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贸易论文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

[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三角贸易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2-0058-10

一、引言

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是指本国（地区）的贸易商经营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而不经过该贸易商所在国家（地区）。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离岸贸易的显著特点是交易所涉货物并不进出贸易商的经营所在地。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是全球贸易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离岸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中间商贸易方式，中间商主要利用其庞大、发达的贸易网络在交易领域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极富吸引力的简单税制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等优势。香港一举成为全球贸易中间商的集聚之地。贸易中间商的汇集催生了香港离岸贸易的繁荣，据最新的《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贸易额达3.89万亿港元，超过同期转口贸易额（2.96万亿港元），继续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方式。

香港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密不可分，随着大陆与香港紧密经济合作的推进，大陆已成为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最主要的来源地和目的地。如表1所示，2002～2010年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销售价值中来自大陆和销往大陆的平均比重为38.2%和56.5%；而且，以大陆为货物来源地的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中，经分判加工安排生产（Manufactured through sub-contract processing arrangement）的比重超过40%。

经分判加工安排生产的比重如此之高，表明香港的离岸贸易与其对大陆的FDI输出密不可分。香港贸易中间商凭借全球贸易网络优势承接海外订单，并通过FDI的方式在大陆投资建厂，利用内地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加工、组装和制造，然后将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考虑到运输成本因素，这些产品通常在大陆产地直接付运，不会进出香港，从而形成离岸贸易。

基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成熟度等原因，珠三角地区一直是香港FDI流人大陆的主要目标区域。本世纪初的前几年里，珠三角地区吸引香港FDI金额占大陆吸引香港FDI总额的比重甚至一度达到50%左右，尽管近年来该比重有所下降，但从存量上看，珠三角地区吸引香港FDI的规模仍然大大超过内地其他省市。如图1所示，2000-2010年广东累计吸引香港FDI总额达840亿美元，占全国吸引香港FDI总额的比重达28%，明显高于江苏、浙江等其他沿海主要省份。因此，珠三角地区是香港离岸贸易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主要辐射区域，研究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显得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和待检验理论假设

当前，国内外关于离岸贸易的研究文献较少，但不乏关于离岸贸易的行为主体——贸易中间商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贸易中间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第一，强调贸易中间商的信息网络效应，认为贸易中间商利用其庞大的全球信息网络优势，将专业化的贸易信息传递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商，减少了贸易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其产业发展（如Samiee，1993：Feenstra&Hanson，2004；Ellis，2010）；第二，强调贸易中间商的市场创造效应，认为专业的贸易中间商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引入了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唤醒了它们沉睡的生产潜能，并为它们的生产开拓了新的国际市场，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Casson，1997；Hsing，1999；Guex，1998；Sluyterman，1998）；第三，强调贸易中间商的经济催化剂效应（Catalytic Contribution），认为贸易中间商会将信用机制、营销技术、分销基础设施等先进要素引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分销渠道，从而克服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分销体系不完善和效率低下的劣势，进而促进其产业发展（Sharma&Dominguez，1992；Ellis，2003）。

由于离岸贸易的主体是贸易中间商，因此不管采用何种贸易方式，贸易中间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是一致的，即离岸贸易将对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是，现有关于贸易中间商的研究文献中，背后几乎都隐含了一个同样的假设，即贸易中间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制造业，这可能因为贸易中间商总是伴随着FDI的输出进入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早期的FDI流入通常都是投资于制造业。

事实上，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城市群产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它对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由于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制造加工基地之一，并且在县、镇一级区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如佛山南海大沥的铝材产量已占全国的40%以上，中山古镇的灯饰销量已占全国的60%以上，江门恩平的麦克风已占全国销量的70%以上，因此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县、镇一级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并且通过发挥香港贸易中间商的信息网络效应和市场创造效应，将显著推动这些地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离岸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货物在产地直接付运，原来需经过香港转口的相当部分的货物现在不再经过香港，因此珠三角地区的货物将选择在深圳和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港口清关，从而推动这些中心城市的国际物流、货物保险、质量检验、贸易展示等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的细分和发展，所以香港离岸贸易对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提出两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一（H1）：香港离岸贸易将对珠三角区域的产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理论假设二（H2）：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不同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它对珠三角中心城市深圳、广州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对其他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

三、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是以产业规模（GDP）作为产业发展的衡量指标，所以可以将传统的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理论模型构建的基础。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Solow，1956；Romer，1986；R.Lucas，1988），生产要素的范畴得到广泛的延伸，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而且还包括全球信息网络、国际市场渠道、商业环境等现代经济要素，而后者将直接影响生产效率水平的高低。因此，虽然离岸贸易本身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但它通过发挥贸易中间商的信息网络效应、市场创造效应和经济催化剂效应，显著地改善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商业环境，促进了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从而成为影响其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Barro&Sala-I-Martin，199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借鉴熊俊（2005）对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扩展分析的基础上，将离岸贸易看作是影响投入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并将其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得出拓展后的新生产函数：

Yit=Aeλ*OTKαitLβit （1）

上式中i表示产业，Yi为i行业的GDP，此处只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行业：t表示年份；A为效率系数；K和L分别表示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OT表示香港离岸贸易额；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代表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城市产业GDP的影响系数；A、α、β、λ为常数，A>0，0

为了获取更多的观测值，增加估计量的抽样精度，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进行实证分析，（1）式计量模型的对数形式表示如下：

LnYjit=LnA+αLnKjit+βLnLjit+λ×OTjit+εjit （2）

式（2）中，j表示横截面，包括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9个地级以上城市下辖的48个区县；t表示年份，包含200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εjit表示残差项。

同时，为度量香港离岸贸易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影响的差异，本文将原始数据分成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组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2000～2009年珠三角地区48个区县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Y表示各区、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GDP值，以消除价格变动后的实际GDP值作为变量；劳动投入L的指标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各区县制造业和服务业GDP数据和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据均来源于国研网一区域经济数据库，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香港离岸贸易额（OT）的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历年《香港离岸贸易统计报告》。

此外，在度量产业发展的要素贡献时，对资本存量的估计略显复杂。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资本存量K广为使用的估算方法是1951年Glodsmith创立的永续盘存制，其计算公式为：

Kt=It+（1-η）Kt-1 （3）

其中K1和Kt-1分别表示第t年和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η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如何确定该公式中的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和当年投资显得非常重要，因为采用方法的不同通常会导致差异明显的结论（张军等，2003）。由于以下计量分析中使用面板方法，涉及到各地市数据，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获得性，本文估算基期资本存量数据时，使用“资本产出比”方法进行推算，以1999年为基期确定资本产出比为2.5，即各地市基期资本存量K1999定为样本第一期2000年实际GDP的2.5倍；各期投资I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1999年为基期。

在折旧率方面，由于各区县的资本消费存在较大差异，采用国家统一的折旧率无法反映出这种差异性，本文借用宋海岩等（2003）的方法，以官方公布的3.6%的折旧率为基础，通过引入各地市GDP实际增长率来反映地区间折旧率的差异，因为资本的物理折旧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于是公式（3）演变为公式（4）：

Kit=Iit+（1-η-Git）Ki，t-1 （4）

其中i为区县，Git表示第i个区县在时期t的实际GDP增长率。区县资本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各区县历年统计年鉴，根据公式（4）计算。

（三）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公式（2）进行面板模型回归，就面板数据而言，对模型形式的设定十分重要，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所要模拟的经济现实相距甚远。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混合数据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本文根据公式（5）和公式（6）构造的F1、F2统计量来选择模型。

当F2的值小于临界值时，选择混合数据模型；当F2值大于等于临界值时，继续看F1值大小，当F1值小于临界值时应选择变截距模型，否则应选择变系数模型。基本模型设定后，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的取舍则参照Hausman检验值进行判断。

1 对珠三角地区城市群48个区县全体样本的回归。

对珠三角地区城市群48个区县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模型回归，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t检验，系数分别为0.65和0.69，这与包群等（2003）和姚树洁等（2006）估算出的全国资本产出弹性处于0.6～0.7之间的结果相吻合。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LnLji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1和0.35，这表明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GDP将分别增加0.41和0.35个百分点，略高于姚树洁等（2006）估计全国劳动产出弹性处于0.26～0.31之间的水平，这可能因为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使得其劳动产出弹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OTjit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t检验，系数分别为0.23和0.14，表明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一（H1）”得到了验证。当然，从比较结果来看，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制造业产出的正面影响要显著高于服务业。

2 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区县两组样本的回归。

为进一步分析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区县产业发展影响的差异，本文分别对该两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比较。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中心城市组的资本产出弹性（0.72和0.70）都显著高于非中心城市组的资本产出弹性（0.64和0.67），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资本相对更倾向于集聚区域中心城市。与之相反的是，非中心城市组的劳动产出弹性（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为0.41和0.40）要明显高于中心城市组的劳动产出弹性（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为0.36和0.35），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非中心城市的区县形成了诸多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从而需要大量劳动力与产业发展相匹配。

OTjit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区县产业影响系数的比较。中心城市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OTjit系数分别为0.09和0.18，表明香港离岸贸易每增加1个百分点，珠三角中心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际GDP将分别上升0.09和0.18个百分点；而非中心城市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OTjit系数分别为0.28和0.04，意味着香港离岸贸易每增加1个百分点，珠三角非中心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际GDP将分别上升0.28和0.04个百分点。这表明，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反映在服务业上，而对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此处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二（H2）”相吻合。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三角贸易论文篇（3）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地实施。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选择上，民族国家总是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今，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蒂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使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领域，国外拥有大量文献,国内文献也日渐丰富,所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对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2、赵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摩擦[M].商务印书馆,2003.

3、赵建.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4、施建淮.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J].国际经济评论,2005:7-8.

5、卢艳玲.加入WTO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特点、原因及对策分析[J].北方经贸,2005(3).

三角贸易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030-03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虽然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且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实体，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目前，理论界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二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我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产品主要出口欧盟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果出口出现问题，那么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必定会受到影响，国内经济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特点？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本文选择了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珠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世界经济新形势下珠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发展对策。

一、国内外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针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很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瑟泽认为，中国贸易盈余的迅猛增加反映了中国在贸易上的很多比较优势。美国企业研究所利维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提供了成本很低的产品，这些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大部分取代了以前由别的亚洲国家生产的类似产品。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国家统计局杨京英等人认为，珠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基地，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60%以上。从外贸依存度来看，珠三角地区经济明显依赖出口，对外贸易在该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章喜提出，要把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应借鉴国外城市群组团式发展的经验，从区域内空间、资源分散管理迈向统筹管理，从而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同台竞争。广东社会科学院游霭琼指出，当今珠三角的制造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目标仍非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要发展出口贸易，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和产业转移。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制造业蓬勃发展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珠三角地区现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其中，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科技制造业发展迅猛。珠三角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已占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的96.8%；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值在全国的比重分别达32.1%和25.1%，居全国第一位，初步形成了现代的IT企业群和家电企业群。珠三角IT类和家电主要产品产量均占全国的19%以上。“由现在的发展状况看，珠江三角洲地区无论是在传统的制造业产品方面，还是在现代新兴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方面，都正在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根据弗农、威尔斯等经济学家的制成品周期理论，在制成品贸易的第五阶段，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不断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并逐渐成为净出口国。如今的珠三角地区在制成品贸易中正处于这个阶段。

（二）出口贸易快速发展

199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总额高达384.6亿美元，占全省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76.6%；实际利用外资87.98亿美元，分别占全省、全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8%和24%。“十五”期间，珠三角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出口依存度由2000年的94.98%上升到2005年的100.61%。2005年，珠三角出口额达2273亿美元，占全省的95.4%。

（三）国际金融危机下珠三角地区出口贸易经济状况

2008年对珠三角地区经济来讲是起伏跌宕的一年。在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以加工贸易为鲜明特色的珠三角经济成为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灾区。

2008年，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依存度达到155%。据海关统计，广东省2008年前三季度出口总额为30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5％，增幅回落了10.9个百分点，如此大的回落幅度多年来罕见。由于出口订单大幅减少，2008年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关闭数量较多的地市分别是东莞市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市704家、汕尾市587家、佛山市526家以及潮州市432家。

三、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地理区位因素

珠江三角洲位于珠江流域的入海口，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形成了既有桥头堡又有巨大腹地的流域经济体，流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此外，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澳门。其经济发展得益于香港经济的发展。以深圳为例，香港的“三来一补”启动了深圳工业化的进程，香港的资金和信息造就了深圳外向型经济的雏型。在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中，港资占了近70%；进出口贸易中，对港澳进出口贸易占80%；“三来一补”企业中，属于港资兴办的占了90%。此外，深圳的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无不渗透着“香港因素”的作用。

（二）政策优势因素

三角贸易论文篇（5）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结合不仅可以对贸易波动产生的风险的进行分散，而且FDI通过其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作用，可以促进出 口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四大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对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服务长三角和服务全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服务全国，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三角地区己成为世界所承认的全球第六大都市圈，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军区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继续克服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摩擦升温等不利因素，积极应对挑战，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良好态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剧增，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猛。

在对外贸易方面，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占据极其重要地位，为我国出口创汇，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长三角区域全年进出口贸易额9255亿美元，增长14. 4%，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36. 1%，占包括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内的三大经济圈贸易总额比重的47.1%0 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长三角地区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8043. 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 1%，低于全国下降率0. 8个百分点，外贸总量占全国36. 4%，较2008年略有提升，外贸吞吐量总体加快回升。

在利用外资方面，长三角区域外商投资规模稳定增长。随着长三角投资环境持续改善，长三角在基建与服务资源、社会文化及资源环境等方面优势尤为明显，长三角地区以其完善的产业布局和强大的经济活力，令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该地区充满信心，外商投资企业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重要的驱动力。另外人民币的升值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的结算更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截至2008年底，长三角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13万户，占整个东部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总户数的36. 6%，到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合计458亿美元，占全国的51%，长三角区域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需求旺盛，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呈迅猛增长态势。

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上，苏浙沪三地依据各自的特点，实行错位发展。作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引资区域，长三角区域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速，外商来长三角区域直接投资的比例逐年上升，同时，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结构在不断变化，越来越侧重于大型项目，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及“高智”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这些对长三角能够推动全国服务业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是为全国提供服务、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不仅关系到上海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上海如何为全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平台，为获得贸易利益提供服务。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建设任务，不仅对上海贸易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还会更大地发挥上海口岸的功能作用，带动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而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能进一步推动上海航运行业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使之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健康蓬勃发展。与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相互促进发展。

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应该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承载体;要素齐全、交投活跃的大平台:连接国内国外市场的主通道。这个中心应该具有辐射和服务长三角及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功能。三大中心的统筹规划、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必定会使上海成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

近年来，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将投资与贸易的方向相结合是这个时代新兴投资方式的一大发展特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将使得企业由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发展为大型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这将使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不断增加。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为了壮大自身规模、降低经营风险，往往采用横向购并的形式，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往往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形式。

(一)贸易投资一体化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贸易投资的增加对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贸易投资一体化能打破区域间贸易的隔阂，这为长三角区域内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长三角的资本存量将会有很大的增加，这十分有利于长三角的发展。

1、吸纳大量就业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呈现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从而缓解就业压力，维持社会的稳定。FDI的涌入，将使这个区域的经济投资更加的活跃;三资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大型企业的建立为长三角的贸易带来更大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直接效应是提高了就业水平，间接效应体现在大型企业通过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了投资，就有了发展的第一步。

2、促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升级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同时，与FDI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该地区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3、扩大了外资规模，改善外贸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长三角的产业分布也因外资的投入发生了变化，规模有所增大。同时外企的加入使长三角的经济更加繁荣，经济形式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FDI企业的加入，有助于我国外贸产品的质量与技术提升，这就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外商投资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和资源开发导向转为技术创新导向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导向投资，在长三角地区以制造业为特色的区域，外资更多的倾向于电子电气机械行业。这和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趋于制成品是相辅相成的。此外外资企业为政府提供了一笔较为可观的税收收入，是政府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长三角建设的重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可以借用这个平台进行合理规划建设。尽管我们国家一直致力于加强长三角区域的建设，但是长三角区域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瓶颈，如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等问题。要打破这些瓶颈，首先就要内外贸易一体化，消除各省市间的隔阂。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首要条件就是贸易投资体制的一体化，这是上海贸易中心建设与长三角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必须以长三角区域作为腹地支撑，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力与集聚力，促进地区之间贸易资源共享与联动发展，使上海长三角区域对接国际市场的主要据点，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并使这一区域的实体经济能同时适应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因此，在依托长三角的背景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发展及贸易体制的一体化来保证。

三、结论及建议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下，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又将为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提供契机。同时，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反过来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实现长三角区域合作，在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进程中争取共建共赢，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因为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还因为只有满足了各地的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才能顺利建成。因此，_仁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需要实现长三角贸易投资的联动发展，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为实现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应该做到:

(一)长三角服务贸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长三角服务贸易要引进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服务产品。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逐步放宽市场准人限制。在软件开发、跨境外包、物流服务等行业，让外资充分参与，促进发达国家开放更多的劳务市场。长三角企业积极利用外资进人我国服务领域的溢出效应，提高长三角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

(二)加强保税区的建设和发挥其作用

目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建设日益完善。为了进一步推动保税区的发展，国务院和国家海关总署正在推出新的政策，新政策将着眼于促进出口采购型物流发展。保税区的建设以及其功能的发挥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举足轻重。_上海洋山港保税区自2005年获批复建设以来，目前仍处于建设中。建设洋山深水港区是一项国家战略，是上海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加速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关键性举措之一。同时，洋山保税港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

(三)加强长三角国际贸易协调政策管理

三角贸易论文篇（6）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结合不仅可以对贸易波动产生的风险的进行分散，而且FDI通过其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作用，可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四大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对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服务长三角和服务全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服务全国，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三角地区己成为世界所承认的全球第六大都市圈，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军区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继续克服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摩擦升温等不利因素，积极应对挑战，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良好态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剧增，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猛。

在对外贸易方面，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占据极其重要地位，为我国出口创汇，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长三角区域全年进出口贸易额9255亿美元，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36.1%，占包括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内的三大经济圈贸易总额比重的47.1%0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长三角地区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804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1%，低于全国下降率0.8个百分点，外贸总量占全国36.4%，较2008年略有提升，外贸吞吐量总体加快回升。

在利用外资方面，长三角区域外商投资规模稳定增长。随着长三角投资环境持续改善，长三角在基建与服务资源、社会文化及资源环境等方面优势尤为明显，长三角地区以其完善的产业布局和强大的经济活力，令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该地区充满信心，外商投资企业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重要的驱动力。另外人民币的升值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的结算更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截至2008年底，长三角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13万户，占整个东部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总户数的36.6%，到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合计458亿美元，占全国的51%，长三角区域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需求旺盛，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呈迅猛增长态势。

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上，苏浙沪三地依据各自的特点，实行错位发展。作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引资区域，长三角区域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速，外商来长三角区域直接投资的比例逐年上升，同时，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结构在不断变化，越来越侧重于大型项目，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及“高智”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这些对长三角能够推动全国服务业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是为全国提供服务、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不仅关系到上海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上海如何为全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平台，为获得贸易利益提供服务。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建设任务，不仅对上海贸易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还会更大地发挥上海口岸的功能作用，带动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而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能进一步推动上海航运行业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使之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健康蓬勃发展。与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相互促进发展。

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应该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承载体;要素齐全、交投活跃的大平台:连接国内国外市场的主通道。这个中心应该具有辐射和服务长三角及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功能。三大中心的统筹规划、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必定会使上海成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

近年来，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将投资与贸易的方向相结合是这个时代新兴投资方式的一大发展特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将使得企业由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发展为大型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这将使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不断增加。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为了壮大自身规模、降低经营风险，往往采用横向购并的形式，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往往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形式。

(一)贸易投资一体化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贸易投资的增加对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贸易投资一体化能打破区域间贸易的隔阂，这为长三角区域内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长三角的资本存量将会有很大的增加，这十分有利于长三角的发展。

1、吸纳大量就业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呈现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从而缓解就业压力，维持社会的稳定。FDI的涌入，将使这个区域的经济投资更加的活跃;三资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大型企业的建立为长三角的贸易带来更大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直接效应是提高了就业水平，间接效应体现在大型企业通过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了投资，就有了发展的第一步。

2、促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升级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同时，与FDI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该地区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3、扩大了外资规模，改善外贸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长三角的产业分布也因外资的投入发生了变化，规模有所增大。同时外企的加入使长三角的经济更加繁荣，经济形式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FDI企业的加入，有助于我国外贸产品的质量与技术提升，这就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外商投资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和资源开发导向转为技术创新导向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导向投资，在长三角地区以制造业为特色的区域，外资更多的倾向于电子电气机械行业。这和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趋于制成品是相辅相成的。此外外资企业为政府提供了一笔较为可观的税收收入，是政府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长三角建设的重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可以借用这个平台进行合理规划建设。尽管我们国家一直致力于加强长三角区域的建设，但是长三角区域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瓶颈，如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等问题。要打破这些瓶颈，首先就要内外贸易一体化，消除各省市间的隔阂。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首要条件就是贸易投资体制的一体化，这是上海贸易中心建设与长三角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必须以长三角区域作为腹地支撑，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力与集聚力，促进地区之间贸易资源共享与联动发展，使上海长三角区域对接国际市场的主要据点，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并使这一区域的实体经济能同时适应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因此，在依托长三角的背景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发展及贸易体制的一体化来保证。

三、结论及建议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下，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又将为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提供契机。同时，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反过来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实现长三角区域合作，在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进程中争取共建共赢，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因为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还因为只有满足了各地的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才能顺利建成。因此，_仁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需要实现长三角贸易投资的联动发展，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为实现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应该做到:

(一)长三角服务贸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长三角服务贸易要引进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服务产品。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逐步放宽市场准人限制。在软件开发、跨境外包、物流服务等行业，让外资充分参与，促进发达国家开放更多的劳务市场。长三角企业积极利用外资进人我国服务领域的溢出效应，提高长三角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

(二)加强保税区的建设和发挥其作用

目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建设日益完善。为了进一步推动保税区的发展，国务院和国家海关总署正在推出新的政策，新政策将着眼于促进出口采购型物流发展。保税区的建设以及其功能的发挥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举足轻重。_上海洋山港保税区自2005年获批复建设以来，目前仍处于建设中。建设洋山深水港区是一项国家战略，是上海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加速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关键性举措之一。同时，洋山保税港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

(三)加强长三角国际贸易协调政策管理

三角贸易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三角贸易论文篇（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07JCGAT001)；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7807090005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课题(07Q3)；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006JSYJ030)

作者简介：王鹏(1977-)，男，福建福清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港澳台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6；F12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40-04　收稿日期：2007-11-28

一、引言

自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最早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引入引力模型后，引力模型就被广泛用于评估贸易影响因素、鉴别贸易集团效果以及分析贸易模式等领域。近几年来，引力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传统要素禀赋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实际贸易现象，如Longo等(2004)在拓展的引力模型中研究了基础设施、经济政策及政治局势对非洲内外部贸易的影响；Antonucci等(2006)认为引力模型适合分析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模式，但其与欧盟间的贸易并非因为签署关税贸易协定而得到改进；Huang(2007)通过引力模型解释了运输成本和不熟悉情况是造成地理距离和双边贸易流量呈负相关的原因等。

我国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运用引力模型进行研究：一是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流量和出口潜力，如盛斌等(2004)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了估算。二是研究中国与主要区域贸易组织(如东盟、APEC)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程度，如姜书竹等(2003)对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估计和考察。三是研究中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相互贸易所产生的效应，如田贞余(2005)将我国大陆与香港地区出口的实际值与模型估计值进行比较，并验证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等。

尽管学者们不断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但有一些学者却认为模型本身缺乏理论基础。在Berg―strand(1985)运用Armington假设并首次阐述了(贸易)引力模型的微观基础之后，Helpman等(1985)、Deardorff(1995)以及随后的一些学者分别从产业内(间)贸易、垄断竞争及偏好选择等角度对引力模型进行了理论拓展，模型的理论根基已日渐稳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分析和预测诸如双边贸易流量等问题。

香港回归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和合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尤其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深入实施，为两地经贸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则进一步加强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①与香港之间的区域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规模、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在与香港进行双边贸易时所受的影响因素也不一样。因此，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构建相关检验模型，对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总结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的发展经验，更是对新形势下制定进一步扩大两地经贸往来发展战略与策略的超前探索，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其中，xij表示国家i(出口国)对国家j(进口国)的出口额；A是常数项；Yi表示国家i的国内生产总值(GDP)，Yj表示国家j的GDP；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距离，通常用两国经济中心或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表示。

为了满足线性化估计的需要，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其中，lnXij、lnYi、lnYj和lnDij分别是Xij、Yi、Yj和Dij的自然对数形式；β0、β1、β2和β3，是回归系数；uij是标准随机误差。

若在(2)式中加入反映政策、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一系列解释(虚拟)变量，可以得到扩展的引力模型，而这些变量将起到促进或阻碍双边贸易的作用。本文以Linnemann(1966)引力模型为基础，并对模型进行扩展与修正，构建反映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的引力模型为

其中，LnXih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对香港的出口总额，LnXhi为香港对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出口总额。各解释变量中，Yi和Yh表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的名义GDP，反映出口供给能力或进口需求能力，并且GDP(经济规模总量)越大，潜在的出口能力或进口能力越大，双边贸易流量也越大，因此系数β1和β2的预期符号为正值。Yi/Pi和Yh/Ph表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的人均GDP，反映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本――劳动比例(资源禀赋差异)，系数B，和B。应有正的预期符号。IITih表示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反映由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双方需求水平的接近程度，该值越小，相互需求越大，由此产生的双边贸易流量就越大，因此系数B5的预期符号为负值。Dih表示绝对距离，即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直辖市或首府与香港之间的球面(直线)距离，反映运输成本的高低，是阻碍贸易的重要因素(“阻抗因子”)，系数B6的预期符号也为负值。PPRD表示虚拟变量(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贸易双方若同属于该组织，取值为1，否则为0；由于优惠贸易安排的贸易扩大效应，双边贸易流量将会上升，因此B7应有正的预期符号。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即在样本数据中，既包

括2004年和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每一年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由于内地部分地区的相关数据不全，本文仅选取24个省市(自治区)与香港的双边贸易额作为截面数据(因变量)，可行性在于：一是所选取的24个省市(自治区)均是与香港保持密切贸易关系的地区，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约占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总额的95％以上，有利于对样本数据进行估算与分析；二是这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规模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并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虚拟变量”)的内地9个签署成员均包含在内，因此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所选取的24个省市(自治区)空间分散范围较广，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性特征。

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的双边贸易额数据(Xih、Xhi)取自商务部主编的《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2006年)，各省市(自治区)的GDP和人均GDP数据(Yi、Yi/Pi)取自国家统计局主编的《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2006年)，香港地区的GDP和人均GDP数据(Yh、Yh/Ph)取自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国民收入统计组(censtatd.gov.hk)，以上数据均以当年市价或汇率计算(换算)而得。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绝对距离(Dih)数据来源于地理专用软件Win-Globe v2.1。虚拟变量(PPRD)的取值中，除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及香港取值为1外，其余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均取值为0。

(二)实证检验

首先，运用统计软件SPSSl2.0对包含7个解释变量的引力模型进行OLSE回归检验，结果如下(注：括号内为统计值；**表示符合5％的显著性水平)

(5)式和(6)式显示，反映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的引力模型中，大部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具有与预期相符的符号，显著性较高，拟合优度尚可，说明模型可以部分解释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问题。但是，以上回归结果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在两组模型中，香港GDP的对数LnYn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不符，并且与香港人均GDP的对数Ln(Yn/Pn)的回归系数都存在方差扩大因子很大的特点，因此可以判断这两个变量属高度相关，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反映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人均收入水平相似度的LnIITih，其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不符，并且t统计值很小，达不到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显著性程度较低；三是两组模型回归结果的DW值都较低(0.5左右)，说明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考虑到LnYn与Ln(Yn/Pn)高度相关以及某些变量统计值过低，本文采取“倒向法”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除，即从初始模型回归方程开始连续每次减少一个变量，标准是其t统计值不显著且最小，直到新方程中所有变量回归系数均具有较显著的统计值。根据这一原理，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LnYn和LnIITih，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

(7)式和(8)式显示，在未改变引力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剔除解释变量lnYh和LntlTih后所得到的回归检验结果有了较大改进，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与预期符号相符，方差扩大因子都较小，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F统计值很大，t统计值显著提高，并且都符合5％的显著性水平。特别是，由于lnYh与ln(Yh/Ph)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随着前者的剔除，后者的统计值明显增加。同时，两组模型回归结果的DW值也相应提高(接近于2)，表明修正后模型的自相关问题得到较好改善。因此，剔除解释变量lnYh和lnIITih后的两组引力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

四、检验结果分析

修正后的两组引力模型的线性拟合结果表明：第一，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GDP和人均GDP(Yi、Yi/Pi)、香港人均GDP(Yh/Ph)、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绝对距离(Dih)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PPRD)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但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在内地对香港出口贸易中，各影响因素按解释程度高低依次是Yh/Ph、Yi/Pi、Dih、Yi及PPRD；而在香港对内地出口贸易中，各影响因素按解释程度高低依次则是Yh/Ph、Y/Pi、PPRD、Dih及Yi。

第二，无论是内地对香港出口，还是香港对内地出口，香港人均GDP(Yh/Ph)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人均GDP(Yi/Pi)均是影响两地双边贸易流量的最主要因素，这也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出口能力相应增强，对进口需求的数量和反映规模经济的差异产品进口随之提高。若从香港人均GDP角度考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每增加1％会促使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对港出口或进口分别增加10.121个百分点和7.001个百分点；若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人均GDP角度考察，其每增加1％对两地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程度相对小些，但也将分别增加1.274个百分点和2.253个百分点。由于香港人均GDP的基数值较高，因此其每增加1％对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的引力效应相对就较大。

第三，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绝对距离(Dih)在双边贸易中是明显的“阻抗因子”，成为阻碍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且是惟一的负相关因素。绝对距离每增加1％，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对港出口或进口将分别减少0.794个百分点和0.712个百分点。通常意义上，空间距离越大则运输成本越大，信息交流越困难，相互文化差异也越大，从而限制相互贸易往来。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内地距离香港最近的省份是广东省，粤港贸易长期占据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总额的60％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距离香港相对较远的内地省市(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上海市、天津市等)，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在显著增加。这种现象除了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相较内地其他地区要高，在出口能力和进口需求方面具有较强的引力效应等内在原因外，交通运输科技的改进、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社会信息化的运用等外在原因，也减少了这些地区与香港双边贸易的(距离)阻隔系数，促使贸易流量不断增加。

第四，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经济规模总量即GDP(Y．)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的紧密程度。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经济规模总量每增加1％，会促使对港出口或进口分别增加0.793个百分点和0.512个百分点。由于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有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之分，因此它

们之间的贸易引力效应来源不同：在直接贸易的情况下，来源于地区间的经济规模总量(GDP)产生的商品供给和需求能力；在转口贸易的情况下，来源于商品最终生产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产生的商品供给能力，以及商品最终消费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产生的商品需求能力。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多属转口贸易，香港经济规模总量对于转口贸易流量没有决定性影响，反而是这种转口贸易流量的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香港的经济规模总量。

第五，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虚拟变量――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PPRD)的建立对于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香港对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出口过程中，这种区域间贸易伙伴制度安排所产生的贸易扩大效应(包括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更加明显，显著性甚至超出绝对距离(Dih)和经济规模总量(Yi)等解释变量。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成立三年多来，各成员纷纷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区障碍，建立起健康、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随着CEPA及其补充协议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将全面推进，内地与香港的双边贸易也将更加密切。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引力模型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构建反映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的引力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通过合理选择解释变量后所构建的引力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问题。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GDP和人均GDP、香港人均GDP、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绝对距离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但影响程度各有不同。

2　香港人均GDP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人均GDP是影响两地双边贸易流量的最主要因素。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GDP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双边贸易的紧密程度，但在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情况下，两地双边贸易的引力效应来源不同。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绝对距离是阻碍双边贸易流量的负相关因素，但其阻碍效应还受到其他内外在原因的影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与香港双边贸易流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香港对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出口过程中，该解释变量产生的贸易扩大效应更加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特别是在CEPA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效应下，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和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和深化。尽管空间距离制约着内地不少省市(自治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往来，但在一定时期内，香港作为内地重要的转口贸易中介地区的地位不会改变。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内地与香港只有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扩大两地经贸往来，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两地经济的共同繁荣。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三角贸易论文篇（9）

关键词： 国际贸易；术语；风险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terminology；risk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1-0311-02

0 引言

国际贸易是一国或地区同别国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货物与服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大多数情况下，不能面对面交易。是通过一定的中间人进行交易的，在买卖双方交易的过程中，谁负责租船订舱、谁负责办理货物运输保险等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问题。如果国际贸易中的每笔交易都对买卖双方的责任进行反复洽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一系列的国际贸易专业术语，用来表示商品成交价格构成以及买卖双方所承担的风险、费用和责任。

根据国际商会的《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简称《2010通则》）的规定，目前使用的国际贸易术语共有11种。按照卖方所承担义务的不同，国际贸易术语可以分为E、F、C、D四组，在这11种贸易术语中，使用较多的是FOB、CFR、CIF、FCA、CPT和CIP六种，其中FOB、CFR和CIF使用最多。在该种形势下，对这三种术语进行比较分析。

1 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语的异同点辨析

1.1 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语的共同点 根据《2010通则》可以总结得知，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

语的共同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FOB、CFR和CIF三种术语均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都适用于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②三种贸易术语的交货点都是装运港船上，风险点均以货物装到船上为界限，这时风险才由卖方转移到买方。③卖方均负责承担货物装到船上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费用。④卖方均负责向买方提交已按规定交货的清洁提单。⑤货物装运前后卖方均负责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⑥三种贸易术语的进口通关手续均由买方负责，出口通关的所有手续均由卖方负责。

1.2 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语的区别 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语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贸易术语所指向的港口性质不同 FOB术语所指向的港口是卖方所在国或地区的海港或河港，而CFR 和CIF术语所指向的港口是买方所在国或地区的海港或河港。为了容易区分和方便使用，CFR和CIF贸易术语所指向的港口应注明所属国别或地区，如维多利亚港，在

香港。

1.2.2 费用构成不同，报价不同

FOB价格=进货成本价+国内费用+净利润

CFR价格=进货成本价+国内费用+国外运费+净利润

CIF价格=进货成本价+国内费用+国外运费+国外保险费+净利润

1.3 保险费支付、办理不同 FOB、CFR术语中的保险费由买方负责办理，卖方应于货物装船前通知买方；CIF 术语中保险费由卖方负责办理并支付保险费，卖方按合同规定办理保险并将保险单交给买方。

1.4 租船订船不同 FOB术语中由买方负责指定船公司并安排船运，而CFR和CIF术语中则由卖方自主选择船公司。

1.5 装船通知告知买方的时间不同 FOB和CFR术语卖方在装船前需要告知买方装船内容、装船细节以使买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办理货物的海上保险，而CIF是由卖方负责投保，在货物装船后的几天内告知买方装船通知。

2 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语的应用

2.1 理论分析

2.1.1 立足于国家的角度 于国家整体角度来考虑三种贸易术语的应用，主要依据三种贸易术语，哪种可以使国家取得最大利益？我们从贸易的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首先是出口方面，CIF贸易术语的运输费和保险费由出口方负责，为了业务的便利，出口方会选择本国的货运公司对货物进行运输。同样，为了在投保范围内风险事件发生时能够得到及时索赔，出口方仍然会选择的国内的保险公司对货物进行投保。在出口业务下，出口方会推进国内运输业和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使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出口业务下，立足于国家的角度，我们选择的顺序为：CIF、CFR和FOB。出口与进口是相对应的，所以就进口而言，我们选择的顺序为FOB、CFR和CIF。

2.1.2 立足于企业的角度 于企业角度来考虑三种贸易术语的应用，主要是看哪种贸易术语使企业获得最大收益，面临最小的风险。我们依然从贸易的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是出口方面，FOB术语下，卖方一般只需要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将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在买方指定的装运港交至买方指定的装运船舶上，就完成了交货义务。货物是否能如期和安全到达目的港，责任与卖方无关。货物装到船上之后的风险和一切费用均由买方负责。而CFR和CIF术语下，卖方不仅要负责租船订舱，还要承担能否按期租到船订好舱或租好的船订好的舱能否到达装运港的风险。且CIF术语中卖方还要负责为货物投保。所以，以企业角度来看，采用FOB术语卖方的风险最小，CFR次之，CIF最大。相应地，就进口而言，采用CIF术语买方的风险最小，CFR次之，FOB最大。

2.2 实务分析

2.2.1 三种贸易术语之间的转换

由：FOB价格=进货成本价+国内费用+净利润

CFR价格=进货成本价+国内费用+国外运费+净利润

CIF价格=进货成本价+国内费用+国外运费+国外保险费+净利润

可知：

CFR价格=FOB价格+国外运费

CIF价格=FOB价格+国外运费+国外保险费=CFR价格+国外保险费

2.2.2 在佣金及折扣中的应用

单位货物的佣金价（折扣金额）=含佣价（折扣价格）×佣金比率（折扣比率）

净价（净收入）=含佣价（折扣价格）-单位货物的佣金额（折扣金额）

含佣价（折扣价）=净价（净收入）/（1-佣金比率（折扣比率））

2.2.3 与保险费的联合运用

由：CFR价格=FOB价格+国外运费

CIF价格=FOB价格+国外运费+国外保险费=CFR价格+国外保险费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保险金额=CIF价格×加成投保

可知：CIF价格=CFR价格/（1-加成投保×保险费率）

=（FOB价格+国外运费）/（1-加成投保×保险费率）

参考文献：

三角贸易论文篇（10）

一、 引言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将贸易经济专业列为目录内专业。实际上，贸易经济是我国开设较早的专业之一，经历了60多年的兴衰演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学科界限的模糊，我国贸易经济专业培养方向出现一定的偏差，本文仅从学制视角下探讨贸易经济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并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实践教育探讨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的未来方向。

 

二、 学制视角下我国贸易经济学科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 学制混淆。近年来各本科普通高校在人才培养中逐渐加强实践教学，特别是贸易经济这样的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的作用更加明显。然而现有对本科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多集中在具体操作方面，极易走向与高职高专等水平的院校趋同的误区。全日制本科生实践应当更加强调理论结合实际，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正反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在本科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环节，试图引导学生从创新视角出发，经历理论到实践、实践再到理论的途径，以培养实践能力较强的本科生为出发点，构建立体式、多任务的全日制本科生的实践教学体系。然而目前由于实践型教学体系的引导，很多贸经学科的实践内容与高职专业的趋同，造成了贸易经济学科定位低端，社会关注程度和重视程度不足的情况。

 

(二)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混淆。贸易经济专业另一个问题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界限的混淆。贸易经济学隶属于经济学学科范畴，然而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和管理学出现了同一化的趋势，经济学和管理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的目的进而带来的研究方法的不同。经济学研究的本质是福利问题，即对研究对象对社会、消费者、生产者等利益相关方的福利影响，但是管理学是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二者的研究重心不同。经济学更注重规范性，是解释现象和预测趋势，，强调理论的逻辑严密性和本质抽象性，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因此，在培养实践型人才，构建实践型教学体系时就走向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相混淆的误区，以本科毕业论文为例，贸易经济学专业的论文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思路较少，反而使用管理学分析框架，分析怎么办、是什么的论文较多，出现了边界混淆的情况。

 

(三) 教师队伍建设薄弱

 

1、科研方向不明确。贸易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不统一，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这是大背景的问题，即学科没有系统的研究传统和思路以及方法。这就造成了学科发展前沿的模糊，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研究方向不明确，还属于“游击战”的研究模式，使得科研创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削弱了贸易经济学科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2、实践能力缺乏。贸易经济特色专业的师资队伍力量薄弱，也使得贸易经济特色专业教学陷入困境。由于贸易经济专业长期受重理论、轻实践的办学理念思想的影响，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虽然近几年来，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张和学校规格的升级，各高校纷纷吸纳了大量的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经济特色专业教师不足的现状，但这些教师大多缺乏实践知识以及在企业的工作经验，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认识也不够深入，致使贸易经济特色专业教学的效果不理想。

 

(四) 特色性、专业性不突出。贸易经济学科存在特色性和专业性不突出的特点，与其他应用经济类专业区别不大，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和就业方向的模糊性。特色性、专业性不突出也会阻碍科研和教学的共生共长。

 

三、 学制视角下贸易经济学科建设改革思路

 

(一) 学制视角下构建科学化的实践教学体系。从贸易经济本科阶段教学的特殊性出发，在界定本科阶段实践教学特点的基础上，构建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的模式，专业课程与实践基地的衔接上进行改进，在理论课程中更多地引进贸易经济前沿理论，同时开设更多的选修讲座课，实现贸易经济专业的特色化和专业。对我校来说，在服务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大方针和导向下，针对现有的实践教学的现状，从全日制本科生实践特点的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了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平台的学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等，通过在具体课程教学中与对口的实践单位相联系，即解决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又避免了高职阶段仅重视低层次实践的弊端，可以使本科阶段学生真正将本门课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并再从实践中反馈意见，实现高层次的立体性实践教学。

 

(二)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科研方面，更加规范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研究方向，具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团队和国际合作活动，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前沿性。与国际上加强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在国内与相关单位加强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在教学方面，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建立学习型的教职工队伍，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要引导教师在贸易经济实践中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在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社会实践中更加注重教师的专业性，实现从实践中更新专业知识结构，提高教师创新教育实践的自觉性和能力水平。

 

(三) 课程体系改革。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贸易经济的问题也早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不仅与其他的经济领域与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且出现很多新的贸易形式，因此在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方面应当增设新的理论和专业课程，如消费经济学、零售业规划等学科。根据设定的专业研究方向和模块，增加选修课的比重，引导学生和学科向特色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还要根据社会需求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专业下设的方向。

 

四、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