而能够有效的推动社会服务和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目标，要积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通过人口发展和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方式来有效的统一文化发展，实现网络健全模式，创建惠民惠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得城乡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提高生活中的文化质量和服务任务指标。所以说，要积极的加强对群文理论的研究方案，从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建立。

（二）群文理论研究对群文活动的开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逐渐增加了群众文化在社会上的开展，无论是文艺演出还是群众自发的公益表演，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但是虽然文化节目的层出不穷，也给我们文化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提出了一些难题，大家只是注意到了文化活动带来的乐趣，却忽视了开展文化活动所需要的管理和控制。

（三）群文理论研究是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进经验的手段之一

在国家领导和地区负责人的领导下，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有了很大的规模和成就，文化管理者抓住了发展的时机，通过对各市和各县区组织优秀的文化团体，从而创建更加优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群众文化的研究不仅有效的完善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更加保证了群众文化的服务权益，所以说，群文理论研究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的关键性因素和手段。

三、群文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群文理论研究人才严重不足

人才是保证理论研究的关键性基础，群文活动的建立不仅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更需要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挖掘群文理论研究的人才和队伍。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相关的岗位设置，对个别的使用人才进行配备，避免出现一人多岗和身兼数职的情况，使得每个人才都有各自的职责，实现自己的利用机智。同时，要保证人才的有效利用，通过考核和面试等方式来选拔优秀的人才，从而有效的组成一支优秀的群文理论研究队伍。

（二）群文理论研究自觉性不够，热情不高

研究的主要基础就是研究者对理论的热情，而我国现阶段的群文理论研究来看，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对此项研究还不是特别了解，没有真正意识到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真正目的。而且我们在社会中所征集的群文理论论文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质量普遍不高，而且作者的投稿都显得很被动。所以说，我们要积极的向社会进行宣传，让广大群众真正的了解到群文理论研究的乐趣和重要性，从而提高他们对群文理论研究的热情，并且使得工作人员能够提高自觉性，将真心投入到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三）群文理论研究资金投入少，没有建立常态化的激励制度

虽然我们已对群文理论研究投入很大一部分资金，但是面临所需要的群文理论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需要我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更好的将资金的使用有效的利用到群文理论研究过程中。同时，资金的短缺就会影响对研究工作者的奖励，不能有效的实行对群文理论研究的激励制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文理论研究的正常开展。

（四）理论研究评选活动多，没有创办一个较好的发表载体

群文理论的研究方式很多，我国也建立多数的文化馆，每年在馆内都有常规性的论文评选活动，但是向各地方所要采集的论文很少，而且还需要邀请各地的优秀专家对论文进行审读和评选，选出优秀的论文进行推荐。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进行一个更加完善的载体宣传，没有对及时的对论文进行发表，从而使得在所在区域内没有一个可以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和平台。

四、θ何睦砺垩芯康慕ㄒ

（一）真正发挥群文学会研究团队的作用，吸收研究能力强的骨干，恢复和完善人才队伍建设

群文理论的研究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所以要想建立健全群文理论研究的人才队伍，就要有一支有热情和自觉性的队伍。并且，需要配备一些工作人员来对群文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上下对接，因此，要大量的吸收一批优秀的研究骨干，恢复和完善人才队伍的建设，从而真正的发挥群文研究团队的作用。

（二）加大财政投入，加强良性机制的建设，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学习活动

目前我们的理论研究状态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就是财政投入很少，尤其是在基层单位，对于群文理论研究的重视不够，从而影响了研究的发展。所以说，我们要加大重视，提高财政收入，建立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常态化的交流学习机会。

（三）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

群文理论研究的考核制度，应该从两个层次进行。首先，我们需要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各镇街的考核中，加大重视程度，将群文理论研究列入到年度测评中。此外，对于基层的文化站来说，加大对业务考核的评审，将其纳入到群文理论研究中去。只有通过这两个层面的考核制度，积极营造出群文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

五、结语

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但对于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同志们来说，更主要是抓好理论研究工作。我们要做好群文理论研究工作，从本质上保证群众文化的有序开展，使得群众能够真正有效的认识到群文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

参考文献：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6）

【作者简介】  张志平，文学博士，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辩证关系是，世界观制约和支配创作方法，创作方法有相对独立性和积极作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此论在文学界盛行一时。人们常用恩格斯1888年4月初致哈克奈斯的信中的一段话证明此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深切同情注定要灭亡的、心爱的贵族。但是，在创作活动中，他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心和政治偏见，空前尖刻地嘲笑、空前辛辣地讽刺不配有更好命运的贵族，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自己政治上的死对头――代表民众利益的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这样，他的作品不只是必然崩溃的上流社会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且是“未来的真正的人”的一曲激昂的赞歌。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1]。

恩格斯的话精辟地揭示了一个文学现象：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促使他在创作活动中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艺术慧心，挣脱原来的认知范式的枷锁、消除阶级同情心和政治偏见，真实地反映现实，客观地揭示现实关系，本真地呈现生活原来的面貌。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吴敬梓等作家的情况与此类同。归根结底，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作家艺术智慧和艺术勇气的胜利，是多姿多彩、丰富复杂的生活本身的胜利。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深藏着文学创作活动中奇妙魅人的辩证法：先进的创作方法可促使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挣脱落后的世界观的枷锁，写出在艺术上具有真实性的作品。文学研究活动中的辩证法是什么？

一

在人文科学领域，研究者开展的任何科研活动都是理性化、形式化活动，研究者建构的任何理论架构、提出的任何学术观点，必定包含着历史概括、理论抽象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在人文科学领域，研究者的科研过程是一个主观化过程，研究者的科研成果具有主观性。他们的明智之举是，抛弃在科研活动中像自然科学学者一样完全抹杀自我和个性的理想，抛弃在科研活动中像自然科学学者一样客观地考察、认知和阐释研究对象的理想，抛弃在科研活动中像自然科学学者一样取得绝对客观、精确的科研成果的理想。一位外国学者明确指出：“文学史家必须意识到，他所描述的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他所运用的叙述技巧，特别是他所选择的材料的产物……那种古典的客观性理想，要求历史学家完全‘抹杀自我’，在研究活动中力求全面的客观性理想必须抛弃。”[2]他这番话给文学史家有益的启示，也给其他人文科学研究者有益的启示。一般地说，人文科学研究者应做的是，在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间建立一种独特的张力关系，在混沌鸿蒙的研究对象和清晰整饬的理论架构、学术观点间建构一个合乎逻辑的平衡点，从而有力化解他们的混沌化诉求和清晰化诉求的矛盾，相对完满地整合历史概括和现象还原、理论抽象和现实开显、价值判断和客观叙写。

在人文科学领域，目前，回到历史现场被学术界视为上佳研究状态，被学术界视为淡化科研活动的主观色彩的上佳学术路径。回到历史现场，指研究者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现场，同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经历的一切，如实记录人物的心理活动、价值取向和人生诉求，客观展示事情发生的全过程。研究对象是个多面体，它生成于斜逸旁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研究者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准确认知和把握研究对象的生成性而非现成性、过程性而非目的性、关联性而非因果性，才能从客观现实而非某一价值判断或理念出发考察、认知和阐释研究对象，才能在现象学层面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描述和呈现研究对象，才能在科研活动中把历史概括、理论抽象和价值判断这一高度理性化、形式化的过程自然化。显然，回到历史现场，是研究者确保其科研过程自然化、确保其科研成果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杰出的文学研究者心领神会、独创一格。

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科研过程自然化程度和科研成果主观化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科研过程自然化程度越高，其科研成果主观化程度越低。杰出的文学研究者的典范之作相当成功地抵达了这一学术境界：文学史展开和运作的过程，仿佛不是研究者在理性层面，在形式层面主动想象、叙写和建构历史的产物，而是生活规律和文化逻辑在现实世界中自然展开、推进的结果。研究者回味一下自己阅读文学史经典著作时的感受，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国古代文学史家程千帆阅读王瑶的旷世力作《中古文学史论》时真切感到：“通过此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思想、文人生活以及文学风貌的确大体上浮现在我的眼前了。”[3]显然，这是王瑶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竭力淡化科研活动的主观色彩、高度自然化科研过程的结果。王瑶在研究和写作“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是，在认真总结自己丰富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创立了“典型现象”理论，为人们切实解决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上的两难问题，即如何使文学史图景既清晰又混沌、既井然有序又纵横交错，积累了丰富经验，尝试了可行方法。因为，“典型现象”“既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概括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共同特征，或是作家创作中的不断出现的稳定性特征，同时，又不失去现象本身所特具的具体性，生动性与丰富性”[4]。王瑶的学术实践确是研究者在科研活动中完满整合历史概括和现象还原、理论抽象和现实开显、价值判断和客观叙写的典范。唐具有作家敏锐的心灵和纯正的感觉，也不乏历史学家超卓的识见和深厚的学养。他写作杂文时，“擅长于敏锐地以心灵去感受历史生活的细节，从而把历史读活了，连同气氛一起，立体地再现于读者面前”[5]；他写作学术著作时，自觉追求这样的境界，即“更多地借助于翔实详尽的材料，使他笔下的历史……‘原汤原汁’地以当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再现在人们的眼前”[6]。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虽具准官修“正史”性质，但他执笔的《鲁迅》上、下两章，“按照写作、出版时间的前后，夹叙夹议地逐一分析各本杂文集的内容和特点，从而具体描述出鲁迅杂文创作的客观进程；大量的历史事实保留下来了，原来的历史面貌和这些篇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也就明显地凸显出来了”[7]。唐的学术实践为研究者在科研活动中怎样成功化解混沌化诉求和清晰化诉求的矛盾树立了榜样。钱理群在其代表作《1948：天地玄黄》中，通过尝试能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间自由转移、滑动的三维叙述视点，通过把易为“大文学史”怠慢和轻忽的人、事、历史细节纳入历史架构，不仅生动展示出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总体风貌，而且深切地揭示出中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趋向，相当成功地实现了他“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学术理想。客观地说，跟王瑶、唐相比，钱理群潜心研究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时，回到历史现场、淡化科研活动的主观色彩、自然化科研过程的意识更强。

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科研过程自然化程度越高，其科研成果主观化程度越低，而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主观化程度越低，其科研成果科学化程度越高。《1948：天地玄黄》成为钱理群的得意之作，跟钱理群高度自然化科研过程息息相关。《1948：天地玄黄》在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中学术水平上乘，跟钱理群富于创造性地努力尝试各种自然化科研过程的方法息息相关。现在看来，《1948：天地玄黄》不仅是钱理群最受学术界称道的论著，而且是学术界在研究和写作“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显而易见，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主观化和科研过程自然化的相互关系，隐藏着文学研究活动中的辩证法。

二

从方法论看，人文科学学者回到历史现场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广泛占有和阅读文献典籍、用心考释和体悟前人的学术著述，在动态的历史过程和复杂的历史网络中考察、认知和阐释研究对象，触摸、还原和摹绘研究对象生成、展开、运作的脉络和机理。文学研究者所要处理的文献典籍包含文学作品，因一般的文献典籍是“死”的，文学作品是“活”的，加之他们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会千差万别，加之他们的知识、视野、智商、才华、文字功夫等各不相同，他们的科研任务比其他人文科学学者的特殊而艰巨，他们的科研成果的主观化程度比其他人文科学学者的高。不过，事物均有两面性。文学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的方法，除了广泛占有和阅读文献典籍、用心考释和体悟前人的学术著述，还有精细分析、解读和品评文学作品。他们通过精细分析、解读和品评作品，可进入作家的心路历程，细细品味作家创作过程中的甘苦，设身处地地咂摸作家丰富复杂的创作心理，恰如其分地解释、评价作品的得失。文学作品的价值生成过程和意义实现过程，是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不断品评、阐释和建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这是文学研究活动的特点，也是文学研究活动的魅力。

文学是一门艺术，杰出的作家是艺术家，杰出的文学研究者也是艺术家。他们天赋超卓的艺术慧心和非凡的审美悟性，他们文笔优雅、文采华美，他们的著作常闪射出炫人眼目的美的光华。李健吾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王晓明的部分学术著作，不仅蕴含着抒情性和诗味，而且本身就是散文和诗。成熟的文学研究者从不回避自己科研成果的主观性，相反，他们总认为，这是自己的学术个性的突出标志，是自己的科研成果的独创性的鲜明标志。试想，研究者各自心目中的哈姆雷特千差万别，谁会承认自己心目中的哈姆雷特走了样儿？再试想，一百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孕育了不计其数的红学家，红学家们各执一说、师心自用，谁会承认自己曲解了《红楼梦》？文学研究活动的特点在于，科研成果的科学性取决于其主观性，即取决于研究者阅读感受的深切程度、审美体会的纯正程度、文字功夫的精深程度。换句话说，文学研究成果没有绝对的科学性，其科学性常寓于其主观性中。从文学研究史看，科研成果的主观性和科学性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

杰出的文学研究者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优雅而精细的艺术鉴赏力、精当的审美判断力、深湛的文字功夫，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美和诗意非常敏感，他们阅读感受的深切程度、审美体会的纯正程度、文字功夫的精深程度举世罕见，他们是解读文献典籍、解读文学作品最到位的人。他们的科研成果表达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最“优秀读者的意见”[8]，当他们的“意见”在受众中传播开后，不仅有助于作家创作真正的艺术作品，而且有助于受众培育正确感受美、正确欣赏艺术的能力，有助于受众提高自己应用语言的能力。

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科研成果的主观化程度和科学化程度成正比，即他们的科研成果的科学化程度，取决于甚至等于他们的科研成果的主观化程度。学术界最科学的科研成果，是研究者解读文献典籍特别是解读文学作品最到位的成果，因而，学术界最科学的科研成果，是研究者学术个性最突出、独创性最鲜明的成果。为此，学术界可以在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观性、独创性、科学性间画等号。文学创作领域，天才层出不穷；文学研究领域，权威不断涌现。在文学研究领域，谁的文献最丰瞻、学养最深湛、感受最真切、体会最深邃、才华最出众，谁的科研成果最科学，谁的科研成果的价值最大，谁的科研成果是学术界关于某一研究对象最正确的知识。当学术界解读文献典籍特别是解读文学作品更到位的成果出现时，先前学术水平上乘的科研成果的科学性转化为主观性，后起更权威的科研成果的主观性成为科学性。学术界在解读文献典籍特别是解读文学作品更到位的成果出现前，将一直奉先前学术水平上乘的科研成果为权威，将一直奉先前最科学的科研成果为关于某一研究对象最正确的知识。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文学研究史上，学术界并存几个关于某一研究对象的权威科研成果的情形不多见。吴亮在著名论文《马原的叙述圈套》中的独到见解，至今仍限定着学术界考察、认知和阐释先锋小说的范式，汪晖师从唐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鲁迅独特精神结构、复杂精神世界的成果，至今仍是鲁迅研究领域的权威。研究者回味一下这些事实，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结束以来，王晓明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1997年至1998年，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一、二、三）和《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面世后，反响强烈、影响深远。2003年，他把两书中的文章增删后合编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下）再版。这样，他主编的前后两套书中的文章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文章相同表明，在他看来，学术界未出现关于某一研究对象更权威的科研成果，先前最科学的科研成果仍是关于某一研究对象最正确的知识。文章不同表明，在他看来，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某一研究对象更权威的科研成果，更新关于某一研究对象的知识势在必行，或者他认为，从学术史看，填补前一套书中的空白十分必要。显而易见，他增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过程，是他经典化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优秀论文的过程，是他为后起研究者建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正确知识体系的过程。2007年，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经他增订后再版，唐小兵增订该书的举动的学术意义与此类同。世上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科研成果的主观性和科学性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过程，暗藏着文学研究活动中的辩证法。

注释：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1-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载《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第14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程千帆：《念昭琛》，载《王瑶先生纪念文集》第4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钱理群：《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7）

将文艺学（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阐释是《变革》的首要出发点。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问题的推动，因而如何向问题本身提问是其阐释文艺学的一个大前提。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解释学是剖析问题的重要切入视角和理论生长点。究其缘由，与解释学所回答的“理解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解的终极问题相关。任何问题的发生必然伴随着理解与解释的行为，海德格尔所阐发的理解的“问此”“设此”“构此”三个功能，回答了解释的生成与运作逻辑。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问题本质”的论题。在理解中，所有的经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没有问题的提出，我们也不可能进行理解活动。伽达默尔指出：“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2]因此，唯有问题以一种优先地位进入解释活动中，解释学所倡导的理解的历史性、未定性、前理解、视域融合、解释学循环等思想才能成为解释文艺学的重要参照。《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对文学意义的追寻》等文章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以动态的多维视野透视文学与文学研究之运作规律的观点。

《变革》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带有特定的前理解状态去进入研究的，在这种境遇下所发生的每一个理解活动，都是向文学对象抛出问题，是对对象的一种设计和筹划。这种“问此”决定了“文艺学的研究就是向着文学对象的理解或解释的可能性寻找或成就它的本己性存在。”[3]问题的开放性与限定性，决定了对文学的理解与解释从来就是一种在特地历史时空下，依据特定的话语规则来进行的。于是，根本不存在唯一的文学、文学理论范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通过重新提问或转换问题的角度来实现对文学解释的发展。

既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文学研究范式，那么此范式必然有着一套自己的逻辑转换程式。结合自然科学的范式理论，《变革》提出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范式其主要运作当表征为：文艺学前科学常规研究（形成范式）―――反常危机（非常态时期）―――文艺学范式变革（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新常规研究[4]。尽管范式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但《变革》强调，这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线性的因果替代或全盘否定，而是否定或抛弃为现实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合理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范式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根本性的提问活动，但这种提问活动的展开取决于特定时期内文学共同体的“看问题的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的问题群，因而，文学就始终是开放的，它取决于我们将文学作为什么来研究，来判断。但这种“作为”又是对特定语境特定目的下的问题域及对象中的要素对象的设定，“是对问题所探索对象的核心指向的设定”[5]，在这种指向中，我们必须选择或筹划一种切入对象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切入方式就是按问题要求对对象要素做“突前―――背景”的排序和选择。然而，设此的目的在《变革》看来，还是一种“构此”。“构此造就了理解文学的明确性结构，它以各自不同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话语方式、操作运演程序建构了一种解释。”[6]构此并不是一种任意活动，它必须面对现实的选择、结合和溶浸，“受到解释者共同的检验、证实和认可”[7]。恰恰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才开辟了建构自身的通道。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也是《变革》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在《变革》看来，文学意义观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意义观，它产生于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应当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来考察，但对话却始终是传统与当下的对话。语言尽管是沟通的媒介，但其表征终究是有限度的，而且受到历史性的限制，它总是在历史时空中漂流、变革与传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意义变化，这就必然造成文学意义的未定性和开放性。但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法有效的？《变革》强调，对文学意义的解释取决于解释者是否把握了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核心问题，以及是否得到学术共同w的普遍认同。进一步讲，在不断得到认同的过程中，这种解释就有可能上升为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确定的、普遍的标准。而这整个过程的展开又是建立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中还受到特定的解释语境、社会权威话语与政治力量的影响。

通过对文学的问题生成、范式转换及意义运作的解释学考察，文学研究的运作逻辑便显现出来了。《变革》指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着开放性和诸多可能性，一种文学范式的产生受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因素，解释者自身在前理解基础上的设定，以及它们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对话的制约，在开放的同时并不是任意而为的。《文学意义的范式观与解释学循环》一文将这种思想又进一步进行了发挥，认为每一代人对文学的考察体认都具有历史性，都是在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中前行发展的，我们的理解活动总是从此一时代的前理解出发，“在理解此‘部分’之时，又必然获得对在历史中发展的文学整体的新领悟”[8]。“不同认识的循环正是历史理解的基本方式，是对文学体认和深化的实践可能性。”[9]正是在此基础上，“文学范式不断展开了内在与外在、自律与他律、文本与读者、现象与本体、普遍与特殊的循环，我们才得以进一步逼近文学自身”[10]。如此看来，文学批评界的众多话语、思潮与流派，就不是什么令人焦虑不安的“解释学噪声”，而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二、面向现实，指认文艺学的文化转向

的确，文学艺术始终是处于变动发展中的，《变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这种变动性的发生与运作给予了学理性阐释。那么当下的文学批评我们应持何种范式观呢？在《变革》看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和删汰，已经形成了话语丛集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而这种格局的生成与文学本身的全息性不可分割。

全息性是《变革》对文学做出的一个重要界定。文学的全息性指的是文学中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所有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但这种全息性，又不是社会生活全部要素的并行呈现，而是存在于“背景―――突前”的关系模式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一要素总是作为主导而突出出来，其他要素退居次要地位。同时，各要素在历史中往复置换，推动文学的变革与发展。由此，文学就不是一种独断论，而是一种多元话语丛集，多元批评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作者并没有将论述止步于此，而是在此之上倡导一种对话主义的批评观，倡导文学研究“间性”的凸现，而文艺学学科当在这种交流对话中，取得前行与进步。

问题的提出总是面向现实的。尽管步入了多元批评的时代，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却成为一种主导要素突现出来。《变革》将此放在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框架下考察后认为，全球化的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正在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同时，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日益走向前台，读图时代的来临，以及网络文化的兴盛，也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与文化产品密不可分了。因此，文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对象，变革自己的观念，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媒介文学与文化、关注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等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易言之，文学及文学研究必须实现文化的转向。如此，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顺应文学自身的变动性要求。

然而，转向文化就一定意味着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会在变革中丧失自身吗？答案显然不是。《变革》特别强调：“文学的跨学科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没有了文学，没有了建基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没有了文学的文化研究。”[11]另外，研究的转向也并不是完全以一种“白板”状态进行的，而是带着前一理论范式的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当然，这样一种文化转向，作者并未将其独断化，而是将其视作主体发现、筹划、投射和选择的结果。文学的文化主义换个角度说，更是一种文学批评迈向多元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他看来，文化的驳杂性，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批评必然是走向对话互融的，多元主义的批评观又是向文学文化自身所提出的新的问题束。

事实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文艺学变革与发展的总体态势。文化生产方式的电子化、数字化，使得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文化也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双向驱动，文化的领土以前所未有之势扩张。文学研究界不可能不受此势的影响，固守纯文学的研究在现代已然是少数，大多数的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化的视野来审视文学与文学理论。这种转向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文艺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变革》指出，当代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由于文化自身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的、交叉的，因此，任何提倡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自律性”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学科，它在总体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它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现实文化（文学）现象。换言之，在多元主义的批评时代，文化研究彰显的是“间性”。

《变革》并没有因强调文化转向的重要性，就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混为一谈，而是详细梳理了二者的区别c联系。应该说，文化研究的发生是许多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推动的，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来自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可视作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一种互补选择。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恰恰可以回答传统精英式的文学研究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是完全可行的。

三、多元视角下对文化转向的纵深开掘

近年来，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重要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那么文化转向之后的重要论题有哪些？每个论题背后又包含了哪些新范畴以及我们对每个论题当采取何种态度？这些都是理论界需要迫切予以总体性回答的。以此为出发点，《变革》着力探讨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具体态势、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后现代文化、文艺的消费与市场变革、大众文化、视像文化及其问题域、文化作为事件的意义问题、身体消费、文艺与经济的关系等诸多文化转向之后文艺学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全书的第一编是他对文学的发展逻辑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并指出在当前语境下文学势必会走向文化的话，那么第二编则是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文化转向之后所面临理论问题的纵深开掘。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变革》看来，这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文化生产技术、机构、实践与物质层面的突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参与意识的重新突显，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因素相关。在文化研究的具体范式上，《变革》提出，国内的文化研究同时需要深刻的形而上思辨和直面现实的具体“个案”研究。在《酷之秀与审丑叙事―――关于文化作为事件与案例的研究》中，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的重要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文化研究的产生就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个案分析的匮乏与我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是文艺学出身，而较少社会学和人类学密切相关。不管怎样，这对只懂得在理论层面打转的我国学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众文化与视觉文化问题是文化转向的重中之重。《回到起点：恶魔还是福音―――对大众文化的再思考》《关于图像转向的对话》《视觉图像文化及其问题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通过对大众文化概念的梳理及西方不同理流派对大众文化的反思，《变革》认为，我国学者应当立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批判地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大众文化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当代文艺学必须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大众文化。同时，它并没有止步于对大众文化地位、价值问题的简单摆正，还对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传媒、科技、受众、产业运作方式等富有前瞻性的问题域进行了勾勒，旨在大力推进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关于视觉文化，《变革》将其放在解释学的视野内进行考察，认为对视觉文化的批判应当考虑具体的语境，情绪性的抵触应当让位于具体的现实，新一轮的世纪波当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觉文化，对其动因、焦点、基础、前提的思考都必须放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视觉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与公共场域、视觉修辞、图像与文字的关系等，在作者看来都将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新问题域。

文艺的产业化问题也是当下争鸣的热点。但文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今学界仍存在诸多误解、误用。在《文艺与经济》一文中，《变革》从马恩对于与经济关系的相关论述入手，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的经济学视角，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学说，试图做出正本清源之解释。文章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对历史上所有艺术创作活动的隐喻式借用，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市场条件下的艺术的生产，这一“生产”实际上具有与物质生产相同或相近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所谈论的“艺术生产”是不同的。精神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举，文学艺术产业作为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文化产业已成为全书探讨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语境，这是《变革》面向现实谈文艺理论观的深刻体现。这种产业化趋势和大众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乃至整个后现代文化是相互交融在一起，互相影响的。《交互时代的文艺消费》《市场变革与艺术创新》《消费美丽：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影像时代的摄影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当代中国电影》等文章则是这方面的很好尝试。在这种交融互动的语境下，作者又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始终秉持开阔的视野，既有宏观的纲领性分析，又注意到具体问题内部的运作机制及隐含的问题。如对消费美丽的分析，就注意到了其与视觉文化、文化产业之间互构性驱动关系，及美丽作为日常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悦目盛宴与审美空洞之间的悖论性关系。

四、结语

总的来看，《变革》的总体解释思路是着眼于文学研究的变革的，但在这变革之中，走向文化又是它所认为的必然趋势。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不会在文化转向中丧失自身，它们始终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和立足点，将以既有的前结构使文学进入新的批评时代。整个的理论阐释既对文学变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刻分析，赋予文化转向以合法性，又针对转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题、新概念和新范畴，如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西方“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转向的关系、文化的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文学本体的审美性与反审美性、文学的公共空间和文学的文化场域，等等。不管怎样，文艺学的建设势必要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实现，《变革》这种直面现实的理论姿态及富有前瞻性的探索，对拓宽文艺学的建设道路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在我看来，这种启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文学研究要清楚自身的属性，它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具有解释的不完满性，因此我们应该采取韦勒克那种“透视主义”的解释策略；其二，文学研究始终要以当时当下的问题来建构自身，唯此才能发展自我；其三，对于场外元素如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文学研究者们应该采取对话主义的立场，而不是采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之门外的做法，需警惕极端情绪的影响。正如伊格尔顿的论断，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12]，文学研究显然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然而，当我们已然明白变革本身的内在逻辑里路之时，讨论变革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点，但更重要和迫切的还在于，在新的问题语境中去重构文学和文学研究，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直面遇到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文学始终是这一行动中的主体，要像韦勒克那样肯定其中存在的“决定性结构”，这“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的一个行动”。[13]否则，一切的讨论便会失去效力，从而走向歧途。

注释

[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466页。

[3]金元浦：《文学，走向文化的变革》，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同[3]，第19页。

[5]同[3]，第9页。

[6]同[3]，第9页。

[7]同[3]，第10页。

[8]同[3]，第37页。

[9]同[3]，第37页。

[10]同[3]，第38页。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8）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9）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研究生自动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3-0001-02

人类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教育对“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基于人类学的教育研究将教育活动以外的许多其他东西也囊括于自己的研究范围，从而使教育学远超出了教育活动的纯技术范畴，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研究的发展。从哲学的层面考量人类学之于教育研究的价值，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人类学的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本体论基础

首先，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人的教育的可能性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价值性和真理性相统一奠定了基础。教育，在英语中为“Education”，意为“抚育或自身生成”，在德语中为“Erziehung”，有“引导或唤醒”之意[1]。当西方世界赋予“教育”这些含义时，其中蕴涵着对人的理解的价值预设。对人的理解的价值预设与真理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而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从这一层面来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基础。

动物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专门化了的，以适应其生存需要，如蝙蝠的声认低场⒏胱拥姆较蚋小⑽米拥亩ㄎ荒芰Φ龋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动物这种本能行为的先验图式是指向特定环境的，它给动物的生存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规定了其在各种环境中的固有行为样式。与动物不同，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机能都是“未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的，这虽然使人缺乏较之动物那种应对天害的特定本能，但却给人以巨大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人具有诸如思维、分析、判断、创造等可以超越各种本能的可塑性高级心智活动。正如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所指出的，未特定化带给人类的不完善性，恰恰也使人类获得了双重自由：它“一方面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趋向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2]。换言之，人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的“匮乏”，使人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因为人的器官没有被狭隘地限定在少数生命功能之上，它们可以具有多重功用。“未特定化”赋予人之为人的可能，决定了人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也使人获得自我创造的潜能与机会，并在不断的创造性活动中塑造自我、超越自我。由此，原来具有否定意味的“未特定化”就变成了具有肯定意义的“开放性”。

其次，人具有教育的需要性。人的“未特定化”一方面使人的生存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又使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使人能发挥出内在的巨大潜力，实现超生物性的转变，在巨大需求与广泛开放性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正确塑造自我的一个关键手段就是教育”[3]，即人具有接受教育的需求。在我国，自古就有“君子如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以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4] 的古训。在西方，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也曾有言：“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受过一合适的教育后，人才能成为人。”[5]概言之，人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离不开对人的理解与价值预设；教育研究的开展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既定预设的基础之上。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教育研究中的人是发展变化着的人，诚如兰德曼所言，“我们不能够再把人的任何一种历史的解释和历史的形式视为代表了人的永恒不变的本质”[6]。因此，廓清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问题，正确认识新时代对人发展的要求以及人对教育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构建教育研究乃至教育发展最根本的认识基础乃当务之急。

二、人类学的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

在论及人类学的研究特性时，庄孔韶教授曾谈道：“社会学要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但有时候人类学并不一定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社会问题的文化根源……人类学家一般不像医生，一定用科学的方法（如发明药品）去诊治艾滋病人，而是发现用民间文化的力量（如道德、习惯法和家族组织等）去抑制和战胜生物性的疾病，以及唤起人类强大毅力的文化性问题。” [7]那么，人类学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呢？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他在研究了各种人类文化现象――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之后，指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8]。换言之，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也是人类心身能力的延伸，而使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以及丰富成为可能的恰恰是教育。人的成长过程正是人接受教育、“文化化”的过程。被称作“中国社会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第一人”[9]的费孝通先生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他最早于上世纪30年代就利用在村里和农民的往来，通过人类学的方法调查发现：在农村，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助益，从而导致这种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10]。时至今日，这样的矛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广大嵌入村落中的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制度化学校俨然成了一座座“文化孤岛”，与其所在的民族文化的社区显得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必须改善过去那种从书斋到书斋的类似纯粹智慧演习的研究倾向，重新树立人类学的文化观，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存在的制度化教育文化与非制度化教育文化的不连续性因素，制定相关教育政策。

在泰勒（Edward Tylor）看来，“‘学习文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看书识字’，而且还是获取知识经验从个体成为社会一员的过程。与这一文化学习程序对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术语分别是‘濡化’（encultur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从这一专业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文化学习’的真正内涵，可为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和目标、适时调整教育内容、扩展教育空间、公正对待教育对象、摒弃不合理和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11]。的确，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建立在人生观、社会发展观基础之上的教育观的外化与展现，具有文化的一般结构。教育观中的教育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同时也体现着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多种教育价值观相互碰撞、冲突与融合形成的合力会制约特定时空中具体教育的培养目标，并支配这种特定教育的具体样态。因此，既不能想当然地以国家或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以客位文化教育观来理解某个民族的教育，也不能想当然地以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理解其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不将特定民族的教育问题简单化。

三、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范式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

教育研究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与探究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比较教育研究对“质性研究”的关注。最早对人类学研究方法予以关注并主张教育研究向其借鉴的是加拿大比较教育学家梅伊曼（V. Masemann）。他在《论人类学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运用》一文中一是极力倡导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二是首次提出并使用“学校民族志”概念，要求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学校教育[12]。后来，在其《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一文中，他要求运用人类学实地考察中的‘结构性观察’和‘非结构性观察’等方式搜集资料，最终完成对相似或相异教育的比较与理论建构”[12]。在国内，一些研究者将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运用到具体的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直接、真实地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并在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完成定向理论分析。他们认为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有独特的贡献 [13]。

因此，有学者发出这样的倡议：“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应该更多强调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提倡进行更多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类学范式指导下的有扎实田野工作的个案研究”[14]。这里所言的研究范式便是指人类学的基于“实地调查”（field work）的人种志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注重实地的调查研究，将视线置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行为，把对教育现象的搜集与整理视为重要的研究步骤。这与重视理论推理，重视逻辑的严密性、理论的普适性的思辨式研究是不同的。思辨式研究往往过分关注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而使学术研究容易脱离生活实际，成为“书斋”里的学问。人类学的“实地”研究范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者的信念及其科研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弥补思辨式研究的不足。具体来讲，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范式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跨文化研究，即将众多不同研究者收集的人种志资料放在一起，进行统计、比较，从而发现、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间教育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从不同文化多角度审视教育问题，能超越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借由新的思维方式、学科体系研究教育问题。二是实地研究和参与观察，即要求研究者深入到某一文化人群中去，摒弃单纯的理论想象和假设推断，通过与当地人长期（至少一年，即一个农业周期或一个牧业周期）深入地接触与了解，融入其生活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深度考察其教育与周围社会文化环境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搜集、记录和整理当地人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事件，获得第一手资料。三是注重个案研究，即采用释义学（hermeneutics）的方法，摒弃那些宏大叙事式的抽象论述，强调在大量教育事实、现象以及意义世界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从而深入剖析个案，并形成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综上所述，人类学所持的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文化现象与教育现象的普遍规律性及其不囿于本民族文化的相对主义立场，为教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

[1]邹进. 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30.

[2]车玉玲. 总体性与人的存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37.

[3]冯增俊. 教育人类学教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130.

[4]佚名. 学记释义[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1.

[5]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250.

[6]米夏埃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M]. 张乐天，译.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8：4.

[7]袁建伟. 中国教育的人类学考察――庄孔韶教授访谈录[J]. 思 想战线，2002（6）：48-52.

[8]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221.

[9]钱民辉.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J]. 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2-47.

[10]费孝通. 学术自述与反思[Z]//费孝通学术文集. 北京：三联书 店，1996：206.

[11]潘天舒，熊力勤. 人类学与教育研究：基于文化观和田野体验 的洞见和启示[J]. 复旦教育论坛，2011（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