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管理论文篇（1）

AbstractOurcountryisnowfacingaseriouschallengethatsomuchpollutioncomingabroadhasbeenarriving.Thethemeisgoingtoanalyzethisphenomenon,pointsoutthereasons,basicforms,andthedevelopingtrendofthat.Also,itwillconcernthethreetypical“internationalpollutiondisplacement”behaviorsbackgroundedbythepresentlawarrangementsituationinourcountry,thenthepapertriestoputsomecounterlawmeasuresforward.

KeyWords:Pollution-outputtransboundaryWTO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特别在WTO规则成为全球贸易秩序主宰的今天，旧的贸易屏障迅速坍塌，而新的防御结构有待完善，在贸易壁垒的重构间隙，特别是对于那些法制进程滞后于WTO普遍规则要求的国家，跨境污染转移已变成一种常见的现象，跨境污染的发生频率和造成的后果，随着科技的发展，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已经从简单的直接垃圾出口，发展到输出污染技术设备乃至整个行业，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也有个别、微观发展到普遍、巨量，而且难于治理。现实中的污染转移现象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在人为控制下的跨境转移行为以及随之出现的污染物或污染后果，污染转移的全过程在特定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转移污染本身是其直接或间接追求的目的，如走私电子垃圾；另一类则是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发生的、其转移过程和后果不由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如由火山爆发引起的灰尘污染，由于意外事故发生的污染，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

学界有学者著文论述的污染跨境转移似限于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以走私，贸易，或投资为形式的污染位移，这种位移具有明确的目的地，而在实际中，存在这样的情况，有污染跨境转移的发生，但是不存在明确的对象和目的地，因而也更加难以防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气污染的转移和通过海洋水体的污染转移。为了区别上述的两种情形，本文采纳“输出”的概念，强调本文所谓污染位移的目的地特定性，所以，实际上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对环境污染转移现象分类的第一种。。

一、跨国污染输出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面临的跨国污染输出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对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和污染密集产业引进，采取了严厉禁止和坚决反对的态度。1990年3月22日，中国政府签署加入了《巴塞尔公约》，同时在我国制定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都做出了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和污染密集产业引进的限制性规定。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从境外转移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从这些事件分析，发达国家向我国污染输出主要有以下形式：1

（1）兜售“资源性”废物为名，通过直接贸易形式把“洋垃圾”转移至我国。即污染物的直接输出；如近期，浙江台州、广东南海等地区洋垃圾拼成“名牌电脑”事件，屡被媒体曝光，针对这一问题，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专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2上海南京也曾经发生类似“洋垃圾”进口的事件。

（2）通过提供假检验证书或其他欺诈手段，向我国输出在本国禁止生产和流通的有害产品，一般是一些已经被淘汰的库存产品。即污染产品的输出；

（3）以直接贸易的形式向我国输出在本国禁止生产的石棉、铸造、有色金属冶炼、化工、医药、纸浆生产等高污染产业或者项目，即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技术设备和污染行业的输出。有些地方面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一些外商以此为机会，在我国不少地区投资兴建污染治理费用高、处理难度大、易给我国带来严重污染和危害的生产性企业，以获得高额利润。

污染跨境输出实质是污染致害后果和治理补救责任的转移。本质上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对立，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占有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同时，还想要享受优质的局部环境，于是，通过各种手段转移环境危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发展，不得不已牺牲自己的生存环境质量为代价。在这种短视环境观念的支配下，这样的一场交易最终没有获利者，双方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好在随着人类理性的崛起，可持续发展战略已被普遍认同，积极合作，共同控制污染的跨境输出已经成为各国共识。

（二）跨国污染输出的成因分析

促使污染跨境输出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

1、污染废物发生量的膨胀

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约有3亿吨，其中90％产生于发达国家。这还只是平均水平，对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环境标准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发生同样经济收益量的前提下，其被列为有害废物的副产品的相对数量偏高，这在客观上也促使发达国家通过废物的跨境输出来缓解其国内的环境压力。

2、发达国家转嫁环境危险动机的客观存在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的环保意识、环境的经济价值观念的不同带来对有害废物贸易的经济价值评价观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满足于进口废物带来的短期资金收入，而发达国家通过输出有害废物，可以节约大量的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还会取得国际贸易利益。据统计，危险废物在非洲处置大约需40美元一吨，而在欧洲需要4-25倍的费用，在美国为12-36倍。3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在处理危险废物方面的环保法规和标准都日益严格起来。在美国，1吨有毒废物的处理费高达400美元以上，比70年代上涨了16倍。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环境标准低，危险废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这种差价使一些垃圾商为从中牟利，把大批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据报道，仅1986—1988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危险废物就达600多万吨。目前，每5分钟就有一船危险废物跨越国界。1996年4月发生在北京市平谷县的“洋垃圾”事件也是美国违反《巴塞尔公约》，假借出口混合废纸的名义向中国倾倒有害废物的典型事件。

3、发展中国家国民环境保护的行政和法律体制不健全，废物处理有待引进先进的市场机制

相对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民众环境意识薄弱、环境法规不健全、执法不力、缺乏再生利用和无害处理有害废物的能力的状况。主要体现在：（1）有害废物管理体制不完备，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水平有限，有的环保部门甚至没有专门的废物处置管理机构。（2）用简单粗糙的方法处置有环境危险的废物，如有的直接将工业废料与生活垃圾混在一起，用普通的掩埋或露天焚烧的方法处置。（4）有害废物市场处理体系有待建立。在一些发达国家，废物的分类、收集、回收、再利用已形成一个专门的行业，如美国的LaidLaw环境服务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的环境产业公司，在工业和有害废物管理、处理和处置方面都有很大的业务量。而在我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体系尚处于低水平的萌芽状态。就我国而言，这种处理是通过遍布各地的资源再生公司体系来完成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所谓资源再生的过程只是选择范围极有限且技术含量很低的废物回收，仅限于纸质，塑料质，金属质等的废物。对于其他种类的大量废物，在城市则由城市环境卫生部门通过集中收集至郊区的垃圾场焚烧或者掩埋，而在农村，各种生活工业垃圾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由于农村废物排放的分散性，污染的控制难以有效进行，对环境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可能性。

4.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投资理论，技术转让理论的缺陷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投资理论，技术转让理论的最大缺陷是追求狭义的经

济比较效益，而没有考虑广义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其中许多理论本身就为发达

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依据。

国际贸易理论很多。与贸易和环境较为直接相关也较为典型的是比较优势论。该论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其中心思想是：在资本和劳动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而在国际上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达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各方都有利。该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的缺陷是仅考虑了各方的静态利益而忽视了动态利益，考虑了狭义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广义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这一理论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输出危险废物，通过投资输出污染密集产业的理论依据。从表面上看，这种贸易和投资符合自由化原则，对双方都有利：就输出危险物者而言，让垃圾在国内作环保处理成本很高，而输出废物基本没有成本；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密集产业既可以把生产过程和危险物“名正言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又可以享受投资的利润；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购买危险废物价格便宜，又可得到可再生资源，接受污染密集企业也可创造就业机会。这样似乎可使双方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但是，如果这种比较利益再宽松的环保要和生态环境代价求下就能获得，那么其结果将是使输入方付出巨大的生命健康代价。

国际投资理论也很多。象维农的产品周期论，该论被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该论认为产品周期是产品运动的普遍现象，主张在新产品阶段实行垄断，用少量产品向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相近的国家出口；在产品成熟阶段选择经济水平，消费结构相似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待到产品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便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再将产品出口到母国这实际就是将国内即将或已经被淘汰，高能耗物耗，高污染的产业让发展中国家去生产，然后把干净的产品出口到母国。日本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则明确主张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从本国已处于劣势的产业依次开始。所以这一理论也为转移污染密集产业提供了依据。4

5、国际立法的缺失

1989年3月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制定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的专家组会议和外交大会，签署了《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该公约生效时间为1992年5月5日，有104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签订的目的是控制并把隶属公约管辖的废弃物越境减少到最小程度，把产生有害废弃物减少到最低程度，包括尽可能对废弃物产生源进行处置和回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对他们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进行有利于环境的管理。5在危险废物跨境转移的法律控制上，公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作为南北对话和斗争的产物，它还存在很多不足：

(1)公约对许多关键性的概念的规定过于原则，内涵外延模糊，不能被确定援引。如对于“有害废物”的界定，列举于附件一，二中，同时也规定缔约国也可以国内立法将其他废物定义为有害废物，并未给“有害废物”一个统一明确具体的定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有害废物标准，具体到个案还是只能通过当事双方协商解决，这样以来，公约存在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又如，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有害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仅在下列情况才予以许可：当出口国没有适当的处置场所或技术能力和必要的设施、设备能力，以无害环境而且有效的方式处置有关废物时”，6但对于“适当”、“技术能力”等词的含义无统一的解释，发达国家可能以本国环境标准高为由，认定自己“没有适当的处置场所或技术能力和必要的设施、设备能力"，从而为其跨境输出污染物的行为辩解。

（2）公约有的规定前后矛盾

最明显的是第4条和第11条，对此，学界的意见比较统一。公约第4条规定，禁止向非缔约国出口或从非缔约国进口有害废物；第11条规定，各缔约国可同其他缔约国或非缔约国缔结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协定，只要求此类协定不减损本公约以环境无害方式管理废物的要求。7因为公约对何谓“环境无害管理”这一关键概念无明确规定，使得缔约国可以任意解释该条款，在实际上，缔约国的有害废物出口并不受控。“11条的规定尽管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原理相符，但仍被认为是对公约的严重减损”8“11条在公约磋商时，是对最具争议议题达成的最后妥协，其用词也十分模糊，基于此，成员方会议至今未对规定与现存的协议的协调性进行深入研究。”9所以也有人指出，《巴塞尔公约》所建立的法律体系在实际上被用到了其初衷的反面。

（3）实施公约的困难

缔约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执行公约的各种复杂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公约是否能被有效率地实施。如对于PIC（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和同意程序，出口国进口国及经过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将有有害废物经过或进口到本国；没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来评价一个有害废物的越境转移是否可以接受；没有进行通知和同意的管理能力；对于将要进行的有害废物转移的专业评估没有足够的信息帮助。故Kummer认为，成功采纳PIC制度需要靠国家先进的环境管理设施和规定；当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存在问题，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的国家有效执行该机制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约规定的控制，监督，PIC制度，交换信息等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应更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和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地执行公约。10

二、控制跨境污染输出方面现有的法律规定

跨境污染问题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方面，从污染物跨境发生的过程来看，有害的污染物一旦产生，其产地的法律对即有管辖权；当污染物准备出口，它必然面临国际通用贸易规则的约束，当污染物运抵目的地时，当地的法律对其的准入也设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最后，当跨境污染输出事件的当事各方之间发生纠纷时，也要借助于国际公约、协定、条约来解决问题。

就中国而言，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在加WTO后现有的法律规则同WTO规则靠拢和协调的问题。

（一）关于污染物越境输出的现有的法律规定

污染物中可以通过运输转移的主要是固体废弃物或者被固化了的废弃物（如用容器装载的废液等）因此，我国主要在有关固体废弃物的立法中污染物转移的问题。目前相关的国内立法有现行《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的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国家环保局、外经贸部、国家工商局等联合的《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及《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1996年国家商检局、海关总署、国家环保局联合的《关于对进口废物实施检验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国家环保局会同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等。

有关的国际法规主要有1992年生效的《巴塞尔公约》，公约确认任何国家均享有禁止来自外国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进入其领土内处置的权力，同时对缔约国之间转移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控制程序和要求作了规定。但该公约并未禁止有毒垃圾出口，而是只要接受国同意，有毒垃圾出口就是合法的。1995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有关各国修订了《巴塞尔公约》，新公约规定禁止以“循环再生产”的名义出口有毒垃圾。包括电脑在内的电子及电器零件，已被巴塞尔协定的技术工作组列为有害物质。美国是唯一拒绝在该公约上签字的发达国家。

（二）关于污染产品和设备的越境输出的现有法律规定

污染产品和设备是指那些在一国已经被禁止或限制销售和使用，或者限期淘汰，但在输入国并不被法律禁止的产品和设备等。本文所指的污染产品和设备的越境输出是指外国将本国禁止或限制销售和使用，或者限期淘汰的产品和设备转移到中国，而中国法律并不禁止或限制这些产品或设备。如自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国际公约生效后，已有部分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的受控物质以及需要使用或产生受控物质的设备转移到中国。

目前相关的国内立法主要有1992年颁布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和《环境保护法》。一方面对一些具体的污染产品和设备做出了明确的禁止进口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制订了一些防止漏洞的抽象条款，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此条款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任何单位”包括外国的企业。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在这方面，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很不健全的。主要的缺陷在于环境标准偏低和缺失。原因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客观的因素，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它们对环境标准的不同规定。落后国家急于发展，不可避免地降低环境标准，或者缺失有关的环境标准，以给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虽然国际社会对所谓可持续发展早就达成了一致，但在实践过程中，以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做法几乎是普遍现象，我国同样不能避免。其次是国际上对何谓污染产品和设备缺乏统一的规定，且在事实上在现有的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定，这种规定的差异就给污染产品和设备的越境转移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这样的规定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为左右，它只有通过订立普遍的国际条约来实现，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而且即使暂时达成一致，也不能保证其贯彻执行，如美国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就是例子。

（三）关于污染行业输出的现有法律规定

污染行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会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行业。属于此类行业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因为生产工艺的特殊性而难以避免产生大量污染物。经过了环境危机的发达国家既希望保证其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追求局部的优质环境，然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这两者的发展存在此消彼长互为成本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发达国家利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大量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参见上述的关于国际投资产品周期论和边际产业扩张论）

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管理的高层次集中和生产的低层次扩散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地位”问题。由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容易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形成同发达国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这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分工体系。11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为了尽快引进外资，对外方的直接投资要求不高，引进了许多污染企业。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地区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的行业几乎整体转移到内地，国外的一些污染严重的行业也在中国找到了落脚点。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引进外资的档次有所提高。目前我国政府用来限制外国污染行业转移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审批。根据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均须事先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审查批准。审批机关对于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设立申请，不予批准。但是目前这种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律实行审批制的做法，和我国设立内资企业的制度是不一致的。我国已加入了WTO，而这种投资者因国籍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待遇的做法，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应尽快修改相关立法，做到与国际通用规则接轨。

另外，从现有的法律制度来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道有力的屏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12，凡设立生产性企业都要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才能进行建设。但我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普遍偏低，所以外国的污染企业容易进入。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我国批准国内的投资者设立某企业，却禁止外国投资者设立同类企业，这也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

三、WTO规则下，我国控制跨境污染转输出的法律对策

控制污染物越境输出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者地区，是一个动态的流降问题，这种流动的方向取决于类似于液体渗压的原理，发达国家因其经济势力的高阶位而相对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产生“压力差”，具有负的外部性的物质和能量从前者流出，向后者流入。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两个方面，就发达国家而言，应当承担起其应负的国际义务，严格控制污染的产生，利用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尽快实现清洁生产，从生产的源头和过程防范污染。同时，应当积极帮助已经发生严重污染的国家进行治理，解决已经存在的污染问题。这些对于发达国家是义务而非某些国家所谓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慈善行为，因为（1）发达国家是全球污染物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有污染生产的主要受益者；（2）发达国家有相应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来实践治理污染，实行清洁生产的能力；（3）现代的污染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国地域的界限，污染事件发生的影响往往波及许多国家，发达国家也是潜在受害者，为了其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它们也必须遏制污染的越境转移。

然而，这种要市场主体自觉将其经济外部性内化的要求在现有的国际认识和制度体系条件下是无力和苍白的，这只是一种包含理想愿望的价值取向，不仅发达国家，如果将世界市场看成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群落，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市场经济在垄断，污染以及失业和通货膨胀中遭受损失”13现实地，我们还须更多地关注实在可行务实的策略方案。

法律对策的生命在于解决问题。由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现实策略和理想策略。

现实策略即在现有的法律资源条件下，能够最大正效益地解决问题同时带来最小负效益的处理方案。这通常是现实主义者考虑问题的方向，故命名如斯。现实主义的好处在于当下的高效和实用，不足在于过度的现实往往缺乏必要的制度理想和优益规划。

理想策略，是在充分的法律资源条件下，能够最大正效益地解决问题同时不带来任何负效益的处理方案。它是与现实策略相对的概念，类似于法理学中的概念---“应然”，它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代表法律的终极理想。庞德认为“我们在讲的这一意义上的法律¨¨¨，并根据权威的传统理想或以它为背景，¨¨¨。”14其意义在于，只有在理想状态或者说应然状态的关照下，才可能实现法律的前瞻性，也才能为现实策略的发展方向指引道路。限于本文的篇幅以及笔者的研究范围，循着上文对我国有关控制跨境污染转移方面现有的法律规定的分类分析，本文下面将着重阐述相关的现实策略。

（一）关于控制污染物越境输出的法律对策

在这方面，WTO规则同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并无大的冲突，虽然国际国内的有关控制污染转移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贸易自由，但WTO中有多个协定认同了这种为了保护环境、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而采取的法律应对，前提是不违背非歧视原则、不对情况相同的各国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不构成在国际贸易中变相限制。15控制污染越境输出的重点，是加强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走私有害废物入境的行为，同时须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杜绝危险废物市场。

（二）关于控制污染产品和设备越境输出的法律对策

污染产品和设备的越境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国家环境标准存在差异，即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同样的产品和设备，在A国被法律禁止生产和使用，而在B国它们的生产和使用却是合法的，或者并没有没法律明文禁止。如果我国以环保为由拒绝进口相应的产品和设备，出口国就会依据国民待遇原则提出控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国不能禁止此类产品和设备的进口。根本上讲，要想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须加快相关法律的制订，在充分考虑我国法制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前提下，尽快做到与国际环境标准的接轨和协调。在当下也不是完全丧失主动，如果该产品属于中国和出口国共同参加的国际环境公约所控制生产和使用的产品，中国和出口国就都有义务逐渐减少其生产和使用，中国即可以据此禁止这些产品的进口。作为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WTO的某些规则与环境公约之间出现一些个案的冲突在所难免，WTO规则的起草者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根据WTO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的规定，“一方面为赞同和维护一个公开无歧视和公正的多边贸易体制，与另一方面为保护环境和促进持续发展而采取的行动之间，不应有任何政策上的抵触。”因此，执行环境公约不应被认为违反WTO的规定。

而且，根据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7条的规定：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进行检验；尚未制定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应当依法及时制定，未制定之前，可以参照国家商检部门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进行检验。以及我国1992年颁布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10条规定：商检机构按照下列标准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标准检验；……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对外贸易合同又未约定检验标准或者约定检验标准不明确的，按照生产国标准、有关国际标准或者国家商检局指定的标准检验。”所以，商检机构可以按照生产国的标准来检验，对于不符合生产国标准的产品，商检机构可以责令收货人退货或销毁。在依据该条款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不同国家的相关标准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不同的标准拒绝进口有违背国际贸易中非歧视原则之嫌，因此，如果存在相应的国际标准，还是应当优先采用国际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出现上面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立法存在的漏洞造成的，但笔者认为我国没有将某些产品设备列为禁止生产和使用的产品的做法是有依据的，并非是简单的立法缺陷。事实上，这是立法者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利益反复权衡之后所做的制度选择。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理论16和收益递减规律17来解释。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一国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或者说稀缺的，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成本，且两者常常互为成本，所以问题并不在于通过法律制度设置绝对严格控制一方而尽可能发展另一方，而在于在两者运动的轨迹上找到藉以契合的平衡点，这样才可能使整体的社会经济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18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富于效率。这样的解释同样适用于说明关于控制污染行业越境转移的法律对策问题。

（三）关于控制污染行业越境输出的法律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用来限制外国污染行业转移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审批。但是目前这种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律实行审批制的做法，和我国设立内资企业的制度是不一致的。我国已加入了WTO，而这种投资者因国籍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待遇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应尽快修改相关立法，做到与国际通用规则接轨。

另外，关于如何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在逐步完善和提高国内环境标准的同时，在对环境质量要求高的地区可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环境标准。（2）明确评价单位的法律责任，增强评价的可靠性。一般来说，建设单位作为建设主体，应对评价承担责任，但由于环境评价工作具有相当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并且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有污染生产作业的技术独特性，应当运用制度力量使评价单位提高业务水平，对环境评价做出正确的结论。（3）促成国际社会尽快达成一致，制定限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的国际公约，在WTO的体系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待遇。

参考文献

1参见李挚萍：《加入WTO后我国控制外国污染转移法律对策的调整与完善》，载于《环境保护》2000年12期

2人民网北京2002年5月31日讯，记者宋丽云报道

3KatharimaKummer,InternationalManagementofHazardousWastes,ClarendonPress,1995,at7

4傅玉辉：《WTO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绿色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及对策》，载于《环境保护报-绿色大视野周刊》第925期2002年6月18日A2版

5关于《巴塞尔公约》见人民网“环保”之“绿色风标”/GB/huanbao/55/20011226/635406.html

6《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第4（9）条

7《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第4条、第11条

8W.LangH.NeuholdK.Zemaanek,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InternationalLawGraham&Trotman/MartinusNijhoff,1991,at155

9KatharimaKummer,TheBaselConvention:TenYearsOn,at234

10钭晓东：《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挑战》，载于《2001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336页

11摘自《中国城市的未来展望》，禚振坤，

12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3条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13《经济学》（上）（中译本）第72页，（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十四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4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

15李挚萍：《加入WTO后我国控制外国污染转移法律对策的调整与完善》，载于《环境保护》2000年12期

污染管理论文篇（2）

1.对突发性事故的种类没有详细划分，对应对突发事件缺乏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导则、技术设备等)。

2.我国水源地的管理部门各不相同，有水利部门管的、建设部门管的，有地方管的、也有流域管理部门管的；同时我国水源工程设施管理与水源地的水质管理分离、水量调度与水质管理分离、原水管理与城市供水系统管理分离。在这样的管理分割和分离的状况下，如果出现突发性事件，牵涉部门多，应急反应将大打折扣，统一行动艰难。

3.我国饮用水水源地总体状况及其供水系统未开展全面评估。过去对水源地的评估虽然至少包括水质状况的评估和工程安全方面的评估，但是这两个方面没有联系在一起，评价的结论往往是针对正常工作状况，对应急反应能力部分还不够详细具体，特别是输水管网、原水处理和配送系统，甚至废水处理系统的评估，几乎近于匮乏。

4.缺乏对总体水资源状况(水质状况和工程安全的评估)及其应急能力的全面评估，特别是关于突况下的数据资料几近匮乏，从而导致应急保护信息不完整、决策信息不足。

二、美国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管理的特点

美国是较早认识到城市饮用水源突发污染危害并迅速开展相关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国家，早期的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主要包括有毒化学品污染、石油泄漏、投毒等，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袭击也成为了饮用水源的威胁之一。美国突发性水污染应急管理的特点表现为：

1.在应急管理的法律体系方面，《安全饮用水法》、《清洁水法》、《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反恐法》中详尽的法律条文为饮用水源突发污染应急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律对应急管理各个主体和环节的规定，加上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与相邻政府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充分保障了突发污染应急管理的有效实施。

2.在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方面，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EPA及各州、地方政府及其环保局之间建立了详细的程序化和文件化的组织协调和负责机制。根据应急预案，各种危机的应对按照文件规定自动执行、升级和处理，不需要各级政府的签字，省去了复杂的文件传输、批准等过程，提高了应急效率。

3.在应急预案的实施中，大量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各个组织之间的信息及时沟通、更新和共享，信息技术与现代监测设备的结合，还实现了对突发污染的及时监测、预警和评估，为应急行动提供了信息保障。

4.在应急预案的专业研究上，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相关的风险管理和应急预案的研究及实践，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结合成为研制应急预案的一个重要趋势。

5.在应急管理的资金保障方面，除了由美国政府的财力保障外，还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三者分担的形式，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社会资金保障体系，如依据《综合环境应急、补偿和责任法》建立的“超级基金”就为处理突发污染事件提供了资金支持。三、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合理的突发性水污染应急措施

1.制定突发性水资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水资源污染紧急状态法，明确需要实行紧急状态的条件、程序和紧急状态时权力的行使等；并分别制定水环境灾害、供水安全等有关的应急处理的单项法律或行政法规，从而通过立法来完善由经济处理主体、紧急行政措施、应急处理法律后果等构成的突发性水资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制度。

2.建立突发性水资源污染处理组织机构

突发性水资源污染事故发生后，需要成立由行政首长负责的各级管理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应急处理指挥部，并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由涉及突发性水资源污染时间应急处理的有关部门参加，通过立法赋予的特别权力，从而建立突发性水资源污染事故处理的组织体系，以便事后从容不迫地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其中，我们还需要建立其他类型的协调、联系组织。例如：美国大城市水局联合会领导下的水信息和分析中心。

3.开展全面的突发性污染事故隐患调查和进行脆弱性评价

防止突发性污染事故，关键在于预防与防治相结合，因此，开展突发性污染事故隐患调查，可为有重点的开展各种防范工作并建立运行有效、行动快速的突发性污染事故监测、处置和预决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脆弱性评价则是在隐患调查等基础上，对水资源可能存在的危险或者受到一个或多个胁迫因素影响后，对不利后果出现的可能性做出的进一步评估。

4.加强突发性水资源污染的应急动态监测能力，建立水情信息传递系统

水资源动态监测可以在水资源恶性事件发生前、中、后，对水资源事件造成的后果进行预测、分析与评价，为事件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减少污染物的扩散，及时查清事故现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添置必要的防护装备、交通工具、照明装置、通讯装备和现场快速监测仪器，使监测人员及时赶及事故现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污染物质的种类、污染物质的概略浓度、污染的范围及其可能的危害作出判断。

同时，在进行突发性事故动态水质监测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采样工作的科学性，即布点完整性、参照样典型性、采样及时性和样品保存稳定性等。

建立水情、污情信息传递系统，则是实现动态监测资料运用于防污管理、指挥调度的重要环节。在实施水质动态监测，并搜集到较多的水情、污情信息后，需要将动态监测站的第一手信息传递到测站所在的省市主管部门和跨省的流域管理机构，以及自来水公司、重要用水企业等，以期得到合作，共同应对这类突发性的水污染事故。

5.进行迅速、准确的事故损失评估

水资源污染的损失评估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水污染的输出，也即水污染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评价的结果一般以水污染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大小和人员伤亡数量来表示，或以水污染的受污等级来表示。

水资源污染事故的损失评估应该依据系统科学原理，力求评价结果准确、合理、系统、科学。需要说明的是，水污染输出中也包括对人类有利的内容，如在水污染以后，一些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可以作一些调整；水污染后还可以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形成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等。不过，水污染损失评估的焦点还是水污染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摘要】本文指出了我国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管理现状，即只有原则性要求，而没有做出详细规定的具体体现；分析了美国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管理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合理的突发性水污染应急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污染管理论文篇（3）

2完善土壤污染的监督管理体系

我国当前的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并不完善，多是以政府为主导，缺少各种团体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加入，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的监督管理机制［6］。因此，需要通过完善合理高效的土壤污染监督管理体系对土壤污染加强预防和治理。当前我国土壤污染的监督涉及农业、环保、国土资源等多部门，为此责任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土壤污染的监督管理的主要职能应通过《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相对完善的管理权力分配制度和责任义务，其中以环保部门为主体，其他部门配合环保部门进行管理。在权力分配中，土壤污染防治总体控制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应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要监督职责为土壤监测、改良和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职责是农业土壤改良、农业用途土壤保持、农田土壤检测和农业土壤安全管理;水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监督职责水土保持、土壤侵蚀检测;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主要职责为含矿土地规划、开矿修复、土地复垦等。通过各部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明确的监督分工，以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系。

3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制度

在土壤污染防治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公众参与到立法等一系列过程中来帮助政府建立合理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土壤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执行中也需要公众的监督参与其中。通过政府和公众的相互作用，政府将公众意见作为施政参考，公众则依据政府的合理安排配合行动。一是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是公众参与到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前提，关系到民众能否真正参与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的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程度。在土壤污染防治过程中需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除个别由于法律规定必保密的信息以外，凡是涉及到与土壤污染密切相关的公众权利都应当由环境主管部门或政府积极向公众公开。二是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听证制度。对与民众权利密切相关的和存在重大利益的可能引起土壤污染的土壤使用行为应启动听证制度，以便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在听证后需要积极完善并采纳公众意见，对于不合理的建议也需要积极回应并做出解释。同时还需要规范听证程序，为避免偏听偏信的现象，杜绝既得利益者对听证代表的影响，通过参与听证会的代表对给出的证明以及审核结果进行考证和询问，保证听证代表对听证信息的理解并表达对听证方案的意见，进而做到在知情的基础上平等表达意志。

4强化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与考核制度

目前我国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没有完善的行业导则，因此在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忽略对环境造成重大性影响的要素，为该地区土壤的质量安全埋下隐患，而且土壤环境评价的结果也未能发挥作用。目前我国也没有针对性的土壤环境质量考核制度。因此需要强化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与考核制度。由于污染物对土壤的影响会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可分为单一污染物的评价和多种污染物综合评价，如土壤物理评价、土壤生物评价和土壤化学评价或有机污染物评价、重金属污染评价、生物污染评价和放射性污染评价等，并应在目前评价的基础增加基于人体健康风险的评估、基于生态环境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评估。土壤环境评价制度应结合单项评价和综合评价对土壤环境进行综合评价，以建立完善的土壤环境评价制度。同时针对土壤环境的长期变化，还需要加强回顾评价、现状评价和影响评价以确保土壤环境的稳定［7］。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制度不仅仅是短期的评价，还可以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长期监控。与此同时，要加强土壤环境质量的考核制度建设。首先要建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考核内容，可以将区域内土壤的环境质量指标、企业达标排放情况、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实行的环保和减排措施、土壤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立、区域内的土壤环境监管和土壤防治能力建设等作为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考核的内容。其次要签订土壤环境质量目标责任状，并制订规范的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考核办法及其结果应用，对未能达标的进行通报，在辖区内出现重大土壤污染事故的和污染物减排不达标的，应当给予警告处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同时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考核优秀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5建立土壤污染监测预警制度

由于土壤的特性决定了土壤污染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逆转性，因此要想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应该把“防”作为主要的方法。但目前我国对土壤污染突发性事件的预估性不足，土壤污染动态监测预警制度目前还没完全建立。因此需要建立土壤污染监测预警制度，准确确定土壤污染源，并分析显示土壤质量的布局情况以及土壤污染物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利用土壤污染监测预警制度对土壤污染突发事件实行即时的预警来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的安稳。首先要建立土壤污染监测预警机制。可从预警分级、预警、疏散群众、封闭现场和预警调整5个方面设定土壤污染监测预警机制;从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4个等级设定土壤污染预警分级，分别用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代表这4个污染严重程度等级。土壤污染预警信息建立在预警分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程度土壤污染，依次由县级、市级、省级和经国务院授权省级人民政府进行，土壤污染预警信息公布后，相关的应急职能部门应当立刻做出回应并进入应急工作状态。其次要建立土壤污染合作预警制度。各职能部门的明确分工，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和分析由环保部门总负责，农业部门和国土部门协助完成;环保部门和农业部门、国土部门等一同展开环境土壤质量报告和重大污染预警讨论，共同宣告土壤污染预警信息。通过多部门采集监测，综合会商的形式来污染的时间、范围、预警等级、污染的潜在走势，并为公众提供有效的防护措施等。

污染管理论文篇（4）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水俣市生产乙醛，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鱼类体内形成高浓度积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鱼类，产生神经系统疾病--感觉和运动发生严重障碍的水俣病，最后全身痉挛而死亡。1953年开始出现这类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确认为水俣病的达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当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确认TISSO工厂的责任并令其赔偿损失的判决。至1993年底，TISSO累积支付的赔偿金额为908亿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亿日元。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在国内外引起过巨大影响的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务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木喜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人员和遭受身体损害群众的民事责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恶性污染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损失又应该由谁来主张赔偿？这就需要环保公益维权。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在我国从事环保公益诉讼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的不断滋生。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群体性环境污染的法律救济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就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缺乏中间性的调整形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动；要么维持侵害状态，使受害人完全承担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这种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规定，无法充分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显失公平性，在环境侵权救济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侵害排除请求权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人极为不利。

于是，“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更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从而在环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发展，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权利的正当行使。

2.在环境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广泛、赔偿数额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数字，从而导致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

这既不利于受害人尽早得到补偿，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把环境侵权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功能而把惩罚或制裁作用减至最低。

目前，实现这一机制的形式各国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据《公害健康补偿法》建立补偿基金，对公害健康受害者实行补偿；美国、法国、荷兰等过则以建立各类环境（生态）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充分利用保险的功能，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如责任保险或社会保险等。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确定责任原则方面：由于在群体性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就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下列具体的建议：

——在环保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讼的权利。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根据我国环保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律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污染管理论文篇（5）

地球为人类提供了空气、水、土地以及大量的生物和矿物质。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又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自身的环境，甚至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化学品和固体废弃物的危害等等，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而大部分环境污染物是因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的。它们进入环境后，通过物理变化、化学反应或生物作用会转变成危害更大的新污染物。今天反污染的前线不单是在工厂，而是还在你的办公室里、你的家中。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家庭居室、办公场所、商店宾馆、车辆习机）度过的。调查显示，上海居民平均有86%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而有60%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家中。然而，室内化学污染物的种类及其污染的程度与室外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且要严重得多。

除了室外的大气污染物能经空气流通进入室内以外，室内各种建筑装饰材料、厨房炊事、化妆品、日用化学用品和化学制品、复印机、放射性污染物等都是重要的室内化学污染源。人们已从室内空气中鉴定出300多种挥发性化学物质。尽管其含量一般仅在mg/kg或μg/kg级水平，甚至更低，但某些室内化学污染物的浓度还是远高于室外，而且由于人们长时间留于室内，其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医学研究表明，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室内化学污染是呼吸道、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重要诱因。大量合成化学品不断进入室内产生的各种化学污染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健康问题，正在引起发达国的环境和卫生学家们的关切和注意。专家们已发出警告：富强内化学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已经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了，人们在注意室外环境保护的同时，应该采取有效对策，减少室内化学污染，以保护人类自己的健康。

一、建筑装璜装饰材料污染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新型建筑装璜装饰材料进入了家庭，成为新的化学污染源。家具、墙纸、天花板、化纤地毯、塑料地板、隔热材料等中所含的甲醛在长期持续缓慢地释放出来。各种树脂、油漆、乳胶、涂料、粘合剂等也大量释入出甲醛。塑料制品受热潮解时容易发生变性释放出甲醛。调查发现，装饰程度较高的居室中，甲醛浓度竟为室外的46倍。甲醛为细胞原浆毒。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吸收，对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组织蛋白的凝固坏死，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动物试验证明甲醛是致肺癌物。室内含量达30mg/m3进可当即致死。因此，研制新一代环保型装璜装饰材料，实现装璜的环保化、绿色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控制甲醛污染的有效方法是关闭门窗，在室温27℃以氨水熏蒸几个小时，装修中使用的各种溶剂、粘合剂可造成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油漆中用做稀释剂的香蕉水，含苯或甲苯达50%—55%，其毒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神经系统的先兴奋后抑制作用，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中毒后出现头痛头晕、心动过速，重者出现意识障碍、抽搐，可发生脑水肿、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因此，装修宜适度，刚装修好的新居应加强通风，不宜马上入住。

二、厨卫污染

炊事燃烧、分散取暖是居室空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各种燃料（煤、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木材、纸等，在供氧不足下不完全燃烧，生成大量多环芳烃（PAH）。在400℃—800℃下芳香烃逐渐聚合或环化生成的苯并[a]芘是强致癌物。SO2、酚等促进致癌物与苯并[a]芘等联合作用，使肺癌死亡率逐渐上升。家用炉具排放的烟气中苯并[a]芘可达1000μg/m2。医学调查证明，云南宣威肺癌死亡率居全国之首可能与其室内燃煤污染物浓度高于室外的数十至上百倍有关。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煎、炒、烤、烘等高温烹调加工中，烹调油在270℃高温下分解，其烟雾中含有多环芳烃苯并[a]芘、苯并蒽，而食用油与鱼、肉等食品一起在高温下能生成烃类、醛类、羧酸、杂环胺等200多种物质，其遗传毒性远大于苯并[a]芘，我国女性乳腺癌的高发可能与此相关，香肠、熏鱼、烤牛肉、烤焦的鱼皮以及直接在火上烤的牛排中，苯并[a]芘的含量分别是高达1.0—10.5μg/kg、1.7—7.5μg/kg、3.3—11.1μg/kg、5.3—760μg/kg和50.4μg/kg。而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的胃癌发生率很高。故应改革炉灶，使用脱排油烟机，注意通风、消烟、除尘，减少高温烹调，提倡烹饪电气化。

卫生间、下水道散发的气体中含有H2S、甲硫醉、甲硫二醇、乙胺、吲哚等，有毒性，会引起呕吐、降低食欲。空气中H2S含量为30—40mg/m3时即会引起眼睛及呼吸道症状。而若低浓度下长时间接触，也会发生慢性中毒反应，头痛、眩晕、记忆力和免疫功能下降。

吸烟与肺癌的增长呈正相关。香烟烟雾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多种PAH、氮氧化物、尼古丁以及As、Ni、Cr等多种致癌物和CO、HCN等多种有害物。用GC/MS分析烟草焦油中的PAH有150多种，其中致癌的有10多种。每100支烟中含苯并[a]芘3.0μg—4.0μg,二苯并[a,j]荧蒽0..4μg，，苯并[b]荧蒽0.3μg，苯并[j]劳蒽0.6μg。吸烟有害健康者同样受到严重威胁。

三、化妆品污染

美容热使形形的化妆品涌入家庭。专家告诫，应慎用各种化妆品。

临床发现，使用化妆品引起皮炎患者增多。化妆品中的色素、香料、表面活性剂、防腐剂、漂白剂、避光剂等都可导致接触性皮炎。香水、防晒剂、染发剂中含的对苯二胺，口红中含的二溴和四溴荧光素都具有变应原性质，可引起皮肤红肿、搔痒，发生变应性接触性皮炎。胭脂、眉笔的笔芯亦含有变应原，可引起眼睑变应性接触性皮炎。使用含雌激素的化妆品能引起儿童性早熟发育症状。

洗发香波中含的苯酚有毒性。其口服致死量为2g—15g。若苯酚通过皮肤大面积吸收进入体内，对内脏肾功能和神经系统有广泛的破坏作用。严重者1小时内可死亡。洗发水含苯胺类化合物，溅入眼内，2天内眼球表面就出现广泛损伤，并能渗入晶体引起白内障。苯胺毒性很高，它通过肺呼吸，口服和皮肤接触进入体内。含氢醌的皮肤漂白剂，含巯基醋酸的冷烫剂、含硫化物的脱毛剂以及指甲化妆品常可引起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国家规定祛斑霜的含汞量应低于百万分之一，但有些祛斑霜含量增高，引起慢性汞中毒。有些化妆品含有四氧化三铅（俗称丹红）或碱式碳酸铅（俗称铅白），进入人体或呼吸道易引起铅中毒。

有报道对美国广泛使用的29种化妆品进行分析，其中有27种检出了NKEIA（N—亚硝基二乙醇胺），Hecht在7种含十二烷胺的化妆品中发现6种具有毒性、致畸作用、致癌性的N—亚硝基甲基十二烷胺，含量达0.02ppb—0.6ppb。因此，应该选购有卫生部门批准文号的合格的化妆品。而据统计，即程度不同地出现过敏现反应，因此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不化妆、不染发、慎用化妆品、崇尚自然美，是现代女性最佳的养生之道。

四、日用化学品污染

家庭中广泛使用着各种日用化学品。美国环保局宣称，从油溱到洗涤剂，家家都有有毒化合物。各种家用除浊剂、消毒剂、洗涤剂、衣服干洗剂、空气清新剂、家具擦光剂、擦玻璃剂，它们是有用的，但同时也在散发出有毒气体。一些日用化学品含有挥发性溶剂，如汽油，长期使用有诱发心脏病的危险。

毒性很高的苯胺有少量用于生产家用化学品，如涂料、光漆、染料、抗氧化剂、除草剂、杀虫剂、茶菌剂。家用杀虫剂如萘（卫生球的主要成分）若误服，皮肤沾染或汲入高浓度蒸气的均可损害肝、肾。文学用做溶剂、来火剂、干洗剂的CCF，用做去油剂、干洗剂的CH3CCI3，用做致冷剂、发泡剂的CH2FCI等是主要的氯代烃污染源。在农药、油漆、油墨、复写纸、粘胶剂等中用做添加剂、在塑料中用做增塑剂的多氯联苯（PCBS），是毒性极大的有机氯化物，可诱导肝癌、腺瘤的发展，并能通过母体转移给胎儿致癌。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PCDD）、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是目前素养性最大的有机氯化物。杀虫剂、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使环境中的PCDD、PCDF含量升高，每年进入环境的最可达105g。

五、放射性污染

烟叶中含U、Ra—226、Po—210、Pb—210等放射性物质。我国6个品牌香烟中，Po—210含量为8.5×10-13Curie/g。这些放射性物质被吸入支气管并在其分叉位积累，导致支气管上皮肿瘤。打火机使用的电石（氯化稀土产品）含微量U、Th，总放射性比活度为2.5×10-6Curie/kg。放射性稀有气体氡是严重的公害之一。氡是3种天然放射系在放射性衰变的公害之一。由于其有很大的流动性，能随时被人吸入体内，并继续发生放射性衰变，形成“内放射”，严得损伤人体的组织和器官，因此应注意严格选用符合国家标准，放射性物质含量低的建筑材料。身居花岗岩地带的居民应警惕当地井水、泉水、矿泉水有无异常高的放射性。其饮用水宜存贮几天后再饮用。

生活燃料煤中U、Th的含量分别可达0.8μg/g。北方农村用无烟囱地炉做饭、取暖，室内环境常被天然放射性物质尤其是Po—210污染，某些居民头发中Po—210的含量竟高出一般居民50多倍。

六、化学过敏症和大楼综合症

近年来一种易被人忽视的现代文明病——“化学物质过敏症”频频见诸报端，这是指因长期大量接触化学物质而导致的人体过敏，它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患者大多存在自律神经障碍，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以及眼球运动出现异常。其主要症状为手脚发冷、失眠、咽喉疼痛、腹泻、皮肤炎症等。由于导致上述症状的原因十分复杂，医生往往无法及时明确诊断。报道对144名患者的发病原因进行统计分析，35%因居住在新房内；58%因使用了空气清新剂、杀虫剂、香水甚至修正液等化学用品；6%原因不明。其中有80%为女性。除了撤去患者身边引发过敏症的化学物质，服用维生素以增加营养，促进排毒，通过运动加快排汗等方法外，目前尚无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随着高层建筑的现代化，使用空调系统的封闭型办公场所常使不少工作人员出现眼睛发干发炎、鼻塞、头痛、胸闷、怠倦、嗜睡等症状，被称为“大楼综合症”。其诱因是多种多样的；湿法复印机散发的碳氢化合物使人疲劳、皮肤疼痛、发炎；干法复印机逸出的臭氧能刺激眼睛与呼吸道，引起炎症；电脑、信息处理装置的荧光屏释放出的正离子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导致荧光屏皮疹；荧光照明设备的紫外线和空气中各种化学成份一起，产生光化学烟雾，影响视力。人体也是一种污染源，从呼吸道排出的化学物质有149种，通过尿和皮肤排出的有151种和171种。这些化学物质滞留在密闭的室内，对健康造成危害。

七、电子雾污染

电子雾污染虽不属于化学污染，但在室内环境污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此值得一提。空调、彩电、计算机、冰箱、电热毯等各种电子产品在使用中都不同程度地发出电磁波——电子雾。电子雾会使人头痛、疲乏、神经质、睡眠不安，影响儿童发育。生物学家调查发同，1969年—1982年美国马里兰州有951名男子死于脑瘤，其中大部分是电工或电气工程师。而在高压线附近工作的人体内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比一般人快24倍。因此为安全起见，人与彩电之间的距离应保持4m—5m，距离荧光灯管2m—5m；卧室内勿放置冰箱，电热毯变热后应及时切断电源。移动电话，对讲机发出的高频电磁波对健康有影响，经常长时间使用会产生头痛、注意力分散、眼睑抽搐、记忆力衰退等症状。故能使普通电话时尽可能不使用移动电话。

污染管理论文篇（6）

2水产品生加工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管理

对于水产品加工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欧美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使用HACCP(HazardAnalyzeCriticalControlPoint)原理进行风险控制。在我国，HACCP理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包括水产行加工业在内的食品加工领域。HACCP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控制生加工水产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时，关键是要考虑将原料验收环节作为CCP(CriticalControlPoint)，并执行好包括SSOP(SanitationStandardOperationProce-dure)在内的其他控制措施。

2.1原料受污染的风险管理

2.1.1养殖场的选择

上述1.1的国内、外研究报道说明养殖水产品中沙门氏菌的带菌量同养殖水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水质越好，鱼体携带沙门氏菌的可能性就越小。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研讨会的报告指出，沙门氏菌进入到水产养殖中的渠道广泛，从野生动物、家养畜禽到较差的环境卫生以及没有处理好的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都有可能将沙门氏菌污染到养殖水产品中，采取有效的生物安全与控制措施，将有助于降低沙门氏菌污染水产养殖品的风险［13］。因此，水产品的加工厂应加强对养殖场的评估和管理，选取养殖场周边环境较好、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投入品的来源正规和水质较好的养殖场;平日加强对养殖基地的日常监管;要求养殖场实施规范的养殖技术，避免鱼病的发生;每个养殖季期间做好对养殖场的水质、环境的检测和监控，从这样的养殖基地购买的原料，受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较低。

2.1.2原料进厂验收

在原料验收环节，生产企业应建立严格的验收制度。首先要仔细检查原料鱼的供货证明，确保原料鱼来自经评估过的合格备案养殖场;其次，原料验收时，要及时将所有的病鱼和死鱼剔除，以防由于少数受到沙门氏菌污染鱼混入进厂原料中;再次，以养殖场为单位，原料鱼进厂前须抽样检测是否被沙门氏菌污染，一旦发现有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就应当高度重视，必要时要拒收该养殖场的整批原料;最后，在企业建立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时，可以针对原料受沙门氏菌污染这一显著危害，考虑将原料验收作为关键控制点(CCP)来控制。

2.2加工过程受污染的风险管理

2.2.1加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接触面的卫生标准操作程序

为避免加工过程中与产品接触面受到沙门氏菌的污染，水产品加工企业需要严格执行每日的卫生标准操作程序。对与产品接触面进行严格清洗消毒处理。实验证明，科学地使用次氯酸钠消毒液处理水产品加工的接触面，对致病菌的污染能起到较好的杀菌效果。在加工厂进行正常生产情况下，实施好班前、班中和班后的员工手部、工作台面和工器具的SSOP。对工器具和工作台面，使用150mg/kg的次氯酸钠消毒液进行至少1min的接触处理，员工手部与50mg/kg的次氯酸钠消毒液接触至少30s，能有效预防加工过程与产品接触面对产品的沙门氏菌污染。加工厂品管人员应当在每天卫生监控中，保持一定频率的微生物涂抹取样，包括与产品接触面的工作台面、刀具、篮筐、围裙、员工手部等地方，以及时对沙门氏菌污染情况做全面的了解。

2.2.2采用科学的加工工艺和设备，缩小沙门氏菌污染范围

加工厂在加工过程中，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加工设备对沙门氏菌的交叉污染有着较大的影响，不合理的加工工艺和加工设备，也可能将受污染的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2014年笔者进行了使用不同剖杀工艺对加工水产品受到沙门氏菌污染率的影响实验。实验设计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在流动水冲洗和无流动水冲洗下连续剖杀15条鱼。实验结果显示:不使用流动水冲洗的剖杀过程，15条鱼的沙门氏菌污染率平均达80%，而使用流动水冲洗的剖杀过程，15条鱼的沙门氏菌污染率平均为30%。因此水产品加工厂，在加工过程中使用流动水的工艺进行鱼体剖杀、去内脏，可以明显降低产品的污染率;同时，在操作设备上，每位员工的操作台前最好配备专用水管，操作台面在设计上最好能有一定的倾斜度，这样冲洗后的污水可以及时排入排水设施，可以进一步缩小污染产品范围，降低污染率。

2.2.3建立良好的员工健康体检和每日检查制度

由于从事饮食、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携带沙门氏菌是一个潜在的污染源。水产品加工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法规，每年对工厂生产员工进行健康体检。此外，每日员工进车间前，严格实施员工的健康检查登记制度，凡是发现有员工患有感冒、伤寒等症状，应当调岗或不允许进入车间与产品接触。

2.2.4加强虫害的管理控制

生产车间环境要注意密闭，同时对于原料验收时剔除的死鱼以及加工过程中的鱼体下脚料，要用专门的容器加盖存放，并及时清理出车间和厂区，以防吸引苍蝇叮咬，从而进一步污染到产品。

2.2.5使用次氯酸钠溶液处理半成品

半成品在进入单体速冻(IQF)(IndividualQuickFreezing)之前，经过前面多道工序的清洗，带菌总数已经降到比较低的一个级别;此时如果用100mg/kg的次氯酸钠溶液处理30s以上，会对还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产品有较好的杀菌作用，起到进一步降低产品受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但是如果产品出口到欧盟等国，就不建议使用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消毒产品，因为欧盟有明确法规禁止使用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处理产品。

2.2.6成品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对成品进行沙门氏菌污染检验。制备的样品按照《GB4789.4－2010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3沙门氏菌污染风险情况的内、外部交流

3.1内部信息交流

预防沙门氏菌污染，很大程度取决于进厂原料状况、工厂的良好操作规范和SSOP的执行情况。因此，工厂应当建立内部信息交流机制，指定相关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确定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方法。对于日常监督检查和内部审核中发现的可疑情况，如员工患病、员工SSOP执行不到位、车间卫生状况不佳、门窗破损等问题，一旦得到消息，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可能受到影响的产品要充分隔离、评估，抽样检测，防止受到沙门氏菌污染的产品流入到客户手中。

污染管理论文篇（7）

当前的污染监控仍然以政府为主导近年来，国家对污染监控给予了高度重视：第一，在战略规划方面，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设立了“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第二，在监控对象方面，以重点流域为对象编制了水污染防治规划；第三，在法律法规方面，各地环保部门将有关水污染预防和监管方面的专项法规制定提上了议事日程；第四，在落实污染监控任务方面，我国在重点流域都设置了水资源保护局，对河流污染问题实施分区监控。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当前政府部门仍在环境污染监控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直接制定的各种环境政策和制度，在行政体制下通过一种行政行为得以实施，这种监控模式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其具有如下缺陷：一是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地位不对等，企业、公民、社会团体等被天然地排斥在管理主体之外；二是环保部门的公务人员在处理污染监控专业技术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三是治理手段以行政手段为主，忽略了其它可行途径。基于物联网管理模式的环境污染监控新思考王谦，张歆（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1.2从治理思路上看

当前的污染监控仍然以结果为导向从识别问题到原因分析再到对策举措，这是传统的环境治理思路，所以政府的环境治理总是处于不断的应急当中。当出现饮用水危机，才想到去发现水体污染源；当出现雾霾天气，才想到去控制大气污染……当前的污染监控思路需要从后果导向的反应式管理转变成为以原因导向的预防式管理。预防式管理更需要依靠新技术变革来探索污染监控的新理念，将技术手段应上升到与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同等的地位，以解决现有监控模式的不足。

1.3从治理信息上看

当前的污染监控仍然缺乏异构之间的信息协同能力由于受到地方环保部门的各种管理目的和一系列现行规章制度的行政约束，缺乏高效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即使实时监控到污染信息也可能得不到真实及时的，导致监控数据的应用程度低，协同监控能力缺乏，形成一座座“信息孤岛”，既不利于突发性重大污染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居民的人身健康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2.物联网管理模式

“四端联动、三位一体”的IOT模式——物联网管理模式，即感知端、传输端、云端及应用端的有效联动，拉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及制度创新三位并行的一种过程管理和科学管理模式。它是以标签事物的射频识别技术（RFID）、感知事物的传感器技术、思考事物的智能技术、微缩事物的纳米技术和云计算为核心的物联网技术为支撑，以物联网的全面感知、及时可靠传递和智能处理等三大显著联动特征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依托，以提升管理创新能力为出发点，能为更加高效科学的环境污染监控提供理论、模式和途径参考。具体来说，将物联网管理模式应用在环境治理领域，首先，依靠物联网的感知与反馈系统，将感应器和装备嵌入到需要监控的各类环境之中，让感知端作基础，全面获取各类环境的基础数据和信息，为污染监控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保驾护航；其次，依靠基于通讯技术的传输端保障数据和信息实时传递到“云端”；然后，利用云计算、AI等智能技术对环境质量的指标数据和信息进行集中整合、智能分析与处理，其后台有专业化的工作团队、机构、行业精英及设备等“专业云”支撑。这样一来，专业性工作集中到“云”中进行整合和处理，再向需要环境污染监控信息的相关单位和部门提供“透析”后的高质量信息，便能为各级管理者提供环境治理的智慧化决策支持。

3.四端联动、三位一体的“污染监控平台”

“污染监控平台”的四端联动与三位一体是相辅相成的，四端联动是实现物联网模式下的污染监控的基础，伴随新模式采用而诞生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实现高效科学的河流污染监控的坚实保障。物联网管理模式下的四端构建将形成四个污染监控子平台，即智慧感知平台、智慧传输平台、智慧云平台、智慧应用平台，四大子平台成为了整个智慧环保大平台的支撑体系。政府搭建“污染监控平台”之后，有能力的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可以在任意一个子平台上提供服务，使得多元主体都能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

3.1感知端

感知端主要是指各种物联网技术下的信息采集工具，包括搭载各种水质指标的传感器，如RFID电子标签、检测仪、二维码和实时定位仪器、可穿戴设备等，它们如同是物联网的“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是实现实时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必要前提。感知端的建设是打破传统污染监控模式的首要环节。运用物联网管理模式探索环境污染监控的新途径，传统意义上专家采样的基础数据采集方法将被摒弃，感知端将成为污染监控基础数据的来源，检测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会大大减少，人为数据由客观的感知数据取代，污染检测结果会更加真实可靠。感知端的部署有利于扩大传统环境污染监控的范围。鉴于污染监控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依靠增加一线监控人员、设立污染监控中心的传统监控模式，依然存在诸多人力无法到达、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地方，感知端将代替一线监控人员，嵌入到工业废水排放点、农业污染源及生态环境恶劣的其他地方，并实时返回一线的基础数据。感知端的安排有利于明确落实环境污染治理责任。由于河流、空气天然的流动性，仅靠人力进行污染源的查找工作，易导致污染责任人相互推卸责任，越来越多的高污染企业因监控技术的漏洞逃脱了制裁，灵敏的感知设备将准确记录环境污染的时间节点，及污染物信息，能更好落实污染责任人。

3.2传输端

传输端是感知端与云端能够进行双向良性互动的前置保障。作为物联网“中枢神经”的传输端，是实现了海量数据和信息进行实时传导和输入，将感知端采集的数据云端实现数据处理与应用，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传输端有利于规避传统环境污染监控过程数据发生改变的风险。传统的专家取样、实验室检测的方式使得检测样本的储存保护工作无法到达尽善尽美，环境检测样本在传递过程中因温度、光照等因素的影响，污染指标会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导致监控结果与实际污染程度有较大出入，基于信息技术的传输端建设，保障了感知信息的实时传送，而无需担忧样本储存及保护的问题。

3.3云端

云端作为统一的数据交互平台，实现了个性化监控。在大数据时代，云端是物联网的“大脑”，环境监控云是应用云计算技术建设的污染监控信息化支撑系统，旨在将感知端采集到的与污染监控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交互共享、和有效使用，发挥智能作用，具有各种功能的污染监控子云，为需要环境污染检测信息的人提供个性化服务。云端将公民、企业、社会团体纳入环境治理主体，实现了综合化的环境监控。云端作为专业团队的集合，将环境治理的大工程细化为各种专业性工作，具备承担各种环境治理专业性工作能力的各类社会主体都可以加入到环境监控工作中来，例如，通过外包形式，将原由政府一己承担的环境污染监控工作交由专门的污染监控设备研发公司承担、将环境污染信息交由新闻媒体来承担、将环境样本检测工作交由专门的化学实验室承担。环境治理不再是传统的政府一元治理，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率。

污染管理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81-007

引 言

我国举世瞩目的雾霾问题，以及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加速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程。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城市中仅有拉萨、海口、舟山三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4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6.2%。主要污染物为PM2.5、PM10、NO2。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迅速攀升，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增至37.5亿吨标准煤，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4.4%。根据2014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信息，继2011年超过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其2013年的能源需求，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2.4%，占全球净增长的49%。与此同时，能源结构存在着对煤炭的深度依存，清洁能源所占比例仍然偏低，2013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9.8%，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分别是66.0%、18.4%和5.8%。从《大气污染防治法》本身来看，也有进行及时修订的必要。1987年制定和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经1995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改，但均是对1987年旧法的小修小补，且距今已逾15年，其立法滞后性日益突出。首先，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法律规定明显滞后，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一方面，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两控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总量减排的需要。而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等重点领域的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完善，污染严重区域缺乏联合防治机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另一方面，现行法未能对新时期复合型的大气污染问题予以回应，缺乏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等前端源头治理的要求，也没有能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实施协调控制。（1） 其次，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措施未能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致力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采取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制度措施，例如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创新重点大气污染区域的联防联治，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及信息制度的建设，积极促进和保障清洁空气科学研究。这些卓有成效的制度措施，亟待国家层面法律的确认。最后，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大气污染物质往往会通过迁移转化为土壤或者水体中的污染物，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考虑到其与其他环境要素保护法律之间的衔接、配合。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我国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与环境保护法、能源法，以及正在起草的气候变化法等部门法律之间也具有极强的牵连性，但现行法并未能与该些法律形成协同配合。

2014年11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从原来的7章66条增为草案的8章100条，是该法自1987年施行至今的第三次修改，首次全面修订。草案对既有条款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删、调整和重新建构，强化了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责任，补充完善了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区域联合防治、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等具体制度和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对公众关心的雾霾问题进行了回应。（2）但从学界反应来看，修订草案在这些方面的补充或者修改还很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把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架构下大修大改。[1]对修正案的不同意见表明，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基本问题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澄清。

一、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

及其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将此次修法的目的定位为“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依据，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各项制度措施。”可以看出，本次修法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于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困局的破解。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

学界针对草案意见稿的争议、批判表明，从根源上看，是对于修法宗旨尚没有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体现为三点，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法”，以解决新时期具有多源头、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实践导向，同时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

第一，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这就意味着，此次修法不能是小修小补，而应是对于大气环境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有建议将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法律架构下大修大改。综观整个法律文本，可以发现，其修订仍然以污染防治立法为导向，鲜有涉及大气环境保护的规定。本文认为，虽无须过多异议、争论法律名称，但在修法思路上，应采行综合性清洁空气立法模式，在预防、治理大气污染之外，通过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以促进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的保护、改善，保障公众健康。

第二，以日益严峻的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作为修法的实践导向。修法的目的，在于对法律制定之初未能预料到的现实情况予以修正、进行回应。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目的在于及时规制日益严重的煤烟型污染，其中很多条款都是直接规制燃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新时期，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多污染物共存、多污染源叠加、多尺度关联、多过程耦合、多介质影响的复合型特征，因此本次修订应加强对多源头的治理，并对频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其他跨区域性大气污染等问题予以有效回应。

第三，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源头治理薄弱、管控对象单一、属地管理局限、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造成我国大气环境的持续恶化的局面。因此，本次修订应当强化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责任，包括源头治理和全程治理的责任，做好政策、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严格环境准入。加强对大气违法行为的制裁，加大大气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遵守和执行。

第四，协同管控大气污染，实现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转变。《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第2条写道，“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质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把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质相并列，传递出立法者对两者进行协同管控的意图。尽管学者对温室气体是否为污染物质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影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如果法律对其进行授权的话。本文主张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污染物，理由如下：一是科学证据表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和公共福利具有危害性，美国联邦环保署（EPA）于2009年12月发表的温室气体危害性发现报告，报告认为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二是2007年马萨诸塞州等诉美国环保署（Massachusetts vs.EPA）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确认二氧化碳为污染物质;三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重承诺了温室气体强度减排目标，法律上有必要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四是环保部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管理是恰当的行政管理部门，因为它具有监测网络，从技术层面来看，增加部分温室气体的监测并非难事。因此，从法律上来明确温室气体的属性，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顺利进行。退一步来说，即使不明确提出温室气体是污染物，也应将其纳入污染物管理，否则不利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气候变化法的制定将需要一个过程，即使顺利通过，也不会是一个具有较强可执行性的法律，如何对温室气体进行监测之类的条款基本上不会涉及，必然需要等待其他配套法规来实施，这样更加旷日持久。由此，将温室气体问题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之中进行协同管控是一明智之举。

（二）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确立的基本原则

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规定和学者的主流观点（3），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明文确立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大气质量优先原则。法律的目的或者说功能，在于“发现并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不同类型的利益，或者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2]284。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折射到法律语境中便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关系。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类型，应归属于庞德所理解之社会利益，即它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正常活动而提出的需求或愿望。它是人们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提出的满足其正常生活的生态方面利益之整体，主要有保护资源之利益、享受良好环境之利益等，有学者称之为生态法益或环境权益。它不同于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也不同于从政治社会角度出发以政治社会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2]284-288在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视角中，二者均具有正当性，很难说哪种利益应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因此，当两者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便需要给出处理这种矛盾的具体规则，如果无法给出具体规则，最起码应当确立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范。《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人类社会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利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防治、恢复和改善，应当确立由《环境保护法》第5条所提出的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坚持大气质量优先于大气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原则，因为，清洁的空气是公民健康环境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民的健康权优先于发展权和经济权利，当其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大气质量。保护大气质量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环境职责，大气质量与其他环境质量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次，应当坚持大气质量维持原则，对那些大气质量优良的区域，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义务维持和改善现存的大气质量，不可以让大气质量下降。

2.大气污染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要把防止产生环境问题放在首位，事先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在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中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不可避免的或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3]178预防原则应当成为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环境保护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具有统摄地位，其涵盖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预防性法律制度，生态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估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草案意见稿第2条明确了规划先行原则，并增设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和规划”一章，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增加了规划环评，在具体污染防治措施中，也体现了预防原则，如增加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制度。

3.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多样性与整体性导致了其发生原因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承担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其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性与承担方式的复合性。将其反映到法律原则之上，便是“共同责任原则”，即大气污染或环境破坏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造成该污染的行为者或从中得到利益者共同承担的准则。例如，集体负担原则，是指在损害者难以确定的前提下，由造成同一损害的全体损害者负担防治、治理费用，如多个企业共同对大气污染承担法律责任;共同负担原则，由多个污染者造成损害而责任人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应当由造成损害的社会共同体负担有关费用，如当前造成北京市的雾霾污染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机动车的尾气，全体机动车使用者应当相应地承担由机动车尾气而导致的那部分损失;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指从环境损害避免或者减轻措施中得到利益者，应当对为此付出代价者支付一定补偿，主要体现为横向或者纵向的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制度。[4]例如，在大气污染区域联合防治的机制下，为减排大气污染物质而付出代价的区域或者企业理应从受益地区获得补偿。

4.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法律赋予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一种义务。草案在这一方面的规定较为乏力，仅有第7条第4、5款的规定，即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本文认为，应当在新法中增加旨在提高公众大气环保意识的环境教育条款以与未来可能出台的环境教育法形成衔接，拓宽公民获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信息渠道并建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与新环境保护法形成衔接，此外，应当切实建立起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策参与制度、过程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4）

二、治理机制：多元化大气环境

治理机制的立法构造

兴起于20世纪末的治理浪潮，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思维，开启了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检索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治理，有种种理解，也有种种用处。但存在一种基本的共识，即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而发挥作用，是要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可见，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克服国家作为单一治理主体带来的弊端，各国将市场机制的引入、培育奉为解决政府失灵的圭臬。但事实证明，市场机制也并非万能良药，在关涉公共环境问题的方面难免显得孱弱，特别是在作为公共物品领域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环境问题的公共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并推动着环境保护从行政管制模式朝着开放性、参与性、协商性、合作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6]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的“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新型环境治理机制，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供了指导方向。本文认为，应当在广泛的主体参与、沟通和协商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规制为支点，建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大气环境公共治理机制。

（一）多元化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律主体

在共同治理目标的支持、指引下，公共治理范式试图描绘、构建一种多中心的合作、互动、协商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公共事务便成为政府及其行政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处理的对象，且其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非政府单向度的强制性权威和制裁，而是表现为社会对话、沟通、协商的法治和民主机制。具化到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伙伴关系有两种，政府内部不同职能部门或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作为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就大气环境治理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将上述伙伴关系中的治理主体确认为法律主体，并赋予权利、课以义务，以实现多元共治大气环境。综观草案，可以发现，涉及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共有25条，而涉及政府的仅有2条，而且缺乏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建议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细化其行政违法或者不作为情形，并课以法律责任;增设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章节，并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之规定。

（二）综合性大气环境治理手段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律制度

污染治理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为建立健全大气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大气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大气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政府规制成为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而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自然成为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市场策略的重要理论依据。[7]风险社会的存在，也使得社会机制成为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型治理手段。通读修订草案，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呈现的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的威权体制特征，统治方式仍以行政规制为主，而市场激励、社会保障机制明显不足。建议在完善行政主导大气污染规制制度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大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大气污染税等法律制度，并深入分析其入法的可行性。

（三）确保大气环境公共治理得以有效实施、运行的治理规制

大气环境治理的目标能否有效实现，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治理规则的规制、调整。由前文所述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立法存在衔接、配合问题。修订草案意见稿第2条提出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放在一起，予以协同控制的思路，就势必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与能源法，甚至是未来可能出台的气候变化法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新环境保护法中有关的创新性规定，可以也应当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予以回应，修订草案吸收了按日计罚和治安拘留规定，但却回避了有关公益诉讼、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等规定。本文建议，修订草案应该在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更多的创新性规定，并通过法律条款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以确保衔接和配合。

三、政府责任：完善政府大气治理

法律责任的理由与建议

无论是英美国家提倡的“公共信托理论”，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确立的国家义务理论，均对政府环境责任起到了理论上的支撑作用。在英美国家，“公共信托”理论是支撑政府环境义务和责任的主要理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政府作为环境资源这一全体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政府的环境义务及责任理论可以从国家义务理论推导出来，具体而言，这种义务包括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消极不作为义务和给付义务。[8]我国目前的大气环境法律责任以规制污染源企业为核心的单向度的行政主导模式为特征，针对排污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很多，而有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却十分原则。过于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难免造成了监管者被捕获、政府失灵的问题，使得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权力寻租”或轻微的行政责任掩盖了排污缺陷。[9]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指导下的新型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主张“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法律责任机制作为治理规制的重要一环也应当兼具整体性和体系性，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实施大气环境治理的应有之义。更何况，作为环境保护主导力量并拥有强制力的政府，在很多场合恰恰也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来源，完善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控制“脱缰”政府的利器，得以将政府强劲的行政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5）综观草案，可以发现，针对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虽有所调整、更新，但仍然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辖区内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草案第4条规定了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政府大气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依据。为确保公众参与，草案规定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对于未能完成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应当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作出说明，提出整改措施并负责落实。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产生的依据，是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其本质目的是通过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来落实地方政府对大气环境保护的法律职责。通过对草案的分析，有两点不足，一是未能就其与现行的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关系作出规定;二是草案规定的考核结果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可能无法真正落实政府环境责任。应当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的有关规定，对于提出整改措施后不落实或落实后仍不达标的地方政府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新环保法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可采用如任免升迁、物质奖励、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规范。

第二，城市人民政府限期达标责任。修订草案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使空气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并逐步改善。为确保这一责任的落实，修订草案第11条针对城市人民政府设置了限期达标的责任。根据规定，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并按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实现限期达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草案第15条第2款规定，有关城市人民政府未完成限期达标任务的，由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监察、人事等主管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并向社会公开。对于草案的这种制度构建，我们存在两点疑问，一是它能否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切实保障限期达标计划的落实。根据草案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并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同时一部分城市人民政府的限期达标计划仅需要报环保部备案，建议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由上一级环保部门审查拟备案限期达标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对于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予以约束是否合适与足够。首先，约谈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容易使得被约谈对象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忽略依法行政的问题，不区分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而一并予以限期整改、关停。其次，约谈产生的是政治压力，没有体现经济制裁，建议仿行美国大气环境治理中州实施计划，对未完成限期达标计划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主要是区域限资，即限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该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

第三，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修订草案增设第五章，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机制，要求重点区域应当制定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提高本区域产业准入标准，并在规划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起区域协作机制。但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缺乏有关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法律责任规定，这无疑会制约制度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在法律责任部分，应当设立专门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如针对信息通报、联合执法等方面设立一些新的责任。[10]为体现区域公平理念，国内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当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共同责任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调共同责任，强调该责任是各区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的监管责任。二是这种共同责任是有区别的共同责任，这种区别责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的发展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历史和现时差异所决定的。应当充分考量重点区域内不同政府辖区内排放对污染的贡献，并据此分配责任份额。

第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保障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撑，自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和法制保障。为确保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有效开展，美国政府通过《清洁空气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在负责制定全国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全国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大气污染科学研究。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科学研究，如环保部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而开展的《清洁空气研究计划》2014年度项目，2013―2017年预期投入经费10亿元，以突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与综合减排、空气质量监测与污染来源解析、重污染预报预警与应急调控、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和环境经济政策等技术任务，并构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并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实施工程示范。本文建议，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国家保障并支持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规定，确保科技治霾的法制化。

结 语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一读程序的开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讨论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本文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理论导向，着力解决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在法律原则上，建议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条文确立大气质量优先原则、大气污染防治预防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在治理机制上，建议改变现行的以政府针对污染源企业的单向度的行政管制模式，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的保障机制，引入市场经济激励工具和社会化的保险机制，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基本法”定位，并在立法体系中与其他相关立法做好衔接、配合;具体法律制度上，本文选取两个基点，建议在草案中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确保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得到切实的法制保障，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大气环境法律责任，确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确实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结构、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有具体制度的设计，需要反复斟酌、广泛讨论，以更开放式的全方位思考，不仅是制度设计理性的要求，也是环境公共治理机制的体现。修订草案诚然有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如低排放区、分类污染源防治措施的改进等，囿于文稿篇幅，本文暂不作讨论。本着参与精神，本文选取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希冀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注释：

（1）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就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

（2）参见中国环保网：“大气污染防治法27年首次全面修订”，http：//，2014-12-23。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第5条：“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4）有关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参见：高桂林、陈云俊：《大气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陕西社会科学》，2014，（11），第81-87页;李艳芳：《公众参与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3），第52-54页。

（5）有关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理由，还可参见李俊斌，刘恒科：《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论纲》，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2），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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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管理论文篇（9）

在大力发展工业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高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雾霾、温室效应这些污染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排污收费是一项重要环境保护制度，是从经济学角度制定出来的、典型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法律制度，因此本文将试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排污收费制度。

一、排污收费制度概述

排污收费，又称为征收排污费，是根据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污染者，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门依法核定的污染物排放的种类和数量，向法律授权的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一定费用的行为规范。①排污收费是一项重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对社会损害的经济责任，使得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促进污染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我国排污收费的征收主要有:污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超标、废气、危险废物和噪声超标排污费五项。排污费由负责污染物排放核定工作的环保部门征收，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和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与数量，环保部门确定排污者应当缴纳的排污费数额并向排污者送达排污费缴纳通知单。所有收缴的排污费，都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主要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应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

二、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外部性实质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差额问题，这种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决策行为产生的结果，没有全部被该经济主体承担。如果行为产生的收益全部或部分被他人占有，则产生的外部性是正外部性;反之，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全部或部分被他人承担，这时产生的外部性是负外部性。克服外部不经济性的基本途径是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即通过确立一定的制度使经济主体决策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之间重新具有一致性，排污收费是实现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治理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制度。例如，我国现在严重的雾霾，主要是由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组成，是一种典型的大气污染。产生雾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气资源的使用费未加入到污染者的生产成本中，污染者出于生产效益与利润的考虑，无约束的开发、利用，不仅浪费了大气资源，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大气环境，没有排污者会主动限制自己使用大气资源或改善大气资源状态。经济主体都把利润作为自己的追求，每个排污者都肆无忌惮的往大气中排放污染物，由于外部成本顺利转嫁到社会，排污者便会丧失保护环境、减少排污、治理污染的自我约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可以看出，利用环境资源从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具有典型的外在性，即外部性，并且属于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造成这种外部不经济性的经济责任，即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过程。环境污染者要么建立治污设备、及时治理污染，要么缴纳排污费继续排污。还是拿雾霾来说，污染者建立治理大气污染设备的费用和缴纳的大气排污费都会核算到生产成本中，出于对生产效益与利润的追求，污染者会对建立大气污染治理设备所需要的费用和缴纳的排污费做一个对比，如果建立治污设备的费用高于排污费时，就会选择缴纳排污费继续排污;反之，需要缴纳的排污费高于建立治污设备的费用，就会选择建立治污设备，治理污染。

三、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评析

从以上对排污收费制度的探究，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制定出来的排污收费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条成功的环境管理经验，激励了我们对生态环的保护。排污收费制度是典型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法律制度，使污染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无疑会促使企业建立治污设备，并积极投入使用到生产过程中，最终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排污收费制度不仅体现了我国环境法受益者负担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经济学和法律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发挥了法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制作用。虽然，排污收费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其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主要存在收费标准的制定复杂、难度大，收费标准明显偏低，信息不真实性，排污费据实收缴难度大等问题。

四、结论

综上所述，确立排污费制度，对我们的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我们在看到排污收费制度带来的效益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排污收费制度本身也存在的一些缺陷和实施过程中的难度。这些问题的出现，势必要求我们要继续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大惩治污染的力度，真正地做到开发者养护，污染者治理，使我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地使用。

制度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管理论文

1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①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缺乏明确的职责

纵观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企业虽然引进了不少优秀的管理人才，但是，由于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难以实现很好的沟通与合作，导致出现管理问题时各个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管理职责的不明确，并且在企业内部企业经营者更多的是将管理重点放在生产经营环节中，而对经济管理工作则忽视，相关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大多形同虚设，各岗位也没有制定明确的责任制，这样不但影响了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也抑制了部分积极上进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最终导致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出现管理混乱现象。

②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松散

当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松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单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直线式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执行相关管理命令，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管理组织结构对于企业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很容易造成人浮于事、机构重叠的问题;二是，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中领导层次的缺失。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经营者一把抓造成的，但什么事情都由经营者管理注定会导致管理上的漏洞，而这种漏洞无疑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好影响;三是，企业各部门之间的隔阂比较大，这种隔阂会严重影响到企业内部的交流合作，造成矛盾的增加，进而影响企业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提高。

③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开展。就目前而言，很多企业至今仍旧在使用传统的管理制度，而这种管理制度毫无疑问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了。没有一个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就无法保证企业内部分工明确，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资源利用率不高，生产效率不高，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2解决现代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的方法

①实现经济管理理念的更新

管理理念是实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思想基础，也是引导具体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管理层管理理念的更新是十分重要的。要尽快的转变传统守旧的管理理念，树立最新的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在企业内部广泛的宣传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同时，积极引入危机管理意识和战略意识，也有利于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针和目标的制定中形成科学的管理观念和全局观念。

②构建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

现代企业作为社会主要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过程中，不但要解决企业内部现有制度问题，更要为企业的发展和生产注入新的活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因此，构建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必须坚持全面分析、综合考虑的原则，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经济管理制度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其更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

③优化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管理体系是企业经营的组织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必须依靠经济管理体系，例如，当领导确定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之后，接下来就要依靠经济管理体系通过各部门的具体实施来进行经济活动，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构建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性，而对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优化时，应该具有一种超前的意识和长远目光，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结合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存在诸多特点的同时，采用分解评审和分层次优化的方法，然后将各个方面评审的结果进行综合，以辩证的手段使经济管理体系得到系统性优化。

④调整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方式

污染管理论文篇（10）

 

一、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我国现代意义环境法的产生, 一般以20世纪70年代为起点, 以环境污染防治法的诞生为标志。环境污染防治法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对产生或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活动所实施的管理,以达到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进而达到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目的而制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1]。毕业论文，环境污染。。环境污染防治法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 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核心部门。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体系不仅包括大量的专门性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还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规范。其中, 各专门的污染防治法是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防治法的主要部门。已颁布的污染防治单行法中, 最重要的是防治环境四大公害的污染防治法律。它们分别是:1987 年制定, 1995 年、2000 年两次修正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1984 年制定, 1996 年、2008 年两次修正的《水污染防治法》; 1995 年颁布, 2004 年底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 年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目前我国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令人遗憾的是, 几乎所有的污染防治法都停留在以单个环境因子为调整客体的单项法状态。

二、我国现行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缺陷分析

1. 环境污染防治缺乏综合性

首先表现在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结构上的缺陷, 没有一部综合性的污染防治法典。我国虽已制定六部防治环境污染的专项法律和众多的法规、规章、标准, 但立法只是针对单项污染控制进行的,缺乏对污染源的全面控制和人类环境的整体保护。实践中导致环境单行法之间相互重叠、交叉和矛盾, 而个别领域却出现法律空白, 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有法难依和无法可依的尴尬被动局面[2]。

2. 可操作性差

由于我国现有的许多环境污染防治法立法过粗, 导致执法过程中有法难依。如对拒报或者谎报环境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 《噪声法》虽规定可警告或处以罚款,但未规定处罚金额标准, 给执法带来困难。即使已有的法律,也相对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而现行的个别环境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却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费即可, 这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4]。

3. 法律调控机制中的公众参与不足

依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环境法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我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公众明确的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救济方法, 公众实际上被排斥在环境保护的大门之外。公民作为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却不能对环境监督管理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进行监督和救济,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没有明确公民环境权利的前提下, 高唱公民对环境的义务, 既不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 也调动不起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6]。

三、完善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的构想

1. 制定环境污染防治法典

我国今后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方向应该是重视和体现全过程污染控制, 首先制定尚缺漏的环境污染防治法, 以完善现有的制度规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整合各单项法为“环境污染防治法典”[8]。即对所有现有的环境污染防治单项法所进行的法律整合, 使这些同门类的单项法法群走向法典化, 从而形成“环境污染防治法典”。未来的综合性污染防治法典应反映整体环境观, 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作为法典的立法统帅思想。

2. 重视地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

地方环境立法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 是各地贯彻国家环境法律法规, 因地制宜地管理本地环保事务的保证措施。我国地域辽阔, 不同地区环境问题各有侧重点, 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 因而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进行地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引进市场经济原理，发挥经济手段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这种行政主导的体制具有较高效率的优势。但它也具有局限性。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环境保护中必须充分重视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毕业论文，环境污染。。

第一，改革环境税费，建立合理的绿色税收制度。目前我国环境税费制度主要依靠两种手段来实现，一是征收排污费；二是污染税费、资源税费或生态补偿税费，其中包括资源收费、生态补偿费、生态恢复保证金、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等等，另外，有关环境关税也出台了一些调整制度。

第二，改革贷款制度，未通过环评审批不得给予贷款支持。鉴于一些地区建设项目和企业的环境违法比较突出的现象，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同时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严重的负担，造成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贷款制度进行改革，明确规定对未通过环评审批或者环保设施验收的项目，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毕业论文，环境污染。。规定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并加强与当地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联系，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他们，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增设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毕业论文，环境污染。。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后，由市场确定排污权的价格，市场发现价格的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只要超标准排污的企业所付代价大于治理费，就会激励企业治污，一旦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以下，企业就有了可以用来出售的排污权，而不能达标的企业就成为排污权的需求者。毕业论文，环境污染。。这样就形成了排污权交易市场，通过供求双方相互作用形成排污权的均衡价格。毕业论文，环境污染。。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提高企业治污的积极性，使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得到实现。

4. 扩大环境民主, 落实公众参与机制

2002 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通过, 是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 目前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对于公众参与的具体方式、程序、参与效力等保障手段规定得不太具体, 影响到公众对环境污染监督的积极性。因此, 应进一步扩大、细化公众参与机制, 保障公众的环境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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